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今天，在西方阖家团聚的圣诞节，中国当局再度无视宪法和联合国人权公约，无视国内民意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重判《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先生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这是近年来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的最长刑期，而判决晓波的全部“罪证”，就是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和公开发表的六篇文章。这个借助于西方圣诞新年大假以期减弱国际社会反响的不义判决，再度昭示了中国政府与文明为敌、与自由为敌、与良知为敌的独裁面目，也彰显刘晓波20年来以生命搏击自由的勇气和牺牲精神。
 
20多年前，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边向戈尔巴乔夫发出呼吁：“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门，拆掉这堵墙吧！”两年后，柏林人民奋起推倒那面吞噬了无数向往自由的生命的罪恶高墙，东德人民获得了自由。而同期，中国人民要求自由的呼声却被统治者用坦克和开花子弹镇压在血泊之中。20年后，锁闭中国的无形的墙仍旧高高耸立，墙外，我和冯正虎不得其门而入；墙内，刘晓波、谭作人、胡佳们被一个个扔进监狱。20年来，天安门的幸存者刘晓波先生承担起亡灵的嘱托，以烈士的鲜血激励自己，数度进出监狱，对自由的坚定追求，对宪政的热切向往，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对同胞深沉的爱，构成这个痴情不悔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交响乐。今天，为了民族的未来和同胞的福祉，晓波再次毅然走向十字架。
 
众所周知，《零八宪章》持渐进改良的立场，希冀能与现行体制兼容，尝试在现行格局下启动执政当局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图谋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和平转型。正如与刘晓波先生秉持着相同理念和追求的宪章签署者们所言：对刘晓波先生的起诉就是将我们每一个人都置于审判席上，如果刘晓波先生有“罪”也等同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在法庭上，晓波坚不认同自己有任何的犯罪行为，不认为《零八宪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就是在给这个政权留有余地。而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一党专制，抗拒普世价值，扼杀言论自由，打压政治异己，此次因《零八宪章》重判刘晓波，不过是延续执政当局一向的惯性思维。当权者重判这样一个理性、温和的知识分子，重判为了民族的未来主动背负十字架的先知先觉者，就是不想给自己留有余地，就是在堵塞与民间的和解之路，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寻死路。当共和国的法律不能保护无辜者时，法律实际上已经沦为一页废纸。亵渎法律、违宪侵权的判决，是当权者的耻辱，却是刘晓波的荣耀。在此我要向刘晓波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同时提醒独裁者们：你们大可以利用国家暴力，判决一个无辜的人有罪，将他投入监狱11年甚至更长，但你们想通过这种卑鄙的手段恐吓住觉醒了的中国公民，是不可能得逞的。当权者以国家暴力的重锤，正在敲响中国公民的集结号，觉醒了的中国公民，必将更加团结在《零八宪章》的旗帜下，继续推进兴起中的中国公民运动。历史最终会给出一个公正的裁决。此刻，我无法分担晓波的受难与荣耀，但我坚信，独裁者们可以将更多的刘晓波、谭作人、胡佳们关进监狱，也可以将更多的公民象我和冯正虎一样不经过任何的法律程序就“流放”国外，但觉醒了的中国公民你们是关不完、赶不尽的。
 
尽管20年前，当北京街头出动坦克和开花子弹屠杀要求民主自由的青年学生和市民时，这一震撼世界的悲剧已经令我身为中国人感受到莫大的耻辱；尽管20年后的今天，重判刘晓波再度让我感受到作为中国人的耻辱和悲哀，尽管我莫名其妙被剥夺国籍，失去中国护照，无法进入自己的国家，我还是要郑重地告知中国政府：此时此刻，我与刘晓波站在一起，站在你们的“被告席”上。我是中国公民，是《零八宪章》的参与者和传播者。我已数度前往中国驻瑞典使馆交涉护照或旅行证件，使馆方面有我的联系方式，请使馆安排好我的旅行证件后即刻通知我，我要求回国，与刘晓波同“罪”，承担我应负的责任。
 
晓波，好好保重身体！我们后会有期，我相信不需要11年那么久的。
 
2009年12月25日圣诞节 写于刘晓波被判决时

CCTV主持人崔永元的《电影传奇》栏目在做苏联电影时，俄驻华大使馆发出善意劝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前的电影不要做了，那些历史完全是错的，你能解释一下，什么是“托派”么？

崔永元曾改词配音的《列宁在十月》，当年有句在中国大陆耳熟能详的台词：“快去救列宁，告诉捷尔任斯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是叛徒！”

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布哈林三人，均在莫斯科大审判中被判处死刑（托洛茨基缺席死刑）。1988年，加米涅夫、布哈林获平反昭雪，在戈尔巴乔夫平反顺序最后一位的托洛茨基还没来得及有正式结论，苏联解体。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三次，它是1937－1938大清洗的高潮剧目——赤裸裸栽赃的审判公开审理，且被告一致认罪伏法。

【列宁创建的党被消灭了】

莫斯科大审判是大清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次大审判分别是：1936年8月19日开庭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1937年1月23日开庭的“平行总部案件”、1938年3月的“二十一人审判”。

第一和第二次大审判吹响了“大清洗”的号角，也为大清洗做好了舆论动员：苏联各地举行了无数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互相检举揭发的热情高涨。全国各地的“大清洗”迅速展开，第三次大审判，则是大清洗的收官之笔。另外，在第二次大审判和第三次大审判期间，图哈切夫斯基集团案秘密开庭并判决。

三次大审判被告人数分别为16、17、21.除第二、第三次各有3人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而高达数百万人的枪决、徒刑、流放、迁移则是在全国各地，各个行业、各级领导机关分散进行的。

斯大林的一封信为大清洗指名列方向：在党的历史上还存在过其他各种反党集团……“托洛茨基派”、“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右倾派”和“左右杂俎派”……所有这些派别都应该是追查的对象。因此，所有在各个时期对斯大林领导政策表达不满或反对意见者均在清洗之列。

大清洗虽然碾碎了大量无辜百姓，但最大的受害群体，是苏共各级领导和普通党员。尤其越到高层受打击越严酷。列宁时代的苏共领导，几乎被集体清洗掉了。

著名的“列宁遗嘱”评价过6个党的领导人，5个人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他们是：托洛茨基（缺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剩下的就是斯大林。

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2/3枪决；11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有20人枪决；15大政治局的的7人，除斯大林外，6人枪决死或暗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基洛夫、李可夫、托洛茨基）；第1届苏维埃政府的15个成员，除5人已去世外，9人全部枪决。

有人总结，列宁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判决是公正的】

莫斯科审判最令人瞠目的，是这种只有罪犯口供而无任何物证的审判，居然是公开进行的，而且邀请了部分西方记者、外交团、独立观察人士等参加旁听。

西方人在审判过程中看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苏联才会出现的不可思议场景：所有被告，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一上庭就主动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描述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说：“不管对我作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你们不要向后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着斯大林走。”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对于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报答是像黑夜一样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敢说，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

所有被告人的陈述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

德国左翼作家福伊希特万格写道：“……被告是一些保养得很好、穿戴讲究、举止从容的男人。他们喝着茶，报纸插在衣服口袋里……看上去这更像一场有学问的人在进行交谈式的讨论……如果委托一位导演把这次审判的情况改编成剧本，那么他可能要花上许多年，进行许多次排练，才能让被告进行如此默契的配合……”

不过，另外一些人看到的被告状态，与福伊希特万格这位斯大林的客人颇有不同：季诺维也夫，这位曾经热情洋溢的伟大演说家，神情涣散、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行尸走肉宣读自己的罪恶——几乎所有被告都差不多。

被邀请的西方旁听者事后大都认为审判是公正的。一位英国律师写道：“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这是一次空前公开的审判，苏联宣传机器报道了判决和被告陈述的全部内容。

苏联有邀请西方记者参加的政治审判的经验，1930年12月7日“工业党”案开庭，大批外国记者出席了为期两周的公开审判。

莫斯科审判不够完美，出现了本可避免小错误：

被告戈尔茨曼供认，他于1932年11月在哥本哈根的“布利斯托里”饭店与托洛茨基的儿子接头，但丹麦报纸声明该饭店1917年就被拆除；

被告皮达科夫供认，1935年12月中旬他乘飞机在奥斯陆附近某机场着陆，与托洛茨基策划借德国军队夺取政权，挪威《晚邮报》称：“奥斯陆附近的机场在整个12月间没有任何一架外国飞机降落过”。

【美国人无法破解的药剂】

类似莫斯科审判被告主动配合的情形大量出现后，美国中情局50年代曾认为这是对犯人动用脑外科手术、电休克法或服用特殊药物、毒品、催眠术等办法。一度投入资金长期研究，试图破解KGB的药剂。

这种药剂不在实验室。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重述了那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他们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找到了那个烟斗。

叶若夫宣称，没有拿不到的口供。

早在20年代，同志们就强烈批评捷尔任斯基手下“契卡”工作人员的“异化”：他们已经完全和我们常人不同，他们冷酷无情，好像只对一件事有乐趣，就是欣赏他人被折磨的痛苦……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到一点布尔什维克的痕迹。

那个时候，他们就已摸索出一套向犯人要口供的经验，毒打虽是种最简单原始的手段，但要人痛苦得生不如死，离目标就不远了。对犯人精力、精神的无情践踏和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丧失殆尽，便可如愿。譬如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很能扛打，但当面强奸他16岁的女儿，他就老实了。

莫斯科第三次大审判整整50年后，布哈林获平反，他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每个字，它几乎感动了整个世界：

“……我向全体党员申诉！在这些日子里，在或许是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确信，历史的过滤器迟早必然会清除掉我头上的污秽。我从来不是叛徒；我会毫不迟疑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换回列宁的生命，我热爱基洛夫，我没有干过什么反对斯大林的事。

我要求年轻而正直的新一代党的领导人在党的全会上宣读我的信，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但事实如此残酷，布哈林向年轻的妻子口述那封信时，他才进牢狱，后来，高贵的灵魂匍匐在巨人脚下。他像弃妇哀求无恩的男人回心转意，一遍遍给斯大林写信：

“当和你在一起时，我总有种特殊的感觉……我甚至曾有机会触摸你。我开始对你产生了像对伊里奇那样的感情——像亲人一样的亲近感、无限热爱和信任感。对你可以说出一切，写出一切，抱怨一切……”

“我打算写一本书。我想把此书献给你，并请你写个短短的序言，以便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认为自己是你的人。我这里的处境极为尴尬。要知道，我把每个监狱看守人员都看成‘自己人’，而他们像看罪犯一样看守着我，尽管有分寸。”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一个人？他甚至写了首很长的抒情诗给斯大林，政治局其他同志传阅后纷纷表态：这是个骗子。

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究卑污而失望，可查的档案表明，大清洗中，惟有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不曾向斯大林表告饶、表忠心，其余的，都程度不一的争相表忠心和摧残自己，甚至乱咬人。

人的精神和灵魂会崩溃，即使是内务部的头儿雅戈达和叶若夫也不例外，这两个人在先后被斯大林抛弃后，立即摇尾乞怜。

从无数人嘴里撬出口供、直接下令剥夺过无数人生命的雅戈达，与知识分子气息浓厚的布哈林，在斯大林面前使用了同一个词：下跪。

雅戈达写给斯大林的呈文，甚至还不如布哈林：“我跪在全体人民和党的面前请求赦免，留我一条命。”

【为了党的利益】

莫斯科审判过程中，西方媒体始终怀疑被告遭刑讯逼供或药物控制，布哈林为此专门在法庭上申明，那些所谓刑讯和药物麻醉的说法纯粹异想天开的反动猜想。

赫鲁晓夫秘密宣读了那篇轰动世界的《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后，曾启动过两次对莫斯科审判的重新调查，第一次由莫洛托夫负责，结论是，案件过程中的确存在普遍的刑讯逼供，但完全推翻审判结论存在相当难度。第二次调查的结论是，全系冤案，莫洛托夫亦有重大罪责，但此时赫鲁晓夫下台，大清洗问题不了了之，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

今天解密档案显示，莫斯科审判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手段，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认罪的。譬如布哈林不招供，他20岁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会立即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在审讯记录上签字，他的妻子和女儿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儿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长大的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认罪后，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媳的命；图哈切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他的母亲在西伯利亚为图哈切夫斯基夫妇被枪决而痛哭时，不知道另外两个儿子、三个女婿也遭枪决，老太太和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和图哈切斯基元帅的独生女被送进“古拉格”、她们没有一个活下来。

为什么这么多被冤屈的共产党人会配合审判者在法庭上承认自己有罪？毫无疑问，叶若夫手中专政机关的残暴是一个方面，但要他们在法庭上像排演话剧一样争先要求严惩自己，刑讯并不能完全做到这点。

也许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话是另外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

“您向党撒过多少次谎？您的谎言给党造成了多少次伤害？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您诽谤自己。目前，在托洛茨基分裂工人运动和德国人准备进攻我们的时候，您的谎言无疑能够帮助党。这一点不容拒绝。要讨论什么呢？如果党的利益要求这样做，我们不仅应该献出我们微不足道的名誉，还应该献出生命。不过，客观上并没有要求您撒任何的谎。您所做的一切客观上都是背叛党的利益的行为……”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越是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越难抗拒党的利益要求。当求生已无希望、精神已经崩溃，能全心配合审判，是惟一的一次向党忏悔的机会。

莫斯科大审判时，托洛茨基希望苏联政府引渡自己以当庭对质，被理所当然拒绝。但是，他若真的上了法庭，他会与那些向他身上泼污水的已死者一样。

托洛茨基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完成其根本任务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工具”。

韩寒说，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而他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他父亲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但不愿意入党，而且还会经常帮他修改博客上的错别字。

眼前的韩寒，笑容谦和，语气平缓，没有博文中的尖锐，也没有传闻里的腼腆。在全国汽车拉力赛的最后一站福建邵武，亚洲周刊专访了二十七岁的韩寒，听他讲他自己的故事。两天以后，他获得了职业赛车生涯中第一个全国拉力赛总冠军。以下是专访内容：

你每天分别花多少时间在看书、网络和电视上？

看书一个小时，网络两个小时，电视一个小时，主要是看体育。

你有固定的时间写作吗？

因为我国发生的各种奇异新闻事件的时间不是很固定，所以我写作的时间也不是很固定。

这一两年，你开始大量关注公共事件，发声，甚至行动，越来越像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你自己怎么解释这种变化？

我其实从小就是如此。我只是一个作者，我从小看的书籍都告诉我，一个写作者就应该这样写文章，我一直想说，我的每一篇杂文，其实才是真正的纯文学。而很多人都觉得你是在不务正业。其实，我一直是在务我的正业。而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我并不这样想，我只是单纯的去判断对错而已，我是一个没有立场只分对错的人，中国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分对错只有立场。对于我来说，如果政府做的是对的，我也会赞美，只可惜当局给我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当局已然夸张地赞美了自己……

许多评论者会因为自己一再批评的事情仍然不断发生而感到无力，你会有这样的无力感吗？

我的无能为力从不体现在这方面。事实上，他们是对自己能够改变的东西抱有太多的期望了。文人就是文人，如果文人能改变什么，那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有一天如果文人真的突然迅速能改变了什么，那一定是被某政治利益所相中的文人。

如果把一切想得好玩一些，就不会那么无力了。他们的目标就是应该让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那么的无力，包括总统或者主席，那么这个世界才是好的。

你妥协过吗？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妥协？

我经常妥协，如果一个人说他永不妥协，我认为他一定演猛男演得入戏太深了。

能说说你上一次去地震灾区的经历吗？那次经历是否对你有很大的触动？如果不是地震的话，近年什么事对你的触动最大？

事实上很奇怪，汶川地震真的是大灾难，但真的没有给我什么触动。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讲一个老汉从六十岁一直蹬三轮车蹬到九十岁，蹬车挣了三十多万，自己住在一个小的棚子里面，捐助各种各样的学生，反而这故事我觉得挺触动的。还有比如一个流浪汉死了，这个流浪汉养的一只金毛，一直守在那个窝里，第二天看到终于有好心的市民把这只金毛给领走了，哦，我觉得心里踏实了……事实上，我更能被具体的事情触动。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艾未未，他为什么要一个一个名字地去找那些学生。因为那是具体的，真的当一个数字，六万、七万、八万，或者很多很多尸体、倒塌的房子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反倒好像进入一种士兵到战场上的感觉，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触动，或者来不及触动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要强调个体，因为个体是最动人的，当所有的人都捆绑成一片的时候，当死亡都变成了数字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触动别人。

你觉得自己这种重视个体、自由自在的态度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这种态度反而要感谢当局。在一些政治运动或者学生运动以后，他们选择了淡化很多东西，尤其是信仰。我有一个朋友拍了一部电影，叫《梦想照进现实》，那部电影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有个地方总是不能过，是片中两个人聊天的时候聊到“信仰”两个字，电影局说，这不能过，带这两个字就不能过。这说明当局在回避信仰，但它造成了一个很好的结果是没有信仰。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很多人说，你们这代人完了，没有信仰，拜金主义，我说拜金主义也不错啊，虽然不高尚，但安全，至少他们对这个社会无害，对其他人的人生无害，不会像中了邪一样自相残杀。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民族慢慢苏醒的开始，太好了，它终于没有信仰了，终于不会再有那些邪恶的、打着信仰名义的各种坏的东西，它才能慢慢创造别的信仰。我认同这条拜金主义和无信仰的道路，它是一切的根源。

你怎么看待你和国家的关系？

我在去年的家乐福事件里写，要把祖国和母亲分清楚。人家老是说我，你无论说的对错，都要讲大是大非，民族大义就是大是大非。我觉得这个太狭隘了。我是特别希望外星人突然来侵略地球一次，这时候他们可能才知道，那是属于人类的东西，而不是属于民族的东西。

民族大义和祖国母亲是我们从小教育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我其实尊敬有些人觉得要与国家共存亡的想法，但是很多人把概念模糊了，把国家和政权绑在一起。这也没关系，慢慢来吧，总会想清楚的，当你发现你很穷，房子也买不起，什么也买不起，当你发现明明一些恶人，却过着很好的日子，到最后你想去自杀的时候，还要收你一笔捞尸费，我相信他的在天之灵终于会想明白很多事情。

你怎么看艾未未？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大汉，我计划参加他的中指大赛。他和很多所谓的独立分子或者异见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的是他更好玩，心态更好，有恨是正常的，但他心中没有那么多的怨，而且他很有才华。

艾未未因为持续关注地震遇难学生，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与他有同样关注的谭作人，半年多前已经入狱，现在仍没有结果。你怎么看他们遇到的状况？

我一直很困惑，他们究竟干什么了？他们没干什么呀……我只能说，当局存在不确定性，他们没有标准。要是他们有很多标准，比如能说这个不能说这个，我完全可以接受，当局如果有一个立法，比如“禁止讨论法”什么的，我现在可以接受的，不跟你开玩笑。你只要把事情放到台面上来：哪些是屏蔽词，屏蔽词你不能说，说了你就要承担一个责任，你规定了，那好，我们不说咯。互相给互相一个面子。事实上你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全世界都知道，归根结底你只要让老百姓过好日子，在现阶段就OK了，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说清楚。但你又不告诉人家标准，人家说了，你要去惩罚人家。这就像以前的流氓罪一样，定义是什么，是他们自己掌握的。

说说你的阅读经历吧，从小读什么书？

我读的书很奇怪，很杂，比如《十万个为什么》、钱锺书、胡适、梁实秋、林语堂，民国时代那批人。那是初中时候，其实那时候看不懂，看不懂他们文章中表达的别的意思，但能看懂他们的文字写得很好，这是现在的所谓的作家所欠缺的。这七八年我已经很少看书了，都在看杂志，各种各样的杂志，而且我只看买得到的杂志。我也不翻墙。

会去读一些理论类的书吗？比如哲学、政治学、社会学？

这类书我完全看不下去的。无论你讲得再有道理、再高深，我就会想到一个像我这样的人勤勤恳恳晚上在那里写，我就一下觉得没有趣味了，就像李敖看到他老婆也会上厕所一样。我觉得书要好看好玩，这是最重要的，否则我没法入戏。我看的时候老想，这个人写的时候他不该这么写，这么写他煽动力就下降了，要换一句话才能忽悠更多的人。你说这种心态怎么看这种东西，无论西方的当代的马克思的列宁的都一样。我也会试着看看我们领导人的文集，看着看着，咦，这句话露怯了，该给他换掉才能更加忽悠得好一点。

是觉得不需要理论？

理论这个东西，就像对上海很多女孩子来说的一套房子一样，它是给人安全感的东西。但我并不需要理论带给我安全感。就算有个事情，让人看不懂、看不清，我觉得大部分时候，即使有理论，一样也是看不懂，看不清的。我是一个车手，我搞不清楚发动机是怎么工作的，但我能把它用得很好，这就行了。

你和你父母沟通多吗？觉得他们了解你吗？

他们还是挺了解我的。我的很多性格受父亲影响。我父亲在政府宣传部门工作，还是党报一版的编辑，他又从不愿开后门，也不愿意入党。他觉得入党没有什么大的意思。我觉得，他的人格也很奇怪（笑），他又在宣传部门工作哦，好像一个卧底。其实很多人在政府里面都是这样的，他就觉得那是工作，把工作完成了就好。

你父亲会看你的博客吗？他们同意你的观点吗？

会看，我把博客密码给了我父亲，他会经常上去帮我修改博客上的错别字。他们跟我没有观点冲突，他们只是偶尔觉得你应该稍微缓和一些。我在老家的邻居是村长，他很多时候不同意我的观点。（村长也看你博客？）他自己不看，但听人说到的时候他会不赞同。但我觉得没问题，赞同不赞同都没问题，最后吵不出个结果的时候，大家洗洗去睡，让时间来说真话。哪怕时间没能说真话，这也只是个讨论，不要到最后，看谁手里有权力，就去迫害另外一方，我觉得这才是最不好的一件事情。哪怕你不同意，你动用所有的舆论力量说这个是错的，动用所有的五毛党，我觉得这些都没有问题，只要不要诽谤你或者伤害你，不要试图去消灭你的声音，甚至消灭你的肉体。

你不介意五毛党？

人家觉得政府很无耻，怎么有这么多网评员啊五毛党啊，相反我从来不觉得这个无耻，我觉得这是被允许的，就像你要让你的朋友来捧场，政府不同的是他们发钱，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不要到最后，你发现说不过人家，就什么国新办啊、中宣部啊都出动了，这就难看了。最后全国上下只剩下一种声音，空气里飘散着幽怨和悲壮的回响，这个真没有必要，他们完全可以做得更好。他们很多部门还是太老了，办事的方式、手法停留在二三十年之前。他们的公关太差。

你的小说男主角，往往是小镇少年。这是不是你对自己的身份映照？许多地方的乡村在慢慢沦陷，你的老家呢？

因为中国的都市反而很土，而小镇更有情怀，更适合小说。我的乡村也在沦陷，当地政府为了收益，只能卖地，卖了地以后的企业又都是化工企业，环境破坏非常严重，而且那些企业经济状况不好，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巨大的烂尾工程，税收又差，只能继续卖地。最近政府在打我老家附近这块地的主意，对于我本人来说，这种完全不是造福社会的产业，我是不会接受政府的任何条件让我搬迁的。如果要对我的老家进行强制拆迁，我会暴力抵抗到底。届时欢迎海内外媒体和我的读者朋友前来观看，管盒饭。

政府有人来跟你们谈过？他们会顾及你的舆论影响力吗？

四五年前就有这个说法了，他们说过，如果做不通我的工作，会做我父母的工作，做不通父母的，会做他们单位的。所以后来我自己有了一定的收入以后，就让我的父亲母亲都提早退休了。前两天又有人来考察过，我也给镇长写过信。你说影响力，事实上很多东西，我发现完全是两套不同的话语系统，你做新闻、或者做舆论的人可能觉得这个人挺有名气的。但是在他们那里，系统完全是断裂的。有一次我去上海别的区，很多小领导喜欢附庸风雅嘛，他们会握着你的手说哎呀听说你是个作家，你赶紧写些文章帮我们推动一下我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啊，我听了开玩笑，说好，那我写写你们政府大楼盖得多风光，他们说好好好……你看，是完全断裂的。

官员与社会脱节

我一个朋友的父亲是个小官员，他学会了上网，因为想要了解网上“舆情”，但他上了半年的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们区政府的官网，原来还有别的网站……所以好多事情，你感觉舆论压力已经很大了，政府却完全没有反应，有的事情你觉得没有什么，对方却会当做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处理。当局就有点像张艺谋的团队，他很想与时俱进，特别想了解这些年轻人在想什么，网络在搞什么。但他实在太土了。

你因为发言得罪过人吗？有没有因此遭遇压力或者被整？

说真的，还从来真的没有过任何宣传部门直接找我说让我删改某些文章。有过三四篇文章被删除的，也都是网站和我商量，说这个能不能不写。我说随便，删就删呗。

你觉得你的博客有可能被封吗？为什么？如果博客被封，你会怎么样？

我会和我的博客合影留念。

你觉得这个时代最缺少的质量是什么？

中国的学生课本上所宣扬的，我们中国人假装拥有的所有美德，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少的。

当你老到可以回首往事，给自己下一个结论的时候，你希望给自己一个什么评语？

该生品学兼优、善良正直、独立进取、助人为乐、兴趣广泛、爱护同学，尤其是女同学。该生作为一个人类，是合格的。

一些地方爆出丑闻举国哗然，媒体网上群情激愤，可事发地却往往风平浪静，沉寂无声。此类情形不胜枚举：山西黑砖窑事件、陕西虎照门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武安市教育局长突击提干事件等等。外界批评铺天盖地，本地舆论死水一潭——这也属于颇具中国特色的现象之一吧。

丑闻发生地由于接近性事件中心，当地公众更容易了解事件真相，对丑闻及此类现象感受更为深刻，其反映理应更为强烈。出现集体失语的反常现象，并不是大家没看法，而是当地媒体和网络不敢发言，因为“有关部门”大都会在第一时间下达禁言令。

“有关部门”之所以这样做，不外乎四种原因：一是习惯于隐恶扬善，二是不愿让公众参与，三是担心事态扩大殃及池鱼，四是为当事人保驾护航。不过，凡事有利亦有弊。面对丑恶现象，外地人群起而攻，本地人装聋作哑，必然会给外界留下极为恶劣的印象：一是恶势力在当地有很大的市场，二是当地人麻木不仁，缺乏良知与公德，三是官方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当地难以实现公平、公正。本地的冷漠往往会激起批评者更强烈的反映，不仅保护不了丑闻当事人，还会牵连更多人，并给地方声誉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如今中国大陆媒体（包括大部分互联网站，下同）处理批评稿件基本上是“枪口对外”，对于外地发生的丑闻批起来声色俱厉，入木三分，对于本地发生的丑闻退避三舍，不予置喙。

媒体是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监督手段，其重要职责是为本地公众服务，监督本地官员，反映民意，揭露丑恶，为社会提供辩析是非的公共平台。可是，如今的媒体记者如果反映所谓负面情况，往往需要付出极高代价。因此他们要么“荒了自己的地，去种别人的田”，要么“拿着肉麻当有趣，拿着不是当理说”，要么无病呻吟，庸俗搞笑，这实在是令人尴尬的角色错位。

不过，这样的日子估计不会太长了。如今，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所谓互联网时代，就是人人都是记者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关注的现象用文字、录音、录相随时发布到网上。丑闻是对社会良知的亵渎，也是对公平公正的践踏，最容易引起网民情绪化反映。网民的关注又会引来媒体跟进。一旦形成热点，就会进入公共事态的运行逻辑——公开透明，放大细节，挖掘真相，评述法理，实现公平公正解决。在这样的环境中，任何权势的干预都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一个地方没有正常的批评，就是姑息养奸，助长邪恶。当这种不公平、不公正现象成为常态，当政者的风险会急剧增大。因为说不定哪一件事，说不定哪一级官员，会被网民曝光成为众矢之的。到那时，有恃无恐春风得意的官员，转瞬间就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这样的例子已经发生的太多了。

不过，这显然不是健康和谐的社会形态。我们不希望官员铸成大错，成为大贪，作下大恶后严加惩处。我们需要的是防患于未然，不能总是让权力远远偏离轨道后才矫枉过正。

中共十七大已经确定了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发展方向，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必然要一步步落实到位。“有关部门”、“有关领导”一手遮天的日子已经不会太久了。因此，明智的当权者，应当顺应时代的变化。主动放开地方舆论，积极参与网络对话。给媒体、网络提供更多批评监督的空间，用宽松的舆论环境，创造公平公正的社会环境。公众对官员的监督到位了，官员就会循规蹈矩，犯错误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下，健康和谐就会早日实现。

听说武广高速列车开通，我是兴奋得一塌糊涂，当时就给在广州过冬的老爸打电话，相约要坐据说是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回老家湖北一趟。父亲说，票价不低，我说没事，这点钱咱还有。

我不喜欢坐飞机，几年前还得过飞行恐惧症，我喜欢坐火车。对于武汉到广州开通高速火车，我是举双手和双脚赞成的。可是，就在今天火车开通前夕，我收到好几十封亲戚朋友和读者的来信，向我诉苦连天，原来，由于开通了高速火车，铁路部门裁减了好多趟普通列车航班。而这两者之间的票价之差高达五百元以上。

我这才知道我的高兴有点自私了。我喜欢坐火车除了怕死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是喜欢和坐火车的人混在一起，我总觉得我和他们属于同一个“阶层”，和他们一起比较自在，也学到很多东西，是我在其他场合无法学到的。相反，到了宽敞明亮的飞机场，和那些衣光鲜亮的男女一起，我除了欲望，就找不到其他感觉了。

回想一下，坐火车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有少数公务员白领甚至老板，但绝大部分却是打工仔、农民工、农民以及小生意人，对于他们来说，火车票从两百到五百甚至八百，可不是一个小的飞跃。高速火车固然不错，但如果大幅度剪掉了一些票价便宜很多的普通列车班次，受到损害的一定是收入相对较低的那个群体，也就是农民工和打工仔、打工妹了。

想到这里，我为自己早先的兴高采烈有点脸红，于是在一些论坛上加入了讨论，这才感觉到普通民众对“世界最高速”的看法，那是“国强”的标志，但却和“民富”脱节了，或者说，只是为比较富裕的阶层提供了另外一个选择，今后，他们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最快的火车了。

我也特意找到在铁路部门工作的朋友讨教，没有想到，他竟然说，没有普通车坐，坐坐世界上最快的列车，有什么不好？我刚想辩解，他又说，（农民工）难道连五百块钱都没有？一年不就回去一次吗？

我很郁闷，五百块钱对于我们确实不是一个大数字，而且，节约了八个小时，完全可以赚回来，还坐了世界上最快的列车。可是，从我信箱的来信中，我也真切的感到，对于很多没日没夜的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来说，这种涨价对他们可不是小数字，而且他们能够用八小时干什么，才能够挣到五百块？

从这件事想到以前有经济学家支持火车票春假期间涨价，说实话，从国外的经验，以及市场经济的运作来说，春假期间火车票涨价也是天经地义的，可是，当我们想一下：公务员出差和探亲都有公费报销，真正的白领和老板根本不介意一年一次回家乡看望父母和子女，到后来我们才发现，涨价的唯一承受者反而是最不应该“被涨价”的农民工。

说到国外的市场经济和涨价，不能忘记人家国家的福利，例如澳大利亚和大部分欧洲国家，对于那些低收入和没有工作的人的福利几乎高得离谱。中国没有福利的话，只在“市场经济涨价”上看齐，就说不过去了。我们这些年搞出了很多这类世界最牛的最快的东西，可惜，最底层的孝老百姓的收入却不但不是最快，还像蜗牛似的。

我有很多农民工朋友，以前我还写一些他们，后来我都不知道如何下笔了，说真话，这种方向发展下去，我真不知道他们的前途在哪里。难道真要等他们慢慢消失？或者，国家的崛起就要以他们为代价？我不知道路在何方，所以，我不写了。

说到春节火车票，农民工们就是连起几天排早队，也愿意买便宜一点的，可是，他们还是买不到，因为火车票首先是供应各大单位和学校的，如果有熟人，就更容易了（很惭愧，我自己都是靠熟人买火车票）。现在，还要涨价。一位网友说，市场经济嘛，飞机贵了坐火车，火车贵了坐汽车，怎么不知道变通？

我淡淡地加了一句：那汽车也贵了，还可以走路啊。但我知道，这不是我在西方各国感受了十几年的“市场经济”。只是不知道，靠走路，农民工是否能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路来？

我们国家有钱了，牛了，听说都世界强国了，所以这些快速火车真是小菜一碟，中国的发展也让有点钱生活在中国的人感到很方便，或者说，大多的发展都是为先富起来的人服务的，这不是坏事。可是，中国GDP在世界上排名一百位左右，这意思很简单了，那就是被我们这些人平均掉的很多年轻的农民工其实还生活在第三世界比较穷的水准之下，他们的收入原本应该生活子坦桑尼亚，可你偏偏把他们弄到上海或者世界上最快的火车旁边，要出事的啊。

而且请记住，中国穷人的数量大到让中国的富人们无法“代表”的地步，我想，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他们。说到这里，我也不知道该为他们做些什么，突然想，如果对这些农民工返乡的火车票做适当的补助，也许不失为一个善举。算是让强大的祖国做一点慈善？

对于那些靠特权和不公正的制度率先致富并对农民工的贫困处境不屑一顾的人，我想引用两个故事，一个是法国大革命前夕一位贵妇人听说法国农民没有面包吃了，她不屑一顾地说：没有面包吃，可以吃蛋糕啊。

还有一个故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皇帝——他的命运大概和那位后来被绞死的法国贵妇一样——他听大臣说国家遇到了灾害，颗粒无收，老百姓没有米吃了，他不耐烦地说，没有米吃，为什么不吃肉啊。

我是想提醒一些人，对于抱怨高速列车太快的农民工群体，应该积极想办法，做点事，千万不要说出这样的话：普通票价的火车没得坐了，可以坐更舒服豪华、世界最快的列车啊！

杨恒均2009/12/26

在一年一度的圣诞节这个时辰，世人纷纷为亲人祈祷为朋友祝福，期盼人世间善爱普及和平永驻。而就在今年的这一天，中共党国却冒天下之大不韪，将重判参与起草《零八宪章》的刘晓波入狱十一年的恶行赠与圣诞节，给本该欢乐喜庆的人世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走向谦卑反被重判

我和晓波所学专业同为当代中国文学，早在1987年晓波发表在深圳青年报整版的《危机，当代中国文学的危机》一文就引起我强烈的共鸣，在当年当代中国文学学会青岛年会上我发言推介刚刊出的这篇文章引发与会者的热烈讨论，大会秘书处还复印此文给与会者人手一份。其时桀骜不驯的刘晓波以毫不留情的文笔几乎全盘否定1049年后至文革的十七年当代中国文学并在一片“歌德”声中对新时期文学泼下一盆冷水，其“狂”可由此窥见一斑。

二十多年过去，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刘晓波自身也完成了一个从“破”到“立”的“漂亮的转身”，成长为成熟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前后刘晓波的转变，陈奎德先生有一个大致的概述：晓波的思想历程，有一个明显的范式转换点。粗略地说，在西方思想资源的侧重点方面，是从德法式脉络走向英美式脉络；在思想倾向上，是从感性浪漫主义走向理性经验主义；在学术取向上，是从审美判断走向伦理判断；在对超验性的思考上，是从尼采走向基督；在为人为文的姿态上，则是从狂傲走向谦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序）

去年三月，在私下接触和在中国和解智库召集的“冲突与和解”主题北京座谈会上，刘晓波的话语清晰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理性和建设性——

非暴力反抗是民间的主流共识，但面对不讲理的专政机器，民间人士要真能做到非暴力并不容易。民间的这种非暴力，不仅是反对肉体暴力，也包括反对语言暴力。面对警察的肉体暴力和语言暴力，民间人士还能坚持理性的非暴力，这需要更为坚硬的韧性和耐力。如果警察骂了你，你反过来骂警察就是一条狗。这么骂，不仅会激怒他，还会把他的道德包袱一下子就放下了，他会想，你都骂我是狗，狗的本性就是咬人，那我就当条狗给你看看。那种道义对他的压力感就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你跟他打交道的时候，他想用野蛮的方式激怒你，你偏不被激怒，反而要用自己的文明方式去抑制他的野蛮和激发他身上人性的东西。

现在讲的主要是怎么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的伦理，建立一个健康的民间社会。比如体制外就有一个大毛病，总觉得自己是体制外就有道德优势，一写文章就把体制外的道德优势拿出来了，好象你被开除了你没了工作，你就比体制内有工作的人更有道德优势。其实，体制内的人有很多人并不是没有做事，只不过不是那么张扬，不是那么高调，但是我个人认为体制内的人推动中国进步，比我们这些体制外的人实质性东西更多，体制内外的合力才会带来官方决策的某种变化。胡锦涛上台之后提了那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最后他选的是“建立和谐社会”，很明显，他试图讨好各个方面，有了这个“和谐社会”这个口号，民间的话语空间，特别是体制内的，像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新京报、炎黄春秋等媒体，它的空间借这个口号就可以撑开一点。有些原来看似很敏感的东西就可以发表一些。你能想象《炎黄春秋》在去年7月发表有关赵紫阳的文章吗？官方最后也没怎么样啊，结果田纪云就接着写，一连写了四篇。实际上田纪云那四篇文章就一个主题，就是纪念赵紫阳。现在官方的统治策略是非常精细的，非常在乎政治成本的，显得更加巧妙，所以我更看重通过改变我们民间自身来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指望一夜变天。

现在这个制度已经不是一个刚性的制度，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层次去看。从2000年之后特别是民间维权兴起了之后，这个社会空间开始大了之后，党内的不同声音也逐渐扩大。现在，俞可平那篇《民主是个好东西》就表明体制内有不同的声音。《学习时报》的主编周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开明的人，所以《学习时报》总是发表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2004年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即使是从民间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也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事情。民间做的很多事情如果真能整合的话，要整合在一个局部制度的改变，比如说民间有没有能力，各个角度的力量都针对劳教制度，持续施压，先将这个劳教制度下废掉？再对准刑法中的105条“煽动颠覆国家罪”，逐步废掉这个因言治罪的法律条款。

然而，刘晓波的“转身”并没有转变党国当权者对他的傲慢与偏见，他对党国改良的肯定和社会转型的善意期待和积极推动反而引来党国更加变本加厉的压制。先前桀骜不驯的刘晓波最长的牢灾也就三五年，走向谦卑的他反获十一年牢狱重判，而且正就是被他一直呼吁废除的“煽动颠覆国家罪”所重判。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颠覆”。

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这个“颠覆”的可怕在于——它将助长不“谦卑”的暴力革命主张者的“理”而使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和解平稳步入民主宪政文明变得更加无望。

就在刘晓波案被北京检察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起诉到法院之际，奥巴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致辞传遍全球各个角落。这份意味深长的致辞与其说是致与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不如说是致与这个世界所剩无几的“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其中“促进人权不能仅限于规劝告诫。有时还必须辅以艰苦的外交努力。我知道，与压制性政权接触没有义愤填膺来得畅快。我也知道，如果一味制裁而没有主动接触，如果一味谴责而没有对话，只能保持一个有害的现状”、“任何压制性政权都不可能改弦易辙，除非它们有可以选择的出路”、“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恐怖，尼克松与毛泽东的会晤似乎不可饶恕——但是，这确实帮助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千百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并与开放社会建立了联系。教皇约翰。保罗（Pope John Paul）与波兰的接触不仅为天主教教会，也为列赫。瓦文萨（Lech Walesa）等工会领袖拓宽了空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武器控制所作的努力以及对苏联改革的欢迎不仅与苏联改善了关系，也给整个东欧的持不同政见者增添了力量。这里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公式，但我们必须尽可能在孤立与接触、施压与鼓励之间找到平衡，以使人权和尊严能够与时俱进”等词语均是充满睿智的真知灼见。一番苦口婆心的委婉劝戒后，奥巴马对“压制性政权”当权者发出警告：无望会使社会从内部恶化。

可惜的是，那些压制刘晓波的当权者就是听不懂再好的善良规劝，一味继续极权的惯性，重判温和说理的异见人士，愚不可及的抑善扬恶，把政治和解之路也是自己的出路弄窄甚至封死，昏昏然不知“社会从内部恶化”也就是自己的末日来临。

和解之路再崎岖也要尽人力走通

刘晓波被重判势将触发对非暴力抗争主张的更多怀疑和否定，政治和解之路无疑更加崎岖难走。中国未来何处去将再次成为争论焦点，是放弃非暴力抗争的信念代之揭竿而起纵然遍地狼烟烽火四起也在所不惜，还是继续拱卒一点一滴撑开公民社会低成本少流血促成党国极权体制的变更？我相信在牢房之中眺望窗外的晓波定然义无反顾选择后者。

党国“压制性政权”当权者的倒行逆施当然再次激怒我们，作为的刘晓波支持者和拥戴者，我们除了对这些愚蠢的当权者表达我们的愤慨和不屑，更要以加倍的韧性和努力去践行《零八宪章》所倡导的理念，再艰难、再长，我们也一定要将政治和解之路走通，为苍生计，为社会福祉计。

我坚信，中国未来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定会合情合理处置今天压制刘晓波的那些“压制性政权”当权者。

2009/12/25圣诞节深夜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26日讯）欧盟轮值主席瑞典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女士昨天表示深切关注著名人权卫士刘晓波被判11年重刑。

欧盟轮值主席瑞典在欧盟总部布鲁塞尔发表的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欧盟主席团深切关注，著名人权卫士刘晓波不成比例地被判处11年徒刑，是因他被控为《零八宪章》——一份基于中国民主和人权的改革蓝图的作者角色，以及互联网上发表一些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

“对刘先生的判决引起人们关切尊重言论自由以及中国公正审判权利的问题。”

不久前，欧盟主席团曾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先生，并停止骚扰和拘留《零八宪章》其他签署者。

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皮莱女士今天在日内瓦说：

“对刘晓波的判决和极为严酷的判刑，标志着中国言论自由的更严厉限制。这个法院决定是钳制人权捍卫者活动不断在升级的一个最新迹象。我带着很大兴趣注意到，知识分子、律师和新闻工作者近年来在中国日常生活中日益增长的作用。这是中国过去十多年经历迅速发展的一个正面反映，但是例如刘晓波这类案子不仅有停顿而且有严重逆转这一势头的危险。”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制订了一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其中包括政府承诺“畅通各种渠道”来确保其公民享受“被听取的权利” 。 今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新的 “普遍定期审议”制度下接受考查时，中国曾承诺继续致力于促进民主、法治和人权。

皮莱女士还说：“今天的判决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发展，对中国最近那些保障和促进人权的承诺投下了不祥的阴影。”

刘晓波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和现荣誉会长，于去年世界人权日六十周年前夕的12月8日深夜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并抄家,此后被“监视居住”于不明之处长达六个半月之久，于今年6月23日正式逮捕，12月11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2月23日开庭审判，两天后被宣判有期徒刑11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刘晓波自认无罪并表示要上诉。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

谨以启示录预言共勉并纪念刘晓波:
 
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有大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倾塌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鸟雀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她邪淫大怒  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她行淫;地上的客商因她奢华太过就发了财.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哪,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她一同有罪.受她所受的灾殃;因她的罪恶滔天.她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
 
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日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启示录:18:1-8,9。不久了。不要為任何.預料之外的事而訝異，不要被不曾知道事震懾如今这是关乎一个选择:关乎永生和永死的选择 。

今天圣诞节，从北京传来了重判刘晓波11年的消息，给09圣诞节带来了难忘的阴影。

重判刘晓波名义上是北京第一中级法院的判决，实际上是胡锦涛个人的决定，这是今日中国走向“非人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

中国政治是专制政治，但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如果说，邓小平政治是“强人政治”，那么，可以说，江泽民是“常人政治”，而今日中国进入了“非人政治”时代。

“非人政治”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对人民的苦难和呼声，不闻不问，没有反应，中国“访民”愈来愈多；第二，面对危机，不会作“人”的反应，只会作“机械式反应”；第三，在人前人後，面对熟人，只会讲“书面语言”（这可以用“机械”来做），不会讲“人话”。

镇压“维权运动”，践踏《零八宪章》，重判刘晓波，正是当代中国“非人政治”的表现。今日中国是披着“人本主义”外衣的“非人政治”，这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前奏，重判刘晓波将加速这一进程。（写于2009圣诞日）

我通过博讯网的视频看到，12月25日，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门前，在得知刘晓波被判十一年有期徒刑之后，年轻的杨立才勇敢地站出来，向在场的海外媒体记者发表了看法，他说他是《零八宪章》的第五批签署者，既然刘晓波被判有罪，他自已也应当和他一起承担责任，愿陪他一同坐牢，随后杨立才向现场执勤警察投案自首，并被警察用警车带到八宝山派出所。这一幕活生生地展示在世人面前，整个过程显得既热烈又平和，警察也比较泠静，它说明中国公民中不乏赞同《零八宪章》并勇于为其承担责任的人，体制内的民警则是人格分裂，自惭形秽，问题是，胆怯而专制的中共严密操控舆论阵地，现场一个国内媒体的记者都没有，它们连公开报道此案审理和宣判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中共知道，如果刘晓波的名子出现在国内报端，就会有更多的民众和杨立才一样，公开站出来支持他和《零八宪章》，民意不可违的浪潮将一发而不可收拾，他们的统治将迅即垮台。因此，现场发生的杨立才投案自首的一幕，令人印象深刻，它足以证明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已荡然无存，他们只能靠谎言和暴力苟延残喘，连各级官员自已都知道一党执政不能持久，但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只是采取高压手段，过一天算一天罢了，因此共产党不接受《零八宪章》的社会治病良方，充分显示其衰亡的速度不可逆转，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宣判刘晓波入狱十一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并不奇怪，判得越重越显示其心虚，他们是想用这种高压手段恐吓人民，并相信有效，而杨立才的行动恰恰说明了他们阴谋的破产。中共又一次误判了形势，错过了一次接受《零八宪章》提出的和平，理性，有序的社会民主转型的机会，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将很不乐观，这是中华民族的悲哀。这一判决是一个象证，他标志着中国进一步坠入动荡时期，正如我在《我所知道的刘晓波》一文中所预测的那样，有志之士应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古人云，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想，杨立才壮哉！假如杨立才这样的人更多一些，中国死水一滩，万马齐喑的困局就会打破，他从辽宁省盘锦市远道而来北京声援刘晓波，心情平和，大义凛然，精神可嘉，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他通过外电或网络能够知道《零八宪章》和刘晓波，据我所知，由于中共的封网和干扰外电广播，国内这样的知情者廖廖无几，而知道后敢于表达同情的人还太少，而能亲赴法院表达心声的人更是凤毛麟角，所以在关注刘晓波的同时，我们切不可忽视杨立才的义举和深远意义。

据博讯网的报道，杨立才和他弟弟一同被警察抓上警车带到了派出所，随后三名在现场声援刘晓波的上海访民及一位江西访民，一位河南网友也被带到八宝山派出所，随后又有一名上海访民被带到。我认为，这些人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更重要的因素和希望，据说几位上海访民马上被上海信访工作人员带走，杨立才却遭到他们语气凶狠，态度恶劣的训斥，但下午四点多，杨立才临时住所——朝阳区酒仙桥派出所两名副所长及管片的侯姓警察，来到八宝山派出所将杨立才带回，他们例行公事，做完笔录后大约六点钟，警方没有为难杨立才，并且和他互道了节日快乐后，放他出门，杨立才自己打的回家。显然此间他们请示了上级，中共只判刘晓波一人入狱，不敢涉及他人，不愿扩大事态。

我想这一细节也不容忽视，它有点意味深长，它表明既便是执行公务的警察，也未必不同情刘晓波和杨立才，只不过是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委屈求全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的统治基础已相当薄弱，人心向背已明确展示，不可阻挡。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都会公开地站在一起，为《零八宪章》内容的实现而欢呼！中国离这一天已经不远。

2009年12月25日于多伦多

（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12月26日讯）美国国务院代理发言人唐纳在美国东部时间12月24日就刘晓波昨天被判刑发表美国政府声明，再次呼吁立即释放他。

该声明全文翻译如下：

“美国深为关切地获悉著名中国活动家刘晓波被判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我们也注意到，刘的妻子、美国大使馆及其它外交使团出席庭审的要求被拒绝。惩罚和平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人违反中国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刘先生在中国当局调查他的案子时已经渡过了一年拘禁。正如我们反复表达的，我们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他，并尊重和平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所有中国公民的权利。”

自刘晓波案于本月11日起诉以来，美国国务院一再表示对此案的关注。前一天1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劳利就北京法院开庭审判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

“这是关于中国的未来，是关于中国将有何种政治制度，关于中国公民个人将有何种参与，关于政府就透明度而言的性质。所有这些在这个特殊案例中都触及了。据我们所知，这个人的罪行只是签署了一份渴望有一个更开放和参与性的政府形式的文字。这不是犯罪。当然，审案时机也绝非偶然。就所有可能性而言，在圣诞节宣判，专门设计在此时就是要尽可能少地引人注意。”

针对记者提示“圣诞在中国不是一个节日”，克劳利表示：“对, 但我认为他们非常明白在圣诞作为节日的其他地方如何看待这点。但是，审判速度，审判并非公开的事实，他家人未被允许旁听的事实，我的意思是，这些都不是在21世纪动态世界中可能成功的那种政府的标志。我们将继续我们不得不与中国进行的坦率讨论，关于中国未来及其国内人权。这是我们与中国关系的基本方面。而且，当总统最近会见胡锦涛时，正如（不清）所说，人权正是这些讨论的焦点，而且我们将继续进行讨论。”

一周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夫人就曾在记者会上呼吁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她说，尽管美国还有其它方面的利益，但还是要向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表达美国对人权问题的关切。她还表示美国强烈认为，像《零八宪章》签署人那样和平推动改革者不应遭起诉。

著名作家刘晓波先生是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和现荣誉会长，于去年世界人权日六十周年前夕的12月8日深夜被北京警方从家中带走并抄家,此后被“监视居住”于不明之处长达六个半月之久，于今年6月23日正式逮捕，12月11日被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2月23日开庭审判, 两天后被宣判有期徒刑11年和剥夺政治权利2年，刘晓波自认无罪并表示要上诉。

独立中文笔会是国际笔会——世界上最悠久的人权组织和国际性文学组织的145个成员分会之一，致力于维护全球中文作家的言论和写作自由，维护世界各地因从事其专业工作而遭监禁、威胁、迫害或打压的作家和新闻工作者的权益。关于笔会致力于保护作家和维护言论自由的更多信息，请参见https://www.chinesepen.org/old-pos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