齐家贞: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新闻发布会情况报导

 

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于二月二日开幕,二月五日结束。

二月五日上午10:30—11:30,在香港铜锣湾德兴大厦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由于提问踊跃,发布会延长了半小时。下午12:30—13:30,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办国际笔会言论自由在中国的报告会。

到会嘉宾有国际笔会会长葉尔利。格鲁沙,秘书长瓊安。阿克曼,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和秘书长张裕,还有数次获得国际新闻自由奖的独立笔会会员、北京知名记者高瑜,负责翻译工作的是独立笔会会员曾铮。会议由外国记者俱乐部主持,约二十多人到会。

国际笔会会长葉尔利。格鲁沙——作家、编辑、记者、诗人、翻译和持不同政见者——首先讲话。他说,几乎是一个世纪之前,一些卓有成就的作家在伦敦组织了一个俱乐部,参加的有诗人、小品随笔作者和小说作家,他们称这个俱乐部为“笔”,“笔”是为作家们服务。

创办者们意识到,语言被机械化理解后所引起的危险和全部后果,并注意到应当减少日益增多的“燥音”。文学处于国家政治之外,早期的创办者们从被污染了的宣传机构里提取出来的诗歌,从误用的标志性的语言里,明白了思想自由的重要。格鲁沙说,“自由”这个词由德国诗人克劳迪斯定义为,“别老是说你知道什么,你要始终明白你在说什么”。

言论自由使我们从简单的二元论里解放出来,它是说话人之间不掺杂思想体系的相互补充的自由,我们一定要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才能更明确我们自己的观点。

格鲁沙认为思想交流——这个地球上唯一能够通向成功的途径,已经可悲地变得越来越小,我们应当分担由此引起的痛楚。我们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讲故事的人,一定得变成倾听者,倾述和倾听两者既充满同情又富有思想。

这里必然有个没有集体主义,没有国家主义,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地方供我们准备,准备恢复我们的交流能力和放弃我们自私的欧洲中心的做法——这是当前进入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最好的方式,我们现在有了最合适的地方——香港。

让我们寻求对话,特别是与那些了解由言论自由所创造的那个和平的网络,在这个网络里男女平等地参与,享有平等的权利去系统地阐述他们的人生追求。我们需要一个传递感情的东西,来清楚地表达对错误使用暴力行为的关注。我们要把 “国外(发表作品)”的作家,变成“国内(发表作品)”的作家,使处于危险的作家们成为自由人。这是我们的义务。

国际笔会秘书长瓊安。阿克曼向与会者介绍了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的情况。她说,此次会议是作家们历史性的聚会,他们来自大陆中国、香港、台湾和其他十多个国家。会议期间,国际笔会发起了关于文学和言论自由的对话,然而,大陆中国政府阻拦超过二十名中国作家出国,使本次会议受到损害。她讲到,在文学、流亡作家、妇女写作、言论审查、文学翻译、版权以及笔会策略规划等专题会议上,放在讲台上的空椅子,提醒到会的一百二十多名作家,别忘记那些不能来香港开会的缺席者。中国政府的这种作法,更突显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内容已见报,下略)。

独立笔会副主席余杰说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他这个十六岁的少年。那天,许多他的同龄人被坦克、机枪夺去了生命。文学虽然战胜不了坦克机枪,但十五年之后,天安门母亲这个群体出现了,他成为天安门之子。

有记者提及去年美国总统接见他们,布什是否了解真实的中国,对布什的对华政策有何评价?余杰认为布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要求布什更多地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并表示理解美国和欧洲为了经济利益与中国的交往。他觉得,中国人在捍卫人权等方面,应作出自己的努力和更大的供献。

记者问到,胡、温上台后,新政权是否有改进,出版方面是否有松动?余杰告之,出了禁书的出版社被责令关闭,中宣部的两张黑名单,被禁作家的名单越来越长,涉及题材的禁区,西藏、新疆、文革、反右等等禁区越来越多。

记者赞扬余杰勇敢地来香港告诉大家这些情况,问他回去后将会如何?余杰答,香港的新闻自由对香港人非常重要,对中国大陆也很重要,他和刘晓波的作品不允许在大陆出版,大部分文章是在香港出版的。他指出,大陆有很多书籍进入香港、台湾,而香港、台湾的书籍却被拒绝进入大陆,这很不对等,香港台湾应该用自己的影响力改变这种状况。余杰形容,香港是我们被按进水里的头伸出来透口气的地方,但还是得回去被按进水里。

记者问他,你如何逃避他们(监视的)?余杰回答,我被严密监视,电话电脑言行等等;六四、十一等敏感日子,更多的秘密警察监视我,但他们不把有名的作家关进监狱。两年前胡锦涛说过,不要关有名作家,不要制造中国的哈维尔、曼德拉、昂山素姬。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高瑜是香港记者追踪的对象,问题主要集中在她传奇的经历和为什么入狱上。第一次是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前一天,她被关押了一年零四个月;第二次是1993年9月,她被判刑七年,坐了五年零四个半月后,保外就医。两次坐牢都是因为写文章讲了真话。高瑜说,胡锦涛在言论自由方面比江泽明时期恶化了,现在有三十三位作家、记者被关押在监狱里。目前,我个人已经无职业无收入,尽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仍然保留我访问学者的邀请,但我无法前去,丈夫由于我入狱的打击得了严重的糖尿病,他需要我的照顾。在中国,真实的情况需要记者用笔写出来,虽然这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但从事这样的工作是很危险的。高瑜说,我已经坐过两次牢,如果一定要再付出代价,我准备坐第三次。

高瑜对记者感兴趣的章诒和的《伶人往事》一书被禁的提问作了回应,她支持章诒和的声明,反对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因人废书的恶劣行径。高瑜指出,《伶人往事》被禁是因为触动了反右这个禁区,今年是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许多伶人在运动时中箭落马。胡荣发的《如焉》被禁,则是揭了萨斯这个疮疤。要不是中国政府掩盖萨斯病情,中国不会死那麽多人,香港也可能一个人不死。

高瑜还高度评价了国际笔会的作用和它对独立中文笔会的支持,她说,如果没有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在中国早就被查禁,不可能持续到今天了。

记者问起章诒和为什么没有接受独立中文笔会的邀请出席这次大会,笔会秘书长张裕作了回答。他说,在开会的前几天,有人对章诒和建议,不要赴会。问,是政府官员还是朋友,答,都有。问,几个?答,一个以上。

新闻发布会按预定时间结束,但记者们仍对格鲁沙、余杰、高瑜穷追不舍,继续访问了超过半小时。

卫子游:请温家宝先生给医护人员一张进入中南海的通行证

 

虽然明知新华社是闻名中外的马屁社、造假社,不过,为了见识见识花样翻新的谄媚术,借以娱乐身心,所以我偶尔会到新华网上看看。这不,一上去就见到篇过瘾的啦。

一篇标题《温家宝看望医生,提出医改设想》 的帖子里报导,”人民敬爱的喜欢到处流泪的好总理”温家宝先生2月4号专程到吉林省人民医院,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看望医护人员时说:”我们国家的医生和护士不是靠工资做动力来工作的,而是靠医德、靠奉献来服务的。”此话一出,实在让人对这位总理大人刮目相看!

首先,这样的说法,完全是无视事实的说假话、瞎话。这些年来,医疗服务费用持续增高,全国患者普遍抱怨看不起病,医疗卫生部门为了小集团利益不顾社会公益的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因此激起恶评如潮。然而,惯于作秀的温先生居然无视这样的事实,一味粉饰现实,说什么医护人员不为工资工作,而是为美德工作。如果医护人员果真是以美德而非以利益为动力,那些百万元的空前绝后的巨额医疗费用丑闻如何会出现?全国范围内的全医疗卫生行业的高收费和高收入又怎么会发生?医疗改革又何必要改什么?

其次,这句话里面所包含的伦理观念更错得离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两个最基本的伦理预设就是:承认合法的自利是社会繁荣进步的根本动力,抛弃不切实际的高调的利他主义;承认分配应该按效率配置,而不是按美德配置。没想到这位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总理大人,却无视这些常识,祭出已被共产党遗弃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来,想以此忽悠全中国人民。

有趣之处还不仅于此。在接见医生护士时,我们的非民选总理先生还说道:”患者对你们说些气话,或者伤害你们的话,你们要谅解。因为他是病人,或许他除了病以外,他家里还困难。然后,回来你们有牢骚跟谁发呢?找我发。”

医生护士有牢骚找总理大人发!好一个大包大揽的”善良的”建议!请问温总理,医生护士有牢骚如何找你发?贴到新华网上去?不立即给删了才怪呢。寄到海外网站上去?这可是危险买卖,不发也罢,否则因此坐牢就得不偿失了,君不见那么多人只因为在海外网站上发表了几句话就被判十年八年的么?写成信寄到中南海里去?但寄去的信十有八九石沉大海,有去无回——这几个法子都不行。看来,唯一的可行的途径就只有直接去中南海了。

有牢骚直接去中南海找温总理,且不说会不会被如狼似虎的警卫们给抓起来,起码得能进得去才成呀。所以,为了顾念温总理的信誉,我在此建议,在许下这个诺言的同时,有请温总理给全国每一个医生护士,或起码是给医生护士的代表们发一张安全进出中南海的通行证。否则,所谓有牢骚对总理发,便还只是作秀而已。

附:标题:温家宝看望医生,提出医改设想 参与讨论 推荐

作者:长三角 于 2007-02-05 21:33:00.0 发表  来自: 发送短消息

温家宝总理2月4号专程到吉林省人民医院,了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看望医护人员。他提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五项原则,并倡导建立良好医患关系。

  面对医护人员,温家宝畅谈了他对医院改革的设想:
  温家宝:”第一,要充分发挥医院公共资源的作用,不要叫它闲置。第二,要充分发挥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第三,医院要改善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第四,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医药的使用效率。使用药品的科学制度和监督机制,这也可以算一条,药品使用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监督机制,这两项结合起来,药就不会乱用。”

  记者:”温家宝特别提到要充分发挥医护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
  温家宝:”医生和护理人员在任何国家都是最受尊重的。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人,关系到人的健康和生命。我们说以人为本,关注民生,没有比健康和生命在民生里更重要的事情了。而直接为人的健康和生命服务的,就是医生,就是护士。”

  记者:”温家宝强调,医护人员所做的是最受尊敬的事情。大家都要认识到,我们国家的医生和护士不是靠工资做动力来工作的,而是靠医德、靠奉献来服务的。”
  温家宝:”这一点你必须体谅他,他做了这样的工作,你还不肯定,不理解,那就不行了。因此,政府理解你们,但你不能要求每个患者都理解你们。”

  医生:”对,我们要理解患者。”
  温家宝:”患者对你们说些气话,或者伤害你们的话,你们要谅解。因为他是病人,或许他除了病以外,他家里还困难。然后,回来你们有牢骚跟谁发呢?找我发。”

  医生:”总理,我们一定会全心全意服务的,我们不会让总理操心。”

首发议报第289期

陈子明:推动民主化的多元力量

 

最近我在接受采访时说:推动中国民主化的力量是多元的,包括三股主要的力量。其一是体制外的狭义“民运”力量,其二是体制内外的“维权”力量,其三是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

狭义“民运”力量有明确和公开的政治诉求:以宪政民主体制取代极权专政体制。“维权”力量以人权、群体利益和个人权益为直接诉求。共产党号称是全体人民的利益代表,不允许有任何人来与之分享“维权”的责任与荣誉。“维权”力量挺身而出,就会与执政者发生正面对抗。如果“维权”取得一个个的具体成果,实际上就是在逐步瓦解共产党的一元化统治方式。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只有一些隐晦的政治表达,有些人甚至是在“韬光养晦”,但他们以各种方式默默地为民主化作出贡献,并为民主化的突破积蓄各种资源。因此,这三股力量都是广义的“民运”力量。从斗争的坚决性、明朗性来说,自然是应当按照上述的第一、第二、第三来排列;但从参与人数、影响范围、最终能够发挥作用大小来说,排列顺序会有所不同。

多元的力量自然要有多元的“行规”与“职业道德”。狭义“民运”力量以微弱的实力与庞大的统治机器抗衡,牺牲是在所难免的。狭义“民运”的参加者大多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这是一种类似于宗教徒的献身精神。当然,这个人群中也会有投机者和背叛者。这些人理应受到同类的唾弃。“维权”力量以维护权益为直接目标,进行理性的损益评估是题中应有之义。如果“维权”活动要以“维权者”牺牲为前提,既是违反逻辑的,也是违反“职业道德”的。如果“维权”活动导致了牺牲,那么从效果上说是失败的。而“维权”力量对于民主化的贡献,更多的要看过程与效果。当然,在“维权”力量中也不乏勇于奉献的个人。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心自有其特别的苦衷。体制外人士对体制内人士应当多一些谅解,同时也要强调政治的底线和道德的底线。

何家栋在《通往公民社会》译序《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中写道:“米奇尼克根据历史的经验告诫人们:当心妖魔化共产主义的同时,也要警惕把自己天使化,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实际上,我们争取和得到的仍只是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在所有不完美之中,民主或许是不那么邪恶的东西。”“灰色的民主”,是由具有各种动机、各种面目的人们共同塑造的,是历史合力的产物。

讲妥协、讲宽容、讲理解,并不是不讲高风亮节。每个“行业”,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排头兵和标竿人物。狭义“民运”力量,有坚贞不屈、坚持不懈的前辈——魏京生、徐文立、胡平:“维权”力量,有值得骄傲的几位女性——丁子霖、艾晓明、汪永晨;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典型人物有两位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还有活跃在思想舆论界的许良英、李慎之、李锐、何家栋,等等。榜样就是凝聚力,就是“软力量”。推动民主化的多元力量,理应珍惜广义“民运”中每一个分支中的每一个榜样。

群体是相对固定的,个体则可以在群体之间游动。譬如说,方觉从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走向了体制外的“民运”,艾晓明从体制内的民主化力量走向了“维权”,一些法轮功人士则从“维权”走向“民运”。个人的身份改变后,就意味着要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职业道德”和标杆对象。一个人没有权力和理由要求原先所在的群体也跟着自己作出调整。有人说:“在对法轮功的维权和高智晟先生公开表示强烈保留之后,丁先生道义上的清誉,已所余有限。”这个话有双重的错误。首先,法轮功团体现在已经演化出两个组成部分:从事“民运”的部分和从事“维权”的部分,丁子霖先生一如既往地支持法轮功的“维权”活动,对其“民运”活动则保持距离。其次,丁先生与狭义“民运”保持距离,并不影响她作为“维权”力量标竿人物“道义上的清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丁先生选择了自己的路,并在自己的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就是比那些在每条路上都不按规矩办事的人更值得人们尊重和学习。

何家栋先生所说的“金色的妥协”,不仅是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的政治妥协,更是或首先是民主化多元力量之间的妥协。民主化多元力量如果热衷于互相碰撞,不能形成有效的合力,对于执政集团的压力就会减小,执政者与反对派之间政治妥协的时间就会推迟。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命中注定”的事,推动民主化的人们如果自己屡犯错误,民主化的前景就会可望而不可及。

朱学渊:点评《花花公子》的面娘

 

学渊评:性感女郎安娜·史密斯遗产案,本邮某年曾有报道,这回她死了,CNN更有无穷的唠叨,无休无止地放送那其大无比的一双奶子,我不仅感慨:”金钱诚可贵,乳房价更高,若为鸦片故,二者皆可抛。”

学渊又评:两周前去电影院看国粹”黄金甲”,全场仅有六名观众买座,看到的也只是打杀和巩俐的奶子。说来安娜·史密斯是美国底层社会里冒出来的人物,一日巩俐也按张艺谋的指点成了《花花公子》的面娘,就太可悲了。

【东南快报】袁海、韩榕华:”花花女郎”猝死

《花花公子》杂志的封面女郎、亿万石油大亨遗孀安娜·史密斯于二月八日凌晨在一家饭店离奇身亡,终年三十九岁。有阴谋论者盛传,谋害安娜的可能正是她前律师、现男友霍华德,动机是以”生父”为名监护其五个月大的女儿,从而分得亿万遗产。据悉,华裔神探李昌钰博士业已受命侦破这一奇案。

据美国媒体九日报道,现年三十九岁的安娜是于二月五日与其前律师、现男友霍华德一同入住”硬石饭店”的。八日下午一时三十八分左右,安娜的私人护士发现安娜独自在躺在其六楼的客房内不省人事,安娜在被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初步推测,安娜有可能死于”吸毒过量”。

值得注意的是,安娜的去世与其二十岁的儿子丹尼尔之死前后仅隔五个月。去年九月十日,就在安娜在巴哈马首都拿骚市某医院生下女儿丹妮林三天后,她那二十岁的儿子丹尼尔在专程前往医院探望时不幸意外暴毙。验尸官初步检查结论是,他”属于非正常死亡”。也有报道说,他死于”吸毒过量”。

母子二人五个月内相继去世,不禁引发全美上下的猜测,有阴谋论人士认为这纯属谋杀,凶手作案动机与安娜的巨额遗产争夺案密切相关。

安娜的突然暴毙意味着她那仅仅五个月大的女儿丹妮琳从此沦为了孤儿。而根据美国现行遗产继承法,丹妮琳作为唯一继承人,将有望从其母亲安娜的亡夫、石油大亨霍华德·马歇尔那里分得总计十六亿美元遗产中的一半!

然而坊间阴谋论人士盛传,谋害安娜的可能正是她前律师、现男友霍华德,动机是以”生父”为名监护其五个月大的女儿,从而分得亿万遗产。

值得世人关注的是,去年九月安娜之子丹尼尔离奇暴毙之后,国际知名刑侦专家李昌钰博士曾经受托鉴定死者死因。事隔五个月之后,这位华裔神探再度临危受命,负责鉴定安娜的死因。

李昌钰说,在此案当中,死者安娜五个月大的小女儿丹妮琳绝对是最占优势的财产继承人。由于孩子年纪尚小,因此其法定监护人所能得到的监护补助将相当可观。对于安娜的死因,李昌钰认为她死前已有

护士在旁照顾,表明安娜生前的健康状况可能已出现问题,至于个中详情,仍然要等到法医鉴定报告出炉之后才能进一步确定。

美国39岁富豪遗孀猝死 李昌钰又要出击

安娜·史密斯和她的律师男友(学渊评:是毒杀,而不是他杀)

綦彦臣:你,不能赖在那里不走!

 

初闻台湾改中正纪念堂为民主纪念堂并将两蒋父子铜像迁出军营,大为欢欣。我不支持台独,但于此我还是认为执政的民进党作了一件大大的好事。任何一个失去生命的人特别是“伟人”都没资格赖在现实中不走,或成为历史,或成为忘记,那都得由民意说了算。于蒋氏父子二人,也是如此。何必赖在台湾,把尸骨迁回大陆溪口去埋葬不更好吗?把所有的“光荣历史”交给历史学家不更好吗?何必非以建筑物盛历史的愚蠢方式硬赖在现实中呢?

老蒋对台湾人民犯下历史性罪恶的“2.28事件”基本上算得到了台湾人民的宽恕,没有人要求鞭尸扬骨,这就很不错了。小蒋呢,开启了台湾民主化固然为全世界所尊重,在他统治时期,台湾关押政治犯人数居全球之首这样的罪恶历史也只轻描淡写地记了一笔。更多的是,蒋经国先生哪怕是无可奈何,也认可了民主。

台湾民主的实现有民众主动争取的巨大因素,而刘宜良(江南)之死也当为贡献之一。当两蒋作为国民党意识形态塑造的伟人消失在台湾人民的视野当中时,我(一个大陆自由主义文人)没有理由不向江南先生说一声:“愿上帝护佑您的灵魂,记念你的义行!”

把刘宜良还给台湾的记忆,把两蒋送给尘封的历史。

如果不嫌自己对台湾公众指手划脚的话,台湾人民应该发起一个捐款运动,收集起来的钱,用以拆除中正纪念堂,把腾出来的空地留给人民游憩。如果一定要让中正纪念堂与民主互对起来,将那些砖石上刻上纪念字样,任凭全世界的人收藏。

之于中国大陆,“毛主席纪念堂”也该如是处理:把他的尸骨运回韶山冲,与他父母一起安息;把纪念堂拆除,砖石上刻上纪念文字——哪怕与民主无关——任凭人们收藏。但是,一定不要再主张把这个“伟人的坟墓”改成什么“文革纪念堂”。

无论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为死后荣光而赖在现实中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方。你见过普通百姓有把先人的尸骨埋在庭院中的吗?还有,被国共两党同尊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的尸骨埋在南京的广场了吗?有的只是苏联那个反人性集团的无耻,他们把所谓伟人尸骨埋在了红场。那是一场世纪的肮脏,一场公然强奸民意的政治暴行。

我不知道今日列宁、斯大林的尸骨在何处,但肯定已经不在红场。

该滚蛋的时候,就滚蛋吧!别在赖在那里不走!有俗诗为证:

迷梦不朽呓语多,倒行伍员逆施鞭;

寄奴草鞋教子孙,徒使见者起反感。

沐猴而冠终猢狲,无赖何尝识人权;

休说青竹无脊梁,只是未到那一天!

 

首发议报第289期

昝爱宗:为什么一些民政部门喜欢掘死人坟墓就地火化?

 

四川、河南、安徽、山东、辽宁、广东、福建、湖南等地都普遍发生过当地政府和民政部门推行”运动式”的”联合执法”,把死人遗体从坟墓里强行掘出,不顾死者家属的痛苦和反对,强行起尸火化,更有甚者当时起尸后就地浇柴油和汽油火化(四川邛崃市平乐镇就有例子),河南孟津还发生了县民政局以老人遗体未火化为由挖棺游街的丑闻,政府对待普通民众,有如”日本鬼子进村”,把整个政府执法部门的形象都给丢尽了。

这里且不说政府里掌握权力的一些素质比较差的不安定分子涉嫌侮辱尸体罪,只是指出这里面有个利益最大化的问题:火化有指标,指标都是钱,要想不火化,只得花钱买”火化条子”,或者以罚代替火化。那些企图省钱破坏这条”戒律”的,就难逃当众被起尸火化的命运。

河南郑州的新密市是这样规定的:2005年9月1日起,新密强力推动殡葬改革,凡不按规定实行火化的,将由执法队员罚款5000元;违规土葬的,还将被强行起尸火化。此外,新密市还发动了一个月的入户宣传,向家家户户发放宣传资料,政府还印发了5000份通告(2006年12月22日《郑州晚报》)。

原本国家制定有关殡葬条例,是为了节约耕地,推广文明殡葬,可事实上温饱还没解决,裤子还没穿上,戴上”礼帽”持”文明棍”的日子岂不是一相情愿地奢望?一是农民不愿意火化,死者生前也有交代,不能不尊重死者最后的要求。二是所谓节约耕地纯粹是纸上谈兵,因为那些已经火化了的”骨灰”,还是照样被埋入了坟墓,照样占用了耕地或山地,民政执法部门是不是要继续起”骨灰”入骨灰堂呢?

我在家乡安徽太和县一些基层了解的情况是,当地乡镇政府在目前尚没有能力照顾、安置好社会保障和农民生活脱贫、返贫的情况下,安置死人骨灰堂”简直不可想象”,财政资金仅仅满足吃财政人员(严重超编,阜阳地区吃财政超编人员占安徽省超编人员的一半)已经很为难,捉襟见肘,让他们政府首脑再想方设法地满足死人的”空间需要”,肯定是不现实的。比如河南郑州的新密市,到了2006年底才建设起殡仪馆(火化场),计划2007年1月投入使用,可见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非常有限。但是,政府包括民政部门不能解决死人”纪念空间”的问题,那么,又让死者家属把死人遗体都拉去火化,怎么个动员办法呢?于是,中国的潜规则就出台了,上有政策(要求都实行火化),下有对策(完成虚假的指标),火化率可以注水,有钱有势的就不用火化,但必须买”火化指标”;没钱没势的就偷偷埋葬,让政府找不到埋葬的地点,或以土匪对付土匪、流氓对付流氓的手段以死相拼。但是,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打击那些企图省钱就不火化的,有关民政部门和乡镇政府就冒险”联手执法”,起尸火化,严重扰民,逼民就范,甚至导致官逼民反,引发群体性事件,但惟利是图的他们,也对此一一忽略不计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县官不如现管。于是,政府有了这样类似”运动式有效经验”的合法性手段,靠一时的”高压”或”严打恐怖手段”,就达到了一定时期”火化指标”,乡镇政府官员就可以免遭”一票否决权”,得以升迁(通常一段时期,安徽阜阳地区买官卖官现象比较普遍,很难说贪官污吏手中没有”卖火化指标”的钱),所以就实现了官民”双赢”,地方政府就可以对国务院表态完成了百分之多少多少的火化率,反正国务院太忙,不可能到全国2300多个县城的农村去一一核实了解,更不可能去统计农村的坟墓到底哪些是新埋的,哪些是旧有的。

民间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国务院确实有”殡葬管理条例”,确实也没有写明一定要”强行起尸火化”,但下面的政府就”可以变通”成为必须”依法起尸火化”——”条例”自然没有”法”的规格和效力。按照这些地方农村的老规矩,农民确实不愿意火化,他们认为人死了就应该入土为安,否则就对死者不利,对后代也不利,反而留下不忠不孝的骂名。于是,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都是有变通智慧的,他们就想方设法地抵制这个政策,越是上面不让土葬,他们就积极土葬,花钱买指标造假也乐意。

这就是中国农民的现实,他们不知道人死了就如同被割去或枯干的草,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再说火化还是个全世界都认可并推广的文明方式,可他们偏偏不能接受。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假如农村每火化一具遗体,政府给予全免费(火化费和交通费等由政府财政出钱埋单),而且还奖励5000元/户,是不是就容易推广了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中国农民的小农意识就是这样,惟利是图,再说就是中国农村长期的贫困造成了他们对贫困的恐惧和对钱的热衷和崇拜。话说回来,目前的政府是拿不出这个钱来的,政府不要苛捐杂税就已经够”清明”的了,难道还指望他们倒贴吗?

当年,中国推行计划生育的时候,不是同样推行奖励政策吗,比如结扎一个,奖励50元(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50元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500元),而且农民还可以免除一些农业税提留等苛捐杂税。但问题还有更深的内幕,即使这样,农民还是有很多人拿了奖励,实际做了”假结扎”,仍旧是”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的老一套,这就是中国没有显规则、只有潜规则的现状。中国人(尤其包括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之所以没有法治观念,是因为千古年来都是潜规则在发挥作用,说一套,做又是一套,国民党时代是这样,共产党时代也是这样,即使人人不能免于恐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照样有”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的现象,不但骗国务院,还骗毛主席,那时的毛主席难道不知道真相吗?事实上,他自己也是愿意欺骗历史,企图把真相消灭在”青史”之外。可是,历史就是时间,是谁也无能为力去改变的——除非整个人类被毁灭。

“暴政”被替换了以后,新上来的却是“恶政”,“恶政”难免被演变成暴政。重复,破坏;再重复,再破坏。几年一小乱,几十年一大乱,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长期坚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困境所在,所以导致”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闹剧演了一出又一出,换了演员,换了观众,可就是”故事”没有换,又有什么办法呢?”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呢?”

──《观察》首发

野  火:感受笔会 感受香港

 

早春2月,”国际笔会2007年亚太地区会议”在香港如期举行。我有幸成为当局一个漏网之鱼——笔会的新丁顺利通过了深圳罗湖海关。虽然在递交《往来港澳通行证》的一瞬,心理上不免有种忐忑不安之感,但当边检官冷冷地递回我证件的一刹那,我心中不禁一阵狂喜,简直雀跃如癫。通过了!太好了!以往作为旅游、探亲已经去过香港N次,但只有这次才是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去的。

现在会议已经结束,我仍然很难揣测当局对笔会的何种人士持何种标准会加以阻拦,但我想在当局的黑名单中有几种人显然是不可能成行的,一是与”六点四”直接有牵连并属于”重量级的”人物,如刘晓波;二是本来就与”监控”成常态生存现状的,如赵达功;三是有可能对会议形成高潮即获奖的,如章诒和;四是近年来在大陆比较活跃的人士如秦耕、昝爱宗等。

然而我们知道,香港的社会体制至少在目前仍然还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自由世界,也正因如此,即使这次大陆的会员被拦阻得一个也去不了,会议仍然可以顺利地如期举行。其实这应属于常人的常识判断,可是大陆当局却不知是不愿明白还是真的完全不明白这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居然愚沌到以为把大陆的会员一把拦住就可以阻止这次香港国际会议的召开。这就实在是可笑之至的事情了。

此次到会的有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澳洲及台湾等地的多国作家,在这120多名作家中,大陆来的仅有14、5个人,占整个参会人数的八分之一,但中共还是遗憾地看到,会议不仅如期召开,而且还开得相当成功——作为文人们自己组织这样的国际会议而言。

在大会上,会员们交流十分活跃。会后或会议间隙,也随处可见香港北谭涌那风景如画的山间小路上,水榭花台旁,都留下了作家们笑语声声、开怀畅述的身影。

忽然之间与这么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作家、诗人们零距离地接触、欢快地相聚,作为一个来自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大陆写作者来说,实在是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事情了。其实,笔会里的海内外作家们并不都是清一色的时政评论写手,还有一些致力于不同写作形态且有所成就的作家,如来自广州的十分风趣且富有激情的侦探小说家杨恒均、有来自澳州的、年纪最大擅写游记且取名于一个美国将军名字的作家——巴顿、还有来自南京的、年轻却忧郁的”美女”作家丹羽、还有来自德国的、一头黑发飘逸奔放如贝多芬雄狮般形象的历史学者阿海,还有来自英国的、以一部充满力度和美感的《红尘》令西方作家跌破眼镜的流浪作家马建,还有现在在台湾执教的、一袭五彩拖地长裙于会议间隙颇得少女缘的华裔诗人贝岭,还有一个从美国移居香港有着北岛式样的生活现实却没有北岛式样的生活历史的诗人孟浪,还有早年属于北京圆明园诗社的重要诗人现已移居美国的雪迪……

从笔会的人员构成上不难看出,笔会首先是作家身份的笔会,然后才是谋求写作自由、追求民主理念的作家组织。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阿海(会议组织者之一)就举着话筒当着国际笔会的所有老外高声宣称:”我们必须确立这样一种清晰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并不是一个人权组织,也不是一个维权组织,更不是一个民运组织。我们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唯一一个非政治、非政府的国际作家组织。我们的目标不过是维护作家的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我们并不谋求与中国政府的对抗,相反,我们致力于谋求与中国政府或官方的作家协会达成某种程度的谅解而促使其加快走向世界文明大潮的进程。”

后来,我与包括阿海在内的部分会员就这段表述所包含的涵义进行了个别质询后,感到他们均理所当然地认可阿海在会上阐述的笔会立场。原来连具有官方色彩的中国作协也曾是国际笔会的一个分支。已故作家巴金曾为首任会长。这也消解了我个人原来对笔会性质的某些误判。在最后一天的晚餐聚会上,副会长余杰的类似发言”我们并不谋求与政府的敌视性对抗……”同样也证实了阿海所讲的话一点也没有错。原则上这也体现了中文笔会的宗旨和立场。显然,这比那些谋求脱离于现实的暴力诉求无疑要理性得多!这就好比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在不得不面对一个无赖暴徒的武力胁迫时,仍然可以保持彬彬有礼的微笑一样令人钦佩和尊敬。

接下来在笔会举办的形式轻松的诗歌朗诵会上,我还听到了”大胡子诗人”孟浪痛苦中的欢乐,欢乐中的憧憬。在分组的作品介绍会上,我还听到了盛雪小姐以她富于表情的美丽眼眸和樱桃小嘴上下跳动着向我们讲述她那惊心动魄的《远华案黑幕》成书史;还有生得柔弱无骨一如古典林妹妹般的曾峥小姐声泪俱下地泣血控诉……

独立中文笔会里面原来是聚集了这样一个作家群落:他们是一大批不甘于逃避作家的社会责任之人!他们甘做民族苦痛的触角,关注社会的发展,关注人民的苦难,关注自由的生存。而君不见现实中的许多畅销书的作家,他们得到了钱,却赢不到尊敬。因为,他们作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的缺失与奴性的根深蒂固间接地纵容着专制统治的延续和巩固,而独立于体制外的作家,为了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前路只有两条可供选择:要么向统治者摇尾乞怜做一个主旋律的歌颂者,要么坦然地面对一切阻遏和厄运,用自己的生命和勇气自由地写作,默默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就像最近遭遇禁书事件的主角章诒和那样”用生命维护自己的写作和出版自由”.然而,现在独立中文笔会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却无法在自己的故土大陆中国出版,这不啻是中国人的悲剧性现实。

章怡和先生这次在被有关方面”劝谕”而无奈放弃赴港参会后,她托人转来给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的一封信,信中说:”写作是自语。从前的文人和今天的作家,都是语言文字的囚徒。他们提笔都是有话要说,有兴趣去说,还有人爱听他们说。对我这样一个’生非容易死非安’的人而言,唯有写作才能进入我的骨肉,激活生命。身处孤独无援之地,灯下展卷时的一点点温暖,便真的感到了富足。”

寥寥数笔,已写出了我和许多中文写作者的心灵寄托和孤独感受。

这次在被邀请的3、40多名中国会员中,章诒和、刘晓波、赵达功等20多名会员和受邀作家或因受压或被拒签而未能赴会的严酷事实已经引起国际笔会的关注。国际笔会主席吉利?格鲁沙——这位曾参加过”布拉格之春”运动的捷克著名作家表示,由于这次会议所面临到的严重干预,希望能在一年内再举办一次会议,并期望所有的中国作家都能不受干预地参与。不过,我从几天的互动性发言上,感到国际笔会的负责人对中共打压言论自由的力度缺少清晰的认识和把握,这便与大陆作家形成了一种认识上的或深或浅的隔膜。尽管中国会员在会上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努力陈述中国大陆作家所面临的恶劣现状。

我想,只要大陆的一党专政仍然延续,只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被最高当局奉为不可动摇的统治圭臬,那么,独立中文笔会今后的任何公开活动也就不可能不继续受到钳制和打压。

会友相聚的时间太过短促,而离别的愁绪太浓太长。

在大家坐在即将离去的车上,我发现盛雪的眼眶里面充溢着闪闪的泪光,在这种依依难舍的氛围中,我已无力找到合适的词句安慰她内心的感伤……

对比大陆,香港许多东西早已远远走在前面。

会议的最后一天,阿海告诉大家,笔会为庆贺此次香港会议的成功,准备集中中国会员在西贡海鲜长廊找一处地方边聊边吃。

大家乘坐的绿色小巴飞快地穿行在山凹间的窄小公路上,我发现车子每每开到转弯路段时,路面都会明显呈现出不同的黑亮光泽,我想路面该由碎玻璃渣和其它物质混合组成的,因此车灯照处,便会闪闪发光,使司机很容易辨别中间的黄色双实线。虽然这在铺路时多掺一定份量的玻璃渣也不会增加多少投入,但这样做,却为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起到了绝佳的效果。香港政府的”有关部门”在为每个市民的安全考虑上是多么细致入微!

我们到达西贡车站后,选定在渔港一处简陋的大排档上各自就坐,尽情享受着香港夜晚的清风吹拂,呼吸着香港自由清新的空气,心情分外舒坦而惬意。忽然,倚靠在海边围栏上的一位会员示意我观察脚下的海水并慨叹道:”你看,这紧临海边的大排档的海水,怎么会这样清澈透明呢?”他简直感到不可思议。同是大陆人,我却能够理解他的惊讶之情。因为香港政府历来非常重视环保,并将此看得如同政府的面子工程一样重要。是的,我们只要看看满街奔跑的公共巴士上贴的广告标语”请用液化石油气作为能源”就能了解香港政府对保护环境的良苦用心。

香港人的文明礼貌风尚一直令我刮目相看。哪怕我走在路上只是胳臂不小心轻轻碰到路人,对方不管是小姐还是先生都会立即先于我面带微笑有所表示” sorry!”或”不好意思”.而在大陆你若被人无意踩了一脚或推攘了一下,那么司空见惯的表示往往是恶言相向,甚而至于拳脚交加。我想,这可能与香港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斗争哲学”有关吧,故香港人从来无须政府提倡便能自觉构建”和谐社会”.

还有,香港的地铁、出租车从外到里的清洁程度也令我印象深刻,而且,司机的遵守规则是内化在自己下意识的习惯。抵达香港的那天夜里,我乘坐出租车蜿蜒穿行在寂静无人的山坳中。我看见司机每到红灯处均规规矩矩地停在黄色实线内,尽管四周已经夜色深沉空无一人。

记得在香港97的回归典礼上,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面对香港的繁荣景象只轻描淡写地提到一句,香港的成就得益于香港人民智慧和勤勉,而只字不提体制上的优越性。难道大陆人民在智慧上就逊色于香港人民吗?难道香港人历来就比大陆人勤勉耐劳一些吗?非也!香港的成就是社会自由环境的”功劳”,也是港英政府一直以来给香港人以充分发挥个人自由的”功劳”.诚如共产党人的鼻祖马克思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49年以来,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群众运动基础上的。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是建立在中央指令性计划上的。所以直到今天,大多数西方国家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现在实行的是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香港人好在至今不必听党的话,做党的好孩子,更不必经历反右、文革等革命运动的惨烈洗礼。

我无意主张国家的分裂,但我坚决反对以国家统一为幌子剥夺人民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因此,在这一话语前提下,我认同刘晓波先生说的中国”再被殖民三百年”的观点。当然三百年也许是他夸张的说法,三百年太久,三、五十年足矣。香港不就是一个生动的样板吗。如果广东省全境当年都由英国租赁,那么,谁还能怀疑现在广东省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在人民生活质量上与香港毫无二致呢?要让香港真正保持她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共政权就应只收回主权而不必收回治权。

香港的小汽车之多、品牌之好均举世闻名。大陆的哪个城市敢自夸人均拥有小汽车比例超过香港?但是,乘车奔驰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的大街小巷之中,居然可以做到不塞车!而这,比起首善之区的北京城来真是一个奇迹!令人不得不佩服当时港英政府的管理水平。

香港资讯的发达还得益于资讯的完全自由开放。我在营地的客房里可以随心所欲地点击海外敏感网站而完全不必依赖代理软件,鼠标轻轻一点,网页一下打开,速度之快,出乎意料;敏感内容,尽收眼底。

临走的前一天,当我正愁着如何携带这几天收集来的一大摞”禁制书籍”时,站在一旁乐呵呵看着我收拾的澳州笔会会员阿森嘿嘿调侃道:”你们这大陆人啊,真是!像我们,哈哈,就从来不用考虑这些因素了。”是啊,这就是置身在专制铁幕下与生活在自由天空下的心态差异。

每当我漫步在星光大道,仰望着香港维多利亚海湾上空依然自由灿烂的星空,呼吸着香港依然自由清新的空气,我不禁蔚然感叹:自由是可贵的,生活在香港是有福的。

首发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