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战和胡锦涛的对手戏

连战与虎谋皮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今年又挈妇将雏访问大陆。一位连续两届竞选中华民国总统不果的过气政客,在大陆受到未经过任何选举上台的领导人胡锦涛的接待,两人坐下来交谈诸如「与民同心」及「两岸和平发展」等问题。

系着红领带的连战怎么看都没有当年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胸襟,没有蒋中正先生「汉贼不两立」的气度,也没有蒋经国先生认识及顺应历史潮流的豁达。他连李登辉那运筹帷幄,翻云覆雨的政治手段也没有。「百年老党」的式微的确有其必然。最为可悲和可笑的是,身为政治学博士的连战连国民党如何败给了共产党的历史也没有读通,忘记了蒋夫人关于「两次合作,憋鉴昭昭」的遗训,更不明蒋夫人所说之「黄台之瓜不堪三摘之至理」。国共两次合作的结果是国民党丢掉了大陆。如果连战还想谋求国共再次联手来对付台湾岛内的政治异己,国民党恐怕只剩下退到太平洋上去这一条路了,因为共产党从来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与共产党协商无异于与虎谋皮。且看一看胡锦涛和连战的对手戏吧。

胡锦涛在与连战会面时说,五十多年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没有改变。无论胡锦涛说的「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个抽象化了的中国,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五十多年来,大陆和台湾各有各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有各的军队,司法体系和税务制度。他们在事实上已不是一个国家。且不论大陆和台湾日后是否统一,现时身为中华民国前任行政院长,副总统的连战面对胡锦涛和其它中国官员,连公开提及中华民国的勇气也没有,深怕得罪了中共,真是不给中华民国两千三百万国民一点脸面。

中共独裁是两岸和平最大危险
胡锦涛还表示,坚持「九二共识」,两岸才能够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反对和遏制台独,才能够消除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危险。胡锦涛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给持台独观点的党派和个人贴上卷标,将他们说成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危险」。其实,中共独裁政权才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危险。威胁不惜诉诸武力以解决台海争端的是中共,将几百枚导弹对准台湾的也是中共。中共在大力发展自己武装进攻能力的同时,千方百计地阻止其它国家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中共从来也没有给过中华民国实现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公平机会,他们采用威胁或金元外交的手段阻挠台湾进入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和团体,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干扰台湾的民主活动和民主生活。中共才是对台湾的最大威胁。连战为了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联共,媚共,他在大陆的所作所为已不像一个拿中华民国俸禄的前任高官,而似一个来向中共朝拜的小奴。连战矮化了中华民国,矮化了中国国民党,矮化了中华民国两千三百万人民。

狼外婆的谎言胡锦涛还表示同意连战所谓「两岸领导人应与人民同心」的说法,并说「凡是涉及到台湾同胞利益的事情都要认真对待」。这真像是狼外婆敲门时的谎言。中共统治大陆的五十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血腥的一段时期。共产党从来就是以一党之私治国。身为国民党荣誉主席的连战有没有了解一下,五十年来有多少留在大陆的国民党老兵,党工,党员惨死在中共的手中?即使是随蒋家父子退到台湾的人,他们留在大陆的亲属中又有多少人因为是「台属」而蒙受摧残,甚至丧失性命?连战此行中的一个重要节目是祭祖。大陆几十年来毁林无数,平坟无数。即使是在公墓中下葬的人,如果三、四十年以后没有后人来付钱迁坟,也难逃尸骨无存的命运。难道中共就会因为连战,宋楚瑜是「台胞」而「认真对待」他们的祖坟并将其妥善保留?连战在祭祖叩头时应该想一想,那土包里睡的是不是自己的先人。他最好先将坟中的遗骨做了DNA测试以后再拜。连战大陆之行不敢提中华民国,不敢问候因国民党而吃尽苦头的党员及其亲属,不弄清自己先人遗骨是否安在就胡乱下拜,只能给他留下一个不义、不仁、不孝的名声。

使国民党又一次蒙羞
连战对胡锦涛说两岸应思考如何让台湾人民可以享受到大陆蓬勃发展的经济成果。对比一下,台湾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为两万多美元,而大陆只有一千多美元。连战应该思考的是如何让大陆人民可以受益于台湾民主、自由、均富的体制及理念。连战为了打击政敌,以至于献媚与当今世界上最残酷、最专制、最丑恶的政权,这除了表现出连战本人的政治视野及政治智能的高度局限之外,还有政治品格的高下,这对于一生从政的连战本人是一大败笔;对于国民党来说,是退守台湾之后的又一次蒙羞。胡锦涛居然还煞有介事地对连战提及孙中山先生之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存,逆之则亡」。当今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是民主,顺应潮流的是民主的台湾,逆潮流而动的是共产党。

连战真应该好好想一想台湾的今天和大陆的明天。

 

草庵居士:中美汇率交锋背后的政治本质

胡锦涛访问美国之前,中美之间为汇率问题展开交锋。胡锦涛访美之后,中共很快就放风「加速人民币汇率调整,加快人民币升值」。

很多人对中美之间争吵汇率问题均很奇怪,以为中美货币汇率问题是个经济问题。其实,中美汇率问题的本质仍是涉及社会制度的政治问题。

廉价商品的政治含义
数年前,中国为加入WTO与美国进行了十多年的谈判,但为人不知的事实是,两国真正谈判的问题不是贸易与各个行业的谈判,而是关于中国产业人权的谈判,具体说来就是「劳工权利与保护问题」。用中共的话语讲是:「我们绝对不能在工会问题上放松一步」。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出现了高速增长,从表面上看,人民币汇率问题的焦点是中美贸易顺差太大。二○○五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经超过了二千亿美元。贸易顺差的表面现象是中国出现了世界第一的高额外汇储备。造成贸易顺差大和高外汇储备的根本原因原因是中国产品大量出口及中国产品廉价,中国的廉价产品挤垮了美国的制造企业,严重地威胁了美国百姓利益和国家利益。所以,从事情的本质看,表面上的中美货币汇率问题其实主要是中国产品廉价的问题。这个问题背后实际上又牵涉到了中国的政治问题。

或许,有些读者会觉得:中美货币汇率怎么成为了政治问题?那么就让我们看看廉价商品又有什么政治含义。

按照经济理论,世界上每个产品的基本成本包含如下:一、材料成本;二、人工成本;三、环境保护成本;四、技术开发成本;五、管理成本;六、销售成本。

在这几项成本中,前四项成本,中国与美国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说材料成本,在美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你想挖煤或开铁矿,你都需要先买地,你不能到别人家中去开矿,这就是土地成本,也是最基本的投资成本。但在中国土地是公有制,理论上不能买卖。所以,你开矿,你不能买地,政府也不会卖给你土地。但在中国,你只要有权,你可以在任何人家中开矿挖采,你根本就不需要支付海外投资人均需要支付的土地成本。这样一来,中国的材料成本中就少了一项重要的成本,也是数额最大的成本——土地的成本。在中国开采资源,你只要支付开采费用就可以开矿,不需要支付土地费用。这就是中美之间产品中的成本差异之一。

「卖血」机制所形成的廉价优势在第二项的人工成本中,中国劳工没有独立工会,劳工工资和福利没有保护,更没有所谓的劳资谈判。所以,低工资和无福利是中国企业的一大特色。这样一来,人工成本就远低于世界各国。这也是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优惠政策」,更是中美产品成本差异的主要原因。

第三点是中国拥有大量的环境保护法规,但却从来没有执行过。在目前,投资中国的各类企业根本不需要支付环境保护费用,大量的企业虽然是污染严重的企业,但企业本身根本就没有清除污染的环保设施,这样一来,企业产品成本又降低很多,在价格竞争上,中国产品比美国产品又胜出一筹。

另一中美之间争论严重的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产品成本中的技术开发费用。在美国,各个企业的产品开发费用几乎占据了产品成本的百分之五以上,这是个需要前期投入、风险极大的费用,也是每个企业为了维持发展和提高竞争力的主要措施。但在中国,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有国有企业均无视知识产权,大量盗取海外技术,制造廉价产品出口海外,这一技术成本上的差异又成为中国廉价产品的一个竞争优势。

正是这四点优势,使得中国廉价产品畅销全球,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可以抗衡。

中国廉价产品的优势,其实是由于中国政治制度和缺乏法制所造成的。这种制度和产品制造方式,对国内百姓来说是「卖血」。对劳工的压榨和环境污染上的问题尤其如此。但对海外国家而言则是恶意倾销,是国家性的产品倾销和恶劣竞争。尽管廉价商品对于美国这个消费国家来说没有太多的坏处,但问题是,中共的独裁政治制度不变,可能会将经济盈利扩充军事,对美国和西方民主制度产生威胁,相对整个国家安全成本而言,显然未来面对军事强国中国要可能花费美国很多的开支。与其这样,不如尽快促进中国民主化,这是最小成本的国家安全。

汇率已成中国政治变革的杠杆
人民币汇率问题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美国可以通过这个经济问题促使中共实行政治变革。

首先,反映正常的材料成本就是要将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流通买卖,这样才能真正的反映产品的真实成本。否则,你开矿的时候就没有土地成本,怎么能是和别人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明显的是制度上的不公平。所以,人民币汇率之争首先要解决土地私有化问题,这恰恰也是中国民主化的首要问题。

第二,要建立类似国际上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独立工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劳工价值。一旦独立工会建立了,独立农会也会建立,有了这些组织,中共也不可能再独裁下去,劳工的权利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人权才能得到保证。

三是环保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只有中国的环境保护得到重视,未来的子孙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生存条件,而知识产权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的产业才能重视知识和技术开发,中国的企业才能得到真正的核心技术,才能有真正的竞争力。

所以,从表面看,中美之间的货币汇率问题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它涉及到是中国政治上的最敏感问题,政治问题不解决,汇率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也不会让美国满意。从这点上看,中美问题表面上交锋的是经济,实质却是政治,是制度之争。而未来,中美关系只能是越来越难,没有解决中国的制度问题,谁也不可能解决表面上的经济问题。美国对中国货币汇率问题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中美之间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中美经济问题,本质上依旧是政治问题。

 

「八荣八耻」,党可知耻?

铺天盖地,锣鼓齐鸣
今年三月四日,在十届四次政协分组讨论会上,胡锦涛提出了「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后短短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一片「学习」、「宣传」、「贯彻」、「落实」、「树立」、「实践」、「践行」的喧嚷声便不绝于耳,「荣辱观」已充斥泛滥于全国各地的党报党刊、红头文件和官员讲话之中。

在政治局常委里,除了吴邦国、温家宝和缺席已久的黄菊之外,其它各位均已公开对胡氏「荣辱观」表示了支持和赞扬。李长春要求「深入持久地学习宣传贯彻」,要「在深入人心上下功夫,在联系实际上下功夫,在弘扬正气上下功夫,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广为普及」。曾庆红吹捧胡锦涛的讲话「是我们党关于干部队伍和全体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指针,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行动纲领,也是我们促进社区和谐与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刘云山、贺国强的高调子丝毫不逊于曾、李两位上司,郭伯雄、徐才厚、曾培炎、刘淇、陈良宇、张德缣B何勇也不甘落后,纷纷加入到「社会主义荣辱观」摇旗吶喊的行列中。中宣部、中组部、中纪委、监察部、解放军总政治部、教育部、最高法院、总工会、团中央、少工委均发出了进行「荣辱观教育」的正式通知,要把「八荣八耻」纳入党委换届、干部考核、反腐倡廉、课堂教育、社会风气、军队建设、企业精神等等一干事务之中。这一波宣传鼓噪、强迫灌输的势头确实非同小可,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与当年「以德治国」和「三个代表」闪亮登场的时候几乎如出一辙。

陈腐不堪的党文化
看来,中共的党理论、党文化确实已经陈腐之至、衰朽不堪。一旦当上中共的最高领导,开口便是「重要讲话」,动笔就是「重要批示」,只要拼凑出一两本小册子,十有八九都是「重要理论文献」。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只言词组和零词散句,最终必然「结晶」出一份「理论产物」来,这种自娱娱人自欺欺人的伎俩,不幸已成中共遗传不绝的陋习。

在这种党文化里,以中宣部、中组部为代表的那一帮吃人民俸禄、替领导抬轿的无耻之徒简直是如鱼得水、逍遥快活。胡锦涛在发明他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之时,难道不知道全中国最不知羞耻、最反耻为荣之辈恰恰就围绕在他的身边、团结在他的周围?难道那些假大空、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地吹捧「八荣八耻」之辈不正是一些不知荣辱的奸险之徒?西方的权谋大师马基雅维利说,「谄媚者充满朝廷」,这是因为掌握大权者「对自己的言行是如此地自满自足,并且自己欺骗自己,以致他们难以防御(阿谀谄媚)这种瘟疫。」(《君主论》第二十三章)

「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
最近十多年来,中共的「理论创新」、「先进文化」确实是「与时俱进」,一个新「提法」还没唱完,另一套新思路又粉墨登场,已经让人应接不暇。此事还得从胡锦涛的前任说起。大约从邓小平病重开始,江泽民便开始了他风尘仆仆的「理论创新」之旅:先是「讲政治」,接着是「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这一口气下来「讲」了六年,自始至终没人记得他都「讲」了些什么;再下一站是「以德治國」,可惜莫名其妙的德治高論賠了喝卻沒賺回本錢;最后,终于到达了他的理论终点站「三个代表」,忽然间就找到了中共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于是乎,得了三表真经的中共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地「执政」下去了,「三个代表」的创始人也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功成身退了。江氏之后,似乎是江规胡随,从「两个务必」、「三个为民」到「八荣八耻」,仍然一门心思地和数目字过不去。颠来倒去,无非还是一些虚言矫饰、大而不当、空洞无物、百无一用的东西。中共的组织部门、宣传机器更是趁机制造了一堆又一堆的语言垃圾,比如什么「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试比「以慈禧为太后的大清朝廷」或「以吴邦国为委员长的全国人大」,这不是废话吗),什么「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自由市场经济岂容贵党「驾驭」),什么「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老百姓讥之为「保鲜」或「先进的性教育」),还有更可笑的「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共笔杆子们遣词造句的技术简直连小学生都不如,把好端端的汉语糟蹋成这个样子,是有荣还是无耻?有何脸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凡党领导必有「主义」
毛有毛思想,邓有邓理论,江有三代表,中共代有新论出,各自鼓噪若干年。或许世人很难理解中共最高领导人非要发挥其「巨大理论勇气」不可的苦衷。尤其是当今之世,人民已经没那么好愚弄了,洗脑灌输、强制压服那一套已经不太行得通了,除了增加人民的反感,搞运动式的宣传教育还有何益?难道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是要专供不良下属去阿谀奉承,或是要留给不肖子孙去继承版税?好在中共的早期领导人王明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解释。王明揭露了毛泽东顶着苏联的强大压力一定要推出「毛泽东思想」的秘密:这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他在生前就可能被别人推翻,他死后就会受到攻击。……,坦白地说,他通常都不会有好下场!」(见《中共五十年》)似乎一语成谶,果然,在中共的历史上,没有「主义」的中共领袖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黯然退场,有了「主义」的毛、邓、江顺利进入红朝的列祖列宗祠。如果王明此说成立,则又充分印证了中共高层勾心斗角的政治生态和卑鄙险恶的丑陋党文化。中共高层诸君至今仍然浸淫在这种党文化里不知自拔,与有荣焉?可知耻乎?

在中共的专制党文化之下,似乎只要一朝权倾天下,立马便成理论大师、思想权威。什么是中共高层的荣辱?——身居权位自然光荣,有权有势又有「理论勇气」更加光荣,一言既出便驱使全党全国学习贯彻则无比光荣。但是也有反例,胡耀邦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当天下午说:「我的水平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我自己有自知之明。」胡耀邦的理论水平比后继江胡不知高出多少,仅对马列原著和中文经史典藉的熟悉程度就已至信手拈来、出口成诵的地步。与老胡相比,今日小胡的「自知之明」何在?

一代不如一代
中共的理论战术、宣传战术和统治权术实在一代不如一代。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座理论工厂,那么,强词诡辩的「毛泽东思想」大概算得上一个理论改装车间;以「猫论」、「摸论」、「硬道理」、「两手抓」之类川味俚语构成的「邓小平理论」至多不过是个理论作坊;而花了十三年时间才琢磨出可怜巴巴「三个代表」排比句的「重要思想」,充其量只能算是个理论小卖部。俱往矣,政治辅导员出身早已习惯于照本宣科背讲稿的中共第四代,是否还有足够的本钱打个理论地摊?要到何方去寻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贴上本人商标的理论货色呢?

我们还不清楚「八荣八耻」是否会最终被正式册封为「八个荣耻重要思想」,但显然,「八荣八耻」与「三个代表」一样,充其量超不过一个党委宣传干事的创作水平。这一段朗朗上口的顺口溜又能有多大的神通?在中共的官僚体系中,官德不修、官品恶劣、官格低贱、官风败坏者不计其数,专权滥权、贪赃枉法、媚上欺下、鱼肉百姓者不知凡几,区区一段「八荣八耻」的顺口溜就能激浊扬清、漂白党风?在「三个代表」加「八个荣耻」的理论关照之下,焉知贪官污吏们不会更加如沐春风、如遇甘霖?不会更加荣耻两忘、宠辱不惊?

民间版的荣辱观
受胡氏「八荣八耻」顺口溜的启发,笔者也试拟一民间版的「八荣八耻」,聊以供中共党人学习、贯彻、实践之。歌曰:以民主政治为荣、以专制独裁为耻,以宪政法治为荣、以一党专政为耻,以尊重人权为荣、以侵犯人权为耻,以信仰自由为荣、以洗脑灌输为耻,以言论开放为荣、以舆论一律为耻,以公开透明为荣、以黑箱作业为耻,以宽容妥协为荣、以武力镇压为耻,以多元竞争为荣、以压制异议为耻。

(按:胡锦涛「八荣八耻」: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尼泊尔民主运动的启示

政治学的「鸡和蛋」难题在中共黑暗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人民争取民主的道路,从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运动算起,至今也有三十年了,然而,在中国大地上,仍然没有闪现民主曙光。尽管危机四伏的中共政权难保某日失控甚至崩溃,但是,由于缺乏成熟的反对力量,即使那一天到来,也不意味中国就此顺利实现民主化。

六四惨败以来,渴望民主又感到无望的中国人,时而痛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时而抱怨「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而南韩和台湾先后民主化,又使这两句话成了政治学上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

然而,上个月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的胜利告诉我们,至少在民主运动的关键时刻,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最后产生什么样的制度和政府。

尼泊尔民主运动的肇因
是次尼泊尔人民民主运动的肇因可以追溯到一九九○年。当时尼泊尔全国爆发大规模的「人民运动」,人民向国王比兰德拉争取民主。在西方压力U,比兰德拉被迫接受民众的要求,改君主立宪制为君主立宪的多党议会制,由此开启了尼泊尔政党政治。在政党林立的过程中,尼泊尔共产党的几个组织合并成「联合马列」,竟然在一九九四年的大选中获胜组阁,首开在国王手下执政的世界先例。但好景不长,因一系列社会改革措施难以奏功,不到一年就丧失了执政地位。

尼共(联合马列)中的激进派以此为契机,批判尼共领导人走议会道路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在国王掌权的体制下改良必败,并于一九九五年从尼共(联合马列)分裂出去,组建了尼共(毛派)。毛派仿效毛泽东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农村建立武装割据的根据地,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几年间扩大到半数以上的农村。

○○一年比兰德拉在王室血案中猝死,贾南德拉继承哥哥的王位,他推翻比兰德拉推行的君主立宪制,颁布「反恐怖分裂法令」,将「毛派」定性为「恐怖组织」予以镇压。「毛派」针锋相对地在西部成立人民革命联合政府,尼泊尔由此进入两个政府并存的状态,使内战进一步加剧。同时,贾南德拉以对付「毛派」反政府武装为由,不断强化自己的个人独裁,实行军法统治,压制党派活动和异见分子。二○○二年五月干脆解散议会,且借故无限期推迟选举。二○○五年二月又宣布解散德乌帕首相领导的政府,由他亲自组阁成立新的大臣会议(内阁),并宣布在全国实施紧急状态,并派兵包围德乌帕和其它政府要员的官邸。贾南德拉的军事独裁加速了尼泊尔的内乱,成了尼泊尔完善民主及平息叛乱的最大障碍。

尼泊尔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
二○○五年五月,尼泊尔主要政党成立七党联盟,公开反对国王贾南德拉。十二月一名士兵在首都加德满都开枪打死十一个平民,引发加德满都万人示威大游行及罢工,揭开了二○○六年尼泊尔人民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

○○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七党联盟发动游行示威,要求国王恢复民主还政于民。四月六日,尼泊尔开始了全国总罢工,国王宣布首都加德满都白天戒严十一小时,安全人员可以对违规者格杀勿论。当天,安全部队就打死一名抗议国王的示威者。四月十二日,约一百名记者聚集在加德满都,抗议政府打压言论自由。四月二十日,数以万计民众不顾政府的戒严措施,继续在首都加德满都示威游行。四月二十一日,贾南德拉做出让步,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阁),根据尼泊尔宪法还政于民,要求七党联盟尽速推举新首相。

次日,七党联盟领导人拒绝国王的建议,并重申除非恢复议会重新制宪,不然将组织更大规模的抗议。当天,二十多万示威者不顾戒严冒雨向王宫挺进。四月二十四日,示威活动进入第十八天的首都处于瘫痪状态,七党联盟宣称将发起一场二百万人参加的大游行,并在两天内将国王赶下台。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穷途末路的贾南德拉宣布,同意恢复国会及民主制度,并向在反政府示威中牺牲的十四名死者表示哀悼。

尼泊尔的人民民主运动胜利了,原定二十五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改成庆祝集会。四月二十八日起国会重新开始运作,七党联盟推举曾任总理的国大党领袖柯伊拉腊为新总理,新政府将开启包括反政府「毛派」武装在内的各派对话。五月十八日国会一致通过决议,

剥夺国王包括军权在内的权力,军队的控制权由首相领导的新政府负责,尼泊尔由此步入现代民主国家的进程。

从邻人看尼泊尔人的素质
因为我的邻居中有不少尼泊尔人,使我对尼泊尔的这次民主革命格外关注。尼泊尔国内人民在争取民主斗争中的表现和我熟悉的尼泊尔邻人互相验证,使我清晰地看到国民的素质和民主化的关系。

我刚来都柏林一个住宅小区寄居,就注意到邻居中有四、五户尼泊尔人。他们可能是住在这个城市的全部尼泊尔人,因为不断有尼泊尔人到这里找房子,当然是先住下来的同胞介绍和代找的缘故,好象宁可贵一些他们也要团聚一起,渐渐的这里形成一个小小的「尼泊尔人村落」。和印度人一样,尼泊尔人也有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尼泊尔人村落」里也有高、低不同种姓的区别,但那些高种姓的尼泊尔人深明大义,摒弃原有的阶级意识和种姓偏见,和低种姓的同胞和睦相处。他们知道尼泊尔人在此地弱小无力,大家抱成团才能互相照应应付各种不虞。

由于同一城市的中国人有互相「避嫌」的「离心」倾向,尼泊尔邻人团结协作的精神令人羡慕。有四个尼泊尔人在同一家印度饭店工作,他们每个人都有私车,但出于省油护车的节俭目的,他们四个人合用一辆车上班,每天一个人轮流开自己的车搭载另三位同事。他们竟然这样合作了近十年。

去上班的男人们如此,那些留在家里的尼泊尔家庭主妇也是如此。她们带着各自的孩子一起散步,或者坐在大草坪上晒太阳聊天,看着小孩们一起戏耍,是我们小区一到晴天就出现的场景,也是一幅充满人情十年不变的别致画面,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宽容妥协谦让以及富有牺牲精神的良好素质。

尼泊尔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和素质。

七党团结协作领导民主革命
领导民主运动的是七个党派组成的联盟,尽管他们政见不一,有左、中、右之分,但在反对国王专制独裁上能够达成一致。在运动的每个过程中,七党总是通过协商作出决定,然后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没有一个党中途变卦节外生枝。同时,七党联盟还同「毛派」谈判,双方达成十二点共识,「毛派」承诺实行民主改革后停止武装斗争。「毛派」的承诺尤其难能可贵,他们已经占领尼泊尔的大部分农村,却没有(根本不懂)仿效祖师爷毛泽东当年利用蒋介石抗日壮大自己军队的行径,在国王和政党间争斗中渔利,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而是支持七党联盟的民主运动。

当然,尼泊尔全国人民在七党联盟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勇往直前的精神,更是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

尼泊尔民主革命成功的启示尼泊尔虽然是中国的邻国,但很少得到中国人的关注,中国人向来以穷富评判一个国家,对已经享有五十多年民主的印度尚且满不在乎,更何况比印度还穷的小国尼泊尔,尼泊尔民主化了又怎么样?

然而,尼泊尔民主革命的成功,却给中国以很大启示。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难以实现民主是因为教育水平太低。尽管二百年前的美国和三十年前的印度早已给出了否定的例子,这次尼泊尔的情况又添一个反证:尼泊尔目前仍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儿童没有上学,初级教育的普及率远低于中国,但尼泊尔照样走上了民主化的道路。六四民运失败后,有人又认为,只要中国形成了中产阶级,中国的民主化就能够水到渠成。如今中国中产阶级增加不少。与一九八九年相比,离民主化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而农村人口占百分之八十,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还没有形成中产阶级的尼泊尔却成功了。

从这次成功的民主运动中,可以看到尼泊尔人的素质。

首先是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判断力,无论是比兰德拉还是贾南德拉,都是一七六九年统一尼泊尔的沙阿王朝的继承者。尼泊尔人有着尊敬和爱戴国王的传统,但是,当尼泊尔人民明白君主制阻碍了尼泊尔发展时,就毫不犹豫向国王争取自己的民主权利。尤其是贾南德拉国王以存在「毛派」为借口,倒行逆施搞专制独裁时,在野党和民众「两害相权取其轻」,认定解决国王的独裁是关键,只要实现了民主,就可以通过议会政治,用和平的手段处理「毛派」问题。

其次,就是前面强调的团结协作精神。在这次民主革命中,尼泊尔七个政党组成联盟,制定民主运动的行动规划及目标,统一组织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当运动遭到警察的镇压出现困难时,他们共同商讨相应的对策,运动取得进展时又一起筹划下一步的行动。最令人感慨的是,四月二十一日晚,贾南德拉被迫作出退让,宣布解散由他领导的大臣会议(内阁),允许七党联盟推举新的首相组建临时政府,美欧等世界各国对国王的讲话表示欢迎,但七党联盟领导人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坚持国王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恢复议会重新制宪,因为选举议会和首相是人民应有的权利,不是国王的恩赐。

胜利永远属于勇敢无畏的人民
尼泊尔人民的表现更值得大书特书,许多人从几十里甚至几百里远的地方赶到首都加德满都参加游行,如果国王再不妥协,全国将举行二百万人的大游行,几乎占了尼泊尔人口的十分之一。同时,由于近二十天的罢工罢市,食品短缺物价飞涨,老百姓没有抱怨参加游行的人,而是加倍对国王的不满,激起更多的人加入反抗的队伍。

面对国王的格杀勿论,他们愈挫愈勇,不顾近千人拘留、几百人受伤、十几人死亡,游行示威的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尼泊尔人民还铿锵有力的说:「国王对人民来说是一个累赘,很多人为赶国王下台已经付出了生命,我们不会回头。我们不怕国王的子弹,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胜利永远属于勇敢无畏的人民。

值得一提的是,尼泊尔七党联盟得到在印度的六百万侨民的支持,我的尼泊尔邻人也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声援国内民主运动,所以这次是全世界尼泊尔人民的胜利。可叹的是,尼泊尔侨民支持国内民主运动时,中共党魁胡锦涛正在访问美国,欢迎胡锦涛的中国侨民是抗议者的几倍,不少人不过是为了拿几块钱的津贴。对照尼泊尔人的精神和素质,这些为几块钱而出卖自己的中国人多么丑陋卑琐。

我为这种人感到羞愧。

刘晓波:校园自由杀手:教育部长周济

中国新闻自由的敌人之一周济紧跟胡总,扼杀大学校园的言论新闻自由,在校园建立网络警管部门,雇用大学生当网络警察,把坚持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的教师赶出讲堂。

● 教育部長周濟對大學校園的網絡論壇大開殺戒,並設立校園網絡嚴管,由學生當警察。

现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是海归派高官的典型。他早在一九八○年就留学美国,在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留美的经历是他「学而优则仕」的敲门砖。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华中理工大学副校长、校长,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湖北省委常委、湖北省科技厅厅长、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并于一九九九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上调北京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二○○三年三月任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

胡温政权在政治上全面收紧,对自由知识界、异见人士、维权律师和草根维权进行更严厉的打压,责令各地意识形态主管部门既要严管书、报、刊、台、网、手机短信,又要对座谈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各种形式的思想交流的活动进行「属地化」的监管。在此政治严冬中,寒风也必然吹进高校。二○○五年一月份,中共中央召开「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党魁胡锦涛亲自到会并发表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见》,针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中共召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党魁亲临并发表讲话,确实为近年来所罕见。

对校园网络BBS大开杀戒
周济既有院士的学术之尊又有部长的官场之位,自然要紧跟「胡总」,超额落实党魁讲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教育部党组发出《关于学习贯彻落实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通知》,他发表讲话《全面深入创造性地推进大学生思政工作》。在行动上,周济对大学校园的BBS大开杀戒,关闭北大的「一塌糊涂」论坛,整肃了十多所高校的著名BBS,如,南大小百合、水木清华、北大未名、西安交大兵马俑、浙大海纳百川、我爱南开、上海交大饮水思源、复旦大学日月光华、北邮真情流露、吉林大学牡丹园、武汉大学珞珈山水 …… 等,实行ID实名制,威慑校内网民,使他们在发言时因恐惧而自律;禁止校外网民进入校内网站,试图把学校和社会隔绝起来,让大学校园变成只接受官方灌输的「纯洁」阵地。

为了有效地严控网络,中共花钜资打造「金盾工程」,雇用几万网络警察,还招聘了审读员和评论员。但令人很难相信的是,周济领导的教育部居然向秘密警察政治学习,为了严控校园网络而建立校园网络审查工程,还雇佣大学生来充当网管。像中共其它部门的严控媒体和打压异见的秘密方式一样,校园内的网络监管也是秘密进行的。那些参与网管的大学生,已经成了中国巨大网管系统中的一部份,他们所作的一切,绝大多数大学生完全不知。

比如,教育部以上海师范大学为试点来组建校园网络监控系统,名为「有害信息防御系统」。上海师大宣传部组建了一支庞大的网络审查队伍,五百个觉悟高的大学生参与网管。他们负责审查、删贴、告密、引导论题、仲裁争议。上海师大还组织了有教育部和几十所高校的官员参加的研讨会,专门研究如何控制校园网络。

纽约时报报导上海师大网警故事
为此,《纽约时报》二○○六年五月九日发表 HOWARD W. FRENCH 的文章《你的小姐妹正在监视你》,讲述了上海师大的故事。

故事的主角之一是名叫胡莹莹(音译),这位二年级女大学生自愿充当秘密网管。她每周都要在校园里一个不为人知的堆满计算机的办公室中花上数个小时。在那里,她监控论坛,清除「不健康」信息,制造「政治正确」的话题,引导网络舆论,裁决网上争论。她的同学从来不知道她是监控者。更令人吃惊的是,这位胡莹莹不以为耻而反以为荣,她对记者表示:她为创建一个「和谐社会」做出了贡献,因而深感自豪。她还解释说:「我们不进行控制,但我们真的不想让那些不好的和错误的东西出现在网站上。而且作为一个学生干部,我应该在其它学生中间起到带头作用,我应当表达我的观点,来坚定我的共产主义信仰。」另一位校园网管是旅游专业的二十二岁纪程程(音译),她也告诉记者说:「我们的工作包含指导而非控制。 …… 我们的BBS具有官方网站的性质,也就是说它代表了学校。所以,有关政治的议题不应该出现。」她的同学唐国潮(音译)补充说:「BBS就像一个家,在家里,我希望自己的房间干净、明亮,没有垃圾或者危险的东西在里面。」

曾几何时,普遍贫困和恐怖政治是所有共产国家的特征,那里是秘密警察和告密者的天堂。经过近三十年改革的今日中国,尽管告别了共产制度下的贫困,但恐怖政治却延续至今。现在,校园也变成训练「秘密警察」的预备校,变成培养监视者和告密者的隐秘课堂。

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发文整肃教师
周济整肃校园的另一措施是清理教师队伍。中宣部和教育部联合发文,第一次明确把大学课堂列入宣传的范围,要求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部还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要求加强师德建设,把好高等院校教师的「入口关」:在教师资格认定和新教师聘用上,要建立师德考评制度,把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作为必备条件和重要考察内容,对师德表现不佳的教师要及时劝诫,经劝诫仍不改正的,要进行严肃处理;凡是不按教科书观点进行授课的教师,要调离教学岗位;犯有严重失德行为、影响恶劣者一律撤销教师资格并予以解聘。北大校长闵维(曾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发誓赌咒地向教育部保证:绝不允许教师利用课堂散布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一旦发现散布反动言论的老师,就立刻将之清出课堂!

也就是用「砸饭碗」的方式来惩处「不听话」者,进而恐吓其它教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先生被开除,吉林艺术学院的年轻女教师卢雪松被剥夺讲课权,不过是教育部整肃自由知识分子的冰山一角而已。

把大学变成坟场以升官
就周济个人的仕途而言,他如此紧跟胡锦涛,极可能踏着校园BBS的尸骸继续高升;但就中国的教育事业而言,他已经沦为校园自由的杀手,正在把中国的大学变成「自由的坟墓」;正在毒化校园和年轻一代,也就是毒化中国的未来!

在中国古时,媚上欺下的为官者最为人所不齿,有「血染红顶子」典故为证。在我理解,周济这位事业顺利和仕途风光的成功人士,他扼杀校园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行为,就是用青年学子的心血来向当今「皇帝」邀功请赏,是二十一世纪的「血染红顶子」。故而,周济的名字,必然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六年五月二十七日

陈破空:王文怡一呼震白宫

● 小女子王文怡在白宫草坪欢迎胡锦涛的仪式上,高呼「布殊总统,阻止他杀人!」震惊世界,使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法轮功受迫害的处境。也使疑点重重的苏家屯事件更受世人重视。


● 美國國家記者俱樂部為王文怡主辦了新聞發佈會,追蹤蘇家屯事件。

四月胡锦涛访美,急欲修好濒于低谷的中美关系。先是派遣吴仪先期赴美大肆采购,营造「良好气氛」。胡抵美后放低身段用足软性言辞对美国政、商、学界竭尽讨好。然而,就在胡布高峰会上,一名小女子突然登高一呼,胡锦涛惊恐,布殊错愕,世界侧目。一场首脑会,大杀风景。中共精心布局,竟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王文怡闹场坏了胡锦涛访美布局
四月二十日白宫南草坪,美国总统布殊为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举行正式欢迎仪式,胡锦涛发表讲话神采飞扬。对面摄影台上,突然有人喊话:「布殊总统,阻止他杀人!」「停止虐杀和酷刑!」「停止迫害法轮功!」

喊话声中胡锦涛停止演讲。布殊出语安定,胡继续讲话,但已经没有了适才脱稿演讲的神采,转为低头读稿,窘迫而紧张。现场各大媒体镜头纷纷转向喊话的女子。中国正在直播胡锦涛访美的电视画面立即中断。喊话持续了近三分钟后,喊话女子被警察带离。喊话的,是一名中年女子,名叫王文怡,医学博士、《大纪元时报》记者、法轮功学员。当日,她以事先核准的记者身份进入白宫。事后被媒体问到为甚么喊话时,王说:一见到胡锦涛跟布殊握手,我就禁不住要喊起来。但被问到是否有违记者职业规范时,她说:人性超越一切。此时此刻,救人更重要!

荀子道:「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三国时,张飞在长阪坡桥头一声断喝,吓退曹操百万大军。王文怡登高一呼,效应不亚于张飞,且立竿见影。在此之前,美国主流媒体对「苏家屯事件」或「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传闻持观望、淡化、甚至回避态度。王文怡喊话后,美国和其它国际主流媒体,纷纷改变和调整姿态,不仅对王文怡及其白宫喊话展开一系列报道和专访,而且连番发表社论、评论,同时追踪「苏家屯事件」。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回拒中共压力,专门为王文怡主办了新闻发布会。美国国会中,则有八十一名议员联名写信给布殊总统,要求美国行政当局介入对「苏家屯事件」的调查。

一年多来,中美双方经历无数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好不容易才安排了这场中美首脑会。没想到,到头来,胡锦涛和布殊不过是搭台人,真正的主角,变成王文怡。王文怡一呼震白宫,一夕成名。她的名字,立即被收入权威的维基百科全书 (Wikipedia) 。

人性超越一切:将成为经典名言
王文怡虽然被美国联邦法院以「恐吓、强迫、威胁、和骚扰国外官员」为名起诉,但王文怡的和平举动,显然不符合这一罪名。同时,考虑到美国法律之上的宪法,以及宪法背后的美国立法和立国精神:保障言论自由。王文怡一案,被判无罪的可能性极高。

不管怎样,面对世界主流媒体镜头,勇敢道出中共人权黑幕的王文怡,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英雄,是巾帼英雄,也是民族英雄。正像美国民权斗士马丁.路德.金的那句「我有一个梦」一样,王文怡的一句「人性超越一切」,也必将成为经典名言,垂范史册。

王文怡喊话的背景,是「苏家屯事件」。今年三月,有内线证人向法轮功方面举报:在沈阳市苏家屯,中共当局专设集中营,关押众多法轮功学员,许多人被迫害致死,临死前,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竟被当局活体摘除,用以出售,牟取暴利。法轮功方面立即高分贝谴责这一暴行,并通报国际社会。中共方面,始则一言不发,一拖就是三个星期,然后,由「外交部发言人」出面否认。胡布会当日,即王文怡喊话同日,两名相关证人(安妮和皮特)正式站出来说话,证实苏家屯存在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血案。纵观中共前后动作,处处留下疑点。

「苏家屯事件」中共处处显疑点
其一,拖延三周,才做出响应,令外界怀疑中共可能动手脚。以笔者在中共监狱的经验,一旦有外人或「上级」前往参观,狱方即紧急动员,一夜之间,监狱面貌全变,从犯人劳动、狱方管理、到环境卫生,都「焕然一新」。来访者绝然看不到监狱的常态和真相。至于苏家屯,三周时间,足够转移人员和毁灭证据。

其二,响应「苏家屯事件」的同时,中共当局突然出台一部新《规定》,禁止买卖人体器官。这部以卫生部名义发布、自今年七月一日起施行的「规定」,首次提出:人体器官不得买卖。医疗机构临床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经捐赠者书面同意;捐赠者有权在器官移植前拒绝捐赠器官。等等。外界疑虑更深:中共高层是否以此立法,间接承认苏家屯血案的存在?

「新规定」暗示,在此之前,中国有关部门买卖人体器官,完全「合法」。同时暗示,至今年七月一日前,买卖和移植人体器官,依然「合法」。果然,从中国传出消息:各地监狱、医院正加班加点,赶在七月一日前完成从前留下的「任务」。

唯利是图、不惜谋财害命的中共官员,早就把人和人体器官,当成了大赚黑钱的商品。中国人口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但中国每年枪决犯人的总数,超过全世界其它国家的总和。至少,新规定显示在滥用死刑的中国,死刑犯的器官,广泛被当局出售牟利。

其三,中共发言人响应时,故作大方地「建议记者去当地采访」。试想,连联合国前往中国调查监狱酷刑,中共当局都一再拖延和阻挠,何况「苏家屯事件」?果然,当法轮功方面的「希望之声」电台提出申请,要求前往调查时,遭到中共断然拒绝。

胡锦涛访美前夕,美国政府发话:已委托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官员前往苏家屯了解,「没有发现证据」。问题是,作为被指控的嫌疑人││中国政府及其地方政府,不仅没有在调查中自动回避,反而成为安排一切的「导游」,美方领事官员又如何能看到「证据」?美国政府的表态,不过是给即将到访的胡锦涛一个面子,而且是在中方的要求之下。

其四,作为辩解,中共发言人响应时,特意强调:「(苏家屯)一个小医院,怎么能装下六千人?」这句话,可能无意泄露:摘取和买卖人体器官的血案是有的,但没有那么多。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数量上的争议。类似戏法,当年「六四」屠杀后,中共就表演过。

其五,最初,沈阳地方官员在回答外界的质疑时,曾扬言:「有集中营又怎么样?法轮功又能怎么样?」权力傲慢,是所有不受监督的独裁政权的共同面目。这番专横言词,等于承认,「苏家屯血案」的确存在,如果不是出自中共高层的指使,至少也是地方当局的擅行。

 

郭庆海:台湾应该从黑山独立公投中看到什么?

近日,国际上发生了一件令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不能不关注的事,即南斯拉夫联邦中的黑山共和国,就黑山是否脱离塞黑独立而进行了全民公投。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不能看到台湾舆论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所以无从评价。但想来台湾舆论不会把黑山独立公投视为一件坏事,而只能把它当做一个对台湾的选择有利的范本。但是,台湾究竟应该做何选择,尤其是当前应该做何选择,我以为他们还应该对中国大陆政府对黑山独立公投事件的态度进行认真的研究。

那么中国大陆政府对黑山独立公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就此回答记者提问时是这样说的:中方尊重黑山人民的选择,也将尊重黑山公决的最终结果。但是,黑山公决和台湾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广泛的共识。

刘的发言反映了中国政府一种极其矛盾的心理,他们显然不愿看到黑山独立公投的以多数黑山人赞成独立而通过,甚至都不愿看到黑山就独立举行公投,因为这必然给予台湾一直叫嚷着要进行的独立公投以激励。但是,中国政府的实力显然又不足以使他们对这一事件施加决定性的影响。所以,看到这样一个事件发生,内心是苦涩的,却又只能摆出一种公义的姿态。然而,一旦把黑山独立公投与台湾问题联系起来,公义的姿态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是粗暴和蛮横。他说:“黑山公决和台湾问题完全是两回事。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广泛的共识”。

为什么黑山公决和台湾问题是两回事?你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国际社会广泛的共识,但是,难道世界上不是只有一个塞黑吗?黑山不也是塞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吗?那不也是国际社会广泛的共识吗?一个大国的外交官显然不应该说出如此漏洞百出、而且极有可能伤害塞黑、尤其是塞尔维亚政府尊严和国民感情的话。

但是,他的这些话其实又早在我的预料之中,所以我一点也不惊讶。而如果中国政府的官员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如此表态,我反倒会感到惊讶了。

那么为什么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一直如此僵化呢?应该说,这一问题非常复杂,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但是,笔者以为,其决定性的因素应该只有一个,即:不民主!

我们可以结合前南斯拉夫之各加盟共和国先后独立的历史来对这一问题做一分析,因为黑山并不是第一个在前南斯拉夫中独立出去的共和国。然而,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到波黑,再到黑山,它却是唯一有可能真正和平走向独立的一个共和国。那么,为什么黑山可以和平的走向独立,而此前的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却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争执甚至战争的血腥呢?说到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独立之时,主导前南斯拉夫政治的还是一个专制的政权,而当今天黑山进行独立的选择时,主导“后南斯拉夫”、即今天塞黑政治的已经是一个民主的政权。

民主会有如此决定性的作用吗?是的,因为民主的本质其实就是权力的分散,而权力的分散又决定了它对各种不同选择的包容。

所以,如果台湾期待和平的、不受阻碍的走向独立,那么他们首先要期待于中国大陆政治走向民主。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前南斯拉夫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是有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里面的。而在台湾海峡的两边,则有着大异于前南期拉夫的文化渊源。所以,如果今后有一天大陆政治走向了民主,我们或者也可能发现,台湾独立的动力没有了!然而,无论未来是一个怎样的情形,在当前有这样一个问题却是不容否定的,即台湾必须积极的投入到推动中国大陆政治的民主化中来。否则,台湾的独立愿望,可能随时会使中华民族面对空前的灾难!那当然也是全人类的灾难!

2006年6月3日星期于河北泊头

傅国涌:良知是最后一道防线

良知是什么?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在动物性本能之外,还有高于这种本能的一面,那么良知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缺少的东西。如果人类除了本能已别无所有,那么谈论良知就是多余的。我当然知道,在自由受到外在力量严酷压制,直接面对“生”还是“死”的年代,动物性压倒了人性中的其他因素,多数人只能按照本能行事,“活着”就是一切,比如“文革”,林昭、遇罗克们选择良知就是选择放弃生命。要么做烈士,要么像牲口一般苟且活下去,没有中间道路,没有另外的可能。

前几天,一位陌生的记者朋友读了我关于张季鸾的一篇小文后,在网上给我留言: “当新闻变成了宣传的时候,最痛苦的是记者。抢新闻事件、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秉笔直书,何等快哉!可是,这样的稿件哪怕再婉转,也会毙命,言论的命运就更凄惨。……有人评价记者在堕落,可谁知道记者的处境?”我如此回复: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大家努力,去接续那中断的传统。总有一天,一切都会出现转机,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给我们,那样未免太廉价了。他在随后的留言中表示:“我的努力的唯一方式是守住良知这道底线。但在圈内熬日子,这道底线是很难坚守的。媒体因为现行的畸形体制,一方面僵而不死,一方面又挟权势而令地方。记者的腐败亦如官员的腐败一般成了一种现象。官员的腐败制造了很多新闻事件,记者就把这些素材作为敲打官员的资本。如食物链,官吏吃百姓,记者吃官吏。体制不变化,腐败难铲除。”

他的这番话中令我尤其感到沉痛的是,当今世道,在许多不同的行当、不同的领域,“守住良知这道底线”,竟然已成为不愿同流合污的人们可以努力的“唯一方式”,而且随时可能被冲跨。当腐败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浸透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时,大凡掌握一些社会资源,有可能腐败一把而又不大会遭到什么惩罚,要想拒绝腐败固然是一个困难的抉择,进而要想遵从良知,坚持良知的底线更是困难。这难度主要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来自每个人自己的内心,来自长期以来在专制环境形成的一种恐惧心理。诚然不可能指望每个人都像林昭那样决绝、那样勇烈,为反抗铁幕、竹幕去牺牲自己,那不是常人能做到的。对常人而言,面对是与非、黑与白,如果不能打破沉默、说出真话,退一万步说,至少也要保持沉默,绝不能违心地说假话,绝不能为假话鼓掌喝彩,这是良知的底线,是任何一个常人都可以做到的。压制自由的外在力量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最低限度的坚持良知并不需要冒多大的风险。良知并不是高调的要求,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东西,它仅仅是一条做人的底线,也是人类面对一切黑暗、不义、不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也守不住,那么剩下的当然只有本能了。

牟传珩:亚洲的“柏林墙”何时能被摧毁?

朝鲜半岛位于亚洲东部,包括 4000多个大小岛屿,地形狭长,总面积为22.21 万公里。

朝鲜半岛于 1897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自18世纪初,朝鲜半岛开始走向民族解放斗争的历程。 1907年~1911 年期间,朝鲜爆发了“义兵运动”,1919年爆发了全民性的“三、一”反日起义,以及后来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最终于 1945年8月走向了民族独立道路。二战结束后,朝鲜半岛被“联合国托管”,成为世界冷战时期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场所,一条被称之为亚洲“柏林墙”的“三八线”将朝鲜分为南北两个。 1948年7 月,占据南朝鲜的美国亲自“监督选举”,举行了国民议会,通过了《大韩民国宪法》,8月大韩民国从此诞生。同年,在苏联的主持下,北朝举行共产党领导的“最高人民会议”选举, 9月9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最终在同一国家中,形成美苏两国各自操纵下的两个相互敌对的政府,实行完全相反的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而且相互都把吃掉对方,统一朝鲜视为其崇高的政治使命。

1950年 6月25日,北朝鲜在苏联的帮助下,率先向南韩进攻,导致朝鲜战争爆发。为此,联合国安理会紧急通过了美国起草的一项关于要求联合国各会员国“向大韩民国提供为击退武装进攻和恢复该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必需的援助”的决议。 7月7日联合国第三次通过决议,组织由美国、英国、法国等 15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队赴朝参战。

1950年 10月8日,毛泽东接受斯大林指令,力主中央政治局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策。 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25日中朝联合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战斗打响。战争的结果便是停战谈判的举行。并最终签定《朝鲜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南北双方依旧以“三八线”为界,相互对抗敌视,扩军备战。仅在 1953年月到1958年 3月期间,双方就发生了758起军事冲突事件,使“三八线”上的死结越缠越深。

时至7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美关系的缓和,朝鲜南北双方敌对立场也有所改善,开始对话并设立了南北协调委员会。 1973年6 月,南韩借鉴两德经验,提出南北双方分别加入联合国方案,但北朝却以要求“以单一的高丽联邦共和国资格参入联合国”为由,予以拒绝。1980年 1月,北朝提出举行北南双方总理会谈,同年2月双方外交代表会晤于板门店,为总理会谈作准备。但该年秋,南韩发生“光州事件”,北朝即发表声明,宣布终止预备会议。

80年代末,随着世界两极对抗走向末路,朝鲜双方再次协商举行总理会谈预备会议,经过各种准备,会议于 1990年9 月5日在韩国首都汉城开始,先后举行了八次北南双方高级会谈,并签署了《关于北南和解、互不侵犯与合作交流协议书》,《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关于组建北南和解共同委员会协议书》等文件,使朝鲜半岛出现和解局面。在北朝承诺不制造核武器和朝鲜半岛局势发生如此缓和的情况下,南韩宣布暂停 1992年度的“韩美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从 1992年5月开始,国际原子能机构按照与北朝达成的协议,对其进行了 6次核武器调查,没能发现朝鲜正在制造核武器的情况,但却对其宁边附近两处存放生产核武器的场所产生了怀疑,表示要予以“特别检查”,但遭到朝方的坚决反对。与此同时,南韩根据朝鲜正在建造核武器原料再处理工厂的情报推测,北方有制造核武器之图。南韩希望通过谈判促成双方达成示范性互查的协议,以达到消除朝鲜制造核武器的目的。但朝鲜则反对进行示范性的调查,而要求对美军核基地进行全面调查。由于双方各执已见,会谈难有进展。

1993年 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拒绝其特别检查发出了最后通牒,限期3 月底前接受检查。朝鲜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通牒不仅未作丝毫妥协,反而宣布退出它曾在1985年加入的核不扩散条约,并声明:朝鲜政府这一决定是针对韩美“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的特别检查而采取的“自卫”措施。至此,朝方又一次走向了与国际社会对抗的立场,引起世界舆论的强烈反弹。朝鲜宣布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决定的生效日期是 6月12 日,而6月 2日这一天却出现了转机。美朝在纽约进行了一次关键性的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朝鲜宣布暂不退出核不扩散条约。这是美方以给予经济援助和不对其武力威胁为条件而赢得的一次妥协。 2月15日,朝鲜突然宣布同意开放其 7处核设施,接受国际检查。美国对朝鲜的态度转变表示欢迎,决定在纽约恢复与朝鲜的会谈。韩国政府也予以积极回应,决定只要“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朝鲜的核调查以及南北工作代表接触取得进展”,将有条件地停止本年度韩美“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据韩国《 1991——1992年度国防白皮书》统计,在“三八线”,两侧驻扎着 165万名军人,部署了9250 辆坦克和装甲车、13800门大炮、 930艘舰艇、2910架飞机。南北方的军事力量对比大体上保持平衡,双方谁也压不做谁,不可能产生一方吞并另一方的结局。对话与和解是唯一的出路。当世界进入后对抗时代,朝鲜半岛已不具备两极对抗的属性,但却受制于美、日、中、俄四大国的政治影响,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每一步发展,都与上述四大国政策走势和利益调整相关。可以说,上述四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都不希望南北双方对抗,更不希望影响东北亚局势的安定与和平。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制约下,朝鲜半岛上的“三八线”南北双方,正步履艰难地走向和解。

在半岛南方,自总统金大中上台后,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半岛稳定,一直对北方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并多次向对方伸出杆榄枝;而半岛北方,在后对抗时代,由于继续坚持比较僵化的政治路线,在世界上处于孤立状态,特别是中韩建交,对其影响巨大。加之近年来,朝鲜国内饥荒不断,经济萧条,希望争取国际援助,因此也有意与南韩改善关系。正是在这种时代背静下, 2000年6 月13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越过“三八线”,与北朝领袖金正日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两个“金”口相对一谈,朝鲜半岛冷气顿消。金正日一改长期不常露面的政治姿态,亲自到机场迎候,令世界舆论大吃一惊。金正日说:“ 6月13 日将永远被纪录在历史上”;金大中说:“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创造这个历史”。于是朝韩双方共同签署了划时代的《南北双方共同宣言》,但时过6 年后的今天,这个半岛上的分裂实施愣在继续,亚洲的“柏林墙”何时能被摧毁?

官为什么能买卖?

买官卖官,在中国已蔚然成风。正因如此,社会上流传着许多顺口
溜,如:
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
拔重用。
最近报载,黑龙江省绥化市的李刚,在1996年至2000年6
月,为自己买官花费人民币42万元,美元一万元;卖官收了131人的
贿赂219万余元。可见,他虽然买官花去了巨款,但又从卖官的渠道
收回了远大于此数的“利润”,正因为买官可以一本万利或小本大
利,那些贪官才舍得一掷万金去买官。

类似李刚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可以说不胜枚举。

严重的问题在于:官(或叫领导干部)为什么可以买到和卖出?从李
刚的例子看,他就是花了十万多元从绥化市委书记赵某那里买到绥棱
县县长兼县委书记职务的。他当上一把手之后,也就有权卖官了,于
是卖官钱如潮水般滚滚而来。有个计委主任想当财政局长,当然是因
为财政局长是肥缺,李刚书记也是有买必卖,讲本求利的原县财政局
长又想当县政法委书记,照例也是找李书记去买,李刚当然也卖给他
了。

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官职买卖现象之所以存在和不断发展,其源概
出于一把手(各部门和单位的书记)权力太大,无所制约,这就是毛
泽东所倡导的“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而党
内又是书记挂帅的,许多重大问题都由书记拍板定案。如果官职的确
定是由群众公开、民主选举并经过严格考试,以测定其德才条件,那
么谁还能花钱买到官?又有谁还能卖得了官?一心想升官的官迷们想
买官找不到卖官的市场;一心想卖官的一把手又没有卖官的权力,也
找不到卖官的市场。

其实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当权的人并不是不知道,然而,这种买官卖
官的“市场”却不肯关闭,也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不想改革。为
什么不想改革?当然是一旦改革,那些既得权利的人们就会丧失手上
的特权,而丧失权力就丧失一切。这个道理也是尽人皆知的。这就是
中国的政治改革迟迟不动的原因所在。

别看他们天天喊反腐倡廉,不断增设公、检、法、反贪局、纪检委之
类的机关,这都是摆样子的,是胡弄老百姓的。喊了二、三十年反腐
倡廉的口号,越喊贪官越多,级别越高,难道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后
来不得已也说要从源头上治理腐败,但源头究竟在哪里?当权者却讳
莫如深,闭口不谈。至于老百姓,你们骂骂贪官可以,但你真正揭出
产生贪官的土壤,就很不安全了。如果你直言不讳地说有些人不愿因
改革政治体制而丧失既得权利,那你就更不安全了。事实上,这个政
权就是靠愚民和高压来维持的。翻开报纸,哪天都是谎话连篇,歌功
颂德的文章没完没了,叫人讨厌!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你们埋头钻研业务最好,千万不要涉及敏感的政
治改革话题。这样,大量的只为自己平安无事或升官发财的人也就沿
着党所指引的道路去“努力奋斗”了。而文艺界呢,专门从事歌舞升
平之事,天天在那里唱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颂歌,只要能拿到巨
额出场费就干。

所以,很多有识之士就哀叹: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