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洞洞舞女戴凤凰

采访缘起

在20世纪末的一张小报上,我曾读到过洞洞舞厅的暗访报道,不禁拍案惊奇。正考虑过两天去亲身体验一把,不料接踵而至的消息是,洞洞已被扫黄警察封死,令人扼腕。

然而在中国,这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地下声色场所,注定死灰复燃。尽管当政者用心良苦,一贯反腐倡廉,甚至抬出被新文化运动打倒过数次的“孔孟之道”,来教化大众笃信共产清教,但邓小平说过,发展才是硬道理。而生存比发展的道理更硬更黄,也更直接和无奈。

所以在2009年6月14日傍晚,得到确切信息的我,马不停蹄,由西向东,直趋猛追湾外围的老国企遗址。出租车在高楼大厦间钻来钻去,终于拐入一条背巷,接着突围,抵拢两排斑斑驳驳的老厂宿舍楼。

快9点了,黯淡路灯下,不明不白的人们,从四面八方向稍远处汇聚。那儿即是毛时代的防空洞、如今的洞洞舞厅入口。不用问路,只需随大流,我就达到目的。

执勤人员佩戴红袖套,望上去如临大敌,其实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我掏10块钱,购票入场。没坐位没服务,我只得百无聊赖,欣赏了一会儿劣质音响。舞池渐渐满溢了,接着舞池和观众席的边界模糊了,再接着人头沸沸扬扬,我的前后左右,全是蠕动的人形虫子。进退维谷,不入乡随俗者,要么是奸细,要么是白痴。刚巧有个圆滚滚的肩膀擦刮我一下,就顺势搂着,跳上了。

说实话,开头几分钟,我认不清她的脸;感觉算大龄美女,却没料到人家生于1966,与文革同龄。太意外了。

正文

老威:邓丽君翻唱的《夜上海》,真不错。我能请你跳一曲么?

戴凤凰:想跳就跳,不必文绉绉的。

老威:谢谢。

戴凤凰:我说了不必文绉绉的。伸手过来,这是腰,这是肩,抱紧点。钻这洞洞的牛鬼蛇神,至少五六百,你不抱紧,就如歌里唱的:眨眼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老威:对对。绿莹莹鬼火一片。所有的脸是同一张脸。

戴凤凰:音乐声太大,听不清楚。

老威:我说蛮有意思。

戴凤凰:那就先付10元。陪舞的通价。

老威:好好。

戴凤凰:今晚不热嘛,你的手咋个汗津津的?是不是来感觉了?

老威:没这么快吧。

戴凤凰:那就再兜两圈儿。脸贴脸嘛,便于交流嘛,随便摸随便摸。咋样,需不需要其它服务?

老威:太直接了。

戴凤凰:不图个直接,你会到这儿来?

老威:我、我、我……

戴凤凰:打飞机30,打站炮50,都是出浆付费。

老威:这是100元,拿着。

戴凤凰:你,干啥嘛?

老威:我憋得头晕。我们出洞去透口气嘛。

戴凤凰:哦哟,理解、理解。我碰到过你这样的怪癖男人,不预热硬不起来。

老威:是、是。

戴凤凰:可我不想走远。

老威:附近有个广东夜宵店。

戴凤凰:太贵,灯也太亮,浪费电。我们还是在街边吃麻辣烫吧,但不能超过1小时。生存压力大,没办法。

老威:我们长尾巴了!是不是便衣警察?

戴凤凰:在哪儿?

老威:电线杆子背后,推着一辆自行车,我们走他走,我们停他停。

戴凤凰:哦,那是我男人。

老威:你男人?!他晓得你干这个?

戴凤凰:跟20年前谈恋爱一样,他每晚都骑自行车,接送我上下班,多浪漫啊。

老威:叫他一块聚聚?

戴凤凰:客户和老公?这算啥子?放心嘛,他不会过来的,除非我出事。

老威:看样子,他挺疼爱你的。

戴凤凰:是不错。你也不错呀。

老威:可是……

戴凤凰:好端端的人家,谁愿意这样?穷啊。我儿子今年考大学,需要钱。可钱这东西,天上不掉地下不生,还得靠自己挣。

老威:挣钱路子很多。

戴凤凰:麻烦你指一条。

老威:这个……

戴凤凰:咱工人阶级的现实写照是,偷抢缺胆子;诈骗缺心眼;做生意缺本钱;找工作又文化偏低年龄偏大。

老威:工人阶级?国企职工?

戴凤凰:我在砂轮厂,我男人在柴油汽车修理厂。

老威:柴油汽车修理厂?晓得晓得,猛追湾游泳池斜对面,1980年代非常红火。

戴凤凰:老黄历了。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所以我男人当知青,为了招工回城,送了多少礼啊。终于进厂,做汽车修理工,又有多少人羡慕啊。文革结束,改革开始,邓小平上台,百废待兴,我们也算从激动人心的年头过来的。生产标兵、革新能手、三八红旗手、劳动模范,等等等等,锦旗满墙,奖状满箱,动不动就敲锣打鼓……

老威:当时有篇小说叫《乔厂长上任记》,写大刀阔斧改革,天天在中央电台播放,每个青工都人手一份。

戴凤凰:随后就一阵风,吹过去,我们的青春也吹过去。1990年代,朱镕基当总理,搞国企转型,减负割肉,就是所谓“二次改革”。一部分人先下岗,接着两三个月不发工资,再接着厂子瘫痪。东郊这边,几十家建国以来的国营企业,眨眼就没了。我男人那个厂,地皮早早就批发给房地产商,修20几层的住宅楼。

老威:成都老国企的地皮,都搞房地产开发了。黄金地段春熙路周边,属于原成都百货公司,地价炒到1亩1千万,可普通职工得到的一次性遣散费平均不足两万。

戴凤凰:贪官奸商勾结,层层盘剥,发了横财。作为卖方的签字代表,国企领导个个腰缠万贯,不少投资移民去西方养老。可怜的风光一时的工人阶级!劳累大半生,两三万块就打发掉了。

老威:这应验了马克思《资本论》里的名言:原始资本的每个毛孔都冒着泪和血。

戴凤凰:下岗快10年了,当时我们两人的遣散费加起来,不足7万块,这就是所谓“再就业基金”了。自行车修理、水果摊、小吃摊、服装店都搞过,我们没其它本事,就晓得起早贪黑。苦熬到上前年,所谓家庭资产也积攒到十五六万,在下岗职工中算百里挑一了,可是我妈妈又得了肺癌!

老威:哎呀,这可是吞钱的无底洞。

戴凤凰:撑了近1年,转院几次,我们兄妹3人,加上我男人弟兄两人,都耗得油尽灯枯。

老威:花了多少钱?

戴凤凰:40多万。我们这个家族,两代纯种的工人阶级,曾经让多少眼睛嫉妒!可如今一人绝症,全军覆没。仅癌症化疗的费用,每天好几百;最后喂不下东西,人体营养全靠输液,一瓶脂肪乳就300多;止痛的杜冷丁,一针几十,还说优惠我们……

老威:起不了任何作用,现在的医院,就是昂贵的屠宰场。

戴凤凰:可一旦上套,就退不下来。主治医师、主任时刻在打算盘,建议病人家属要用啥子啥子特效新药。我妈妈全天候输液,浑身爬满针眼,手臂血管堵了,插不进,就改插大腿根;大腿根不行,就插脚背。有一次脚背也肿了,护士硬来,把针头撇弯了。转眼间,血开始回流,大半截橡皮管变红。气得我晕掉,一把拔掉针头,破口大骂。主任闻声赶来,看了看,取下架子上的脂肪乳,对护士嘀咕:太浓稠了,拿去稀释一下,继续。

老威:恐怖。

戴凤凰:我妈妈临终,扣着氧气面罩,几十分钟就1针杜冷丁。我慎重通知院方,不再用药,不再做任何抢救,顺其自然吧。可那猪头主任,乘她老人家神志稍微清醒,竟当众大声问:“都这样了,您老还想活么?”妈妈一愣,两行泪水夺眶而出,尽管喘着,尽管说不出话,却还是一个劲儿点头。蚂蚁都不想死,何况人。但我们实在无能为力了。三兄妹加两弟兄,在医学院11层的癌症楼过道商量不出对策,就抱头痛哭。没钱了,啥都白搞。二哥说:只有卖我家的房子了。大哥说:卖掉房你又住哪儿?总不能让死人拖垮活人。二哥说:妈妈还没死,恐怕十天半月也死不了。大哥说:那我死。跟着就要翻窗户跳楼。大家急忙扯住。

可哪想到,当晚大哥真跳楼了。半夜3点过,整座楼相对安静,只有一两个人还在哎哟哎哟,可声音压得低,值班护士就躲着,假装没听见。妈妈病房的另一个人,中年人,傍晚才抬走。大哥抱妈妈起床,上厕所,她已经几个月没离床,瘦成一块肉干。大哥轻易就把妈妈从厕所窗口扔出去,跟着自己也跳出去。吧嗒吧嗒,梦游似的,就摔为肉饼。

老威:总算解脱了。

戴凤凰:夜深人静,虽然围墙外是闹市,也没激起丝毫波澜,直到天朦朦亮,才被门卫发觉。顿时成大新闻,上了当天报纸。怪谁?大哥么?说句不孝的活,还得感激他。丢下我们这些不敢死的,苟延残喘,该干啥干啥。

2006年,我40,残花败柳,可收拾打扮一番,马马虎虎。最先跟下岗姐妹一道,进家政公司,替人搞清洁,累几小时,才分20块钱。没办法,就听天由命,走上岔道。

最开始是个离休干部,参加过抗美援朝,76了,住水碾河。有次去他家搞清洁,他儿子把我叫到阳台,谈得挺好。也没直接提身体服务,只希望我隔天过来,陪陪老头,送点温暖嘛。我说你们这样高级的人家,还缺温暖?他说女人的温暖,做儿子的送不了。

老威:原来是丧偶多年的老鳏夫啊。

戴凤凰:中央大客厅,环绕六七个房间,像迷宫,如果有贼藏进来,绝对找不着。平时就老革命一人住,儿孙们只是偶尔来聚会。

老威:你干啥?

戴凤凰:洗衣、做饭、拖地板,更多时间是傻坐,陪同样傻坐的老革命。他看报我看报,他看风景我看风景,他嘟嘟嘴我就问干啥子?然后挨拢去,按按这儿揉揉那儿。有需要了,拿手帮忙搓搓。这把年纪了,上床也就拽着迷糊,有心做,也不成,那劳动强度,和爬一匹大山差不多。老革命真可怜!老伴儿死早了。

老威:你还可怜别人。谁可怜你啊?

戴凤凰:人家为党为国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我这小百姓不能比。

老威:他没个朋友么?

戴凤凰:我也奇怪。别的老同志嘛,打太极拳,练毛笔字,吹闲牛,下象棋,像叶剑英的诗:“老夫喜作黄昏颂,满目青山夕照明”,很豁达嘛。可他呢,一闷葫芦。听他儿子讲,老革命当人事局长时,风度翩翩,雷厉风行……

老威:该不是老年痴呆症的前兆?

戴凤凰:后来我才晓得,老革命犯错误了。

老威:贪污腐败,被降级处分了?

戴凤凰:跟我一样,他早就下岗,错过捞好处的最佳时机。有次我上街买菜,迎面碰着同院子的邻居,一戴眼镜的官太太。平时她挺高傲,不爱搭理我这类底层群众,那天却主动套近乎,递给我一支雪糕,还明知故问:某某局长的贴身保姆?人挺老实嘛。我的脸顿时热辣辣的,也明知故问:保姆就是保姆,啥子贴身嘛?她忙解释,没别的意思,只觉得我的胆子大。我说打工挣钱,胆大胆小无所谓。老革命又不是老虎。不料她咯咯笑:他是只花花老虎嘛,登过报的,你不晓得?当心被吃肉尕尕。

老威:我听得云里雾里。

戴凤凰:唉,我也没料到。

老威:咋个?

戴凤凰:老革命找鸡,被联防抓过。

老威:哇噻!太前卫了!

戴凤凰:可能空虚吧。可能和儿女有代沟吧。总之那个傍晚,寂寞难耐的老革命出门闲逛,不知不觉走远了些。在尿巷子内的茶铺,歇了一会儿,又慢慢往回转。恐怕是鬼引路,他拐进一边边街,正嘀咕“还没来过”,两面街沿的卷帘门就稀里哗啦开了,亮出一二十家隐身发廊,像超级金鱼缸,里头款摆的全是昼伏夜出的发廊妹。接着是鬼上身了,他稀里糊涂就叫拖进去,灯红酒绿,刺得他眼睛都睁不开。

老威:这么无辜?

戴凤凰:我看了那张报纸,写得太龌龊。受过共产党多年教育,都德高望众了,咋个会不顾老脸,主动钻鸡窝?不合常理嘛。肯定是小姐们连拖带拽,绑架去的。呸,想钱想疯逑。

老威:白果林的著名鸡街,发廊妹和流动野鸡屡屡哄抢过往客人,互相之间还打架呢。

戴凤凰:所以老革命跳府南河也洗不清。抓嫖抓赌都是肥差使,联防和警察十天半月就要定点拉网,发威风财。老革命倒邪霉,光溜着下身,遭逮个现行。进派出所,罚款5000元,兜里不够掏,就通知家属交钱取人。缺德家伙们,立马把消息捅给记者。见报一炒作,老革命就中倒头彩,成为本市乃至全国,史上最高龄嫖娼犯。

老威:哇噻,太风光了!

戴凤凰:人家落到这地步,你还幸灾乐祸?没心没肺嘛。

老威:对不起,对不起。

戴凤凰:我继续帮了他两年,包3餐,每月净得两千。老革命相当自尊,轮不上我去提醒他“那儿跌倒那儿爬起”之类。

老威:后来呢?

戴凤凰:门前冷落车马稀。官场绝了往还,亲戚邻居也疏远,就剩我这不沾亲不带故的,日日守望。有时老革命翻箱倒柜,拿抗美援朝的老照片给我看,他得过3枚战斗勋章呢,真厉害。他叹息说:革命一生,经不起错误一次呀。唉,如果不是隔了两代,如果没有老公娃娃,我就嫁他。不悔。咯咯咯,胡说了。

去年春季,老革命静久思动,刚出门,就在楼梯口中风。脑溢血,没抢救过来。丧事办得冷冷清清,老干处和人事局派人送了花圈,居委会连花圈也没送。他的儿女租下能装200人的大丧伙棚,设灵堂,摆了20几桌麻将,可东请西求,才凑够两三桌。那些吊唁的,匆匆鞠个躬,就昂首拂袖而去,根本不落屁股。伪君子!势利眼!我心里骂,你们没乱搞过?这个死人可比你们这些假惺惺的活人干净得多!

老威:你也善始善终了。

戴凤凰:还得生活,还得挣钱。大地震以后,下岗的更是铺天盖地,连大学文凭都求不着食,我们这种等而下下之的,咋办?

老威:你与老革命的特殊关系,你男人可晓得?

戴凤凰:他只晓得借酒浇愁,坐以待毙。

老威:你们还有爱么?

戴凤凰:有嘛,贫富死活都绑扎一团,不叫爱?但爱填不饱肚子嘛。儿子眼看考大学,只能豁出去了。

老威:作为男人……

戴凤凰:作为男人咋个?他快1年没工作了,我得养着他们父子俩。换别的女人,早离家出走了。我死撑着,证明还有良心,还有责任感。两口子,心里都憋屈,平常就别交流,免得哭啊闹啊,浪费感情,又丝毫解决不了问题。有那么一回,我从洞洞舞厅下班,都两三点了,却不见他的自行车。我急了,与几个姐妹分头找,才发现他跟俩哥儿们喝酒,已经瘫地上。我只好反过来骑车带他,快拢家门还摔一跤,气得我坐在街沿上呜呜哭。他到底清醒了些,就噼里啪啦捶自己脑壳,连吼几声“没用啊没用啊”。哪个男人愿意这样?

老威:你来这儿多久了?

戴凤凰:我打小就在这儿。两三岁,父母挖防空洞,我就蹲在土坎上看。当时,中苏珍宝岛之战刚打完,有关原子弹和氢弹的宣传画铺天盖地,似乎洞挖得越深,防弹性能就越好。毛主席号召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老威:毛主席可没想到三四十年后,防空洞演变成洞洞舞厅。

戴凤凰:中国人喜欢挖洞,你看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北方农民靠挖洞,打败了日本鬼子。革命圣地延安,全体住窑洞。直到解放后,直到我们这代,对挖洞也情有独钟。世界大战没打,可全城性的警报经常呜呜响。记得林彪副主席叛逃苏联,飞机坠毁在外蒙温都尔汗前后,我们动不动就跟着大人钻防空洞,密密匝匝的人群,像蚂蚁搬家。战争疏散演习嘛,警报有时响3分钟,有时响5分钟,大家煞有介事,挤成一团,放屁也得夹着,死等那“空袭解除汽笛”。

老威:全国人民都在玩游戏。如果将各地的防空洞连为一体,相当于七八个万里长城嘛。

戴凤凰:所以最先有人提到洞洞舞厅,说里面如何如何闹热,如何如何见不得光,我一点儿不吃惊。由于大地震,由于和“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形象不符,洞洞被封了半年,重新开放时,据说比原来还火爆两倍。于是原单位姐妹一邀约,我就来了。哎哟,真是天上地下,啥子牛鬼蛇神都出笼了!

老威:打退堂鼓了?

戴凤凰:40多的婆娘,到哪儿都有进无退。况且,这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当年我们在这儿跑警报、藏猫猫、抓特务、打游击时,一半舞客还没在妈妈肚子内发芽芽。

老威:可在风月场,这不占优势。

戴凤凰:时过境迁,从前“领导一切”的工农兵,眼下都属“弱势群体”。就认帐嘛,知足常乐嘛。就如现在,与你胡扯一通,还挣钱,运气不赖。如果每月凭嘴巴,赚个三四千,我就成电视节目主持人啰。

老威:作为洞洞舞女,你算祖母级吧?

戴凤凰:啥子祖母级?外国电影里,我这年龄段的女人最有魅力。

老威:误会误会。

戴凤凰:客气客气。

老威:干杯干杯。

戴凤凰:我只喝饮料,沾点儿酒,浑身通红。做舞女,头脑清楚比较好。与我类似的下岗女工,每晚几十个,或多或少都能赚点。即使不搞其它的,正常陪舞,一曲10块,就算跳10曲,也有100块。

老威:能接到10个舞客邀请么?

戴凤凰:太文绉绉了。舞池里像煮饺子,只要你进入,就浑沌一片,辨不清你我他。男的随便搂随便抱,女的也一样,不过古今中外的规则都是男的付费嘛。

老威:没选择余地?

戴凤凰:有,但反应要快。舞曲渐起,你马上说算了就算了;等到兜一圈,你才说算了,肯定给钱才能算了。

老威:不给呢?

戴凤凰:轻者罚款,重者挨黑打,还要被执勤人员撵出去。

老威:这样谁敢来嘛?

戴凤凰:洞洞舞厅搞了十几年,风风雨雨,开开关关,没听说缺过人。

老威:洞洞外面停了大片自行车,都类似你们家情况?

戴凤凰:你指男人骑车接送?我熟悉的姐妹中,有五六对,大家碰面还打招呼呢,家庭感情不错,才能做到这点。一般情况嘛,与过去上班似的,自己骑车来,或者吃完饭散步来。男人们心知肚明,不闻不问。

老威:这是一种人生?

戴凤凰:这是一种活法。也许防空洞时期,就注定我们多年后,会在里面赚钱。幸好毛主席仁慈,死得早,还为我们剩了点点青春的尾巴,我们死拽着,脸上多抹些化妆品,进洞洞还可以“让时光倒流”。近视加想入非非的各种男人,还可以在灯光的作用下,把我们当成30岁,过分一点,二十八九。男人也一样,明明五六十了,甚至奔七了,还自以为三四十,从不过五。你见过60岁大爷染红毛没?我见过,他说只有28,我就装作天真少女样,夸他年少老成。结果他一兴奋,啥都没干,白给我100块。骗嘛,空欢喜嘛,白天真实残酷,夜晚何必那么真实残酷呢?本来两三代的青春,都叫共产党给耽误了,如果连青春尾巴也要斩干净,大家就同归于尽嘛。

老威:这儿算工人阶级最后的怀旧阵地了,挺悲凉的。咋样,叫你男人过来喝一杯?

戴凤凰:他吹着夏夜凉风,看着星星,挺好嘛。

老威:城里只有路灯,哪来星星啊?

戴凤凰:你过意不去么?就再给50块。我代表他谢谢。

西行漫记“新篇:中国红星的殒落

一年一度的书展,在“反o靓模”与“反反o靓模”的喧哗声中,今天开幕。涌往书展的人群中,除了关注写真、饮食、爱情的书籍之外,未知会否有人找到或留意笔者今天要谈到的书:《312号公路》,这本书上月底才出了中译本。它用生动的报道文学笔调,夹敍夹议地铺陈了一个值得所有中国人关心的问题:中国未来将变成甚麽样子?

作者齐福德(Bob Gifford)是哈佛硕士,学了20多年中文,他在结束多年担任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北京特派员之前,决定独自踏上312号国道,一条从东往西横跨大陆,由上海直达哈萨克边境近五千公里路程,他一路搭巴士、货车、顺风车和的士,目的是要巡视一遍中国历史与文化,寻找中国明天将会怎样的答案。

曾特首说六四后国家取得“骄人的成就”,最新的数字显示中国上半年GDP增长7.1%,超越全球,并预计全年国民生产总值会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外滙储备达21,000亿美元,亦冠于全球。但另一方面,藏乱、疆乱与各地群体事件不绝,不仅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而且“国富”与“民穷”更向两极飘移。齐福德在独自长途旅程中,与货车司机、妓女、艺术家、农民、推销员一路扳谈,倾听他们的声音,近距离接触底层。他说,从远处看,中国有如一个新掘起的超级强权;但他的旅程,却见证了中国的脆弱。

毛去世后,中国扬弃马列经济模式,跟当初引进这模式时一样地快。中国面貌迅速改变。从前跟现在,是怎样的对比呢?货车司机刘强对齐福德说:“从前,大家都穷,但大家都很真诚;现在,大家自由多了,就乱了,金钱让人性变坏了,现在的世界,人吃人。”齐福德说,“人吃人”的传神程度比英文Man eat Man要胜千百倍。中国今天实行的,不是文明的资本主义,而是“人吃人的资本主义”。就是中国这种独特的人吃人资本主义,带来国家经济、外交、军事的惊人发展。

“城乡贫富差距越见严重,引发许多农村暴动事件。以前由国家提供免费医疗,以及从摇篮照顾到坟墓的安全网,早已崩解,许多老百姓比从前更苦。此外,中国的急速发展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全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条河川,有16条在中国,经常面临缺水。”更严重是贪腐贯穿整个社会。一党专制国家无法进行政治改革,没有任何力量制衡权力无限的党政官员。

“经济发展创造的不和谐,不下于创造出的和谐。”“经济发展彻底改变中国的地表景观,也同样改变精神上的面貌,以及伦理道德观。”

西方世界对中国掘起的印象非黑即白,不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度讚美,并幻想中国能过渡成一个可以制衡政府权力的现代国家,就是退缩到冷战时期的思维,提出“中国威胁”的警告。齐福德认为,西方更应关注中国内部问题,如果北京不对日增的社会不平和环境破坏投入更多心力,中国将大难临头。而中国未来影响着世界变化。

不过,齐福德所遇到的中国各色人等,都不认为中国有可能从一党专政过渡到民主政体。

齐福德的西行漫记,对中国将变成怎样,没有确切答案,但明显并不乐观。回顾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三十年代,另一美国人斯诺(Edgar Snow)走访西北,探视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在陕北建立的民主政权,写下《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这本书被进步民主人士译成中文,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与发行,促使三、四十年代无数青年奔赴延安,参与中共的革命。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另一本“西行漫记”出版,它宣示代表革命时代的理想与真诚的红星已殒落。并藉一个中国司机之口说,“看看中国历史,改朝换代不过是换个皇帝罢了,这套体制从没变过……”

《312号公路》年前出版的英文原书名是《China Road》,副题是“A Journey into the Future of a Rising Power”。

从玉华:世上已无蔡元培

履新半年多的吉林大学校长展涛,把1位前任校长、3位现任副校长、1位现任党委副书记,从学术委员会的名单中删掉了。

这位“剪刀手”剪掉的远不止这5个,而是更长的名单。吉大近日修改学术委员会章程,规定所有学校领导和学校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一律不参加任何一级学术委员会,以实现“行政管理”与“学术决策”的相对分离。

改革,是因为不得不承认,大学病了,染上了官场的病毒。当北大不顾众多师生抗议,拆除三角地时;当广西一所高校,6位校领导隆重迎接教育部教学评估专家组女秘书时;当大学对“副部级”趋之若鹜,蜂拥着抢夺那幸运的第32个席位时……有人说“大学死了”。

蔡元培曾说:“大学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可我们的大学正在成为“机关”:市长兼了“校长”,局长兼了“院长”,财务处长兼了系主任,辅导员跳槽到了教师队伍:“博导”、“硕导”不够,还有“首席科学家”、“跨世纪人才”、“学科带头人”、“享受津贴者”……反正咱汉字丰富,名头拉得比拉面长。

可惜,世上已无蔡元培。

大学是该下“猛药”了。去年,武汉大学成立了校学术委员会及院系教授委员会,规定校院两级党政一把手不能担任两级学术组织的主任委员。结果是:某院开博导大会评博导,大会通过了3个人,院里行政领导一开会,人数变成了8个,而到了最后公布时,实际通过的人数却是12个,学校又另外“塞”进去了4个。没过多久,武大对所谓“政学分权”改革就不提了。

看来,药力过猛。

吉大会不会重蹈武大覆辙?虽然学术委员会被称为“最高学术权力机构”,但那并不是学校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甚至,不妨“小人之心”地问一句,当学术委员会与校党委意见相悖时,学术之盾,行政之矛,哪个获胜?

不难猜想,一定是矛胜。因为校长、书记是上面行政指派的,学术委员会的权力是校党委赋予的,这样的线性逻辑,再简单不过。

其实,法律一直是赋予高校“独立之权利”的。早在1999年,我国就实施了《高等教育法》,明文规定:高等学校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

“自主办学”,有些刺眼。校长当成官来做,大学当成衙门来经营,谈何“自主”?

有100部法律,就有101个问题。法律并不是我们一劳永逸的答案。

在英美等教育发达国家,并没有所谓高等教育法,但每个大学各自拟定的章程就是“师生的最高法”,保证了政学分离。行政上他们实行董事会管理制,学术上实行终身教职制,教授在教学和学术方面有决定性权力。学校也有很多委员会,“教师录用委员会”负责招员工,“职称评审委员会”负责评职称,“课程设置委员会”负责课程设计……但它们没有一个是花瓶。

所以,这些大学脾气“大”得很:哥伦比亚大学拒绝向英国女王授予博士学位,牛津大学拒绝给撒切尔夫人授予荣誉学位,哈佛大学拒绝给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一个普通教职,理由是:“我们要的是教授,不是名人。”

看,这才是大学!

日本的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不是天皇,不是任何政治大人物,而是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试想一下,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在钞票上,印着一个能代表中华民族灵魂的大学校长?

政学分离,捍卫学术的尊严,本是大学数百年之传统。如今,我们这里,吉林大学一个最初级的界定,却被许多人捧为“高校改革迈出的一大步”。这不能不让人进行一些本体论的追问:何谓大学?大学何为……

比起我国很多高校口号一般的校训,想起斯坦福大学诗一般的校训:让自由之风永远吹。展涛“政学分离”的尝试,可视为想给大学一股自由风。毕竟,对一所大学而言,“思想的自由就是最高的独立”。

吉大此举只是高校改革的“初级阶段”,改到痛处是: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的产生方式,制订大学章程,真正实现“独立办学”。

话到此,我们就豁然了:展涛做了他能做的,其余的,谁来做?

贺卫方:修改《国家赔偿法》是对生命的重新认知

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就是一个价值重构的复杂过程,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的重建,是对人的生命、自由、尊严的重新认知

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开始第二次审议《国家赔偿法》修正案。在今天这样的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公共权力向社会各个领域不断渗透的时代,《国家赔偿法》如何修订,怎样避免该法自生效15年来基本上被悬空的局面,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一般公众、媒体以及法学界的强烈关注。

本次修正案致力于解决众多悬而未决的问题,诸如赔偿涵盖范围过窄、证明责任的分配、赔偿委员会的监督、一般赔偿的标准、是否设置惩罚性赔偿及其标准等等。这些看上去很好的条文进入修正案,是否能够有效地改变国家强势、公民无力的状况?

建立新型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是重要前提

2001年初,我曾经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对于这部被戏称为“国家不赔偿法”的立法之所以难以实施提出了一些分析,并由此追溯到中国传统的“慈父”国家理念,基于这种理念设定的君臣、官民角色及其相互之间在道德上的不平等关系阻碍了国家赔偿观念的发育。我没有提到的是我们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价值观与国家赔偿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实际上,计划经济的体制建立在某种信息假定的基础上。那就是,我们之所以应当服从权力,是因为他们能够发现社会发展规律,能够洞察并且代表我们的根本利益。这种论证建立在一个相当抽象、难以实证的层面上。

1990年代初,当国家赔偿法立法建议提出后,一种颇具代表性的反问是:“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国家,政府是人民政府,怎么可能会损害人民利益?那岂不是自己伤害自己?没有损害,又哪里来的赔偿?”这样的话语模式足以排斥任何与政府抗争、要求政府为其过错负赔偿之责的可能性和正当性。

这也是为什么1992年邓小平倡导的市场经济转型是一场伟大革命的原因。那绝不仅仅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的建设,它一定会要求一个新型的政治形态。其中包括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

我们的利益与需求将由我们每一个具体的人(法人)自己去界定和言说,而不再由政府越俎代庖。同样,如果我们的利益受到了政府的不法侵犯,需要通过某种机制获得公平的补偿或救济。《国家赔偿法》正是在这样的转型中获得了立足的空间。

赔偿义务主体的清晰明确

我们遭遇到的难题首先是决策机构的不甚明确。因为涉及到责任的归属,如何界定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事项。这也是政府职权的划分问题,权力与责任相一致的问题。例如,现行《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关于这一条,立法机关拟将其中“违法行使职权”中的“违法”二字删除,也就是说,即使是合法行使职权造成的损害也需要赔偿。这当然值得肯定。不过,假如条文中的主语,即“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谁含糊不清,那么受害人仍将追索无门。

这里的模糊,主要源自两个层面,一是政府机关之间职权的相互交叉,界限混乱。在我们这个国家,这似乎算是一个古老的弊端。早在清代,有识之士对政府职权设置上的一些弊端就多有诟病。例如为特定事务设置的临时机构永久化,并蚕食原有正式机关职权,致使后者有其名而无其实;为抑制主官专制,威胁皇权,每个官署都设置两名以上主管大臣,导致相互推诿,效率全无;重要官员多有兼职,使得不同官署之间职责愈发难以厘清。

1877年,留学法国的马建忠致书李鸿章,明确表达了对权力分立和司法独立等价值的赞赏,称“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灿然可观??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上书皇帝,将改变政府结构、明确官署分工作为变法的主要内容。

时至今日,随着自中央一直到县市都设置了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体制,连乡镇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间的权责划分,即便是对于在体制内部的人,也仿佛是演《三岔口》(京剧)一般。对于外面的百姓而言,就更易迷失其中。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人们发现对于这起导致数以万计婴儿及其家人受害的重大损害事件,负有监管之责的政府以及行业协会却是“九龙治水”的格局:谁都有责任,谁也没责任,最终把个地方官开缺了事。

职权含混的另一个来源是决策机制的多层化,表层的决策者受制于深层决策者,但是,在某些时候深层决策者会走出前台,直接指令。但是,当发出指令的是深层决策者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缺乏法律人格但拥有比国家机关更大权力的机构的决策,按照现行法律,对于这样的机构所作的行为,公民或企业不可能提起诉讼。

赔偿委员会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这次修正案的“闪光点”之一是举证责任归属的改变,在草案一审稿里就明确规定,受害人被羁押期间死亡的,被起诉机关要对自己不存在损害行为提供证据。本次拟增加规定,除死亡者外,被羁押人在羁押期间丧失行为能力的,义务赔偿机关也要提供证据。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改进。

但是,依据现行体制,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范围。从惩罚刑讯逼供犯罪的经验看,要从公安机关获得证明发生过刑讯逼供行为的证据殊非易事。绝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的就是一纸文书:“经调查,在某某被羁押和审讯期间,本所没有发生任何刑讯逼供的情况。特此证明。”以往太多的刑事冤案都是因为法院没有能力——甚至也没有意愿——排除那些通过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或者证明侦查阶段使用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宪法明确规定不受行政机关干预、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法院尚且无可奈何,让手无寸权的受害人要求公安机关出具证明自己存在非法行为,并且承担赔偿责任,岂非与虎谋皮之举?

接下来,我们只有指望赔偿委员会了。在法院尚且难以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情况下,这个设置在法院中的委员会是否可以在处理国家赔偿问题上特立独行,实在是一件无法令人乐观的事情。需要明确的是,赔偿委员会假如没有最基本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假如它的程序无法做到足以清晰地揭示相关争议的事实原委,那么,即便在修正案中规定再动听的条文,也无从取信于人。在不久前发生的“躲猫猫”事件中,死者家属最后能够获得一定的补偿,原因更多地在于拘留所最初的谎言太过低级,而这种荒唐的解释又遭遇到了网络时代井喷般的举国民愤。但是,我们难以想象,今后所有这类事件都能够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

赔偿标准以及惩罚性赔偿

可以说,现行国家赔偿法中对于错误羁押设定的赔偿标准的确属于另一种荒唐,它居然可以把无辜者的牢狱之灾等同于平常职工的上班工作!本次修订,提高赔偿标准似乎已成共识,但是,是否设立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及以怎样的标准设立还有不少争议。种种争议背后显示的是人们对于自由价值的认知差异。不只是《国家赔偿法》,在当下许多领域内,人们对于自由价值的漠视和贬低已经成为制约制度变革的最大障碍之一。

我想起加缪,这位法国著名作家呼吁废除死刑,代之以终身监禁和强迫劳动。对此,有人称比起死刑来,后者显得处罚太轻。加缪回应说:“对那些认为终身强迫劳动是一种太过无力的刑罚的人,我们首先要告诉他们缺乏想象力;其次我们要说的是,认为剥夺一个人的自由是一种不太重的惩罚,只能在一种情况下成立,即当今的社会教导了我们,要蔑视自由。”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其后果的严重性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死亡——正所谓“不自由,毋宁死”。

因此,立法必须考虑对公权力的某些不法行为予以惩罚,比如:严重违反程序,明显的恶意执法、暴力执法、刑讯逼供,陷无辜者于牢狱,等等,不给予惩罚性赔偿,既不能警示违法者,也不足以抚慰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就是一个价值重构的复杂过程,是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的重建,是对人的生命、自由、尊严的重新认知。

刘  柠:新自由主义与日本“下流社会”的危险

今年6月,笔者在东京著名学术书店“三省堂”看到一本红色封面的文库本新刊被整齐地码放在醒目的位置,旁边的架子上,贴有《朝日新闻》书评的剪报。仔细一看,原来是著名普罗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很难相信这样的事实:1933年,因犯有所谓冒渎天皇的“不敬罪”,遭当时恶名昭著的思想警察——警视厅“特高课”虐杀的小林多喜二79年前的著作,竟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大国卷土重来。据推出文库本的出版方新潮社透露,去年以前,每年印刷、投放5000册左右;而今年,则连续增印,已突破30万册,成为年内第一大畅销书。

同一时期,纯文学杂志《Subaru》(《昂》)6月号推出题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反击》的特刊;NHK专题纪录片《Working Poor》(劳动贫困,意为即使努力工作,也无法摆脱贫困)创下收视率纪录;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创刊,卖得超好,面市两天便增印;《资本论》新译本出版,一些20多岁的青年派遣社员(指由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到相关用人单位的非正式雇佣的短期、廉价劳动力)结成《资本论》学习会,研究自己被剥削、榨取的秘密。在这种形势下,近年来,因国会席位过少,在日本社会已成边缘小党的日共,因其对社会贫困化问题的关注,往日门可罗雀的状况竟为之一改:委员长志位和夫演讲撰文,出镜频频,俨然成了媒体新宠;从去年9月开始,党员人数以每月千人的速度稳步递增,一年时间,“新米”过万,乃至“日共泡沫”成为话题。

种种迹象表明,长期以来以所谓“一亿总中流”傲然于国际社会的日本超稳定的中产社会结构正经历着崩溃、分化与重构的过程。在三浦展的通俗社会学著作《下流社会》成畅销书之后,媒体甚至有“一亿总下流”说法。在这个“化学反应”过程中,“物质”(传统的社会组织结构)本身所释放的巨大能量及其带来的剧烈震荡不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会在相当程度上改变日本的世道人心,乃至可能使日本进入21世纪以来正迅速变身的社会转型“中途改道”。

“一亿总下流”化的实态

日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发表了2007年度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数据,结果显示:截至2006年,日本家庭平均收入为566万日元,比经济高峰时的1994年减少近100万日元;感觉“生活艰难”的家庭比例连续6年上升,达创纪录的57.2%.与此同时,日本家庭的构成呈进一步老龄化和少子化态势:2007年,拥有65岁以上高龄人口的家庭的比重首次突破40%;在这些“高龄”家庭中,有48%的家庭全部由老年人组成,三代同堂式家庭的比例仅占18%,而由老年人照顾老年人的所谓“老老看护”型家庭的比例则继续上升。

1995年,享受生活保护(相当于我国的“低保”)者为88万人,现已达150万人,为史上最高纪录;这个历来以高储蓄率著称的国家,零储蓄家庭从2000年的12.4%激增至2006年的22.9%;非正规雇佣者占全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达33.5%,而在24岁以下的人口中,则超过50%;尤其是年轻女性中的一半多为非正式雇佣者,如果她们不结婚的话,几乎注定要与贫困为伍。

毋庸讳言,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经济高度成长以来的最大危机:贫困。而且,这种贫困,是干不干活都贫困,甚至是越干越贫困。诗人、评论家吉本隆明命名为“新贫困社会”,指出现状已接近战败初期的贫困时代:“近四五年,社会进入应称之为‘第二战败期’的阶段……干活、干活,可无论怎么干生活也难以轻松的实感,正在年轻一代蔓延”;这种状况导致人的心病陡增:“今天的日本,相当于产业革命时代的肺结核的,怕是精神疾患吧。”

更严重的是,目前的贫困,并不单纯意味着物质的贫困。在传统的日本社会,纵然暂时面临经济的窘迫,以家庭和地方共同体为依托,或尝试新的工作,或协助家业,从长计议,为将来重做打算总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但现在不同,不仅为低收入所困,而且老龄社会的发展、地方经济的凋敝,使人孤独无所依,连从眼前的困境中举拔出来的支点都不具备,遑论明天——一句话,是一种毫无前途可言的浮萍状态。

一个颇具象征性的可资参考的数据是关于自杀者数的统计:连续10年超过3万人;2007年为33093,比前年增加938人。据警察厅按自杀者遗书的分类、统计,自杀的理由依次为生计问题、工作环境、健康状态。而自杀者的年龄,则多集中于30多岁和60多岁这两个世代,一边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一边是刚刚退休,好容易喘口气,筹划“第二人生”的时候。对前者来说,年过而立,看破无论再怎么努力,状况也难以好转的残酷现实(客观上,多数劳务派遣公司,薪水到被派遣者30多岁就封顶),只好断念;而对后者来说,退休后收入大减,自己的储蓄额和国民年金所能给付的退休金都已明确,失去工作后“第二人生”的一筹莫展,加上对健康状况的担忧,构成晚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惧的根源。

日本非正规雇佣劳动大军的形成和坐大,非一日之寒。远的不说,据日总务省“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到2007年的10年间,非正规雇佣者就增加了580万人,而正规雇佣者(正社员)人数则减少了371万人。如果是高增长的景气时期,经济规模本身在不断扩大,纵然有再多的非正式劳动者,正规雇佣的正社员们也断无失去饭碗之虞。但今天,随着经济萧条的长期化,从政府机构到大企业,对“效率”的追求高于一切,定员定岗,订单的增加并不意味着人员编制的扩大和工资收入的上浮。相反,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为非正规雇佣者改善待遇,便等于堵死了“正规军”们薪酬成长的空间。

因此,倾巢之下,安有完卵?非正规雇佣者的低薪酬不但没能为正式员工的合理待遇提供保障,反而把后者的薪俸给拽了下来。其结果,政府机构和企业中,对白领的忧郁症、过劳死及自杀等劳动保护灾害的认定数量,已达史上最高水平。可以说,“下流”化的结果,连中流也自身难保,最终成为社会普遍“下流”化的牺牲。用日本作家、前“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全劳联)的专职谈判专家,致力于派遣劳动者受害支援的浅尾大辅的话说,如此状况,导致对现代日式资本主义的三重破坏:即“生存的破坏、自豪的破坏和未来的破坏”。

“下流社会”是如何酿成的

笔者服务于占日本GDP1%的综合电机公司时,曾听一位老板语重心长地说:“在这个国家,只要你服务于一间过得去的公司,干上10年、20年,公司对你的回报总应该让你够娶妻生子、买车买房,维持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这是常识。”

他说的是“实话”。曾几何时,日本企业提倡终身雇佣,只要一就职,公司的“年功序列”不但保障薪酬的不断增长,国民年金制度也承诺退休后稳定的生活;健康保险、雇佣保险等自不在话下,社宅和社员旅行等优厚的福利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除此之外,“劳动组合”(工会)通过日本特有的劳资谈判方式,以在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型薪酬体系的统一框架内工作的企业内全体劳动者为对象,在不对劳资关系构成本质伤害的前提下,一年两度或数度展开对资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集体交涉(诸如“春斗”、“秋斗”等)。作为员工个人,就算再平庸无能,只要肯付出,以公司为家,用不着自己出头,一切都有制度性保障,每个人都相信“公司不会亏待我”。乃至经过战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上班族便养成并习惯了上述“常识”。客观上,也构成了日本社会的“安全网”和国民“公”的意识与道德资源的支撑。

可殊不知,30年河东河西,此一时彼一时也。泡沫经济崩溃后,如此“常识”即使尚未被颠覆成“非常识”的话,也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动摇。而风起于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

新自由主义在日本的登场,可追溯到20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现的。1981年,铃木善幸内阁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目的是平衡国家预算,以应对日益深刻的财政危机。为达成此目标,动议进行旨在缩小财政规模、削弱政府职能的行政改革,具体措施包括减少公务员、国企民营化及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所谓“规制缓和”)。从那以后,历经15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无力,始终朝着这个既定的大方向推进。而决定性的推动,无疑是小泉纯一郎任内的“构造改革”。这里既有小泉本人的个性因素,也有泡沫经济等客观性因素,还有美国等国际因素。总之,被认为“史上最亲美政权”代表的小泉,凭借其政治上与布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义权威,在经济上实行了大刀阔斧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加上其差强人意的政权凝聚力和5年有半的任期,及国内保守色彩浓厚的意识形态环境,“构造改革”虽然没能被“进行到底”,但岛国的面貌为之“豹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客观上,泡沫经济崩溃后,为不良债券等问题困扰不已的大企业,在有可能长期化的萧条中求生存成为第一要义。随着像美国似的那种作为企业经营者,首要的工作是赢利,而不是照顾员工的商业意识形态被正当化,传统日式经营理念开始让路,终身雇佣、年功序列等“国粹”迅速被抛弃。1999年,随着劳务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宽,廉价而优质的劳动力转眼间便充斥市场,人满为患,大企业资方额手称庆。

开始时,财界对大企业的裁员还抱有一定抵触。当日产汽车的巴西籍CEO、被称为“成本杀手”的卡洛斯·戈恩宣布实施其庞大的裁员计划时,经团联会长奥田硕曾苦言相劝。但小泉上台的2001年,一下便有120万白领“下岗”,财界很快就适应并习惯了“构造改革”时代的游戏规则,甚至乐此不疲,乐不知返。

但是,当由企业、家庭及区域社会构筑的“安全网”被层层拆除之后,要阻止贫困化的蔓延,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日本作为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社保体系其实非常脆弱。以2003年的数据为例,社保支付额度占GDP的比例仅为17.7%,虽然比美国略高,却大大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26%)。而小泉的“构造改革”,却首先拿本来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业费开刀,所谓“从容易砍的地方先砍”。于是,从2002年开始,每年以2200亿日元的额度,连续削减;进而,2006年出台的《关于经济财政运营和构造改革的基本方针》(“骨太方针”),又确定了未来5年内进一步削减1.1兆亿日元(1兆=1万亿)的框架。这项被称为“安全网拆除工程”的事业,现在尚在进行中。

如此,几年下来,尽管日本的大企业某种程度上恢复了“效率”和国际竞争力,但整个社会的公共事业却已面目全非。一个贫困蔓延的“格差社会”,作为小泉“构造改革”的负面遗产,不仅受到国民的批判,且必将在后续政权中被加以纠正。

“下流社会”定型化的危险

最近发生的两个事件,极大震动了日本社会:一是去年,北九州市52岁的患病男子,由于丧失生活保障,留下一纸“我想吃饭团”的遗书,在电、煤气都被切断的房间里活活饿死的事件;另一个是今年夏天,25岁的男性派遣劳动者在东京秋叶原街头挥刃乱砍,致7人死亡、10人受伤的无差别杀人惨剧。事件通过大众传媒的报道,使人们在看到贫困其实不远,就在身边的同时,真切地认识到贫困的可怜与可怖。尤其是后者的反社会凶恶犯罪的性质,更使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虚拟的“左翼”向“右”急转的危险性。有迹象表明,这种担心绝非多余。

去年1月,“飞特族”(日人根据英词“Free”的造语“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职业者)出身的“失去的一代”(日本社会对25~35岁的年轻世代的称呼)自由作家赤木智弘在《朝日新闻》系学刊《论座》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叩问丸山真男——31岁飞特族,希望是:战争》,舆论大哗,据说当期杂志比往常多卖了一倍。

赤木根据其自身长期作为派遣劳动者为生存四处奔波的“下流社会”的经历,为人们揭示了为什么身为贫困层的年轻人却支持活力门(Live door)的堀江贵文等新贵阶层,甚至对小泉、安倍这种一手制造了“格差社会”的保守政权也充满“好意”的貌似自相矛盾的谜底:“对我来说,年轻人的右倾化并非不可理喻。一个极单纯的道理:如果日本军国化,战争爆发,死很多人的话,社会便会流动起来。我觉得很多年轻人希望如此。”“……我们这些低薪劳动者,被社会放任已10年。社会不但不曾对我们伸出援手,且骂我们没干劲,成了国家GDP的分母云云。只要和平继续,这种不平等便会持续一生。若打破这种闭塞状态的话,兴许会生发某种流动性也未可知。而作为一种可能性,那便是战争。”

挣扎于“下流社会”的年轻人为打破“和平却令人窒息”的“格差社会”,重建某种合理的流动性,却不得不诉诸战争的极端手段:“非常遗憾,正如我们不得不希望的非常手段那样,社会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且已被做成不可撼动的定型化的东西。”

而为什么要“叩问丸山真男”呢?丸山是战后日本知识左翼的代表人物。1944年3月,时年30岁、有“思想犯”前科的丸山接到了召集令,旋即被作为陆军二等兵派往平壤。而那些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却免于在战败前夕被派往沙场。对丸山来说,战争时期的征兵制确是一种不幸;但对那些连中学都没上过的一等兵来说,欺负一个毕业于东京大学的精英,如果不是战争所赐的“机遇”的话,永远都不可能。换言之,正是战争,在那些未受过教育的一等兵的眼前,展现了打破等级社会的藩篱的希望——也是“流动性”。

最后,作者说道:“……如果社会在和平的名义下,对我持续性地恃强凌弱,对我菲薄的幸福梦想持续性地加以嘲弄的话,那时,我便会在内心希冀‘全体国民持续受苦的平等’,并不假踌躇地把它作为我的选项。”

昝爱宗:中共得不偿失:网络防火墙加剧了党媒体的僵化

现在有一个现象:互联网共军已经大部分失守,互联网信息基本上都是为民代言,民意至上,才受亿万网友欢迎,才得到海量般的回应。当然,人民网等党内喉舌也保持为党说话的规定内容,但基本上没有人信–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多是网友借题发挥讽刺一党专政的内容,将一个个类似躲猫猫的人权案例加以放大。一个新闻案例是,中国之声电台记者在郑州市规划局采访时,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为什么管这闲事”,”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该局长一句脱口秀,一下子被网友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结果几番人肉搜索,当局不得不在被羞辱的情况下将该局长停职。

实际上,郑州这个官员把真话实情说了出来,但这个时候党媒体坐不住了,只得站出来粉刷一下试图遮丑。《人民日报》时评说,”在现实生活中,少数党员干部错误地认为,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上级封的,领导给的,跟群众毫无关系。他们对上级阿谀奉承,拉关系、找靠山,跑官要官,对群众飞扬跋扈,无所顾忌。”当年派警察进京抓记者的原西丰县委书记就曾冒出”对我的抹黑,就是对西丰的抹黑”这样的谬语。而酒后失控的深圳海事局原党组书记林嘉祥更是喊出了”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北京交通部派下来的,级别和你们市长一样高,敢跟我斗!”浙江省嘉兴市公安局车管所对着舆论监督的记者说”管你屁事”,这些狂言基本上是说出了中国的现实:权大于法,权力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无法无法无天,有一个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就是公开说,政府”只有想不到要干的事,没有想到而干不成的事”,这话当时是说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市委书记一把手的权力无穷大,但换句话说。城市开发可以这样,滥用权力、侵犯公民人权也是同样肆无忌惮。今天,如果没有互联网的无国界信息传播,肯定不会有今天让这些官员因说真话而丢官的事情发生。我近来与一记者接触,他说某镇长也是这样问他的,你们记者采访为什么替老百姓说话,为老百姓说话就是为党添乱。今年两会期间,东南沿海一省的前任省委副书记,前任政协委员对记者询问如何看官员的收入及财产公开,说了一句很牛的话,”为什么老百姓财产不公开”。类似副局长、政协主席的话,其实不是他们一两人这样想的,而是千千万万局长、副局长和政协主席、处长、书记多数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借他们的嘴巴说了出来,人肉搜索一个逯军和某省前政协主席是有点冤枉他们,有什么样的官场,就有什么样的官员。遇到这样的官员,碰到这样的制度,民众没有话语权,只得到网上发泄,或者叫泄愤,具有二十多年党龄的逯军有可能因为丢了乌纱帽。

网络反腐,当前最得民心。一个可喜可贺的是,中国的城市基本上被互联网占领了,农村估计还需要十年。东部沿海地区是经济发达地区,小县城也处处可见网吧,家里安装宽带比比皆是,就连养鱼种地打工的农民也知道用QQ文字聊天、视频和语音通话,温州一个海岛县,一名普通居民家里的电脑里,居然安装了自由门、动态网,在这个家庭里,官方的防火墙已经被攻破了。对于城市中的一个维权群体来说,网络论坛和博客成为发表诉求的地方,天涯网站还专门列一个版块叫”上诉申诉”,网上的上访群体也很庞大,不少网民既是访民,又是网民。访民坚持到北京及所在省会城市上访,对政府投了一张张不信任的票,这个票就是反对票;网民坚持在网上顶自己的帖子,为了也是突破官方设置的防火墙,反对票对柏林墙,结果也是遇见,柏林墙必倒,反动票会有效。当然,这需要时间。

网上柏林墙,最初是名叫”金盾工程”的长城防火墙,主要封锁境外中文网站和新闻媒体网站,主要对外反对势力。现在是绿坝过滤系统,主要是对内,就是邓小平的话”改革开放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不够”,需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洗脑教育,主要封锁一些敏感词和图片–其名义上确实为了青少年安全上网防范色情等有害信息,但事实上这个软件效果不佳,漏洞百出,而且是电脑运行速度变慢。人脑远远超过电脑,人脑的智慧让防火墙和绿坝失效,即人脑反对有效,电脑反对无效。

在网络上,总是见到防火墙们成为网友嘲讽的对象,防火墙之所以被动挨打,是因为防火墙不得人心,现在国家治理仍然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网友们能没有怨言吗?著名的邓玉娇杀淫官事件,网络媒体立了大功,网络媒体和都市类市场化媒体互动,很多新闻人尽管受到党的洗脑的,但最终占上风的是新闻本能,今年5月份,邓玉娇事件后,所在的湖北恩施州电视台有了不俗的表现:恩施电视台《今晚九点半》就邓玉娇案播放了十五分钟的新闻专题片,其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是在医院拍的那十几秒邓的纪实影像:摄像机是在窗外拍摄的,画面里,这个女孩在病床上如梦魇般哀哀哭泣,挣扎呻吟,”爸爸,他们打我……爸爸,他们打我……”在中国所有媒体中,被监控最严密就是电视台了,报纸次之,网络更次之,因为影像传播具有直接性上的杀伤力,和合法性,恩施电视台基本上就定性邓玉娇无罪,网民的压力也在法院庭审外面体现,当地政府是考虑保护几个淫官,牺牲邓玉娇,还是考虑牺牲几个淫官,还原邓玉娇案真相,最后依靠网络媒体的呼应,电视传媒和网友律师们的罕见抗争,巴东法院最后免于惩罚邓玉娇,不能不说这是合力的结果。即使是中央电视台,也未必能播出的新闻片,居然在恩施播出了,这就说明是新闻价值得到了体现。

在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而按部就班、继续党八股的党媒体已经到了日暮西山的地步。全国至少有1000多家中央、省市区及地级市的党报,党报区别于市场化媒体,党报的处境为什么能说就像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呢,就是党报没有人看,首先是互联网对党媒吹起了寒风,再是党八股肯定就不是报道新闻,而是控制舆论,控制新闻,借以洗脑宣传。党媒是什么玩意,我首先举一个例子,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新闻,新华社记者的写作模式:

4月21日,李克强到广西考察,开头是这样写的:”4月的八桂大地,处处呈现宜人的景象。”

6月20日,李克强在河南考察,是这样开头的:”仲夏季节,中原大地一派生机盎然。”

6月10日,刘云山在黑龙江调研,党媒的报道是这样开头的:”山清水秀,林木葱茏,六月的龙江大地处处呈现出勃勃生机。”我搜索一下”政治局”和”大地处处呈现”几个字节,可见很多新华社记者笔下的报道模式:

4月18日至19日,温家宝在海南省考察:”四月的琼岛生机无限”。

4月19日至21日,温家宝在广东考察:”四月的南粤大地,春意盎然。”

3月27日至28日,贾庆林在江苏无锡调研:”江南三月,春意盎然。”

3月17日至23日,贾庆林在河南调研:”4月的中原大地,处处生机盎然。”

3月31日至4月3日,习近平在河南调研:”春天的中原大地,绿色的麦田一望无际。”

 3月31日至4月4日,周永康在山西考察:”春光下的三晋大地,处处生机勃勃。”

党媒的写法陈旧、僵化,一成不变,举个例子,三年前的2006年,党媒这样报道曾庆红视察海南,”海南四月,海碧天蓝,万木葱茏,百花正艳。”4月17日至20日,曾庆红看望慰问干部群众,与干部群众亲切交谈,共话改革发展成就,畅谈未来发展大计,”曾庆红副主席的考察,如春风吹过琼州大地,给海南800万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关心和鼓舞。”

中央级媒体是新华体,地方媒体也是小新华体,6月22日我注意到浙江省党报浙江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是”民族脊梁 时代先锋”,我省各地干部群众踊跃参与’双评’推荐活动”即中宣部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推荐评选,报道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时代的先锋、祖国的骄傲,是爱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教材,是激励人们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连日来,我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广泛动员,大力弘扬英雄模范的崇高精神,掀起了崇尚英雄、学习典型、争当先进的热潮。”

在这样的大小党媒影响下,就连大陆小学生的作文都写成这样:

 “六一”前夕,五年级一班学生刘小华因患感冒请假。班主任指示班干部们自发组织到刘小华家里慰问。第二天,班里黑板报登出了一篇《本班新闻》,全文如下:本班讯,昨天上午,阳光明媚,鲜花斗艳。刘小华同学家里欢声笑语,人头攒动。五年级一班班长赵官、副班长张僚僚在体育委员欧阳猛南、文娱委员李美媚陪同下,不远千米,深入到患感冒发低烧的班级成员刘小华家中,为他带去节日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以下可略:赵班长与张副班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刘小华的小房间,饶有兴趣地玩了四盘”魂斗罗”游戏,与普通同学同乐。接着,班级领导与刘小华同学的双亲亲切地拉起了家常。赵班长还愉快地回忆起去年和刘小华开始一起作弊的往事。在交谈中,赵班长多次关心地强调:”刘小华生病了,就不要做作业了。好好休息,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刘小华激动地说:”感谢班干部的关心!我一定要战胜病魔,克服一切困难,早曰回到温暖的大集体中,回到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中间!”接着,赵班长一行又在刘小华家门口兴致勃勃地踢起了毽子。蓝天如洗,鸟儿也受到这集体温暖的感染,唧唧喳喳,歌唱美好的生活。中午,刘爸爸买来香喷喷好吃看得见的某某牌牛肉干和清凉可口的鲜榨橙汁,宴请赵班长一行。席间,宾主就小学生连吃两根冰棍是否会闹肚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愉快的双边会谈。)

这样的新闻写作模式就来自”新闻联播”,有位专家总结,新闻联播的固定模式基本上是:

   1.×××在钓鱼台国宾馆亲切会见了×××,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

   2.×××出访×××,接见了×××,高度赞赏两国关系,欢迎××支持× ×的立场;

   3.外交部发言人×××就×××发表声明,对×××表示遗憾,提出抗议, 继续关注;

   4.”×五”计划期间,我国×××重点工程,突破×××课题,创造效益×××,实现利税×××;

   5.××省××市××县××村加强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精神,切实为农民解决实事;

   6.×××海关加大打击走私力度,破获一起特大的走私案件,查获×××共×××,价值人民币×××元;

   7.今天是×××纪念日,我国各地群众、学生纷纷走上街头,宣传普及××知识,加强××教育;

   8.×××事件的原因已经查明,有关责任人被刑事拘留;

   9.今天是×××诞辰×××周年纪念日,×××举行座谈会,深入探讨××××,缅怀这位××××家;

   10.××国群众不满××××,举行抗议示威活动;

   11.××国议会以××票支持,××票反对,××票弃权通过一项××××决议;

   12.××××,××××,请看今晚19:45分播出的《焦点访谈》:”××××××××”。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放完了,观众朋友们,再见。

在中央电视台,一档30分钟的节目,就这样被党喉舌们打发了,幸好遥控器在观众手里,否则观众长期以往不得痴呆症才怪呢?

而在网络上,基本上是新闻联播因假话连篇遭到嘲讽,遭到抵制。而类似湖北恩施州电视台《今晚九点半》邓玉娇案”爸爸,他们打我……爸爸,他们打我……”这样的视频及新闻标题真实,确实有新闻价值,且吸引眼球。网络上有些文章标题很精彩,被称为”标题党:,就连上海政法大学的教授杨师群也深受网络标题党的影响,比如他在2008年11月24日的博客文章《有同学告我是”反革命”》,就是很有新闻性,杨师群教授透露两名女大学生到上海市公安局和市教委检举他在上课时有批评政府等内容,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尽管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为什么两字之间有个符号,主要是中国互联网长城防火墙把这些字词设置为敏感词,禁止发布,加上符号可以避开防火墙过滤系统),但事实上这条法律中国执政60年了基本上就没有实施过,所以在网络上这几个字成为被过滤的敏感词,有经验的网友就创新,在两字之间加个符号,才能在网络上登陆,这也是中国特色。即使防火墙这样过滤,但因为党媒不可信,党八股太可恨,网络还是占了党媒体的上风。网友就是虚拟世界的访民。访民之所以坚持到北京的广场上,因为他们要发表自己的诉求,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网民坚持在网上的广场上发言,尽管一删再删,还是要发言,因为网络平台可以实现他的话语权。尽管每年都有一些网友因言获罪,但有些话不得不说,让当局疲于奔命,四处救火,火却越来越多。

 “6.4”二十周年纪念日之后,大陆很不平静,6月15日江西省南康市数百名家具业主因抗税而引发骚乱,民众不但掀翻警务车和冲击政府机关,更一度阻断了大广高速公路江西南康段进出口处。两天后的6月17日至20日,湖北省石首市酒店厨师非正常死亡案,政府和家属为了抢夺尸首,最后演变为连续三天、卷入数万人的警民冲突,网上处处可见警察被推翻四脚朝天的镜头。这说明,信息是不可屏蔽的,真相是需要事实来说服的,虚拟世界也不是虚拟的,网友也不是影子,而是每一个真实的个人,他们需要了解真实发生的事件。因此,对于官方来说,最头疼的不是几个地方,而是互联网防不胜防,绿坝成了摆设。尤其是当局即将在10月庆祝建政60周年,”维稳”视为当前政治任务,但中外网上各种网络社交媒体,骚乱现场的情况通过文字、照片、视频的方式几乎在互联网同步直播,在总人数估计已经突破3亿网民的中国,任何一刻在线关注的人可能都有数十万。他们交换信息,议论事件,可以说顷刻间就能形成最直接和有力的公共舆论,监督官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以至于官方的瞭望杂志也发表文章担忧一呼百万应的”网上群体性事件”,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损害百万群众心中的党政机关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网民互动已经从以往的”说说就罢”蜕变为”从说到做”–从虚拟世界的参与投入到行动的广场。

官方的防火墙,往往很脆弱,不堪自由门和几个动态网址一击。尽管党的防火墙越筑越高,事实上确实是一种倒退,即从掩耳盗铃倒退到坐井观天,对于网友来说,党的倒退就是进步,比如在防火墙的作用下,他们也未必第一时间知道真相,还以为天下信息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中,就会落入”何不食肉糜”的不堪地步。换句话说,正是愚蠢的防火墙助长了党媒体的党八股继续走向僵化,而党媒体的僵化恰恰成就了网络,让亿万网民在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的路上继续掀起更大的波浪,加快形成公民力量,加快建立公民社会。

刘  水:“诽谤政府罪”为何公然盛行?

诽谤罪作为民事案件,我们很少见诸于公民个人之间,反而是政府(官员)频频以此罪名处罚公民。根本原因在于,司法不独立,司法机关的财权和人事权受制于地方政府,司法机关沦为政府和官员的看门狗和打手,将司法这一国家暴力机器,运用为政府或官员的私家武器。我们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理解的司法,与中国的司法完全不同。

“诽谤政府罪”近年象毒瘤在各地政府复制出现,民间对政府和官员公然破坏法制的行为,无从追究和制约。司法弊端无从通过自身得以革除,这显而易见是制度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孵化出的怪胎。在互联网时代,“诽谤政府罪”频发,还有更为严重的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二者都是因言治罪。即使按照现有法律规定,该罪名仅存在于自然人之间,诽谤政府根本不构成犯罪,但是近期因此罪名被抓捕的网民遍地开花,居然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这是对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利的严重破坏。

笔者即是“诽谤政府罪”的亲历者和受害者。2006年出狱不久,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撰写文章揭露深圳警方丑行,被深圳国保指使派出所警察以“诽谤公安局”罪名传唤到半夜,并且被强制书写保证书,勒令在3天内离开深圳。这不是最惨的一次,但是明明知道警察在非法执法,他们还会说,你想上哪告就告!警察有恃无恐,不光让守法公民对警察这个职业产生仇视,而是对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法律的绝望。只有遭受司法机关无休止的戕害者,才能理解杨佳穷尽法律救助手段、被迫弑警而捍卫生存尊严的选择。

某地发生极端事件,由于政府故意封锁信息或者反应迟钝,真实信息不能广而告之,谣言便会盛行,从而误导民众的选择。说到底,谣言也是言论信息权的有效组成部分,亦即,人们有胡说八道的权利,根据权责一致原则,胡说八道相应地要承担责任。也就是说,言论权首先是基本人权,任谁都不能剥夺,其次要靠个人自律,打个不很恰当的比喻:中国法律没有禁酒法令,理论上人人都可买酒、喝酒,警察无权过问,但是喝多少要靠自己来自律,酒精中毒、酗酒闹事、酒后驾车造成的后果,须个人承担。

公民一旦试图通过法律手段追究政府机关或官员违法责任,法律往往就会失效,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民告官”,一般这类案件,公民个人都很难胜诉。我们也很难发现政府机关之间打官司,即使是政府某部门存在违法,侵害另一政府部门的利益,一般都会通过内部行政机制解决。官官相护的另种解读是牺牲公众利益,维护政府体面。

之所以“诽谤政府罪”得到更高权力者的默许,在于它符合“维稳”的需要。我们要说,维稳是一种利益选择,带有极大的强制性、非法性和蒙蔽性,它往往成为剥夺人权、压制民意的堂皇借口。

因为政府不是人民选举产生,人民并不相信政府,但是政府完全靠纳税人供养,这就会在制度上产生天然的矛盾,民间跟政府成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利益体。尽管政府没有合法性权力来源,但是政府依靠暴力几乎掌握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军事、司法等重要资源,不管这个政府是优良政府,还是邪恶政府,人民并无权制衡它。等于纳税人豢养了一条强壮高大的恶狗,多吃多占乱偷情,不尽看家责任,主人呵斥,这狗连主人都敢咬,主人根本拿狗没办法,这就是“诽谤政府罪”产生的深层根源。唯一的办法就是给狗戴上锁链关进笼子,驯服它,听主人指令,主人有权惩治它。

以下附文来自网络,作者不详。

最新诽谤政府(官员)罪十二大排行榜

1、案件简称:福建网贴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福建省福州市及政府,侦查机关:福州市马尾区公安局,羁押日期:2009年6月底,当事人:范燕琼、吴华英、游精佑、郭宝峰等六人,诽谤对象:未知,结果:尚在侦查阶段。

牛叉指数:10.0,独特之处:此案被定性为“国家机密”,开创诽谤案件被列为国家秘密之先河,“记者无权求证”和“因涉密律师不得会见”也是独具特色。

2、案件简称:鄂尔多斯吴保全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公诉和审判机关:东胜区人民检察院和中级法院,羁押日期:08年4月27日,当事人:吴保全,诽谤对象:鄂尔多斯市政府,结果:最终被判2年。

牛叉指数:10.0,独特之处:开创因诽谤政府被定此罪之先河,且经过法院三审定罪处刑,被羁押时间最长,决定再审后三个月无任何动静。

3、案件简称:孟州书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河南省孟州市及政府,公诉和审判机关:孟州市人民检察院和法院,羁押日期:2006年6月27日,当事人:籍东平、闫进先等六人,诽谤对象:孟州市副市长刘晓春、统战部副部长赵小平,结果:游街两次,羁押半年,牛叉指数:9.8.独特之处:被告人在“河南最佳投资城市和全国最具投资潜力中小城市百强”的孟州被游街两次,在公众场合受侮辱最重。

4、案件简称:辽宁西丰诽谤领导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辽宁省西丰县及政府,公诉及审判机关:西丰县检察院和法院,羁押日期:2007年3月21日,当事人:赵俊萍、朱文娜,诽谤对象: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结果:赵俊萍被判刑1年6个月,朱文娜被刑事立案侦查,后被撤销案件。

牛叉指数:9.5,独特之处:开创记者涉诽谤案之先河和地方公安进京抓捕中央媒体记者之先例,书记的胆气和魄力可谓牛气冲天。

5、案件简称:稷山文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山西省稷山县及政府,公诉和审判机关:稷山县人民检察院和法院,羁押日期:2006年下半年,当事人:薛志敬、杨秦玉和南回荣,诽谤对象:稷山县委书记李润山,结果: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判刑一年。

牛叉指数:9.5,独特之处:由于县委书记的宽宏大量,被告人未被判处十几年的重刑。

6、案件简称:曹县段磊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山东省菏泽市曹县(庄寨镇),公诉和审判机关:曹县人民检察院和法院,羁押日期:09年2月25日,当事人:段磊,诽谤对象:庄寨镇党委书记郭峰,结果:未知,法院审理阶段。

牛叉指数:9.0,独特之处:被诽谤对象是此类案件中最低级别的行政机关领导。

7、案件简称:陕西志丹诽谤领导短信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陕西省志丹县及政府,侦查及逮捕机关:志丹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羁押日期:2007年10月底,当事人:李某、孙某等七人,诽谤对象:14名县上领导,结果:两人被逮捕,一人刑拘,其他人免职,后案件撤销。

牛叉指数:8.5,独特之处:一则短信涉及14名领导干部,作者概括能力之强非同一般;开创县委专门发文(2007第58号文件)通报此事之先例。

8、案件简称:彭水诗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重庆市彭水县及政府,侦查及逮捕机关:彭水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羁押日期:2006年8月31日,当事人:秦中飞,诽谤对象:彭水县委书记马平、蓝庆华和县长周伟,结果:被羁押25天。

牛叉指数:8.5,独特之处:因写诗被定案,开创中国司法赔偿速度之最,涉案县领导前途搁浅。

9、案件简称:高唐网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山东省高唐县及政府,侦查及逮捕机关:高唐县公安局和检察院,羁押日期:2007年1月1日,当事人:董伟、王子峰和扈东臣,诽谤对象:高唐县委书记名叫孙兰雨,结果:刑事拘留21天,其后获得刑事赔偿。

牛叉指数:8.0,独特之处:此案被定性为重大网络刑事犯罪团伙,案件事实被制作成专题节目连续5天在高唐电视台播出。

10、案件简称:安徽“五河短信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安徽省五河县及政府,处理机关:五河县公安局,羁押日期:2006年8月25日,当事人:李茂余、董国平、卢淑东、潘宋梅,诽谤对象:五河一中代校长,结果:被处以拘留、罚款不等。

牛叉指数:7.0,独特之处:人民教师内部矛盾引起,案件被定性为一起严重的有组织、有计划、利用现代科技手段,造谣诬蔑、混淆是非、诋毁他人、攻击组织的违法案件,并保留对其进行刑事处罚的权力,制作成新闻连续播出。

11、案件简称:儋州歌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海南省儋州市及政府,处理机关:儋州市公安局,羁押日期:2008年7月27日,当事人:刘某和李某,诽谤对象:儋州市委领导及分管教育的市领导,结果:拘留十五日。

牛叉指数:6.0,独特之处:歌中脏话多,因作歌被定诽谤。

12、案件简称:灵宝王帅案,涉案管辖区域及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及政府,处理机关:灵宝市公安局,羁押日期:2009年3月6日,当事人:王帅,诽谤对象:未知,结果:刑事拘留8天。

牛叉指数:5.0,独特之处:新闻报道中首次开创“跨省追捕”之先例,涉案机关和有关责任人作出检讨和受到处分,警方负责人向当事人道歉。

2009年7月20日

贺卫方:想逃避网络?那是中世纪脑袋—-答南都周刊记者问

这几年,网络已经展现了它特别强大的力量。地方政府做错了事,就要承认,不要以为压制住了网民的帖子,限制了他们的发言,就可以心安理得。如果这样想,那他还是中世纪的脑袋,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网络时代。

  官员与中国网民的暗战:监督官员的网络七招

▲贺卫方,法学学者,资深网友,网名“守门老鹤”。

我在网上也很活跃

南都周刊:你对网络信息会关心吗?

贺卫方:我也是一个网民,而且在网上很活跃,只是我不大喜欢在大的论坛上发言,但我会经常浏览一些论坛,比如“猫眼看人”。从互联网最初的兴起,我就是比较积极的介入者。北大论坛“一塌糊涂”,我是注册网友。

总体来说,我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健康积极的事物,对中国社会发展尤其对民主政治的推进,互联网具有特别巨大的作用。

南都周刊:上网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受?

贺卫方:今天的言论状况,比起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丰富了许多,正是由于言论更加开放,使得民众的不满和愤怒得以宣泄,这是件好事,它一方面加强了民众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一方面也使社会事件在网民的关注下获得一定程度的合理解决,比如邓玉娇事件,比如孙志刚事件,如果没有网络的介入,我们难以想像地方政府会做出怎样的妥协和让步。

邓玉娇最后的判决结果,尽管我用的是“差强人意”这样的说法,但是你去看,在网络上,大家还是觉得:嗯,这个结果还不错。大家会觉得,我们的意愿通过网络这样一个平台得到了表达并且起到了一定作用,这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我想,各级政府应该通过这样一系列案件的处理总结出一些经验。其实,开放的言论空间更加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南都周刊:但是,有些官员似乎对网络特别警惕,甚至敌视。你怎么看?

贺卫方:做打油诗、发短信讽刺当地县官,就被抓了,一家杂志社对某个地方政府的某些行为给予批评,当地居然派警察到北京来抓记者,这都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最后,我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样的压制产生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

我们都知道,网上那几位被揭露的官员,网友的炮轰并非空穴来风,都是因为他们自身有问题才引起网络追踪,如果你果真坦坦荡荡,没有任何把柄,那你怕什么?

网络揭露也好,人肉搜索也罢,在我看来,它实施的还是一种比较正常的公众监督职能。也许当事人会觉得不公平,他会说,像他这种情况的人相当多,为什么单单就他被揪出来了?这种心态是不合理的:你需要搞清楚,网民揭露的,到底是不是事实?

不把希望都寄托在网络

南都周刊:网络接二连三给官员制造2.0危机,你怎么看这种网络“破坏力”?

贺卫方:“文革”期间常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现在看来,所谓的雪亮,根本是胡说,当时的我们,没有途径去了解那么多的细节。

现在,网络给我们展现的是另外一个场景:你即便在台上,如果有问题,公众就可以在网络上进行追踪和了解,众人拾柴火焰高,最后把所有的东西都摆上台面。拿周森锋来说,这会让他知道,论文造假是件坏事,而且不仅仅是坏事,公众还可以监督你、揭露你。通过周森锋,也让其他官员形成自我约束。我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事情,起码是防微杜渐吧。

南都周刊:你对网络力量很乐观?

贺卫方:这几年,网络已经展现了它特别强大的力量。地方政府做错了事,就要承认,不要以为压制住了网民的帖子,限制了他们的发言,你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如果这样想,那他还是中世纪的脑袋,还没有进入到今天的网络时代。

如何对公众进行一种坦率的交流,从而促进政府行为透明化,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在网络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民主的阶段,老百姓可以各抒己见,可以百花齐放,但从现实的制度建设方面来说,好像还有点跟不上。

南都周刊:那么你觉得官场受互联网的改变到底会有多大?

贺卫方:这个东西不好估计,只缘身在此山中。网络可以让孙志刚事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网络可以让收容遣送制度废除掉,网络也可以让邓玉娇以“有罪但免于处罚”形式结束,但网络又可以让“杨佳案”采取了那样一个怪异的处理方式。

网络与官方还在较量,到底大结局如何,看不清楚,还不知道。总体来说,我觉得网络还没有办法取代更为广泛的社会改良,不应该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互联网上。

张鸣:中国人为什么不去奥斯维辛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纳粹大屠杀的象征。但是,这样一个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屠杀了300多万犹太人和一些波兰人、吉普赛人的魔窟,身临其境,你就会发现,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奥斯维辛二号集中营,杀死100多万人的灭绝营。在外面看过去,如果不是高压电网围着,看上去就像规模大一些的农场宿舍。一排排砖和木结构的牢房,一条普通的铁路,一直通向集中营的深处。灭绝营用不着每天拿抢扫射,甚至不用枪。用闷罐车拉来的犹太人,马上进行分类,老弱病残者,直接进毒气室、焚尸炉。剩下的关进牢房,强制劳动,牢房里面,鸽子笼一样的双层铺,一幢不大的牢房,400平米左右,最多的时候,能塞进700人。在饥饿、寒冷、没有起码卫生条件下,一批批死掉,再进焚尸炉。焚尸炉24小时开工,向天空喷出浓烟。在这个过程中,犹太人所有的剩余价值,从体力到随身的衣物、金牙,甚至毛发,统统被榨取干净,为纳粹所用。

灭绝营是一架运转良好、高效而且有条不紊的机器。里面有人类文明成果的硬件:铁路、电网、毒气室、焚尸炉。也有文明的软件:严密的科层制,高效的管理。除了少数直接实施虐杀者之外,所有参与屠杀的人,都只是在发布指令,面对文件,或者按动电钮。血腥,就这样被“文明”手段有效地遮蔽了。

纳粹大屠杀的特色在于,它的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产物。人类走到20世纪,居然有人用文明的成果,成功地在无声中成批虐杀同类,这不能说不是人类文明进程的悲哀。不是因为面对面的战争,也不是像南京大屠杀那样,是战后胜利者的兽性发泄,仅仅是因为纳粹主义的某种理念,在他们自己看来,这是一种有所谓人种学科学依据的理念。

没错,这是人类文明的歧途。但是,今后人类文明还会不会被导引到另外的歧途上去?如果换一个花样,换一个名堂,类似的虐杀,以堂皇名义进行的虐杀,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奥斯维辛之后,人类还不是依旧发生过红色高棉的大屠杀,卢旺达大屠杀。人杀别的动物只有一种理由,但自相残杀却有千万种道理。作为人类的一员,谁也没有理由不对大屠杀好好反思。

据说,有记者采访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的时候,很多人都表示不愿意回忆过去,宁可忘掉那悲惨绝伦的一幕。当你身临其境,进入奥斯维辛的时候,我能理解幸存者的感觉。的确,不要说回忆过去,仅仅进入集中营,一种莫大的压抑,就令人喘气几难。但是,在波兰,奥斯维辛的游客一向是最多的。从早到晚,都有络绎不绝的人。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沉重,那么多人在场,一点声响都没有。可惜,在这些人里,我找不到一个中国人。而在巴黎和维也纳,中国人随处可见。西方人,即使难受,也要来这里,而我们中国人,则喜欢把头转过去。不仅“别人”的苦难我们不乐意看见,对待自家的苦难,也是如此。我们的“乐感文化”,似乎已经吞噬了我们直面人生的勇气,也吞噬了我们的反思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