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政府吞噬民财以自肥的“圈地运动”

6月上旬,国土资源部连发几道禁令,先是公布禁止批地建造独门独院的别墅,继而又宣布中国土地开发违法事件面广量大,在城市地区的土地开发案中,至少有60%属于非法取得土地或非法利用土地,一些城市的违法用地甚至达90%以上。为了表示整治违法用地的决心,国土资源部甚至向各省下达了查办案件的数量。

与此同时,则是各地农民反抗征地的维权活动不断发生。就在6月8日,在因征地争议引发大规模警民冲突的广东省佛山市三山港,陈明彪等6名维权农民代表被当局以“涉嫌敲诈勒索”刑事拘留。

这些事件突显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与政府的尴尬角色。与其他国家的房地产业不一样,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角除了房地产开发商与买主两方之外,还牵涉到土地的原有主人(失去土地的农民与城市拆迁中失去住房的人)与掠夺原主人利益的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上级中央政府却成了几方利益的最终仲裁者。

毫无疑问,上述几类角色当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是土地的买者,分散在农民手中的土地先由地方政府采用各种手段“征购”上来;另一方面,它又是卖者,房地产商要取得土地使用权,得从政府手中购买。没有地方政府居中一买一卖,这土地还无法“市场化”。

而地方政府何以这么热衷于土地买卖?关键在于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巨大差价。于公来说,这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近5年来,出卖土地及来自房地产业的税收几乎占了各地政府财政收入的45-6 0%。就在6月初国土资源部表示要整顿土地市场之时,江苏北部某市负责官员还将该市房价在4年内上涨3倍作为当地政府的重大政绩津津乐道。据报导,这个城市的平均房价已达3000元/平方米,而该市居民的月工资收入大多在800元-1,500元,很多市民担心将来买不起住房。

在地方政府眼中,既然房地产开发与房价上涨于公成了“政绩”,于私成了致富捷径,一个并无司法权限的国土资源部开一通会议又有何用?从 90年代开始,哪年不开如此会议,哪年不叫嚷整治土地?在整治声中,房地产业还不是越来越兴旺?更何况于私而言,批地又是官员们私囊日胀的主要来路,国家审计署早就说过,近年来的贪官90%以上涉足批地。

这一买一卖之间的差价到底有多大?这里聊举近日发生的一例:比如北京市六圈村被征用的土地紧邻北京市南四环主路,政府征地时,每平方米只付给农民117元,而转手拍卖,价格即高达6,750元,几乎等于“零成本征地”,若非政府手中执有权柄,又有谁能做如此强盗买卖?因此,国土资源部想藉助地方政府整治土地违法案件,有如与虎谋皮,因为土地违法案件的主角之一就是地方政府。

    而为了保证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以及贪官们私囊被迫做出“贡献”的至少有这么几方面人,第一是失去土地的六千多万农民。农民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土地,又无 法另谋其他生路;而政府征地时,只象征性地付一点“征地费”给农民,失去土地后衣食无着的农民,又如何能够不闹事反抗?

第二则是房产的购买者,许多贷款买下房子的中产者,被巨额房贷压得喘不过气来,因此他们自称为“房奴”,即房子的奴隶。许多房奴在网上发出悲叹,为沉重的生活压力痛苦不已。

第三则是整个国家为地方政府一时之利透支资源。房地产业兴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耕地的日益减少,国土资源部刚公布的资料表明,中国10年间耕地共减少1.2亿亩。农业部则指出,目前耕地在不断减少,人口则不断增加,按目前趋势分析,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中央政府并非不整治,几乎每年都要下达整治命令,但始终未能阻止地方政府违法批地。究其原因,是目前这种所有权归属集体的土地制度给了地方政府干预土地买卖的藉口与由头。因此釜底抽薪的办法,莫过于让中国的农地私有,杜绝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当中上下其手的谋利可能。

简昭惠:走出钟表的时间

 

据说今年冬天比往年都要寒冷,天气不好、阳光更缺少,市区的咖啡店由于顾客稀少,商家们忍住向市公所抱怨,刚涨价的露天咖啡座场地租金简直令他们难以承受。

今晨天气阴冷,我缩着脖子由大街边快步走过。那些在阳光普照的时候人声鼎沛的露天咖啡座,桌椅无聊地空置在街角路边。

我怀里除了早报,还买了一本书,作者是197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澳洲作家派屈克.怀特(Patrick White 1912-1990)。

他描述1948年从欧洲和北美返回澳大利亚后,他和朋友一起离群索居所过的生活。

二十多年漫长的岁月,他生活在与澳大利亚社会完全隔绝的状态中,那是一本藉由孤独的自我所描述的「自画像」。

一本异于寻常的自传。

他的书让我对已生活了廿年的澳大利亚再度充满新的想象空间。

想着怀特 (Patrick White)如何用「大空虚,大寂寥」这样的文字来形容澳洲。

据说派屈克.怀特在雪梨的故居。多年来人们只能在路边瞻望,而无法进入。

因为怀特去世十六年来,雪梨故居没有主人,大门深锁,不让外人探究,仿佛怀特一向坚持保有内心的深邃世界。

怀特得到澳洲唯一的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有段颂辞:「他在孤独、极度敌对的环境下完成创作,造就无可争议的伟大成就。」

为什么他如此孤独?是是因为他是一个同性恋者?是是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片人烟过于稀少的广漠大地呢?

只要将车往墨尔本乡下开一个小时,就可感受到那种离群索居的孤独。

笔直的公路、冬季枯黄而雨水不足的草地、幸运的话会经过几处无人的葡萄园、几堆绵羊散落、几只失散的牛马。

袋鼠偶而袋里装着两眼骨碌碌的小袋鼠立在的车旁,仿佛想要人载它一程。

云淡淡地往遥远处散去….丘陵忽高忽低….

除此,杳无人烟;除此,开上半小时才有辆农夫的拖拉机被老货车拖在车尾摇来摆去,我是肯定没耐心地必须超车向前,管路上有没有标示可超车爬头的虚白线。

到了夜满天星星直泻在辽阔的平野。那种仿佛要将人吸入的无边界梦境,将人导入深处的黑暗大地…..

绕入山中的碎石子路后,就得将车灯调成远光灯,这可以提醒对面远处来车不在陌生的乡间小路里横冲直撞过来。

有时常常无法把握剩下一半的油箱能否支持到下一个加油站。

没有多少选择地只能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市镇,选择一间看起来像废置矿区临时搭建的铁皮屋前停下,夜太深。再深入地图都失去标示,能再管那是家农舍还是旅店?

一只狗远远地就朝着车灯吠叫起来….

旅行,孤独,当我走出括号之外时,时间就像故障的怀表。躺在文明失落了的澳大利亚。

在乡间离奇的旅店里,我发现怀特的记忆,而且你相信吗?

我真的遇见有人把猫放在摇篮里。

力虹:爱琴海事件全程回溯之绝地反击(上)

余杰: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二零零六年五月,我在美国访问的时候,看到《时代》周刊评选出影响世界的一百个人物的专题。在其中寥寥可数的几名中国人当中,身份卑微的陈光诚与贵为政府首脑的温家宝并列在一起,这样的编辑方式着实让人大跌眼镜。

陈光诚是何许人也?就在陈光诚登上《时代》周刊的时刻,他正处于被中共当局秘密绑架的境况之中。一个月之后,已经被秘密绑架长达九十天的陈光诚,被中共当局宣布“刑事拘留”。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在家中抚育刚刚出生不到一年的婴孩,门外仍然有多达十五名的便衣负责监视和跟踪的工作。那么,在中共当局眼里,陈光诚究竟犯了什么罪?在《时代》周刊眼里,陈光诚凭什么影响了中国和世界?

陈光诚是一位盲人,是少数通过自己艰辛的奋斗完成大学教育的盲人。陈光诚是一位维权战士,他为受到各种歧视和侮辱的残疾人维权,为在官方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受到残害的农村妇女维权。用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说法,陈光诚堪称一位“生于深渊,行于光明”的勇士。最近三年来,我与陈光诚有过多次接触,也帮助他联系上了北京法律界的几位著名律师,让他能够获得更多的法律帮助。

陈光诚也多次来到我们方舟教会,向教友们讲述他在重重打压下的维权之路。当触及到这个时代最黑暗、最邪恶的部分时,他在教会中失声痛哭,许多弟兄姊妹也与与他一起失声痛哭。在陈光诚面前,我感到无比的羞愧与自责,我没有能够遵循耶稣的教导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和盐——这个时代的黑暗,不是由像我这样的看得见的人指证出来的,却是由像陈光诚这样的沉浸在黑暗中的人指证出来的。在陈光诚面前,谁能够自夸呢?昔日,保罗吩咐我们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保罗又说:“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否都当扪心自问,我们是否行在真理和光明中?

陈光诚确实在影响着中国和世界。长远而言,他的影响力将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大千百倍。温家宝上了《时代》周刊,据说是出于某个权威汉学家的推荐,这位汉学家认为温总理关心农民,深受农民爱戴。我不知道他作出这种判断究竟是出于“雾里看花”式的“距离产生美感”,还是由于获得了来路不明的研究经费。老实说,这样的汉学家是令人失望的。其实,观察和了解中国,并不需要精通汉语和周游中国,普通的西方人仅仅是认真阅读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就能发现中国的诸多真相——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的人为什么要将另一个能够影响中国的人关进监狱?他们是竞选中的竞争对手吗?他们是誓不两立的敌人吗?他们两人当众,究竟谁真正爱中国的土地和人民?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下去:温家宝真的是一个亲农、爱农的“温情”总理吗?温家宝在农民家中和矿井下的眼泪,是否比好莱坞大牌明星的眼泪更真实?看看陈光诚的遭遇,我相信最单纯的西方人都能够立刻明白中国的真相:如果说温家宝真是中国人民的“好总理”,那么他自然会视陈光诚为同道、同仁,会尊重和敬重这样的好公民,会为陈光诚的工作提供各种各样的便利条件和良好环境,比如亲自接见和鼓励陈光诚,比如帮助陈光诚成立一个捍卫残疾人和农村妇女权益的非政府非盈利机构等等。遗憾的是,温家宝总理的政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倒将陈光诚送进了监狱。在最近一年多的时间里,山东临沂当局的地方官员和军警宪特,长期监控和骚扰陈光诚一家,多次殴打陈光诚及其妻子,有一次甚至将怀抱孩子的袁伟静打入到阴沟中。在世界面前一贯温文尔雅地微笑着的温家宝总理,却一直容忍和默许着这样的罪行一幕接一幕地上演,直至公开宣布将陈光诚“刑事拘留”。多次宣称关注网络民意的温家宝,不会不知道自己的手下虐待陈光诚的丑闻;而那些惯于察言观色的地方官员,也断然不会做出违背总理的意图、悍然加害陈光诚的愚昧举动。中央与地方的政策是一以贯之的,他们的利益也是紧密相联的。

陈光诚失去自由的时刻,也就是温家宝的“亲民秀”破产的时刻;陈光诚和他的家人受到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的时刻,也就是中共当局完全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时刻。一个囚禁和伤害一位盲人的政权,是不值得十三亿公民服从的。我们老老实实地向这样的政权纳税,难道就是为了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迫害陈光诚吗?当胡锦涛宣称要建设“和谐社会”的时候,他是否知道,使得这个社会不和谐的,并非陈光诚们,而是他本人和他的党;当胡锦涛提出“八荣八耻”的号召的时候,他是否知道,监狱中的陈光诚才是这个社会的光荣,中南海中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九大巨头才是这个社会的耻辱?

陈光诚所从事的事业,是帮助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真正享有公民权利,是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义、更加透明、更加自由。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今日中国日渐稀少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未来能够使得中国避免于覆亡命运的,不是权力和金钱,乃是这宝贵的良知和道德的力量。换言之,影响中国未来的力量,在陈光诚这里,而不在胡锦涛和温家宝那里,陈光诚重于千百个胡锦涛和温家宝。

二零零六年六月十七日

──《观察》首发

余杰:这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

——从拉什迪被追杀到漫画事件的硝烟谈起

 

 

 漫画事件的尘埃尚未定,华人世界中便出现了不少风言风语,香港《开放》杂志和《悉尼时报》等报刊先后发表若干评论文章,其矛头直接对准丹麦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报刊,文章作者装扮出一副挺身而出为弱者说话的姿态,义正词严地谴责漫画作者和报刊编辑滥用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认为他们囿于西方帝国主义之“文化傲慢”,根本不懂得尊重他者的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他们遭到反对甚至威胁是罪有应得。一些作者还引用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之“文明冲突论”,认为这场争端的实质乃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文明开始没落的标志。在我看来,这些看似头头是道的言论,离事实和真理却差着十万八千里远。这次争端不是第一次出现,早在十多年前便有过因为英国作家拉什迪的小说《撒旦的诗篇》而引发的、同样声势浩大的争端。在我看来,这类争端的本质并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冲突。我当然选择站在“文明”的一边,反对那些“不文明”的力量;我当然选择站在自由一边,反对那些企图剥夺他人的自由的力量。

我是国际笔会的成员之一,我非常认同国际笔会对此事件所发表的一份声明:国际笔会坚信,笔会会员“应该总是利用自己的一切影响来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充分理解和相互尊重,尽最大努力来消除种族、阶级和民族间的仇恨。”国际笔会“信守思想传播无阻的立场”,并呼吁全世界笔会会员“在全世界及其所属的国家和社群中反对以任何形式压制言论自由”。既然自由也意味着自律,笔会会员同时反对“败坏出版自由,例如以政治和个人目的发布谎言,有意造假、歪曲事实”。换言之,言论自由是有界线的,比如不能在剧院里恶作剧式地大声呼喊说“着火了”、也不能在飞机上开玩笑说“我身上携带着炸药”,这样做便超越了言论自由的界线,其言论已经危害了公共安全,他们必然要为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而受法律的惩罚。

显然,无论是昔日拉什迪的小说,还是今天画家的漫画,都不是“以政治和个人的目的发布谎言,有意造假、歪曲事实”。其性质既不类似于是在剧院中说起火了,也不属于是在飞机上说带有炸弹,他们的言论表达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至于说他们的作品伤害了某一部分人的宗教感情,被伤害者当然可以通过文明的方式,比如撰写批评文章、申请游行抗议等,来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我记得,当年电影《耶稣的最后救赎》也曾在基督教世界里引发轩然大波,许多虔诚的信徒纷纷走上街头反对公映,甚至来到电影院门口抗议。但是,所有的抗议活动都没有涉及对作者和演员的人身攻击和身体伤害。我认为,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宗教感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对于那些嘲笑乃至辱骂基督信仰的言论,我的心中当然会感到十分不快,但我绝对不会使用暴力手段去制止类似言论的表达,我的“护教”手段至多也就是撰写文章来申明个人的信仰的真相。

作家艺术家的言论表达不应被设置禁区,任何信仰者的宗教感情也不应通过政治和武力的手段来得以彰显。正如国际笔会主席、昔日捷克著名的异议作家叶尔利·格鲁沙所指出的那样,人民的宗教感情不应被他人利用为民族主义的工具,“对一切信仰表示疑问的权利,是一种要求彼此尊重的受珍惜的传统。讽刺经常会激起争议,而维护这样的言论自由权,并不意味着认同那些作者的观点。”因此,国际笔会强调,在发生争议的时候,争议的各方代表都应当可以表达他们的观点而无须恐惧审查、监禁甚至生命威胁。在此背景下,谁破坏这一神圣的准则,也就意味着他自动出局了,也就是说,言论自由的原则不保护那些声称要剥夺他人言论自由的言论。

言论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是人类社会活力的源泉,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信仰自由需要言论自由来体现和保护。因此,我完全不能认同的一种做法便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信仰,不惜杀害不信者或异教徒的生命、不惜伤害不信者或异教徒的身体。这种极端化的信仰是野蛮的、未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信仰。文明世界不应屈服于这样的压力。国际社会也不应当持“欺软怕硬”的立场——比如今天人们可以拿基督徒的信仰来开玩笑,却不敢轻易谈论伊斯兰信仰的缺陷;因为伤害了基督徒的信仰不会有安全之虞,而伤害了伊斯兰教徒的信仰则有可能立即横尸街头。于是,人们习惯了什么是“可以批评”的对象、什么是“不可以批评”的对象,人们通常只批评那些“可以批评”的对象,而绝不会触动那些“不可以批评”的对象,用中国的谚语来说就是“柿子拣软的捏”。这种出于恐惧和自我保护而形成的“潜规则”,逐渐戏剧化地定格为某种“政治正确”的选择,其潜在的辩护词是:伊斯兰世界属于“第三世界”,与西方相比是“弱者”,所以对伊斯兰世界的诸多内在的问题,如缺乏民主、暴力泛滥、恐怖主义、歧视妇女、一夫多妻等便可以视而不见,甚至为其涂脂抹粉。许多国家、政党、社团、机构及个人,为躲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不惜取消言论自由的原则,比如在此次漫画事件中就有编辑被解职。

回顾当年的拉什迪事件,自从小说《撒旦的诗篇》出版后,先后有六十多人为之丧命,伤者数以百计。其中有译者、出版者、普通读者,甚至还有被误杀和被误伤者。当时,伊朗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对拉什迪发出了“必杀令”。虽然后来伊朗政府为摆脱被西方制裁的状态,宣布取消此命令,但许多民间激进团体坚持宣称,追杀令依然有效,杀手的赏金已经提升到三百万美元。这些偏狭而狂热的恐怖分子,是人类自由的公敌,正如伊斯兰教及中东史大师伯纳德·路易斯所指出的那样:“所谓的

民主中国首发

张广天:80年代永垂不朽了

       最近,许多人都在说80年代,上次《滚石》杂志采访我,也向我提起这个问题。

  我这个人很没有时代感,不喜欢看报,也不喜欢了解国家和地球的大事。但的确,我也是从时代中穿越过来的,也是可以体味出所谓“代界”的微妙变化的。那个80年代,正是我上大学最活跃的时期,我们成立诗社、组织摇滚乐队、参加学生运动,人们在物质匮乏和政治压力下追求着“理想主义”。可以说,那是最后的“理想主义”末日。这个“理想主义”我为什么打上引号?因为那是典型的集体理想主义,典型的后群众运动。所有人都在问:我们的出路在哪里?谁可以替危亡和绝境指出方向?
  其实呢,就是爸爸死了,想找个新爸爸;找不到新爸爸,找个后爸爸也行。人们很廉价地在文学、戏剧、摇滚乐和学生运动中矫情地模拟文化大革命和黑社会的组织形式,人们不能没有领袖、老大和“党”。借着先锋和民主的名义,完成的是家族和秘密社团的体验。我曾经陷入其中,深受其害。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这样的人,在文革中还没有被专政的生理资格;而在80年代却尝尽了“理想主义”的苦头。今天,我的面目让很多人疑惑:“这个80年代跟我们一块儿混过的青年,怎么总是以反先锋的姿态出现?”或许,我只是比人早醒一点点,我看到了这样的“先锋”、“民主”和那样的“德先生”、“赛先生”很象,都是唱着极好听的小曲,让别人成为少数几个长者的陪葬。
  对于黑暗的间接经验来自书史,而直接经验却是80年代的具体生活给的。如果说我的内心是反抗和愤怒的,那么,首当其冲的目标就是万恶的80年代。不要跟我提60年代,那个年代我只是远远观望,只是零星听说,并没有切肤之痛。我可以从带我去重庆沙坪坝红卫兵墓地的经历者的拳拳目光中感受死亡气氛,但那样的痛楚不是我的,我的痛楚恰是来自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现代主义、先锋潮流、摇滚乐和民主游行——你们曾经是媳妇,但当了婆婆之后让我这样的小兄弟也吃尽了阶级斗争的苦头。
  人是无法背叛他的经历的,就象你们对上山下乡的迫害刻骨铭心一样,我也难以忘记被各类文学和民主的团体围剿而不得不离乡背井的迫害。你们能想象我中断学业被投入监狱的坏事并不只是腐败官僚一家干的吗?我不想回忆个人苦难来讨取同情,但我必须做一个老实人,必须忠于自己心灵的感受。我所经历的一切告诉我,那些轰轰烈烈的80年代西洋景与我无关。我可以活下来,可以站着做人,靠的不是20多年来自上而下的xx春天。这个春天的对敌双方的队伍中都没有我。我只是我自己,在逆境中依靠自己的不离不弃,依靠被时代遗弃的普通民众的同情,挺过来的。
  我的经验告诉我,集体主义是可疑的,“奶是检验娘的唯一标准”也是可疑的;理想如果离开了个人的基础,就是迷信,不论它以文化大革命的面目、以ffllgg的形式还是以专家治国的泡斯出现,都是可疑的。
  因此,如果说80年代永垂不朽了,那么60年代也永垂不朽了,那么xx的春天也永垂不朽了!永垂不朽的话,是对死人说的,既然死了,那管你不朽还是朽呢?与我们生者都是没有关系的了。我们给你开个追悼会,意思意思,目的是快快把你钉在棺材里,埋葬在坟墓里。

关于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公告

 

【2006年6月18日狱委讯】21世纪中国基金会/2005年至2006年度,中国人权状况继续恶化。恐吓、骚扰和绑架持不同政见者的事件不断发生。我们怀着对中国政治前景极端忧虑的心情注意到,这些黑暗事件进一步造成着异见人士家属诸多的苦难。

在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中间,曾金燕在过去一年里代表着一种光明的力量,她为寻找被当局绑架的丈夫胡佳所做的一切努力,鼓舞着很多灰暗的心灵继续盼望中国的政治黎明。我们深信,将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颁发给曾金燕女士,不仅是我们的荣幸,也将多少表达我们对中国大陆政治犯家属的问候与祝福。

曾金燕女士是一位民间环保人士和艾滋病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为河南等地的艾滋病人做了很多默默无闻的工作。然而2006年2月16日,因参加“绝食接力”活动,她的丈夫胡佳被官方秘密绑架,关押长达41天。这一恐怖事件打乱了曾金燕的生活。她的丈夫失踪了,而有关当局明确告诉她他们并没有抓捕她的丈夫。在这难以想象的40多天里,曾金燕开始全力寻找丈夫,并每天在网络上公布自己的寻人启示和相关遭遇。这些活动包括:每天到派出所讯问失踪人口查找结果,如果不能亲自去,就打电话;到检察院要求立案侦查;到各大网站、论坛张贴“寻人启事”,寻找失踪人口胡佳;坚持写email报告人大代表、国际组织、亲戚朋友寻找胡佳的情况……一个多月以后,面对曾金燕及年迈的母亲的奔走呼号,中国相关部门却无一作出回应。在这种情况下, 3月21日,曾金燕召开新闻发布会将胡佳失踪案公之于世界。

曾金燕为此经历了无数的折磨和来自当局的恐吓。但她坚持到了丈夫回家的那一天。这一天是良心胜利的一天,一个软弱无力的女孩战胜了当今世界最强大的专制的国家机器。这是爱与恨之间的对抗。专制的原则是仇恨,而曾金燕的原则是爱。这爱首先是对家人的爱,专制的国家机器最初必须毁灭这家人之爱。我们将受难家家人奖归给捍卫家人之爱的道德英雄们,乃是表明对这家人之爱的敬意。事实上,家人之爱在专制国家中永远是第一位受难者,也是铲除敌人意识及专制主义罪恶的最后力量。

我们向曾金燕女士表示祝贺,并祝福中国更多的家庭免于专制的国家的恐怖袭击与政治伤害。

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
2006年6月16日

 

附录:

曾金燕获第四届“受难者家人奖”答谢辞

 

在生命的第22个年头,结婚的第一个夏天,获知自己被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Foundation for 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授予本年度的“受难者家人奖”,我心不安,深觉有愧。我的先生胡佳因敢于说真话而遭受暴力、失踪、软禁、孤立和压制。最近的一次,2006年3月28日,失踪41天的胡佳从公安机关的绑架者手里回到我的身边,形销骨立、夜夜噩梦、肝硬化、情绪不稳定……他还活着回来,我感恩上天的厚爱,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分分秒秒,我觉得幸福。但是,我知道磨难没有结束,我必须时刻准备迎接下一轮考验的到来。我也知道,在我们热爱的土地上,还生活着许多和我一样命运的女性。她们正直有良知的家人,仍然被关押在监狱,仍然莫名其妙地失踪,仍然被软禁、压制,或者正蒙受不白之冤被推向深渊。 

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感谢每一位站在我们身后的亲友,感谢世界各地默默关注、支持的善良人们,怜悯每一个磨难我们的对手。是的,磨难而不是苦难。真正的苦难来自内心,没有任何人可以让我们受折磨,除非我们放弃守卫自己的心灵。佛陀说过,人生需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磨难,不是这种难就是那种难。在中原大地的艾滋病村庄,在高原寒冷的藏区,在孤寂清静的临终关怀医院,在纷繁复杂的北京城里,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们乐观地承受着自己的磨难,在磨难中努力幸福地生活。只有放弃守护幸福的人们,才需要忍受苦难的折磨。

我的丈夫胡佳选择做一个正直有良心的人,选择维护人类尊严的事业,也就选择了承受随之而来的磨难。我理解并尊重他的选择。婚礼上交换誓言时,我承诺了一辈子与爱人相伴相随。面对磨难,我要好好地学习,学习更加智慧、更加快乐地生活。面对强大对手的恐吓、黑暗、丑恶与仇恨,我没有武器,只有爱和宽容。将来的日子里,我也要用爱,一步步逼退对手,保护我的丈夫不再一次次受伤害。恨只会加深仇恨,只有爱,才能让行恶者直视自己羞耻的心,让他们停止仇恨与压迫,让他们开始爱自己的家人,也爱别人的家人!到那一天,没有人愿意行恶了,也就没有了行恶的机构和政府。我们的家人,才能平安幸福地生活在我们热爱的国土上。

如果没有各位亲友和不知名的朋友们持续地问候与鼓励,如果没有环保界、艾滋病领域、维权界、媒体、驻华大使馆和国际组织等机构,以及我国政府个别有良知人士的关注与支持,很可能胡佳仍然被关押在不知名的地方,家人仍然承受没有任何胡佳信息的压力,而我很可能早已恐惧慌乱而倒下。借着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颁奖给我的机会,胡佳与我深深地给诸位鞠躬致谢。

再次感谢美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对于我和其他遭受磨难者的家人,这份荣誉是对承受磨难者的事业与人格的肯定,是对我们这些家属极大的安慰与鼓励。我更加坚定了前行的信心,将来的磨难生活,与爱人相伴,有你们的鼓励,还有世界各地正直善良之士的支持,少了委屈、愁苦、恐惧、慌乱与黑暗,多了自信、快乐、坚强、智慧与阳光。

一再鞠躬,谢谢大家!

曾金燕
2006年6月16日

中国记者成为代罪羔羊

 

【2006年6月18日狱委讯】纽约时报/记者赵岩被无理关押在北京监狱里已经22个月。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此个案起到杀鸡警猴的作用。他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提醒了在中国的记者,在报道中国事件时,个人安全就受到考验。 

  对赵岩的审判安排在6月16日,同时也向全世界发出一个重大信息:若赵岩罪名成立,意味着虽然中国近年在各个领域取得很大进步,但中国政府的法制系统却在走回头路;意味着政府正在加紧控制信息;也意味着在需要以国家安全为名找一个替罪羊时,中国愿意滥用公民的人权和国家的法律法规。 

  赵岩是《纽约时报》研究员、著名中国农村问题专家,因一篇文章而在2004年9月被监禁。文章准确地预言,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将向胡锦涛交出军权。在文章发表十天后、胡锦涛控制军队的前几天,赵岩被捕,被控泄露国家机密和欺诈行为。监禁期间,他否认这些控罪,《纽约时报》也一再否认他是任何国家机密的来源。 

  赵岩的指控在3月搁置,同时胡锦涛出访美国,随后再恢复指控,这种操作在中国是非法的。尽管有两位中国律师专家帮助,但他的前景依然不够乐观,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审判等于定罪。 

  把这样一位资深的记者监禁在监狱里,将成为中国政府一个污点。当然,对赵岩及其家属和亲友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为中国走向现代化而努力,而世界也会根据中国政府和中国法院如何对待像赵岩这样的个人来判断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2005年工作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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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水浒——水浒中的酒保形象

记得一个故事,说某艺人说评书,大概是三侠五义这样的故事。一段内容快结束的时候,艺人说到众英雄在酒楼上谈论江湖事物,正酒酣耳热之间,忽然楼梯上走来一人,众英雄抬眼望去,无不大惊失色——要知此人是谁,咱们下回再做分解。第二天再接着上回书讲,原来上来的只是个酒保。艺人卖这样一个关子,当然是吸引客人能明天接着来听。不过是个幽默的关子,酒保是不可能这样风光的。
  
  梁山好汉无酒不欢,酒店是经常光顾的去处。一般的情景是这样的,好汉风尘仆仆,来到酒店坐定,叫道:主人家,快拿酒来吃。酒保问吃多少,好汉道:休问多少,大碗只顾来筛,大块肉只管来上。酒家当然是殷勤招待,热情迎送。读这样的文字,总会感受到一股英雄豪气。书中酒店出现的频率很高,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许多英雄故事也是在酒店里发生的。不过奇怪的是,水浒中提到的酒店虽不少,酒保伙计出场的也人次众多,但似乎没有哪个能让人留下印象。酒保几乎是千人一面的形象(当然经营黑店的除外,他们不算是正经的酒店经营者),待客语言也基本是例行公事,按部就班的。基本上问问客人吃什么喝多少酒,然后端酒上菜,了事。接着的情节就完全交给好汉发挥,与酒保没什么关系了。即使酒保有多余的说话内容,也基本上是为情节服务的,酒保的面貌依然是模糊的。如果是因为配角的缘故,也不尽然。象泼皮牛二,也是小角色,但一出场就能碰个满堂彩,刻画得入木三分,呼之欲出。其他郑屠、洪教头等,也只是露面一次,都是形象生动,让人印象深刻。
  
  酒保不仅是斟酒上菜,在很多段落里也是不可少的角色。用来引出人物,转折情节。比如林冲流配沧州,就是通过酒保的介绍,才决定去投奔柴进的。武松上景阳岗之前,和酒保言语有些冲突,明知道山中有虎,也不情愿回去,所以才有打虎一段故事。酒保大多数没有名字,毕竟是一带而过的形象,有没有名字无关紧要。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是,林冲在沧州时结识的酒家,是有名字的,叫李小二。他和浑家经营一个小店,自己既是老板又是酒保。书中关于李小二的笔墨不少,他对情节也很有推动作用,这在酒保中算是比较少见的。陆虞侯请差拨和管营商量解决林冲,恰恰是在李小二的店里进行的。李小二将情况向林冲做了汇报。此间一段文笔很能体现李小二夫妻的谨小慎微的心态。不过终归说来,李小二的出现,是为了突出林冲的,李小二的形象还是显得淡薄。
  
  酒保的作用基本是正面的。具有很好的服务意识,以顾客至上为原则。诸如指路,介绍情况,帮助客人买些饭食等,酒保都是有问必答,热情周到的。林冲接替老军照管草料场,旁近的酒家特意免费给林冲接风。“天气寒冷,且酌三杯,权当接风。”这样的话听起来很有温情。卢俊义流配的时候,公人吆喝他去打火做饭,卢员外是财主出身,哪会这个,也是小二哥帮的忙。当然这个小二哥不是酒保,是客店的伙计,不过身份与酒保类似,所以不妨等同视之。
  
  酒家客气勤勉,好汉们却不大领情。酒保常常是受辱的对象。这时酒保则让人同情。宋江初遇李逵时,李逵只因酒保说没有牛肉,“便把鱼汁劈脸泼将去,淋那酒保一身”。酒保忍气吞声,还得切好羊肉,再送上来。武松、鲁达、石秀等人也都对酒家相当不恭。
  
  这样写,可能一方面是为了突出梁山好汉的粗犷不羁的气质,另一方面可能也和酒家的社会地位卑微有关。酒保的行当,迎来送往,低眉顺眼,可能是为英雄者所不屑的。
  
  酒保的气质和梁山好汉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反差。而水浒毕竟是英雄侠义小说,着意刻画的是好汉、恶霸。在这些人物上不惜笔墨,对酒保这样的小人物就不免忽视。可能是这个原因,酒保的性格面貌常流于模糊。一般的说法,水浒是反贪官恶霸的小说,不过从人物性格来讲,酒保这样的小人物,可能与这些好汉才构成真正的对立。酒保的恭谨老实,殷勤周到,正可反衬水浒好汉的豪放不羁,潇洒作风。有众多酒保的默默无闻,甘做绿叶,也才会演绎出诸多可歌可泣的侠义英雄故事。如果武松一拍桌子,酒保同样气盛,两人与店外放对,几十个回合不分胜负,那就英雄非英雄,酒保也非酒保,一部水浒也不知从何写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