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六四死难者》一书封面
（独立中文笔会香港2007年2月5日电）在昨天晚上举行的国际笔会亚太地区会议闭幕式上，独立中文笔会正式宣布该笔会2006年暨第四届自由写作奖授予《寻访六四死难者》作者丁子霖教授。由于丁子霖依然在当局严密监控之下，未能来港亲自出席此次大会并领奖，奖牌由独立笔会副主席余杰代领。国际笔会主席格鲁沙为独立笔会颁发奖牌。以下是笔会颁奖词全文及丁子霖的获奖感言全文。
倾听天安门母亲的声音
——独立中文笔会2006年暨第四届自由写作奖颁奖辞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决定授予丁子霖女士2006年度暨第四届自由写作奖，以表彰她坚守自由写作精神及其著作《寻访六四死难者》。
这是一本记忆之书，在恐怖政治的高压下，坚持挖掘真相和见证屠杀。
这是一本正义之书，控诉暴行，抗议独裁，呼唤良知。
这是一本朴素之书，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束愤怒，以善意化解恶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坚韧赢得尊敬。从痛失爱子的非人间，丁子霖女士抬起头，在专制铁钳下，以遇难者家属的身份第一次说出了真相，也发出了第一声抗议的呐喊。从此，她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百折不挠地追寻六四死难者，让那些冤魂的家属们从绝望的阴影走到阳光下，以母爱为纽带，互相扶持，互相安慰，互相激励，直到17年后的今天，形成了有100多个六四难属参与的”天安门母亲”群体。
以一个柔弱女性为源头，那种水滴石穿的执著，最终成为横在独裁政权面前的无法切断且无法逾越的道义河流，中国天安门母亲代表丁子霖这一名字，只有缅甸的若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那个迎着子弹上膛的排枪走过去的柔弱女性昂山素季能够相提并论。
不仅如此，丁子霖还从爱子倒下去的那一刻，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罪恶历史的记录者之重负。从1994年的《六四受难者名册》、1999年的《见证屠杀，寻求正义》，到这本《寻访六四死难者》，是迄今为止出自难属群体的最详尽的记述，不仅记述了亲人之死的悲壮和冤屈、大屠杀的残暴和血腥、寻找亲人的艰难和屈辱……的细节，而且记述了难属们是如何度过了这十七年磨难：在突失亲人的打击下和官方高压下的生不如死；面对独裁政府决不认错的无情无耻，决不次于大屠杀的残忍；面对社会日渐冷漠的麻木，也决不次于鲁迅笔下的阿Q时代；生活的艰辛一言难尽，灵魂的炼狱无以表达，高压下的沉默是那么无奈，觉醒后的抗争又是那么险象环生；母亲们渐渐地走出恐惧乃至绝望的阴影，民间的同情和难属之间的温暖，国际支持给予的激励，又是如何支撑起”天安门母亲”的傲然挺立。
人类经历过多次大灾难，仅就二十世纪而言，就有二战中的种族灭绝和共产极权下的阶级灭绝。对前者的历史见证，有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对纳粹的种族灭绝罪行的清理，代表人物是美国历史学家埃利o威赛尔，他是种族灭绝中的犹太幸存者，其母亲和妹妹都死于纳粹集中营。二战后，他致力于见证”奥斯维辛”式的种族大屠杀，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发表了无数次演讲，获得了198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对后者的历史见证，有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对共产极权的揭露，代表人物是索尔忍尼琴，他的《古拉格群岛》见证了共产极权铁幕后的阶级灭绝罪行，他也因此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奥斯维辛”和”古拉格”这两个名词，已经成为纳粹极权下的种族迫害和共产极权下的阶级迫害的代名词。
见证历史的记录，不仅需要对大事件的宏观复述和解析，更需要细节化具体化个体化的微观挖掘和生动言说。因为，宏观历史叙述，往往会忽略掉普通人的命运和细节化的个体灾难。如果对大灾难的记述仅仅局限于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的死亡数字，即便再宏观也是抽象的，无法为悲剧时代和后代留下鲜活记忆。所以，见证历史需要尽可能多的细节积累和个体追寻，将历史罪恶细节化为一个个暴行，把一个个消失于暴政下的鲜活个体凸现在世界面前，才是对生命的敬重，才能激起后人对灾难的认真反省。威赛尔和索尔忍尼琴的见证，之所以引起世界性关注，就在于两人见证的细节化和个体化。美国的9o11周年祭，之所以要花费很长时间一个个地宣读死者的名字，就在于从关注具体个体的角度来表达对生命的敬重和对灾难的记忆。
在共产极权的暴政下，当代中国人所遭遇的灾难可谓史无前例、举世无双。在毛泽东实施阶级灭绝的时代，有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反右、三年大饥荒、四清、文革；寡头独裁时代，有邓小平制造的举世震惊的“六四大屠杀”，有江泽民制造的”法轮功大冤案”；如果把这些人权灾难中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累积起来，大约已超过上亿。
然而，中共政权非但不认罪不忏悔，反而在严厉压制民间的历史见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制造新的罪恶；我们有太多的苦难，却很少对苦难的见证；我们有太多的罪恶，却很少对罪恶的记录；饿死也算了，杀死也算了，拖死也算了，没有人算过细账，没有人讨过公道。中国人总是习惯等待“平反”，等待共产党自己”有错必纠”，以此来证明杀人者的”伟大、光荣、正确”.以至于，由一连串人权灾难构成的历史，竟然是大段的空白。历史是空白。记忆是空白。生命是空白。而填充这空白的，是伪造，是谎言，是恐惧。
只有六四大屠杀后的难属群体，这些平凡的母亲，经过十多年的思念和抗争，将她们的悲愤、哭泣和呐喊变成冷静的见证。她们既具有面对恐怖的勇气、与独裁政府周旋的智慧，更具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与威吓、监控、跟踪、拘留、查扣人道捐款……相抗争。她们在还原历史真相的过程中，从不放过每一点线索，从不畏惧寻访的艰辛，一个个寻访，一点点积累，让血的事实变成活生生的具体细节，让血淋淋的细节变成人们的记忆，由不断增加的个体记忆汇集成的群体见证，见证八九运动，见证六四大屠杀，见证这个社会的灵魂，见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权的种种倒行逆施。
这事实的见证，对还原历史和伸张正义来说，比泪水、比愤怒、比呐喊，更加有力。正是这群平凡的母亲，戳穿了中共政权编造的谎言，让全世界知道了一个个死于六四大屠杀的个体，了解到难属群体十七年里所遭遇的迫害和磨难。六四难属的见证之于当代中国的启示意义还在于：民间维权运动由自发走向自觉，由分散的个体记忆走向群体性抗争，由既得利益的诉求走向持之以恒的权利争取，才是未来的自由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丁子霖女士所提供的六四死难者的名单与证词，与亿万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相比，可谓沧海一粟。但这是唯一的与劫难同步的见证，这份“孤证”，无论与威赛尔、索尔忍尼琴相比，还是与国内民间对历次灾难的分散见证相比，无疑都是更悲壮、也更伟大的事业。
如果说，八九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需要纪念馆，无辜亡灵们需要纪念碑，那么，在还不允许建立纪念馆和树立纪念碑的当下大陆，天安门母亲们的见证，就是在为纪念馆和纪念碑的最终落成奠基。
或许有一天，我们的儿女会说，是丁子霖，以及天安门母亲，使他们记住了独立中文笔会，记住了2006年的自由写作奖。
2006年12月26日
丁子霖教授的获奖感言
当我获知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授予我2006年度自由写作奖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本来应该高兴的事情，我却高兴不起来。因为我不能不想起在十七年前那场大屠杀中死去的同胞们，不能不想起十七年来他（她）们的亲属在持续的政治高压下所遭受的种种非人道的对待。这些，我都写到了这本获奖的书里了。提起这本书，我感觉到的只是痛苦，只是压抑，只是犹如坠入深渊似的恐怖与死寂。
我写这本书，从最初的版本，到今天这个版本，前后持续了12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的写作并不自由，而是几乎从写第一个字起，我就时刻准备着有人来找我”算账”.所以，我所理解的自由写作，不过是出离恐惧后的一种自我解脱而已。
记得在十三年前，亦即1994年的夏天，我第一次被北京市国安局强行”传唤”的时候，他们开列的”罪状”中，第一条就是有关写作的。他们气势汹汹地指控我说：”你从6月份以来，在境外发表了不少文章，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他们的义愤，他们要找你算账。我们执行任务是为了保护你的人身安全。”接下去就是威胁、警告：”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再有下次，就不是到这里来了（指派出所）……。”他们所说的”发表了不少文章”，即是指从这一年的6月1日起，我在美国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连载了十篇《”六四”受难者寻访实录》。
几乎与此同时，国安部门加紧了对我的跟踪和监控，企图截断我与其他难属的联系。他们甚至跑到一些难属家里进行威胁、恐吓，要难属们拒绝接待我。他们用挑拨的口气说：“来找你们的那个丁子霖是’坏人’，她找你们是想利用你们，你们不要上她的当。”他们要挟难属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亲人遇难的情况，否则一切后果自负。然而，难属们并不相信我丁子霖是”坏人”.他们知道我是他们的同难人，对我有一种起码的信任。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自从亲人倒下的那一刻，我们的命运就连在了一起。他们愿意同我来往，盼着我去看望他们，一次，再一次；他们像面对自己的亲人那样向我诉说他们的不幸和苦难，一遍，再一遍。在那些日子里，我不管是醒里还是梦里，满脑子都是他们悲苦的面孔、哀戚的哭嚎。我最初的写作冲动，就是从他们那不可遏制的诉说中萌生的。
那个时候，有不少港台和外国记者冒着风险悄悄来到我的家里，希望我能向他（她）们介绍当时我们已寻找到的死难者的个案及死难亲属的状况，我就把寻访过程中记在心里的一桩桩触目惊心、令人心碎的“故事”讲给他们听。我一边讲，一边不停地落泪；他们一边作笔记，一边不停地抹泪。后来我想，应该把”六四”大屠杀中发生的一切让更多的人知道，应该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我把这看作是亡灵们的一种嘱咐，看作是一个丧子母亲应该承担的责任。
1994年8月，我写完了《寻访实录》最初的25篇。在这个”实录”的序言中，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一位坚强的母亲。儿子喋血长安街头，我曾几度徘徊于生死之间；但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儿子是为中国的未来而死的，我也只有为中国的未来而活着。我希望在我们这块灾难频仍的国土上不再有杀戮，不再有无辜的黎民百姓横尸街头。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包扎好自己的伤口，擦乾泪痕，一家一家地寻访受难者及其亲属，并把寻访过程中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血和泪的事实公诸于世的原因。”一个人可以有各种选择，但我作为一个”六四”死难者母亲，没有更多的选择。我不想用仇恨去面对罪恶，不想去找杀害我儿子的人复仇，但我必须去做一件事，那就是记录下这死亡。我不可能记录下”六四”大屠杀中的所有遇难者，也不可能找到所有死者的亲属；我知道做这件事很艰难，但再难也要去做，一个一个去做。我和我的难友们花了整整十七年的时间，至今只是记录下了全部”六四”死难者之中的188位，这个数字比起死难者的总数也许微乎其微，但我们所记录的，却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统计数字。他（她）有名有姓、有血有肉，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有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我当时想，那怕我只是记录下了他（她）之中的一个名字，我所做的事情也就具有了某种意义。因为我醒悟到，如果我们的同胞在过去的岁月里能直面那一次又一次的死亡，也许就可以避免这最近的一次死亡。
在那些不堪回首的年月里，我在死难者的“尸体”堆里爬行，我在受难亲属的泪海中沉浮。面对那一张张遗体照片上的斑斑血痕和扭曲的身躯，我不能闭上眼睛；面对难属们呼天抢地的哭诉，我不能掉泪。我必须”坚强”，哪怕仅仅是当着他们面的那一刻。我不是新闻记者，不能像旁观者那样冷静地当面把难属们的诉说用笔记录下来，我只能把听到、看到、感受到的一切默默地记在心里，等回到自己家里，再一个片断、一个片断艰难地用文字写下来。那令我窒息、令我失语、令我痛不欲生的日日夜夜使我真正懂得了什么叫死亡。
“对于一个人来说，生意味着欢乐、光明；死意味着恐怖、黑暗。然而，在人类的价值天平上，生与死是等值的；不懂得死之重，其生也必轻。”
这段话是我的丈夫蒋培坤先生为我9年前所写《记录死亡》一文加的题词。他是我的第一见证人，理解我所做的一切。我至今不能忘记我当年反复吟咏这段话时的心灵震颤。
一个视人命如蝼蚁、对死亡缺乏敬畏的民族，只能永远在死亡与劫难中踯躅。在一个民族的卷什浩繁的书写中，如果没有了对于死亡的书写，那么这个民族的灵魂必定是空白的。人必须活在真话和真相之中。“真相”是一种力量；”说出真相”是无权者的权力。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的记忆，也就没有人类的正义和良知。这个道理是我从十七年的亲身经历尤其是我的书写和思考中渐渐懂得的，今天，它已成为我思想和行动的准绳。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今天在我的身旁已站立起一个有着100多位”六四”死难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群体。我的这本书也是为这个不屈的群体立传的。我要让世人记住那些死去的人们，我也要让人们记住那些怀着一种伟大的母爱为死者申冤、呐喊的母亲们。这个群体蒙受深重的苦难，但这苦难沉积在她们心底的已不再是牙眼相报的偏狭与仇恨，而是对道义与责任的一种承担。
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泪流得已经太多，仇恨已积蓄得太久，我们有责任以自己的努力来结束这不幸的历史，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理智、更平和、更富有人性，从而远离那残忍的杀戮与暴行。
我也要谢谢独立中文笔会的同仁给我这份崇高的荣誉，我想，我本人，以及“天安门母亲”群体，会永远记住独立中文笔会对我们的关爱和支持。
我不能前去香港出席这次颁奖仪式，请允许我在自己的家里向朋友们遥致良好的祝愿！
谢谢大家！
2007年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