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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很快就要到了，由於中国政府在长达一代人的时间里对“六四事件”历史资料和信息进行严密的封锁，绝大部分“八○后”的中国青年无从知道事件真相；那些与极度腐败的政府官员们联系密切的学界、商界精英们对“六四”则选择了故意遗忘。对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政府以及与之利益攸关的同盟者们而言，尽快地使全民族遗忘“六四”是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最“方便”的策略。

党外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力量

时间最终将沖涮掩盖真相的谎言。发生在二十年前的那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重大事件，为世人提供了分析八十年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相互消长的一把钥匙。在突发事变频发的中国，人们对那场历史事件的深度思考能为分析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社会的走向提供有益的借鉴.

只要分析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各种主要政治势力的中国政治舞台上的角逐，就不难理解，那一场政治动荡在八十年代末发生具有必然性，它的壮烈的结局也具有某种必然性。文化革命结束以后，尤其是党内的改革派和被毛泽东清洗的政治老人结盟推翻了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以后，中国社会有五支力量发挥着作用。这五支力量的强弱变化以及他们之间不同形式的结盟，引领了那个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第一支政治力量是在文化革命中、后期发源的党外追求政治现代化的力量。这支力量的主要代表是党外的中、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所指的知识分子，不仅包括那些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摧残，顽强生存下来的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恢复高等学校考试制度以后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还包括那些有知识而由於各种原因没机会进入大学的青年工人。

这一部分人承接了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在中国最残酷的政治、思想专制下最早觉醒、最勇敢地奋起批判现存制度的一批志士仁人。他们曾经发起组织七十年代各种针对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社会运动和八十年代推动中国民主化的社会运动。最为着名的包括一九七四年就呼籲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广州“李一哲”、一九七六年抗议毛泽东和四人帮的“四五”运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北京西单民主墙以及包括《北京之春》等在内的各种民间刊物、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民主选举运动等等。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支力量的一部分人进入了体制内；另一部分则由於坚定不妥协的政治立场而被投入了监狱（最着名的政治犯如魏京生等）；绝大多数人则利用出丛书、办杂志、开学校、建研究所等方式，坚持在体制外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最着名的有包遵信、金观涛等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陈子明、王军涛等人主持的北京社会经济研究所及其旗下的《经济学周报》等等。

党内外改革派缺乏必要的沟通

第二和第三支力量是党内“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为代表的是主张政治、经济改革并进的“全面改革派”；而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虽然在经济上始终如一的推动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但是对政治改革的态度则不断变化。开始时是三心两意、到后来则强硬地反对任何旨在引进以民主选举、权力制衡、新闻自由为基本原则政治体制改革的诉求。

党内的“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在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改革的逐渐展开，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两部分人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严重。一九八七年初推翻胡耀邦的老人政变实际上是这两股力量走向决裂的决定标志.自那以后，“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转向与党内“传统保守派”实行结盟。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之后，主张全面改革的领导人万里和田纪云等人与国务院总理的位置失之交臂，为党内全面改革派的最终溃败奠定了组织准备。

第四支政治力量则是坚信前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党内的“传统保守派”，主要的代表人物为陈云、李鹏、姚依林等人。这些人认为，毛泽东及其四人帮的问题主要是所谓的“极左”。只要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恢复到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所奉行的正宗的列宁、斯大林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上的中央计划等等，中国就能从文化大革命所带来的混乱中走向正规。

第五支力量则是松散的没有组织的社会大众，包括充满报国热情的青年学生和憎恨腐败的市民。他们的诉求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文革刚刚结束后，他们支持党内两种不同的改革派和传统保守派合手推进的所谓“拨乱反正”的政治努力；在八十年代党内改革派和传统派的分歧公开化以后，他们基本上是站在全面改革派一边的；对体制外的民主派，他们在八十年代自始至终抱同情的态度，但是由於当时政治制度的严格防范，这两派政治力量之间缺乏思想上、组织上的沟通。

党内最黑暗的政治势力得手

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震荡的大背景，在於政治上继续实行一党专制和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怪异的政治和经济混合形成了官僚对市场化过程中控制和寻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罕见的腐败。再加上由於老谋深算的传统保守派的恶意干扰，党内的“全面改革派”无法正确地把握经济改革的节奏，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瓶颈越来越窄，最终形成了一九八八年的国家财政困难和高通货膨胀的紧张局面。群众对经济改革效果不彰和权势集团腐败日益严重的不满日积月累，最终形成了党内改革派无法掌控的动荡.

动荡出现后，由於体制外的民主知识分子长期停留在对社会进行思想启蒙的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同时，由於党内改革派没有足够的政治意愿和实力去突破体制的限制，不敢大胆地与体制外民主派知识分子公开结盟。而且无论是党内的改革派还是体制外的民主知识分子都没有一个有效的、体制性的与青年学生和市民交流的渠道。

党内的“传统保守派”则一方面有意地激怒学生，一再破坏党内改革派、体制外民主知识分子以及学生和市民达成的脆弱的谅解。最为显着的一个例子是，当赵紫阳在五月初说服示威学生返校后，李鹏等人通过对教育部的控制公开宣扬要对示威学生秋后算账，再次将学生激将出校门，为激化矛盾和全面镇压做准备。另一方面，党内的传统保守派还刻意地离间党内全面改革派和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之间本来就已经十分脆弱的联盟。成功地促成了掌握军权的“政治保守和经济改革派”和掌握党的机器的“传统保守派”的结盟。

一九八九年伟大的群众运动最终以被血腥镇压告终，这使得中国的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全面停滞和倒退。从一定程度上看，这是党内改革派无力挣脱体制的羁绊，不敢与保守派决裂的结果；也是中国体制外民主知识分子长期将自己的作用局限於思想启蒙，无力形成独立政治力量的结果；也是运动中学生和市民无法与其它更为成熟的政治实力沟通，一步步迈向保守派挖掘的政治陷阱的结果；当然，也是共产党内最为黑暗的政治势力，利用最残酷的手段维护自己利益的结果。

1985年9月的一天夜里，北京天气已略有寒意，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萧功秦从上海来到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个小房间，为他的《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撰写后记，这本书即将在“走向未来”系列丛书中出版，那晚，是他全稿修改的最后一夜。

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设在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身处于王朝贵族留下的叠石假山、曲廊亭榭、池塘花木之中。他用一种历史学家理性而又诗意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窗外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那座黑影幢幢的大殿，据说就是恭亲王和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的地方，一种把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与眼前的实址联系在一起的深沉的，史诗般的历史感，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们固然没有诞生于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有幸避免了连续好几代人的屈辱和痛苦，但另一方面，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所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我们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段文字充满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复杂心情，几乎可以作为那一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状态，那是一种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的忧伤、压抑以及激情的宣泄。”萧功秦说。

事实上，这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情感基础，要不然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中了那么多学者，创造了那么疯狂的阅读盛宴。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里都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从1984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了约70种书。它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倡导科学理性，成为了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当时，中国刚刚告别充满了沉闷、压抑和惨烈的十年“文革”，似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那种感觉有点像文艺复兴初期，社会有一种启蒙需求，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和困境？我们如何选择新的方向？又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时代……总之，改革当时已成中国社会的共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萧功秦说：“改革开放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希望，大家迫切地要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历史潮流和个人愿望重合了起来”。

编辑部的故事

“走向未来丛书”发起者是金观涛，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访问研究。

最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金观涛，希望他能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和修养的书。不过，双方在丛书的定位上产生了分歧，金观涛更喜欢启蒙和思想性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张黎群把他们介绍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双方一拍即合。之所以给这套系列丛书取名为“走向未来”，灵感来自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系列丛书，那是钟叔河主编的一套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丛书。

其实，金观涛很早就已显示出了对当时流行的教条和保守的理论体系的不屑。1981年初，他就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在组建编委会前，他常与很多北京的年轻学者一起吃饭聊天，他们都有共同思想背景和人生追求，立场和价值观也都差不多。在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以此排除老权威。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改革意识和表达欲的知识群体。

“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老人压制新人的情况，青年学者在出版社出书的几率很小。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老学者资历深厚，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很陈旧的。”原《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焱说，他当时是丛书编委之一。

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编委会制度，首先要突破中国出版体制。他们跟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一个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同时又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作为编委会挂靠单位，扮演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角色，为编委会获得合法地位。

编委会很快组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阵容庞大的学者群体，当时的年轻人如今大多都已是各个学科或行业的精英。

“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王焱常去参加会议，记忆中去得最多的就是在北京西四的一个胡同。因为家在上海，萧功秦没有参加过任何编务会议，编委身份只是一个挂名。

跟体制内出版社的编委会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对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每一批书都是如此，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

每次出书后，出版社都会给编委会一部分活动经费，大家就拿着这笔钱四处聚会，最多的是在金观涛位于中关村的家里。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以及内部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批丛书出版面市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只能不停再版。为什么这么畅销呢？这其实跟“走向未来丛书”的改革创新有极大关系。它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小开本，封面简朴，黑白两色，请的是中央美院年轻画家戴士和画的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派抽象画。而书本身的内容则要求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有几个硬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结合中国改革实际。

理想主义的激情

这套丛书打开了中国少年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开始从蒙昧的少年，变成了能用自己的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并寻找答案的年轻人。这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又恰恰为80年代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色彩延伸到了丛书编委会内部。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社会改革充满了期待和热情。这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和热情，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有的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来为丛书编委做事，主要是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才慢慢成了骨干。当时，每个常务编委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因为在《读书》杂志工作的关系，王焱认识了很多年轻作者。有些作者写了不错的文稿，却根本找不到出版社，见到这种情况，王焱一般就会引荐给“走向未来”编委会。《人的现代化》就是南开大学研究生殷陆君编译的一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写的。没想到，殷陆君只完成了草稿就留学美国，王焱花了很大功夫才编辑完成。

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角度，“走向未来”编委会制度算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雏形。如金观涛与妻子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都创造了市场奇迹，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不过，尽管出版了这么多的畅销书，但编委会却没直接分享经济效益。金观涛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萧功秦之所以写出《儒家文化的困境》，就是因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顽疾。他原本研究元代历史的，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兴趣。经过研究历史材料，他发觉中国专制主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压抑和封闭，是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括官绅阶层，对西方认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萧功秦在他的书的序言中似乎故意引用了洋枪队长戈登给母亲信中的这句话，来激发读者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其实，对于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中国而言，这种反省实在很必要。他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梳理了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原因。这本书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摆脱了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从文化视角而反思中国近代化悲剧性失败的学术作品。

这本书获得的反响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印刷竟也达到了十万册。《儒家文化的困境》出版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都邀请萧功秦做学术演讲。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原本只能容纳300人的演讲厅，结果却达到了500多人。那时，凡是在海报上印有“走向未来”丛书撰稿人，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可能就是因“走向未来”丛书太有影响力的缘故，所以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干扰。“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金观涛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转型与分野

“走向未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成为了学界和社会精英。

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多元化，各种思想和丛书都涌现了出来。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

在这些丛书系列中，影响最大的有两套丛书，一个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另外一套影响较大则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这种分流多少影响了“走向未来”的前景，年轻学者也已能很轻松获得出版机会，到了1980年代末期，丛书早已处于停顿状态。萧功秦认为这样的结局说明丛书：“作为启蒙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989年5月，王焱还参加了的编委会议，因为，大家又准备出一本《走向未来》的杂志，但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几期。在他看来，中国读者眼界已经打开，编译性书稿难以满足要求。进入90年代，思想启蒙嘎然而止。中国开始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变成了务实的经济社会。90年代后期，思想界又重新分化，公平、自由、秩序；新左派、自由派，新保守主义……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命运不同，有人走向政坛，有人投身商界，还有坚守学术高堂。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等先后去世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离开大陆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前不久被台湾政治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唐若昕仕途则略显曲折，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政府要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但今年因涉及一桩合同诈骗案被免职。丁学良还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小鲁担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是香港中信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尹蓝天当过“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他被判了十六年徒刑……

从这个角度看，丛书的编委们就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而他们本人也从一个小小编辑部出发，走出了各自的人生和命运。

在创作的时候我会经常“看见”，看见场景，看见人物，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导演的身影，因为他们不存在于任何小说中，我从不排斥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但实际上这是守株待兔的事情，不能拿着猎枪找兔子。

苏童的《河岸》卖得很好，为了买一本他的这部新小说，记者跑了四家书店。在这个被广泛认为是“文学已死”的年代，一个作家的新作能卖到脱销，不能不说是个奇怪的现象。

这或许要归功于苏童以往有不少小说被拍成了影视作品，比如《妻妾成群》被改编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米》被拍成了《大鸿米店》。文学受到娱乐工业的冲击而日渐式微，而苏童却因为作品被娱乐工业选中而成了“明星作家”，这仿佛是个悖论。

苏童在这部新小说《河岸》中一反常态。他以往的很多小说，只要打开似乎就能闻见鸦片和情欲混杂一处的颓糜香气，在《河岸》中，这些气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河水的腥味。这是一个严峻的故事，围绕着一桩烈士身份的历史悬案，主人公库文轩、库东亮父子在河流和岸上之间铺开了命运的轨迹。在这部小说中，能解读出自我放逐、流动和安宁、残酷青春、性的压抑和觉醒、环境对人的塑造和扭曲等一系列子题。

年岁增长，苏童的文学野心似乎没有消退的迹象。他说《河岸》是他目前为止最好的小说，是他自我超越的一部小说。他也前所未有地配合小说的宣传，频繁接受采访，出席全国各地新书发布活动。重述神话的作品《碧奴》写完之后，他再也没有写过别的东西。在《河岸》里，凝聚了苏童三年的心血。

写作是有“地气”问题的

时代周报：写作这本书的过程是怎样的？相比以前的小说，这部小说写得很艰难吗？

苏童：我三年前就写了第一段，我很喜欢第一稿的第一句话，“他不能到岸上去了”，也许是这自己得意的第一句话给我设置了陷阱，后来越写越难，叙述上感到一种难以摆脱的黑暗，等我痛下决心把第三人称叙事改成第一人称时，已经痛苦地写下七八万字，这七八万字被我完全舍弃了。幸运的是，库东亮变成“我”之后，一切也变得顺利了。

时代周报：这部小说从国内写到国外，再回到国内接着写，在两种环境中写小说感觉有何不一样？

苏童：我不是特意要去国外写这部小说，因为2007年我计划完成此书的初稿，恰逢德国歌德学院邀请我去莱比锡做驻市作家，三个月时间，我想正好可以开始。我在那个城市的一个公寓里独自居住了三个月，与一些退休的德国老人为邻。非常喜欢那儿安静而肃穆的生活环境，除了窗外树林的鸟叫，没有人打扰过我。可是在那儿写出的小说，偏偏出了问题，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种唯心的迷信的说法，也许写作是有“地气”问题的。

时代周报：对这部小说的企图心为什么这么强？推翻初稿重写，在自己谈及这部作品时也和以往不一样。

苏童：也不是企图，而是一个愿望，这是我长久以来一直想写的作品，因为各种原因推迟出笼了，千辛万苦完成之后有点兴奋，只是有点兴奋而已，我并不知道读者的感受，我只是诚实地表露我自己的心情。

时代周报：你对河流的感受是怎样的？我看过你的随笔《河流的秘密》，童年后窗的那条河流和小说里的河流有哪些精神上的相通处？

苏童：说到底，我一直想写的这部小说就是关于河流的小说。自己分析这个愿望，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与我祖辈和我自己的成长有关。我祖辈生活在长江中的一个岛上，而我自己是在河边长大的，现在也阴错阳差地住在长江边。以我对自己生命的回顾和体验，我认为河流就是我的乡土，至少是乡土的重要部分，写河流就是写我的乡土。

时代周报：虚构的力量会不会左右了真实的童年记忆？小说里的河流多少来自记忆，又有多少来自后来的文化想象呢？

苏童：记忆的力量也许大不过虚构的力量，我珍惜自己的记忆，但打开记忆之门，是为了让漂浮的记忆稳定下来，要成型，要凝结，并且还要扩张，或者辐射。叙述的热情对我而言是虚构的热情。小说里的河流来自记忆，最终却可能是一个漫长而庞大的“修辞”。

创作的时候，会有画面闪过吗？

时代周报：出版社在推荐词中说到了“先锋的终结”，你怎么看自己在中国当代文坛的位置？对于现在的中文小说创作有什么想法？

苏童：出版社有出版社的说法，我有我的一己之见。文坛不是水泊梁山，无人“结义”，也无需结义，所以也没有什么座次来安排你。文坛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是个自由港，什么船只游艇都可以停泊。另外，我只对自己的创作有阶段性的想法，别人的创作，我想了也是白想。

时代周报：你的很多作品，比如《米》、《妻妾成群》等都改编成了影视剧。这部《河岸》似乎也十分有画面感。在小说创作的时候，会有画面闪过吗？写作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是一个好的剧本？

苏童：我一直认为作家与影视的关系可远可近，可亲可疏，在创作的时候我会经常“看见”，看见场景，看见人物，但是我从来没看见过导演的身影，因为他们不存在于任何小说中，我从不排斥文学与影视的联姻，但实际上这是守株待兔的事情，不能拿着猎枪找兔子。

时代周报：过往年代的经历作为小说的资源，会不会枯竭？是否想过写新的题材？

苏童：不存在小说资源的枯竭问题，只存在小说资源的遮蔽问题，持续创作的经历，其实就是一个持续发现的过程。“新”对于作家是一个永恒的诱惑，至于如何“出新”，却是一个需要发现需要摸索的难题。

时代周报：作为中国文坛最成功的作家之一，想象过写出一部伟大作品吗？它是怎样的？

苏童：我远远谈不上是很成功的作家，倒是一个很努力的作家。谁都想写伟大的作品，但是“伟大”恰好是躲藏在黑暗中的，因为没人知道“伟大”的作品是什么样子的，所以那么多同行都在黑暗中寻找。

时代周报：在写完这么久之后，请自己回头再评价一下《河岸》。

苏童：这是我篇幅最长、写作时间最长、故事似乎也是最严峻的一部作品。事后读《河岸》，最主要的遗憾是小说的节奏前松后紧，故事进展前慢后快，库东亮和慧仙的对手“戏”少了，作为惟一一个女主人公，慧仙身上的笔墨也不很均匀。每一部长篇都会留下遗憾，有的遗憾夹带在写作过程的难点中，因为无力解决而造成，有的遗憾是过后重读可以发现的。

2005年8月20日我随旅游团在芬兰访问。这个有着”千湖之国”美称的国家有大小湖泊十八万多。一路上，清澈明朗的天空、星罗棋布的湖泊、郁郁葱葱的森林、童话般的圣诞老人村、冰清玉洁的白雪世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似乎是油画上才有的景致。

芬兰之游是快乐的，但由于我们团队自身的原因，也出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事情还得从参观 “岩石教堂”说起。

不受欢迎的游客

岩石教堂是造访赫尔辛基的游客必到之地。岩石教堂又叫坦佩利奥基奥教堂，位于市中心的坦佩利岩石广场。这座闻名欧洲的教堂是从一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岩石比旁边的街道高出十米左右，顺其自然地保留了下来，环绕四周的是按不同年代修建的住宅楼。此教堂的设计极为巧妙，为了不损及自然景观，将岩石部分往下挖掘，而教堂就设在其中，屋顶采用圆形设计，有一百条放射状的梁柱支撑，同时镶上透明玻璃，采光极佳，其余的壁面仍保有原始的岩石风味。教堂入口走廊为隧道状，入口处则涂以混凝土，古朴的设计中蕴含着精美的雕琢。当游客乘车来到教堂外的时候，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巨大的岩石，看不到一般教堂所具有的尖顶和钟楼，只有一个直径20多米的淡蓝色铜制圆形拱顶暴露在岩石的最上面。记得去年我去西欧瑞士旅游时，在阿尔卑斯山脉也曾参观过一个又矮又小、用当地岩石砌成的小教堂，和山色浑然一体，不到眼前真不容易看出，当时觉得很惊讶，但眼前的芬兰的岩石大教堂比它更壮丽，更奇特令人惊叹。

让人遗憾的是，兴致勃勃的参观却由于团内两个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被教堂工作人员中止了。这两人是来自东北的公务考察干部，当时教堂内正有一批教徒在专心听牧师布道，虽然大家一走进教堂就被教堂的奇特结构惊呆了，但都自觉地放低了声音或默默地参观，可这两位竟旁若无人似的高声谈论起来。一位工作人员走过来，礼貌地警示他们要小声说话。不久，这两人又违反了教堂的规定，”卡嚓、卡嚓”不停地在偷拍，一道道闪光显然又引起工作人员的极大不满，他们以破坏教堂宁静环境为由，请他们出去照相。结果二人的态度很不好，加上语言的障碍，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争辩，教堂人员请他们出去，他们却不肯离开，接着又来了几位神职人员，要求他们务必出去。导游”小北京”赶紧出来打圆场，告诫两位团员：教堂是不允许大声说话和用闪光灯拍照的，因为这是教徒跟上帝沟通心灵的地方，需要保持宁静、神圣的氛围。小北京希望他俩向神职人员认个错、道个歉，把事情平息下来。谁知这两位公安系统的小官吏平时专横惯了，听了劝告后并不认错，反认为对方是小题大做、歧视中国人，态度更加恶劣起来，用中文破口大骂，”什么影响教堂，什么对耶稣上帝不敬，老子不吃这一套！””我们出钱来考察，他们理应善待，却反而歧视中国人，要赶我们出去？！””我们共产党人不信宗教，也不会信什么上帝，从来就没有什么上帝和神仙，这些装神弄鬼的人有什么了不起！””今天要是在中国，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法轮功不是照样被我们消灭了，李洪志也只有逃到这些装神弄鬼的西方藏起来。””妈的！有什么了不起，老子不看了，走！”这时，一些外国游客纷纷用惊奇与责备的眼光扫视我们，一些华裔外国人多少也听懂这些话的内容，对我们怒目而视。就这样，在众人责备的目光下，我们委屈地随两个”扫帚星”退出了教堂。

一路上，大家争吵了起来，知识分子纷纷指责他们不讲文明、不懂礼貌，不知道自爱自尊，实在有损中国人的面子；公干派们却说知识分子崇洋媚外、没有骨气，向邪教投降。小北京只有苦着脸，劝阻双方不要争吵，并对两个”扫帚星”气愤地说，”基督教不是法轮功，你们不要忘记自己是在国外。”后来，双方话不投机，各管各坐在车上，可这两个干部一路上抱怨话还不少：来北欧考察，每天内容都是”文革老三篇”——教堂、皇宫、博物馆；旅游只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到点拍照”；看到市区漂亮乾净的墓地，称到了”夜总会”.其实，我们团里另外七八个公干派也一致埋怨考察内容不好，每天回旅馆就向导游打听有没有色情、赌博场所，希望搞些内容刺激的活动，并直言说：”我们喜欢考察泰国的曼谷、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美国的拉斯维加，那里色赌齐全，够刺激。”

昂贵的信仰

我因为经常出国旅游考察，也看惯了不少中国游客不文明、不礼貌，缺少教养的行为，例如：乱吐痰乱扔垃圾、不分场合大声讲话、乱窜马路、插队、拍照不打招呼、自助早餐时偷偷带走水果、私灌饮料和牛奶、不分场合随便吸烟、找不到厕所就随地大小便等陋习，已经见怪不怪。但今天发生的事，使我一路感慨不已：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不文明、不礼貌、缺少教养的行为，而是一种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对待宗教信仰的态度，是尊敬宗教还是敌视宗教的根本问题。而最不可思议的是，我想不通为什么中国人对宗教怀有如此深的敌意和庸俗愚昧的态度？

今天发生的事，使我联想起自己的一段经历。今年我陪朋友去了号称”海内尊崇第一山、五朝恩赐无双地”的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的普陀山，从码头上岛需买大门票每人110元，进七个佛寺景点又要另买小门票，据说大门票是地方政府的，而小门票是佛寺的，他们属于分开创收。进了寺庙必须掏钱买香烛，令人吃惊的是十几个摊位香烛统一价，一包香分160、180、200元三档价格，蜡烛也同样三档价。多年不来寺庙真是少见多怪开了眼，进一个寺庙买香180元，蜡烛180元，加上门票和导游费我们每人就得掏出近500块钱。我们怀疑被骗，提出异议，为什么这么贵？当地店主一哄而上，七嘴八舌开导我们说：为了打假，当地政府与普陀佛教会连手，取缔了不合规格的香烛，只保留一个由他们合建的厂垄断香火生产。每小包香有三支，出厂价每支0.8元（据说成本价只有0.1元）批给商店，商店卖3元。最大的普济寺据说有专门的烧香规矩和顺序，每个菩萨要烧的香都不一样，分六支、九支、十二支、十六支等，庙里有众多菩萨，各菩萨保佑的内容不一样，分得很细致，有财神爷、平安爷、求子观音、土地公、婚姻、健康、智慧、房屋、事业、权贵、职称、学业（升学考试）等等——所以进普济寺烧香必须买大包，里面有60小包，每小包3支，总共180支180元，否则对菩萨不公平。当地导游开导我们，拜菩萨要心诚，买香烛一定要自己掏钱，还不能讨价还价，否则心不诚菩萨生气则不灵。看到我们犹豫不决的样子她们又开导说，千里迢迢来普陀山不烧香不点烛，来佛寺拜什么菩萨、许什么愿呢？我们想想确实如此，只有咬牙掏钱。领我们的女导游很会介绍，每到一个庙门就介绍这是什么菩萨，必须烧几支香，她还教我们应该怎么样跪拜、磕头，向菩萨怎么表白：”财神爷菩萨，我是上海来的香客，住什么地方，今天来烧香求菩萨保佑发财，待会儿我会再捐香火钱，菩萨保佑我发大财！”我们还看到不少和尚在为一香客做法场，女导游告诉我们寺庙的和尚级别不同，功法也不一样，做法场有很多花样，档次高低不一，最便宜的5000元一场三小时，高级的水陆法场要24万元，分七天分别在普陀山七个寺庙做。她还悄悄告诉我们，里面有专门的商业和尚替香客开光请佛像，还能抽签算命、看面相看风水，都分档次级别收钱，你们想去我可以带路。在这个四大佛教名山之一的普陀山，我们没有感受到庄严浓郁的宗教氛围，卖香的店主、做法事的和尚、为自己祈福发财的商人香客，从所有人身上我们看到的除了钱还是钱。

这又使我联想到原居住在我家大楼里、经常见面的一个英俊的和尚，多次看到他在地下车库的摩托车旁换衣服，每次他都是匆匆换上出家人的着装和鞋子，便快速骑上轻型摩托车，一溜烟地上了小区外的马路。出于好奇，我向保安打听此人，才知他是附近寺庙的一个和尚，与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借住在我们楼上。我当时心里就纳闷：佛寺商业化，连原本六根清净的和尚都风流起来，不过清贫的日子也就算了，竟然在寺院外借房养”金丝鸟”，真是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大楼里的房子起码也要三千元的月租，由此可知此人的月收入决不是工薪阶层。

信佛哉？信钱乎！

我曾在荷兰一个教堂碰到一件事，一个中年妇女跪在教堂门外虔诚忏悔，因为好奇，我问她为何不进去祈祷。她告诉我：亲爱的先生，因为我曾从事着龌龊的行业，没脸走进耶和华的圣堂。为了医治长期生病的孩子需要钱，我出卖肉体做妓女，现在孩子病好了，我来赎罪感恩上帝。我要向上帝忏悔，求主宽诉我。触景生情，我想起在中国寺庙里，贪官污吏来求菩萨保佑他平安不要出事，制假卖假的大小奸商来求发大财。他们都厚颜无耻从来不会想到自己的罪孽，不会像这个西方妓女一样知道耻辱，跪在那里连教堂的门都不敢进。他们以为钱可以买到良知，认为只要出大把香火费也可以收买到菩萨的心。他们清楚中国菩萨（和尚）心肠好，除了钱不会像外国神甫牧师那样一定要信徒向上帝交心讲真话，彻底坦白心中龌龊的事，作心灵的忏悔。

放眼世界，同样是宗教的旅游点，外国的教堂与中国佛寺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容、人的行为举止、态度真是截然不同。外国教堂没有门票，也不搞商业赚钱项目，教堂里肃静庄严，是纯洁心灵的圣殿，是人们向上帝赎罪和感恩的地方。在中国，几乎每个有名的景区都有寺庙，原来没有的，也要造一个，佛寺成了商业摇钱树，寺门前乱七八糟的摆满了小商贩们贩卖的各种旅游纪念品，其中不少还是假货。外国教堂贫富不会有区别，没有铜钱臭味，在中国寺庙烧香拜佛都能闻出铜钱味。你有大把钱，寺庙就可以提供各种规格的服务，烧头香、敲头钟、办各种价格的水陆道场，这些寺庙的游人络绎不绝，香火兴旺而喧闹。按理说寺庙是宗教圣地，和尚是出家人以慈悲为重，不应该什么都讲”钱”，那会给人一种俗气的感觉，以前寺庙虽然也讲”化缘”，但都是信佛的人自愿捐款，如今却是佛道人员主动出击，大肆捞钱。反观国外的教会、教堂也很有钱，但神甫、修士、牧师从来不会主动去向教徒收钱，捞钱，骗钱，所有的钱都是教徒们主动奉献捐赠。

在西方不少国家，宗教信仰是人民特有的凝聚力，美国人85%以上的人信仰上帝，他们每周都去教堂与上帝沟通，净化自己心灵，使那些从不同宗教背景出来的新移民，在基督教义的感召下，团结一起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

曾有人说过，消灭一个民族，首先要消灭它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离开过宗教，宗教能使这个民族的人民朝着更加和平与无私的境界发展，能使人们的心灵不断净化，反之则必是一场灾难。当今世界，凡是民主的国家宗教一定独立，反过来独立的宗教，也一定会对违背民主的政党起到制压和监督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观必然产生两种结果。试问，像中国这样的佛寺，人民能净化出好的心灵吗？

本文载自《一个文革受难者的新海国图志》，澳门崇适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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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出离愤怒可能是更高的一种形态，但有些事“出离”是“出离”不了的，只能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有这个感觉的事情不止一起。最近发生于巴东县野三关镇的女服务员刺死官员一事，近日的最新进展大致也属于这个范畴。当地警方在传出女服务员罹患抑郁症在前、以故意杀人罪刑拘于后，并且把该女子送入了医院要进行精神病鉴定。湖北恩施电视台在病房中拍摄的场景是这样的：女服务员邓玉娇被“约束性保护”措施“保护”着——她的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嘴里喊着“爸爸，他们打我”。

事情的经过在全国媒体的曝光下为人们所知，但为了与这个被绑在床上、口中喊着“爸爸，他们打我”的场景做一个对比，还是叙述如下：当地官员喝多了找乐子，要求邓玉娇做“异性洗浴服务”。邓玉娇不从之下，被官员用钞票击打头部与肩部，并被两次推倒在沙发上。在此情况下，邓玉娇抓起修脚刀（当地警方说是水果刀）刺死一人、刺伤一人、吓傻一人，然后打电话报警。就这么个事情经过，并且是当地警方认可的事情经过，到现在的发展居然是邓玉娇被绑在病床上。老实说，这真是让人惊诧莫名。

这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这个“异性洗浴服务”。相信任何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奥妙，而做这个委婉语就遮蔽了一个现实：这三人是去那里嫖娼的；第二个关键词是“抑郁症”。在第一时间就把从邓玉娇包中翻出治疗抑郁的药物当做一种证据摆出来，是一种转移事情焦点的做法。本来还以为是为了给邓玉娇脱罪的备用借口，但看来善良的人们还是太善良了。所以有了第三个关键词“故意杀人罪”。

任何有正常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是“防卫过当”都算是罔顾事实了，更何谈故意杀人？而且无论怎样，在事实如此清晰的状态下，把当事人弄到医院里做精神方面的鉴定不但没有任何必要，而且也没有任何理由。

或者我们把这三个关键词连起来看一下，试试是否可以找出其中的脉络。

第一个关键词遮蔽了当地吏治之真相、模糊了事件开始时的性质；第二个关键词转移了公众的视线，成为为以后定性事件的伏笔；然后第三个关键词算是呼之欲出、不得不出，把邓玉娇弄成精神上有问题的人，彻底把水搅浑。不论怎样，现在邓玉娇被绑在了医院的床上。如果真的有抑郁症这件事存在的话，这么逼她一下，说不定将来更能够坐实其精神不正常的说法。故意杀人罪肯定是判不下来的，但只要这点可以得到印证，其他关于当地吏治与黑幕就消失在争论的背后了。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再说什么问责与追究真的是没有意义了。老实说，这两天总是有一种无力感在我心中徘徊不去。前两天，贵州那个所谓的“嫖宿幼女案”重新起诉了，罪名依然如此，或者说那些买春的人罪名依旧，只是换了一个管辖法院与提升了组织者的罪名；同样，四川宜宾那个花6000元嫖宿幼女的官员，在媒体曝光后马上被清理出了公务员队伍，在此之前他只是停职反省而已；杭州的飙车案警方为“70码”而道歉，但没人说明道歉完了该谁承担责任，更没人说明为什么当时不拘捕嫌疑人。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正如我们不能解开捆绑邓玉娇手上的布条一样，让人心中油然升起的是一种无力感。那三个关键词如同黑网一样笼罩在心头，我所知道的是，如果我碰上这种情况，依然也会如同她一样无助。

但是，也正是这种无力感告诉我们，只有努力前行、努力追问下去，才能尽可能避免在斑马线被飙车的人撞死，才能不被绑在医院的床上。这种无力感应该是一种动力，哪怕是发出一点点声音，都足够推动我们社会的法制建设与公平的降临。当年《南方周末》曾经在新年献词里说“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因袭其意，我想说的是有一种无力感让我们前行。

 

我欣赏这个比喻，如果宪法是一个人的大脑，有最高的约束功能。新闻和言论自由，就是最敏感、亢奋的那根神经末梢。当它受压迫，你头就要痛了。所以杰斐逊以貌似无政府主义的姿态说，我宁愿有报纸无政府，不要有政府无报纸。

好莱坞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系，是个迷人的话题，就如我们的电影与宪法扯不上关系，一样鲜明。影片开头，总统遇刺被救。随后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报复。女记者阿姆斯特朗报道说，总统曾看过一份认为委内瑞拉与刺杀案无关的中情局报告。她披露了撰写这份报告的秘密特工，一位大使夫人。随后，政府追查泄密者，阿姆斯特朗被带到大陪审团前，被要求说出向她提供新闻来源的告密者。

电影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说，还是不说。

用法律术语说，这是一个关于新闻采集权的故事。记者是否拥有一种作证豁免的特权，可以不向任何人披露信息来源？

在一般的公义原则下，任何人都有义务说出自己所知的、涉及犯罪的事实。在普通法的古老渊源中，是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英美的证人出庭誓词，对何谓“假见证”有三层清楚的逻辑界定，就是：说出真相，说出全部真相，所说全是真相。

不过，一直也有两种例外。一是能否要求一个人说出涉及自己犯罪的事实，也就是自证其罪。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说，一个犯罪的人该不该坦白；而是说，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强制一个人招供的权力？不是暗示一个人可以不诚实；而是表明，另一个人无权冒充宇宙中那位最后的审判者。因此现代司法的基本伦理，是不能要求一个人自证其罪。自证涉及一个人的内心悔改，而这不在政府的权限以内。换言之，国家有权处罚人的外在行为，却无权从事任何关乎“思想改造”的事；因为那是另一个国度的权柄。

从这里出发，又有“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法律不但不能要求本人自证其罪，也不能强迫他的至亲之人作证。在中国古代，这叫“亲亲相隐”。目前算上中国，世上只有不超过4个国家，是不承认近亲属作证豁免的。不承认呢，你若不供出亲人，就可能涉及包庇、窝藏罪。

另一种例外，是近亲属以外，在那些基于信赖的、特别的生命关系中，所获知的他人信息，也不应被强制作证。在普通法的历史上，有两种最古老的信赖关系，就是牧师和他的会友，医生和他的病人。牧师和医生，在涉及人身信赖的承诺中，基于一个神圣的盟约，而不是基于血缘，也被同样视为拥有作证豁免的特权。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权要求牧师和医生，说出只有他们才知晓的那些个人信息；无论是关乎灵魂的，还是关乎身体的。

也无论涉及的事多么严重。譬如关乎地球是否毁灭？信仰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负责做正确的事，上帝负责地球是否毁灭。假设说，杀一个人，可以救全世界。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充满试探的伪问题，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因为“不可杀人”不是我的理想，而是我的本分；救全世界不是我的本分，而是我的信仰。意思是说，因为我相信神爱世人，所以我决定不可杀人——无论你给出的剧情，看起来多么严重而急迫。

作证的豁免，不是在挑战司法的公义原则，而是提醒一个事实，人间的裁判和法庭，只是公义的一个及格线，不是公义本身。所以人间的司法权，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一旦越过了，就冒充了上帝。一旦人间的某种公义标准被夸大到一个地步，普遍的公义就可能在其他场合丧失。

这种特别关系中的作证豁免，近代以来开始扩大到会计师、建筑师等行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记者保护新闻秘密来源的特权。

在美国，最早的立法是马里兰州1896年的《保护新闻来源秘密法》，俗称庇护法。在英美的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协会、记者联盟的行为守册上，都将保护新闻来源视为记者的基本伦理义务。

阿姆斯特朗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拒绝披露自己的线人，因藐视法庭被关押一年多，后又承认包庇罪名，入狱两年。检方试了各种妥协方式，如让白宫和中情局的所有人员签署权利放弃书，来化解她的道德感。所以阿姆斯特朗的丈夫对她律师抱怨，其实她有很多机会出来。律师的回答很干脆，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妻子在这种情况下还有选择，可能你根本就不适合和她结婚。

影片中，案子有机会到了最高法院，律师陈述中提到1972年的“布莱兹伯格案”。这是关于新闻采集和第一修正案的经典判例。布莱兹伯格是一个记者，他被线人允许观看了当地提炼大麻和毒品使用的场景，报道后，他被带到大陪审团前，被要求说出信息来源。这个案子，大法官们以5：4的表决，宣布“要求记者出庭作证，没有削减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不过论述部分相当晦涩，给以后留下很多空间。

当年的保守派大法官布坎南、马歇尔和斯图尔特等都投了反对票，斯图尔特撰写的反对意见，影响巨大。1972年后，几乎所有州都按着他论述的方式，通过了对记者的庇护法。

欧洲的人权法院，基本上也一样，他们认为如果记者被迫披露消息来源，媒体的公共监督职能将被削弱，信息的自由流动将会受压。所以“除非存在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不然记者享有作证豁免的特权。

到底什么可以“压倒一切”呢。导演用虚构的故事，忧患911之后的美国，就是“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频频使用，以致于在孩子眼里，美国和印度也没什么区别了。

律师在最高法院的一席话，特别动人。他说，曾有段时间，我也给当事人施压，劝她放弃。我说，我的客户是你这个人，不是一个原则。但遇见阿姆斯特朗之后，我知道了一件事，对一个真正的人来说，人和原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他的意思是，从来没有一种抽象的原则值得我们捍卫。真正的原则都是“道成肉身”的，保护活出了那个原则的人，就是保护那个原则。

《箴言》中的经文，“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夫妻之间，理当如此；政府和民众之间，也当如是。“Nothing but truth”，用孔子的话来翻译，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2009-5-11

李辉对于文怀沙劣迹的披露，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然而，此事件只是一个楔子，它必将开启人们，对于“国学”和“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一系列批判性反思。

不管李辉有没有做这篇文章，对于我们这个缺乏知识（学）传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这样的反思还是越早越好。李辉的幸运是，他找对了攻击的靶子：文怀沙。由于后者的特殊历史背景（横跨20世纪初至21世纪初）、政治面貌（与之交往的多半是政要、名流，如毛/泽/东、柳亚子、郭沫若、胡/耀/邦、钱锺书、陈省身等等）、学术地位（社会将其誉为“国学大师”）、个性特征（不甘寂寞、色心不死）等等，文怀沙造假事件也质疑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更大的问题：传统文化的“道统”、“学统”与“政统”究竟还有多少价值？当前的知识分子究竟能够为我们这个社会做些什么？

在对文怀沙造假事件的社会反应中，毁文者居多，誉文者寥寥。其中，本人比较赞赏与文怀沙是好友的葛红兵教授的看法，他提出，对待文怀沙，我们需要宽容和忏悔，并坦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罪的。然而，本人认为，更应该理性地对待，以便还原或者重新解读历史的真面目。为此，我们需要像做学问那样抽丝剥茧，各个击破，从与文怀沙交往的人群中发现一些其为人为学的真实面目。以下，就文怀沙的学品兼人品问题，与钱锺书作个世俗的比较（因为高雅的本人不懂），谈些浅见。（所涉资料，均来自网络，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又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钱钟书与文怀沙，两个人关系好起来的时候可谓形影不离，但是一旦坏起来就形同陌路。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由于共同的爱好和悬殊的志趣使然。

能够交朋友的，往往是由于生活中有着世俗的“共同语言”，关键不在于真才实学的多少。钱钟书与文怀沙，都生于1910年——按照后者造假的说法，时代背景大致相同，两人都在学术界“混”得了一定名声，具备了交朋友起码的条件。

钱钟书一心做学问，因此桀骜不驯，蔑视权贵，比较理想主义，对于世俗多半持批判态度。而文怀沙尽管是学问上的杂家，但是并不专精，且此人一向攀附权贵，他巴不得世俗生活能够出现“腥臊并卸”、“阴阳易位”（屈原《涉江》）的局面，以便自己浑水摸鱼。

此公是钻营高手，一方面以屈子自勉，一方面却蝇营狗苟，且擅长巴结逢迎。这样的人尽管张狂而且人格分裂，但却往往“朋友”很多。人格分裂的人，往往在说话的时候灵光乍现，听起来好像亦不乏思想。这对于清高孤傲，尖酸刻薄，不喜交际，曲高和寡的钱锺书来说，正是他所需要和弥补的。因此，钱钟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这算是对文怀沙某方面比较确切的刻画。据说，此联现在仍然挂在文怀沙的家中。

为此，我们可以简单地初步概括钱锺书与文怀沙交往的共同起点：喜欢骂社会、讥讽人物，尽管两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然而，两个人之间能够建立起亲密关系，一定还有更多的生活细节上的联系。男人之间在一起，往往谈女色。对女色的关注是人性的体现，也是进一步交往最好的桥梁。它可以在人性的表面上，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

钱锺书与文怀沙都是“春药大师”。文怀沙已经被曝曾经“给高层卖春药”，而“一位文坛耆宿”则很钦佩钱锺书“深谙炮制春药的配方”。我们可以猜测，钱锺书与文怀沙在炮制春药上一定是棋逢敌手，曾经私下里切磋过很多回合。然而，两人毕竟是不一样的好色。钱锺书好色是社会的、向下的、干净的，而文怀沙好色则是政治的、向上的、淫乱的。

钱钟书对淫书有特别的兴趣，他读过的淫书远不止40本，而且经常为别人开具淫书书目。钱的手稿《容安馆札记》“涉及的性话题是空前的”。在河南信阳干校的时候，钱钟书常在晚饭后开设讲座，叙述他在巴黎嫖妓的种种风情，以及如何让夏娃坐在透明的玻璃马桶上，侧目观赏她的下身。本人的一个经商的朋友曾经在本地接待过钱锺书，某晚给他安排了两个女孩子留宿，钱锺书笑纳。看了更多的资料，印象是钱锺书乃“性情中人”而已，无他。

文怀沙则不一样。他是见缝插针的“老色鬼”。借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获取女色，就是玩弄。1964年文怀沙被关进监狱，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因此，周/恩/来曾经怒叱其为“文化流氓”。下面的两件事可见一斑：（1）1996年的时候，北京的一个玩旧体诗的小女子把她的半裸照送给了文公，文公放在枕边，以为入梦之媒。97年，天津一个玩旧体诗的小女子来京索字，文公又垂涎三尺，谈不多时便要佳人留宿。（2）梅兰芳的高足言慧珠出访日本，从日本给文带了一双袜子。文怀沙在办公室里却大声对所有人说：“言慧珠言老板，从日本给我带回了一双袜子，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你蹂躏我吧！你践踏我吧！”

文人一旦好到了“色”的程度，就会忘乎所以地相互吹捧。首先，钱锺书罕见地赞誉文怀沙。据说，钱这样高度颂扬文：“腹中空空的人，因你不留情面而恨你，有真才实学的人，因你的举荐和点化而感激你，才学的高低与赞毁你的程度成正比例。庸人骂你什么也不是，能人大贤就把你比做圣人，他们说的都不对！你是一块石头——是试金石！你名怀沙，眼中却不揉一粒沙子。”在《文怀沙先生像赞》中，钱锺书写道：“文子振奇越世，范生超诣传神。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

因此，钱锺书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文怀沙说：“读书人分为四种，一是从不通到不通；二是从通到不通；三是从不通到通；第四种最罕见——是从通到通，天纵之资是也，钱默存其学也博。”文怀沙这样“夸奖”：“《谈艺录》是《管锥编》的先驱之作，我们可以领略著者钱锺书先生学贯中西之学。他被视为20世纪的一代硕儒是毫不奇怪的。读钱先生书最令人受益的是：使人感到‘学，然后知不足’。默存公其‘学’也博。”“钱对我维护备至，劝我要慎蓄锋芒……”

据说，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二人一度引文怀沙为知己。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云：“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注：“打彭”即“开玩笑”。）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很多人都知道，文怀沙曾经是钱锺书府上的常客。钱先生身边的人都有印象，当时钱老对此公奖许有加。

然而，好景比较不能长久，因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人的一生中，真正的知己是可遇不可求的。没有共同的志趣，友谊一样要破灭。钱锺书是一瓶醇厚甘冽的老酒，而文怀沙却是半瓶荤腥的水醋。文先生肚子里的货色倒空之后，钱锺书也就不肯再同他交往下去了。于是，文公立刻转过头来说钱先生的玩意不行，最终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作践他人。

于是，文怀沙搬出自己杜撰的“学兄”鲁迅贬抑、攻击钱锺书。文怀沙说：“鲁迅既有学问也有见识，而不是有学无识。”他认为，“中国有许多饱读诗书的文化人，虽然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而鲁迅把学和识结合得完美，并把它变成行动。”此公直截了当地说：“我所说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的文化人是指钱锺书。”

类似的说法还有：“我和钱锺书是好朋友，我很了解他，他书读得很多，很博学，但缺少见解，他总是客观的，带点讽嘲性，却没有爱得那么深沉。”“钱锺书的主要学术著作《管锥编》又是拉丁文，又是希腊文，运用了几种语言，读者就算全部读下来也不一定看得懂。鲁迅被一些人评为刻薄，是因为他爱得深沉，他爱自己的民族，恨铁不成钢，他看问题很尖锐，尖锐得叫人受不了。钱锺书是博学，读得很多，但他像图书馆一样，卖弄他的学识，卖弄的痕迹可以看到，鲁迅则是个拥有卓越见识的人，两个人不能比。”

不管文怀沙如何攻击钱锺书，也不管钱锺书的学问究竟有多深、多少社会价值，我们可以负责任地断定：钱锺书是真正的学者，是学品高尚之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具备知识分子品格的人，是对中国学术、中国社会有重要贡献的人。而且终生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真学问。相比之下，文怀沙则是一个各个方面不折不扣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能够依靠权贵，钻营于社会，并以“国学大师”的面目示人，且被骗拜倒在其脚下者流不可胜数，实则是中国之不幸。

1988年，一位领导曾经赠诗《致文怀沙先生》：“骚作开新面，久仰先生名。去岁馈珠玉，始悟神交深。君自九嶷出，有如九嶷云。明知楚水阔，苦寻屈子魂。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闭户惊叶落，心悲秋草零。心悲不是畏天寒，寒极翻作艳阳春。艳阳之下种桃李，桃李芬芳春复春。哲人畅晓沧桑变，一番变化一番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

文怀沙已经声誉冲天，不知道他能否意识到“如今桃李千千万，春蕾一绽更精神”的更多含义。“国学”、“国学大师”的争论可以休矣！中国的希望在于吐故纳新。当然，文怀沙过去的历史是一笔值得保护的“文化遗产”，同时，现在的他也是我们社会的一面镜子。也许，正是他的不甘寂寞，才让我们能够同情他，理解他，与此同时，我们才有机会进行更加深刻的反省。

秋

深秋，不凉，窗外梧桐疏疏缕缕，筛漏着爽净的阳光，天湛蓝，有黄色的树叶偶尔划过碧蓝的天空……秋窗内，我在看张岱。

看张岱乘夜船路过镇江，忽见月倾江心，江含月华，噀天为白，再移舟，又遇林下漏月，疏疏如雪，乃大喜，急唤小儿，于金山大殿唱戏。惊得一寺和尚夜起，瞠目结舌。天将晓，张岱一行才旖旎而去，和尚们手摸心口，不知来者是人是怪还是妖。

这样的陶然自乐，极似眼前的秋，一时兴起，以普照之阳光为背景，以金黄秋叶为道具，歌兮舞兮，手足蹈兮，为哪般？为性情也！夜晚出户，虽月华依旧，而秋早已哈欠一声蜷身歇息，所以，秋晚也就冰凉似铁，失却了几分浓秋的热烈。

然而，秋的下午，暖暖洋洋，实在值得虚度，虚度于哪里？虚度于《陶庵梦忆》。手捧张公书，如得一壶好茶、听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珍惜不尽。

冬

冬，会落雪。雪用来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当然是看！划一小舟荡于西湖，天地皆白，唯苏堤一痕，湖心亭一影，舟上几粒点。冰雪之中，张岱这粒点最光彩夺目，满世界的雪皆被这颗黑点，衬托得洁莹剔透。雪，是张岱生命中重要的知己，来一次，张岱就赴约一次。龙山大雪，张岱带着一帮人，坐久清冽，饮酒也不敌寒，令诸伶人唱戏，皆声咽不得出……为一场雪，奔赴一场万踪俱灭的盛宴，唯张岱才担当起这个角色，闲人掺杂着，终不合雪意。雪之夜，雪当然不会让人间咽喉唱了主场。

张岱在《湖心亭看雪》里写了偶遇的亭中人。而我掩卷沉思，总觉得亭中人是另一个张岱而已。正如童子所说：“世上都说相公痴，原来更有痴似相公者。”我也跟着张岱哈哈大笑，比张岱更痴的，只有雪——雪们洋洋洒洒，铺天盖地，日夜兼程，就为了张相公会乘一叶扁舟来，就为了张相公啊张相公！

就这样捧着张岱，不觉已入冬，北风一天徐一天急地刮下来，我边看张岱，边等一场漫天大雪……

春

张岱笔下，女子都是花，或如剑兰初开、或如新荷初绽、或如秋桂深藏。花会被人欺被人揉被人辱被人抛……如花的女子，并不都是命好的女子。

张岱笔底，有一群野花，被秦淮河水浇灌，却并不朵朵鲜妍，她们的任务是等客。久等不得，只能谑浪嘻笑，故作热闹……笑言终会喑哑，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摸黑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笞俱不可知矣。”面对这群乱花，张岱无限惆怅无限怜悯无限叹息。宁愿这些花都不曾来过，宁愿世上永无春天！

三百年前的名花呢？会不会好过一点？“市场”很好、楚楚谡谡、烟视媚行的朱楚生，说到动情处也只能“低头不语，泣如雨下”。王月生那么孤傲如梅、冰冷似雪的女子，也不得不与庸俗公子同寝食，只以不发一言做着垂死抵抗……

这场春景很等烂漫！这场春景何等无奈！这场春景何等疼痛！该来的，春不得不来，不该走的时候，春不得不走。数遍万花，似乎唯有那名为“一尺雪”的芍药有福——它们被堆垛在张岱房内，令张岱手足无措、疼惜不尽。

夏

夏是张岱最散淡的季节。

夏日，张岱在岣嵝山闲转，目饱清樾、耳饱溪声；或去庞公池小船内睡凉簟，小船晃晃悠悠地荡，舟子抑抑扬扬地唱，不知世上愁为何物；还可以纵舟十里荷花之丛；或者于月夜去山顶，看月光泼地如水；或躲在书斋里悠窗开卷，字俱碧绿；也可以泡一杯清茶，观素瓷碧茶内的绿粉初匀、山窗初曙……

我跟在张岱后面“玩”夏天，只能点头、只敢赞叹，个中清滋，真正无可奈何，有口学不来，只好套用一句：读张公之珠玑，“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盛夏的张岱与色无关，与书无关，与人无关，与食无关，只关于自己的内心。闲淡、清朗、谦逊、幽深，读完《陶庵梦忆》，张长公在我心内终于定格成夏日的这般清凉模样。

赵紫阳的遗言让我对他的悲剧有了更深的理解，对他晚年的遭遇产生了更深切的同情。而我相信，许多人，包括赵的亲友读他遗言的第一反映，就是他的天真。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赵生前一直在想象中和他的“同志们”争论，他说，“同志们，你们看，事实证明我没有支持动乱，没有分裂党，事实还证明我是对的，不搞政治改革，不平反六四腐败就会泛滥！”。现实中没有人会给他这个机会，但赵紫阳死不瞑目，他要把这场争论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直到他的“同志们”低头认错。

赵紫阳和胡耀邦是中共吞噬的最后两个有自由理想的领导人，在他们之后，中共当权阶层剩下的只是献身权力野心的人。胡赵成为中共革命祭坛上最后两个为自由的理想而牺牲的领导人，并非偶然。这两人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红小鬼”出身，投身革命的时候，还处在少不更事的年龄，因此，他们不可能理解正常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他们的家庭就是革命队伍，他们的社会就是在红色风暴中动荡的“革命根据地”，他们虽然向往自由却从来没有机会理解自由。

在血腥的革命生涯中，无知为他们天真的自由理想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他们参与了杀戮和政治迫害，但他们曾真诚地相信，这些都是实现自由所必要的手段，直到毛泽东的文革促使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很自然地，自由的理想使胡耀邦和赵紫阳成为中共内部最早在思想上反叛毛泽东的高官中的一部分。由于他们的年龄优势，在毛泽东去世后的权力斗争中，胡赵的地位迅速窜升，开始有机会尝试用自己的权力来恢复中国社会的自由，胡耀邦成为中共党内推动思想和政治自由的急先锋，而赵紫阳则是推动经济自由的干将。

开始的时候，胡赵发现他们恢复自由的努力得到了中共“革命老人”们的强力支持，但随着老人们恢复了权力，支持他们的元老越来越少，而反对他们的越来越多。胡赵的悲剧，缘起于他们不能理解这些“革命老人”的真实思想。胡赵应不难发现，这些“革命老人”已不再相信自由，或从未相信过自由，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但是，胡赵绝对想不到的是，这些被他们看作是父辈的“革命元老”，为了保住权力和地位，可以走多远。胡赵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根本不能和这些老家伙相匹敌。这些老人内心有许多不能与人分享的血腥秘密和政治体验。邓小平和陈云对经济改革虽有重大分歧，但他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不相信任何人会宽恕中共的暴行，因此要不择一切手段保住政权。老人们对人性之恶的理解，显然为胡赵所不及。

在这个背景下，不仅冲突是必然的，冲突的悲剧结局也是必然的。不过，赵紫阳命运的悲剧色彩比胡耀邦更加强烈。正如赵紫阳没有想到老人们会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学生和平民大开杀戒一样，老人们也没有想到赵紫阳会为正义的尊严，抗争至死。这样，赵紫阳就不仅把所有参与六四镇压决策的人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也把所有后来坚持迫害他的当权者也永远地钉在了耻辱柱上。

在失去自由的晚年，赵紫阳遭到来自“同志们”的仇恨之深是非同寻常的。赵紫阳的遗言告诉我们，他的抗争，使江泽民之流无法在世界面前遮掩自己的狰狞面目。恼怒之下，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超越所有法律和道德底线，至死也不恢复赵紫阳的自由。

倘若不被软禁，赵紫阳不仅能活更长，而且，以当代资讯之发达和赵紫阳的领悟力，他应有机会对中共革命和自己的人生，获得更深的理解。因此，赵紫阳最大的悲剧，并不是失去中共总书记之职，而是整个晚年被剥夺自由15年，失去了更深刻理解自己人生的机会，失去了促进中国政治和解的机会。

历史的吊诡，莫过于这个事实：1944年，当中共地委副书记赵紫阳在中原领导军民抗日的时候，汉奸儿子江泽民却进入了汪伪中央大学。几十年后，江因支持镇压爱国学生而升任中共总书记，把反对镇压的前任总书记赵紫阳软禁至死而不得自由。赵可能至死也不知道，他这位“同志”兼对手曾经的不光彩身份。

发端于美国次贷风暴实质是全球化时代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经济危机已经席卷了全球大部分经济体，这次经济危机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经济增长放缓，大量人群失业，民众收入下降，社会危机若隐若现。

如何应对这次危机呢？

目前政府的基本应对策略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中代表性现象就是4万亿的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以及第一季度极度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投放。当然，经济学对上述政策有不同的表述，其中分歧性的策略可以简单的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选项不一致。凯恩斯主义认同政府目前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合理性，甚至鼓励政府以更加激进的姿态推出更多的刺激措施。而新自由主义谱系的经济学者则认为应该更多的推出中国经济结构的内在调整，释放更多的经济发展空间。

与此同时，政治人物和官方宣传机构则在众多的场合宣讲信心的重要性，统计局以及官方主流媒体也都在帮忙烘托着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氛围。在互联网和一些比较独立的媒体中，质疑中国经济复苏论的声音其实也并不微弱，最重要的是，市场中的主体，尤其是大部分中小企业，在市场空间和资源获取方面依旧面临诸多障碍，因此他们投资意愿相当低迷，经济真正复苏尚待时日。

各说各话，各有打算，但是面临同样的不确定性，这大概是目前经济危机笼罩下的一个基本态势。如何拨开云雾见青天，真正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境？本刊三月社论中曾经强调应对危机需要公众的参与，尤其是就公共政策的自由讨论，经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方面方面，政府应该有许多改善的空间。

不过这种劝导并没有把话说透，我们在此试图更加直截了当的表明一个核心的意思，那就是必须展开迟滞已久的政治变革才能有效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没有新的政治变革，不可能化解目前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问题。

78年以来中国社会的演变，基本上是经济逐渐放权，但是政治结构的变化则相当有限，原来至上而下的权力金字塔结构基本保留了下来，这种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决定了经济发展带来的财富的分配机制，也造就了目前经济结构中种种畸形的特征。

以中国经济体中消费占比为例，比例大约只有40%，不但低于很多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例，也低于印度等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什么中国的消费占比特别低呢？追问下去，发现经济发展的财富财富分配过于向政府倾斜，政府实际掌握了将近70%的财富，那么居民的消费率不足则是最自然的结果。而公民权利的不平等，比如城乡二元分割使得中国人口的70%处在一个先天性的弱势当中，歧视性的制度和政策使得他们的消费水平非常低。

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打破行政垄断，放松行政管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降低经济对外依存度，提高消费比重这几乎是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共识性描绘。具体的对策又可以分解为财税，金融，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城乡土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和行政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

也就是说，走出经济困境的路径其实相当清晰，政策措施也不是难点，但是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却在原地徘徊，在经济结构层面没有显著改善，其原因自然需要追溯到目前的政治结构，简单的说，目前的政治结构已经失去了经济改革的动力。这其中有意识形态的约束，有既得利益的约束，也有政治资本的约束。目前的政治结构尚不能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困扰，政治人物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充满疑虑。政治决策过程深深的被少数利益集团和政治内斗所俘获，公共政策既没有专业深度，也偏离了公共意愿。而政治结构中真正有抱负的人士则由于缺乏民意的支持，而没有必要的政治资本来推进艰难的选择。另一方面，公众对政治结构的影响力是有限的，不规则的，非程序化的，结果也是不可预测的。多种因素制约之下，政治结构和经济结构相互纠结，既是中国式经济危机的内因，也阻碍着走出经济困境的路径。

因此走出目前的经济危机，必须依赖政治的结构性调整。而这个结构性调整，不可能依赖政治高层的主观自觉，它需要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推动更多的政治竞争，通过舆论和道义压力，对政治权力进行更多的制约，同时逐步通过程序化的民意表达，打破少数权势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垄断。通过政治变革，确保平等的公民权利，释放更多的经济增长空间，促进更多要素的市场化，降低市场经济的交易成本。纯粹就经济谈经济，变成舆论空转，经济危机和政治变革已经互为一体。

那么这种政治变革的动力来自哪里呢？公民社会的积极自觉的参与，经济危机形成的倒逼压力，以及既有政治结构中的开明力量的汇流，将构成必要的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