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昭惠:在秋天裡,讀一本書

長長的街,走了無數次。和一些髮式膚色各異的人群擠在街角那家播放著爵士樂的餐館裡用餐的我;仍無法釋放全部的孤獨。

秋天了。所有人都裹上外套。

我叫了一份芒果雞肉派和南瓜湯,那恐怕是以後我不住這兒時也會經常想念的美味。

黃昏,我走進附近唯一一家書架老舊而有著木頭地板的小書店,向一位也喜歡Annie Proulx作品的女書店員買幾本書。

她說她最喜歡的其實不是Brokeback Mountain,而是作者的另一本描寫紐芬蘭惡劣環境的小說The Shipping News。

紐芬蘭Newfoundland?這是多麼遙遠的一處土地?加拿大大西洋4省之一,伸入北大西洋,構成北美洲最東端。

那兒居住著什麼樣的人們?對我而言那是個讓人摸不透的象形圖畫。

據說泰坦尼克號;也就是有史以來最著名的沉船,就位於距紐芬蘭(Newfoundland) 東南部323英里的海域沈沒的…..

由於不久前看過李安的片子,我向女店員介紹斷背山這部片子。出乎我意料外的是奧斯卡的盛名似乎沒有披及於她。

穿黑背心和A字長裙的澳洲女書店員竟然完全不知有這個事件。所以她向我解說Annie Proulx的作品時,我則向她大力推介李安。

澳洲這地方,像書店女店員這種現代古人比比皆是。不足為奇。

這兒,時間緩慢,只要有茶香、咖啡和搭配上塗了奶油與果醬的溫熱Scone(司康餅), 就這麼閒坐在椅子上,就是幸福的開端。

買書回家,屋裡涼。我開了空置了一整個夏季的壁爐。火焰的姿態是爐神溫暖的舞姿。灰塵的氣味被燒了出來。

由於這本小說並不容易讀,美式俚語太多,文化、語彙的阻隔使我的閱讀展開一陣幾乎與睡眠混合的停頓。

陽光變軟了,風,間接碰撞著玻璃落地窗。然後,我潛入浴缸…..。

我的窗外是黃昏的斜陽。

我想著和我一起製造過記憶的人。屋子裡缺乏熟悉的氣味。我的思路因而不能流出來。

即使閱讀並不順利,但有幾度我仍淚眼濡溼,文字被翻譯混上那被收藏的迷惑和悲傷,竟勾起一種我這年紀無法處置的溫柔。

我應該把這樣的心情帶到什麼地方?或讓這樣的情緒把我推到那裡?

快樂和悲傷都像窗外的天空,被霞光籠罩。輪廓模糊不清。

我讀到一段話:when they owned the world and nothing seemed wrong.The wind strikes the trailer like a load of dirt coming off a dump truck,eases,dies,leaves a temporary silence.「當時他們擁有全世界,毫無不對勁之處,風襲貨櫃屋的聲勢宛若砂石車傾倒大批泥土、風勢減緩、平息,留下一片暫時的靜謐」。

什麼事物曾在記憶中留存?什麼又是憑空想像?

記憶裡的氣味是什麼?

當一切都成空影,我還用文字記錄些什麼?

為了隱埋真實的靈魂,我終於失去寫詩的自由…..。

张广天:性和暴力+迷信+公平问题=成功

  昨天晚上,排练散后,我的一位朋友来了,谈起文学问题。我真是非常感慨,跟他说了《二奶是和谐社会的中流砥柱》一文。那天去柏拉图咖啡馆签售我的书,讲话时下面有人窃窃私语,说此人便是写“二奶”之文作者。我心里几近打了个寒战。这二奶之文传得如此之远,大有只知“二奶”、而不知张广天之势。
  我的朋友说,他常听我《风帝国》里的歌,怎样怎样好听。我不同意他的看法,我说,如今大家忙碌的很,没有时间来欣赏艺术和探讨人生,或者干脆就从来没有关心过艺术和人生。今天最吸引人们眼球的,不外乎性和暴力、迷信和公平问题,只要你紧紧抓住这三样,不怕没人关注。
  为什么?
  从前我们是以政治为中心,后来又以经济为中心,我们中国就好象一张烙饼,这面糊了烤那面,但从来就没有以人以己为中心。而艺术和人生,却是要在自己的基础上谈论的。
  如今我们谈艺术,是从迷信的角度谈的。比方说,你告诉一个人,说京剧如何如何好,他会对你嗤之以鼻;但你如果说,京剧可是国粹,可是高雅又高雅的艺术,你不听京剧就是没有品位,就是低俗,这么低俗的人能开宝马吗?他立即就疯也似地喜欢起京剧来了。
  再说这“二奶”一文,我真的是在主张纳妾娶小吗?我看了我的文章后面八百多条留言,几乎90%都在议论究竟“二奶”现象是否合理。有明细人在为我抱屈,说“作者之拳拳”之“悲愤”一类,其实我并不这么看,我不过做个实验而已,其实众人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但我知道众人冲着“二奶”就乖乖地来了。这个符号的意义已经大于事实的意义。“名”成了世界的“实”,而“实”并不实在。
  我说这话,并不是反对我那个朋友对艺术的执着,只是感慨我们艺人的悲哀。艺术不是做出来的,艺术是过出来的。你与什么样的人生活,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当你的艺术面对的是疯狂地追逐权利和金钱的人群,或是被权利金钱的大潮抛弃的残缺的人群,你会有什么作为?也许你独善其身,两耳不闻窗外,可这究竟是不是自欺欺人呢?
  艺术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好玩。可是你吃都吃不饱,有什么好玩的呢?实际上你闭塞视听,说我吃饱了我自己好玩,这倒也未尝不可,只是你自己扔自己玩就是了,千万别期待你周围的人也来加入这游戏。更何况自己玩自己未见得成立,你有时不过是在没有别人的情况下才看见自己,而不是在到处是别人的境地里挣扎出你自己。
  做艺术的不要抱怨民众,民众也不必抱怨《无极》们,我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如何期望人的精神乐趣?

刘晓波:马英九的民主牌有远见

陈水扁硬对硬

台湾总统陈水扁出访拉美,本来准备过境美国,但美方给予的过境待遇太寒酸,不能不让人想起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第一次过境美国的遭遇:美方只允许停留夏威夷加油,不允许随便活动。李登辉作出了抗议式反应,穿着睡衣和拖鞋在飞机上过夜。

显然,与李登辉相比,阿扁的不堪羞辱之感更为强烈,其反应也比李登辉强硬。他索性不再乞求,来了个硬对硬,也给美国政府点脸色看,来回都绕道飞,不再过境美国。

面对国内外的质疑,陈水扁解释说:过境路线不断变动,绝对不是意气用事,更不是一时兴起,仅仅是基于维护台湾的国家利益的考虑。因为,台湾外交空间不容打压,国家尊严更不容打折。当阿扁放下过境包袱后,反而展开拳脚,居然去了中国的邦交国利比亚,还受到高贵格接待,引起中共外交部对利比亚的抗议。

2000年和2001年,陈水扁曾在出访时两次过境美国,美国政府皆给予了不错的待遇,一次在洛杉矶落地,一次在纽约落地,还见到多位美国议员,其待遇远远超过李登辉当总统时的过境待遇。而此次布什政府在过境问题上让陈水扁难堪,显然是在明确表达对陈水扁的强烈不满。一是连任以来的陈水扁政府丑闻不断,已经失去台湾主流民意的信任;二是陈水扁在两岸关系上动作不断,既挑战中共,也挑战美国,特别是他突然宣布”终统”,更被美国人视为背信弃义之举。

中共害怕被台独逼入死胡同

陈水扁的遭遇,在根本上凸现的是台湾在国际上的悲情处境:一面是正在崛起的中共政权的国际围堵,一面是美国维护台海现状的两岸政策。所以,无论谁当选台湾总统,都将面对李登辉曾经遭遇过、陈水扁正在遭遇的国际困境。如果马英九在2008年成功当选总统,如果他也在出访时过境美国,也休想再得到他4月份访美时的高规格接待。

中共的对台政策是四管齐下:经贸收买、统战攻势、国际围堵和武力恫吓。在这四大招数中,武力恫吓和国际围堵最令台湾人反感。但就现实效果而言,”反分裂法”和近八百枚导弹的武力恫吓听上去很吓人,但在我看来大都是”稻草人”,也就仅止于恫吓而已。中共最高决策层知道,当下中国的主要危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稳定第一的既定方针,自然也包括国际环境的稳定,决不允许外部因素变成引发内部爆炸的导火索。而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超强难度和巨大风险,就目前中共的硬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绝绝无可能。所以,在《反分裂法》遭遇强烈国际谴责的情况下,中共才迫不及待地上演”胡连会”,并放弃”不得干涉内政”的传统论调,第一次公开邀请美国来”共同维护台海和平”。中共坚决反台独,主要原因不是对统一大业的坚定,而是害怕台独将把中共逼入死胡同:打与不打,都将是中共现政权承受不起的代价。

国际围堵使台湾成为「孤儿」

所以,在中共对付台湾的四大招数中,只有国际围堵是打压台湾的最具实效的招数。因为,首先,在当今世界上,毕竟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中国还占据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重要位置。其次,在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利益博弈与普世道义之间的悖论。比如,没有道义合法性的专制政权,却具有国际法上的主权合法地位;而具有充分道义合法性的民选政权,却没有国际上的主权合法地位;人权记录极差的独裁国家,却可以变成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员;而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曾被排斥在人权委员会之外。正是在这种冷酷的悖论中,民主台湾被拒之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大门外,而所有的不民主国家、乃至少数暴政国家都是联合国的成员。

所以,即便美国把台湾视为战略盟友并明确承诺协防台湾,前总统克林顿赞美台湾是”亚洲的一个成功故事”,现总统布什希望台湾能够作为大陆的民主示范,其他自由国家也对台湾的民主成就给予极高的评价,但这一切都无助于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美国可以保护台湾的安全和支持台湾向大陆打民主牌,但反对陈水扁政府企图改变两岸现状的任何动作。特别是在美国的亚洲战略需要中共政权合作的情况下,美国就更不愿意看到陈水扁的台独举动使两岸关系陷入危机。正因为如此,陈水扁的”终统”举动,不仅是挑战中共,也是挑战美国,美国肯定要给陈水扁脸色看。

于是,台湾人看到,台湾的邦交国不仅越来越少,而且大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无赖小国,它们在外交上承认台湾,大都不是基于价值认同和主权承认而是基于实用主义的金钱外交。同时,由于中共的全力围堵,台湾也无法进入任何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性组织。比如,不要说台湾要求加入联合国,就是要求加入WHO的诉求也屡屡搁浅;甚至在引发全球性恐慌的SARS危机中,世卫组织也无法堂堂正正地帮助台湾。面对如此醒目的国际现实和普世道义之间的悖论,台湾人的内心悲情肯定无法抑止。

更令台湾人不爽的是,代表台湾的形象和尊严的民选总统无法以官方身份正式出访,而只能巧立名目地搞灵活外交。前总统李登辉去美国要在飞机上过夜,现总统陈水扁去美国只能玩”过境外交”,副总统吕秀莲也只能以”休假外交”出访印尼,甚至,已经是平民的李登辉去日本也要经历诸种曲折。现在,就连阿扁”过境外交”也困难重重,有辱台湾尊严的苛刻过境条件,逼得阿扁不得不回以绕道而行的抗议。正如陈水扁屡次重复的那样:”台湾是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能被欺负、被矮化、被边缘化及地方化,台湾不是别人的一部分;不是别人的地方政府、别人的一省,台湾也不能成为第二个香港、澳门,因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简言之,台湾跟对岸中国一边一国,要分清楚。”

马英九痛陈台湾悲情

此种悲情处境,不仅是台湾现政府的困境,而是台湾在野党和全体台湾人的困境。前不久,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访美,受到美国政府的高规格礼遇,远比任何民进党政要美国行都要风光,在这种鲜明的热冷对照的背后,有华府不满陈水扁”废统”的原因,更有中共有意挺马打扁的原因。但正如廖天琪女士在《华府春意闹–踩扁、抬马、迎胡》一文中所言,”这里所谓的’高规格’说来怪可怜见,十分寒碜,充其量不过是同美国的一些政务官,包括副国务卿们、几个大城市的市长们会谈,并在几所名校(包括他的母校哈佛)和智库演讲等。”(《观察》2006年3月30日)

好在,马英九虽然认同”九二共识”和”一中各表”,但他并没有陶醉在”高规格”氛围中,而是清醒地意识到台湾在国际上的处境,仍然怀有至深的”台湾悲情”:中共围堵导致了台湾的”国际孤儿”状态,如果中共仍然不改变围堵策略,那么台湾人的”孤儿悲情”只能愈演愈烈,台湾民意也就会离大陆越来越远。所以,他在尽量向美国展示了善意、能力和魅力的同时,也对中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换言之,马英九也决不会用矮化台湾的主权地位来讨好中共。

3月20日,马英九在纽约演讲中提出:”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一个国家不需要独立两次”。他还呼吁两岸应该首先就撤除导弹、建立军事互信和签署和平协议展开谈判。

3月24日,马英九应邀在胡佛研究所演讲,强调台湾从未摆脱过的悲情。他提到台湾百年来三大悲情事件:近代的割让台湾,现代的228血案,1979年以来的国际孤儿。马英九指出,百年前的”马关悲情”已被光复化解,半个世纪前的”228悲情”也在民主进程中逐渐弥平,今年台湾纪念228血案,马英九代表国民党表达忏悔。剩下的只有”孤儿悲情”延续至今。他表示,如果中共连一点国际空间都不给台湾,那就等于逼反台湾人,不要说台独,”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人都会反。”马英九呼吁中共给予台湾更多的国际空间,否则”后果要自负”。如此重话,在国民党党魁中还是第一次。

马英九强调的台湾悲情,我早就从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的名片《悲情城市》中感受过,也在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两国论”和现总统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中领教过。

台湾的真正民意

两岸在经济水平上有着悬殊的差别,在制度文明上和社情民意上也越来越隔膜,特别是面对制造过六四大屠杀的中共政权,除了与大陆做生意赚钱之外,台湾人就不想管大陆的其他事情,他们内心的希望是离独裁大陆越来越好,似乎愈远愈安全,即便是大陆人争自由要人权的事业,也与台湾政府和绝大多数台湾人无关。但在现实层面上,历史形成的两岸关系,使台湾又无法远离大陆。于是,台湾人太想远离大陆却又无法远离,只是在这种现实约束下,台湾的主流民意才倾向于维持现状,这是最大的台湾悲情。

去年,连站访问大陆,他太不象民主台湾的政治人物,而太象小政客来朝拜大独裁者。在我看来,连站大陆行的失败有三:1,他没有表示对几百枚导弹和《反分裂法》的抗议,使国共两党时隔五十多年的首次握手,变成了中共通吃的零和游戏;2,他白白放过了向中共打民主牌的机会,也没有向大陆民众介绍台湾悲情,反而盛赞中共改革的成就;3,作为已经过气的政客,他用独裁者的表面礼遇来凸现自己的政治生涯的最后辉煌,那首大陆少先队献给”连爷爷”的迎宾曲,已经变成了海内外华人的笑谈。

尽管如此,但我注意到,连站还是守住的决口不提 “统一”二字的底线。当时,中央电视台做了一个专题节目,邀请的嘉宾全是台湾人,包括连战的随员、媒体人、台商和留学生。在这个四、五十分钟的节目中,无论大陆主持人和台湾嘉宾聊得多热乎,感觉上甚至是一家人在谈笑风生,但就是没有一个台湾人说出”统一”二字。由此可见,台湾人视”统一”二字为洪水猛兽!

这就是台湾的真正民意。

中共对台的无奈窘境

我以为,具有优势国际地位的中共政权,把台湾被逼入”国际孤儿”困境,向外界展示的仅仅是独裁政权的蛮横,却没有台湾悲情的动人力量,丝毫无助于争取台湾的民意认同。非但不能为缓解两岸紧张关系带来任何实效,只能在无奈的窘境中用毫无实效的反分裂法和熊猫秀来硬撑。

换言之,只要大陆的一党独裁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即便拥有再广袤的领土、再庞大的人口、再优势的武力、再高速的经济、再有利的国际地位,也争取不到台湾主流民意的认同,美国的台海政策也不会有根本改变。所以,从李登辉的”两国论”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从文化上的”去中国化”到政治上的”终统”和”修宪”,中共也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台湾朝野的离心倾向愈演愈烈却苦于无计可施。除了无效的文攻武吓之外,再也拿不出柔性的吸引或强硬的征服的办法,就连”熊猫秀”人家也拒绝配合。

事实上,这么多年的经验证明,无论两岸的未来关系如何定位,但人间正道只有一途:从大陆的角度讲,中共政权首先要进行内部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这不仅是说服台湾民意的最好方式,也是在国际上赢得道义优势的惟一方式。中共政权只有让台湾看到大陆进行政治改革的诚意和行动,两岸的真正谈判才有可能的开始。从台湾的角度讲,再也没有比台湾对大陆打民主牌更光明正大的了。只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大陆才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一种真正的安全感,也才会平息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而大陆一天不自由、不民主,两岸关系就一天没有这种安全感,国际主流社会对中国的担心就一天不会消失。

马英九的远见–打民主牌

在台湾的政治人物中,马英九的反共立场最清晰、也最始终如一。他具有强烈的”六四情结”,数年来一直坚持出席台湾纪念六四集会,也多次公开表示:六四问题不解决,两岸不可能有政治谈判。此次访美,他还表示,假如中共开党禁,国民党将去大陆发展。他在3月27日接受自由亚洲台采访时说:关心民主,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未来。

如果说,陈水扁的大陆政策是单一的,即用不停顿的小步走”台独”来测试中共的底线,同时还要争取美国对台独策略的谅解;那么,马英九的已见雏形的两岸政策就是:一方面,维持现状、加强两岸的经济文化交流,拓展台湾国际空间;另一方面,用制度之争来定位两岸关系和争取国际支持,把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作为两岸政治谈判的前提,让台湾的大陆政策与美国的人权外交相配合,从而使台湾问题变成大陆政治改革的催化剂。

试想,如果马英九在2008年如愿当选,当选后,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出席六四周年祭,那才是对北京政权的最大考验。因为,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北京高调反台独可谓”名正言顺”,但如果北京高调反对作为台湾总统的马英九祭奠六四亡灵,那就将陷于三重困境:有违于美国对两岸互动的期待,有违于大陆的民心所向,也只能把台湾的主流民意推得更远。

大陆民意对马英九的期望,可以从官控媒体与民间网站对马英九访美的不同反应得到验证:

所有官控媒体对马英九美国行的报道,反复突出马英九坚持”九二共识”和”反台独”的立场,却只字不提马英九对台湾悲情的强调,不提马英九敦促大陆的政治民主化,甚至连”一中各表”都不敢提。

而在人气很旺的民间网站《猫眼看人》,有网友贴出”马英九出惊人之语:大陆若开放组党 国民党一定去”,但停留了一段时间后就被删掉。贴出时间是4月2日18点30分,删贴时间是4月3日1点左右,不到七个小时,点击率就高达19480多,跟贴439个。绝大多数跟贴支持马英九。由此可见,尽管大陆的主流民意倾向于统一,但在如何统一的方式上却站在马英九一边,特别希望台湾政要利用台湾的特殊地位向中共政权大打民主牌。有网民甚至说:”苦等马英九不来,望穿秋水。”

由此可见,中共既不会接受”台独牌”,也不会接受”打民主牌”。但在台湾所处的国际环境的约束下,二者相比,民主牌比台独牌具有更大的优势。台独选项不具有现实可行性,其操作空间也越来越狭窄,而向中共打民主牌却具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既然台独牌和民主牌都是对中共的得罪,那么,与其打台独牌得罪,不如打民主牌得罪。前者得罪三重的,既是中共政权,也是大陆民意,还是美国政府;而后者得罪是单向的,得罪的仅仅是中共独裁者,而赢得的却是大陆民意和美国支持。只要台湾问题能够推动大陆的民主进程,就会出现最理想的三赢局面:台湾、美国和大陆同时获益。所以,马英九打民主牌的政治选择是富于远见的,最应该成为台湾朝野的共识,以一个声音促进大陆民主化。

2006年5月15日于北京家中(《争鸣》2006年6月号)

What happens now that Zarqawi's dead?

What happens now that Zarqawi’s dead?

By Fred Kaplan
Posted Thursday, June 8, 2006, at 3:53 PM ET

The U.S. military confirms Zarqawi'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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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military confirms Zarqawi’s death

Make no mistake: The killing of Abu Musab al-Zarqawi is a big deal, and for reasons beyond justice, vengeance, and crossing out another top mug on the al-Qaida most-wanted chart.

Just how big a deal it is will depend on what the new Iraqi government does as a follow-upor, more to the point, what it can do, and there are still severe limits on that.

Still, one piece of good news is that there is a new Iraqi government, and this seems to be in part a direct outcome of the airstrike that hit Zarqawi and his entourage. Right after Prime Minister Nouri al-Maliki announced the news, the parliament confirmed his appointments to the Cabinet’s final three, most crucial slots: the defense, interior, and national-security ministries. The nomineesa Sunni and two Shiites, respectivelyhad been subjects of rancorous sectarian debate, which ended instantly upon the demise of Iraqi sectarianism’s chief instigator.

Does this mean that national unity lies around the corner? That’s doubtful, and not just because Iraq has turned too many illusory corners these past three years for anyone to take seriously the sighting of another. Zarqawi exacerbated ethnic tensions and helped ignite them in mass violence; triggering a civil war was central to his strategy. But he didn’t create those tensions, nor are they likely to vanish along with him. Fires rage on, regardless of what happens to the man who lit the match.

As for future fires, there’s no shortage of matches in Iraq these daysor of people willing to light them.

For a long time now, analysts and several officials have noted that jihadist followers of Zarqawi’s comprise a small segment of the insurgency but commit a larger percentage of the most violent acts. Nobody has been precise about how the numbers break down. I doubt if anyone really knows. At the very least, we may be about to find out.

The dismaying point here is that the violence won’t end; President Bush himself made this clear in his public statement this morn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insurgents have claims and ambition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Zarqawi’s. Those who are his disciples will probably set off some bombs over the next several days, if just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 can operate without him.

But can they remain a potent force without their leader for the next weeks, months, and years? Again, I don’t think anybody knows. His group, al-Qaida in Mesopotamia, has announced it has selected a new “prince” to replace him, though it seems unlikely that anyone short of Osama Bin Laden himself could match Zarqawi’s organizational talents o charisma.

Does it matter if no jihadist leader emerges? In one sense, probably not. Al-Qaida International has long devolved from a centralized network to a scattered franchise, still capable of terrorism and harder to track down. In another sense, though, Zarqawi’s absence might make a difference, especially in Iraq. His underlings’ instant announcement of a replacementjust as mighty, the message promisedmay indicate that they know how desperately such a figurehead is needed.

There were already signs that Zarqawi’s operation was unraveling. Many Sunni Arabs bitterly protested his strategy of splitting Iraq’s Muslims, especially his attacks on Shiites and their mosques. Juan Cole reports that, just this week, some of Zarqawi’s fighters mounted an assault on a Fallujah police stationand were staved off by young Sunni tribesmen. Initial accounts of Zarqawi’s death reported that “area residents” gave his location away. Later stories said the information came from insiders. Either way, it’s good news. The former would mean that, for at least some Iraqis, their impatience with Zarqawi’s violence outweighed their fear of his wrath. The latter would mean that his organization is about to splinter still furtherwith, ultimately, the same result.

A year ago, officials of what was then Iraq’s interim government declared a strategy of dividing the foreign jihad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insurgentsisolating the former, co-opting the latter. Might Zarqawi’s death give even a glimmer of hope that this strategy might be revived?

This seems to be what Maliki is hoping for. The completion of his government was a necessary first step. His decision to release hundreds of mainly Sunni detainees, a process that began earlier this week, is clearly meant as another step toward reconciliation. Next on the list, if this strategy has the slightest chance of success, would have to be: stopping the Shiite militias’ death squads (significantly, the new Shiite interior minister has no militia ties), amending the Iraqi Constitution to give Sunni regions a more equitable share of oil revenue, further (though judicious) de-Baathification throughout the governmentin short, giving all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militias or insurgents that support them) a stake in the system.

Above all, Maliki seems to be hoping to demonstrate basic competence, to perform a string of successes that might inspire confidence. The nabbing of Zarqawi marks one such success.

Vali Nasr, professor at the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and author of The Shia Revival, said this morning that he see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though he added, “I don’t know how open it is, or for how long.”

If there’s any legitimacy to the new Iraqi government, now’s the time it might take traction. If it can’t take hold now, it might not ever.

Related in Slate


In May 2004 Fred Kaplan reported that, as far back as 2002, U.S. military officers had Zarqawi in their gun sights but that the White House vetoed their proposals o pull the triggerin part for fear that killing him at that point might undermine one of the rationales for invading Iraq. Also in 2004, Daniel Benjamin chided the White House for making Zarqawi’s capture a low priority, saying they underestimated the threat he posed. Earlier this year, Kaplan argued that it may have been a mistak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release the Zarqawi blooper tapes; and Christopher Hitchens delighted that Iraqis had begun taking justice into their own hands by going after Zarqawi’s soldiers. Last year, Timothy Noah pointed out that Zarqawi’s army seemed awfully top-heavy (and showed that this is part of a broader al-Qaida trend). In 2004, Eric Umansky assessed what we knew about the man’s history and argued the United States was, stupidly, inflating his reputation.

Fred Kaplan writes the “War Stories” column for Slate. He can be reached at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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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graph of U.S. military news conference by Wathiq Khuzaie/Getty Images.


傅国涌:要骂胡适何必冒我的名?

今年4月下旬遇到杂文家刘洪波,他说自己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文章,是批评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我很惊讶,我说从没写过这样的文章啊,而且我对胡适“博士学位”的有限了解都来自余英时、唐德刚的书中,没有什么新看法,根本不会去写这样的文章。再者,我从不在网上论坛发表文章,我的文章都是在正式媒体上首发的。他说,反正署名是“傅国涌”。回到家中上网一查,果然在几个不同的网络论坛上都看到一篇题为《欺世盗名的胡适如何窃取“博士”头衔》的文章,署的正是本人的姓名,注明是从《文史长廊》转载的。[不知这是一家杂志?一个报纸的栏目或者是一个网站?]我仔细看了一下原文,如果剔除那些对胡适不敬的情绪性话语,文章基本上还不算太坏,可是为什么要冒用我的名义呢?

我对胡适深怀敬意,即便我要批评他,也不会选择“欺世盗名”、“窃取”这样危言耸听的词汇,何况关于胡适在抗战期间毅力应召,做过河卒子,出任驻美大使,以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和他对美国的影响力,对于美国援助中国抗战起过很大的作用,比如著名的“桐油借款”,这些都已载入史册,不须多说。该作者指责胡适把精力都化到领荣誉学位上去了,并引用了宋子文对胡适的批评:“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以及傅斯年的劝告:“此等事亦可稍省精力,然后在大事上精力充足也。”似乎胡适不顾民族大义,忘记了“战时大使”的特殊身份。其实,领学位本身与争取美援并不矛盾,问题是在美国当时现实的民意、国策之下,胡适即使把领学位的时间全部腾出来,结果也未必能好到哪里去,做任何事毕竟都还有客观的限度。何况我们从胡适日记、王世杰日记以及胡适往来函电都不难发现,胡适在大使任上的种种努力,换一个人恐怕比他更不如。尊重历史,就是尊重事实。

该作者说到胡适对那些名誉博士学位很在意时,下了一句很激愤的断语:“这是一副无耻的小人嘴脸!”他还指出胡适留学回国十年后,才回到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勒索”哲学博士学位,最终摘掉“假冒”的博士帽,指责他是个“勒索博士”。关于其中曲折,唐德刚的《胡适杂忆》之类书中,以及大量研究胡适的专家其实早已说清楚了。对于这样一篇文章,如果不是冒用我的名义,我绝对不会予以理会,因为读者心中自有一杆秆,是非曲直,公道自在人心。老实说,我对什么“博士学位”之类压根就没兴趣,胡适是不是获得过博士,在我看来也是无足轻重的,那是唯学历、唯学位论者所要关心的。但是,该作者[也许是转载者所为]不知出于什么用意竟然署了我的名字,这是我难以容忍的,必须予以澄清。因为我不能为一篇不是我笔下的文字承担任何责任,文责自负,天经地义,自古皆然。我既不愿为此“背黑锅”,也不愿分享此文带来的任何“光荣”。[此后网上又发现一篇冒用我的名义发表的文字《致马英九的公开信》,与此文似乎出于同一人的手笔。]

和同时代的人一样,我也是从少年时读鲁迅开始的,鲁迅已率先占据了我们的心灵,部分地化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这些年来,关于鲁迅与胡适,已出过不少书、发表过不少文章,争论之激烈,恐怕超过了两位知识分子生前。对于这两位我都曾喜欢过、依然喜欢的人物,我个人心底里也免不了把他们俩进行对比。我想,鲁迅是神,特别是时代的大变动之后,他身上笼罩着三个“伟大”、七个“最”的光环,他的小说、散文、杂文大量地进入各类教科书,他的作品即便是在“文革”中也可以允许公开阅读,自从70年前他在上海去世的那场葬礼开始[或者更早的时候起],他就被神化了,他被誉为“民族魂”。而胡适只是个人,无论曾经有过怎样的显赫名声,有过怎样的风光耀眼,他都没有被神化,他只是一个教授、学者、知识分子、战时大使、大学校长。其实说穿了,长期以来他们两人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扭曲的,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面容。

从少年时代起,被《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到《孔乙己》、《阿Q正传》所吸引,我就喜欢上了鲁迅。成年以后,虽然对鲁迅的感情依旧埋藏在我的心底,但我更喜欢胡适,因为他清晰、平和、理性,虽然他缺乏鲁迅那样的深刻、冷峻和激情,但鲁迅更多是文学的,总是以超越红尘的目光打量眼前这个世界,胡适更多是生活的,他就在生活当中、在社会的繁杂与喧嚣中,他的目光就是邻家大伯的目光,包含着一种我们熟悉的柔和。因为他太寻常、太清晰了,有人会觉得不过瘾、不满足、不喜欢。这也是正常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之喜欢胡适恰恰是因为他的寻常、平凡、简单、朴素、清楚,而不是他的天纵英才,恣肆汪洋。那样的天才或许是五百年不遇的,我也不向往,不同的人完全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我对胡适的喜欢就是基于一种内心的认同,他对生活的态度,他对社会的态度,他对自身的定位,都为我们树立了一种可以躬行实践的、可以参照的生活方式。他乐观而不盲目、从来不盲从任何一种主张、意见、思潮、主义,他对生活、对社会始终有强烈的责任感,并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面对社会,独立思考,独立发言,最大限度地坚持了道义的底线,他身体力行,恪守基本的文明准则,在他身上我们能感受到一种坚定的水滴石穿的信念。但他从不张扬,他对高调的口号有着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警惕,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他都脚踏实地,而不是天马行空。他只是想把金针度于人,从来不要求别人像他一样,他一辈子都不赞同青年人轻易牺牲,而是再三告戒青年人首先要把自己铸造成器。他不在乎青年人是不是跟在他的身后,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达摩菩提东来,只为了寻求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大意]。

“九一八”以后的民族危机时刻,他对左翼青年是宽容的。他曾给苏雪林写信说:“青年思想左倾,并不足忧虑。青年不左倾,谁当左倾?只要政府能维持社会秩序,左倾的思想文学并不足为害。青年作家的努力,也曾产生一些好文学。我们开路,而他们做工,这正可以鼓舞我们中年人奋发向前,他们骂我,我毫不生气。”

经济学家千家驹在北大读书时是个“闹事头儿”,当过“非常学生会”主席,1932年夏天他在北大毕业前夕,找不到工作,就是胡适主动帮的忙。有一次,胡适出门坐火车,无意中在一个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抵制日货之史的考察及中国工业化问题》,亲自介绍他到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工作。陶一打听,千家驹是个有名的“捣乱分子”,可能是“共产党”,有点犹豫,跑去问胡适,胡适的回答是:“捣乱分子与研究工作并不矛盾,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而且进研究机关,你怕他捣什么乱呢!这样的人才你不用,你还用什么人呢?”经胡适这么一说,陶的过虑也就打消了。胡适还介绍千家驹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编译委员会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1935年,如果不是胡适的鼎力帮助,他不可能登上北大讲坛,讲《中国近代财政史》。1936年元旦他结婚,胡适还是证婚人。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胡适看人从看不论左右倾向,罗尔冈、吴晗都是众所周知的,赵俪生的第一篇史学论文《清初山陕学者交游事迹考》,1946年在胡适主编的《大公报•文史周刊》上发表,胡适亲自写给他表示鼓励,对他最终踏上史学之路有很大的影响。

胡适对鲁迅也是宽容的,鲁迅生前,他从未写文章或发表谈话,与鲁迅对垒,鲁迅身后他直言批评苏雪林对鲁迅的攻击,帮忙出版《鲁迅全集》,到晚年他还对人说:“鲁迅总是自己人。”他不夸大与鲁迅的分歧,而是在底线上认同鲁迅和他的相同点。这些都是斑斑史实。他与鲁迅的不同也许就是这里。

鲁迅与胡适之间其实不是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我们在他们两人的身上可以看到各有各的高度,同时也各有各自的限度,只是彼此的限度不太一样。我并不因为喜欢上了胡适就否定鲁迅,这将和有些人因为喜欢鲁迅而轻易鄙弃胡适一样,都是一种难以弥补的遗憾,两者是可以兼容的,我们完全可以尽情地汲取两个人的精神养分,而不是吃了苹果,就坚决不吃西瓜,两者所提供的是不同的口味和养分。我要说,那个写出了许多打动过我心灵的作品的鲁迅,那个坚持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鲁迅将一直活在我心中,与我的生命同行。

我当然理解,为什么那么多有才华的文学青年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鲁迅,因为文学本来就是要超越庸常的生活,这也是文学的魅力所在,胡适的文字、思想、为人都看上去都太平常了,他属于常人的世界,向往一个超凡脱俗世界的年轻人,从他这里找不到自己理想的栖居之所,自然会转过身去。鲁迅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丰富、复杂、深邃,如同不可测浩瀚星空,鲁迅的世界首先是文学构造的,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构建出一个合乎自己内心需要的世界来。另外,长期以来,对我们这个精神资源极为匮乏的民族来说,鲁迅倾倒众生是最正常不过的事,因为我们接触不到其他的更能打动我们的精神资源,就很容易把这个唯一的资源放大。

胡适太清晰了,对平平常常的人间生活太热爱了,甚至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的生活本身就有充实的乐趣,他的人际交往、公共发言、读书、写作、考据本身就已满足他作为独立个体生命的需要,他没有用文学去重造一个新的世界,从而去吸引青年。胡适在文学领域只有倡导之功,他《尝试集》中的新诗,你可以说他没有展开飞扬跋扈的翅膀,你可以认为缺乏想象力,作为诗人的胡适是不成功的,尽管文学史不会忘记正是他开了新文学的风气,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成为时代的主流,他的功绩无人能比。所以,在本质的意义上,他们是生活在两个不同精神世界的人。

对于有些朋友坚决否定鲁迅的那些努力,我不赞同。同样也不能认可有些以研究鲁迅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专业人士,因为对鲁迅无条件的崇拜、爱戴,就不顾事实地贬低、否定胡适以及其他所有鲁迅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今天,当我看到有人冒用我的名义伤害胡适,使用那些危言耸听、不干净的语言向胡适挥舞道德大棒时,我感到震惊和生气,也感到愤怒和不安,我必须写下这篇文字,不仅仅是严正的声明,也借此机会说明我对胡适的认识,以就正于万千知我、不知我的读者。

──《观察》首发 

北村《我和上帝有个约》令成功人士不满

先锋派作家北村新作《我和上帝有个约》昨天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北村非常得意的这部作品却在出版社搞的读者试读调查中,遭到很多男性“成功人士”的不满。

  《我和上帝有个约》以一个杀人犯的忏悔作为结构线索,里面涉及的基层官员和商人,教授、平民 、男人和女人,在成长、成功和组建家庭和获取爱情的过程中,都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过错”,成为一生当中深埋心底的“病”。

  早在10年前,北村就开始创作这部作品,但写了3万多字后稿子却被小偷偷走。去年他重新开始继续创作,故事主题有了变化。“近几年来,矿难等一些社会上发生的重大事件冲击着我,促使我去思考愤怒和仇恨的解决之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偷偷得好,否则就不会有这么一部现在大家看到的作品了。”

  在出版社针对不同读者群体进行的试读调查中,有人“恼羞成怒”,反应最激烈的是部分“成功男性”。一位来自东北的北京地产商愉快地接受了阅读任务,但看了三分之二就拒绝发表意见。

  对于读者的反响,北村表示:“一本书达到这种效果,说明我写得好,把内心人性的东西一刀切进去了。”

北村批评自娱自乐型作家称愿成文坛"叛徒"

       昨天,著名作家北村创作的长篇小说《我和上帝有个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发式上,北村批评作家群体对底层民众的生死缺乏关注,只顾自娱自乐。

  《我和上帝有个约》以发生在某个城市的凶杀案为背景,用几近纪实的叙事手法将这个城市的市长、教授、记者、农民、商人、凶手和各色男女拉到读者面前,为每个人都有的

“心病”开出了只有说明真相才能够解脱的药方。该书未出版前曾在媒体上连载,由于小说所蕴涵的文化意义直指人性软肋,许多读者反应强烈。

  北村对目前许多作家只关注自身生存境遇的现象表示不满,他说:“在这个年代里,作家其实有很多的写作素材可选择,真不知他们何以就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我愿意成为文坛里的‘叛徒’,希望通过我的‘揭发’,能引起作家们的注意。”

一周最热销图书40种(6月01日-6月07日)

图书资讯网独家调查:在走访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地的主要书城,并综合网上图书销售情况后,本网统计出本周40本热卖的图书。由于数据结构比较单向,本排行榜只做参考。

1《达•芬奇密码》
2《血色浪漫》
3《骗局》
4《禅外说禅》
5《哈利·波特6》
6《远去的藏獒》
7《读城记》
8《40岁登上健康快车》
9《兄弟(下)》
10《亮剑》
11《莲花》
12《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
13《7秒钟展现你自己》
14《刘心武揭秘红楼梦2》
15《兄弟(上)》
16《狼图腾》
17《人体使用手册》
18《想法改变命运》
19《冯德全早教方案(2)》
20《相信自己》
21《局外人(3)》
22《哥伦比亚的倒影》
23《回忆父亲胡耀邦》
24《诛仙》
25《向解放军学习》
26《高原上的探戈》
27《李宗仁回忆录》
28《把工作做到出色》
29《狼烟北平》
30《如何掌控自己的时间和生活》
31《熬至滴水成珠》
32《天使与魔鬼》
33《洛丽塔》
34《魔山》
35《傅彪夫妇合著:印记》
36《大长今》
37《一座城池》
38《生死疲劳》
39《王蒙自传(第一部)》
40《笨花》

“十大国学大师”网评榜出炉引发争议

鲁迅名列“十大国学大师”

“十大国学大师”的网评榜单日前新鲜出炉,他们分别是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和冯友兰。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以来,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其中王国维以最高得票数位居榜首。而康有为、辜鸿铭的落选和鲁迅的入选则引起了各界强烈争议。

此次评选结果的亮相,是弘扬国学还是娱乐媚俗以及“鲁迅算不算国学大师”,则成了这场争议热点中的焦点。

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在引起网民关注的同时,也产生了极大的争议。有人觉得,这是互联网时代弘扬国学的创新之举,也有人认为,这是把严肃庄重的国学娱乐化,变成“超女式”的“海选”活动。

鲁迅———文学还是国学大师?

“十大国学大师”的榜单公布以后,鲁迅的入选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反对鲁迅入选者认为,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研究一定要深要透,要成为专家,“鲁迅不但没有做到这点,还推行白话文毁灭文言,怎么能算是国学大师呢?”支持者则指出,鲁迅不但有巨大的文学成就,还有深邃的鲁迅思想,传统文化方面底蕴也很深厚,所以当选“国学大师”当之无愧。

支持“文学大师”派

“鲁迅应该说是文学大师。鲁迅在国学上倡导少读甚至不读古书,而对西方的一些东西比较推崇。而在国学方面,有很多人的造诣和贡献都要比鲁迅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相洲教授如是说。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助理孟宪实也表示了类似看法:“鲁迅在‘整理国故’中确曾做过一些工作,但和他的小说散文创作相比,这并不是突出的成绩。他还曾努力贬低传统,对国学也没有推崇。这好像不是国学大师应有的态度。”

而作为我国著名国学名家姜亮夫的弟子、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则指出,凡是研究先秦以后文化的学者,成就卓著也称不上国学大师,“谁听说过研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的被称为国学大师的?”按照这一标准,如鲁迅这样的大文豪也未必能称得上国学大师了。

  支持“国学大师”派

清华大学的刘石教授列出了评选鲁迅为“国学大师”的四点理由:第一、鲁迅是真正的国学研究大家,他在每一个研究领域都达到经典的高度。比如其《中国小说史略》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中国小说通史,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始终影响着后学;第二、鲁迅开创了将文学与文化结合起来的新的研究方法,比如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文学史研究者具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第三、鲁迅在古籍整理方面有重要成果,“比如他的《鲁迅辑录古籍丛编》,就非常严谨、规范,已具有现代古籍整理的特点”;第四、鲁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极其深远,堪称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声音]

“评选需要专业门槛,不能不知其所以然”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壁生撰写了《莫把“国学大师”当“超级女声”》一文,文中指出,“‘国学’既为‘学’,便有其专业性,甚至可以跟公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关,例如边疆史、史前史的研究。所以,要评判谁是‘国学大师’是需要专业门槛的,就好像评价肖邦的音乐、凡?高的油画需要专业知识一样。”他认为,由于大多数网友都不了解何谓“国学”,也不具备评判谁为“大师”的专业知识,所以,用“超女”方式来评选,结果就是谁在公众中有知名度,谁就是大师。

“人们在选出蔡元培的时候,想到的不会是他的《中国伦理学史》,而是他在北京大学当校长的业绩;在选出胡适的时候,想到的一定不是他的《水经注》研究、哲学史研究,而是他作为五四文化革命主将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文章;在选出钱钟书的时候,想的也一定不是《管锥篇》(因为绝大多数人都看不懂那些深奥文字)而会是《围城》。”一些学者表示“所以基本可以判定,很多‘大师’之所以会被选出来,绝不会是因为学术成就。而很多真正为国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大师,通过这种‘超女式’的评选方式,也永远不可能被注意到。”

[回音壁]

“评选中让大家知道国学是怎么回事就行”

面对非议,主办方指出,在快捷的信息时代,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如果不想被湮没,就必须要以现代高技术的方式,如借助电视、网络等媒体,出现在大众的视线内。正如学者骆玉明所说:“陈寅恪的书非常枯燥难读,我相信专业学者都没几个能读完他的著作。可是,随便哪个读者都很容易在报章上反复看到一些‘大师’们的奇闻轶事,诸如钱钟书有‘下蛋的母鸡’的名言、王国维有‘自沉迷案’,这些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组织评选国学大师,并不是想去评论国学大师的学术水平,而是想让大家通过投票参与,通过一些争论能够对此有所了解。从弘扬国学的角度来说,首先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国学是怎么回事。同时,我们也是想知道,究竟哪些人在网友心目中是国学大师。”主办方表示,一个学者的知名度和他的学术成就有时候并不一定成正比,“所以我们的评选,请了冯其镛、汤一介等老先生过来把关,也请他们为整个评选活动提供50位候选学者的名单。”

链接

何谓“国学”

20世纪初梁启超、章太炎等人提出“国学”概念时,“国学”指的是“相对于西方学术的本国传统学术”———主要内容是小学,包括训诂、文字、音韵;经学,包括经史子集。

章太炎曾提出国学的三个主体部分,就是“义理、考据和辞章”。而作为我国著名国学学者姜亮夫的弟子、年近70的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章祖安,则对“国学”一词作了更为详尽的诠释:“国学的根基是小学、章句之学,因此,所谓‘国学大师’必须以博通、精研先秦时代的原典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列出三个条件:一、在其中某一领域有原创性成果。二、精通小学,古文辞(各体式)、古体诗、近体诗词都能自由挥洒,出色当行。如果是20世纪的国学大师,还必须加上条件三:能汲取外来之学说,而不忘民族之本位,中西兼通,而又以传统文化为其治学指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