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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香港著名影星成龙先生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一番言论——“太自由了，香港、台湾太乱，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在港、台、大陆三地引起轩然大波，迄今为止，成龙在舆论界似乎没有找到公开表示支持的同道，但这并不表明成龙是孤立的，“中国人素质低，现阶段不宜实行民主”一直是官方和帮闲学者的观点，而既然不能推行民主，说得再好听也就只能是专制，但成龙的管，官方的制，都有意回避了行为的主语和宾语，事实上，不如把话说得直白一点：官员管制民众。

但有一个疑问：只有民众是中国人吗？负责管制民众的官员来自火星？如果他们是中国人，那么，他们也是需要“管”的吗？首先我要承认，成龙的结论并没有错，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外国人也是需要管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受“管”于法律，在法律之下，不同的活动遵守不同的法律，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等等。

可有些人是例外。原山东省泰安市市委书记胡建学有句名言：“干部到了我们这个级别，就没人管了。”不幸的是，由于卷入上层政治斗争，“腐败分子”胡建学丢官后给弄到监狱里服从管制和改造去了（假如认真起来，有几个胡建学这个级别的官员能逃脱“腐败”的指控？），胡建学被管制和改造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应该承认，胡建学的名言十分精辟，它对成龙先生的话提出了一个很大的疑问：是否一部分中国人是不需要管的？如果不是，为什么没有人来管他们？

胡建学先生被捕前是厅级干部，属于高干，这个级别的中国人数量不大，也许不具备人口统计上的意义，可以被成龙先生忽略不计，那么，把处级、科级算进来，至少有几百万了，总不能说几百万人都可以不需要管吧，谁来管他们？

为了让成龙先生知道没人管的中国人数字之庞大，我再退一步，拿任何级别都没有的村官说话：现任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东朱隆村党支部书记顾庭房打着“旧村改造”的名义推行强制拆迁，因残疾村民顾召平不接受其苛刻的补偿标准，顾庭房便指示四名保安人员“给我打，往死里整。”顾召平被打后，2007年6月26日，几十名残疾人一起找顾庭房说理，又被顾庭房召集打手打伤36人，其中有人头盖骨被打掉，现仍无自理能力，有人被打断7条肋骨（一根插入肺部），有人胳膊被打断，有人腿被打断，有人被打流产，境遇十分悲惨。顾庭房并非执法人员，绝对没有打人的“自由”，如果允许村支书这样打人，那可比香港、台湾乱多了，是该好好管一下，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顾庭房的村支书当得好好的，没有任何人来“管”他一句话。

当然，这并不表明比顾庭房级别高的官员没有能力管他，几年前，山东莒南县人民法院院长面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镜头，就声称“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连空气都管了，为什么顾庭房这样的村官就没人管呢——不要以为顾庭房是一个特例，如果需要，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这样的名字。

胡建学的话和顾庭房的事例表明，中国人实际上被分为两种，一种是管人的，一种是被管的，管人者可以非法强拆、强行堕胎、“嫖娼”幼女、堵网查报、受贿敛财、抓捕记者，无法无天，非特殊情况，无论多么“自由”地任意胡来都几乎没人管，而被管的中国人，一不留神就要进全世界管得最严的地方——监狱：山东沂南盲人维权者陈光诚试图摆脱阻挠到马路上乘车，就被安了个“妨碍交通秩序”的罪名判刑四年三个月；内蒙古居民吴保全因网上发帖举报征地问题两度被鄂尔多斯市警方跨省抓捕，判刑2年；捅伤深圳城管的小贩帅建华的妻子方金群只是在与城管的冲突中“从腰包里掏出一把小刀朝卢光伟左手手腕割去”（报纸上并未说明有无割伤），立马就被刑事拘留了。

如果成龙先生能够正视以上事实，那么请问，你所说需要管的中国人是指哪一部分？如果是陈光诚、吴保全、方金群这些无权无势的中国人，那么，你的话肯定是错的，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已经不可能再被管得更严了；如果你所指的是胡建学、顾庭房这样的中国人，那么，恭喜你，你说的太对了，尽管这些人大约只占中国人的大约百分之一，但你至少说对了百分之一。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管这大权在握的百分之一？成龙先生纵有功夫片中英雄人物的三头六臂，肯定也是管不过来的，而在金字塔型的权力结构中，上级人数总是大大少于下级，想管也管不好，况且，厅级干部胡建学、县级干部张志国（人称最牛的县委书记）、科级干部李为民（东莞市塘厦镇副镇长，四年间赌博挪用公款9000万，全部输光）、无级别干部顾庭房，你指望哪一级管哪一级？

显然，要把这一部分人管起来，只能依靠民主与法治，在官员得到法律授权管理民众的同时，民众也要有权选举、监督、抗议官员，甚至把官员赶下台去，而要做到这一点，民众就要有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然，狗仔队也有调查影星搞婚外性、生私生女的自由，也就是说，自由是把没人管的那一部分中国人管起来的前提，可成龙的谈话一上来就说香港台湾“太自由”使香港、台湾“太乱了”（我没有台湾的生活经验，只知道香港社会治安比深圳好，交通秩序比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好），却没有批评中国大陆的不自由，显然，相比之下他是更喜欢不自由的，那么，请成龙为中国人最多的地方想一种既不需要自由，又能把没人管的那些人管起来的办法吧，如果想不出来，只能证明成龙逻辑混乱，脑子出了问题。

当然，成龙不足道哉，我们甚至应该感谢他，是他为我们说白了一个道理：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一个并非巧合的事实是，中国社会中那百分之一没人管的人，恰恰是最喜欢谈论爱国主义的，国者，中国也，而他们素来就有代表别人的资格和爱好，具有“中国人”的优先代言权，仅从这点来说，要把中国人管起来，也应该首先管他们。

一方面没人管，另一方面又需要管，看来，这部分中国人，确实到了非管不可的时候了。

1989年6月2日，我、侯德健、刘晓波、高新开始了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上的三天绝食，同时发布了一份以“我们没有敌人”为主题的《六.二绝食宣言》，呼吁政府抛弃“敌人意识”，以让步妥协来结束社会对立。不幸，太不幸了，我们的呼喊很快被20万“人民军队”的血腥杀戮淹没，敌∕我截然二分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根深蒂固！

现代法治国家内部是不应该有敌我之分的（外部就应该有敌人吗？我实在很怀疑！），只有合法∕非法之别。警察的职责，就是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侵害；制止而不听从，警察就应当依法动用程度不同的暴力，警棍、高压水龙、催泪瓦斯、橡皮子弹，等等，社会对此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共的执政理念不是法治，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正确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对敌人—魔鬼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全然没有 “人权”一说；对人民—天使则只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于是，警方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要么滥施暴力，要么无所作为！更荒谬的是，宪法列明了种 种自由权利，但那根本是一纸空文，公民自发的游行示威永远别想得到批准。于是，大学生别无选择，只能发动“非法”游行、长期占领天安门广场并且得到民众的 广泛同情，而当警方劝阻无效时，中共只能出笼那个要命的《人民日报》“4.26社论”，把学生定性为敌我矛盾，随后又把市民阻止军队进城的行为定性为“反革命暴乱”，然后加以残酷镇压！显然，这是不能用正义∕邪恶二分解释的；我在其中看到的，与其说是邪恶，不如说是愚昧无知。是那个“马克思主义”伪科学害惨了中国人！

顺便提一句：所谓“天安门大屠杀”根本是无稽之谈。大屠杀不是发生在天安门，而是在军队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就在马上要发生天安门大流血之 前，冒着生命危险和“叛徒”的骂名，去和军队谈判，及时把学生带出了广场。许多西方媒体至今仍然在传播这种谎言，实在匪夷所思！

世 间太多的人习惯于敌∕我、白∕黑、邪恶∕正义二分，自认为正义在握，然后自封为道德审判官，专门对别人作道德谴责。然而，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因此而变得美 好，反而争斗不止，血腥如故。我却宁可相信，悲剧是对愚昧无知的惩罚，而邪恶正是愚昧无知之一种——这不是我的独门见解，古代希腊人早就说过，知识即美 德。因此，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对中共作道德谴责，而是对他们启蒙，让他们早日从马克思主义的邪说中苏醒过来。如此理解人性、社会和历史，冤冤相报、血腥杀 戮会少一些，人世间的难题会容易解决一些。

（本文是给CNN的广播稿件）

2009.5.2.

一：中央军委：着力解决高中级干部奢侈浪费等问题。http://news.163.com/09/0517/09/59GMG0JC0001124J.html。

只要我们不是瞎子，军队的腐败就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军队不属于（国家）而是党军，一派之私利的党对其党军的骄纵自是情理之中；再者，军队完全是块飞地，像外国租界一样有治外法权，传媒对它的批评和监督几乎缺 席。军队不属于国家，没有真正的宪法制约，道德能对枪杆子起作用吗？还是赵牧兄说得好，军队腐败不是新闻。但像这样下发讲话来想约束腐败，这的确具有一点新闻价值，其新闻价值主要在于用这样的方式来约束军队，其效果近乎零。 

二：四川南充5.13惨剧：火警消极救火造成两死一伤（图）。http://blog.qooza.hk/dafengqixi?page=1#e13282945。

用纳税人的钱养起的火警，人命关天的关键时刻，竟然消极怠工，不及时施救，这实在是不能容忍的一种过失。去年512大 地震中，消防的救援能力还算错的，但消防也不是自外于社会的，当各警种不断爆发诸种民怨的时候，消防岂能干净到“落后”的地步？消防消极怠工绝不仅只此一 例，只不过此次造成的后果相对较严重，付出较多的生命代价，因此引起社会的批评与不满。事实上，我们不能对任何真正约束力的政府机构抱什么天真的幻想，为 纳税人服务的前提是他们真正不能不为纳税人服务，不为纳税人服务就会受到诸种惩治制裁，这样才有可能避免类似灾难的发生。 

三：教育部：学校危房倒塌致伤亡将问责政府负责人。http://news.sina.com.cn/c/2009-05-18/044617834561.shtml。

看了这样的新闻，你就会返过来想，教育部以前的普九达标是虚造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检查全国中小学的校舍质量，致使发生512大地震中因豆腐渣校舍倒塌而死难大批学生的灾难性后果。为了虚造普九达标的政绩，无论软件还是硬件不过关，均可以造假上报，从而形成一派虚假的欣欣向荣。软件不达标坑害学生心灵，硬件不达标便可以在特定情况下要学生的命。财政拨款80亿，教育部又在发誓诅咒在三年内做好学校校舍质量的监查工作，都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应急性措施。到时若有校舍倒塌了，他们依旧会说校舍倒塌绝不是质量问题，政府怎样为自己所犯错误金蝉脱壳、推脱责任，早已在民众的预料之中，只是民众没有选票而已。 

四：中国军队医院竟见死不救 引发大规模群体事件。http://blog.qooza.hk/dafengqixi?eid=13258870。

怎么保证全体纳税人，享受其纳税后当得之权利，是医改的核心难题。中国的医院是特权与腐败的温床，包括离休干部到退休干部的各级官员，就是医院资源的主要浪 费者和消费者。各级官员的公费医疗已然成了医改的主要障碍，同时医院的二尾子（既非完全市场亦非完全计划）状态，匹配着中国这个二尾子的经济型态，畸形的 政治型态，不仅使得一些医生医术低下，医德很多时候也处于失控状况。医生伦理在中国已然不只是医生的问题，更多的是医疗制度造成的怪胎。八九年后，民众深 知“人民军队爱人民”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如今军队医院的见死不救，只不过是对这鬼话又加一条注脚而已。 

五：株洲红旗高架桥爆破引发重大安全事故。http://www.xcar.com.cn/bbs/viewthread.php?tid=9725016&extra=page%3D1&showthread=&page=1。

像 这样的灾难固然是很多的，但荒谬的是，红旗高架桥的拆毁既没有专家论证，又没有透明的程序，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在还没拆完的时候，专家便急不可耐地论证， 该桥周围绝无问题，来往车辆及行人大可放心。殊不料，现报应就及时到来，截至目前为止，已死伤四人伤亡十六人。专家和政府的勾结所造成的社会灾难，越来越 频密地发生，表明专家被政府收买到了何种不堪的地步。民众真可谓生活在没有安全感的社会中，小命朝不保夕，专家信誓旦旦的论证原来是地道的催命符。 

六：湖北一官员被服务员刺死续 警方曾遭到袭击(图)。http://news.sohu.com/20090514/n263947533.shtml。

邓 玉娇现在被称为“女杨佳”，这个说法也许不准确，但这说法无疑表达出民众普遍对官员的不满。邓玉娇是否防卫过当，均可讨论，但官员的腐败强横在民众看来却 是毋须论证的，因为有许多事例证明官员必然如此。但即便在这种情形下，保持就事论事的清醒依旧是必要的，不过问题在于民众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对官员于司法 的干涉，已经深入骨髓，这是官方视司法为为己所用的橡皮筋做法，而酿下的恶果。这种恶果正大批在社会中发酵，而邓玉娇案只不过是这类恶果发酵的表征。警方 的确也不辜负民众对他们的怀疑，他们的愚蠢骄横果然也没有超出民众对他们的基本判断，意欲诬栽当事人曾有抑郁症和精神病，来个孙东东式的实践，从而为官员 “报仇”。 

七：“网络公关”删帖手法大起底。http://press.idoican.com.cn/detail/articles/20090505404A322/。

每 天都有宣传部的诸种禁令，使得传统传媒这不能报道那不能报道。而相对自由的网络，各种机构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来压制真相的出笼，而“网 络公关”删帖就是其中常见的一种。现在各级政府的网监处和宣传部，正像其他有利可图的热门政府机构一样，充满着许多寻租空间。只要他们打招呼，再负面的新 闻必然被拿下，哪管民众利益受到很大损伤也不在所不惜。再者，各大门户网站也像新闻采访拿红包和封口费一样，将删和屏蔽负面新闻当成一桩摇钱树来做，使得 传统传媒中许多肮脏的交易，迅速在网络上盛行起来。网络公关删帖，正在成为侵害民众知情权的常见手段，而知情权受损，其他利益受损便是一种水到渠成的必然 结果。 

2009年5月18日8：38分于成都

《动向》编者按：作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收入中文版。由鲍朴翻译。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産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邓胡赵的“三国演义”

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象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的设计师：不是邓，而是赵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産，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成了保守派眼里比胡更大的敌人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5·12汶川地震已过一周年，除了灾难中的悲情，网民们同样没有忘记的，还有王兆山———因以“遇难者”口吻写下“纵做鬼也幸福”词句而陷入舆论争议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近日，有网友发现，就在地震一周年前夕，王兆山再次以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身份在大众媒体上露面，随即王兆山“出山”也再次成为网民热议的话题。

作协副主席写“鬼词”

2008年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的“词二首”。在其中的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中，作者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感慨。

此王兆山随后被证实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两首词正是其在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办的“诗衷歌恸鲁川情朗诵会”上倾情朗诵的作品。

词句一经网络传播，便遭到了网民的质疑和不满。因不满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代表鬼写的两首颂词，网名为“一家村主”的淄博作家李钟琴在其博客上宣布，羞与王兆山为伍退出山东作协。王兆山也遭到反对者的网络“声讨”，部分网民还将其定义为“新鲜出炉的亡灵派诗人”，此事甚至被概括为“兆山羡鬼”，后者也一度成为年度网络流行新词。

当时王兆山回应称愿意任由大家评说，“写文章都是这样，肯定有很多评论，各种声音都有。”

此后，王兆山这个名字除了在各种地震回顾文章中被提到之外，就在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消失了。

网友揶揄王兆山颁奖

时隔一年后，王兆山再次引起网民注意，源于一篇新闻报道。

4月25日，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暨第七届中国（淄博）国际聊斋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在山东省淄博市的淄博广电大剧院举行。依然身为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的王兆山出席了当晚的颁奖典礼。

4月26日，山东新闻网、淄博新闻网等都以《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举行》为标题报道了此事，并在出席典礼的领导名单中列举了“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

4月27日，中国企业新闻网淄博频道同样报道了颁奖典礼，并在报道的导语中提到，“以‘纵做鬼，也幸福’闻名的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现身第二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颁奖典礼，为获奖者颁奖。”

显然，时隔一年后，网民也并没有忘记王兆山这个名字，所以当这三个字出现在报刊上以后，很快便有网友注意到了这条新闻。

4月29日，有网友把王兆山颁奖的新闻转载到了凯迪，引发网友热议，点击1.2万，跟帖194篇。

5月1日，百度博客“大窗口”转载新闻时标题干脆写成了“王兆山老师还没有做鬼”。而当天新浪的“铸剑”博客中也注意到了颁奖一事，对此博主的评论称，“真是绝了，蒲松龄就善于写鬼”。

鬼词作者王兆山为以《聊斋》作者蒲松龄命名的小说奖颁奖，这让很多网友都感慨“很合适”。

王兆山也再次成为网民调侃的对象。“兆山应该写本续聊斋，说说做鬼的幸福。”凯迪论坛转载此事后，网民“路人知”跟帖说。“我以为他辞职了呢，原来还在台上呀。”

在当地“文学界”依然备受推崇

记者留意到，在这次颁奖前，其实王兆山也曾在媒体中露过面，只是没什么影响。据淄博新闻网报道，4月17日，当代精短文学作品高级研讨班暨百名作家淄川行活动正式开幕，王兆山就曾参与活动。

在“般阳烟民”的博客中这样热情洋溢地记述当天的活动：“这是一个文人荟萃、激情勃发的季节……你看……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兆山先生来了！……全国的许多大家们都来了。”

王兆山在活动上发言，对此，博主描述说：“用他那平和的语调，笑容可掬的面容，庄重而又不失诙谐的语言，吸引着众多的作家们。”

事实上，那几天的王兆山，可谓处在“马不停蹄”的状态之中。出席多个文学活动，他的照片也出现在多个网友博客中，有文学爱好者以与他合影为荣。

显然，王兆山在当地“文学界”内，依然备受推崇，而这与网络上调侃他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

新书《历史的大爆炸》

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于六四二十周年前夕在香港出版新书《历史的大爆炸》，以翔实的史料和官方媒体的独特视角回忆六四事件，提供了不少内幕消息。有中国资深新闻工作者评论，该书的历史真实性无庸置疑，是研究六四事件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新华社老记者张万舒

*新闻界人士对此书的真实性予以肯定*

关键词：六四，新书，记者，新闻，香港，天安门，内幕消息，中国红十字会

无论何时，能负一点责任的人，在制定政策时

成心想把事情搞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不符合人性的习惯

那么为什么后来真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荒唐的政策呢

1956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其中一个主要思路是提高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为此中央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下面设有专门办公室。会议召开时，发过许多文件，其中一个是《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列为会议专题报告之四。这个报告在陈述当时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情况时，曾举了许多知名人士当时的收入情况加以说明并和他们过去的收入相比，几十年后再读这个报告，发现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因为这是依据基层汇报整理的政策性文件，所以有相当的真实性。

在这个指导性的文件中，提出了要给高级知识分子特定津贴并同时列出了各机关中的著名知识分子名单，共有860人。这个名单大体可以认为是当时在中国各行各业中被政府认可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高级艺人。报告中说：“高级艺人目前亦可使用本办法。但过去有十五名名演员已经领受特殊的工资待遇，每月报酬均在五OO元以上，有的达到一千元。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再雯、叶盛兰、李少春、张云溪、新凤霞、陈伯华、傅全香、范瑞娟、徐玉兰、薛觉先、白驹荣。这次他们的工资即不再增加特定津贴。”（第6页）

这个名单中没有梅兰芳，而是另外特别做了说明：“梅兰芳现在的名义工资仅一百六十三元，但自己有一个剧团，收入自理，从没有领过工资；周信芳、程砚秋是分红制，每月约一五OO元；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在民营公助剧团，马每月一七OO元，谭每月一六OO元，裘一五OO元；这些人均不宜用特定津贴的办法处理。梅、周、程的待遇，文化部正拟方案中。”

从这个材料中，大体可以判断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高级艺人的待遇情况，也反映当时政府对他们收入的看法。

在这个报告中，还可以看出当时对作家收入的判断，而且我们从对作家收入的判断中，还可以推断出制定这个文件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思路。我个人一直有个看法，无论何时，能负一点责任的人，在制定政策时，成心想把事情搞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这不符合人性的习惯，那么为什么后来真实生活中出现了许多荒唐的政策呢？我感觉多数还是因为知识结构和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不够。比如中国的具体工业和经济制度，多是由从东北出来的高级干部参预设制的，而他们其实对现代经济和工业制度基本不了解，但他们又在那个负责的位置上，真是难为了他们，当然在大的时代背景下，他们的选择自由度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局限，但个人的知识结构和眼界，确实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会体现出来。比如在这个中央文件中，关于作家待遇的情况是这样设想的：

作家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新的稿酬办法文化部已经拟定。根据新的稿酬标准估算，作家的收入将比过去有所提高。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可写小说七万字，印三万册，以每千字二十元计（新稿酬办法规定每千字一O—三O元），全年可得稿酬二三八O元，平均每月约二百元。著名作家可得到较多的稿酬。如老舍，一九五O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五千字，若按每千字三十元估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七九O五元，平均每月六五九元。又如刘白羽，一九五一年至五五年平均每年写十五万四千字，按每千字二十五元计，印三万册，全年可得六五四五元，平均每月五四五元。因此，作家均未包括在此选择名单范围内。

因为这个规定中没有作家，所以后来统计时还再次强调说明：“这个名单内一般未列作家，因为他们今后得到报酬的主要方式是稿酬。但文化部名单中还有沈雁冰、夏衍、阳翰笙、田汉、曹禺等同志，军事系统名单中还有宋之的同志，我们意见也以不列这宜。”（13页）

从制度设计者考虑，他们的想法很不错，对事实判断也还准确，认为作家应该主要靠稿酬生活，作家有了稿费，就不应当再要政府的津贴了。但从制定文件时的思路观察，他们又把作家的写作数量看成了一个恒定的情况，其实作家的写作数量是最不能平均看待的。关键是要把他们看成是国家干部还是自由职业，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如果是自由职业，政府何需津贴，如果是国家干部，则需一视同仁，把本来冲突的职业放在一起，还要尽可能保持平衡，想想也真不容易，自由职业，顾名思义，给他们自由就可以了。不给他们自由，又认为他们应该靠稿费生活，这就有点不公正了，对艺人也好，对作家也好，靠稿费生活的前提是他们有自由。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朝野上下都在总结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瞻望中国的前途。角度不同，见仁见智，意见分歧自是很大。执政当局的主要着眼点是盘点“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尽管也不讳言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