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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看电视,有一个观众互动节目,题目是“影响我的一本书”,观众短信踊跃,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

路遥去世已经十几年了,而他的作品还被这么多的人记着,真是应了那句话,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勾起了我对路遥的回忆。

我不是文学圈里的人,和路遥只是普通的朋友,既没有能力评价他的著作,更没有资格以说他来表明自己的什么,我只是一个在远处默默注视他的人。

但我和他的相识,几乎贯穿了彼此前半生变化最大的年代。这些年代,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和他从陕北同路走来,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他的突出成就,虽然我并不了解这行程中的细节,但总会感觉到他匆匆的脚步。

当我还在陕北当知青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延川县编的,名叫《延安山花》。里面的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激情而幼稚,饱含着时代的印迹,但它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路遥。

后来我考上西安美术学院,认识了同学邢仪,她是从延川县来的北京知青。聊天时,我提到了那本诗集,提到了路遥。不料她说,路遥,我很熟。

寒假回京,到邢仪家去串门,一进屋,见桌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脸庞黑瘦,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我以为是她们家从农村来的亲戚,便没在意。邢仪从厨房端茶出来,见我们僵着,便说,你不是想认识路遥吗,他就是。

于是热烈握手,我说了些向往已久的话。路遥很客气,但表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既没有因为我先前的失礼而见外,也没有因为我后来的恭维而高兴。当时好像谈了一会儿诗,或者还有别的,反正是认识了。

第二次相见,是在延河边上,我跑到延安去写生,意外遇上的。我知道了他已经考上延安大学,由于双方都有事,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分了手。可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面色依旧,但胖了许多,好像还高了一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没系扣,风吹着飘起来,有了一些潇洒的感觉。

后来,延川的知青丁爱笛结婚,对象海娥是村上的女子。我跑去凑热闹,又见到了路遥,还有他的夫人——北京知青林达。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要尽地主之谊,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兴致颇高,谈笑风生,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自告奋勇的写对联,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

路遥毕业后调到了西安,专职写作,我陆续见到他发表的小说,直至他写出著名的《人生》。路遥声名鹊起,一时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广播里播放小说《人生》,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一段完了,旅客们还不尽兴,有看过小说的,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更多的,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我坐在边上,看到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反响,心里很为他高兴。

没有看过他的《平凡的世界》,所以在我心中,《人生》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我知道,不应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作者等同起来,但可能是认识作者的缘故,在我的脑海中,路遥和高家林的形象,却始终是重叠着的。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听说,路遥凭着自己的才干,曾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芳心。但她的家长,不同意这家庭地位悬殊的恋爱,使她动摇了。要好的一群同学,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她们说,如果你不好拒绝,那就由我们来办吧。于是,路遥就接到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叫他不要想吃“天鹅肉”,生生地拆散了他们。如果说,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在户口、上学、工作等方面,已经让高加林们体味到了人生的残酷,那么在爱情上,则会遭遇到更加的心痛。这次经历,极大地伤害了路遥的自尊,他发誓一定要娶个北京知青做婆姨,而且,他也真的做到了。

路遥的发誓,不管还有多少爱情的成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巧珍存在,但在路遥心中,“巧珍”可能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曾把路遥请到美院,让他给学生们讲《人生》的创作经历。当时的讲课费很少,我只记得给他买了一盒两块钱的好烟。

他讲起了对巧珍们的感情:那是十几岁孩子之间的,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可又实实在在的情感。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你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裤兜里,握得满是汗渍,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个女孩子,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双手捧给她,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女孩子不说话,眼神里透着欣喜……

他忘情地描述着,我可以体会得到,什么才是埋藏在作家心底最珍贵的东西,那是在他远远走来的地方,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家园。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而悲剧在于,这最珍贵的东西,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纠缠在一起,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永远也找不回来。

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心里异常难受,以至泪水打湿了稿纸,几乎不能继续。送走了巧珍,他将笔扔出窗外,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又去窗外寻回了笔,接着往下写。

他强调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柳青,于是有人提问,《创业史》中的改霞和《人生》中的巧珍,在形象塑造上,有什么可比较之处。路遥说,改霞是改霞,巧珍是巧珍,她们之间没有关系。说罢,面有愠色。

我于是有点恐慌,生怕闹出些不愉快,好在众多崇拜者的热情,迅速淹没了这一小小的插曲。

我后来调回北京,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老总南云瑞、文学编辑部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再加上我这半个“老陕”,使出版社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陕西情结”。这个阶段,与陕西作家们接触颇多,我曾数次陪南总去西安组稿,和作家们一起吃羊肉泡馍,当然,路遥也在座。这时的相交,多了些场面上的客套,少了些私人的色彩。

我注意到陕西的有些作家,虽然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他们本人,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也许是在农村养成的节俭习惯,也许是写作在当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反正他们两根黄瓜一个馍,再夹上点辣子就算一顿饭的事,是常有的。他们的写作,像农民种地一样的诚实,一样的辛苦。他们的许多作品,厚实得有如乾陵上的石碑,然其代价,是熬干了心血,交换了生命。你看他们的样子,不是疾病缠身,就是骨瘦如柴,

最后一次见到路遥,还是在延安。那是199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呆得憋闷,就跑到延安去散心。正值放假,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忙跑去见他。

路遥一个人住在间大房子里,虽然天还没黑,可窗户上挂着的厚紫绒的帘布,把屋里变得昏暗暗的,床头灯黄黄地照着,被子乱堆在床上。他邋遢地穿着一身睡衣,动作迟缓。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神情疲惫,甚至带有一丝沮丧。意外的相逢,使两个人都很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谈到了完成不久的《平凡的世界》,我则更多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我有一点不解,陕北人很重视春节,这是全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人们哪怕远在天南地北,都要往家里赶。早早地备好年货,贴春联,挂红灯,钻到自家窑里,舒舒服服地享受天伦之乐。你若这几天到陕北,单位关门,商店闭户,想吃口现成饭都找不到。路遥却在此时,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宾馆里,品尝着寂寞和孤独。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到完成一部巨著后的轻松和喜悦。我知道作家们在创作时,通常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避免干扰,可现在是春节呀。

心里虽然有这样的疑惑,我却没有多问,又怕影响他休息,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在餐厅吃饭时,我也没看见他的身影,想必有人把饭送到他的房间去了。

以后听到路遥的消息,几乎都是关于他健康的传闻。我虽然有些担心,却始终不肯相信会发展到什么恶劣的程度。然而,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这离我最后一次见他,还不到两年。我替出版社拟了唁电,发往陕西。从邮局出来,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走。初冬的北京,天气骤冷,使刚从秋日阳光下过来的人,感觉很不适应。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说说天气也好。

一个人就这样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变成了某种文化符号被人评论或纪念着。路遥的作品获得了不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早逝的理由。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地活着,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

 

 

再度出山后的王朔一通大炮几乎骂遍了文坛的整个80后，这也是其一贯的作风。而上周做客某网站聊天的王朔却来了个大转弯，自称“收回说郭敬明的话”，并向他道歉。不过说话一向口无遮拦的王朔在谈到这几年的生活时竟称，房子是徐静蕾给买的，生活是靠朋友接济过来的。

郭敬明也得到了被王朔道歉的“殊荣”

[道歉，但含沙射影]

郭敬明不容易，但抄要抄得高明点

尽管骂了不少人，但属骂80后的郭敬明最为厉害，王朔不仅说对方是一个“小偷”，还直斥郭敬明不要脸。但做客网站的王朔这次却表示要向对方道歉。王朔称前天金丽红（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所属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人）到他家聊天，“我让他给郭敬明带一个话，道歉万事皆休。我这个年龄，是他爸，你说这个事光荣吗。

这面儿我给他，我先给他道歉，我把这几天说郭敬明的话都收回。“

“郭敬明岁数很小，我二十几岁可能还没有发表作品，他还比我早发表作品，他前途远大，背这个包袱干嘛。很多老同志错误也不大，背一辈子包袱，人家一说就抬不起头来，何必呢。”不过王朔还是表示了对抄袭的看法，“抄要抄得高明点，不要抄得那么笨，法院判了要执行。如果咱们都不尊重法律，就没法说了……你们粉丝如果真爱护郭敬明，就应该支持郭敬明道歉，郭敬明道歉完了，我当你粉丝行不行？”

邱华栋评论不错，

但小说我没一点印象

近日某报就王朔当选为北京代表作家的调查结果进行采访，《青年文学》主编、作家邱华栋表示“王朔过气了”、“我们已经越过了王朔这具‘尸体’”。此后王朔炮轰邱华栋，称“邱华栋就是出来找骂的，借着我的骂你要能出了名算你幸运”。而不甘示弱的邱华栋也撰文回应《王朔的受伤感与报复欲》，导致“战火”步步升级。虽然王朔第一句话就称：“他的评论比小说写得好啊。”但随后的语言明显话里藏刀。“听说邱华栋去当主编了，希望他好好干，听说是二十年前出国的，我算了算，是86年，莫言出名了，反正我不知道您……而且他的小说我一点印象都没有。”王朔还说，“而且《青年文学》不错，是一个老的刊物，我也发表过东西，我希望你在《青年文学》好好做，我是有报复欲，我向你道歉。我给你们投稿，您收不收啊，心胸有没有那么宽啊，您是多才多艺，小说估计也不写，就是写点评论，希望您多培养点年轻人……我马上就要出书了，对不住先跑两步……也希望您的书名让大家知道知道。”

王朔新书版税可能超280万

王朔和徐静蕾有过恋情的消息一直流传着，但对于此双方从来没有开过口。不过王朔谈到近几年的生活时却自曝自己的房子是徐静蕾买的。“都以为我有钱啊，其实我的房子是徐静蕾给买的，我这几年是靠朋友接济过来的。我有了钱都捐出来，到时候谁退我钱谁孙子。”而此前，曾有一篇名为《美女导演徐静蕾与某作家酒店偷情当场被抓》的报道在网上点击颇高，文中称一名叫周瑟瑟的作家与徐静蕾开房。一提这事，王朔又开骂了。“这个叫周瑟瑟的，说什么跟徐静蕾开房，有机会你们把他叫我跟前来，他要说不清楚这事，我抽死他。”

尽管王朔一直称这次自己的新书将采用电子书出版，但知名的第一代网络文学写手，现著名出版人“李寻欢”（原名路金波）透露，王朔的新书将通过传统方式出版，他为此将付出可能比韩寒280万的版税更高的价钱。

路金波向媒体透露，这是一本哲学小说，内容包括宗教和哲学，“你完全想象不到这会是王朔的作品，我觉得是本奇书。”对于他到底支付了王朔多少钱，路金波表示要跟王朔商量后再对媒体公布，但他表示价格高得离谱，而且是按美金算的稿酬。

 

格非长篇小说《人面桃花》系列的第二部——《山河入梦》作品研讨会昨天在清华大学举行。作家莫言、林白、北村，文学评论家吴秉杰、陈晓明、阎晶明、贺绍俊、白烨等，从不同角度对这部作品给予了评价，《山河入梦》是格非《人面桃花》系列的第二部，故事发生在1952年至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本书主人公之一姚佩佩因父母双亡，在梅城浴室卖澡票。梅城县县长谭功达对其怀恻隐之心，将其安排当秘书。对姚佩佩心有所想的谭功达，却与舞蹈演员白小娴建立恋爱关系。但后来一场变故让他们的恋情终止。此时，姚佩佩在挚友诱骗下，被人强奸，她一怒之下杀死了对方踏上逃亡之路。而谭功达在匆忙之中与农村寡妇结婚并生子？熏并来到一个乌托邦的地方生活。故事结尾，姚佩佩被枪决，而谭功达也因包庇罪被送进监狱。

莫言表示，自己读完这部小说明显的感受是“格非是换了一只手来写作”，风格有了很大变化，“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先锋作家而言，对话一直是弱点，但《山河入梦》改变了我的这种阅读印象，对话写得非常好。他的对话是他这部小说成功的重要标志。”而且，他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山河入梦》的成功，就在继承了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而且写出了很多我们过目难忘的人物。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莫言的这种观点也得到其他人的赞同。评论家贺绍俊也认为，小说中的爱情故事与《红楼梦》有很大关系，“女主人公之一姚佩佩的很多表达方式与林黛玉很像，甚至她不断发出的冷笑都是黛玉式的。包括她寄人篱下的地位，也让我产生这种联想。”

针对小说情节的真实性评论家们还发生了争执，陈福民认为作品的个别细节感觉不是那么真实，“有的情节过分依赖偶然性和突发性，使作品的人物性格受到损害？熏让人在阅读中产生一些疑问。”但贺绍俊认为，从这样的角度衡量小说细节的真实性是不合理的，“这不是一部严格的写实性小说，虽然作品中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精神，但叙述方式不是写实主义。”

白烨则表示？熏在当下社会中？熏一些名作家开始有了变化，迁就市场，但格非用这部作品证明？熏他仍在坚守着自己。

 

用大定力对付浮躁的时代
张炜新作《刺猬歌》展现灵怪世界，折射现实冲突

陈思和曾经说，张炜是最早找到“民间”世界的作家之一，他的民间就是元气充沛的大地上的自然万物竞争自由的生命世界。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刺猬歌》里，张炜再次将他这种瑰丽的想象发挥到淋漓尽致，创造出一个充满神奇的传说、人和动物不分、海妖和林怪杂处的缤纷世界。

然而这部小说更像一个巨大的寓言，它处处折射着现实的尖锐冲突。在绚烂奇幻的海滨平原上，小说的男主人公廖麦四十年生涯里最理想的生活就是晴耕雨读，在闲暇里写一部“丛林秘史”，书写祖辈与土地的关系。他一直努力反抗着强权和商业的力量，最终却发现自己珍爱的妻子和女儿都选择了接纳现实，理想的庄园被疯狂扩张的工厂吞噬，妻女则离他而去。

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名字为什么叫《刺猬歌》？刺猬这种动物有什么寓意吗？

张炜：在我家乡有一种说法，如果怀抱刺猬，就会有一种“扔了可惜，抱着扎人”的感慨。这是一个比喻，说的是一种我们现在常常面临的两难状态，就像小说中的廖麦和美蒂双双走到怀抱刺猬的十字路口。不过我写作时较少想它的含意，因为我害怕过强的理念会压迫自己的感性空间。我只是神往那个地方，喜欢刺猬又美丽又神秘的样子。在当地人人知道，刺猬是一种机灵无比、善良多情的动物，它们从不做坏事，沉默安然，多少有些羞怯，没有侵犯性。

南方都市报：在封底上有这样的话，说《刺猬歌》是你积三十年的创作历练而成，是《古船》、《柏慧》、《九月寓言》、《家族》等十几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力和突破意义的作品。在你看来这部小说对于你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

张炜：这还是一本新书，我自己无法估量。写作对我来说是全力以赴的事情，是激动和热爱的事情。人生如流水，我比之于昨天，已经是一个新人了，这部书是新的我在讲述，这就是它的意义。这二十多年里，我虽然面对喧嚣的生活强调过，人要拥有“闭关之力”，但我更是告诉自己：切不可关在书斋里，要走了再走、看了再看。比起过去的写作，我好像更为依赖大自然的力量了。

南方都市报：写这部小说花了多长时间？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触发你的灵感？

张炜：写的时间不长，几个月而已。在心里的时间长，可能是十几年前起意要写的，因为笔力和心情，当然主要还是没有在心里长成大树，还不能作为大材砍伐下来。要等它长大就需要耐心，就得等待，就得好好培植它。我写长一点的东西从不敢草率，不敢想到了、让一个念头触动了就写，而要让它在心里多生长几年。我现在有几个短篇在心里放了十几年了，有的长篇装在心里时间更久了，可就是没法写。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孕育的气象、蓄炼的内力不够，这是万万动不得笔的。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它存在心里会被自己多次挑剔，一遍遍打磨。

现在触动人写作的因素很多，人没法视而不见。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自然环境到人，主要是人，变得太大了。再看其他地方，连非常顽强的人都撑不下去了，不得不屈服于眼前的生活。今天，人活着竟然无法谈论清洁和贞洁，过去是最基本的，是人生的底线，而今却变成了最难的、最高最苛刻的道德要求。类似于我写到的故事——背叛和杀戮、剥夺，人们已是见怪不怪，视为常态。

小说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

南方都市报：在你笔下，那个海滨平原就是一个瑰丽的灵怪世界，野生动物有着人的情感和形态，和人相亲相爱，甚至有很多动物与人杂交生下的怪人。这种发源于南美的魔幻色彩如何能在胶东平原上生长出来？你为小说的主人公设置这样一个环境背景是出于什么考虑呢？

张炜：在海边密林中，人和动物交往的各种情形是城里人难以想像的。狐狸、兔子、大鸟、獾等等，它们行事都有自己的规则。大鸟做了獾的事情，人们一看就觉得不对。这更多的是来自亲历的生活，而不是用尽心机的艺术编织。在生态保护较好的地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这几乎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都有与动物密切交往的经历。有一些奇异的事例并非是传说，只是我们很难解释罢了。无论怎么破除迷信，我都不会怀疑某些动物的超人灵性。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早已经远离了自然而然的生活，生活在虚拟的网络和坚硬的水泥高岭之间。

南方都市报：《刺猬歌》有着浓郁的寓言色彩，奇特的人，强烈的个性，跌宕的命运后面有着一个大时代的变化。但小说的情节始终是很吸引人的。你在表达思想和写故事之间如何平衡？

张炜：我告诉自己，心里没有世界和现实，就没有诗。从纸上传来抄去的好词、还有学来的一些套活儿，最终筑不成诗。我这人最能记住的是形象，至于思想，我不太去记忆。“物”有无限的思想。情感有无限的思想。艺术的强大说服力，来自物，而很少来自直接的道理。所以我注重细部和细节，特别是语言的细部腠理，因为只有让读者在这里停留和玩味，让其慢下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让读者随着急促的外在节奏匆匆而去的，掠一遍文字好像两耳填满了呼啸似的，怎么会是上品？这和网络电视上某些粗俗娱乐有什么区别？文学可以是黄钟大吕，可它背面的质地应该像丝绒。我一直特别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我知道造成一部作品的粗糙和过于通俗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故事性不强，故事老旧。别致的美妙的故事应该来自人性最曲折和最深邃处。失败的作品不仅不可能送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令人击节叹赏、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有一个好看的表层，而且要有一个精密的细部，要特别经得起咀嚼。讲述那样的故事难度很大，技巧应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写作者，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伤害如此简便易行

南方都市报：小说的主人公廖麦是一个充满理想色彩的人物，他渴望过一种晴耕雨读的生活，保持精神的干净。他身上有没有你的影子？是不是你的理想人物？

张炜：廖麦的生活、他这个人，也并非多么有“理想”。他的问题是身不由己地落入窠臼。原以为蛮有理想、个性，蛮倔的，可后来发现自己所追求的那种“晴耕雨读”，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语境之下，不过是又一次靠近了西方——西方农场主的生活方式。他是不由自主地接受了这个西方生活的“新概念”的，这种“新概念”掺在风中，日夜吹拂，随一呼一吸进入体内，无法躲避，这才是要命的事。这种暗合真是莫大的讽刺。可惜他发现已晚。伴随这个“新概念”一块儿落实的，还有他无法接受的更残酷的东西。

南方都市报：廖麦早年反抗强权，他的妻子、那个刺猬精的女儿一直坚持追随着他。然而当他后来反抗金钱的霸权，反抗工厂吞没自己的理想庄园时，妻子和女儿都选择了接受现实和金钱。这是不是表达了你的一种判断，金钱社会的力量甚至大过强权？

张炜：最近不少朋友问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其实全书居于核心的，是非常复杂的、隐蔽不查的什么，可能作者也没有清晰的认识。西方的规则、强势的压迫，至少已经进行了150年。走到今天，算是跌到了一个可怕的边缘。国在山河破，笑贫不笑娼。这个世界正在走向毁灭的危境，其责任主要在于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在于他们伴随物质掠夺的文化扩张。东西方相互学习的文化平衡，已经全部打破。当然可以看做爱情小说，不过这可不是一般的爱情小说吧。这本书其实写了一个再平凡没有的故事，也是再悲惨没有的故事。一个朋友在电话上大声说道：人生含垢，爱妻娇女都倒向了有两世血仇的对手，会是怎样的情境。弱国和列强的关系，又何曾不是这样。我当时没有回应他的话，因为一言难尽。

南方都市报：廖麦最终的失败是不是代表了你对现实的失望？

张炜：他的概念化的生活失败了，可他自己还要往前走。他今后可能不会将个人资产再看那么重了。当今是个从物质层面上好好安顿自己的时代，个人财产不可侵犯的观念，正被视为一条深入的和当然的生活准则。可是事实上大多数人随时都会被剥夺最基本的权利，这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上是如此的简便易行。当人的尊严受到严重伤害时，一点资产既算不了什么，也不可能被确保。我只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去揣摸廖麦这个人，觉得他可能会过一种没家没口，也没有资产拖累的、利利落落的生活。这种生活既是被迫的，也是他个人风雨一场、年过半百的一种觉悟。

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

南方都市报：当下很多作家都表现出了对现实的麻木和接纳，但从小说可以看出，你还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敏锐的痛感。为什么？

张炜：我说过作家应更多地记住，应耿耿于怀。作家如果进入单纯的专业竞争，或者更等而下之，进入单纯的商业竞争，那样就完了。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颗心。不然就会哼哼唧唧，为风头、为卖而写。人还是不能像草一样倒伏。一个作家就该如此，就坚持着，就挺着，还不是一样写下来了吗？写作与其他功事、专业都差不多，一般的好有的是；非同一般就难了。要争取写得非同一般。在相似的天分下，这种争取其实主要是蓄养内力，炼成自己浑然独具的气象。话好像说大了，但我深知道理如此。

南方都市报：你目前的生活和写作状态是怎样的？作为作协主席，如何协调你的职务和写作之间的关系？

张炜：让写作者当个什么，写作者也还是爱文学，他干什么，都要表达对文学的爱。有人总是认为一个人当了什么就不会有像样的写作了，那他们是太天真了。这些在一个真正的作家那里，本来就不在话下。写作时间也从来不成问题，比如，大画家米勒说过：真正的艺术家没有业余的。可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我却不愿让自己的写作沾上太多的职业意味。职业色彩太过浓烈，写得再好，可能至多也是二三流的。最好的作家应该是“业余的”，写作对于他应该是一次次难以遏制的、非得如此不可的冲动，是生命冲动的结果。谁能想像“职业化地冲动”，那会有多么可怕！专业作家的时间不是很多吗？那就用来走和看，最好身上带足了书。

南方都市报：你怎么看当下的文坛？看现在流行的那些消费主义的作品？

张炜：我常常想，作家大致不必过分埋怨时代和世界，因为对一个写作者来说，不是有这样的困难，就是有那样的困难，其实都差不多。关键还是个体的自信与平和，是自己努力的程度。那些嬉戏闹玩的写作是既存在也需要的。它们冲荡流行喧声四起，也说明了生活一个方面的真相。它们和全部生活合在一起启发我帮助我，这就不用说了；可是这种宽容和理解，并不能代替我对自己写作的苛刻。我要写作，就只能相信文字本身的魅力，我在别人的语言艺术中深深沉醉过，大概一生难忘，那更得相信这种沉醉、相信求得沉醉的方法和过程。时代不是浮躁吗？那就用大定力对付它；文运不是无常怪戾吗？那就用最传统的劳作心对付它；时尚不是最浑浊最粗鲁吗？那就用清洁癖和工匠心对付它；势利客不是总盯着洋人和热卖场吗？那就用自家写作坊银匠似的锻造去拒绝和抵御它，心无旁骛。

 

前不久爆出政治童工刘胡兰是系当地老乡在国民党压力之下铡死的，而非国民党亲自所害的新闻。或许有人会说，总与国民党有关嘛。我也承认是有关，但我们的宣传中恐怕不只是有关，而是说国民党直接铡死的，并且刘胡兰是如何大毅凛然，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我不能说这条新闻百分之百的真实，但在铁幕政权和高压之下打破只有一种说法，仍然是值得注意的。同样，也有人质疑董存瑞炸雕堡的真实性以及雷锋的造假，研究出张思德是因烧碳熬鸦片而死——因为种植和贩卖鸦片烟是彼时中共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诸君可看看陈永发《红太阳底下的罂粟花》一书，便可知道其中的实情——的内幕，勇敢保护集体财产、与偷辣椒的地主搏斗的刘文学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我也知道些内情，但文章请大家看狄马兄的《刘文学遇难记》）。总之，中共所制造的英雄，有许多可疑的地方。我不是说这些质疑都完全正确，我只是说有这些质疑的声音——老百姓有知情权，有不被愚弄的权利——便于我们大家更进一步地思考事实的真相，以及为何要造假的本质。当轴者对这些质疑最好的的办法，便是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这些质疑是站不住脚的，但不能用高压和封锁言论的办法来达成愚弄老百姓的目的。对史实的发掘，真相的探究，都是我们权利的一部分，也是学术问题，应该尽情地让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以便弄清事实真相，还历史在一定意义上的本来面目。

毛泽东自我神化功夫，以及造神的功夫都是很高的。雷锋不说了，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样空洞无物的话，愚弄了多少民众，这在我以前的文章早有论证。而“为人民服务”证明是为熬鸦片而死的张思德而作，“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是拿来塑造政治童工刘胡兰，极权政府这方面造假的功夫可谓登峰造极。事实上生活在中国的许多普通人，包括刘胡兰，不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而是“生的屈辱，死的枉冤”。最近花了一个星期写完万多字的长文《吴虞与民国成都人贩交易》，可以看出彼时的普通老百姓活得之悲惨。这位“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亦是买婢蓄妾的高手，绝对是共产党眼中的大地主，如果他活到四九之后，被镇压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于二十年代在日记中看到叶德辉被湖南农会杀死的消息，以及三十年代红军入川打土豪分田地的消息，被吓得半死。日记里记录着国民党政策里对有产者的保护条款，每次他记载后都表示稍感安慰。这位老英雄经历家庭变故（与父亲反目相向，对簿公堂，几挥老拳）、辛亥躲难、成都巷战之苦、抗战之难、国共内战之荼毒，也算老天有眼，最终死在他该死的时候——一九四九年。吴虞也许生得不好，但他死得真好，死得真是时候。他这样活到四九年后会受尽种种侮辱乃至枪毙的人，在他死后，中共改造知识分子时，竟然将其当作楷模来学习，“例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的洪秀全、冯云山、李秀成等，戊戍政变中的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孙中山等，五四运动中的李大钊、鲁迅、吴虞等，都是革命知识份子的代表人物”（《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的》“编者前言，参见我曾经写的一帖《著名人物在洗脑运动中现身说法》）。历史真是充满吊诡，“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何其幸也！

一九四九是二十世纪中国苦难的一个分界线、分水岭，上半叶当时也是苦难重重，下半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四九年这个分水岭，该走的没走，如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储安平等；不该留的留下来，如一些卓有成著的银行家、工商业资本家如卢作孚等，都遭受极大的屈辱与苦难。前者被打成大右派，并且在文革中受尽苦难而失踪，后者在一九五二年被逼得自杀。这只是精神文化创造者（知识分子）和物质财富创造者（工商业主）等人遭受迫害的缩影，他们都声名卓著，还遭受如此大的侮辱，至于那些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所受的苦难，有谁还记得？胡适先生比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更深刻更早地认识到极权政治的本质，坚决离开大陆，中共借陈垣先生之手给胡适先生写公开信，也无法将其留下来，接下来中共便图穷匕现，将胡适宣布为战犯。后来中共还不甘心不能笼络胡适先生这样大名鼎鼎的知识分子，拿来作为他号令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的儡傀。中共曾派曹聚仁等人做过胡适先生的工作，要他回到大陆。曹聚仁等人写信拿出的理由是，大陆批判你是批判你的思想，对你的人格还是尊重的。胡适先生在这话的旁边的批注道：真是妄人，没有独立的思想，哪里还有什么人格？没有对极权本质的认识，无法看透极权者的花言巧语。

后来的灾难证明，只要你是知识分子，不管你有名还是无名，死在一九四九年都是一种幸福。四九年绝对是个不可放过的关于好死还是赖活的分水岭。前两天开读十大册四九年后的《吴宓日记》，看到中国文化殉难者兼殉道者吴宓痛彻肺腑的话，真有椎心之痛。1952年7月吴宓的思想改造总结在京沪报刊刊出，友人告知当局将其翻译成英文，以作招降胡适等人之用，吴宓受到相当大的刺激，感觉受到极大的侮辱，“此事宓极不快，宓今愧若人矣”（1952年10月3日）。对于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讲，还有比“愧若人矣”更撕心裂肺之痛吗？这句话对于知识分子来讲，相当于普通老百姓在无力抵挡的灾难面前的呼天抢地，相当于“我的妈呀，我的天呀”这样无助的呼告以及最后的挣扎。1954年11月重庆要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吴宓因有课未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起，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之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宓自恨生不逢辰，未能如黄师（黄节——冉注）、碧柳（吴芳吉——冉注）、迪生（梅光迪——冉注）诸友，早于1954以前逝世，免受精神之苦”（1954年11月19日）。真可谓身历痛苦后沉痛悟道之言啊。其实哪里是应该早于1954年逝世，而是应该早于1949年啊，吴宓先生！

我曾说应该专门成立一门学问，叫“四九后中国灾难学”，因为在中共治下，五十几年来真可谓集灾难之大成。现在大规模迫害知识分子、普通老百姓的行为似乎有所收敛，其实只不过是变一种形式而已。扼杀言论及新闻出版自由，便是对老百姓知情权的最大伤害，便是对老百姓权利的剥夺，知识分子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所有的人都蚁行于铁幕之邦，犬食于囚笼之国，匍匐于牛马之乡。大批的人深受折磨，许多人尚吃不起饭，如矿山之频发矿难，强行拆迁之自焚，真可谓生的屈辱，死的枉冤。在中国，谁能过上好日子？

2007年2月5日9：12于成都

 

中国农历新年前胡锦涛给自己布置了一项工作–用10多天的时间访问非洲的八个国家。

正如他在内政问题上所展示出来的那样，这位看上去有些过于严肃的中国领导人在外交上也展示出完全不同以往的风格和灵活手腕。

和高举新保守主义大旗的美国总统布什相比，你会发现现在最为“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根本不在中国。很难用什么学术理念去概括胡的外交原则，但是基本原则是清晰的：首先，利益高于一切；其次，学习如何做一个大国。

寻找战略空间

胡锦涛刚刚上任的时候便频繁出访那些产油大国，中国的媒体将其概括为“能源外交”。这在中国领导人的外交中确实是一个非常新鲜的现象。

如果能够体会中国今天这种高速膨胀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能很切实的体会到中国领导人对于能源的渴求。除去战乱、美国等因素外，非洲无疑是能源饥渴的中国最好的餐桌。

但是仅仅把非洲看成是中国的油田恐怕太低估其意义了。

价格低廉的中国货不仅仅适合沃尔玛的口味，也适合非洲沙漠里的小镇子。

十九世纪，英国人依靠炮舰为自己的商品打开市场，21世纪，中国人依靠低廉的价格寻求市场，都是为了给自己那日益膨胀的制造能力寻找发泄的平台。

设想一下，如果欧美对中国衬衫设置贸易壁垒，面对人口稀少的俄罗斯、陌生的南美，还有那些东南亚的竞争对手，失去非洲，多少中国工人将变得无事可做，而这显然也会影响到”和谐社会”。

此外，尽管中国早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重要的一员，但是每年它仍然受到人权、台湾、西藏、东突等问题的折磨。

在应对这些麻烦的时候，中国领导人曾经选择与欧美合作，但是对中国人来说，那些没有战略利益冲突，也没有人权”偏见”，但是在联合国仍然有投票权的非洲兄弟更值得信任，就像上个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那样。

这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胡锦涛会在2006年花那么大的力气举办中非论坛，而2007年一开始又迫不及待地出访非洲。

打开世界地图，除了寒冷的南极，唯一一片还没有被过度开发的土地恐怕就是非洲大陆了，如果中国人在这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至少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情。

现实主义外交

如果两国的国家利益有根本性的冲突，那么把几十年前的战争拿出来当作互相遏制的理由也确实是国际政治中比较常见的做法。

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完全不是这样，相反，他们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特别是日本，能够在走出10年衰退的阴影，中国市场是一个巨大的刺激因素。

在领导人5年不相互往来的紧张氛围下，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到了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这对于统治者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好消息。2004年中国的反日游行就是一个警示。

胡锦涛显然知道比起历史问题的争论，现实中的生意显然更加重要，维护自己周边的稳定显然更加重要，而且中国显然也没有到那种需要树立一个假想敌来维护自己统治的时候。

在没有得到不参拜的明确保证的时候便接纳安倍晋三的访问，这明显突破了以前中国领导人头脑中的底线，也显示出了胡锦涛现实主义的一面。

这种现实主义的精神让中国在外交上还突破了过去的很多困难，比如它迅速解决了和印度的边界问题，与梵蒂冈谈论建交问题等等。

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反倒是很符合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所说的，在国际上，没有永恒的敌人或者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学跳”大国舞”

邓小平曾经给中国的外交定了个原则：”韬光养晦”，但是现在看来，中国已经很难继续坚持这样做。

比如国际上对于达尔富尔人道危机的关注，已经使得中国无法继续一声不吭地在那里挖石油。

和邓的时代相比，中国已经更加强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它的做事原则也不得不有所改变。胡锦涛曾经希望能用”和平崛起”作为自己的外交原则，后来又小心谨慎地改成”和平发展”，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不得不学会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外交技巧。

几年的时间里，他在这方面越来越成熟，也越来越自信。比如对于美国的态度，他可以在美国亲口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也可以花费上百亿元购买美国商品以平息国会的愤怒，但是另一方面，他也主持中非论坛，邀请美国特别不喜欢的内贾德。中国明显处于领导地位的上海合作组织也让美国人万般难受，也基本上打破了美国人在中亚的战略部署。

中国领导人已经认同了现在的国际体系，胡锦涛显然不会像毛泽东那样要成立另外一个”第三世界”，当朝鲜不听劝告试射导弹的时候，它也不再无限度地包庇，而是发表了措辞非常严厉的声明，也支持了联合国的制裁措施。

但是他们也自信的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游戏者，而且还是一个规则制定者。积极主办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可以被看成是一个锻炼。

另一方面，无论是美国还是欧盟，则不得不学会如何与这个新的大国一起游戏，要解决伊朗问题、苏丹问题这些过去看上去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已经越来越需要中国人的配合。

中国的领导人好像已经做好准备了，想想二十年前吧，他们的电视台播放的还是《河殇》，而现在呢，是《大国崛起》。

 

7020万人，是一个什么概念？

是英国总人口的1.16倍，是世界各国人口总量排列表中排在土耳其之后的第18位人口大国，是联合国192个成员国中约100个小国的人口总量。

7020万，是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党员总数。

英国6053.7万人口被划分为四个除外交和军事外独立自主的国家，有近百个政治党派和组织，每一天，国家之间、党派之间、朝野之间、政客之间，演绎着许许多多的对立、争执、批评、背叛或妥协、团结和联合的故事。

同样的道理，7020万的中共党员，基于人类群居和人性的特点，也应该有更多的对立、争执、批评、背叛或妥协、团结和联合的故事，而不是像现在展现给世人的苍白的千人一面或铁板一块。

一群鲜活的7020万，被制度机器压制成党的奴隶，在政治寡头的驱使下，完成了对中国的统驭。这个制度机器就叫“党内独裁”，一党国家专制最为根本的原因。

“枪指挥党”的寡头独裁

共产国际领袖列宁通过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建党过程，天才地发明和构建了二十世纪最新的社会学产物：黑社会+ 社会主义=共产党，而希特勒的纳粹则不过是列宁理论在德国的盗版行为：黑社会+民族主义=纳粹党。

以“强党”为目的而实行党内独裁并以“一个国家内实现社会主义”从而背叛马克思理论的列宁，种下了龙种，收获的确是跳虱，布尔什维克党内在列宁去世之后，经过残酷的党内绞杀，崛起了斯大林式的政治寡头，以枪指挥党，以党专制俄国。

苦闷于流亡颠簸的孙中山，豁然开朗的发现了布尔什维克强党建党的经验，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重组国民党，以国民党一大实现了个人党内独裁，并筹建党军，开始北伐。孙中山拷贝俄国革命迅速产生了近似的后果：国民党迅速崛起，北伐功成，党内因独裁者去世，陷入动荡，最终以“分党清共”的军事镇压政治行为，诞生了新的独裁者，以枪指挥党，以党专制中国。

蒋介石的成功经验，照亮了毛泽东的历史道路，这个20世纪最为伟大的独裁者，终其一生，没有放弃军队的领导权；而毛去世后，党内绞杀崛起的新的独裁者邓小平，也是牢牢地控制着军权。

模仿着西方国家政党组成方式和党魁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也有完善的党内选举制度、监督制度，然而这些美丽的党员代表大会制度，仅仅是用于欺骗7020万党员大多数的幌子，而其实际运作，则是完完全全的黑社会大老议事方式：谁的拳头大，谁来当首领。

半个世纪以来，有本事用“枪指挥党”的中国政治寡头，打着“党指挥枪”的名义，驱使着千千万万的党奴和党军，完成了“枪指挥国”的过程。国家专制，只不过是党内独裁的延续；以独裁方式建党的政治团体，不论其号称民主还是共和，如果获得执政地位，都将带来专制的后果。

党内民运与共产党转型

伟大的独裁者兼伟大领袖曾经教导我们：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可以想象，尽管有13亿多的人可以渔肉，一个7020万人的组织，其中该有多少利益冲突、理念矛盾、性格不和、尔虞我诈的故事，尤其是政治寡头（或党内大佬）们对普通党员大众的压制、操控和欺骗，跟专制国家中官府对民间的压迫有何不同？

黑幕下的共产党内，其实上演着一场又一场的造反运动和镇压行动，同样的，如同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一样，共产党内也上演着一幕接一幕的党内民主运动。只不过，这幕太黑，我们没有机会详细了解罢了。

民主运动的最根本目的是和平完成国家的民主转型，而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共产党的民主转型是最为重要的一环，它是一党专制之下的国家，能够实现民主化和平进程的重要保证。这也就是我们在不断的期盼着一个又一个的刘宾雁，鲍彤、严家其、何家栋、李慎之、胡耀邦、赵紫阳出现的原因。

在泛民主运动的概念下，与其他民主运动群体相比较，“党内民运”在促进共产党转型和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能够起到更为有效和直接的作用。从苏东剧变和当下的颜色革命，都可以看到，执政党内部发起的民主运动，是如何有效的推动了这些国家民主化的进程。

当然，承认“党内民运”的重要作用，并不等于否认海外民运、国内草根民运的意义，毕竟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缺了那一环也不行。

从分党共和到国家共和

1911年辛亥革命，到1912年清帝逊位，仅仅4个月，清朝和民国的政权交接就以相对温和的方式完成了，中国摆脱帝制，走向共和。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来自于清廷执政团体的袁世凯，居间谈判、妥协、说服和担当，是这个划时代政权更迭准和平进程中，最为关键的政治力量。

政治改革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社会付出的转型成本是否最低。历史上看，由执政集团在外部压力之下主动开展的政治改革，因其强势主导地位和雄厚社会资源，往往会带来转型成本最低的社会进步。

现在，中国又面临着一个转型的关头，一方面，经济强势崛起诱发了军事企图心的膨胀，为中国未来制造了对外战争的阴影；另一方面，政治寡头形成的利益集团以权力寻租、分赃国家资本，酿造了世上绝无仅有的最贫富不均的“社会主义”，使中国国内面临着陈胜吴广的再次革命。

因此，期待“党内民运”，呼唤党内开明政治力量，就极具现实意义。

我们盼望“党内民运”，能够尽快推动共产党从一个黑社会式、靠潜规则运行的政党转型为一个现代意义上靠制度公平运行的政党，从而消除党内独裁，实现分党共和。并以此为基础，推行宪政，完善国家法治化建设，最终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共和。

走向共和的百年梦想，但愿能通过“党内民运”梦想成真。

 

《易经》有六十四卦，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字，一个是“人”字，人物的“人”，一个是“势”字，形势的“势”，两者相互为用，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而形势变了，代表人物自然不一样。那么，今天中国是个什么形势呢？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时势造狗熊”的形势，我的证据就是胡锦涛先生，作为当今圣上，代表着目前的中国，恰到好处。

其实，胡锦涛是英雄还是狗熊，并不重要，我想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把尺子，历史自有公论，可以按下不表，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胡锦涛时代”。应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各自的产生英雄的时代，也有各自的产生狗熊的时代。总体而言，似乎与物质处境没有直接关系，而跟精神处境直接关联。比如，美国在内战以及英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物质处境都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人民的精神丰沛，创造力旺盛，于是产生了各自的的代表人物：美国的林肯，英国的丘吉尔。

当今中国，物质日益丰富，但精神日益萎缩，大众日益消费，但英雄日益消解。有不识时务者，如陈光诚等维权人士，仗义执言，伸张正义，都没有好果子，当局视之为“有害因素”。反观识时务的小人，趋炎附势，都有好果子吃。如此一来，小人蒸蒸日上，日居高位，逐渐团结在胡核心周围，狗熊时代，非胡莫属，天意也。因此，胡锦涛代表中国的狗熊潮流以及价值取向，真是恰到好处。难道不是吗？非洲等乱邦除外，整个社会如此恃强凌弱者，中国第一，对老弱病残如此痛下杀手者，胡锦涛及其同僚第一。这帮人整治弱势族群，欺负老百姓，似乎特别有办法，也特别有热情。

既然历史允许英雄造时势，也会允许狗熊造时势，或制造更多的狗熊。在我看来，胡锦涛的假先进性的理论就是典型的狗熊理论，它不但解构了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也消解了民间的英雄主义。当今中国，理想主义普遍衰落，玩世不恭到处开花，胡锦涛是立了大功的，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取，理想最容易以假大空击破。现在好了，大家都是小人，所以就都“先进”了。狗熊理论的深刻意义在于，历史反复证明，小人比较好统治，英雄向来难管理。中国这么多人，如果都英雄起来，那还了得吗？有鉴于此，胡锦涛的下一个理论课题是，仅仅“人穷志短”是不够的，必须做到人富志更短，仅仅“马瘦毛长”是不够的，还要实现马胖毛更长。事在人为，锦涛同志，努力吧。

但《易经》的奇妙在于“变通”，也就是物极必反。倘若一变通，在英雄与狗熊之间，不过是一念之差。故狗熊及其时代，难持久也。一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狗熊横行有助于英雄出世，古人说“出于污泥而不染”，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有鉴于此，把狗熊时代转化为英雄时代，中国的确需要一个大狗熊，小了还真不行，我认为胡锦涛尺寸合适，恰到好处，毕竟，解铃还须系铃人，在英雄时代到来之前，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掘墓人。英国诗人雪莱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要说：锦涛来了，自由还会远吗？

 

“禁八本书”的事件在网上沸沸扬扬。抗议之声，批评之声，争辩之声，都很多，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我作为一个八十多岁的无名老妇，本来不准备参加说什么话了，只关注着事情的发展。

但是，在读了最近邬书林秘书否认有禁书之事的一段话后，却感到不能已于言了。因为从秘书的这段话里，我读出了一种很坏的风格，和章诒和有关此事的几次声明比较，截然不同。

“摆事实，讲道理，”是很多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老年人极为熟悉的话，原意说的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领导人讲话做事应有的态度和风格。但是，对比章、邬二人之言，我发现，正是自称“好！我就是右派！”的章诒和发扬了这种风格。她在声明中摆明的事实清清楚楚：“吹风会”上谁说了话，内容是什么，向哪个出版社说的，给了这出版社什么处分，等等；她讲的话前后一贯，绝无先后矛盾之处，只在第二次的声明中补充了原先省略的几句话以及邬所说的“黑白两道”这种威胁之语。她的道理也讲得明明白白：人权、法律、文字狱，等等。除了事实和道理，她还表明了自己决不妥协的态度：“我将以生命来保护我的文学！”

君子之风，毅然决然，坦坦荡荡！

按“摆事实，讲道理，”这个标准来看邬书林的话（秘书代言，当然就可看作邬书林本人的话）可就空洞而无理了。摆的事实，只有一句话：“否认有新书被禁”。既然事实全无，当然“道理”也就也就没啥好讲了，所以也是空白。但是他接着又加上了一句质疑，问章诒和既然没参加“吹风会”，怎能知晓“个中内容”呢？那么，“吹风会”还是有过的了，“个中”也还是有“内容”的了，只不过不是章诒和所说的内容而已，而且章诒和也不应当知道其内容。

那么，章诒和言之凿凿的那些话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是空穴来风？难道是有人造谣？何况还有那么多旁证。有出版社被罚了，有书店接到通知把八本书下架了，不止一家，都有具体事实。出来证明的人包括著名的自己竞选产生的湖北省人大代表姚立法，因为被禁的那八本书中有一本是写姚立法的事迹的，出版该书的出版社便通知姚本人，说所有的存书都只能化为垃圾了。难道这些人都那么闲得没事干，都纷纷来参加造谣的游戏吗？

“争之者说其有，辩之者说其无。”这也是一句老话，出自反右时期的一篇《人民日报》社论。没想到今天又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过反右时“争之说有”的是官方，“辩之说无”的是所谓“右派”的民间。现在却反了过来。说有的是被侵犯了自己发言权的民间，说无的却是用权侵犯他人权利的官方。这种位置转换的现象，倒也是使人深思的呢。

最后，为邬书林着想，我想进一言。处理这种问题，还是坦坦荡荡的态度可取。禁过书就是禁过书。禁了以后觉得不妥又收回成命，说出来也是好事，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是可以得到谅解的。如果硬是觉得这些书有问题，那就得堂堂正正把原因说明白，如果你真能把问题说圆了，有人赞同，倒也不失为一种个人争鸣，但也只是个人争鸣而已，不能成为违法暗箱禁书的理由。而且我认为邬先生是争鸣不赢的，因为，我虽然没有看完这八本书，但就我读过的部分来看，实在找不到该禁的理由。

邬书林在这件事的整个过程中给人的印象是：以摆官架子训斥人始（“你们好大的胆！”），中间托私人转弯（给章诒和带话：“我没有点你的名。”）最后赖账。我尤其不能理解的最后赖账的时候邬本人竟不出面，却由秘书代言。要知道这件事对他来说很重要，不但关乎他本人形象、甚至会有损伤人格国格（他是官员）的危险啊。据秘书说，那是因为他“忙于开会”。有什么重要的会要那么忙着开，难道还有许多的事要“吹风”吗？

（尹慧珉，翻译家，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中国文明之为狭义上的文明，概发于汉而定于唐。汉承秦制，在政治硬件方面除了将郡县制改为封建制外，余无更张。至于儒学真正成为法定意识形态，已经是西汉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事情了，至东汉，儒学乃大为兴盛。然而，儒家那套礼义制度或曰转化为礼仪廉耻的文明意识，在东汉结束后，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从公元220年曹丕强行推演尧禅舜继的古装戏，把汉刘家想作傀儡都不得的刘协赶下台，到公元589年杨坚初步统一，中国自秦以来大统一的天下为此付出了三百多年将近四个世纪分裂与战乱的代价。

唐朝兴起，有鉴于儒家文明边际效用递减的史实，认准了佛教。于是，发微于东汉，形成于南北朝的本土化佛学，在唐大为兴盛。

佛家把儒家礼义廉耻的复杂程序化简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注1]的通俗准则，从此，中国成了儒佛交融之国。但是，无论”礼义廉耻”还是”立地成佛”，都没有能使我们的文明真正地健康发展，反而是灾难愈加深重。

也许这种评判是片面的深刻，但是在儒家的朗朗书声中，在佛家的念念佛语中，真实的世界实在是残酷不堪，甚至残酷得有些滑稽。

文明的温柔背后有太多的血腥史实。有的是在彬彬有礼下的算计，一如后世《增广贤文。一法通》上所说的：”当面叫哥哥，手里摸家伙。” [注2]大体上毛泽东所讥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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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此语最早见于南宋高僧释普济《五灯会元。东山觉禅师》曰：”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飏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处引用只为意解。另外，南宋朱熹在其《朱子语类》与清代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均引用过此语。

[注2]《一法通》上另有”口里甜如蜜，心里黑似漆”语句。版本见参考文献第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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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也从此中化来。有的则干脆是无情的吞并与狂暴的杀戮，一些都化简为”武力”二字，八王之乱、五代十国、扬州十日不都是狂暴杀戮的缩略语吗？还有，在文明驯化的核心理念里，又派生出无情的愚弄与压制，妇女的地位卑微与被压抑而成的狭隘，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残疾。西方哲人说过：”一个好母亲顶得上100个好教师。” [注3]这话至今约有近200年的时间了，与我们文明中的”夫为妻纲”相比，实在是稚嫩了一些，但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缺失的危机” [注4].在片面深刻的”场景”下，我们也实在地看到了文明衰退冗长的悲剧。如果我们无心按大部头史学经典那样来复现历史，不妨以剪辑的方式来从历史中抽取片断。在我们引以为历史骄傲的唐朝，一位端坐在合法继承来的皇位上的人，表面上口口声声地称扶他上台的老先生为”尚父”，比做周朝的姜尚（子牙），但他又忍受不了尚父的专横。无可奈何，收买了黑社会，以行窃为名，到尚父家里干掉了这位碍手的权臣。皇帝雇佣黑社会杀人成了历史上的奇闻。虽为罕见，但也表明了皇权与官权是处在互相博弈的状态，而不采取雇黑方式除掉权臣（且不分什么忠奸），那就是使用阴谋，罗织罪名、栽赃陷害。

雇黑的皇帝叫李豫，被杀的权臣叫李辅国。在整个历史中，他们也只是”现象学上的符号意义”；同样，使用阴谋除掉岳飞的赵构与近乎政治盲人的岳飞，也只有符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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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语出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中译本（宋景堂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p34.

[注4]”母亲危机”为自由学人、著名母亲教育专家王东华于1999年提出，其著作《发现母亲》由中国妇女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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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抽象许多道理。

还是在我们引以为文明荣耀的唐朝，一位由原来反叛者而来的”忠臣”把他的主人玩于掌股之上，几乎重演了董卓的一切。被迫从长安迁都洛阳的皇帝对向他献上崇拜的百姓说：”别叫我天子了，我已不是你们的皇帝了。”他说的对，几个月后，他就死在了权臣手中，又过了几个月，他最后一个儿子和老婆也被”处理”掉了。

那个唐代的董卓叫朱温，那个连汉献帝下场都没捞到的皇帝叫李晔。

故事尽在书中，在此无须罗列。

再看官与民的关系呢，”中国第一县令”黄梅像他许多同行业前辈一样，遵守着一个行规：除不要脸以外，其他什么都要。黄梅开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政府打给农民的收粮白条，作为”中国第一县令”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当农民拿条子换钱时，他再狠狠地扒你一层。好在黄梅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不是唐朝的黄巢时代，否则他会被急红了眼的草民给吃了的！为了钱，这个文人出身的官员竟然在母亲猝死后继续唱大戏。结果，为礼教所不容，道德风险引出了经济问题。他竟然用谎言维持了在一个县十多年的统治，被治傻了的老百姓没一个敢告他。在他案发后，几乎没人敢给调查人员打证。因为在明代早就有如王艮那样的明白人告诉人民：忍着，千万别惹事。

道德再一次翻版成了谎言！

当然，民虽愚，并非没理性计算成本。换言之，当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就丢弃了最后的理性，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无不如是，至于成功的和尚”反贼”朱元璋就不必细论了。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皆带黄金甲”，多么好的诗句，可惜，这只是又一次杀人的宣言。

中国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多是在温柔的血腥下度过的，除了战乱兵灾、旱蝗水涝，还有数不尽的人祸。在严刑峻法刀头下死掉的无辜冤魂绝不比让马蹄踏死的无辜者能够多喊一声”苍天啊！”，血光与肉泥书写与糊裱着一代又一代的”温柔的历史”.这是怎么回事？

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被迫带着冤屈接受皇帝的任命后，去陕西救灾时，经过潼关，他突然找到了答案。其曲（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果说战乱可以凭实力人物的良心发现得以避免或减到最低程度，愚民政策也可通过所谓的启迪民智来渐为改观，那么对妇女的残酷压抑，则是我们的文明之耻，也是我们这个文明时至今缺乏母亲的根本之所在。

《水浒传》以宋事为原料，以作者所在的明代为映衬，其所写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绝非夸张，而王婆骑上木驴的酷刑虽不在官方明列的妇女五刑之中，但也是一种辅助教化工具。这种刑具，以横木上一根坚韧细杆或干脆就是铁钉朝天而竖，女犯被从高吊处放下，竖杆正插肛门或阴道，直贯口腔，几日后才得死亡。

残不残？缺德不缺德？

文明的某块基石早已让女人的阴血给浸透了无数次。

而对妇女训诫的一切伦理根源完全来自于一位女历史学家对孔圣人”唯小人与女人难养”定性的诠释。班昭的《女诫》让我们这个文明不再敬畏女人的阴部，反而使它成了权欲加淫欲及窥癖发泄的靶子。班昭的理论核心是：”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 尪者，弱也。如果一个男人像狼一样凶残，还嫌他羸弱，那么，比老鼠还弱的女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在温柔的血腥中，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玩国家”观念。它是一种更深度的残酷，或者说更血腥的温柔。两千多年来，我们的文明虽以国家形式续存，但每在危难之际，国家就成了政治赌徒们的筹码。至于吕不韦那种史书已讲滥了的故事，无须重复了；还有，确立了伍子胥与伯嚭关系的细节，此处也不必细述。看一下唐末的董昌，你会又笑又怒，又叹又怜。他以军事实力割据，逼迫国家承认割据事实，再以巨额贡赋向朝廷索取王爵。

这笔交易最后搞砸了，结果他成了另一个玩国家高手的筹码。

这是钱鏐取代董昌、世为越王的故事。

国家愈衰，玩国家者的数量就越多。北宋末，童贯玩国家，去收复幽燕十六州，结果引得金兵进汴，赵佶父子皇帝成了北方的囚虏。南宋愈衰，先后有韩侂胄与贾似道各玩了一把，结果本可维持的摊子全面破产！

如果童贯不是玩砸了，稍遏功利之心，也是作太监而封王的”历史伟人”，他将与许多民族英雄那样图挂凌烟阁（或紫光阁）。贾似道也是如此，作为骗得荣誉的”民族英雄”或”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再一次在细节上颠覆了儒家的教义。什么君臣父子，连皇帝都要给他下跪。因为此前他已经制造了一个神话：没有我贾似道，这个国家就玩不转！

官比皇帝大，这是个平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现象，而就本质来说，皇帝与官员无非是政治市场的交易者，他们要从事各种条件下的交换。在皇家供给资源相对紧缺之时，也就出现了”不要脸的文凭”现象。多少士子为求登榜而放弃了廉耻，而既便放弃了廉耻也不见得换来认可。官场本质就是智力投资市场，所谓”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所谓（时下之谚）”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所以，只有认清了交易本质，才可能理解乃至体谅古代官场上为什么”没有人能把反腐进行到底”的窘境。

在罗列完历史伦理化之后，要说的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其一，之于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之状，要把庄严的宏大叙事转化成与大历史观并不冲突的细节描述，需要的是精心选材，将”正史”中的刻板描述逻辑化为”生活场景”.其次，是在正史之外尽可能多地选取为史学家所认同的笔记历史。中国历史在本质上是”半史在记”，文人笔记的丰欠既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化的繁荣与衰败，也同样预示着相临下一代历史著述的丰满有否可能。

即便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也多取材于”野史”（笔记的最初型态），如三代世表之写法多采用《谍记》与《五帝世谍》的材料，至于管仲晏婴的传记则多采管氏《牧民》等篇章及《晏子春秋》，凡此等等。

对古人笔记的采用，于现代中国史学家也多有所为，如著名的政治史大家周谷成在《中国政治史》中不少资料都引自”正史”以外的笔记。其引述范围之广，令人耳目一新，从郑樵《通志略》到赵翼《陔余丛考》、《二十二史札记》，再到顾炎武《日知录》乃至于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不一而足。

周老先生之《中国政治史》成书于1940年，重印了4次，到1981年又出了修订版，实在为中国自民国以来少见的史学力作。它也是我的历史启蒙读物之一。另一本则是夏曾佑老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可惜的是，我只读了夏著的上册（从上古至隋朝，1933年版）。在周老先生之后，对笔记采用较有功底的非任继愈先生莫属。其《中国哲学史》（1964年版）虽有不少阶级论之”革命话语”，但其引证、考证之功确属上乘，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有了成为传世之作的可能。尤以引用李贽之《焚书》论《水浒传》为最著，李贽让掌国者熟读《水浒传》，并大胆预言：”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由于这段”非正史”引证，使人认识到晚明中国政治之不可救药。

中国古代笔记作者有些还是重大社会剧变过程的见证人及这个变化过程的细节观察者，其记录更贴近现实，为以后的历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元末明初叶子奇之笔记要较明代之《元史》叙事清晰，其概由叶子奇本人亲身经历所致，如其对民谚的记录既真实又生动，印证了元末重大事变的社会心理状态。今日之新版《元史》（周良霄著）中引述时谚对元朝晚期吏治的评论，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所引出处就是叶子奇《草木子》笔记所记。其记云：”廉访司官分巡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兵弓旗帜金鼓迎官，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籍，有人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哪怕只作个提纲式的介绍，也不可能在简短的前言中全部列示。之于历史笔记之采用，我尽量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已被当代史家使用过的，确实印证了时代背景，如对科举考试相关的记闻；二是，对十分优秀的笔记相关条目的采用，如对《陔余丛考》中唐朝王爵滥（贱）之记、南宋将帅富奢之记，等等。

在”且述且作”的自我立意上讲，《历史只有三种人》也算一部历史笔记吧，只是每节太长了些。当然，形成3篇9章27节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于我力求写一部”标新立异”的”私修巨史”之故。

作者虽于史书涉猎颇广，但恐庞杂不经，所以在本书写作结构的内含学术化即”皇帝。官吏。草民三种人政治博弈模式”之外，还用心选取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插图，并予以文字解释。这样好像有点抢编辑工作的嫌疑，但是他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用高度相关的图片作陪衬解释，能使读者产生更多感性认识；二是避免时下图书插图过滥且相关不大的毛病（这大多是由于作者与图片编辑沟通欠缺所造成的）；其三，帮助文字编辑更好地把握史料的准确性。但一部好的历史通俗化作品需要作者与编辑更好地协作。”协作”二字绝非客套，据我以往的经验如写《中国人的误读》与《中国古代言论史》来看，编审历史书稿的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作品如励志、经管类的。

以上罗列，大体说清了写作意图及本书要旨，不再多叙，敢引白居易《与元九书》结尾语，结束本序：”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自序于2005年12月1日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图书信息：全名《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吏、草民政治博弈真相》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一版；开本，150mmX229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