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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网12月17日转发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日前评选出25位亚洲最有影响力人物，我没想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中国国庆阅兵中的“娘子军”、台湾红星周杰伦、香港艺人刘德华等人一同入列。立即重庆官方媒体一改对海外媒体的封锁和妖魔化的嘴脸，不仅允许这个消息长驱直入，而且添油加醋，大肆宣传和报道，新华社的重庆网发了头题新闻，接着当地媒体一片欢呼声，其它省市媒体也纷纷转载，仿佛薄熙来真的成了亚洲之星，是众望所归。

据说CNN在报道前言指出，无论是设法拯救世界或是对地球唱歌，上榜的25人今年在全球面积最大的亚洲大陆上，都有最大的影响。显然这个著名的海外自由媒体被政治骗子薄熙来忽悠了，正如他忽悠了重庆以及全国人民一样。评委们错误地认为，薄熙来打黑除恶是企图拯救人类世界！我不了解CNN是经过哪些人评选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这个评选背后是否有见不得人的黑幕，但我认为，它是一个令人笑掉大牙的愚蠢的荒诞的评选结果。

让我首先回顾一段历史。薄熙来于1988年担任了大连市委常委和宣传部长，89年正好赶上了举世震惊的“六四事件”，在一段时间内，大连的九洲饭店等四星级以上的酒店里可以收看海外的电视节目，包括CNN在内，但所谓邓小平搞的“平暴”之后，各个酒店就不允许再传输这种信号{后来解禁}，薄熙来成了镇压和清洗大连新闻界所谓参与六四敏感人士最疯狂的领导人之一，我记得他在开会时说，不让看海外敌对势力的电视是党性和爱国的需要，比如CNN胆敢把那个蚍蜉撼大树的混蛋放在显著位置，说明了他们别有用心？……这就是说，薄熙来把挡坦克的英雄王维林称为蚍蜉，混蛋，把CNN称为海外敌对势力的喉舌，而如今CNN竟把这个中共太子党中人品最坏的家伙，评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风云人物，不知道王维林假如还活着会如何反应？假如已经过世，地下有灵，该如何安息？他该多么悲愤啊？！

那么，自从离任了大连市委宣传部长之后，薄熙来变了吗？没有！在一党执政的极权体制下，随着其官职步步高升，他践踏人权，徇情枉法的劣行日趋狂妄，从1993年至多2000年底，他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搞城市形象工程建设，光动迁和扒小房一项，就使大连3700多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自焚，自残，自杀，迁居他乡的人无计其数，。他为了暗算政敌，排除异己，制造了刘晓滨案，天天渔港案，韩晓光案，陈德惠案等十几起怨假错案，不仅践踏了国家法律，而且在香港及海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我于11月23日去美国纽约参加了由CPJ举办的世界新闻自由奖颁奖晚会，还见到了CNN的一位著名的女主持人，她也了解我的文字案，那么，CNN是否知道正是薄熙来指使他的秘书，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局长万国涛，一手制造了本世纪第一起打压新闻自由，拘捕和关押新闻记者的典型案件，直接导致我家三位亲友死亡，我们一家人背井离乡。同样地，他的枉法徇私行为还直接造成了“天天渔港案”张家老四的侄子车祸死亡，间接造成韩晓光太太，国安部官员李岩峰“五七空难”死亡等。

从2001年开始，他高升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之后，又在省城沈阳继续作恶，变本加厉地制造了仰融案等多起怨假错案，一方面通过他太太谷开来办律师所大肆捞钱变相受贿，另一方面，培植了王丰友的蚁力神集团等一大批骗子企业，不仅坑害了数十万老百姓，而且使省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造成了四万人包围省政府的蚁力神事件。薄熙来还伙同江泽民等人，空前残酷地镇压法轮功学员，制造了数千起致伤致残案件，还以卑劣的手法折磨和摧残大法弟子，造成数百人死亡。尽管我本人没有眼见为证，他有支持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犯罪行为，但他亲自批准大医和德国商家合作，在大连市甘井子区营城子镇建立了全国第一家人体干尸工厂，大发不义之财，则是铁的事实，正因为如此，他已在多个国家成了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的被告，并近日被西班牙国家法庭传讯。就是这样一个无视人权罪大恶极的坏人，却被海外媒体CNN称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真是匪夷所思！

从2007年开始，由于他与胡锦涛等中共高官权斗失败，下派重庆，其为了东山再起，欺骗舆论，也是为了打压政敌，重塑形象，他又以反贪打黑的假面目出现，抓捕了汪洋和贺国强的爱将文强等人，又拘捕了带领出租汽车罢运维权的黎强等人，把他们打成黑社会分子和保护伞，博得了众多不明真相，多年来对共产党仇恨的许多老百姓的欢呼，同时，薄熙来组织了他当年在中科院新闻所读书结识的同学，在国内媒体大造舆论，为自已凃粉抹脂，还厚颜无耻地邀请海外众多媒体代表到重庆观光洗脑，以便为他在海外做宣传。一时间，由于封网，国内听不到真实的声音，海外某些媒体也被其收买或误导，以至把他捧上了“亚洲最具影响力人物”的席位。我想问，所谓影响力是指什么呢？是指他的什么功绩？是在大连下令不让酒店播放海外电视节目？是他制造的文字狱？是指他搞的“干尸工厂”？是他打压宗教自由？是他制造的数百起怨假错案？是他阳奉阴违，在商务部以权谋私，为太太谷开来拉生意？是他接收牛刚的巨贿，送薄瓜瓜在英国读书？是他在重庆大搞红色恐怖？是他砸烂公检法，无视法律程序，把公检法当成傀儡，拘捕为犯罪嫌疑人做辩护律师的恶行？是唱红歌，发红信，读红书，塑毛像的倒行逆驶走回头路的行为吗？

不过有一点，薄熙来和另几位榜上有名的人类似，那就是表演技巧。今年初我对自由亚洲电台的主持人谷季柔说过，现在中国不幸进入了“表演时代”，薄熙来是一个政治上巧言令色的政治骗子，他和国庆60周年阅兵典礼上“持枪的红粉佳人”，上海脱口秀天王周立波，“非凡艺人”周董，香港地区华人巨星刘德华等人一样，都具有非凡的表演才能，的确是事实。但不同的是，其它人对男女老少有娱乐和消谴功能，或许有益，但薄熙来的精采表演，只能给中国老百姓造成巨大的人权灾难，如果在亚洲有影响的话，只是阻碍了中国的民主进程，而CNN的本次评选黑白颠倒，对其实现政治野心起到了推波助澜，对中国民众起到了进一步误导蒙骗的作用，因此应当深刻反思！

2009年12月1日于多伦多

狂飙突起的六月，报纸广播几乎每天有人民日报社论，除了揪斗牛鬼蛇神，学习火药味十足的社论，就是我们的功课。

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晚8时30分，电台播出聂元梓等7人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6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同时刊登史绍宾编选的《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

6月4日：人民日报社论：《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

6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保皇派？》。人民日报转载解放军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要点》。

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

6月16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南京大学发生的所谓“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反革命事件”，并发表社论。宣称“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些部门和单位来说，“是一个夺权的斗争，是一个变资产阶级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号召“必须采取彻底革命的办法，必须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这期间，重要人物的署名文章，煽风点火，火上浇油。在北京的清华和北大校园，大字报形成高潮，戴高帽子游街也成为革命的校园风景线。全国许多名校，都发生效仿聂元梓，向本校的党委开火的大字报和揪斗风潮。而各个高校的党委，不约而同的组织师生进行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向各高校派出了工作组。从后来人们知道的情况看，派工作组是毛蓄意让刘邓犯错误。工作组进校园后，力图把群众运动纳入党的领导之下，在统一领导下大抓牛鬼蛇神。

六六年六月中旬，甘肃省委派往各高校的工作组进校了。在我们师大，似乎没有谁像北大清华南京大学或者兰州大学那样敢贴校党委的大字报。所以工作组进校后，操纵学生变本加厉地迫害教师，同时保护校系党的书记和党员干部不受大字报的冲击。一时之间，师大校园里学生揪批教师的狂潮愈演愈烈。几乎所有的教师，特别是年老的教授们统统成了牛鬼蛇神，他们天天被游街示众，带着稀奇古怪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大牌子，手里提着脸盆当锣敲打着，还有的被迫穿上长袍马褂或花里胡哨的戏袍，总之极尽侮辱人身蹂躏人格之能事。

所谓的揪出，就是革命群众用大辩论大字报公布此人的罪行。大字报是群众贴的，但群众必须奉旨行事。工作组在各个系各个班级成立运动领导核心小组，均是政治上最可靠的人组成。大字报一经贴出，此人就死定了，就是盖棺论定的牛鬼蛇神。

后来在工作组干预下，游街戴高帽子的事情是少了，大字报的威力却越来越大。用白纸或者是旧报纸写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教室里挂着大字报，教学楼墙上贴满大字报，有的大字报从楼上糊到楼下。学生们把大字报糊到牛鬼蛇神家里，牛鬼蛇神回家，必须小心翼翼的，不能把大字报碰掉，否则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就要以现行反革命罪遭到批斗。有些学生还把大字报糊到牛鬼蛇神的床上，牛鬼蛇神睡觉，必须从大字报下面爬过进去。大字报的内容五花八门，除了教师上课时说的话经过绵密的论证是放毒，反党，反毛思想外，还有稀奇古怪的内容。比如大字报揭发某牛鬼蛇神曾经当过日本人的翻译，日本投降时，他把两名下女接收据为己有。还有一位牛鬼蛇神身材魁梧，走在街上，后面跟的小孩都叫他毛主席，他自鸣得意。大字报说这是狗胆包天，狂妄无耻等等。我们班给一位任课女教师贴出大字报，她的问题是夏天光脚丫子穿着凉鞋进教室上课，这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

这时候的大辩论，其实就是大会小会对牛鬼蛇神厉声批判，历数罪行，然后是围攻，勒令，质问，喊口号。牛鬼蛇神要是开口为自己辩护，那就被认为是气焰嚣张，狡猾抵赖，负隅顽抗。在万众一声的吼叫下，就让他坐“喷气式”。大部分牛鬼蛇神闭口不再说话，听任摆布。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加载了皮肉之苦。

历史系的老教授张师亮终于不堪忍受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和恐怖。他被暴行激怒，怒不可遏，拍案而起，进行抗争。

那是六月的某天，全校师生员工在露天剧场开大会，是抓捕一个初中生，他犯了现行反革命的罪行。忽然会场的一角发生骚动，有人高声叫骂，有数人扑上去要制服他。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在大骂共产党。当下我们唬得心惊肉跳，面色苍白。天哪，不要说骂，即是说党有缺点，都是大逆不道的反革命，何况破口大骂！像我，哪怕是听见谁说共产党不好，也会吓得魂飞魄散，唯恐别人把那些话赖到我头上，让我吃不了兜着走。现在此人竟然敢骂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明白，若是遇到有人说党的坏话，必须上前掌他的嘴，砸烂他的狗头，一定要让党看见你的立场坚定；若不然，你就是和他同伙，戴帽子，下放农村劳动，有你好受的！现在在大会场上公然出言不逊，信口雌黄，莫非吃了豹子胆？疯子？

我们哆哆嗦嗦站起身朝那边看，那里是历史系的人。有几个人在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隐约看见被痛打的人头破血流，还在挣扎着喊：“我豁出去了”。会场秩序有点乱，工作组立刻拿起喇叭喊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奋力举臂、可着嗓子跟着喊，唯恐左右的人没有看见自己立场坚定。山呼海啸般的口号压倒了反革命的叫嚣，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它的绝对威力。反革命被带走了，大会继续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口号下继续进行。

这个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大骂共产党的，就是历史系教授张师亮。那次全校大会他被痛打后，就在历史系被关了起来，对他实行专政。他继续倔强地发表他对独裁专制制度的痛恨，不计后果地诅咒无产阶级思想专政。为了打垮他的嚣张气焰，历史系天天对他进行批斗，施以车轮大战。他不肯屈服，遭了不少的毒打。同时历史系成立专案组整理材料。很快地，关于张师亮恶毒攻击伟大领袖、诬蔑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的罪行公布了；他还被说成是假教授等等。总之他罪恶滔天、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不久，他被公安局当做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关进监狱。一九七〇年进行“一打三反”运动，他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了。一九七〇年春我在S县的街道上看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处决张师亮的布告。这是全国处决高级知识分子少见的事例之一，就因为发表了“反动言论”。

校园里恐怖气氛日甚一日。在把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教师打翻在地后，工作组依靠党团组织调整运动的方向。“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如迅雷不及掩耳，波及到学生。校园里呼剌剌出现揪出“右派学生”、“反动学生”、“反革命学生”的大字报。在班会、小组会上，同学们争先恐后的检查自己，企图获得组织的原谅，同时不指名地揭发他人的问题。

在整学生方面，我们班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第一批“右派学生”、“反动学生”被揪出来了。揭发他们右派言论的大字报贴在教室里和走廊上。我以前向党交心，写了书面材料，承认自己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对当今社会有过不满，现在这些肯定成了罪行。我忐忑不安，预感到大难临头。

我们班上的领导核心小组，一般而言不公报私仇，他们基本上按学生的所谓政治思想表现，把全班学生排成队。所谓表现，是根据他的家庭成分、是否靠拢组织、有无不满上级领导的落后或反动言论？是否讲怪话发牢骚？是否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经过如此排队后，领导核心小组确定揪出来的目标，然后通过积极分子，让积极分子发动群众写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等于给了被揪出者一个宣判：他从人民内部被开除，从此是敌我关系。按此标准和程序，我上了首选名单。

文化大革命那一番折腾，一言难尽。那是一段过来人均不愿意回忆的历史。至少我们班的同学对大串联以外的文革旧事均不堪回首，甚至讳莫如深。无论是积极分子，或是被揪出来遭受批判斗争的背时者，都愿意把这一段历史从记忆中抹去。很少有人在文革中没有讲违心之言，做违心之事，很少有人在文革中没有被蒙上羞辱，很少有人在文革中没有做过对不起他人之事。当人们回忆那段历史时，或悲恸，或懊悔，或羞愧，或厌恶，或受到良心谴责，或感到窝囊窝火，这就是大家伙儿宁愿忘记文革的原因。那是一个正义与良知遭受践踏，人性泯灭的时代，是谎言与暴力肆无忌惮的时代。当然也有自己既无蒙上羞辱，亦未有伤害过他人的正直而聪明的人；即使对他们，回忆文革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在我自己的生存空间里，没有出现遇罗克和张志新那样的人物。因为事后使我们感到愧怍的国民性残疾如卑怯、愚昧、冷酷、奴性、惰性、易于被蛊惑、在刀的指挥下的狂热，以及俯首帖耳地引颈就戮，等等，在那个时代完全得以淋漓尽致地、冠冕堂皇地表现。那的确是一个人性扭曲、灵魂变态的时代。后人是无法理喻的。

文革于我们，是阿Q头上的赖疮疤。现在我把我头上的赖疮疤大致勾画几笔，并非依丑卖丑，乃是为我们所经历的人生长歌当哭啊！

这大约是六月中下旬到七月中旬约莫二十天里发生的事。

附录：网上文章摘录：血写的历史___记文革中枪毙教授张师亮

……记得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寒冷的兰州街道格外静谧，人们和往常一样匆匆行走在尘土飞扬的马路上，突然，一辆架着机关枪的卡车拉着长长的警笛，“呜——，呜——，呜——”，刺耳的啸叫时起时伏，霎时间划破了兰州天空的宁静，紧随其后是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卡车上押着一个个背插亡命牌的死刑犯。每辆卡车上四个反革命分子，他们被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亡命牌，脖子上都挂着一个在其姓名上打着红叉的大牌子。这些死刑犯的周围拥着几个膀大腰圆的军人，后面有一个戴着白手套的军人抓着细铁丝将反革命分子的头颅高高拉起。死刑犯们个个被勒得紫红着脸，眼睛暴突，街道两边的人们看到此情此景都站了下来，屏声静气地扬着头，在肃杀的气氛里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在这二十多个死刑犯里，有一个就是我们尊敬的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他是被诬为现行反革命在兰州被判处死刑准备执行枪决的。同时，押往刑场的还有原抗美援朝坦克兵、神枪手，后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上学时被划为右派，在天水北道区马跑泉公社劳动改造中，与北京大学新闻系的右派学生林昭等兰大、北大志同道合的青年一起办地下《星火》刊物而被逮捕的张春元。还有因同情办《星火》地下刊物的年轻人，为彭德怀鸣不平，对大量饿死人的现象极为不满而被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的原中共地下党员、甘肃省漳县原县委副书记、中共武山县委常委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大跃进时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的杜映华。事隔三十六年的今天，没想到《每个人生命都有其尊严》让我又将这痛苦的一段记忆翻了开来，使我想起当年被枪毙后的布告上近距离用枪击碎死刑犯头颅的照片。

……张师亮，河北省涞水县人。曾留学日本东京文理科大学，在抗日战争中期与范文澜、稽文甫在河南大学被称为进步三教授。其后为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西北师范学院教授（西北师范学院后改为甘肃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抗战胜利后，他到北平专管军队总务工作，后随傅作义起义，被当时的北京市长叶剑英表扬。后又到西北师范学院任校办公室主任、政治课教师。因在傅作义队伍任职的历史问题，又调历史系任教，他是一个曾用马克思的《资本论》讲授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教授，因在该系世界近代史学术讨论会上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他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讲到上层建筑阻碍经济发展而不能前进时，才会发生激烈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有规律的，阶级斗争不是万能的。于是，极左分子们说其要破阶级斗争万能论，是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城管要抓引线“钓鱼”

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封面

城管（城市行政管理执法）之恶，仅2009年就可以用罄竹难书一词来评论，比如轰动全世界的上海城管钓鱼事件，其恶不是小恶，而且恶中之恶。当然，执法之恶来自恶法，而恶法背后还有更惊人的事，就是执法部门有整套的对恶法执法的操作实务。

我从网上披露的真相看，恶法背后的“指南针”就是这部《城管执法操作实务》，是国务院机构主管的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恶书，版权页上是2006年6月出版的，但3年后的今天，却几度火爆，名噪一时，原因就是该书替城管、运管等行政执法部门支招——尤其一些损招，比如打击黑车时可以用“引线”，或者叫“钓鱼”，此后以“钓鱼”为名的城管执法在上海频频出现，这些执法部门使用“钓鱼执法”还导致河南青年孙中界自残断指，媒体报道后令人震惊，后来上海方面公开说“城管执法并无不当”，即“不存在所谓的倒钩执法问题”。于是网络上很快披露了一项调查，结果调查显示“九成上海市民认为政府最没诚信”。发起这项《上海社会诚信问题调查》的是上海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政协善于协商对话），该调查还备注：“城管机构受市民关注度很高……但其评价得分却很低”。

黑车是要严查，但不能非法取证，更不能无端陷害无辜。2008年3月，一个假扮“钩子”诱导黑车的女人，被司机刺死在车里，事件震动全国。媒体证实，在上海的出租车行业，所谓“钓鱼执法”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上海部分区县推出了有奖举报制度。以闵行区为例，一年查处非法营运车辆的罚没款就达5000万元。一个暗访记者就能掌握的情况，在当地政府部门眼里却成了透明的存在，导致非法变成了合法，这样的执法部门又与黑社会有什么区别？

再回到《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一书，书中几乎处处都是“暴力执法”、“逃避曝光”的损招，随便找几句：1、不能轻易放过相对人，要把相对人带上执法车，扭送公安机关，或带回队部，问清是哪里人，来这里多久了，为什么胆敢动用暴力抗法，是否知道今天的严重时间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处罚？

2、不要在公众面前控制相对人的暴力执法行为。如果无法避开围观者，就以较为缓和的方式进行。

3、采取反暴力的抗法的布局动作，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还应以超段快的连环式动作一次性做完，不留尾巴。一旦进入实施，一定要干净利落不可迟疑，要将所有力量全部用上……

而“钓鱼”的内容，发现在该书第83页即第四章《城管执法过程中的分寸把握》中，明确无误地教人如何钓鱼的论述，文末这本教科书的编者还算有良心，最后一句提及：“当然在使用这一手段的合法性问题，需要在法律方面作进一步探讨……”当然，执法实践已经远远超出了教科书的探讨。该书由北京市城管执法局与北京市市政管委培训中心成立的城管培训教材课题研发组统一编写，被称“是全国首部指导现实城管执法的专业教材”，主要介绍了城管治法的基本原则、城管执法的四大难点、城管执法的管理相对人等内容。

该书编者及内容之所以引人关注，非议不断，就是损招太多，反而不利于当前社会矛盾的缓解或化解。我们都知道这样的道理，鲧治水为啥失败，是在于堵；而其子禹治水为啥成功，即又堵又疏，恰到好处，不能一刀切。目前从公众的反应看，城管等行政执法应当学会疏堵结合，对一些黑车，小商贩，考虑到他们存在的合理性，政府尽量用法律保护他们的权益，而不是一味堵了了事，再说也不能陷害和伤害无辜大众，不能让纯粹做好事的人不但好事不敢做，还背上污名。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城管执法操作实务》之类的损招一定不能禁用，图书作者和出版社应当道歉。“钓鱼执法”不得民心，政府主管及上级机关不能等到火烧眉毛时还在掩耳盗铃，是疏还是堵的大道理谁能明白，关键是赶紧行动起来，不能再装糊涂了，官逼民反，往往都是小事情引起的，民意不可违。

势单力孤的个人，期望自己在中国新兴的公民政治运动和维权活动中，找到本属于自我的人生价值，这需要尽力快快长大，度过危险期。有意愿从事公民政治运动和维权活动的朋友，刚开始势单力薄，比较脆弱，难有人替他们遮风挡雨，所以他们要想办法，主动寻求社会的支持和保护，建立自己的社会权利生态园。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向寄居蟹学习。寄居蟹身单力薄，但行动灵活，其聪明地找到一个厚厚“螺蛳壳”寄居进去，从而弥补自己的弱点，更有利于生存。当然，这并不是说从事社会公义、维权、民主活动不承担风险，不付代价，不需要勇气和牺牲，而是在接受这些前提之下，尽量减少牺牲，更多地做事，让自己的努力更有效用。

下面，就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我介绍几种借力“寄居”的方法。

一 、青梅竹马——寻找同道

从事公民政治运动和维权活动者寻找“螺蛳壳”的方法有三种。我首先介绍的一种叫青梅竹马型——寻找同道。这个类型的特点是大家相伴成长，彼此优势互补，是一对有潜力的伙伴，他们一起搭伴走，彼此鼓励支持，遮挡风雨，可以极大增加政治上的安全系数。

判断一个伙伴是否属同道标准有四条：第一，背景；第二，实力；第三，雄心壮志；第四，懂得帮助别人就是帮自己的道理。在这方面，我讲一个我身上发生的故事。

我开始走上维权“行当”的时候，也和很多朋友一样，凭正义感和高涨的热情，但缺乏方法和保护壳。我知道，我所做的事情是很多人不乐意的事情，在帮助油田下岗工人获得利益时，必将触及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我的力量和他们的力量不成对比，有太大的悬殊，这意味着我很危险。我现在需要什么呀？对，我当时就是一只壳壳没有长硬的幼蟹，我要寻求一个壳壳保护自己。我很幸运地在网络上认识了美国的A先生，我仔细地观察了他很长时间，发现：第一、他也和我一样希望找到合作伙伴，他找的是国内的朋友，而我要找的是我一旦卷入风险中，有人能够对我进行有成效的援救。通过一段时期的接触和了解，无论是背景、实力以及对待人方面，他都很棒，很自然他成为我的同道。

2005年，我参与中国石油集团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的下岗人员维权的事务，向他寻求帮助，他提供资金，资助我到中原油田以及北京等地和下岗人员代表召开小型会议，商量维权的具体办法等事宜。他还通过自己的社会活动和掌握的社会资源，帮助我在海外媒体上对中石油中石化下岗人员维权活动进行宣传。2007年，中原油田维权项目，是我们维权群体集体诉讼的一个试点，尝试新的维权方法。我联系到4000人集体诉讼中原油田，状告其非法解除劳动合同。中石化集团公司和当地政府要“维稳”，动用公安机关将主要参与人员控制起来，进行传讯和其它强制措施，干扰集体诉讼进程。

2007年11月，我在中原油田（河南濮阳市）被公安机关劳教一年半。事情发生后，A先生和他朋友们数次到中国驻美大使馆、领事馆前示威和抗议，施加国际影响，缓解当局对我的压力。他们并经常打电话给我家人，在我家庭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伸出援手帮助我们。事实证明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在我危难的时候，他给我提供了庇护——一个“螺蛳壳”——不但保护了我，更重要的是保护了我的家人，给我的家人带来慰藉。我把我的故事告述大家，就是希望大家一定在自己还没有长硬朗的时候，要借助别人的力量保护自己，尽可能使自己所遭受的打压小一些，让比自己强壮的人和集体分担一些。

二、骑雄狮——寻求国际帮助

第二种方法，可以叫做骑雄狮型。雄狮因为其大，毛色斑斓，吼声震天，所以吓人，不好接近，但是一旦和你相互产生信任，或者它把你认做了朋友，那就不是一般的管用，而是非常有用，借助它的力量，事半功倍。

欧盟和美、加、澳等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对在发展中国家运作项目非常支持，对中国也很有兴趣。运用他们的影响力，可更好地达到推广和捍卫人权的目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了解其中的“规则”，以便有机会展开合作。

这一类型的特点是由于个人在某个领域贡献特殊，“狮子王”团体和组织就会主动出来帮助，一旦得到这样的“甲壳”，对抗压力的能力就很强大，能为社会做的工作就更大也更重要。

1996年已经70岁高龄的高耀洁教授发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意识到血液传播艾滋病的严重性。从这一年开始，她自费进行艾滋病防治和救助工作，最初她自费印刷传单，自己到火车站、汽车站等人口密集、流动性强的地点分发，同时她还向个人、学校、图书馆等赠送自己的著作。在6年多时间里，她走访了河南省100多个村庄，见过1000多个艾滋病患者；她自费出版《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免费发放30万册，仅此一项支出就达40多万元。由她主办编写的《预防艾滋病的知识》报也已经出版15期，印数达53万份。

2001“全球卫生理事会”鉴于高教授对中国艾滋病人和艾滋病问题的巨大贡献，授予她当年“乔纳森-曼卫生及人权奖”，她将2万美元奖金和1万美元赠款，全用来加印《艾滋病、性病的防治》一书。

此后，高耀洁更能专注于中国艾滋病问题，也由此获得众多国际知名非政府组织的支持，由此高教授具备了将“血祸”真相告示世界的条件。高耀洁强调，“血祸”绝不仅限于河南，而是普遍存在，“吉林省德惠市一个姓宋的艾滋病感染者，在一年半的时间内，连续到政府血站卖血17次，造成21个人感染艾滋病。”

2002年她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英雄”，被《商业周刊》授予“亚洲之星”称号；2003年，她获得了由菲律宾政府颁发的“拉蒙•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马尼拉市市长赠送了她金钥匙，并授予她荣誉市民称号。当年11月，她获得“内滕国际育儿奖”。2007年，她获得由美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妇女组织“生命之声”颁发的“妇女领导者奖”。2007年9月20日，她与蒋彦永同时获得纽约科学院2007年度科学家人权奖。2007年9月29日，位于美国旧金山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将当年的“中国杰出民主人士”奖颁发给高耀洁。

今年8月，80岁高龄的高耀洁教授背井离乡流亡美国，原因是：“如果谭作人不被抓，我还不会跑，谭作人被戴上个帽子——颠覆国家政权……”2009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高耀洁教授在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宣布她的纪实著作《血灾：10000封信》正式出版发行。

如果高耀洁教授没有多个知名的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很难想象她能发挥如此大的能量。她曾经多次被软禁、恐吓，正是她有了强大的国际“保护壳”，才没有被强行“和谐”失去自由。

三、蚂蚁搬家——坚持不懈

第三种方法，可以叫做蚂蚁搬家。再大的蚂蚁，单从个体来看，在人们眼里都是渺小的，不足以重视，但是如果一群小蚂蚁纠合在一起，它们表现出来的力量，是否足以让你动容？如果你一时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狮子王”，那么，你不妨去寻找一下小蚂蚁，学一学蚂蚁搬家，或许会有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这里讲一个“不服从的公民”郝劲松的故事，也许能对大家有些启发。如果说在政治上有先进代表的的话，它不是“三个代表”强行的意志，而是以郝劲松所践行的“公民社会”代表的平等、责任、个人（公民）权力不容剥夺，这才是“代表”先进社会的意志。郝劲松推行其意志的方法就是“蚂蚁搬家”。

郝劲松曾经在山西省某银行工作，2000年辞职，怀揣着几万元的辞职补偿金进京闯荡，完成其法律研究生的学业后，开始在北京“三味书屋”任法律顾问，同时在社会中倡议动用密集的火力轰击可疑地区，并延伸扫射，以肃清某些不合理的现象。此后，发扬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他先后7次进行公益诉讼，状告国家部委及垄断集团。

第一个案件是因在火车上用餐、购物索要发票未果，在4个月内，他连续3次把铁道部告上法庭，最终由北京铁路法院判决郝劲松胜诉，迫使铁道部向全国各铁路局发出《关于在铁路站车向旅客供餐及销售商品必须开具发票的通知》，结束了中国火车不开发票的历史。

2006年4月，因买到涨价的火车票，郝劲松向北京市一中院起诉铁道部2006年春运涨价不开听证会程序违法。北京市一中院书面裁定不予立案，郝劲松随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2006年10月，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此案，12月1日下达该案判决，郝劲松败诉。12月7日，郝劲松不服上诉。27日，铁道部发言人宣布，2007年春运涨价幅度将在1月中下旬公布，此时北京高院二审尚未开庭。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互联网上一个支持郝劲松状告铁道部的签名文件，在以极快的传播覆盖速度流传。2007年1月7日，郝劲松在最高检旗下的《检察日报》发表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公开信，要求彻底停止春运涨价。2007年1月9日，铁道部官员向《京华时报》表示，铁道部不会因为郝劲松写信而改变原先的计划。2007年1月10日，铁道部发言人突然宣布，实行了14年的春运火车票涨价制度废除，今后不再涨价。

2006年12月，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选区，郝劲松在30多位师生的推荐下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海淀区人大代表，郝的竞选小组先后在选区散发竞选宣言《选一个挥舞法律斧头的人当代表》2600份，并成为公告中的初步候选人，但在正式候选人确定过程中被“酝酿”掉。

2007年11月，郝劲松介入“华南虎事件”，向山西法院起诉周正龙，向国家林业局申请行政复议并举报陕西林业厅，随后因对国家林业局答复不服而起诉国家林业局。2008年5月郝劲松分别向国家林业局和陕西林业厅申请信息公开，6月26日因对信息公开答复不服，郝劲松赴西安起诉陕西林业厅。6月29日，陕西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华南虎造假事件，并查处14名政府官员。2008年9月27日，因申请旁听公审周正龙案被拒，郝劲松在陕西旬阳县法院门外撑起黑伞展现其行为艺术作品《伞于华南虎》。

2008年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举行手机漫游费降价听证会，郝劲松用特快专递报名旁听，被国家发改委以“会场条件限制”书面拒绝。国家发改委和信息产业部拒绝公开会议地点及听证会代表名单。1月21日郝劲松向北京一中院递交诉状，起诉国家发改委要求撤消国家发改委拒绝其旁听的行政行为，一审二审法院均裁定不予立案。1月21日郝劲松得知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市河南大厦举行时，入住河南大厦，1月22日在听证会举办地河南大厦，很多记者被拒绝进入会场，郝劲松在大厅展现其行为艺术作品《黑色花瓶与听证会》，指听证会隐蔽、秘密、不公开、黑箱操作，象花瓶一样是摆设。在听证会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现场，郝劲松手持发改委书面答复跳上椅子，质问国家发改委官员以“会场条件限制”拒绝公民旁听是在撒谎。郝劲松随后在天涯论坛发表文章“我在手机漫游费听证会现场的24小时”。

2008年10月，郝劲松介入杨佳事件，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用公民身份向上海市公安局质询杨佳案件情况，申请杨佳案信息公开。申请公开的内容：杨佳2006年在太原火车站与民警发生肢体冲突的有关信息；杨佳案发后其母亲王静梅在何处，人身自由是否被限制；2007年10月杨佳与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发生冲突被强行传唤后询问笔录是什么、录像内容是什么；2007年10月杨佳骑自行车被上海闸北公安分局民警盘问，盘问时进行了录音，录音内容是什么；以及“上海公安局在接到杨佳投诉材料后是否进行了调查，调查处理结果是什么等5项内容。郝劲松所提出的5项信息公开申请，所得到的答复均为“你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和《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上海警方的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官僚气息严重，但是毕竟被逼回复，我认为回复的本身意味着郝劲松的胜利。

前不久，郝劲松介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效果也相当好，这里不花时间说了。郝劲松目前已介入“足球打假”事件，后续消息我们以后再看。郝劲松就是用“蚂蚁搬家”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为我们的社会进步做贡献。他的技巧正如他个人所言：“当你去推动政府的时候，你首先要让政府觉得这个力量它是能承受的，是安全的，目的是要把它往前推动。在这种状态下政府是安全的，你也是安全的，跑道以外的人也看到了郝劲松是安全的”。郝劲松每次挑战一个利益群体的时候，都通过互联网和各行各业的人士接触，以期获得强大的社会支持，动员“社会蚂蚁”，搬走“公民社会”不需要的东西，搬来我们需要的东西。

总结

从事公民政治运动和维权的活动者，特别是新近加入到这个行列的朋友，身单力弱，所以需要寻找庇护，需要借势，寻找“保护伞”。当然也可以自造螺蛳壳，自制保护伞，不过有一歌词不要忘了，“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蜗牛爬得慢，是因为它自造的壳太重，如果是借别人的壳，就没有问题了。

作为一个势单力孤的社会活动者，一定要知道一个公式：风险=既得利益团体能量X社会活动者的脆弱÷ 社会活动者能力。如果爬得太慢，自身脆弱性大大增加，很容易就会被那天上的老鹰啄了去，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要尽一切手段快快长大，尽快度过危险期，而学习寄居蟹，寻找“保护伞”，是其中的一条捷径。你看，刘晓波先生不是也沿用“国际笔会”的知名度，不就把中国的公民运动者和维权者链接在一起，组成“中文笔会”、并取得“骄人的业绩” 吗？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借壳”。这里面的道行很深，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有心的读者不妨自行揣摸。

2009年12月10日

 

钟教授在“报告”中除了对普世价值给予逻辑混乱的批判外，还开辟了一大节专门用来对《零八宪章》进行竭尽攻击之能事。这里有一个小的背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认同。不仅自由主义学者、持不同政见者大力宣传普世价值，而且一批体制内的精英人士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展普世价值的宣传。如2006年底，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就公开撰文称赞“民主是个好东西”，他认为“民主保证人们的基本人权，给人们提供平等的机会，它本身就是人类的基本价值”、“民主是人类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俞可平宣扬“民主”的这篇文章不仅在中央党校的机关刊物《学习时报》上得以发表，而且中共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日报》还加以转载。更为令人瞩目的是温家宝总理也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自己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如2007年2月26日温家宝在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科学、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这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在同年的3月18日答法国《世界报》记者提问时，温家宝再次重申：“社会主义与民主、法制不是相悖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到2008年12月9日，在张祖桦、刘晓波等人的推动下，303位体制内外的中国公民（包括学者、律师、作家、公务员、工人、农民、企业家等）联署公布了《零八宪章》，《宪章》总结了近代以来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经验和教训，钩沉了中共建政以来所制造的诸多人权灾难和国家悲剧，分析了中国社会当下面临的诸多矛盾和危机，最后提出了六项基本理念和十九条基本主张。《宪章》公布后，一方面得到了众多民间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如潮好评，另一方面，由于《宪章》对近代以来的普世价值进行了系统的陈述和编列，并对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提出了总体方案和具体目标，因而它一经诞生，便引起了官方保守集团的集体围剿。不仅执政党的头面人物发话“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决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两院制”外，御用学者如陈奎元之流也纷纷撰文批判普世价值论，以抵制《零八宪章》的影响。

而钟哲明教授在北京交通大学对《零八宪章》的攻击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钟教授认为《零八宪章》的出台是“一件不能掉以轻心的事情”，认为“《08 宪章》把这些年来他们鼓吹的西方普世价值、政治制度和私有制，通通集中起来成为对抗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认为“有人也想把社会主义中国搞乱、搞散、搞垮”，并不怀好意地把“军队”抬出来，十分阴险地指出：《08宪章》出笼后的12月下旬，胡锦涛同志在军队一次重要的会议上提出当代革命军人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意思是提请最高当局在某个适当的时候，再把军队搬出来对付《零八宪章》！

在这里我不想更多地揣测钟教授的险恶用心，我只想再次指出判断一切是非成败的标准就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错《零八宪章》确实是一部有关“普世价值”的宣言，无论是其中的六项基本理念，还是十九条具体主张，只要它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需要，只要它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只要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和繁荣，那么不管它叫“七七宪章”还是“零八宪章”，先“拿来”用了再说，毕竟中国改革“老大”邓小平自己就说过“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而《零八宪章》中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以及分权制衡、开放党禁、撤销政法委、军队国家化等政治主张的伟大意义已经为众多的自由民主国家所证明，它也是中国人民的需要，也必将为中国人民的未来实践所证明。因此，《零八宪章》并不是如钟教授所宣扬的那样“想把中国搞散、搞垮”，相反它是为了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繁荣的中国，是为了十三亿中国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永久福祉而书写的一部伟大宣言！

当然钟教授对《零八宪章》的公开批判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零八宪章》公布后，执政当局采取了“鸵鸟政策”，表面上假装不屑一顾，不许官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宪章》的文章，同时利用“防火墙”将与《零八宪章》有关的信息一律过滤掉。但11月14号，钟教授批“普世价值”和《零八宪章》的文章被挂在了教育部网站上，这等于教育部与钟教授联手再一次为《零八宪章》的传播做了一次免费广告。毕竟钟教授在自己的“报告”中比较详尽的将《零八宪章》的主要理念和主张说出来了（如钟教授在文章中自问自答地说到：“08宪章”是什么内容？它的基本理念是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基本主张是修改宪法，要把那些普世价值弄到宪法里面去。再就是搞分权制衡，司法独立，撤销党的政法委， 实现军队国家化，共产党退出军队，公务员保持政治中立，设立人权委员会，保障人权，开放党禁，政党活动自由，搞多党制等等。还要把刑法里面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条款废除。除此，还提出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推进土地私有化，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应该给钟教授颁发一个荣誉奖章，哪怕他是歪打正着，我们也该向他表示感谢！

在钟教授的这篇报告里还有其它一些非常错误的观点，如污蔑台湾、韩国、泰国乃至伊拉克的民主化，认为在伊拉克搞民主把伊拉克变成了“战争地狱”，可是钟教授也不想一想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又制造了多少人道主义灾难，面对几十个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钟教授是不是也认为他们都死得活该呢？更何况，发生在今天伊拉克的诸多爆炸并不能为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提供反证——它进一步说明了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具有重大的现实紧迫性！

再看钟教授对台湾、韩国、泰国民主的污蔑，说什么“大家看看新闻就知道现在台湾搞的政党模式多么混乱，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动不动就游行、打斗。韩国、泰国都是多党制国家，现在的局面有目共睹。上台都靠金钱投入，下台后互相倾轧，贪腐坐牢的，跳崖自杀的，出国逃亡的，什么都有。”从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的言论里可看出钟教授现在糊涂到什么程度。如果不是“党外有党”，如果不是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如果不是分权制衡——一句话，如果不是民主制度的话，请问大肆贪污公帑的陈水扁“总统”及其家人能被关进监狱吗？执政者因腐败问题被依法送进监狱——这不是民主的优越性反而成了民主的罪过？真是让人“郁闷”！我猜想钟教授大概是在大陆的一党政治下被“和谐”出了心理惯性，看到大陆领导人下台后没有一个人被揭露出有贪腐问题，没有一个人因为腐败问题而被送进监狱，所以就一口咬定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甚至为当今的陈水扁叫屈，这实在是“脑残”得有些夸张，连江泽民、李鹏都会感到脸红的。至于攻击他信流亡国外、特别是攻击卢武铉跳崖自杀，可以说是钟教授脑残得有些丧心病狂了。建议钟教授最好不要去伊拉克、台湾、韩国等地去旅游公干，否则说不准会像那个曾经鼓吹满清帝王大搞文字狱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阎崇年一样——冷不丁挨上路人一个嘴巴子。

钟教授在文中还谈到所谓的“执政合法性”问题，钟教授说“现在西方有些反华的人也承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历朝历代都做不到的富强。什么叫执政的合理性合法性？这就是！”

好一个“这就是”，我想告诉钟教授的是，首先，中国现在是既不“富”。若说富的话，只是一小部分官僚贵族集团及其依附势力因掠夺鲸吞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而“先富”起来了，如《上海证券报》、《时代周报》、《人民政协报》、《青年时报》等4家报纸近年均报道过中国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富人及高干子弟的手中这一事实——报道说0.4%（约150万）的家庭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广东《时代周报》在2009年6月25日的报道中说，“中国财富的确在以全球最快的速度流入富人钱包。据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科院等部门一份联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截至2006年3月底，中国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含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在超过1亿元以上的富豪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占据了亿元户的91%，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而考证其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资本。”而大部分人民也就是一个温饱水平，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据温家宝总理的数据，若按625元脱贫线划分，中国农村仍有贫困人口3000万左右，如果把标准再提高200元（年收入达825元——官僚们的一顿饭钱），那么农村贫困人口就是9000万。 而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贫困标准的话，中国农村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的贫困人口至少在1.7亿人。

其次，中国现在也不“强”，不管中国现在有多少核武器，有多少飞机、坦克和大炮，钟教授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2001年前后，中国最高当局竟然将满清时代沙俄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给合法化了，因为中国政府与今天俄罗斯政府在东北边境上的重新划界就是以这些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从而使150多万被沙俄侵占的土地再一次被中国政府从国际法的意义上“出卖”掉了。除此之外，中国在东海油气田问题上、在钓鱼岛问题上、在南海列岛等问题上更是表现得软弱无力，甚至还不如香港、台湾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

可见中国并没有“富强”起来，钟教授所自鸣得意的“富强”感只不过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的游戏而已，欲以“政绩”突出来为专制强权做辩护，以为让老百姓生活整体改善了一点，专制政权就取得了“合法性基础”，就可以继续理直气壮的专制下去，这实在是缺乏有关“合法性”的政治常识。

一个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什么？

答曰：来自于人民的民主授权——这是唯一的答案。请钟教授翻开《零八宪章》有关“民主”的章节里，《宪章》说：“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统治经过人民选择；公民享有真正的选举权，各级政府的主要政务官员必须通过定期的竞选产生。”甚至早在240多年前的杰斐逊就在《独立宣言》中宣布道：“政府之正当权力，是经被治理者的同意而产生的。” 而且杰斐逊明确说“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可惜的是钟教授既不思考读书，又不调查研究，远离人民群众，结果耳目失聪，连有关政权“合法性”的基本常识都弄错了，实在是该打板子。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中国被什么“包围”的问题。

钟教授引用新加坡学者郑永年的话说：“如果看一下地图，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核武器所包围的国家”。是的，客观上讲，中国的周边是分布着四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如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也许再加上半个朝鲜。但除了俄罗斯外，其它所有国家的所谓核武器都不足以威胁中国。当然钟教授的问题落脚点并不在核武器，而是说，美国通过中国周边的民主国家和半民主化国家的扩张，正在对中国形成包围，且这种民主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这话是有道理的。今天的中国周边除了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四个国家与中国属“同类项”外，其它如东边的韩国、日本、台湾，南边的菲律宾、泰国、印度、尼泊尔，西边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北边、西北面的蒙古及前独联体国家等均是民主化或半民主化的国家或地区，不仅如此，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印度、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也唯有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中国——我的祖国确实处在“民主世界”的包围中！

怎么办？

是继续抵制“普世价值”，还是顺应历史潮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邀请钟教授聆听一下半个多世纪前的共产党人的声音——在美国国庆日的1944年的7月4日，中共领袖周恩来领导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我们共产党人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了的工作，它一定会得到而且已经得到民主的美国的同情”。在当年的3月30日，同一个《新华日报》还载文说：“民主的潮流正在汹涌，现在是民权的时代，人民应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身体的自由是真理，实现民主政治是真理，真理是要胜利的，所有高举民主的大旗奋斗着的世界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胜利的。”

也正因此，希望钟教授不要再固执己见、冥顽不化，不要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不要再犯世界观、价值观与方法论的错误，不要再抱着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放手、不要再站在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要再为权贵集团的既得利益去做破绽百出的辩护；回归人权、人性和人道，回归以民主、自由、人权、平等为核心价值的普世价值中来，以实际行动相应《零八宪章》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铸造中华民族骄傲于人类的繁荣、灿烂与辉煌！

上海维权人士冯正虎因回国被拒，被迫滞留日本东京成田机场，已经40多天了。

40多天来，这场真人版的《幸福终点站》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众。世界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前来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各地包括国内，都有很多人，通过电话、互联网和冯正虎联系，表示支持慰问；每天还有大量的旅客经过机场通道路过冯正虎落脚的地方，亲眼目睹这一场景。旅客们忍不住议论纷纷：“中国怎么了？这个政府怎么可以拒绝自己国民回国?”“中国没有人权，太悲哀了！”

按说，这些年来，国内的那些被当局视为敏感人物或麻烦人物的，持合法护照出国又回国的已经有很多了。这中间，按国际知名度，有的比冯正虎更出名，有的没有他出名；按政治观点，有的比冯正虎更激进，有的更温和；按参加维权活动或异议活动的时间，有的比冯正虎更长，有的更短；按影响力，有的更大，有的更小；按他们在海外逗留期间的表现，有的比冯正虎更高调，有的更低调。这些人都能顺利入境，偏偏冯正虎被一次又一次地阻拦在国门之外。

由此可见，在如何对待这些持合法护照的敏感人物麻烦人物的回国问题上，中央政府并没有一套统一的政策或标准，全凭地方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有关方面自行其是。冯正虎是上海居民。看来，上海方面最热衷用非法手段把敏感人物赶到海外。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笔名小乔的李剑虹女士也是持合法护照，不久前也被拒绝入境。上海方面无非是想：把你们赶了就赶了，谅你们这些屁民也翻不起什么浪。尽管早在今年8月份，冯正虎就有言在先，宣布了他打算在这一次回国被拒后所要采取的这种抗争方式，并且明确指出这将给中国政府造成怎样难堪的效果，指望当局能看清利弊，做出明智的决定，让他回国。但有关方面冥顽不灵，仍然置之不理。他们显然没料到冯正虎的抗争竟能造成这么大的反应。

这里，我们必须告诉中国当局，冯正虎还留在机场，实际上是在给你们留下改正错误的机会。冯正虎在12月14日的《每日纪实》里写道：“看来，一直要住到明年6月签证到期，才可以离开机场。没有签证的话，日本人就有理由遣送我回国，飞机票也免费了，反正现在快乐维权一阵，最后还是可以回国回家。”

不少人关切地问，冯正虎今年55岁，不年轻了，机场通道显然不适于长期居住，若继续坚守下去会不会影响健康？有人建议，冯正虎不妨暂且进入日本，待略事休整后再搭乘飞机回中国。可以想象，一旦冯正虎宣布再次启程，各界人士以及媒体必然会高度关注；倘若上海方面再一次绑架冯正虎送回日本而冯正虎本人再度滞留机场，立刻就会成为各大媒体当天的醒目新闻，故而其影响和压力不会比现在弱。应该说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不过又有人提醒说，如果冯正虎离开机场，过些日子再搭乘飞机回国，航空公司是否有可能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不让冯正虎登机。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冯正虎此前七次回国被拒，其中第二次、第四次、第五次和第六次共四次就是航空公司阻止他在日本东京成田机场登机造成的（这四次的时间和航空公司分别是：6月17日，中国国际航空公司；7月2日、7月9日、7月16日，美国西北航空公司）。冯正虎已在日本向这两家航空公司提出起诉，官司正在进行之中。当然，今非昔比，在这次事件后，冯正虎声名大噪，各方助力大增，航空公司未必还敢阻止冯正虎登机。另外，冯正虎第七次、第八次搭乘的全日空航空公司不曾拒载。

我以为，因为法、理、情全在冯正虎一边，主动权也在冯正虎手里。根据此一事件已经造成的效应，接下来冯正虎不论是继续坚守，还是暂且进入日本休整，择日再出发，都是可取的。由于冯正虎在机场通道已经度过了40多天，眼下，我们应吁请红十字会的人员前去给他做体检。

最后，我要强调的是，假如中国政府一意孤行，硬是把冯正虎制造成难民（事实上，冯正虎早就有充分的理由在海外申请庇护了），对中国政府而言，那决不是麻烦的消失，而是麻烦的永久化、固定化。以后，中国政府及其御用学者们又在对外宣扬中国依法治国、法制进步、人权改善时，人们只要提到冯正虎事件就够了。只要有人举起写有冯正虎名字的标语牌或者是冯正虎滞留东京机场的照片在那里一站，那就足以把中国政府的精心宣传击得粉碎，也足以让所有那些试图为中国政府辩护的人哑口无言。

2009年10月26日，贵州历届人权研讨会的人权捍卫者聚会在贵阳市河滨公园，大家经过商讨，一致通过启动2009年贵州第五届人权研讨会“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

下午3点半，在河滨公园的中心位置，大家打开了一面自制的有联合国徽章的旗帜，上面大字写着“公平正义，你我有份”，下面注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正式启动了2009年第五届人权研讨会“世界人权日”的纪念活动仪式。随后，大家走向街头，其中李任科、陈德富、陈西等向民众散发了联合国文件《世界人权宣言》，并向民众宣传人权思想。

我们从2005年举办首届人权研讨会至今，现已是第五个年头，尽管受到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但我们始终坚持强调人权的普世价值。出席此次启动仪式的有：全林志、申有连、陈西、廖双元、吴玉琴、黄燕明、莫建刚、杜和平、王藏、张重发、陈德富等。其间，陈西、吴玉琴、申有连、杜和平、莫建刚等发言表示：在一党专制下，长期的压制使民众渴望得到人权和人的尊严；之所以每年举办这样的活动，是因为中国民众普遍有对人权与尊严的渴望，希望在中国建立以人权为基础的宪政与法治制度，而执政党则对此进行践踏和镇压。

为此，贵州人权研讨会每年都会在“世界人权日”期间开展各种活动，宣传人权思想。贵州人权研讨会将人权作为自己的使命，关注中国民众在现实中面临的不公正和人权侵犯。我们由人权来审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人权是国家繁荣昌盛和法制的试金石。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人民践踏、打击和镇压，那么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就来临了。人们将起来争取人权、自由、民主，人民将在宪政与法制建立中，获得人权保障和做人的尊严。

从贵州第五届人权研讨会启动以来，国保多次传唤我们的成员，而且不出示相关手续。11月13日，廖双元、吴玉琴夫妇在人权座谈会结束后，被国保强行带走。他们被带到国保支队后，分别被叫到一间房子里问话，问的最多的就是：是谁写的第一号公告？是谁照的像、发送的照片？是谁做的旗子？谁出的主意？谁召集的？等等。经过20多小时的轮番不休的审问，国保没有收获。其间，廖双元进行反驳，与国保人员还发生了诸多冲突。20多个小时持续的审讯和寒冷侵袭，廖、吴二人未得合眼，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吴玉琴更是水米未进，以示抗议。次日下午3点钟，他们俩才被释放回家。

11月22日下午2点30分，贵州人权研讨会在贵阳河滨公园召开人权讨论会。大家来到现场，警察们也来了。会场气氛表面上平和，但是暗里“剑拔弩张”。将近3点，一名警员以威胁口气命令陈西说：“把那个东西交出来！”陈西迫不得已地从挎包里将贵州人权研讨会的旗帜拿了出来，警员一把夺了过去。同时，全林志被强制带离会场，不知去向。但，我们的讨论继续进行。此次活动由陈西主持会议，杜和平主讲《王阳明的“心学”与人的的权利》。

12月1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公布纪念“世界人权日”活动安排：本着公开、理性、合法、合理、审慎、负责任的态度，由个人自制各种标志，主题是：“公平正义，你我有份”。表达对人权、民主、自由、选票、公民权利的诉求。活动时间：从人权周12月7日开始，到12月10日止。人权捍卫者可以上街散发《世界人权宣言》、《零八宪章》及相关宣传资料。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大家集中在贵阳市河滨公园中心，在没有警方干扰的情况下，演讲、朗诵诗歌、交流维权经验；在有警方干扰的情况下，静坐和在公园内默语游行。我们提醒参加者要注意安全，最好不要和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12月3日下午3点左右，感冒病重的我被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强行传讯，在公安局里受到两名警员的讯问。讯问中充满着威胁和打压的气氛。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就是不准参加纪念“世界人权日”活动。我向他们指出，纪念“世界人权日”的所有活动都符合中国宪法，并且强调贵州人权研讨会所倡导的“人权与尊严”这一主题和《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的原则是一致的，它丝毫不会给社会带来动荡，相反在宪法和人权的框架内，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和睦。警方却认为，“国家现行的制度你们是清楚的，说白了就是一党专政！上级下达命令不准搞，我们就不准你们搞。”并说“我们不想威胁你，如果你们执意要这样做，陈西、廖双元和你都属于我们打击的对象”。警方强调12月7-10日不准我们出现在纪念“世界人权日”的活动现场上，否则后果自负。我向他们表示，“世界人权日”是联合国定的纪念日，只要我们人没受到警方的强制限制，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去现场，纪念“世界人权日”。

12月4日下午2点半左右，大家照例陆续来到河滨公园举行人权纪念活动。此时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派出大量的警员守住了通往人权捍卫者聚会地点的路口，强行阻拦和驱散。其间，警员厉声对吴郁说：“都回家吧，否则我们就要抓人了”。杜和平被警方当场带走，不知去向。3点左右，我带病赶去，通告大家我昨天被传讯，廖双元、陈西可能已被软禁，于是大家离开河滨公园，去“民权广场”活动。

12月6日，贵州人权研讨会原商定在黔灵公园聚会纪念“世界人权日”。上午10点半，大家陆续赶向黔灵公园。但是，许多人在家门口、路口或公园门口，遭到警员强行阻拦。有些人则冲破关卡进入公园内，黄燕明、朱正元、莎莉以及随后赶到的我走向约会地点风雨红桥。将到时，一贾姓警员将我扯住，僵持间，来了一辆灰色的轿车，他们把我推进了车里。此时，维权人士陈德富已被劫持在车内。他告诉我，这里已经被包围了，有很多的警察，两边的道路都被封锁；警察搜查了他，一个姓焉的警察对他宣布：“我代表政府宣布，凡是用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名字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属于非法的。如果违反这条禁令，将受到严惩。”

当日，陈西走到黔灵山公园大门口时，被国保挡住，强行用车送回家中，并不准出门。黄燕明、朱正元、莎丽在到黔灵湖公园内后，被警察拦截，双方发生了拉扯，国保支队一大队长对他们宣布：“我代表贵阳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正式通知，你们的人权研讨活动是非法的，根据我们领导的指示，取缔你们的非法聚会，如果不走，就强制把你们抓起来。另外再通知，你们12月10日人权日的‘活动’是非法的，不准许到河滨公园去聚会，如果不听从劝告，到时候‘去一个就抓一个’。”张重发与全林志在黔灵湖边上，被国保人员强行截住，双方也发生了拉扯，警方收走了张重发的手机。田祖湘和范厚成被驱逐出公园，田的手机也被强行收走。

从12月7日到9日，贵州人权研讨会主要成员的家门口都坐着两个警察，他们走到哪里警员都跟着，并严厉告知他们12月10日不准到河滨公园，如果要搞纪念活动的话就是警方打击的对象；如果执意要这样做，警方可以不通过法律的手续把他们送去劳教，或拘留15天，出来再拘留。

12月7日早上10点，陈西被国保带走，被强行软禁在贵阳花溪的一所宾馆里，直到11日晚上8点左右才被释放。当日，申有连的家门口也出现便衣警察，正对家门口的一辆小轿车中有3人24小时对他和同屋居住的青年诗人王藏——此次纪念活动的两个主要成员——进行监控，他们出门就被紧紧跟随。

12月9日晚上8点，花溪区贵筑派出所十几名警察强行闯进了申有连的家中，将他和王藏两人带走，作客的冉先生也被强行带走。在派出所里，警方对他们进行了审问：明天的活动谁是召集人？活动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参加的人员有哪些？等等。申、王拒绝回答。到晚上12点，他们提出要求休息，但被拒绝。申有连向派出所所长提出的抗议也不予理会。警察们轮班看守着，强制他们不准睡觉。一整夜，他们顶着强烈的灯光，坐在讯问室一张残破不全的椅子上。12月10日下午5点，他们被释放回家，但被告知不许出门。

12月10日早，杜和平和我均被国保带到偏远的地区软禁，禁止我们出席会议。其他大部分主要成员也都被当局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控制，无法到达会场。被警方强行带走的还有田祖湘，他被带到离贵阳有40公里处的龙里县软禁。当日，李任科成功到达会场，但随即被警方驱赶并被带到派出所。直到12月11日警方并未对河滨公园和“民权广场”撤销禁查令，下午维权义工蒋德贵、范厚成、刘兴亮、陈阳娥、庸志明等去了河滨公园，但被警方驱逐。

此次2009年贵州人权研讨会举办的“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虽然遭到了警方的严厉打压和封杀，未能按原计划举办，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捍卫人权的信念和勇气。虽然主会场被大批警察围堵清场，但我们还是安排了其它一些小型纪念活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贵州人权研讨会前四届举办的人权日纪念活动虽然也受到当局的监视和骚扰，但是未曾像这次封杀得这样厉害。这显示，中国的人权状况没有进步，反而倒退。

贵州人权研讨会倡导的是《联合国宪章》及《世界人权宣言》的宗旨和原则，捍卫“人权与尊严”，这一主题是每一个人权捍卫者神圣的使命，也是每一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鉴于此，贵州人权研讨会坚持举办“世界人权日”纪念活动。尽管我们一直都遭到当局的打压、封杀，但动摇不了我们的人权信念。贵州人权研讨会冲破了重重阻力而走到了今天，这无疑是人权精神在中国的胜利！

2009-12-14

哥本哈根会议使气候问题成为国际政治的焦点，世界各个大国纷纷提出自己的碳减排目标，欧盟的目标是以1990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20~30%；美国是以2005年为基数到2020年减排17%；中国则作出了从2005年到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减少40~45%的承诺。

由于中国此前一直强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不愿在碳排放问题上作任何实质性承诺，因而，这个承诺作出后，立刻受到不少国际人士的好评。国内的媒体则更是到处将“减排20%”、“减排17%”、“减排40%”三个数据含糊地并列在一起，不断表扬自己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出大幅减排承诺的魄力和诚意，并高调批评美国和欧洲大国的不负责任与吝啬。

确实有不少明眼人已经看出，美国、欧盟的减排承诺和中国的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总量的减排，后者则是单位GDP碳排放的减少，但人们总是会模糊地觉得碳强度减40%也是一个不小的减幅。

当全球气候会议上，各个发达的大国都在严肃认真地思考应该承诺多大幅度的总量减排时，中国别出心裁地作出了减少碳强度的承诺。这就好比一群人聚在一起商讨一件大事时，一个最重要的当事者，却故意说着一种和别人都不一样的语言。为了使共同的协议有可能达成，首先必须将这个人所用的独特的语言翻译成大家通用的语言。

将中国所作的碳强度减少40%的承诺，换算成国际通用的碳排放总量指标，它的数值又是多少呢？我们看到，不少国际人士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GDP的高速增长，即使碳排放强度下降40%，其排放总量依然是增加的，但是，对其增加的幅度究竟有多大却大多缺乏清醒的认识。

笔者看到，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计算，假设从2005至2020的15年间，单位GDP碳排放下降40~45%，年均GDP增长率在8~10%，那么，在最少的情形下，即年均GDP增8%，碳强度下降45%时，中国碳排放的总量要增74%，而在最多的情形下，即年均GDP增10%，碳强度下降40%时，则要增加150%以上。也就是说，这个承诺实际上允许，中国2020年的碳排放总量是2005年的1.74至2.5倍。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个计算依然没有完全算出这个承诺的不受约束的程度。因为，国际上通常是用美元来计量各国的GDP的。由于中国按平价购买力计算的GDP远高于其按现价计算的GDP，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有着长期的升值潜力，这就使得以美元计量的中国GDP增长得更快。比如，2003年中国人均GDP为1000美元，2005年即达1700美元，2008年已为3300美元，5年就增长到原来的3倍多，按照这个增长势头，在2020之前将轻松超过人均10000美元。假如中国在2020年达到人均10000美元，（从现在的发展趋势看，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估计）那么，即便不考虑人口增长的因素，中国的以美元计量的GDP总量，在15年间将增加5.88倍。对应碳强度下降40~45%，2020年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可以增加到2005年的3.2~3.5倍。

也就是说，中国的将碳排放强度下降40%的承诺，实际上是允许自己的碳排放总量在15年间增长200%以上，而2005年时，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已是世界总量的17.5%。从1990年至2005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加了16%左右，即便之后的15年间全球碳排放总量增长20%，假如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增长200%，那么，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比重将达到43%。显然，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达到的数据，在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阶段，随着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单位GDP的碳排放将会自然下降。所以，从现在开始，即使中国政府在减排方面什么事都不做，那么，到2020年，它依然可以召开一个盛大的庆典，庆祝自己超额完成了在目前作出的“伟大承诺”。

我这么说，并非真的是指政府在减排方面什么事都没做（事实上，目前中国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对气候问题都处在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中），而只是想指出，2009年11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所作出的减排承诺，除了表演一种姿态之外，其实什么也没有承诺，它对中国的碳排放行为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约束力。大约是看懂了中国式承诺的机智之处，12月3日，原来不愿意作任何承诺的发展程度更低的印度也学着中国的样子，愿意将碳排放强度下降20~25%。

也许，会有论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而《京都议定书》对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并没有进行实质性的限制。在这样的情形下，中国主动提出将单位GDP的碳排放下降40%，虽然，这一承诺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约束力，但作出承诺总是一个积极的姿态，总比没有任何承诺要好一些。

确实在碳排放问题上，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以区别对待，特别是对那些发展程度很低，碳排放总量很小的发展中国家不作具体的限制是应该的。但是，中国的情形则有很大的不同。确实，从人均GDP来看，中国2008年是3300美元，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人均碳排放看，则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已经是一个“中等发达国家”。 而在排放总量上，2007年中国就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特别是在每年全球碳排放的增量上，中国的“贡献”犹为突出，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0%以上来自中国。

我们死死咬住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认定自己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无须在碳排放问题上作出“可测算、可报告、可核查”的承诺。其实，发展中的和发达的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同时也处在不断的变化中，从1997年到2009的12年间，中国不管是人均GDP，还是碳排放总量都有了成倍的增长，12年前，还无须承担和无力承担的责任，在12年后的情形中，则变得应该承担，同时也有能力承担。

试想一个碳排放总量全球第一，每年提供着全球碳排放增量的50%以上，人均碳排放也已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都不对自己的排放行为作出实质性限制的话，那么，世界其他各国难道还可能对此加以认真对待吗？即便他们想认真对待的话，也会无奈地发现，自己花了高昂的代价所作的少许减排，远远抵消不了中国所增加的排放量。

诚然，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虽然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的，只是美国的1/4，英国的1/2，这也就是中国要求发达国家承担一种单边的减排和援助责任的理由。眼看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将要接近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有关学者又独树一帜地发明了全球人均历史累积碳排放量的概念，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即便在人均碳排放量上超越一些发达国家后继续增排，提供了支撑。有趣的是，中国政府在国内问题上，总是劝导自己的国民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纠缠历史老帐，而自己在碳排放问题上，却死死地纠缠着他人的陈年老帐，却一再回避促成全球气候变暖的最紧迫的现实原因：谁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和谁提供了最大的碳排放增量。

还有人说，我们在碳排放问题上，可以自己努力减排，但是，绝不向别人作出实质性承诺，以免受制于人。但是，我们作为最大的碳排放国不作实质性承诺的同时，却高调批评发达国家，要求他们承担更多的减排和援助责任。我们自己不愿受制于人，却希望去更多地限制他人。其实，发展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概念，发展中国家想发展，发达国家想进一步发展。在发展中大国无限制增排的前提下，要想将一种单边的减排责任强加给发达国家是不现实的。美国正是由于认为这种单边的责任是不公正的，所以，拒绝了《京都议定书》，那么，在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的今天，更不可能在中国不作承诺的前提下，去承诺一种单边的责任，即便总统愿意承诺，国会也不可能批准。

协议的本质就是相互约束，假如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都不愿意受制于人，那么，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就不可能形成。要形成真正能够限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的协议，无疑，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世界各主要碳排放国对自己的排放量作出限制。有人会说，这种限制对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公正的。在这儿，“共同和有区别的责任”可以这样体现出来，发达国家是制定减排的目标；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制定增排量和排放峰值的限制性指标。假如，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话，本质上就是不愿承担任何责任。

在全球气候问题上，人类陷入了典型的博弈论的“囚犯困境”之中。“中国式承诺”的本质就是采取了“机智”的占优策略，在自己不作任何实质性承诺的同时，高调要求他人作出更多的承诺。假如，其他的国家都开始竞相模仿最大的碳排放国的这种“机智”时，最后，受到伤害的将是全球的环境，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

可以说，中国政府对全球气候变暖这个显得有点虚无漂缈的问题，本身并不在意，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很重视这个由西方人提出的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的焦点问题，很重视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和发达国家斗智斗勇。公正地说，这不仅仅是政府的态度，也是很多中国人的立场。对处于各种紧迫的匮乏性需求压力下的中国人来说，发展是第一要务，对于自己的发展方式，是否真的会导致未来几十年间全球气温上升1度或2度，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相信会有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人民对这一问题抱有相似的立场。也许，在气候问题上，只有发生了更大的灾难之后，才会惊醒在“囚犯困境”中相互博弈的各国政治家，从而达成真正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减排协议。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碳排放会导致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真实的科学判断，而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某些气候科学家制造的神话。那么，不可避免地中国将会处在越来越大的世界环保舆论的压力之下。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权问题还只是一个内部问题，别国假如缺乏道德热情的话，可能会对此睁一眼，闭一眼。但是，环境问题则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问题，它意味着一国的行为，对别国造成了真实的伤害。而碳排放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则提供了一个具有最广泛的负外部效应的例子，因为，这一行为影响的不仅仅只是少数人、或者部分人，而真正是关涉到全体的人类。

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提出了衡量一个超级大国的标准，那就是它创造的财富，要占全世界创造的财富的25%以上。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离这一标准还有相当的距离，但是，从碳排放上看，中国在2007年就已占全球总量的21%，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不远的将来，就会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成为全世界唯一的“碳排放超级大国”。不难想象，这将会引发世界各国多大的不满，以及“碳关税”等一系列反制措施。

中国假如真的想走一条和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那么，就必须痛下决心，改变目前碳低效的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中国单位GDP的碳排放量是美国的5倍），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必须对增排量和排放峰值作出承诺。可以说，人类未来在气候问题上能否达成有效协议的关键，就是“碳排放的超级大国”能否作出实质性的承诺。只有在中国作出实质性承诺的那一天，全球碳排放的峰值才会变成可预见的和可控制的。

2009-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