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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一本书叫《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书名里短短一句话却贴切地勾勒出储安平卓绝矗立的孤傲气质。

就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储望华、殷承宗曾经举办了黄河音乐会。一场文艺晚会，弹奏出《东方红》。今年建国大庆时，殷承宗还在国内巡回演奏。

倘若换作别人，弹奏《东方红》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就算是在悉尼歌剧院演奏三天三夜，至多就是让猎奇的西方人领教一下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偏偏演奏者是储望华。储望华，何许人也？中国著名大右派储安平的儿子。

五十多年前，储望华的父亲储安平，就是在这《东方红》的乐曲声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地消失了。让人不懂的是，在今天，移居海外多年的储望华早已是澳大利亚公民，居住在墨尔本富人聚居区。既没有政治压力，也没有生活压力。一个在澳大利亚的文艺演出，为什么要演奏《东方红》？原来，到场的嘉宾有中国的外交官员，储望华特意用一曲《东方红》答谢官员们的捧场，果然卓有成效地取悦了他们。

五十多年了，储望华不去纪念自己的父亲，纪念那让他的父亲名满天下、又付出生命的“党天下”，反而去高歌那置他父亲于死地，置五十多万右派陷入冤狱的《东方红》。

作为一个中国人，谁都知道《东方红》是为歌颂毛所作。当年，储安平的“党天下”言论，矛头直指毛。在1957年那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年代，储安平这个一介书生的声音，曾压倒了千百万人的“东方红”的合唱。

储安平？这是个被人淡忘的名字，即便是许多上了年纪的长者，恐怕也只能对这个冷僻的姓氏摇摇头。我是在1988年读了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长文，才知道储安平其人。他至诚的理想和追求，他一手创办的《观察》周刊，他的一针见血的见解，他那些掷地有声的热血政论，他摔给前后两个政权的断语都让人触目惊心、难以忘怀。

1940年代，在国民党治下的上海，他公开发表了如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言论：“若从历史的眼光看，这个前后统治了中国20年的政府，实实在在耽误了中国的国运，它阻碍了中国的进步。而其一切过失之中，最不能宽恕的罪恶，就是由于它的缺德的统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国人民道德的堕落。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个政府的作风和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如果说储安平以其金石般的政论达到了那个时代书生议政的最高峰，从《失败的统治》到《一场烂污》、《政治失常》，他为国民党二十多年的统治下了最后的断语，言论之激烈、论述之精辟，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他所创办的《观察》周刊更是攀上了百年言论史的一个新高峰，成为一座几乎难以跨越的丰碑。《观察》是储安平创办于1946年9月1日的杂志，因敢于抨击国民党政权，提倡“民主、自由、进步、理性”，被国民党查封，“新中国”成立后复刊并改为《新观察》。1957年6月储安平响应毛“大鸣大放”的号召，在毛的“诚恳”动员之下，于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做了“党天下”的发言，被打成右派。反右之后，储先生曾经到东北旺放羊，从东北旺回北京旧居，带回了一只羊。那时候，储安平第二次结婚的妻子也已和他划清界线，此后经年，老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只能与屋里养着的山羊相依为命。

“文革”爆发后，储安平遭受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反复抄家毒打。有一次，他的一位朋友鼓着勇气冒险探看储安平，看到储安平被一伙不明身份和单位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残酷毒打，奄奄一息，架拖而去，从此就没有回来。次日，储的四妹再到储安平住处探看，已是人去屋空，一片狼藉，从此储安平被宣布“失踪”，接着“蹈海自杀”、“深山出家”的传言便纷纷扬扬，真相难辨了。从这位朋友所追忆的情况来看，储安平乃是被人虐杀。

储望华当年也亲眼目睹了他父亲的悲惨与苦难。据谢泳的《储安平与观察》一书中记载，储望华曾回忆，“记得有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去探望他，给他带去些食品衣物，他独自住在一间阴暗的小茅泥舍中，房间的一半是他睡的炕，另一半是一格格正在繁殖的菇菌，屋子里黑暗潮湿，充满着霉腐恶臭，完全不是人住的地方。”这是储安平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处境。

储望华还说，1982年6月，他准备去澳大利亚留学时，单位的一位领导才匆匆拿来一份文件，告诉他：“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正式做出‘死亡结论’”。这时储安平已经失踪16年了，这个结论对他的孩子们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一个终身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的知识分子，最后就这样消失的无影无踪，人们再想起他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早已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了。

当年储安平的发言代表了多数知识分子的心声，而他却为此付出了生命。到如今，那显然已成为一个被背叛的遗嘱，背叛者正是奏出《东方红》的儿子。据说在墨尔本演奏时，现场华人是掌声雷动。而且另一个演奏者殷承宗是“文革”中“四人帮”的宠儿，因演奏样板戏《红灯记》而出名。我不明白为什么？但有一点我明白，其实海外的华人和国内的华人一样，健忘是国民共性。

《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下星期受审已引起多方面强烈的反响，据中国内地网站消息，继“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表示将在开审当日到法院门外声援之后，有份在宪章上签名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表示要与刘晓波共同承担政治或法律责任。此外，北京还有一位参与宪章签名运动的异见作家，据悉也有计划向公安投案，愿意负上罪责。

据博讯网站上刊登的署名刘路的采访：《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鲍彤说：“如果《零八宪章》有罪，我愿意跟刘晓波共同承担罪责。”他说，当局把《零八宪章》当作罪证起诉宪章起草人刘晓波，这正好说明中国需要《零八宪章》。他又说：“一个人签署《零八宪章》，是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几百个人、上千人、上万人都来签署《零八宪章》，这就是个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了，这是中国宪法保护的公民权利。如果起草人、联署人因此被捕，说明了这个政权本身出了问题，这个政权本身就是在践踏宪法。而逮捕刘晓波的那些人，就是在颠覆政权。”

丁子霖早前已经表示会在开审当日到法院外声援刘晓波，又呼籲所有联署人士前往声援。她日前再发表《我们愿与刘晓波共同承担责任》的网络感言，使得当局大为紧张。据了解，上海、广东和深圳公安机构几乎同时传唤了独立中文笔会的蒋亶文、野渡和赵达功，主要询问这次签名活动的发起者，威胁签名人不要参与，更不得去北京声援刘晓波。

54岁的刘晓波在八九民运一事被中共指为幕后“黑手”，20年来备受打压，曾多次坐牢。去年12月他发起签署旨在要求中共放弃一党专政、进行民主改革的《零八宪章》，同月8日被公安带走拘禁。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当局悍然宣布，公安机关将刘晓波一案的起诉意见书送达检察院，即意味着在未来数星期之内，该案将开庭审理。对此，捷克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声明表示深切关注。该声明指出：“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权日也是《零八宪章》发表一周年，我们欢迎它表达了对中国公民社会的解放，并将继续把它视为一个珍贵机会，以启动讨论其提出的关键问题。……令人遗憾和关心的是，我们收到官方镇压宪章代表人物和签署者的信息，使人联想起一九七七年后捷克《七七宪章》签署者面临镇压的情况。”捷克虽然是一个中欧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无法制衡多财善贾、踌躇满志的中共，但在美国和欧洲各大国纷纷放弃对华人权外交、为了自身利益而“与狼共舞”之际，这份声明对于所有追求自由与公正的中国公民而言，都是寒冬里的一丝暖意。这一声明当然难以收到促成刘晓波获释的实质性作用，但它再次显示出《零八宪章》与《七七宪章》之间的精神传承关系，以及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人类在被背叛、占领、欺骗或侮辱的情形之下，可以做出的“脱颖而出”的选择，这种“脱颖而出”的精髓就是“对邪恶的抵抗、不顾一切的抵抗”。哈维尔说过：“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如今，为了看到满天的繁星，刘晓波下到了最黑暗的井底。

“七七宪章”诞生于捷克的“面包时代”。那时，苏联东欧诸国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现颓势，实际的经济状况与物质生产根本不能支撑官方意识形态许下的“全民福利国家的诺言”。不过，这种经济水平反倒使得执政的共产党当局可以利用短缺经济来达成对民众的精神控制，用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话来说，这是一种权力自我合法性的“父爱主义”，他在巨著《社会主义体制》中指出：“当权者坚信他们比被统治阶级更了解自己（被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官僚集团处于家长的位置：所有其他社会阶层、团体或个人都是孩子，作为他们的成年监护人，必须对‘孩子’的心灵成长肩负起监督职责。”换言之，如果你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你就可以分配到面包吃；如果你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就没有面包吃——不仅如此，你还会受到各种形式的惩罚，直到你流泪告饶为止。对此，法国思想史家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发掘中欧持不同政见者思想的《欧洲精神》一书中指出：“清洗运动最终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时代。在当时无人为这一时期命名，但后来，长于黑色幽默的捷克人把它形象地称作‘面包时代’——在恐惧环绕四周的时候，日常生活的面包便超越了人类所有其他的目标，成了为惟一追求的对象。而那些被人们抛在脑后的东西：尊严、责任、团结以及精神生活，才是构成欧洲文化的真正价值。”

对于“面包时代”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状况，目光如炬的哈维尔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布拉格某水果店的经理在橱窗上张贴了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其实，这个经理的内心深处并不相信这句话的真实含义，他对全世界无产者是否团结也不感兴趣。另一方面，即便他不这样做，也不会立即遇到麻烦。但他仍然要这样做，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种主动向当局效忠的方式，至少传达出这样的意思：“我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我完全接受你们定下的游戏规则。”这是一张挂在脖子上招摇过市的“良民证”。由此，他扼杀了自己的良知，向全世界、包括他自己，伪装起真实的一面。在哈维尔看来，这样的“不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和支持者，他们正在一边腐蚀又一边建设着这一系统。他们只是为了日常生活的更加安逸，而放弃了自由与道德原则，他们的所作所为又成为其他公民的压力，致使更多人仿效这样的做法。由此，权力大获全胜：“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变得隐蔽而又无比强大，强大到可以深深影响到每一个个体。”

那么，有没有人从“面包时代”的辖制中“脱颖而出”呢？在像传染病一样扩散的冷漠、虚伪、利己、怯懦和对物质利益的狂热当中，确实有这样一群“拥有改变世界能力的人”。对于他们来说，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追求真实和自由，而非对自身温饱的关切，并非满足于日常生活所给予的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他们坚定地认为，要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就必须肩负责任，不计较得失。他们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他们也确实改变了这个世界——有人亲身体验到了这种改变，比如，昔日在狱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囚徒哈维尔，后来成为共和国的总统；也有人没能活到自由降临的那一天，但他们安心地瞑目而逝，因为他们为那个无比美好的愿景承担过、付出过、战斗过，他们的不幸遭遇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自找的，而这种日常生活的不幸又为他们带来最大的幸福感与成就感，他们中的一员，就是哈维尔的老师、哲学家帕托什卡。

帕托什卡不是海德格尔那样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成功地扮演了“哲人”的角色，一边向权力暗送秋波，一边又故作高深莫测状，让自己在纳粹时代和战后同样享受尊崇，这需要一种怎样的“聪明”呢？而帕托什卡是一位“笨拙”的哲学家，甚至是一位“失败”的哲学家，他在纳粹时代被禁止教书，在共产党政权下更是自贬为社会的最底层。由于选择不背叛，他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几乎失去了一切：被禁止使用护照，禁止出国访问，作品被共产党政权列为禁书。他想要勉强维持家庭生活，只能从事一些收入微薄的工作：担任保管员、操作工以及翻译。他没有公开的课堂，只能在自家的地下室中秘密地给几名学生上课，学生们蹑手蹑脚地来，蹑手蹑脚地离开。帕托什卡的女儿回忆说：“在七十年代，每翻译一页的收入只有二十克朗，约合四法郎。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宁愿选择翻译那些愚蠢的文章也决不做出任何妥协。”因为这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坚信：“作为一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作为一名哲学家，其使命并非跳出自己的领域去关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而是应将哲学与国家大事紧密联系在一起。”

当哈维尔邀请帕托什卡参与《七七宪章》的工作的时候，这位年迈的老人慨然同意。他意识到，现在是该走出象牙塔的时候了，在一个被权力所异化和扭曲的社会中，所谓“价值中立”的、“抽象”的学术并不能改善人们的生命质量，并不能阻止人们的道德水准跌破底线。很快，帕托什卡全权负责《七七宪章》的组织工作，探访所有需要联络的人，四处搜集签名，虽然忙得无法负荷，却固执地拒绝将哪怕一丁点事务交与他人。当有人建议他寻求一点帮助时，他总是愤怒而坚定地回答：“我是发言人，我还能动。”帕托什卡还精心修改《七七宪章》的文本，使得在这份历史性的文件中，签署者们的视角已不再局限于对道德必要性的诉求，他们将目光瞄准了现代社会的种种危机、责任感的普遍丧失、制度合法性的来源以及所有那些让每个个体同时成为行为者和受害者的陈规陋习。《欧洲精神》一书如此论述《七七宪章》超越具体政治事务的精神立场：“诚然，所有这些关于深刻问题的思考是在受到共产主义政权压迫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但与此同时，它又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狭窄的范围：不同政见思潮不断地深入，已经触及到伦理学问题，其基本观点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或许更是如此。”对于帕托什卡的贡献，多年以后，哈维尔深情地回忆说：“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将自己的生命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这份事业。我难以想像，如果在运动一开始缺少了他光明的人格魅力的引导，宪章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当初，帕托什卡答应参与《七七宪章》运动的时候，他并不是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危险。与纳粹政权和共产党政权这两个极权主义政权长达数十年的抗争与周旋的经历，让他深知一份具有精神性的文本比一份单纯的政治性的文本更让当权者心惊胆战。正如哈维尔的狱中书简让那个崇拜希特勒的典狱长大声咆哮一样：“所有这些关于‘精神秩序’和‘存在秩序’的废话都是些什么玩意儿？你们必须操心的惟一秩序就是监狱秩序的规矩！”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光明的力量、正义与善的力量。即便典狱长看不懂，他也感到害怕。果然，《七七宪章》刚一发表，帕托什卡便遭政治警察逮捕，在狱中他经历了无数次漫长而痛苦的审讯。最终，在一次长达十小时的问询之后，他再也无法坚持，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三日因脑溢血逝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完成了一篇具有墓碑意义的绝笔，其结尾处这样写道：“真正应该做到的是，在任何时候都活得有尊严，不胆怯，不退却。即使在某些时候会遭到镇压，也要义无反顾地讲真话。因为只有在经历了磨难之后，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有些东西是值得为之受苦的。如果世界上没有了艺术、文学、文化这些高尚的事物，那么我们就只剩下疲于奔命的日常生活了。”是的，没有像帕托什卡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战斗与牺牲，捷克的天鹅绒革命就不会水到渠成。上帝并非对捷克人偏心，上帝并非遗忘了中国人，上帝的恩赐从来都是给予那些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的民族。

如果说昔日的捷克是一个“面包时代”，那么今天的中国便是一个“蜗居时代”。就普通人的物质生活而言，今天的中国人比昔日的捷克人要充裕和丰足得多。昔日的捷克人面临着如何用足够的“面包”填抱肚子的问题，而今天的中国人则面临着如何寻找一个“蜗居”栖身的问题。以权势熏天的市长秘书和他包养的二奶为主人公的电视连续剧《蜗居》，一时间万人空巷。这部电视连续剧以一种几乎等同于复制的方式将中国人当下的生存状况搬上了屏幕，虽然遭到审查部门的删节，仍然具有近年来中国影视作品中罕有的一种品质，那就是真实。人们不再义正词严地谴责“二奶”和“小三”们了，反而对她们充满了同情甚至艳羡，这是不是社会的一种“进步”呢？年轻一代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连“蜗居”也挣不到，便只好沦为“蚁居”了——北大社会学博士廉思经过广泛的调查，发现了一个处于传统的三大弱势群体（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岗职工）之后了第四个弱势群体，即“大学毕业生聚居群体”，并以“蚁族”命名之。而“蚁居”要升级为“蜗居”，做“二奶”与“小三”便是一条终南捷径。喜儿何妨嫁给黄世仁呢？

对此，署名“落雪是花”的媒体人在凤凰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八零后女人急于寻找有钱有权男人？》的评论：“这年头，尊严能值几个钱？还不是物质跨下的玩物？只要做了‘二奶’，所谓的爱情、友情、人格、廉耻等就统统被严重扭曲了。……当调查都市女白领‘傍大款’、‘周末二奶’现象时，竟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女人表示‘应该及时享乐’，言外之意就是认同这些现象，只是如此‘好事’没机会碰上，如若碰上了那还不是趋之若骛、纷纷效仿吗？”而另一位作者梁丁在《从“蜗居”开始社会重建》一文中写道：“像道德沦丧和价值解体，每个时代都有。可是，我们这个时代，连做房奴都需要很拼命，否则你连房奴都做不了，不信，你就想想很多农民、矿工、农民工的遭遇吧，于是大家都在努力地向上攀爬，可你即便拼命了，甚至说你还很有能力，你也可能被人家权二代富二代轻易地黑下来，于是，这个奋斗就成了一个‘斗智斗勇’的话题，‘不择手段’只是很基础的要求。在中国，如果一个人正直且勇敢地生活，不但是得不到奖赏，而是时刻都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那么，我们还如何去要求每一个人都应该具备正直，诚实，勇敢这些品德呢？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大部分人都不同程度的在使坏，可每个人又能轻易发现大面积的社会之坏，然后为自己提供持续使坏的动力。”这样的一个社会，谁在其间真正幸福呢？

中国的“崛起”，是以大部分人不得不“蜗居”乃至“蚁居”为代价实现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为什么要去傍那些并不英俊和年轻的男人呢？一言以蔽之，那些男人有钱有势，而钱又是来自于权，所以她们实际上是依傍于权力。而其他人呢？在今天的中国，谁没有依傍于权力呢？在权力面前，哪个商人、哪个大学教授、哪个电影明星不是低三下四、点头哈腰的呢？秋雨含泪，故而有资格入股国企，熬成亿万富翁；兆山哭鬼，故而能入选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作家代表团，花纳税人的钱周游世界。我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当日的《新京报》上有如下一则新闻：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位于四川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馆长透露，他们修建的“中国领袖广场”即将完工，雕塑家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个领袖塑造了巨型塑像，每个塑像重达十多吨，选用四川上好的晶点花岗石，红色背景墙上，还配有六篇《人民日报》社论。房地产商樊建川曾经投入巨资兴建抗战博物馆，呈现国民党抗战的功绩，深受民众之赞誉。然而，这一次樊建川却赫然“转型”，塑造领袖塑像、修建领袖广场，这是什么原因呢？身为国民党将领的后人，樊建川在毛泽东时代一定受过不少折磨，他在内心深处未必敬重与缅怀毛泽东。但他仍然要以此来表达“政治正确”的立场，这一做法与哈维尔笔下的那个水果店的经理何其相似！那个经理只想平平安安地经营一个小店，故而只需挂出一幅横幅就足够了；而樊建川则要确保已有的财富的安全，甚至继续赚更多的钱，故而就要打造一个规模宏大的领袖广场出来。在今天的中国，越是有钱和有名的人，这种表态就越是要高调，这是中国社会的另一个“潜规则”。在此意义上，“神州亿万皆小三”：《蜗居》里的女主人公海萍如是，“文化大师”余秋雨如是，作协主席王兆山如是，地产巨子樊建川亦如是。

然而，为面包而活、为蜗居而活，毕竟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如果说《七七宪章》的横空出世戳破了“面包时代”是一个“福利社会”的谎言，它彰显出另一种价值——人是一种不单单靠面包来生活的动物；那么《零八宪章》的应运而生则揭穿了“蜗居时代”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大话，它也彰显出另一种价值——人是一种不单单靠蜗居而活的动物。当年捷克的帕托什卡、哈维尔们，只要稍稍抹煞一点良心，共产党当局就会按照他们的地位和才华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而曾担任过驻外大使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和曾担任过国务部长的匈牙利哲学家毕波，完全可以凭借各自的民望继续在政坛上长袖善舞，但他们意识到这个制度不公正性，便毫不留恋地与之决裂：或走上流亡的之路而成为被共产党的宣传机器咒骂的“祖国的叛徒”，或留在国内成为“内心的流亡者”并被所有的公共媒体“消音”。哈维尔多次被捕，没有在监狱中的时候，警察则寸步不离地跟踪他。警察在他郊外的农舍的外面设立了一个永久性的视哨——它看起来像一个建在椿柱上的可移动的小教室，他们还故意弄坏他的汽车并宣称是“爱国群众”的“义举”。当年在苏联东欧发生的一切，今天在中国继续上演。

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许多签署者一样，并不是被“逼上梁山”的，走到今天这一步，乃是出于良心的自发选择——如果他们愿意接受这个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次坏”的社会、这个纵容人们升官发财的欲望的时代，如果他们将个人的才华与学识“卖与帝王家”，肯定能卖出好价钱。当年，在大学里才华远不如刘晓波的、他的同学和同事们，现今多半已经成为学界名流，或在央视“百家讲坛”上为帝王将相唱颂歌，或对漂亮的女研究生实施“潜规则”，或挂名主编利用学生的无偿劳动编写教材，个个忙得不亦乐乎。而刘晓波选择的是一条光荣荆棘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他对生活的理解超越了“面包”和“蜗居”的层次，他是为人的自由、尊严和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活。在他家的楼下，也有一个简陋的岗亭，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都有穿警服或穿便衣的人呆在里面。在被捕前夕，刘晓波与刘霞正在准备搬家，刘晓波被抓走之后，是刘霞一个人搬完了家。虽然刘晓波还在狱中，但在他们新家的楼下，一个崭新的岗亭又建立起来。

与帕托什卡并非《七七宪章》的最初起草人一样，刘晓波也不是《零八宪章》的最初酝酿者。但是，后来帕托什卡和刘晓波都成为各自国家的宪章运动的灵魂人物。我还记得，二零零八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与刘晓波和其他几名朋友在一家餐厅中谈论这份文稿时的场景。那时，这份文稿连名字都还没有确定，是叫《人权宪章》好呢，还是《零八人权宪章》好？我和刘晓波不约而同说出了《零八宪章》这个名字，既简洁明快，又直接与《七七宪章》呼应。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份文件会让中共如临大敌，并丧心病狂地将刘晓波抓捕入狱。这份文件已经温和得不能再温和了。这些年来，我们这些人差不多每天都在写作比这份文件的措辞更加尖锐的文字。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大环境下，但早已“假装”自己已经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我们点名批评胡锦涛的时候，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公民权利；就好像一个美国的批评家，当他点名批评美国总统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恐惧感。我们不认为批评胡锦涛或共产党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但是，比我敏感的刘霞已经有了不详的预感，她建议丈夫不要卷入太深。刘晓波说，这些事情他必须去做，即便为此坐牢，因为这是他对“六四”的亡灵欠下的债。他始终将自己当作一个“赎罪者”。而一旦刘晓波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刘霞便完全地支持丈夫。二十年以来，此前丈夫三次入狱，她均是如此默默地承受重逢与告别的煎熬。

刘晓波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刘晓波对权力没有任何兴趣，自然也没有颠覆它的兴趣。就好像当年哈维尔反对共产党并不是为了“吾可取而代之”，虽然后来他成为民选总统，但他的精神气质始终与权力结构格格不入，他的总统身份更是一种象征意义上的。与之相似，刘晓波在圈子里被大家认为像孩子一般透明，他的人格魅力正在于他的直言不讳。“六四”屠杀之后二十年来，他持之以恒地用墨写的文字捍卫渐渐淡去的血写的真相，他如杜鹃啼血般告诉国人和世人，侵犯人权、耗尽能源、破坏环境、纵容腐败，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最终只能是一个死胡同。如果整个世界都被迫依附于中共的这一“梦想”，那么人类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近年来，刘晓波的许多文章已经不再局限于批判权力的运作，而进入到精神和价值的反省与重建的层面。在他的思想和写作中，有一个即便在独立知识分子当中也罕有的维度，那就是“对批判的批判”和“对异议的异议”。换言之，他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我们”的恶魔或怪兽，“共产党”就在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每天饮用的水当中，就在我们的思维和语言当中。经过六十年的统治、教育与宣传洗脑，我们已经被共产党全部或部分地“克隆”了。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所以，我们必须像哪吒那样“剔骨还父”，像关公那样“刮骨疗伤”。在这个意义上，刘晓波的文字并非“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而是引导同胞完成对被奴化的精神结构的颠覆与重建。

刘晓波被捕之后，我所能做的事情，除了撰写若干篇关于刘晓波和《零八宪章》的文章并结集成《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一书，并在香港晨钟书局出版之外；便是为刘晓波编辑一本名为《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的文集，并在台湾允晨出版公司出版。在编辑这本文集的过程当中，我重新仔细阅读了刘晓波这几年间撰写的数百篇文字，这些文字的可贵之处在于，让我们摆脱“蜗居”这种可悲的生存状态，让我们眺望到那温家宝眺望不到的灿烂星空。三十多年之前，帕托什卡的文字在捷克只能得到相当有限的传播，“所谓地下传播的方式，通常就是一小堆人躲在一处隐蔽的地方，用打字机一页一页地慢慢拼凑出一本书。那时候的一张碳纸只能复写出四五份文稿来。”三十多年之后，刘晓波的文字虽然在中国大陆不能公开出版，却通过互联网在整个华人世界里广为流传；他在香港和台湾出版的著作，亦有不计其数的盗版和复印本在中国大陆悄悄流传。可以说，刘晓波比帕托什卡要幸运得多。我在香港机场的很多书店里，都看到《大国沉沦》一书被摆放在显著的位置，我也看到香港作家倪匡先生在《苹果日报》上对该书的一段评论：“刘晓波。记住这名字，他是当代伟人，二十多年，矢志不渝，为救中国而努力。他是一介书生，无权无勇，以文章为战斗工具，对抗种种来自极权的迫害，‘不识时务’至于极点。以人性的光辉织出他身上的光环，是黑地狱中少见的明灯。”今天，如果走上中国的街头询问任何一个路人，你愿意活在《蜗居》中的中国，还是实现了《零八宪章》的中国？我想，绝大多数人的答案都是后者。是的，胡锦涛和温家宝关得住刘晓波的身体，却关不住他的灵魂和思想；胡锦涛和温家宝能够动用举国之力封杀和围剿《零八宪章》，却不能阻止《零八宪章》的理想离中国人民越来越近。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记：本文完成于十四日晚，十五日早上刚刚将文章发给“民主中国”网站，电脑便中毒瘫痪，甚至无法重新开机，直到两天之后才请朋友修好。十五日晚，我与刘霞见面的时候，她告知网上流传着一篇署名是我的帖子，已经闹翻天了，我却一无所知。上海蒋檀文告知，此署名为《让我们为刘晓波祈祷》的帖子，最先由“林明理”贴在“猫眼看人”，被删除之后，又被转贴在“自由中国论坛”。这个帖子移花接木地摘录了我在《去党国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等文章中的几句话，然后加入若干我从未写过的极为恶劣的话，居然让许多人认为它真的是我写的。而就在这样的假帖子发表出来的时候，我的电脑恰好中毒无法使用，如此巧合，显然是有关部门的特意安排。

近年来，我从来不在任何论坛张贴帖子，也不以帖子的形式回应任何争论。我只用实名撰写完整的文章表达个人之意见，这些文章一般都在《开放》、《争鸣》、《苹果日报》、《北京之春》、《世界周刊》等报刊和“观察”、“民主中国”、“中国人权双周刊”、“纵览中国”等网站发表。别的网站如“博讯”、“右派网”、“独立中文笔会网”、“华夏文摘”、“新世纪新闻网”等转载，一般都会注明以上出处。如果没有这些出处的，必然是伪作。我相信，经常阅读我的文章的读者都会了解这一基本情况。此次“自由中国论坛”故意传播这样的伪作，知道真相之后亦丝毫没有表达歉意，在我看来缺乏一个公共信息平台的公共伦理。

十七日上午，朝阳国保一名王姓警官即约我谈话，问及《零八宪章》一周年及刘晓波案，并以“个人意见”的方式告知，我撰写的《齐奥塞斯库的幽灵在中国游荡》一文“太尖锐”了。我告知，我的写作均是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写什么是我自己的权利。我的文章中确实有许多句子与刘晓波的起诉书中摘录的那些句子相似，当局要抓我就抓吧。我还告知，我已经为纪念《零八宪章》一周年撰写了一篇长文，即将在“民主中国”网站发表。该警官询问说，这篇文章叫什么题目。我说，过两天就发表出来了，你们到时候都可以看到。他反复询问说，不妨先告诉我，我也好向上级交差。我遂将题目告知，反正两天后就会发表，先告知也无妨。

刘晓波失去自由一年来，我已经为此撰写了超过三十篇文章。只要刘晓波一天不得自由，我还会一直写下去。

纪念《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征文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转眼，刘晓波的被捕和《零八宪章》的发布就已经一年有余，在这一年里，《零八宪章》并未像其它签名活动那般随着时间的推移嘎然而止，不仅仅签名人数在持续增加，而且各种践行《零八宪章》的活动也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零八宪章》发布一周年前后，全国多个省市的各界人士均勇敢地开展了纪念《零八宪章》的研讨会，对此，中共当局再次如临大敌，不但想方设法地阻挠活动的进行，而且对各地《零八宪章》的签署人也进行了传讯或约谈。非常蹊跷的是，北京当局偏偏选择了12月8日通知刘晓波的律师将对刘晓波进行起诉，涉嫌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当局之所以要选择这一天向律师和外界传递这种消息，很明显是希望取得杀鸡儆猴的作用，警告其他《零八宪章》签署人不要乱说乱动。

北京市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与此前公安局的起诉意见书内容基本一致，罪名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其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的人不同的是，意见书特别强调称：“刘晓波伙同他人起草《零八宪章》，叫嚣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罪行重大”。依照违宪的《刑法》105条第二款的规定，可以预料，不出意外的话，刘晓波一旦被判罪行成立，刑期一定在5年以上。

常言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局选择在特别的日子通知将对刘晓波进行起诉，并不能震慑其他《零八宪章》签署人和不计其数追求民主与自由的人们。两天后的12月10日，一份引起国际媒体广为关注和称道的联署声明横空出世，165位国内《零八宪章》签署人以及41位海外的《零八宪章》签署人联合要求与刘晓波一道共同承担法律责任。即使有不少联署人因为参与签名而遭传唤，但后续签名者仍然是络绎不绝，大有无所畏惧和前赴后继的趋势。12月12日，民间维权组织“维权网”也发表声明，公开抗议当局起诉刘晓波和打压《零八宪章》。

刘晓波于2008年12月8日被北京警方抓捕后，最开始的处理决定是对其进行“监视居住”，荒唐可笑的是，在此过程中，刘晓波不是住在家里，而是被秘密关押在北京郊区鲜为人知的处所。一个号称人权状况良好的国度，执法者竟然连基本的程序正义都不懂得尊重，足以暴露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劣。刘晓波最终被正式逮捕，并一再延期调查，虽然有不少人期望刘晓波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获释，但这种期望最终变为了失望，奥巴马在访华期间不仅未能就刘晓波的问题向中共当局施压，而且连人权方面的议题都未涉及。

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很多时候都表现得异常软弱，但对本国民众却向来施以高压，尤其是对异见群体，更是显得心黑手辣。刘晓波作为一位异议作家，之所以秉笔直书，完全是出于对这个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根本就谈不上有颠覆国家政权的野心，更不必说有颠覆国家政权的能量了。众所周知，《零八宪章》事实上完全是一份和平、理性、善意而富有建设性与前瞻性的文件，与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毫不粘边。中共当局之所以要拿刘晓波开刀，很明显和他当年曾积极参与学潮有关，即使这个文件再温和与善意，在中共当局看来，只要有刘晓波参与其中，就有着挥之不去的反动色彩。

一份集体起草和发布的文件，最后却要刘晓波一人负责，这是很多人都不曾想到的，刘晓波作为一个追求民主几十年如一日，且锒铛入狱数次的民主斗士，他自然不会在失去自由的日子慨叹自己的不幸和当局处理此事的不公，以刘晓波的秉性，对于《零八宪章》他不但不会推卸，而且还会不主动承担责任。依然有着人身自由的《零八宪章》签署人，如果内心有愧疚感的话，我想，不能只是想着去陪刘晓波坐穿牢底，而是应该尽己所能，用实际行动去营救刘晓波和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

以言治罪是专制社会的独有风景，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有臭名昭著的文字狱，但在21世纪的今天，中共所统治的中国再度将文字狱发扬光大，自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以言治罪的案例就层出不穷，不用做详细的统计，明眼人都不会不知晓中国的因言获罪者数量居世界之冠这一惨痛现实。以言治罪彰显的不是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而是人权沦落和统治集团的做贼心虚，同时也彰显了异议人士在强权面前自由言说的良知和勇气。

12月11日，刘晓波“涉嫌煽动颠覆政权”一案被北京的检察机关正式向法院提起公诉，据莫少平律师透露，起诉书不仅针对刘晓波参与起草《零八宪章》，而且还有他所写的六篇文章。检查机关如此仓促地完成审查并提起公诉，并没有按照相关法规在起诉前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律师连查阅案卷的时间都不够，更没有见刘晓波的机会。由此可见，中共当局完全是将法律当儿戏，执法犯法的背后是希望顺畅地将刘晓波定以重罪。

按照法律规定，被正式提起公诉后，刘晓波案会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开庭与宣判，此前，中共当局有不少在圣诞节期间处理敏感人士的先例，较近的有2006年12月26日判决高智晟和2007年12月27日抓捕胡佳。此次刘晓波案庭审和判决，也极有可能会在圣诞节期间进行，因为在那个时候中共能最大程度地规避西方媒体的关注，以减轻自身的舆论压力。

声援刘晓波的签名仍在继续，同样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12月14日，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向中国政府明确发出呼吁，要求释放因言获罪的刘晓波。此外，欧盟也对即将面临刑事审判的刘晓波表示声援。欧盟轮值主席在一份声明中称：“欧盟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刘晓波，结束对其的拘禁以及其他形式的困扰”。中国政府12月15日拒绝了美国和欧盟关于释放刘晓波的要求，并称美欧对中国的指责是“不能令中国接受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中国不能容忍任何国家干涉中国内政。

“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中国的人权状况在这些年一直是名落孙山，每年都有良心犯入狱，每年也都有外界的大力声援，但中共当局却依然固我，甚至是变本加厉，不遗余力地迫害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刘晓波一旦被定罪判刑，必将再度刷新中国的恶劣人权纪录，也必将让中共当局进一步在世界面前颜面扫地。刘晓波的因言获罪不是他的耻辱，而恰恰是中共的耻辱和他的光荣。《零八宪章》发布之初，正是因为有刘晓波的被捕，这份文件才更加具有历史意义和政治魅力，等到刘晓波被判刑的那一天，参加签署《零八宪章》和努力推动《零八宪章》运动的人必定会更多和更坚定。

2009年12月16日

看完电视剧《蜗居》，心中好像也窝了一块东西，不吐不快。这部描写中国城市居民围绕房子生出的悲欢离合，看在我眼里，别有一番滋味。因为我心中无房，眼中也自然无房。那我心中有啥？有四十岁的成功男人，有爱情，有童话，还有青春80后美少女二奶，嘿嘿，所以啊，《蜗居》在我看来，首先是一部爱情童话。

说《蜗居》是一个丑小鸭变白天鹅的童话，一个灰姑娘变白雪公主的爱情童话。一位市长大人的秘书，一位开市委常委会时坐在市长和书记身后的“两人之后，千万人之上”的秘书，爱上了一位要身材没身材（“前平后板”——剧中台词），要地位没地位的蜗居在这个大城市的普通女孩子，并展开浪漫的爱情追求，就在爱情珠联璧合的时候，那女孩子也登堂入室，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奶……

各位，即便你再不了解中国，即便你的道德底线高得你自己跳起来都抓不住，你也不会认为这种权倾一时的秘书爱上一个小平民女子的事只是一个老男人生出邪念包二奶的龌龊故事吧？从中国已披露的资料看，目前已经倒台的贪官们的“爱情故事”显示：向这个级别投怀送抱的都是是明星或者电视台主播，什么时候轮得上这种小姑娘？再说，一位大权在握的秘书想要这种小姑娘陪陪睡，还需要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还需要使用那么多手段？还需要动真情？

而且，只要对中国官场有些许了解的中国人，几乎都无法对这部电视剧中塑造的市长秘书宋思明生出反感。从这个级别的官员来看，我们甚至可以称剧中的贪官为好官：他的孩子上学竟然没有车接送；他的弟弟竟然还没有找上好工作，靠一个三流的开发商帮忙赚点小钱；他的老婆没有在市里最有油水的行业经商赚大钱，只能偷偷摸摸拿几万块钱到处去放高利贷赚点小钱；他屡次告诫负责拆迁的商人不要搞出事，要多花钱摆平钉子户；在开放商搞出事后他要求立即给人家补偿一套价值上百万的公寓楼，作为封口费——即便不给你补偿，让你自焚，你又能怎么样？

更让人惊讶的是，从全剧来看，这位大权在握的生理机能昂奋的秘书竟然没有一个情妇和二奶——天啊，你们不是生活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吧？这种级别的市政府市委秘书，竟然那么纯洁？他完全可以评选为2009年中国公仆之先进代表啊。至于说到和商人勾结，划地投标改图纸……各位，我从来不对读者使用“脑残”一词，但如果你不认为这种事在权力集中的任何政体中不但是正常的，而且不这样做就绝对不正常的话，那你真是“脑残”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位秘书大人竟然像一个普通老男人一样追求一个普通人家的小姑娘，那么有爱心，那么有耐心，那么有包容心。最后竟然是使用半推半就的方式上了海藻（剧中的小二奶的名字），还会脸红、照镜子和自言自语——这种事会发生在中国吗？这种事会发生在一位国际大都市市长秘书的身上？

这种事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海藻这个25岁的女孩子身上，就绝对是一个爱情童话。按照目前中国GDP排名世界各国100位左右，而那个城市的房价都快要升到世界前几位的水平，这位海藻姑娘一辈子能够买得起房吗？千万别告诉我“人要奋斗”，如果人都能够靠你说的那种奋斗而实现理想，中国的人均GDP早就是前50位了。

当这位海藻被一位四十多岁大权在握行为优雅的男人爱上后，时来运转，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再也没有金钱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做一个娇柔的媚态，就要什么有什么了。正如包养她的宋秘书所说，“钱能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很显然，和赵本山是一个水平了：“不差钱”。但这位秘书可比本山大叔更上一层楼，他不但不差钱，也不差权力。而只有权力，才能够让海藻的老板见了自己竟然低三下四起来，只有权力才能让海藻因为商业泄密而被捕的姐夫轻松走出监狱并一下子炙手可热起来，只有权力让海藻赢得了金钱买不来的精神快乐……

而当这位25岁的小姑娘，几个月前还一无所有，现在竟然住进了豪宅，开上了我老杨头人到中年了还舍不得买的宝马敞篷车的时候，这个爱情童话故事达到了高潮，老杨头也终于情不自禁达到了高潮似地大喊一声：谁让我是不幸生在中国的男人啊！

也许有些正人君子会指责我没有道德观念，也许有人甚至跳出来指责我“这种人还大谈人权和民主自由”，但这个时候，我想告诉你中国的人权观：生存权是第一重要的。海藻虽然还不至于无法生存，但从剧中刻画的人物来看，那位宋秘书有哪一点配不上她？海藻充其量让我想到更多在广州等地奋斗着的女孩们，她们的命运你真的了解吗？我真想抛开自己的道德观念，从悲天悯人的角度对许许多多的“宋思明”这样的贪官们说一声：你们能不能多“爱上”几个身无分文的普通女孩？多包养几个二奶——不，干脆把所有的中国买不起房子，看不起病，干什么事都不顺的女孩包养起来？二奶、三奶、五百奶、和一亿奶、N亿奶……

我没有时间看多少《蜗居》评论，但我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写下自己最初的感想。这感想是大逆不道的，但却是如假包换的。我相信同我有相同感觉的不在少数。所以我认为，大概是作者和编辑也被残酷的现实弄得有些不安吧，加上他们内心也有道德底线。而且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编电视剧一定要“寓教于乐”……于是，就在市长秘书包二奶的童话爱情故事达到高潮的时候，他们开始弘扬正义，开始让童话破灭——于是秘书被代表正义的高层“孙书记”调查，于是贪官就出车祸而应验了“不得好死”，于是二奶都自作自受、走投无路，甚至编剧残忍地把二奶的子宫都摘除了，让贪官污吏和二奶在中国和谐的大地上都“断子绝孙”，何其畅快啊！但，有几个人畅快得起来？

现实中有几个贪污腐败的官员是这个下场？现实中有一个二奶是终日以泪洗面的？现实中的高档别墅都住着什么人？现实中的香港、美国和澳洲藏污纳垢了多少大陆贪官污吏的大奶、二奶三奶和N奶？现实中哪一个官员不是把二奶安排得舒舒服服，让她们不但后半辈子无忧无虑，甚至子孙后代都“不差钱”？

如果说贪官包二奶让普通女孩子过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生活是童话故事，那么，反贪局在行动，最终都把贪官污都绳之以法则一定是神话故事——一个不大可能在我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发生的神话故事啊。

这个神话故事并没有戳破我对童话故事的“向往”，所以在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甚至有点为二奶海藻和贪官宋思明抱不平。更糟糕的是，一向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的我，竟然对于电视剧中安排的那个整天夸夸其谈，在背后派人调查贪官秘书的孙书记生出厌恶：难道他真不知道，正是他这种自以为自己品格高尚，真正懂得如何做官，如何把“人民放在第一”的官员才是《蜗居》中童话和神话故事的真正原因和大导演？他如果真想谱写人间正义之歌，完全可以从制度上入手，公布自己的财产，接受民众监督，不关闭我老杨头的博客，何至于用这些童话和神话继续忽悠民众？何至于用克格勃的手段对付自己的部下宋秘书？难道他真不知道他周围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比宋思明更清廉、更“正直”？

还有海藻的姐姐海萍和姐夫，编剧通过塑造他们通过奋斗而成功的故事给人一点向上的鼓励，可是，如果没有童话中小公主海藻的肉体奉献，海萍能够找到外国人来请她讲课？姐夫能够走出监狱？并在宋思明的介绍下开设了网络书店？

我认为，《蜗居》中的一个童话故事和一个神话故事都被剧中出场不多的一个人物的一句话给戳破了。那个人物就是二奶海藻的母亲——一位朴素的退休小学教师。知道女儿被一位官员包养后，她义愤填膺，但说来说去都是老生常谈，只有当她看到女儿原来住进了那么好的豪宅里，看到家里很多事情都被包养女儿的贪官顺手给解决了，她的愤怒变成了悲痛，她激动得眼泪都快要出来了，她说：他（贪官）给你的那点方便，本来就属于你的。

这句话深深的打动了我，我为剧中的这句话而感谢作者和编剧，因为没有这一句话，我可能永远无法原谅作者和编剧编出了这样一部教育效果适得其反的电视剧。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二奶用尽青春和撒娇换来的那点方便和金钱，原来本来就是应该属于她的啊——她难道就该没有房子住？就该受到雇佣自己的老板的欺负？姐姐再怎么辛苦都供不起房子？姐夫就该成为富人们斗争的牺牲品而无处申诉？……这些难道不都应该属于一个正常的人？难道海藻不正常吗？还是我们这个社会不正常了？

二奶海藻的母亲并没有把这句经典台词展开来说，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贪官宋思明送给海藻的“方便”也许并不都是属于海藻的（她毕竟还年轻），可是，那绝对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你、我和他！

正是在一个权力如此集中的地方，在一个权力被私有化，不受限制的地方，我们大家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被和谐了，被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在一个财产被“公有化”，个人权利得不到保障的地方，代表官府而拥有“共有财产和权力”的人才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就利用大家赋予的权力，以及他们巧取豪夺从大众手里剥夺去的权利，来供养一个一个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二奶，来导演中国大地上一曲又一曲“爱情童话故事”……

然而，我们有那个底气、资格和勇气去指责、鄙视二奶吗？她们只不过用自己的身体做本钱，换回那些本来应该属于她们的“方便”、“财富”和“权利”。扪心自问，在这种国进民退的国度，在这种你的财产和劳动被他们“公有”，公众的权力却被权贵“私有化”的国度，你我这些没有身体本钱的人，要想得到本来应该属于我们的，何尝不是每时每刻在付出？

千万别告诉我，你一辈子都正气凌然，你从来不会去对权力媚笑以换取“方便”，你从来不为了你的亲人去乞求有权有势的人开恩，你从来没有期盼“宋思明”们能够主持正义让这个社会更“和谐”一点，你从来没有像一个小媳妇一样对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忍气吞声，你从来没有对“人民的公仆”点头哈腰以便让自己更好的生存……

也许，你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高人，那么我要对你深深鞠躬，表达我的敬意，至于我，我就远远达不到你那种境界了。就在这篇文章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为什么会同情《蜗居》中的二奶，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二奶”。

虽然没有肉体和青春奉献给“宋思明”和“孙书记”们，但我仍然像一个怨妇一样，每天在自己的博客上喋喋不休，希望权贵们能够改弦易辙不再折腾民众，能够关注民生，同情弱势，把本来属于民众的财富和权力还给大家，限制自己不受制约的权利，良心发现从而至少能够做到：不要用用老百姓的钱包养供他们淫乐的二奶们……

2009/12/20

人贵有自知之明。在汶川发生大地震后，似乎每个人都应该进行反思、反省，我也不例外。当然，在今天的场合，我不是做反思，只是根据主持人的介绍，如实地向大家汇报我对自己的认识。我的认识是：如果仰视宇宙，我仅仅是一颗尘埃；如果环顾自然，我大概是一株小草；面对强权，我是一个蚁民；但让我直面北川映秀孩子的神态，我充其量是沧海一粟。人们常说，我是“律师界的良心、良知”，这实在言过其实。大家都有与生俱来的良心，怎么能把良心、良知都给了一个人。的确，汶川大地震，让国人承受了太多太多。在此，我禁不住要讲述发生在灾区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地震撼。仅有6岁的小姑娘，被重压在瓦砾之下，压到第三天有人去救她，知道她在做什么？真想不到，她在唱两只老虎的儿歌。救援人员清楚地知道她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安慰他们，使他们的情绪更趋冷静，我们让6岁的孩子承受着与其年龄绝不相当的超常负荷，实在可悲；另一个10岁男孩，被救时，左手抓着小弟弟，右手抓着小妹妹，杨澜亲眼看到他用仅剩的半个馒头，喂两个兄妹，自己却一口不动。杨澜问他：“小弟弟，你现在最需要什么？”他说：“我最需要水。”杨澜把水递给他，说：“所有的水都是你的，你喝吧。”你知道十岁的孩子说什么？“阿姨，你给我的水，我已经喝了，不能再喝了，留给别人吧。”10岁孩子的思想境界比那些只会索取、不肯付出的贪官污吏和道德败坏的律师高出不知多少，就在此时此刻，他还在付出。苍天有眼，中国还有点希望！这两个故事，使我充分认识到我的心灵还需要净化，同时，我也愿意看到、愿意听到所有的人都能勇敢地承认，在大震之后，心灵需要进一步净化。

因此，我必须告诉大家，第一，我真的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我仅仅是办了几个案子而已；第二，我也会讲错话，如果有何不妥，请大家谅解。当然，三味书屋仅是民间举办的讲座场所，面临的不是政府机构。面对政府机构，我可能会说，请宽大处理吧！不管怎样，在大震之后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我作为一个老人，让我献一次丑。我的题目是《我在北京做律师》。坦白地说，从2月份开始我就一直推拖，推到现在，就随意地报了这样一个题目。主要内容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我做律师，另一个是，我在北京做律师。希望大家对中国律师的现状，对北京律师的生活有所了解。如果我的观点不正确，相信今天到场的同行、朋友会在适当的场合、适当的时间予以纠正。

第一点，律师是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应当允许律师采用正当的手段去谋生、去赚钱，这不仅是职业的需要，同时也是生存的需要。何谓正当手段？我想借用庄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必须说明，我现在作的解释，并不是庄子的原意，仅借用他的话说明问题。庄子说：“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原话是“离析”的“析”，现在我将它改为“分析”的“析”，叫做析理，析万物之理。舍此，未必是正当手段。律师的析理应当达到以下几个目标：第一，一定要明辨是非；第二，一定要理清事物的关系，即法律关系，非一般的社会关系；第三，一定要衡量公正；第四，一定要维护人权；最后，一定要做到扶危济困。归结起来，律师职业是高尚的，而现实却与之相反，在律师业和执业者队伍中，已经出现大批将高尚的律师职业异化、变种的人，致使内部不正当竞争已经严重到相当的程度。对于不正当手段，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在内部，行业竞争是允许的，但是采取不正当手段，搞所谓的竞争，应当坚决抛弃；另一方面，我将它喻为“大吃小”，即某位大律师以“大”之名组建律师事务所，雇佣众多的小律师，大律师不办案，只负责招揽案件，然后指派小律师办理案件，对他们进行变相的剥削。不正当手段，变化方式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至于外部的不正当手段，可谓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全国各地被曝光的法院院长无一例外地都牵扯到一批律师。北京西城区法院院长贪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居然判不了、判不下去，原因在于，他交代出一批律师，有立功表现的缘故。总之，律师职业是高尚的，千万不要将它糟蹋掉。

我刚才讲谋食，接着讲谋道。律师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个事业，是依靠进步思想助推的事业。这是广东的一名律师给我的启发。我认为道的核心就是公平正义，律师业谋的就是公平正义。在谋道过程中，第一，要保障公平；第二，要伸张正义；第三，要维护民主；第四，要积极参与或支持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秩序。律师应是最爱秩序的人，在谋道的时候，必须把这点放到突出位置。所谓进步思想，核心有两条，一条是健全法制，一条是实行法治。通过这两方面，努力提高包括律师在内的人们的情操。这个事业值得为之倾注心血，同时，必须极力保持自重。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律师应当是大众的益友，是连接人民与政府的纽带与桥梁，是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积极的力量。我相信律师绝对不是异端，不是所谓的异己分子，动辄将律师作为异端邪术对待的认识是错误而荒谬的。如果这个力量能够被充分利用起来，我相信在某些层面、某些环节，整个社会面貌就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

第二点，律师工作的主要特点或是职业习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依法解决问题。如果大家寻求律师提供帮助，选择标准在于：看他能不能解决问题。为了解决问题，律师必须具备较强的业务能力。比如求实的能力、求是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应变的能力以及语言表达能力，这些都是律师必备的基本素质。其中，语言表达能力是律师的门面。从目前情况看，很多律师语言表达能力低下，最让人感到寒心和担忧。这让我想起老舍先生写的《西望长安》，书中讲述一个政治骗子，叫李万铭，农民出身，他能把斯大林勋章骗到胸前，骗得毛老人家也云里雾里，被指派赴苏联考察，最后他不但有了官衔，还有了军衔。后来由于极为特殊的情况，使他的犯罪行为得以暴露。在从西安到北京的软卧车厢里，他同一个总参军官坐在一起。那个军官问他，你到北京干什么？李万铭回答，去开一个最高军事会议。这个军官听后大吃一惊，最高军事会议怎么没听说过。军官下了火车，马上打电话核实，一问根本没有这回事，就此案件才终以告破，李万铭被判十五年徒刑。李万铭这个人口吃，他以参加抗美援朝被炸，留下口吃后遗症为掩饰，四处行骗。在这个案件中，恰巧，庭审法官也口吃，怪就怪在律师也口吃。想象一下，几个口吃当庭瞎审一气，无论如何不好交代。这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就律师而言，表达能力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书面，一个是口头。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根据我的体验，书面表达应当做到八个字，即朴实无华，准确精炼。如果达不到这八个字的要求，应当说稍逊风骚。特别是在书写辩护词、代理词时，体现得更加充分、更加明显。辩护词脱离不开事、理、情。事，即事实，要作为骨；理，即道理，要作为肉；情，即人情，要作为筋。有骨、有肉、有筋，还不够，要用新鲜的血液，即新鲜的语言，将它们连接起来，贯穿在事、理、情之中。只有这样，辩护词才能生动，才能活泼，才能站得住，才能立得稳，才能永远常青。否则，就会失去直击要害的力量。庭审活动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事实调查阶段。在这个阶段，律师口头表达一定要遵循某位大师的名言：我不是在同你争论，我是在告诉你。它应是一种理性的交流，而非剑拔弩张的战斗。在辩论阶段，又呈现另一种情形，应当将其视为发表演讲。很多律师对此不屑一顾，我多次听律师说，今天的案子我没有多少准备，就简单说几句吧。对此，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法庭上感到脸红。辩论演说是一个律师素养、水平的集中体现，它不仅反映律师的精神面貌，还能展示律师的思想水平、知识水平和各个方面的能力。古罗马大师说，演讲是道德完美的体现。我认为，这个道德不是一种规范，指的是风貌风范。发表一篇好演说不易，我本人也做不到，但愿意学习，遗憾地是我们很多律师甚至连学习的愿望都没有，经过这么多年，总是提高不快，实在让人感到遗憾。我把这段总结一下，写好辩护词并善于表达，要求有较高的水平、有丰富的知识、有执著的精神、有严谨的作风、有哲人般的胸怀、有诗人般的激情，有语言大师的文采，有演说大家的风度。有人会说这个要求过多、过高，但我认为如果律师是个有心人、有志者，历经长期磨练，一定能够达到这样的基本要求。我曾发誓，我真地不相信，在21世纪的东方，在演讲方面超不过古罗马和古希腊的演讲大师，我不信也不服！现在看来，我真地太狂妄，我们与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超不过也不能泄气，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争取达到这个目标。

第三点，律师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在于，要通过解决问题，表现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体现我们民族的特征，反映时代的特点以及大众的愿望和需求，积极创造呵护理想社会的环境，推动社会建立合理的秩序，打造一个美善的境界。做到这一点，需要我们不断积累知识、经验和智慧。每个律师是互不相同的个体，风格、面貌、水准、气质和风度，都是唯一的。正因为有了个体差异的存在，这个世界才变得万紫千红，如果丧失了个体差异，律师事业就会走向枯萎。应当明白，法律之所以被敬仰，继而被信服，不仅仅在它的权威性，而且还在于它的魅力。对于这点，我觉悟得很晚，是在去年与《南方周末》的一个记者谈心中，获得的启发。我认为，法律的魅力体现在正义性的内在属性，也就是呵护正义的法律才是美的，是有魅力的。法是治的工具，对于工具，应当加以美化。再进一步，法是一种表达手段，凡被表达的事物，肯定会受到美的感染。众所周知，法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凡是意识形态，就会受到美或丑的制约。把这几点综合起来，法律之美、法律魅力，是法律权威性的哲学基础。当我们温习法律哲学的时候，的确应当把美学作为重要的一支加以考虑。马克思说，“人在按照美的规律建造世界”，这个哲学观点可能来自古希腊“美是真理的光辉”这句格言。因为有了这样的觉醒，我从去年开始，居然在法庭上大谈法律的魅力。我希望我们的法官能意识到法律美的特征，不要以自己的恶行使法律遭受丑化。我们参与的诉讼活动，如果仅仅体现司法的权威性，未必能使大众信服。如果律师在法庭上能够展现和弘扬法的魅力，一定会为人民大众信法服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现在，讲一讲朋友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我在北京怎么能办这些敏感案件，也有人将其称做政治性案件。老实说，办理这类案件我有一个思想发展的过程，向大家亮明我的心态，有助于增强对我的了解，也让大家知道社会上那些流言蜚语是多么地经不起检验。在1991年我接触所谓的“六四”案件的时候，当时的心态是，可以接、应当接，但能不接就不接。我不是为自己考虑，而是为当事人考虑。原因在于，在1991年，我早就知道许多法院的法官讨厌我，他们在公开场合宣称，只要张某来，就一定给其代理案件的当事人重判，结果真是如此。我代理的广东中山案件，当事人是一个工人，工作勤奋，善于钻研，在他的努力下，不仅其所在的打包厂获得重生，而且使该厂进入国家打包行业的前三名。后来因为遭到妒忌，有人就想把他们这个领导班子整体搞垮，于是耍诡计出阴招，以每年应得的奖金诬陷为贪污款项，将他们告发。中山的朋友说，这个案件共有11个被告，请你前来助威。我答应了他的请求。我的委托人是第五被告，在他的前面有书记、副书记，居然判刑最重，而且在法庭发言，我始终列在最后。鉴于这种情况，如果因为我代理了案件而使委托人遭受重判，我感到于心不忍，另一方面，由于主客观原因，最后我还是接受了。我至死抱定一个信念：准备坐牢。我没有产生任何的恐惧，反正监狱是人坐的。我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退路，仅写了一个不算遗言的遗言，交到律师事务所密封，叮嘱他们在我坐牢之后再打开。这个遗嘱至今还在封存，现在早已忘记书写的内容。同时，我对此类案件，采取大案小案都是案，不分大小、一视同仁的态度。我同很多人开玩笑，我说，我真正办案子的时候，差不多有六十岁，一个六十岁的老翁，千里迢迢去办一个小小的盗窃案件，你们是否相信？我办了，因为在我的心目之中，无论案件大小，只要大众有需求，我就应当全力以赴。有了这样的心态，自然就不会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我以屡战屡败而著称。败了以后是不是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我哭过，但并不是因为我的失败。在第二个阶段，我逐渐有了自信，感觉在律师行业，办理此类案件非我莫属。首先，我对中共惯用的政治斗争手法比律师界其他人，更为熟悉。这得益于被斗挨整的经历，是吾党对我多年批斗教育的结果。正因为有了以上经历，使我深知应对的措施和规避的办法。刚才，我同所里一名律师通话，他说一个美国人来所，被公安局盯捎。我告诉他：“凡是被盯上的，非蠢即笨！”，是缺乏历练的表现；其次，面对着这样一个社会现实，我进一步坚定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信念，对可能遭受的恶劣后果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第三个阶段，我充分认识到办理这样的案件一定要讲求策略，要肯于思考，下功夫研究问题。即使官司必输，也要输得明白，要对得起历史，对历史有所交代。当时，清规戒律相当多，对律师辩护设置了重重障碍，但我有一个基本地把握：第一我不违规，第二我不违法，总之不出格，因此政治风险更小，坐牢的概率更少。最后，我感觉到我的思想认识也有了极大提高，即办理此类案件，表面是为被告人辩护，实际是在为理念辩护。如果面对被告所承受的无端罪名而无所作为，迟早有一天，同样的罪状、同样的罪名也会落到我的头上，这点毋庸置疑，绝对如此。

当时，对这类案件明确规定不得作无罪辩护，但偏偏这些被告无一例外都是无罪。他们饱含冤屈，非但没有过错，而且个个是顶尖的人才。因此，我主张换思路、变提法，努力冲破一切不当的禁令，冲破一切预设的障碍，不纠缠于有罪无罪的认定，而是以事实和证据将指控反驳得体无完肤，最终推导出指控不能成立的结论。现在看来，这种办法极为奏效。如，在办理北大博士、物理系学生王军涛案件的时候，我针对起诉书的指控，将主要事实逐条罗列，在关键之处，甚至一句一句地举出事实予以反驳。第二点，针对起诉书指控的罪状讲法理。如，著名记者高瑜案件，开始指控她触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经过我们据理力辩，最后，罪状不改，刑期不改，将罪名改为泄密罪。在鲍彤案中，被告人最重要的罪名之一，就是攻击政府。我内心清楚，从材料上看，起诉书指控的攻击政府就是指攻击时任政府首脑李某。的确，李某存在问题，鲍彤完全有权利向中央反映。而李某心有戚戚，居心叵测，下定决心将他收拾而后快。我在辩护词中写到：“政府”和“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具有不同的含义。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更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主张反对 “两个凡是”的中央领导，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的行为是在攻击政府，由此也不能得出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中央领导可以做，民众为何不可。另有一个“四君子”案件，就是有四个北京小青年，颇有一番政治热情，要研究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在他们之中有个卧底，受卧底的怂恿，成立了一个青年政治学会。学会成立后，麻烦随之而来，他们被政府拘捕。起诉书指控，张某某等人提出“中国当前实施的民主是假民主，要结束老年政治，建立青年中国”，这是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行为。对此，我从两个方面进行辩驳：第一，指控的第一个论据是实施假民主，我们可以冷静理性地，结合现实政治生活提出一个事实：这些年来，搞假民主不在少数。仅在近期，我又收集到一个证据，本月18日，《读书周刊》转发了《炎黄春秋》刊载的迟泽厚《我亲历的中共“九大”》一文。文章披露了九大公开大搞假选举、假民主的情况。文章写到“各代表团受领任务，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十名对立面，就陈毅等人，落实到人头。各代表团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从‘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要求投票。结果，毛泽东以1510票全票当选，朱德得了809票，陈毅得了867票。”回顾党的历史，面对如此严酷的事实，使人深感震撼。当代有志于民主建设的青年学子对政府提出批评意见，即使语言过激，也应当予以认同。可悲的是，却被诬陷成为推翻党的领导。第二，指控的第二个证据是“结束老人政治”。应当知道“结束老人政治”是邓小平的政治主张之一，被十六大所接受并付诸实施。如果强加“结束老人政治”就等于颠覆政权，这就将矛头指向最高主张者，起诉书指控的荒谬之处不证自明。再如，很多案件都涉及到一党专政的问题。我的想法是，要将学术讨论同行动上要推翻执政党，严格区分开来。学术讨论讲求自由，加以限制绝对行不通。1943年3月31日我党在《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的社论。由此推论，有关一党专政的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以上案件表明，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富于策略的方法，达到为当事人合理辩护的目的。

最后，办理此类案件最需韧性。这个韧性是鲁迅先生的教导。在我办理王军涛案件后，最高人民法院简报点名予以批评。根据是，张思之居然在法庭上提问了13次。后来，我写文章给予反驳，多少次是度，是13次还是12次。无论怎样，办理此类案件一定需要韧性，需要持久精神，毕竟在那段时间政治压力比较大。我借用例子进一步说明韧性的重要，陕西发生一起死刑案件，该案代理律师发现裁判确有错误，在判决宣告后，以最快地速度向最高人民法院反映，请求暂停执行，结果20多天后继续执行。事后律师说，我尽到最大努力，枪响之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对此，我持不同的观点：枪声一响，我们的任务才刚刚开始，一定要将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对代理案件不依不饶、追查到底的原因。对办理此类案件是否都满意呢?绝对不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解决好北大才女、烈士林昭女士生前所说的组织性和良心矛盾的问题。党反复教育我们，一定要顾全大局，但我真的不明白顾全大局的含义。党也不解释一下这个大局到底指什么。我确认的大局是，依照宪法法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除此无他。有个王炳章，是中国改革开放前所谓第一代民主精英和民运分子。此人获得医学和哲学双博士学位，既不做大夫，也不研究哲学，一心一意投身民主建设，在国内搞不成，就跑到美国继续从事民主运动。当然，政府对他恨之入骨，大概在2002年，便设计在中越边境将他抓捕，并判处无期徒刑。一审请我代理，广东法院告知后天开庭，时间已来不及，建议二审再来，我说可以。等到二审，法院又说王炳章已请律师，不用来了。到申诉阶段，法院失去了搪塞的借口，就主动找我，转达上峰的意思：王炳章案件的申诉，你办影响太大，是否可以不办。我向来者提出，只要讲明是哪位领导作出的指示，就可以不办，对方闭口不答。于是，我说，你们是律师行业的管理者，办事要讲公道讲良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如果你是律师，我是官员，你又做何感想。因此，该案申诉至今还我的手里，我已下定决心一直办下去。这既是当事人的需要，也是揭发不可告人丑行的需要。第二，尽管我发表了一些辩护词，但没有一份辩护词能做到畅所欲言，这是能力欠缺的表现，是我内心深处的悲哀。第三，办理此类案件肯定面临风险。实际上，律师行业本身就有风险存在。如果对律师执业风险进行细致地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引出的风险，主要表现为贪名图利，自招风险。很多律师为了蝇头小利，奴颜媚骨，特别是年轻律师心绪浮躁、急于出名，受了所谓“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影响。在我看来，真正靠住的，是依靠自身真功夫，真心诚意地付出，即使为数不多的人把你记在心上，那也是真正的名声。比如大家给我戴上的“桂冠”、“良知、良心”之类的美誉，徒具符号意义，犹过眼烟云，又值几何？千万勿为名利，而将律师业的声望败坏，把招牌搞砸。而政治风险来自于自身的不自重，不自爱，往往授人以柄，有辫子被抓。此外，律师的风险更来自司法环境的恶劣。当前，司法环境相当不尽人意，司法的黑暗实在让人难以启齿。经过汶川大地震，才使我进一步理解了一个浅显的道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证明，难以控制和把握，但我们可以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应对。我在同广东律师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坚持认为，为了当事人的利益，不得不贿赂法官、于法外行走。我说，每个律师都有他的当事人，问题在于，宁肯牺牲当事人的利益、面临官司惨败，也要维护国家的基本法制，不能为了办理案件，而牺牲制度的公正，以换取当事人的满意。就目前的司法状况，律师只能慢慢等待形势的好转，绝不可与法官互相腐蚀，同流合污。最高法院举办一个所谓的高级法官培训班，一定邀请我参加。我先给他们作了个揖，说诸位法官，从今天开始，我们不互相腐蚀好不好？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些法官对我说的这句话特别反感。我们如何应对恶劣的司法环境，化解不应有的风险，这是摆在我们每名律师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律师业同媒体的关系。应当说，二者是以最恰当的方式，相互协作，结成的友好而松散的同盟，这是最理想的合作状态。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原因双方都有。在记者方面，抢新闻、炒新闻是记者的职业需求，而很多案件不宣传则已，一宣传反而难办。河北聂树斌案就是证明。当时，我告诉某某先生，文章不能再写，炒作地太厉害，把当局都炒怕了。因此，该案历经多年始终处于胶着状态。我非常反对律师在诉讼尚未完结时，就利用媒体大加炒作的做法，其后果对律师事业不利，对具体诉讼更不利。而这点，至今还未得到律师业的高度重视。我在冰点事件诉讼完结之前，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还可以讲一个极端的事例。魏京生案件宣判前，我委托朋友在石景山找个小旅馆，开庭后就到那里暂住，第二天直奔机场、飞往广东，目的是躲避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蜂拥而至，为诉讼活动顺利完成创造条件。这不是害怕什么，如果利用媒体大做宣传，目的达不到，问题也解决不了。要变得更明智和理性，可以在诉讼完结后的适当时机，予以宣传，这样做不会埋没成绩。对魏京生案件，我大约在诉讼完结后的两年，长长地写了一篇文章，全面介绍了情况。这是我化解风险的经验，仅供大家参考。

律师到底应该成为怎样的人，我想引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明我的想法。有人将“出淤泥而不染”改为“出污泥而不染”，十分贴切，比较符合现实。不管怎样，律师现在就处于污泥的边缘，如何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是对律师业及其执业者的长久锻炼，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审阅，如有疏漏，敬请谅解。

整理者：陈源　朱可夫

日本大作家村上春树表示，后冷战时代的混乱无序，“9·11”事件造成的视觉和心灵冲击，已使隐喻的力量胜过了真实，这也是其超现实小说行销全球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人们正在逐渐开始理解并接受不真实之事的真实（the realness of unreal things）。”村上数天前在东京罕有地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有必要写出后冷战时代的世态时，（你会发现）不管它的描写多么现实，都无法表达充分。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隐喻去描写。”

今年5月，村上出版了长达1055页的两卷本小说新作《1Q84》，书名与奥威尔的《1984》相通。“首先，是有了乔治·奥威尔的《1984》，一本关于迫近之未来的小说。”他说，“我想写的东西与此相反，是一本关于不久之前、呈现事何以如此之过程的小说。”

驱使村上动笔的乃两大恐怖大案：“9·11”，以及1995年发生在日本的毒气袭地铁事件。

“对我来说，‘9·11’不似发生在真实世界。在某个地方，一定还有一个世界，这样的事情在那儿不会发生。”他说，“我总是怀疑自己所处的这个世界是否真实。我隐隐觉得还有一个世界，它也许不是这个样子。”

到10月份，《1Q84》已在日本印行220万册。书中触及到了邪教问题。村上说，问题在于怎样生活，以及保持何种核心的价值观，“我认为邪教组织还会继续对人们发动袭击。我们能做的，就是提供与他们不同的一套核心价值体系。”

村上的日语原作读来往往有译作之味，他确也常为译事，翻译过《大人物盖茨比》等不少美国小说，在写处女作《听风的歌》时，则先以英文写出开头，再译为日语，以此找定全书的语言风格。

“我对日语中的日本元素不是太在意。人们常说，日语很美……可我不想用它写小说。”村上说，“我的目的是，用简单的语言，讲复杂的故事。”

村上说，他正在写的《1Q84》第三卷有望于2010年5月出版。

在被又一次问及诺贝尔文学奖问题时，村上表示，他最重要的奖是读者。“人们往往只看多少奖，多少数字，可这些东西只是结果，它们本身毫无意义。”

与西方代议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这些人非常热情，也非常关心公共事务，在网上逢帖必跟，在报告厅里一定举手；可他的结论却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谈”与“做什么都没有用”。看起来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没有巨大的悲情和沮丧，那位听众又怎会拿着麦克风不放？他看到的问题很多，而且一条串一条，他的无力感如此深重，乃至于他要激情地宣告“说什么都没有用”。当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说什么都没用，但他必须泄出这份心头的重压。

人民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对政治人物的高度怀疑，通常都被认为是民主政治的致命伤。假如人人都觉得公共事务与己无关，都认为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只会说谎，谁做都一样，从而导致投票率长年偏低，那么公民的参政权又该从何谈起呢？这种政治冷感正是许多学者反省代议民主政治的起点，他们通常会把它形容为犬儒主义的表现。这里所说的犬儒主义，指的不只是一种价值上的虚无，对一切价值判断和选取都抱着悬搁的态度；更是一种行动上的无能，不相信自己的一票可以改变什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言行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有学者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已经沦为“选主政治”，来来去去都是一帮精英权贵在轮流换庄，普通老百姓的权力微乎其微。活在这样的体制之下，人又怎能不犬儒不冷漠呢？

过去两年，我在内地参加过的论坛、演讲和沙龙起码过百场，几乎每一次我都会碰到一些有备而来的听众，借着提问的时间发表一场迷你演说。他们的目的不是发问，他们所说的话也可能与活动主旨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他们的神态激昂，言论铿锵，一股气势喷薄而出。尽管主持人有时候会要求他们长话短说直达重点，尽管其它听众有时会不客气地以嘘声要求他们中断看似冗长的发言，可他们还是可以面无愧色地滔滔不绝。也许是在香港住得太久，习惯了港式的冷淡，我总是震慑于这些听众的热情，同时又不得不感到一丝困惑。

为什么内地会有这么急切的听众，一心一意地想要在公众面前发言？尤其是当话题涉及到时政的时候。近乎本能的回答是他们发表意见的空间太少了，平常没人理他，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尽情发泄。可是再想深一层，便知这个答案还不够仔细，因为这是个网络的时代，人人都能在论坛、博客和微博上一吐心声，这些听众又何必去人家的舞台上唱自己的戏呢？思之再三，我只能想出两个理由：一、网络那匿名和隐身的性质无法达到这种在公众目光下力陈己见的肉身实感，他们只有到了名副其实的公众场所才能感到“公共”的具体存在。二、在公共论坛上发言是比网络发言更进一步的动作，也许他们觉得在互联网上说话没用，想透过面对面的言说去追求更直接更有效的成果。

上个礼拜，我在一场研讨小区营造与公民参与的研讨会中又碰到了这么一位听众，他对台上所有付出过心血力气的实务操作者冷嘲热讽，批评他们发动公民参与小区规划的实验“没有用”，“只是空谈”。然后他慷慨激昂地痛批眼下中国种种怪现象，觉得比起那些更巨大更“根本”的问题，让居民民主地介入小区的营造只是微不足道的末节，并且注定失败。

坦白讲，类似的言论我听得太多太多。不只是公开论坛，就连你写一篇文章，也总会有人骂你“空谈”，指斥你看不到“根本”的问题。无论你在谈什么，都有人认为那还不是最“根本”的重点。究竟什么才是“根本”的呢？很难说。于是一场谈建筑和规划的论坛，会有人说教育才是重点；当你们在谈教育，又有人说医疗才是重点；当你们终于谈到医疗了，就有人说贫富差距的问题最重要；说起贫富差距，则有人郑重告诫政治体制的改革方是本质的问题。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一方面不能切割问题，总要把所有事情都看成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整体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想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中排出优次秩序，相信某些问题要比其他问题更根本更重要。没错，社会是个复杂的动态结构，没有任何一条线索是可以完全孤立的。但是具体的社会政策讨论也不可能就此得出一个一揽子的总体解决方案，我们只能在了解了事实的复杂脉络之后，具体而微地针对一点下手。至于“根本”，我很怀疑有谁能像神一样俯瞰全局，全知全能地定出什么才算根本问题。我们更不可能无视现实地叫教育和医疗的改革先等一等，要上不起学的孩子和看不起病的病人先熬一熬，好让我们集中全力，先解决据说很根本的体制问题。

然而，这都还不是我最关心的；最让我不解的是在这一大通言论之后的那句“没有用”。无论是实体的论坛，还是虚拟的网络，那些有关“根本”问题的评论往往没有导向更精微更理性的辨析，反倒得出了“说这些话没用”的结论。很明显，这是一种情绪，近乎文首所说的那种政治犬儒主义，否定一切人家提出来了的建议，怀疑一切有人正在实行的行动方案，因为这都还不够“根本”。如果你追问下去，什么是根本？怎么对付根本问题？你自己又对根本问题做了些什么？得到的答复也许就是那句“说了也没用”。

那一天我终于捺不住脾气，斥责了那位听众，因为我觉得他对台上那些正在实际努力着的讲者不公平；他怎么能够自己什么都不干，却把手指指向他人呢？但一回头我就后悔了，因为我又何曾对他公平过？他的情绪我一点也不陌生，那是种逆向的犬儒心态。与西方代议政治底下的犬儒不同，这些人非常热情，也非常关心公共事务，在网上逢帖必跟，在报告厅里一定举手，可他的结论却是犬儒的“一切都是空谈”与“做什么都没有用”。看起来很矛盾，但我是懂的。要是没有巨大的悲情和沮丧，那位听众又怎会拿着麦克风不放？他看到的问题很多，而且一条串一条，他的无力感如此深重，乃至于他要激情地宣告“说什么都没用”。当然他知道自己也是说什么都没用，但他必须泄出这份心头的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