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城市晚报》转载《现代金报》的报道，来自长春市的苏艳君，2005年7月因入室盗窃700元现金被浙江省宁波市慈溪公安民警开枪打残一条腿。慈溪检查机关认定，此事够不上刑事犯罪，免予起诉。检察院的办案人员的调查已经证明，称苏艳君暴力抗法的一名协警承认，自己的作证不是客观公正的。苏艳君是盗窃罪的犯罪嫌疑人，苏艳君的五级伤残是慈溪警察错误地开枪直接造成的。警察在何等情形下有权向犯罪嫌疑人开枪？由谁来对这一权力进行限制？围绕警察开枪权的这些追问，都与和谐社会能否真正实现有着直接关系。
根据公正原则，作为盗窃嫌疑人的苏艳君，充其量只应承担与其犯罪嫌疑相称的法律后果。维护包括苏艳君在内的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机关的责任。警察在何等情形下有权向犯罪嫌疑人开枪？这一问题并不只与少数人有关。在许多复杂的情形下，警察机关的刑事侦查程序并不能准确地判断和区分犯罪嫌疑人与无辜者，而且被指控有罪的犯罪嫌疑人在得到法庭的有罪判决之前应被推定为无罪。警察的开枪是在刑事侦查程序内部发生的，它所直接威胁的正是尚未被法庭判决有罪的公民。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警察开枪的权力作出严格限制，是因为在各种国家暴力的形式当中，开枪是警察能够采用的最严重的暴力手段之一。在一个和谐的现代文明社会当中，国家暴力必须是锋利但又狭窄的“刀刃”，它是不能指向未被法律定罪的合法公民的。这样才能使公民感到自身得益于这种和谐并愿意维护这种和谐。正因为如此，警察从１８２９年建立之初就明确了限制使用武力原则，“最小动用武力论”始终是警察学最基本的原理。美国洛杉矶警察局原副局长罗伯特•弗能在强国论坛接受网友提问时曾说：“在美国警察开枪之前，他要先问自己三个问题，当然这三个问题要在一刹那之间作决定。第一是是否合法，是不是你在保护自己的生命或者保护某一些人的生命。第二个问题就是跟我们警察局政策是不是弥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一定要开枪，有没有其他可以解决的办法。”实际上这三个问题是逐层递进的：只有在直接威胁生命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开枪，在这一情形下还要受到政策的具体限制（如美国警察原则上不准向开动的车开枪），并进而排除其他办法被运用的可能性。作为有能力动用武力直接剥夺他人生命的强者，警察一刹那间的开枪决定事实上已经省略了司法机关从起诉到庭审再到判决的全过程，堪称“法的直接执行”。若不对适用开枪的具体情境严加约束，公民对“无罪意味着安全”的基本信任就很容易为莫名其妙的恐惧所取代，而恰恰是信任而非恐惧才有可能将社会导向整体和谐。
在苏艳君案中，对警察的开枪权构成实际限制的是慈溪检查机关。慈溪检查机关的调查是认真的，我们应当感谢他们让我们有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慈溪警察希望苏艳君能够以抢劫罪被定罪，但由于检察机关承担着对警察权的监督和制衡的功能，慈溪检查机关并没有采信那位协警声称被卡住脖子的证词，而是继续以独立调查的方式推翻了对苏艳君的“抢劫罪”指控。检察机关的依法监督毕竟有效地减缓了警察滥用开枪权对公民造成的损失，这是令人欣慰的。但苏艳君毕竟已经在为警察权的滥用而承受着成为残疾人的悲剧后果。倘若检察官和法官不仅是在事后介入，而能提前对警察活动实施严格的司法监督和审查，介入警察的羁押、搜查、侦查、取证、逮捕的全过程，这种悲剧发生的可能性是否会减少许多？严格的司法监督和审查程序肯定会有利于警察权的行使符合法治原则。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市议会，还有专门由市长任命五个平民组成的监督委员会，都能够代表全社会随时调查和监督警察权的行使。我国未来可以考虑以有专业知识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代表社会对警察活动行使监督权利。司法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介入，所保障和救济的不仅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也包括警察的权利。警察的开枪权若被滥用，毕竟要承担后果，他最需要的是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帮助、指导和规范，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酿下恶果的可能性。而建构这样一种同时保护公民和警察权益的机制，以制度的公正来遏制人性的盲目，正是实现社会整体和谐的当务之急。
余世存:词语
十几年前，我曾把一本萨特的《词语》翻过几遍。印象中最深的，是他以存在对抗虚无时获得的某种自觉，他在那本自传中说，写作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职业，但他不假借任何偶像，他只是真诚地拯救他自己。因此，他的思想并没有使他超出于任何人之上，他只是以自己的全部力量拯救他自己。如果他把他拥有的一点词语送进小道具商店，他还剩下什么呢？也是在这里，萨特有着存在主义哲人的自信，一个完整的人，是由一切人所构成的，他顶得上一切人，任何人都可以跟他相提并论。
我后来不断地想到萨特的内心反省，我看见汉语世界的众声喧哗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想，那些话是说话者自己的话吗。这第一个怀疑，就让人大为扫兴。虽然看网上无数的主贴和跟贴，好像中国有无数人有主见，无数人都是一个个独立的主体。随处可见有人在发表他自己的思想见解。但真实情形如何，需要大打折扣。我还听说，有些庄园主就曾在自己管理的乡村刷满了标语，诸如“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一类的标语后面是破折号，破折号后面是庄主的名字。我自己亲眼看见，在一个年轻人管理的二三十人的办公室里，是用打印机打印的大幅标语：“没有任何借口，保证完成任务”，据说这是“敬业文化”流行时年轻人自己想出来的话语。而众所周知，不少手里有点钱的企业家都在整企业文化，无论公司有多少人，反正企业家的话被不断地放大，让公司内外恍然以为他们的企业家是个思想家，是个儒商。
按萨特式的反省，如果这些嘴力劳动者或文字工作者，把他们拥有的一点词语送进小玩意儿商店，他们还剩下什么呢？口水？空心人？反人？我曾经试着把一些朋友满口的神圣删减，我最终发现他很可怜，他不是完整的，他不由一切人构成。他好像是我们社会的隐身人，没有生活过，没有民胞物与之情；他的感觉如此特别，无法与民生日用相通。而如此推演开来，我们会发现，我们社会确实是彼此分裂对立的，我们并没有做到担当、布施、同事，我们并没有慈悲的状态。所以经常有人说，中国人的分别之大，大于人与禽兽之别。呜呼，人之异于禽兽几希！
毛喻原先生曾对社会有独特的命名，他称我们的社会为反义的社会。岂止反义。“现实愈恐怖，吾人语言愈华美；现实愈苦难，吾人语言愈有福。”稍看看嘴力劳动者们的中国解决方案，更不用说去看专家学者的高论，我们就能看到词语装饰的社会是一个个花团锦簇式的他者，他者的花团锦簇在嘲笑你对他的怀疑。但我们如果像存在主义那样真诚一些，把花团锦簇扔进小商店，就像李慎之生前要求把遮羞遮丑的锦被掀开一样，这些人及其社会是如此不搭界，他们的存在实如丛林社会。
所谓的现代公民，实如圣贤一样，有着对全体的担当，有着独立政府意义上的权利，有着国家社会层面上的人格力量。这其实是萨特们所推崇的文明人格。也是鲁迅当年所谓的:“博大的人，应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健康的神经，应该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这也是信仰的人们念兹在兹要活出基督的感觉。《悲惨世界》里曾有父亲在做妓女的女儿面前唠叨：“你看看科学院里的那些学者……”他羡慕学者们有词语，他其实应该戳破那些词语。
中国作家面临断奶危机
继先锋作家翻云覆雨红火了一阵后，中国文坛又一片死寂，至于京味小说，美女作家的肉体小说，皆不过是文化长河中的小小浪花而已，并没有形成真正的潮流。
中国经历了文化大命革，却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所以我们书架上的书除了外国的还是外国的。中国的呢，只有一套鲁迅全集拿得上台面而已。也许有人说，你还没说沈从文呢，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在其所著《沈从文传》中写道：“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巫宁坤说沈从文的《边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和杰菲拉茨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相比美，虽然篇幅短小，但是含金量颇高，但是我看边城，不过是清汤寡水，一盘西湖醋鱼而已，远不能解渴，我渴望的是博尔赫斯的浓烈与阴沉。
想当年先锋作家们确实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才气，余华、苏童、格非、杨争光、北村、叶兆言等人都有佳作问世，且深度与广度都有所拓展。可是现在却后继无人，余华十年复出之作兄弟严重失了水准，经济发展中的故事他已无力描绘，浮光掠影式的叙述苍白无力。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只算合格之作，并没有太大的突破。
所以我敢断言，中国作家们从祖国母亲身上难以再吸到更多的奶水了，他们面临断奶的困惑与危机。
今后，创作灵感从哪里来？激情从哪里来？素材从哪里来？都成问题。
上海作家王安忆作品长恨歌虽然人文气质浓郁，但是可读性不强。没有大众读者。
我担心文坛后继无人。
现在比较看好的是李洱，他的花枪表现力很强，文字很有特色。可是距大师级作家还有距离。
还有晓航，〈师兄的透镜〉有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不过可堪造就。陈应松文字走偏了，陈希我需再加把劲。钟晶晶只有在自己的三分地里酷烈，王松的理科思维太严重，人文意识不强。
盛可以的〈取暖运动〉不错，把单身女性的独立描写的入木三分。
严歌苓虽然长得漂亮，但是才气不足。
至于池莉迟子建铁凝等女作家皆俗气十足，没看头了。
律师的守护神——托马斯·莫尔爵士
1935年，托马斯·莫尔爵士被教皇皮尔斯十一世册封为圣徒。他通常被认为是律师的保护神。
人们对莫尔的记忆最深刻的是：“他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其实，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他在多个领域著述甚丰。
莫尔踏入社会是从一个律师起步的。此前他一度进入卡特豪斯修道院，但当他意识到出家人不能有婚姻生活时，便”宁肯做一个纯洁的丈夫，不愿做一个不纯洁的神父”，毅然回到尘世。
在担任律师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涉及到下层社会的讼案，目睹了广大人民群众所遭受的苦难。他主持公道，能够替受屈的人们撑腰，因而在伦敦很有名望。
1504年，二十六岁的莫尔被选为议员。但很快便因维护市民的利益，而得罪了英王亨利七世，并受到了迫害。
1504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任王位。1510年，莫尔担任了伦敦司法长官，并赢得了伦敦市民的信任。在英国商人的敦促下，英王两次委派莫尔到荷兰及加来，调停与当地商人发生的商务纠纷。
亨利八世表面上非常欢迎人文主义的做法，令莫尔也很受鼓舞，他曾创作过一首长诗《献给英国最光荣和最理想的国王亨利八世加冕纪念日》，而且，莫尔反对新教的主张与亨利八世最初对待宗教改革的态度相吻合，再加上莫尔本人的声誉，亨利八世很希望接近他。1518年，莫尔被任命为王室请愿裁判长，枢密顾问官。1521年，出任副财务大臣，并受封为爵士。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院议长。1525年，他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国的首相。1529年取代沃尔西成为英国大法官，这是英国仅次于英王的第一号要人。但莫尔对自己的处境是非常清醒的，他曾对他的女婿说过，”若用付出莫尔的头颅的代价可以换得正和英国交战的法国任何一个无足轻重的城堡，英王会不加思索地把莫尔的头颅割下的。”
如一切杰出律师的命运一样，这位优秀的律师走向了政治。但这个时期的政治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而是处在王权与教会权力斗争非常尖锐的时代。莫尔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
表面上是一桩婚姻的纠葛。英王亨利八世不顾一切地想要再婚，娶一位能给他生育龙钟继承王位的人。因为，现在的王后“像一块砖头一样”无法生育。他看上了安妮，由此必须与王后凯瑟琳离婚。可是规定了一夫一妻制度的罗马教皇不允许他离婚。矛盾由此产生。
莫尔此时是全英国最伟大的律师和法官，首席大法官。但他拒绝站在国王一边。因为他坚定地信奉教皇拥有无上的权威。为此，他与亨利八世发生了冲突，尽管他竭力避免那样，被迫辞职。
亨利八世恼羞成怒，否决了教皇的权威，宣布他才是英国教会最高的领袖。不但立即废除了与王后凯瑟琳的婚约，还立安妮为皇后。并且制定了一项法律，要求所有英国臣民必须宣誓对亨利八世的任何行动全部无条件地效忠。莫尔爵士拒绝宣誓。
由于莫尔在国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他的拒绝带来的影响可想而知。亨利八世恨之入骨。他把莫尔关进了伦敦塔，但没有动摇莫尔的信念。最终，莫尔被控犯有叛国罪，接受皇家法庭的审判。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虚假的审判。
一开始莫尔被控有四项罪名，但其中三项后来被排除，仅剩下了叛国罪。对这一罪名，莫尔很意外。但愈加之罪，何患无词？里奇是指控莫尔的关键证人，但其他证人并没有支持里奇的证词，实际上已经证明里奇的证据是虚伪的。但法庭不允许莫尔传召自己有利的证人或证据。这样审判的结果就可想而知。法庭判决莫尔叛国罪成立，并且判处他死刑。按照成例，被告人要做最后陈述。莫尔终于获得了发表讲话的机会，他慷慨陈词，愤怒地谴责了国王的暴行，并再次声言教皇权力的至高无上。
在原则的问题上，莫尔即使以生命为代价也不屈从于国王的淫威，在所有人都不得不臣服的情况下唯有他一人挺身作战，表现了“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精神，不愧为一个捍卫原则的英勇斗士。荷兰哲学家伊拉斯莫斯称他为第一个“公正的人”，而后人也一直如此看待他。
人们把他看做律师的守护神，也反映了希望有更多律师能够像莫尔一样不惜为坚持正义而牺牲的社会心态。
莫尔说：
在这个国家的每一道海岸线内，由人们创造的法律构成了最坚实的基础——这是人类的法律，而不是上帝的法律。但如果你试图将人类的法律如除草一样清理干净，你真能相信自己在狂风呼啸中站得笔直？是的，即使是我我们个人的安全福祉考虑，我也一定要赋予魔鬼法律上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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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不仅民主姓金钱
西方不仅民主姓金钱
一、
今年终于看到一则伟大的高考试题，考题的正确答案是：金钱是西方民主的母乳。
我们经常看见报纸上理论书上写着：西方的民主的本质是：金钱！
我们总是佩服一些可爱的中国人，看问题总是看本质，这些人有没有研究出结果，中国的民主本质是什么，不是金钱，是人情？是民意？还是专权？
二、
我们可以引申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金钱这一伟大发现。
我们还发现，西方的自由恋爱的本质也是金钱，在西方，你身无分文，会有人嫁给你吗？名人嫁娶名人、富翁娶美女，本质不就是金钱吗？
那么中国人恋爱本质又是什么呢？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我们还可以引申一下：
西方足球的本质是金钱，你看那些身价上千万欧元美金的队员，那些背后由财团运作的球会，没有金钱，就没有他们的足球！
我们小心异异地问一句：中国的足球背后没有金钱的体质，中国足球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三、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金钱！
把这句话说了，就什么都不用说了。
中国传统文明的本质是什么呢，不是金钱，而是专制！不靠金钱不靠选票靠屠杀人头来实现更新换代。
四、
西方文明的本质是金钱。
金钱的本质又是什么呢？
是劳动，只有劳动才能得到金钱。但有一种力量也能得到金钱，天下，江山，就是暴力专权。
五、
让我们继续丑化金钱吧。
有一种东西比金钱丑恶一万倍，就是专制，让我们歌颂它
奥运会实在令人不敢期待
北京奥运工程自主创新铸就科技奥运。……依靠自己的智慧，中国人成功解决了困扰国际羽坛多年的“老大难”问题。……奥运场馆建设中这些人性化的细节设计，反映的既是一种人文关怀，同时也是科技水平、创新能力。所有的人文关怀，都是通过创新设计、科技手段来实现的。“人文奥运”的背后，一样折射着自主创新的光芒。（2006年6月10日《北京日报》）
作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官方喉舌，这个报道显然是个抡圆了照着北京奥运会组委会和相关政府部门的？上玩儿命拍的货色，通过标题就知道这则内容完全就是那种在社会上人嫌狗不待见的八股式官样文章，除了献媚当局之外没有任何价值。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期的临近，媒体上针对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的报道越来越多，并且几乎众口一词地为奥运会的各项筹备工作恬不知耻地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大捧臭脚。似乎，这奥运会真的就是和普罗大众的利益密切相关休戚与共，还真的无需全中国为这个劳民伤财的奥运会大开绿灯，还真在缺乏监管和□□卤＂p下官方就能与国际接轨不弄出点子腐败和丑闻来，奥运会的主办还真能搬掉压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头上的教育、医疗、住房这新三座大山、能够振奋民族精神、能够达成社会公平、能够借此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能够使比如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民以及逐渐贫困化的城市白领们在阿Q“当年我们家也很牛？碌摹本？神里对自己残破的境遇视若无睹并且经由此忍辱负重、能够通过类似袁伟时、郑必坚等当代中国的世界主义者们主导的中国和平崛起的说辞中自我陶醉孤芳自赏、能够实现中国的自摸自慰自欺欺人。
北京奥运会说是以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为津津乐道的口号和目标，可人们从2001年争取到主办权后历经5年发现，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向国际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一个巨大的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而其带给包括北京人在内的中国人的，距离人文、绿色和科技却完全南辕北辙相去甚远。看看北京现今各种利益集团绑架公共利益造成公共责任日益为社会所承担使得人文底线不断被击穿、今年北京连起码的蓝天任务数（姑且不论这种人定胜天的把戏对公共治理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不靠着弄虚作假根本就无法完成、数字化只是一个个糊弄人的噱头和牟利工具，就知道这些口号在什么层面和领域是货真价实的了。
其实，北京市奥组委方面也并没有想去为这个劳什子奥运会干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没听说，2005年9月12日北京奥组委副主席蒋效愚在接受接受《武汉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精彩的开幕式将是奥运会成功的一半。这话的弦外之音是什么？奥运“更高、更快、更强”的精神在中国人这里不过是狗屁，中国人对于形式和结果的注重远远超过对于程序和过程的关注，中国更在乎面子，更试图通过奥运会想全世界展现自己的金玉其表，更愿意在全世界的瞩目下完成一个盛大斑斓故弄玄虚花枝招展庸俗不堪的仪式，外强中干地为奥运会历史添上一笔浓重的恶心。
不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何许人也？张艺谋是也。此公在国际重大赛事上最突出的作品如何？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那个被国内外骂得狗血喷头的设计，人们当然还记得那个五音不全的小女孩的茉莉花、特别是女子12乐坊暴露得不能再暴露的“粉腿肉林”，让有着人体欣赏传统的西方人都大惊失色到中国人如今竟然如此在大庭广众之下的红色情结之中将女人白花花的肉体当作中国特色来供世人玩味。而张艺谋的辅佐又是谁？那个制造了无极对国内自然环境不可挽回的破坏的陈凯歌，以及在文革中喧嚣一时的北大哲学系教授汤一介。
就这种人，要弄出蒋效愚所谓成功了一半的奥运会标志的开幕式，大概我们对于这届奥运会的成色也就可以期待了。
2006年4月19日《华盛顿观察》报道，两枚奥运田径金牌获得者，伦敦2012年夏季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塞巴斯蒂安。科爵士说，“奥运往往是主办国发生巨变的契机。这也许现在还不明显，但办过奥运十年之后，这一变化将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在2006年3月底访问北京时，科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他说，“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但无一例外的是，举办过奥运会后，一个国家从外部形象到内部日常运作，都会发生翻天复地的变化。”科认为这一点从1968年墨西哥、1980年莫斯科和1988年汉城夏季奥运会的经验可以得到证明。
那么，对于北京来说，奥运会的举办会使这个拿破仑称之为巨龙的庞然大物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或者说，奥运会将带领中国走向何处？是好还是坏？
同期《华盛顿观察》还介绍，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中国问庾？家吉姆。法内尔认为，中国已经花费了数百亿美元修建奥运基础设施，使许多社区受益，让许多北京人的生活水平在准备奥运的过程中就得到了提高。同时，在奥运会期间及奥运结束之后，外贸和外资的投入，会让在社会基层的一般平民百姓受益。“地方学校、社区中心、体育俱乐部和普通百姓，现在已经从奥运会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得到了实惠，”
我真是奇怪，这个米国人是怎么成为中国问题专家的，这孙子知道不知道基础设施对于哪怕是北京人来说是个什么蕴含着什么样的结局？要知道，这些基础设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要花他娘人民的币的，这钱从哪儿来？庞大的官僚系统日益庞大，维持这个权力体系所需要的经费当然事关政权的稳定性而必须保证，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钱就必须另找来源。于是，政府相关部门才挖空心思巧立名目对公众进行越来越丧心病狂而明目张胆的强取豪夺；而这些所谓的基础设施，更是被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和物业公司盘踞成为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说人们从中得到了实惠，那个美国鬼子丫挺的没事吧？！
同期《华盛顿观察》刊登了特约记者斯蒂文。安格莱德博士的看法，在2008年奥运闭幕以后，当霓虹灯黯淡下来，世界媒体和观众离开北京后，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名改革者，中国的媒体仍然会保持开放，出版业会更自由，民族主义会生根并改变中国的政治基础设施。
这种小心翼翼的说辞，更不如另外的说辞更加令人担忧。6月5日出版《每日工业快讯》报道，雷曼兄弟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将中国发生经济硬着陆的概率上调至三分之一。报告指出中国经济正在繁荣发展。一季度官方GDP同比增长了10.3%，除进口增长外，大多数数据显示本季度将保持增长势头。然而，中国经济失去平衡，快速增长缺乏质量。投资过度且消费不足已经使经济失衡且越来越依赖出口以避免慢性过度供给问题。中国的家庭仍然是高额储蓄者，且家庭消费占GDP比例去年降至仅为38%.政府消费另占GDP的14%，而出口占GDP比例已从2000年的26%骤增至37%.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宏观政策力度太弱且早已过时。中国的过多流动性以及过度投资几乎不能算是新问题了。2003年对此问题的担忧促使政策制定者采取紧缩政策措施，这些紧缩措施一开始似乎奏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失效。如今问题已经再度浮现，中国正再度采取类似政策措施，但这些政策不再有效。在我们看来，问题在于这些措施太零碎而且过于依赖于行政手段来管理一个越来越市场化、越来越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的经济。紧缩政策主要解决表面现象而不是根本问题：汇率管制过严，以及资本成本过低。鉴于通货膨胀率仅为1.2%，有人担心提高利率将导致通货紧缩，但这一观点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通货膨胀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产能过剩，假如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话，经济失去可持续增长所造成的最终经济损失可能会很高。然而，我们没有看到中国调整其宏观政策的迹象。因此，我们已经决定将中国GDP增长率减速至5%或者更少的可能性由原来未来五年内的1/4概率调高至未来三年内的1/3.中国需要调整其宏观政策，使其朝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更高的利率以及更加扩张的财政政策方向发展。若非如此，过多流动性以及过度投资的周期将会持续并导致在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过程中形成更糟的问题，之后使得经济出现慢性过度供给问题。
这将是个什么景象？中国经济可能会发生硬着陆，这会是什么后果？不堪设想。巨大的仅仅用于维持行政系统（而不是公共服务方面）的财政开支、过高的对外依存度、被严重低估了的货币价格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等各种要素价格的强制性压低、依靠投资而非消费带动的畸形的经济增长……
就这样，还奥运会呢。怪不得，越来越多的高官早就把家眷子女送到国外，逃离这个是非之处和摇摇欲坠之际万众一心埋藏的地界儿。
无耻到极点的“牛皮匠”邱晓华
50岁以上的人也许对大跃进时期中国普遍的吹牛皮，放卫星记忆犹
新，什么亩产十万斤，什么三年赶英五年超美，什么跑步进入共产主
义社会……结果呢，现在50多年过去了，中国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
在世界上排名仍就落在后面，尤其是老百姓生活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
语，和美国、英国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因为荒谬的改革使得老百姓的
收入相对而下降了，城市街头遍地乞丐，政府门前上访成风，城市贫
困人民数量不断加大……
这能叫赶英超美？
中国有一句话叫作：三天饱饭吃得不知道东西了。中国就是这样，好
日子还没过几天，就膨胀起来，尾巴就上天了。现在的官员讲话是吹
牛成风，记得江泽民“退休”的那年，一些家伙突然冒出个14年盛世
的说法，弄得人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些家伙竟然不顾现实生活，一
味地炮制各种数据：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日子，每家平均资产在20
万，中国人年平均工资20,000元……真不知道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反正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了后都很纳闷，不知道那些官老爷是怎么计算
出来的。
这不最近又有个家伙胡言乱语，牛皮连连。近日出版的香港《大公
报》从北京发回的报道称，履新不久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在北京
大学指出，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健康的发展势头，在“十一五”末
期，中国经济很有可能赶上德国。
12日傍晚，邱晓华在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组织的第55期《天
相金融与经济高级论坛》发表主题演讲。虽然大雨滂沱，但这位年轻
有为的国家统计局局长，吸引了不少北大学子，偌大的报告厅内座无
虚席，不少学生只好席地而坐。
他说，目前中国与德国仅仅相差四千亿欧元，也就是五千至六千亿美
元。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十一五”末期，中国经济总量
很有可能赶上德国，将达到人均3,000美元左右。15年后，即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年之际，中国将达到人均5,000美元左右，总量基本上可
以赶上日本。再过30年至35年，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中国人均
将达到110,000美元，总量将大致赶上美国。
这条新闻在网易被转载后，一天就引来上万条评论，我概看了一下，
绝大多数是批评邱晓华大放厥词的：
◆我们只能感受到数字在增长，而生活质量未增长，反倒压力更重。
不过与民争利的感觉到是越来越强烈。
◆1958年6月8日大跃进运动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
◆又开始吹，房价油价涨的满天飞！老百姓还有没吃没穿没学上的！
可悲！
◆邱晓华怎么不去预言他还有几天可以蹦达。
◆经济数量上的一致，并不，绝不意味着质量上的对应。应该强调，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达到教育公平，经济的地区差别什么时候可以减
低，收入的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何时可以形成。国家的竞争力何时
可以赶上日本、德国。
◆手淫强身，意淫强国！
◆那还不快！统计局打个表格填点数字，新闻上一发布，老百姓的人
均收入就增长了百分之Ｎ马上就富裕！
也难怪网民们，邱晓华明明是在胡吹。你想，一个很简单的常识，那
就是中国五年赶上德国？那德国这五年干啥去了，难道是在睡觉！同
样的道理，30年赶上美国，那美国这30年难道就不发展了？
再说，德国是欧洲比较富裕的国家，许多中国人到了德国，十分感叹
人家那种秩序，那种生活的质量。从这一件事就可以看出，别说中国
五年赶上，就是50年也赶不上，那就是人家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水可以
直接喝，而中国水龙头里的水能喝吗？今年哈尔滨还因为污染停了好
长时间的水呢。随着中国环境污染的加剧，别说自来水不能直接喝，
即使经过加热的水，也会出现各种有害的物质而不能喝。这能比得上
德国吗？
经济发展的最终衡量的标准是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不是靠所谓的总
量，或者仅仅依靠几个数字来说明的。如果从人民的生活质量上来
看，德国和中国孰优，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还有一点，那就是中国的统计数据一直备受指责，不光是国际上指
责，就是在国内也被人们怀疑，认为水分太大，虚假成分太多，这种
怀疑甚至来自于中共内部，前几年朱镕基不是提出来：不做假账的口
号吗？不做假账由国家总理提出，可见中国的假账泛滥到何种程度。
有一个村庄第一年的人均收入是3,000元，而第二年变成了500元，乡
长很纳闷，村长解释到，因为头一年村里有人中了500万大奖，人均
收入就上去了，第二年没有人中将，人均收入就下来了。
象这样的统计数据能反映出人民的真实生活吗？这还算比较客观的。
还有中国每时每刻出现的许多莫名其妙的数字，根本不知道是怎样来
的，不知道那些家伙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就拿这次的赶德超美的数
据，究竟是怎样来的，有没有科学根据，我们不得而知。
反正你问问中国老百姓，五年我们会不会赶上德国，绝大多数老百姓
会说，放他妈的狗臭屁。你再问，30年后会不会赶上美国，老百姓也
会这样说，放他奶奶的臭狗屁。
而作为堂堂的国家统计局局长的邱晓华难道就不知道这些？除非他是
头脑发昏或者高热患者。但显然不是，那只有一种解释，这家伙为了
奉迎上意，纯粹是无耻到了极点！
张祖桦:军队国家化乃政治文明之通则
近期以来，国内有识之士在探讨国家发展战略、呼吁政治改革的过程中，屡屡提到军队国家化的课题。仅笔者有限所知，先后有中央党校教授杜光、原《工人日报》常务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经济学周报》总编辑何家栋、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老一辈经济学家冯兰瑞分别撰文或发言谈及这一内容。
杜光先生在《从朱成虎氏狂言想到军队国家化》（载博讯2005年8月31日）一文中写道：“军队国家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它最初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是对邓小平于1986年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微弱的回应。邓小平1986年9月至11月曾多次谈到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这些讲话在知识界青年中掀起了一股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党政分开的热潮。党军分开是党政分开的自然延伸。”
杜文披露，1988年秋冬之间，他本人作为新成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干事长，正在负责筹办《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有人介绍了一篇主张军队国家化的文章，题目叫《从阶级军队向共和国军队的跨越——试论我军领导体制的改革》。该文作者是济南军区的一位青年军官，不久前曾在军队的内部刊物上发表了同一主旨的文章，在军队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军委高层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投来的文章就是在那篇文章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文的基调是：军队现行的领导体制，“给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军队建设带来许多弊端”，主张“变党对军队的直接领导为国家对军队的直接领导”，“把军队体制纳入国家统一体制”，“实现军队国家化”，“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应逐渐转变为行政首长负责制”，“军队中的党组织不再是权力机构”。该文还未及发表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镇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不幸夭折，军队国家化的声音也就沉寂下去了。
何家栋先生则在《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的问答》（载《开放》杂志2006年月二月号）一文中论述了“中共党军关系的三代模式”。
第一代，军党化，为主义而战。党拿枪，枪建党，党军一体，有党权即有军权，无军权亦无党权。
第二代，草头化，为权力而战。邓小平要枪不要党，就因为枪可以指挥党，总书记不听话想废就废，捅出漏子就撇开中央调集军队包围首都，在和平时期大开杀戒，制造震惊世界的大惨案。
第三代，家丁化，为利益而战。一代不如一代，更加不成体统，军队不知道该站在哪一边，变成豪强争权夺利的工具了。
何老的文章还指出：“人民解放军本来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军，正如名称所示，它是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按道理讲，革命胜利了，人民解放了，它就没事了。应该及时转为一支国防军，承担抗御外敌入侵的任务。”但是在党军一体的体制下，军队没有转型，政治化也没有消解，执政党没有经过普选获得人民授权，整个国家还保留着战时体制，没有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就像一座大兵营、大监狱，与现代政治文明无缘。这样下去是非常危险的。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共就曾主张实行军队国家化。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国民党一部分人所提的方案，是先将军队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我们认为现在的政府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政府，把抗日的军队交给这个一党专政的政府，也就使人民抗日的军队，变为国民党的党军了，于是政府再用请客方式，请几个人去参加政府。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周主张：“把政府改组为各党各派、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民主合作的政府，再由这个政府去统一全国的军队”。周的意思是，首先政治民主化，然后军队国家化。（参见邓野著《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第268页）
无独有偶，当时国内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储安平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也持与周恩来同样的见解。储安平在涉及内战、国共两党的党争时，多次阐述过军队国家化的观点，他认为军队国家化是实现民主和宪政的起码条件，舍此则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以武力相较的争斗是难以走上民主道路的。（参见谢泳著《储安平与“观察”》第21页）
我引证周储二人之言论是要说明，阳光底下并没有多少新鲜的玩意儿。军队国家化根本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新观点，而本是60年前在野的中共与自由民主人士共同的主张。历史表明，中共并不是真要实行军队国家化，而是出于与国民党争夺天下的需要，把军队国家化作为幌子，以抵制国民党统一军权的企图。一旦中共用武装斗争打败国民党，就立即把“军队国家化”的主张扔到爪哇国去，从此一路高唱“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新杨柳枝”了。
党对军队军队实行绝对控制的“党军”模式是一种与现代政治文明相背离的危害极大的体制。
首先，它是一种典型的人治模式，而非法治体制。在党军体制下，军队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命于党的的指挥棒，实际上是听命于掌握军权的党魁或党内大佬。军队被不断地告知，要“坚持拥护”党的领导，“坚持服从”党的指挥。在这种体制下，军队作为党的工具参与国家政治：一方面，军队在政治权力斗争和重大决策上起关键作用；另一方面，在党的决策层，握有军队实权的个人能够在党内占据强势地位。党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使得国家的法律规制形同虚设。党魁或少数党内大佬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军队，使之服从政治需要，而不是其本职（保卫国防）。
其次，党军模式是与宪法原则相冲突的，或者说是违反宪法的。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它的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国家加强武装力量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增强国防力量。” 同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国务院履行“领导与管理国防建设事业”的职能。也就是说，按照现行宪法，全国武装力量的领导者是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务院则进行具体的领导与管理。“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当然包括军队权力；代行人民权力的机关是人大，因此，军队应向人大负责而不是听命于党。实际情形完全不是这样，直到今天，中国军队仍然是“党军”，而非“国军”——国家的军队。
党军模式属人治体制，与宪法原则相悖，无须赘述。下面谈谈其弊病与危害。
1、党军体制与军队干预政治，助长了个人专制，严重阻碍了国家民主化与法治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从负面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2、军队政治化容易被具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来谋取私利，导致军队成为政党或个人谋取政治权力的工具甚至是牺牲品。
3、军队将所谓的“革命化”置于优先地位，意识形态挂帅，重政治轻军事，造成政治干部与军事干部之间的矛盾与内斗，在军队内部培养了一批以政治为业的人员，专司政治整肃，严重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
4、按政治需要组建军队，导致军队规模过大，组织结构畸形，高技术军种构成偏低。
5、军令、军政系统合一，指挥关系复杂，中间环节过多，内耗频生，使军队的整体做战能力受到极大损伤。
6、军官任命由党委和政治部门专管，与业务领导脱离，滋长军队干部管理方面的腐败。
7、军队非职业化，造成军人职业感的模糊，致使军队自身现代化建设严重滞后。
8、党军体制与军队干预政治的沿续，对军队的合法性和军人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造成极大损害。党为了自身利益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军队，使军队卷入政治斗争甚至于做出屠杀人民、伤天害理、人神共愤的事情，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最为典型的是军队参与文革和何家栋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六四”屠城。这两大事件对军队的伤害至深至巨。我接触过许多曾在军队任职的人士（何老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均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9、即使是对中共领导人包括总书记，维系党军体制的害处也远大于获利。因为这种体制最不稳定，最不重视程序，最容易发生政变，也最不安全。君不见，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先后几任党主席、总书记不就是被掌握军权的大佬密谋搞下台的吗？
军队是由人民（或称“纳税人”）供养的，而非政党供养的。政党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更不能提供军队生存所需的给养和物质资源。军队没有理由充当某一政党攫取政治权力的工具，而应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听命于由人民依法定程序民主选举产生的国家机构。军队国家化乃是人民行使管理国家权力的必然要求，是国家民主化与法治化的必备条件，也是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万全之策。
军队国家化乃是文明国家的通则，实行宪政民主体制的国家莫不如此。以我们的近邻印度为例，印度军队不从属于任何政党，只服从于民选政府。印度宪法规定：印度实行三军分立，总统兼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内阁国防委员会为国防最高决策机构，总理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三军统一作战指挥权平时归内阁总理，由总理通过内阁秘书处与国防部行使，战时则通过授权给军种参谋长来实施统一指挥。内阁国防部长是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军队的日常行政事务。印度军队是非政治组织，在政治上严守中立，从不参与政治斗争，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因而受到印度人民的信赖和尊敬。印度军队国家化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学习。（参见胡志勇著《文明的力量印度崛起》）
众所周知，今日中国仍是一个如周恩来在半个世纪以前所说的一党专政的国家，党仍在顽固地垄断一切权力，特别是军权。军权可以说是党的生命线和最后屏障。因此可以想像，军队国家化的改革阻力非常之大，搞得不好，还可能诱发政治冲突和政治危机。但是，天下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久拖不决迟早会深受其害。
我的主张与建议是，军队国家化与党军变国军（国家军与国防军）的大方向应明确，以与国家民主化、法治化的进程相配合，最终目标是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在这个大目标之下，实施的步骤可以分阶段稳妥地推行。军队改革总的原则应是职业化、法制化、非政治化和现代化。应撤消中共中央的军事委员会，保留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军委由国务院及国防部与军队最高领导人组成，由国家元首担任当然主席。国防部作为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也可考虑改称国防委员会）的办事机构，应享有具体管理和监督军队的全权。军队的政治委员制也应撤消，可以考虑设立军人品德教育机构取而代之。为使军队非政治化，一切政党与政治性组织均须退出军队，军队不得参与国内政治竞争，并在政治上严守中立。国防部须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军队建设情况和问题；特别是国防建设所需的经费，更必须报请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正如杜光教授所言：“人民纳税养育了军队，完全有权利知道这些钱是怎么花的。”
党军体制自上世纪20年代由国民党肇始，迄今已沿续了大半个世纪。要从根本上革除党军体制，使中国军队体制真正走向政治文明，以求国家长治久安，当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正因其难，才愈加需要深入讨论，周密研究，集思广益。对此抱持讳疾忌医的态度是非常不可取的，而把国家之公器当做政党的私产的立场更是祸害之源。
2006年6月
大学生缘何会杀死苏联红军
1947年至1948年上半年，中共党、政、军所占据的较大城市是哈尔滨。在这之前，党中央已从内地调到东北10万部队和2万干部，并已分散在东北各地解放区。在这些解放区和南满一带城市，和哈尔滨一样，一片打倒封建主义、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呼声，从城市到农村，震天动地。这是美国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立即转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所造成的直接结果。
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干涉，哪里就有反抗。这已成为世界性的规律。
领导这一地区解放事业的核心人物是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几员显赫人物。他们是高岗、林彪、林枫、高崇民、张学思等人。
为了有利于开展这场人民翻身闹革命的伟大活动，他们在中央统一的安排下，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高岗挂帅，林枫、高崇民、张学思任委员会副主席，栗又文任秘书长。
哈尔滨是我国北方新兴的一个较大的城市，它既是东北三省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要地，又是松花江的重要港口，是早年列强日、俄、英、美、德、法等国必争之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哈尔滨曾聚集了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并设立过24个国家的领事馆，同时还有外资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因而此城的涉外事务，就十分繁重，十分需要有一个专门机构来管理、来处理日常的涉外事务。为此，于1948年中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内部设立了一个外事处。
涉外工作无小事，事事重要，因此外事处的工作便直接归口由林枫副主席亲自领导，也就是说，外事处是在林枫亲自领导下工作。外事处建处初期，人员不多，算上处长陆曦，仅有三人，我是其中之一。
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在哈尔滨期间，我们三人都没有外事经验。中央外事组、西柏坡没来得及派人来支援。因此，为了工作上的应急需要，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干，在工作中边请示、边学、边做，摸着石头过河。
搞外事、办外交对我来说，实在是件勉为其难的事，我本来在大学是学医的。当年，我一心想当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以做点脚踏实地、救死扶伤的实在事。换句话说，自己就想做个靠本事谋生的本分人，做个既可不必瞻前顾后，又不求荣不求禄，靠自己的双手、维持自己的生活就行的普通人。而且对搞外交我又一窍不通，既不懂行，又不感兴趣。当党组织硬性决定命我去搞外交时，我很为难，不服从吧，就是不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吧，就要放弃两年已学到的医学基础。怎么办？对此，我在思想里嘀咕了很久。
说实在的，正当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在四平等地打拉锯战的时候，为了战时的需要，不要说是外事工作，就是任何一项殊死任务，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不容选择的。地下党组织栗玉（ 栗又文的妹妹 ）找我谈话，她说：“党中央目前的任务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的任何一项任务，包括外事工作，都要围绕着这个大局转。我们每个党员也都要从这个翻天覆地的大局去想问题。组织上选你离开大学，放弃学医，去从事政治、从事外交，是对你的信任，是对你寄予很大期望，是要你将来为劳动人民做更多、更重要的事；而你应该牺牲小我，去服从大我，把眼光放大些、放远些。”
栗玉的这次谈话语重心长，使我一生难忘。党组织的这一决定有如泰山压顶，没有考虑的余地，只能服从。
说心里话，要我放弃学医，去从事外交，我很不情愿。
我这种不情愿，并不是我对外交、对政治有什么成见，也不是对“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有什么怀疑，更不是对中共带领劳动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信心和勇气有什么动摇，而是对钻研理科、攻读医学确实曾有过一些兴趣。
就这样，在一个转瞬之间，我就很不情愿地改变了自己一生在事业上的走向，进入到外事口，成了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的一名成员。
涉外工作领导比较重视。因而我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工作期间，除高岗、林彪外，和一些领导人，诸如林枫、高崇民、张学思、栗又文等，由于工作关系，均有接触，经常可以听到他们作的大会报告或工作上的具体指示，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
高岗和林彪在解放战争那几年也难得一见。有一天，我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看到一条豆腐块大小的消息，上面写道：“共匪军事首领林彪已经在前线阵亡。”这条消息引起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注意。
正当我军和由美国装备的国民党军作战期间，我帅阵亡，是我党的重大损失。这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震动。可对此，为什么听不到任何风声，既没看到林彪阵亡的简报，也没听到这方面的小道传说。这类事又不便多嘴去打电话向军方询问。难道说，为了稳定军心，这一阵前重大伤亡的消息暂不下达？种种猜测，得不出个结论，让人有些纳闷。
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人皆有之，而我更甚。为了弄清这一不便弄清的谜团，当天夜里我和秘书处的一个干部不动声色地进行了一番调查，亲自到众人不知的林彪住处去探听风声。
这天夜里和往常一样，哈尔滨城内仍然是一副战时景象，市民在天黑之后，早已熄灯入睡。
市内有照明的地段不多。南岗从喇嘛台到秋林公司还有几盏街头路灯，再往西走，几条横街都没有路灯，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路上既无行人，也无车辆，没有任何大城市应有的喧闹和噪音，寂静得有些恐怖。
当我们从南岗向西走了很长一段路后，在向右拐、走到距林彪住处约五十米的时候，只听林彪住宅的门警（ 卫 ）大喝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我的同伴立刻回答：
“我们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是找你们那里小柯的。”
“小柯住在司令部，不在这里。”
接着门卫又喊：
“你们是回去，还是往前走？”
为了进一步观察有关动静，我说：
“往前走。”
“你们几个人？”
“两个人。”
门卫立即很严厉地说：
“你们两人拍着手过去！”
当时，我的同伴说：“我们不拍手可不行，弄不好，门卫会开枪的。目前战争形势紧张，被他们打死，白死，无处说理。”
我急忙说：“废话，人死了还说什么理？现在我们就委屈点，服从门卫的命令吧！”
为了探听有关风声，只能尊重门卫的命令，拍手而过。
根据种种迹象，我当时就断定：一、林彪安然无恙；二、国民党中央社那些记者是奉命造谣，妄图干扰我们的军心。这就叫作“黔驴技穷”。
关于高岗，他更是有些神出鬼没，一般人难得一见，了解他者不多。我只知道，要见他或找他请示问题或处理文件只能到交际处去找他。当时，我们都不言而喻地知道，高岗的业余生活，不管形势多么紧张，有两件事他抓得很紧：一是打麻将，他又善于打“二五八和”；二是跳交际舞。
然而，我们这些年轻干部在林枫等人的领导下，一心一意地埋头工作，一天到晚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既不会打麻将，也不去跳舞。当时我们的生活虽然比较单调，但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状态却很饱满。
尽管我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玉米子加咸菜，穿的是二尺半（ 黄军装 ），但我们敢于自豪地说，我们对解放事业充满信心，十分乐观，坚信朱、毛必胜，国民党必败，蒋介石必然会被打倒，全中国必然会解放。
当时，每当看到一份前线的胜利简报，我们都会忘记吃饭、忘记休息，兴奋不已，奔走相告，甚至有些忘乎所以，有同当今球迷们那股痴劲。
1948年，解放战争的军事形势发展得很快、很迅猛，有些出人意料，让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有些坐不住。
7月，这场解放战争刚刚打到第三个年头，我解放军的兵力已有惊人的扩大。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仍保持在300多万人左右的时候，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由原来的120万人发展到近300万人。而且，国民党的正规军约170多万人已被我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战场上，被动挨打，捉襟见肘。
约在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
10月初，高岗在哈尔滨召开东北各省市党政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当前的军事形势”，并对这一形势作出了充分的估计，认为“东北全境的解放即将到来”，“当前的任务是全力支援战争”。
当得知高岗这一结论性的战事安排时，我高兴得要跳了起来。
上述会议开过之后，东北战场就开始了“关门打狗”的战略。
几天之后，我解放军经过31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歼灭蒋介石军队10万余人，攻下了锦州；不久，长春的10万守军也被迫放下了武器；接着在辽西又歼灭了蒋军12个精锐师，计10万余众。似乎国民党在东北的军队所面临的崩溃形势，已经是势不可挡。
当时，我们外事处的三个人面对这一即将转折的重要时刻，也和其他同志们一样，恨不能也到阵前去为这一战事转折和必然取胜的战争，付出自己的力量，以不负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对每个共产党员的期望。
几天之后，又一个新的战略性部署，让我们兴奋不已，这就是，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部署“要把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精神，高岗在住处（ 哈尔滨南岗法国领事馆 ）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即将接管沈阳的方针，提出今后的重点都在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全班人马也即将随军开进即将解放的沈阳，并将在沈阳这一较大的城市里建立一个人民政权，即成立“东北人民政府”。这一伟大的战略决策，意义重大。因此，我们在高兴之余，也都感到，作为这些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十分自豪，十分幸福。
出自东北行政委员会机关转移的需要，我曾和哈尔滨市外事处长陈克通了个电话，告其：东北行政委员会外事处将向即将解放的沈阳转移，今后有关地区性的外事工作将请市外事处接管处理。
一切离开哈尔滨的收摊工作安排妥当之后，我们便立即投入紧急准备行装，并日夜等候乘火车沿着四平等战火纷飞的阵地开往沈阳的命令。（ 注：11月2日解放军打入沈阳，4日我们开进该城，当即驻扎在太原街2号，原国民党剿匪司令部的旧址。 ）
仅用三天时间，我们将准备行军的工作安排就绪。正在我们全神贯注、待命出发的紧张时刻，突然一天上午，东北行政委员会传达室通知我：
“有一个大学生，要求外事处的人接见他一下，他有要事相告。”“是否同意他进来，你们见他一下？”
我也不知来者是谁，要谈什么。按规定，这类约见是不准随便拒绝的。为此，我只好答复传达室：“可请他进来，我跟他谈，了解一下，他有什么要紧的事。”
原来这位大学生杀了人，他杀了一个老外，现在是来政府投案自首的。
这类事，外事处是否可以受理，我们没有把握：受理吧，既然是件杀人案，应由公安或法院去处理，外事处岂能越俎代庖；不受理吧，该学生一再强调此案是涉外事件，又不便拒绝。
经过商量，我们认为此事多有蹊跷，既是涉外事件，不妨听听再说。
主意已定，由我出面去接见这位自首的大学生。
这位大学生叫王杰（ 下称小王 ），他一见到我，就直截了当、不绕弯子，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亲身经历的这一涉外事件。
王杰说：“我对苏联兵极为不满，有不共戴天之仇。为了讲出这一仇恨，我从1945年苏联出兵我东北、打败日本侵略者说起。”
1945年8月，苏军入城，兵荒马乱，商店关门，学校停课。寄宿在学校的王杰等同学和尚未离校的化学老师张某夫妇一起，共度这一非常时期。
张老师为了学生们的安全，也是为了自我壮胆，把留下的学生集中到一个大屋子里住，大家同睡在一个大横木板铺上。张老师夫妇就住在大屋里面的小屋子里，以便和学生们互相能有个照应，以期平平安安地度过战时的困难，等待早日复课。
这样一种混乱的社会秩序，对几个孤苦伶仃的寄宿学生来说，又惊吓、又无可奈何！
这几个寄宿的学生为了安全，自己组织起来，各持一件利器，日夜值班。对此，化学老师张某对这些学生说：你们这些防范措施都不错，但只能在精神上给自己壮壮胆而已，如果真的发生了什么情况，你们这些棍棒利器是无法抵挡冲锋枪的。你们可不能乱来，个人安全要紧。他又劝学生，躲在校舍里，不要出去惹事，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张老师的这番话大大稳定了学生们的情绪。但是，谁也想不到，一场意外的惨案就发生在校内这套大小套间的学生宿舍里。
这天，时至半夜，学生们正酣睡时，几个持枪苏军破门而入。
学生们已被吓呆了，一动也不敢动。
天亮之后，学生们都很关心张老师夫妇的情况，但又不敢过早地去打扰他们。时至中午，小王几个学生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大胆地推开了小屋的门。一看，小王他们都吓呆了。屋里除留下了不少血迹之外，什么也没有。
这天夜里，学生宿舍里这么一闹腾，学生们谁都不敢再住在这个倒霉的宿舍了，都纷纷离去。小王也不例外。
小王不是本市人，他在本市有个阿姨。
阿姨是小王母亲的同胞妹妹，丈夫已逝，身边只有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儿。母女二人在相互支撑下，日子还算过得去。阿姨对小王甚为关心，一是她受胞姐委托，要照顾这个外甥；二是阿姨确也很喜欢这个懂事而又孝顺的外甥。因此，每逢节假日，阿姨都把小王叫回家来，吃上一顿可口的饭菜，既可犒劳犒劳小王，又可共同享受一下家中的温馨之乐。
这天不是节假日，小王担心这样唐突跑回家去，会不会吓着阿姨和小妹。可不回家又无处可去。
路上，小王在想，应如何向阿姨解释昨夜校舍里发生的事。对此，小王内心里十分踌躇。他担心昨夜的惨案，说出来，会吓坏阿姨和小妹，而且自己也不愿再去想再去说这件特别恶心人的惨事。最后，他认为，既然自己已经离开了现场，就不应该再让这一凶杀惨案的情节，继续一幕一幕地在脑子里瞎折腾。于是，小王决心把昨夜的事件忘掉，也不打算和任何人说。
当小王跨进阿姨家的大门时，又一幕灾难从天而降。阿姨死了。
小王看到小妹抱着阿姨那双僵硬的手，不停地摇晃，不停地又哭又喊：“妈，你别扔下我！妈，别扔下我！”
开始，小王不以为这是真的。阿姨是个很乐观的人，身体也很健康，几天之前，她还给小王做了一顿土豆饼吃。
当小王上前看到阿姨那张发青发紫的脸时，他才知道，悲惨的灾祸，已经降在自己头上了。
这时，小妹抓住哥哥的腿哭着说：“妈要我去找你，东头张姨也要我去找你，可我上哪去找你呀！”接着小妹哭得更加悲惨。
小王被眼前这场惨景惊呆了。待他转过神来，他便扑上前去，不顾阿姨死后的恐怖相，抱着阿姨的头，大哭不止：“这是怎么啦？阿姨你说话呀！”
当小王听到小妹讲述阿姨死前的情况，他那年轻的肺叶都要气炸了。
听小妹断断续续的哭诉，小王才明白，阿姨是被苏联大兵强奸后，自己上吊自杀的。
小王听罢，放声大哭，他抱着阿姨的胳膊大叫：“阿姨死得冤啊！”“阿姨是被苏联大兵害死的啊！”
然后，小王跪在阿姨尸体前，郑重发誓：“阿姨你安心走吧！我要把小妹带到我家，会让小妹好好活着，好好上学，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阿姨这一血仇，我一定要报。”
小王办完阿姨的后事，将小妹送到外地妈妈那里，并嘱小妹：要和在哈尔滨家一样，听话，好好学习。“以后如有条件，我决心把小妹和我妈一起接到哈尔滨去，你们等着吧！”
小王在小妹面前，不愿再提阿姨惨死的事，也不愿意说穿阿姨为什么抛下小妹而去的真实原因。
小王知道，小妹还小，什么也不懂。小妹只知道像小鸟一样在妈妈的翅膀下，得到保护，却不知妈妈是为了保护女儿才失去了生命。
小王看得很明白，领悟得很深刻，因而他很后悔。他悔不该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还留在学校里过夜，没能及早地回家来，照顾阿姨母女。如果他能及早回来，至少，在家里可帮阿姨壮壮胆，替阿姨抵挡一下苏联大兵的侵犯，甚至，还可劝阿姨不要自寻短见。
这一难以解脱的后悔和自责，更促使小王决心要为阿姨讨回一个公道。
1946年下半年，小王又回到了哈尔滨，一个人住在阿姨家。
就在学校还没复课、苏军还没撤离的时候，小王真的遇见了强奸他阿姨的那个苏联大兵，并为屈死的阿姨报了仇。
一天夜里，小王正在阿姨家里深睡，一阵敲门声把他惊醒。小王听到敲门人还哇啦哇啦地说什么“妈达姆Magam！”（ 太太 ）等俄语，便断定门外是个苏联大兵。此刻，小王像触了电似的，想起了阿姨的惨死。他火冒三丈。一种复仇的冲动，使他胆子大了。他穿好衣服，藏好一块铁器，无所畏惧地前去开门。
一个醉醺醺的苏联大兵，背后挂着冲锋枪，熟门熟路地走进了房门，接着他一面叫喊Magam，一面将一个圆式的大黑面包（ 黑列巴 ）放在桌子上。然后，他直奔靠窗的土炕，又急促上前掀开被子。
此刻此景，小王已经猜到八成：这个醉兵肯定就是强暴阿姨的人。
小王在这刹那间耳边似乎听到阿姨的惨哭声，他那急切复仇的心情，已经有些按捺不住了。寻找仇人非易事，得来并没费功夫。
此时，苏联大兵发现被窝中没有人，便问小王：“гge magam？（ 太太在哪里？ ）”
小王听懂大兵要找的是Magam，便横眉冷对地说：“死了！”
苏联大兵走了。小王尾随其后。当苏联大兵走到松花江边时，小王趁机将他推进了松花江。
东方发亮，晨光四射，公园里也开始有人来往。小王仍然看不到江岸有什么动静，便匆匆忙忙跑回了家。
小王把阿姨家打扫了一下，然后跪在地上，连叫三声阿姨，又叫张老师，并郑重对阿姨说：“我替阿姨报仇了！我亲手杀了强奸阿姨的凶犯。我为中国人除了一个大祸害。阿姨，你瞑目吧！”说着，他就趴在地上，大哭了一阵。
小王讲到这里，似乎已将要说的话都讲完了。停顿了一会儿，小王又接着说：“学校复课后，同学们凑在一起，首先议论的就是这件事。一提此事，同学们无不咬牙切齿，极为愤怒。
一天在课堂上，同学们怀着悲愤的心情，又怀念起张老师夫妇。这时，我也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冤恨，便当众讲出了，我如何杀了一个苏军，为我姨妈和张老师报仇的事。”
看来，此事已有很多人知道。
我便立即问小王：“同学们听了这件事，都有些什么反应？”
小王回答说：“那些天，同学们议论此事后，反应十分强烈，有人想借机大闹一场；组织起来到苏军司令部去抗议去控诉，去讨个公道；还有人主张，立即组织起来，上街游行，以抗议苏军暴行。
“同学们在议论此事时，都很齐心，你一言、我一语，空前一致，非常团结。”
接着小王继续说，他们同班同学，人数虽然不很多，但多是本市学生。他们所代表的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而在他们这些学生中，有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成员。这两部分人，平时矛盾很深，往常吵架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然而，他们在听小王这场冤案的控诉时，异常一致，异常平静，都对小王表示同情、表示支持。好像小王为全班同学出了一口恶气。
小王接着说：“我只知道我当了多年的亡国奴，而我不知道国民党想干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想干什么？我讲述这段杀死苏联大兵的历史，并不是要向国民党靠拢，也不是有意疏远亲苏的中国共产党。我公开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要巴结谁！或表示要仇恨谁！也不是为了吹捧谁！或给谁脸上抹黑。一句话，当时，既然苏联大兵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持枪强奸我阿姨，我就也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地为我阿姨复仇。我要一命抵一命。这是天命，这是公理。就是把这个官司打到天边，老百姓在没有政府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愤起自卫，是无可非议的。况且，我们对苏联的印象，长期以来就不很好。”
小王接着又说，当时一些青年学生不大欣赏苏联。尽管都知道，孙中山提倡联苏、联共，但苏联作为邻国，对我们并不友善。
远的不说，就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来说，苏联就很滑头，苏联元首斯大林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也和日本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正当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入侵中国、占领东北三省的时候，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苏联伸出国际主义之手、帮上一把。但事实上，任凭日本铁蹄对中国的蹂躏，苏联除考虑他自己的民族利益外，没采取任何抵制日本侵略扩张的措施。当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侵略集团请斯大林出面，充当战争的调停人，希望得以从对抗盟军中脱身。斯大林这才利用机会对日本宣战。
苏联及其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某些对华态度，令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无法理解，十分寒心。
1945年8月，苏联宣布对日本作战。苏联红军以先进的军事武器、快速的冲锋枪，在威力出奇的坦克部队掩护下，仅用两三天的工夫，就占领了东北各大城市。日本在美国原子弹的胁迫下，已经大伤元气，很快就宣布投降。
从此，苏联红军即以战胜者、解放者的姿态，在东北各大城市实行了军事管制，并在各城市里着手组织了地方政府。当时，就有一批地痞、奸商，以及一些略懂俄语的汉奸都粉墨登场，抢权、抢钱，为非作歹。在一个不短的时间里，不仅这批中国败类趁机大发战争之财，苏联红军也大捞了一把。
日本宣布投降后，住在中长铁路沿线的东北老百姓、北满铁路职工和边境老百姓，都眼巴巴地看着一列一列的货运火车，满载东北物资，开往苏联。
这些物资不仅有由日本关东军部队中缴获的军用物资，还有大量军、民用工厂、企业和矿山的机械设备、器材物资，乃至母机机床，以及机械产品和民用产品，还有大批东北国库中所储存的民用物资，诸如棉花、粮食以及建筑设备、器材和建筑物资。就连溥仪皇宫的可动财产，以及日本高级官员和军官家中的钢琴、沙发和家具等都作为缴获物资，全被运到苏联去了。较大的重工业企业，被掠走一空，如鞍山钢铁厂、沈阳兵工厂和小丰满发电厂等大型工厂的全部设备全被拉走，只剩下一些空房子。这些事实，对饥寒交迫、渴望温饱的东北老百姓来说，十分敏感，十分不满。
诚然，苏联红军将出兵缴获的战利品，运回国去，以补偿苏军在战争中的损失，这本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但是，作为一个被称之为同情和支持弱小民族的社会主义战胜国来说，作为一个标榜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国家来说，如此掠夺式地运走、抢走邻国赖以生存的基础物资，怎样向世界自圆其说呢？岂不是口头上宣扬一套，而实际行动上却是另外一套。
有些有前科的苏联大兵一进城，都成了太上皇，他们利用各地既无政权、又无法律，既无“红绿灯”、又无“人行横道”，无人权保障的混乱局面和机会，纷纷持枪横行，为所欲为，奸淫掳掠，弄得各大中城市昏天黑地。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如此可悲。“昨天撵走了一只虎，今天又迎来了一只狼”，这种谩骂声，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东北地区，传播得沸沸扬扬。这种义愤的传播，不是来自西方媒体，也不是来自国民党或三青团，而是来自普普通通的东北老百姓。
接着，我又问小王：“你谈的上述情况，入情入理，我能理解。但我想问你，你的这复仇杀人一事，既然无人告发，为什么你要来投案自首。”
小王说：“不仅没有人告发我，而且我这复仇一事，还博得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尽管如此，但我总觉得，我毕竟是杀了人。
“虽然我每想起这件事，我就仍然会情不自禁地臭骂老毛子一顿，但我内心里还是有些后怕。我并不是怕苏联人会报复，我敢作敢当，我怕的是，我这手沾上了杀气。这是一种永远洗不净、甩不掉的杀气。这种杀气一直在干扰着自己的神经，从而使我背上了包袱，又后怕、又后悔。于是，我很想向政府当局说说，不管怎么处理我，我只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这是我来投案自首的原因之一。
“之二是，我有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即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也算犯罪？
“我自认为，一命抵一命，在蒙冤无人管、有仇无处诉的情况下，杀人报仇，应该算是符合公理的。两年前，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没有来，也没有一个自己的政府，我们像一群没有娘的孩子，任何人都可以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我们只能忍受，没有做人的权利。在这情况下，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学生，能忍受吗？你不杀他，他还会害人。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不该算是犯罪。
“但是，我又不知为什么，事后虽然没有人找我纠缠此事，但我还是有些负罪感。这种烦恼，成了心病。我希望能有人给以指点。
“之三，学校里有几位进步同学建议我来自首，以听从你们发落。
“我认为，今天对你讲完此事，就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不管你们怎么处理，我都认账。从此，我可以丢下包袱，轻装前进了。”
我听了小王这一席话，颇为震撼。小王年纪不大，口才很好，案情说得透，辩词讲得清，给我的印象是，这个学生挺孝顺，挺勇敢，也挺仗义。只是他投案自首的目的，听来听去，也听不出明堂来。苏军已撤，又无人告发，他来状告自己，到底是为了什么？犯的是什么傻？我问的几个问题，他回答得含糊其辞，一套官腔，不足为信。因此，我也不想再去问他什么。但我也不能只听、不表态。表个什么态，自己毫无把握，是批他、骂他，还是支持他、同情他，我心里没有底。于是，我对小王说：“你先回去吧！明天再来。我请示一下，再答复你。”
小王走后，他所自首的这件事，使我有些犯难。
当时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正当外事局即将随大队人马开往沈阳战场的非常时刻，对这种事过境迁，又找不到原告，又无人追究的自首案件，完全可以不予置理。但是，人命关天，再紧张也不宜轻率处理，至少也得将此事交给哈尔滨市外事处去处理。
我带着不少困惑回到了办公室。为了立此存照，就此案我还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领导看到这一报告对我说：“对，你让他回去，做得对”，“这样的事，谁也办不了。苏军已撤，苏方也没就此事来找什么麻烦；而且我和苏方也没有司法合作协议，苏方也找不上我们，况且事过境迁，无根无据，也够不上国家间的交涉。就是苏联官方找上门来，我们还得替中国受害人、被告人辩护几分。所以我说，这孩子是个神经病。他到我们这里投案自首何用？乱弹琴。他明天不来，就算结案，不再理他；如果他来，就开导开导他。
“可告诉他，我们很忙，他还有什么事，可去找市政府。一、对他投案自首一事，可表示，他这样做不错，但要给他指出，杀人是犯法的。即使杀人报仇，也是杀了人。这在解放区是违法的。但是，苏军已撤，无人追究此事。对他的投案，目前我们不予受理。二、目前我们国内的战争局势十分紧张，东北的各大城市有待解放，摆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很多。希望他好好学习，轻装前进，尽快投入社会工作，不要再去胡思乱想。”
第二天，我按上述精神向小王谈了。小王还挺高兴。他一再问我，“你的这些说法，是否可看成是政府对我的忠告？如果是，我就很心安了。”我明确告诉小王：“是。”
杀人自首一案就这样草草了事，看上去，似乎有些不负责任，但在当时战火纷飞的时期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在当时，除了具有影响全局的涉外事件外，像这类个人仇杀事件，谁也管不了，只能可推就推，可搪就搪，别无他法。
但是，苏军在东北的违法乱纪、胡作非为，和肆无忌惮地拉走大批财富这两件事，给当时一代东北人留下的坏影响，一时难以消除。
当然，半个多世纪都已经过去，老一辈的人对苏军的这两件怨恨，虽然在脑子里逐渐在淡化、在淡忘，但对苏联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既高举国际主义原则，又高唱无私援助弱小国家，却如此对待自己的这个穷邻居，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有不少人对中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的对外政策想不通。
说句实在话，当时，我们也不能不面对现实。
当时虽说有人建议，中国走第三条路线，不靠苏，也不靠美。这种提议，只能是事后传说而已，查无实据。又有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提出要北上见周恩来，周也同意。实际上，美国大使根本就没理这个茬，没有北上。反而，美国当局对新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施压、封锁政策，欲把中共政权窒息在摇篮里。在这情况下，新中国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采取“一边倒”政策，又该怎么办呢？！
“一边倒”是短命的，没过几年，中苏两国关系由友好急转恶化。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他以大国沙文主义姿态，无视中国主权，向我提出建立海军共同舰队等无理要求，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他的要求当即为毛泽东所拒绝。
此后，苏联便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一系列措施：片面撕毁两国签订的经济技术协定；单方撤回全部在华专家。赫鲁晓夫办的这件背信弃义的蠢事，遭到中苏两国人民和世人的鄙视。
从此，中苏两国在思想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文字战。我中央指定由康生主持一个写作班子，专写文章批判苏方的修正主义，曾写出了震动全球的《 九评 》。从“一评”、《 苏共领导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 》到“九评”、《 关于赫鲁晓夫的伪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以答复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而苏共也不停地发表文章对中共进行还击。双方文字战尖锐苛刻，两国关系也随之进一步恶化。
然而，最值得提及的是，中苏两国人民的传统友情，仍然没变，并没受两党文字战的影响。不论在北京，还是在莫斯科，两国人民仍然一如既往，坚持保持着睦邻友好关系，谁也看不到两国民间有过什么反目气氛，反而彼此心照不宣，照旧友好。
这种淳朴而真挚的民间友情，不受国家交恶影响的因素很多，最主要的是，中俄两个民族，都是文明古国的后代，各自都有着悠久而光辉的文化历史，有着憨厚热忱、强悍不屈、淳朴而又善良的民族性格，而又都不愿破坏双方千丝万缕的睦邻友好合作的传统关系。
其次是，中国人有个不忘“旧好”的长处。一代中老年人对中苏人民友好的“黄金时代”记忆犹新。
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莫斯科举办的中国文化周；在北京开展的苏联文化活动，声势轰动，家喻户晓。苏联芭蕾舞著名演员乌兰诺瓦来中国演出，轰动了神州大地。杜近芳在莫斯科的演出，博得各界喝彩。在莫斯科举办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中国青年代表团是联欢节最受欢迎的贵宾。莫斯科——北京之歌的旋律为北京和莫斯科一代人铸筑了一个友好的“黄金”时代，令人难忘。
一代人虽已年迈，但人人深信，这种民间友情的“黄金”时代，还会来的！
摘自《中国涉外事件秘闻》 作者：程远行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力虹:别让极权暴政之手弄脏了体育
目前，德国世界杯足球大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作为准球迷，我也和全国球迷一样，怀着颇为失落的惺惺然的心情，通过电视荧屏，观看着一场又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当今晚，首次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克兰队在“乌克兰核弹头”舍甫琴科的带领下，以0比4惨败于一群闲庭信步的西版牙斗牛士时，我猜想，八年前中国队首次出征世界杯，旋即落荒而逃的情景，肯定又一次浮现在众多中国球迷的眼前……
然而，我想到的却是1934年的第2届世界杯。当时的意大利正处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之下，那届由他的国家机器包办了所有赛事组织事务的世界杯，可悲地被大独裁者墨索里尼玩弄于手掌之中，自始至终处于极权暴政的阴影之下。
意大利曾拒绝参加1930年在乌拉圭举行的第一届世界杯，所以“门外汉”墨索里尼对意大利队能否夺冠心里没底儿。开赛前，他把意大利队球员秘密关押到山中进行高强度集训，切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狂妄地认为，种族归属可以决定球技高低，于是找来具有“高贵血统”的3名拉美球员，让他们代表意大利参赛。开幕式上，身着“领袖”指定的地中海蓝色球衣的意大利球员，在场地中央高举右手向主席台致以法西斯式的敬礼，墨索里尼站在赛场主席台上，欣喜若狂……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为称霸世界，他和墨索里尼联手建立了柏林──罗马军事政治的罪恶轴心。第二届世界杯确定于意大利主办后，两大法西斯头子的如意算盘是，德国、意大利联手进入决赛，瓜分金银奖牌，企图将之作为“称霸世界”的精彩预演。但是没想到，世界杯开赛后，意大利队一路高歌挺进决赛，而他们的盟军德国队却倒在了半决赛。意大利和德国在决赛中胜利会师的梦想，被拥有神射手内耶德里的铁军捷克斯洛伐克队粉碎了──6月3日在罗马，他们以3比1干掉了德国队，内耶德里独中两元，墨索里尼在决赛中迎来了一个“意外”的对手。
墨索里尼在恼怒之下心中窃喜，德国盟友的出局，让他有了一次在全世界面前独自炫耀“大罗马帝国”辉煌的天赐良机！同时，在墨索里尼看来，像捷克斯洛伐克这样1918年才建立的东欧国家也敢与伟大的“罗马帝国传人”——法西斯意大利相对抗，简直是对他本人的挑衅。于是，墨索里尼作出了如下的动作：首先，向意大利球员下了死命令，此役必胜，如果输掉比赛，队员将被处决；然后，指定了一位名叫埃克伦德瑞典藉的主裁判当决赛裁判，并把他请到了包厢，命令他在有争议时必须作出对意大利队有利的裁决！埃克伦德无奈地屈从了大独裁者的淫威。
决赛的结果可想而知，6月10日，罗马的国家体育场座无虚席，惨烈的决赛上演了。由于赛前的“死亡警告”，意大利队员不得不采取野蛮的踢法，对方队员一个接着一个受伤倒地。尽管如此，第70分钟，还是捷克斯洛伐克队率先破门，墨索里尼的脸一下子就黑了。幸好在终场哨声响起前，意大利队的拉美外援将比分扳平。经过加时赛，发了疯一般的意大利队终于第一次赢得了世界杯冠军。然而，在他们身后是倒地呻吟的11名遍体鳞伤的捷克斯洛伐克球员。
这届世界杯，以其丑陋与肮脏早已成了国际体育运动史上耻辱的代名词（肮脏的意大利踢法这一足球场上的惯用语，就是1934年产生的）。当年，法西斯意大利凭借着体育的“举国体制”，以及墨索里尼的“亲切关怀与亲自指挥”，和两年之后的柏林奥运会一样，将代表人类美好情操与精神的体育运动糟蹋成令人恶心的政治工具，上演了一出粉饰极权暴政、炫耀法西斯“强国形象”的惊世闹剧！
世界杯足球赛和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观众、具有最大影响力的体育盛事。2008年的奥运会被选定在北京举行，我想这是上帝被蒙住了双眼！幸亏良知未泯的西方人士已经开始认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事实上，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如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等都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举办奥运会表示了担忧，并指出如果一些极其严重的大规模侵害人权的事件经调查属实，如果中国宗教自由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那末在中国举办奥运会是不适宜的。
我注意到6月12日，一位署名为“觉醒的中国人”的公民已经在海外网站上，对爱德华先生的上述观点作出了坚定的回应。那篇标题为《呼吁全世界共同抵制中共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呼吁书指出：“奥运会是和平、团结、友爱的象征，绝不能在中共恶贯满盈的地盘举办。从今年4月开始，共产恶党已经开始“严打”，对它认为的不稳定因素进行严厉制裁，严打人员包括异见人士、民运人士、上访冤民、法轮功信仰者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等等，直到2008年奥运结束。在这2年多的时间里，不知道又有多少冤魂死于共产恶党的屠刀下，又有多少冤狱之灾降临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又有多少震撼世界的民怨沸腾？”
体育曾经被法西斯弄得很脏，现在有可能被极权暴政弄得更脏！有时候，我真的为人类感到悲哀──1934年的罗马世界杯和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难道还不够吗？难道还要加上一个2008年北京奥运会，再一次让人类体育史和文明史蒙上一层新的永难洗刷的耻辱？
看着世界杯，想到的却是1934年的罗马和1936年的柏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那两届体育盛会开幕式上行“纳粹礼”的记忆，怎么也挥之不去。在这里，我还是要坚持我在那篇《北京奥运是对国际良知的挑战》一文中说过的话──可以断言，今天如果再让一个业已犯下、并正在犯下比纳粹帝国更加严重、更加骇人听闻的反人类、反文明罪行的政权，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东道主，那必定是人类文明的耻辱与灾难。但愿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之言——如果针对中国当局极其严重地大规模侵害人权的指控经调查属实，那么奥运会就不可能在中国举行——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2006.6.15.宁波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