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爱的小屋（代序）
臧棣：蓝桥丛书（诗四首）
我在乎每一座桥的宽度，就如同我在乎
风景的立场到底站在哪一边。
如果是在右边，爱就是一场友谊的革命。
只有学会享受秘密，那奖赏才会像波浪一样扑过来。
你知道，我已习惯了站在桥上看风景。
完美的25米，意思是，它和我的生日一样宽。
不多不少。比命运更巧合，就好像一件礼物
不是来自历史，而是来自谜，或雾。
我好像很难对你我解释清楚为什么
我会倾向于用宽度来衡量彩虹的意义。
你的世界，就像一道精神的彩虹。
你的世界里有翻飞的海鸥，它们同样固执于很完美。
带着腥味的风吹皱了泰晤士河的镜子，
却无法阻止海鸥的舞蹈。永恒的爱
确实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主题。你知道，
出于天性，我能彻悟到我们的能力
究竟可以持续多久。就如同在记忆中，
费斐丽曾令我纯洁到骨髓。电影结束时，
屏幕变成了玻璃。每一次，我擦洗玻璃，
就是在擦拭我的青春。很有可能，也是接触
易碎的魂魄。现在，真实的风景再一次取代了教育，
液体的伦敦正穿过我，就好像我在桥上
站了很久。远远超过了故事规定好的时间。
2008．6．
注：蓝桥，又名滑铁卢桥，横跨在穿流伦敦的泰晤士河上。
和悠闲在小湖上的这些参照物相比，
运动不再图腾，运动更频繁地发生在人身上：
这些人的身份模糊，混血儿刚刚跑过去，
马尾辫女郎迎面而来，人老心不老
也上紧了第二春的发条。他们穿的背心
颜色很接近，都被汗水浸透了。
他们的脚步声，平凡得就好像
你随时都可以永远地消失在伦敦雾中。
有时，这样的雾意味着生活中的生活
才刚刚开始。这植物好眼熟，好像在亚洲
它有另外的叫法。鲜花像捆过的燕麦，
不服的话，你就反思一下宇宙。
骑在马背上的少女，表情稚嫩，但一转眼，
就漂亮得如同无花果的妹妹。心情很重要呢，
其次才是用无知来为无知辩解。
伦敦总是有雨，但在海德公园，下雨的时候，
我几乎看不见雨。我的眼里只有你，
我现在只看得见诗为生活付出的一切。
我不知道，十年之后，还会是什么样？
但我知道，从五百万前开始的努力在这一刻
有了一个结果。这里的花草才不上诗是无用的当呢。
公园酝酿你我；你无论叫什么名字，都好听。
2008．6．
1
大海早已为你选好了目的地。
乡村酒吧，风味烤鱼，绝对的威尔士。
在别的地方，你不可能知道
烤出的鱼还能散发出这样的味道。
狡猾的味道，美妙你能用你的舌头做好几件事情。
你甚至能把舌头伸进睡着了的诗中。
2
现在，你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是沿着海边的悬崖走，向西一直走到灯塔那里。
但路程要远一点。二是沿着乡间公路走，
一条路走到黑，风土比人情鲜明；
沉默的威尔士不属于你，却知道如何向你传授
地方经验。或许，你还会提前坐到吧桌前。
3
看不见的手，负责安排你来到此地，
但并没想过要介绍你认识峭壁边上的
这几处牧场。悬崖抬高了视野。
茁壮的油菜花催眠了潮湿的围栏。
羊群中至少有一半，肥得像小白猪；
按严力的说法，这些羊像是被种在了草地里。
4
一旦涉及到如何种植，根的想象力
就会缓缓把你顶向颤栗的花蕊。
那里，暧昧的野蜂频繁起降。危险的蜜——
现在，你该知道，它们之中有多少
是从牛的反刍中夺取的了吧。
在野蛮的损失中，你还能认出这些甜吗？
2008．6．
可一直追溯到你愿意给这些海鸥
打多少分呢？它们的表现非常出色，
它们精神得就像是铁灰色的小测量员，
刚在湿雾中换过新衣服。锤子，剪刀，布，
天真之歌抖擞你输赢不过如此。
你是想要感情陡峭的地理史呢，还是想要
完美的悬崖？这些海鸥为你测绘出了
新的启示的空间。往下看，海浪正从宇宙颂中
呕吐出充满泡沫的故事。永恒讲政治，
原始很精致，没想到这一层，不是你的错。
这情形，甚至无需借助诡异的形式，
就已将神秘的诺言兑现成四十吨风景。
边缘到了这种地步，生活就薄成了电影。
随你怎么剪辑，都不能没有威尔士灯塔，
不能遗漏这道冲洗过程：悬崖边的灯塔，
外表比豆腐还乳白，外形浑朴得像一个巨大的
蘑菇玩具。它的责任一直固执到
安慰只和安静有关。假如它想释放它的表现力，
你会想到荷兰风车。没错。荷兰就在斜对面。
2008．7．
ê1?\ –?
戴之：血祭（诗三首）
血祭
贴满沉默的岩石
变成象形文字任风撕噬
先祖不落的太阳明亮
摇曳万众的头颅
为争夺栖息之巢在腐烂的尸体上熔化
干干净净地吮吸灵气
雄鸡被装饰在红木桌台
原始的欲望高涨
瞬间迸发火焰燃烧无边的森林
沉重的雕塑永恒
手上的酒香飘进门槛
谁也无法捕捉
土地的每一处都有敞开的窗
向鹰明喻一种真理
而满弓似的心
始终巡视着尖顶楼房
纵使山洪泛滥
也对抗不住声带的弹性
下跪下跪下跪吧
你们赖以生存的殿堂灿烂光亮
神灵飘然出洞
为水巫设计的服装涂上金黄的颜色
热烘烘的生命将弥漫西天祭诗友
被枝丫托起的黎明叩醒
庙宇在山的尽头
墙上的青苔
成群结队向坡上的坟冢漫延
逾越风设下的障碍
从沉重的古钟声里
收集岁月遗留下的精华
为混浊的目光涂上撩人的色彩
坐南朝北，每
一座坟冢都向着日出的方向
钱币一样灼烫的太阳
收割了满山遍野的诗句
草丛间嬉戏的映山红
像游动的火焰
悄悄地向圆形的墓碑靠拢
沾满祭灵者的躯体
和沉淀dejiyi
碑面上爬满了象形文字
朋友们都死了
鹰一样锐利的誓言
从山顶顺势而下
在悬崖边聚集
砌成了一条壮观的风景线
瀑布轰鸣
与坟冢擦肩而过
给穴中的亡灵暗示着一个主题
一个回忆和执着的思想
所以太阳没有归途
被淡淡的香火缠绕着
苦难与艰辛铸炼的泪水
在瞬间变成刺目的钱币
圆圆的，碑一样沉重
透溢出精彩的想象
又一次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语言
呼唤活着的激情
浅灰色的墙上粘了许多模糊的水迹
房间很小，空荡荡的
我俩谁都不说话
猜着各自的心思
桌上的钟摆很淘气
总是把一些寓言
一遍又一遍打印在我们的目光里
像网状的补丁
我知道你害怕黑夜
习惯开着灯捉摸墙上的图案
湿漉漉的闪着光的图案
我也喜欢躺在墙上
穿着泳衣把自己弯曲成一座桥
让你的记忆不断从桥上走过
当然，或许是明天
淤积的阳光会阻挡钟摆的晃动
刺激你的情绪
但你一点都不兴奋
盘缩在自己的梦里
你迟缓地告诉我
门前那棵树的枝叶上
沾满了夜的泥浆
《自由写作》首发
艾未未：偏执公民
“512汶川地震”周年就要到了，官方一再明确表示，地震中的倒塌学校和学生死伤，与建筑质量问题，与人为的“豆腐渣工程”无关。
代表国家权威和智慧的机构和媒体在努力试图说服人们，由于地震的级数太高，学校建筑倒塌不可抗拒，所以学生死亡无法避免。既然是天意，当然不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在国家意志驱使之下，事实和真相再一次不复存在，代替生命价值的只是一长串抽象阿拉伯数字，所谓“科学调研”仅仅是技术官僚们官场献媚的赌注，在这个国家的每一次政治交易中，最先失去可能性的总是那些普通民众，因为他们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在六十年的国庆就要到来之时，仍然没有选举的权利，没有说话的机会。公众悲愤的情感总是被无聊的娱乐和庆典所替代。毫无奇迹，与这个国家历史上发生的其他重大事件的结果一样，国家意志又一次野蛮的取代了事实和个人伤痛，再次使国人陷入绝望的深渊中。
在这个出自“十七大”提出 “科学发展观”思想之后，违反科学的现实结论中，那几千个屈死的学生的死因，只是由于命不好，在错误的时间呆在了错误的地点，致使幼小的生命血肉混合在砖石瓦砾和混泥土钢筋之中。官方的意思明确，在八级地震中，校舍必塌学生必死，读书受教育原本就没有什么用，知识并不能免死，在学校的时间越长，死得可能性越大，命运自然也就越是悲惨荒诞。至于在同样的地震中，那些大量的没有倒塌的建筑，那些没有伤亡的学生是怎么回事，只可能是解释为，他们的祖上没有人在朝廷里供职，因而积下了阴德。
需要问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在涉及到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利益时，不理会人民的意愿和情感，无所顾忌的背离事实、曲解真相，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这样推论：这个国家赖以依存的伦理道德是建构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真相的存在必然会动摇这个社会的基础。唯有回避和逃脱责任，牺牲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才能维护权力的稳定。
这样才可能解释，为什么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之前，这些人仍然选择背信弃义，这不是很傻吗，是很傻可更是处于无奈。没有社会理想，背离人道主义原则，背弃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社会，只能生存在拒绝事实真相，拒绝公平和正义的空间中。
掩盖和蒙蔽是这个社会的生存属性，没有谎言就没有了这样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任何幻想的人们，将为之付出更大的代价。
记忆中这样的灾难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冤的一次。人们习惯了放弃和遗忘，这次灾难的所有细节一样会被活着的同类忘却，一样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最终这所有的灾难会汇到一处，构成一个文明和进化的奇景。
这个古老的游戏简单而明确，有着永久不变的原则，它鼓励谎言、涂改记忆，灾难制造者总是可以逃脱，接受惩罚的永远是无辜的人。
在这个凶险的地方，不幸的人啊，只有一种可能，可以帮助众生脱离苦难告别背弃，那就是疯狂地呼唤真相，平静地拒绝遗忘。试一次吧，为了一个你永远不会见到的小女孩，为了“在这个世界上快乐地生活了七年”的杨小丸，和与她的母亲一样不幸的千千万万个父母。永远追问“豆腐渣工程”，每时每刻地质问下去，直到我们的问题成为事实的一部分，直到每一座“豆腐渣”暴露和坍塌。
在极端偏执的政治统治下，做一个没完没了问责的“偏执公民”，这是今天健康快乐的活着的唯一可能。
余 杰：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习储君访问拉美，一边与委内瑞拉独裁者查维斯翩翩起舞，一边在墨西哥发飙斥责“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居然敢对党国的事情“指手划脚”。当年，胡储君尚未登基之时，在江泽民的监视之下如履薄冰，当了八年的小媳妇，这才躲过被罢黜的命运；如今，习储君刚刚当上中南海的实习生，便少年轻狂，豪言壮志，走的是与胡迥然不同的路子。他的强硬作风立即赢得了大陆愤青的追捧和爱戴。一时间，大陆的网络上出现了成千上万“挺习”的帖子。习副主席不愿遵循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教导，要向“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帝国主义发起挑战，此种大勇，自从宣称不怕美国的原子弹、中国人死一半也算不了什么的毛主席去世之后，已经不多见了。
习储君敢于这样做，一是因为这样的言语是“政治正确”，不像温总那样在外边为了讨好外国人承认“普世价值”，结果回国之后遭到左派的冷嘲热讽；二是因为中国已今非昔比，作为“和平崛起的、负责任的大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完全可以挺起腰杆做人了。
有意思的是，在习储君的眼中，曾经无比正确的“革命”，居然与饥饿、贫困和折腾并列，变成了一个烫手的热山芋，变成了一个送不出手的礼物。既然以胡锦涛的智囊自居的俞可平也撰文宣称民主是个“好东西”，那么与之相对应，革命便是个“坏东西”了。坏东西，如同沙士，如同毒奶粉，当然不能肆意输出，因为中共如今要“负责任”了——不是对自己的老百姓负责任，而是对洋人负责任。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被“革命”、被“折腾”，忍受饥饿和贫困，被枪子打、被坦克碾，住豆腐渣校舍、喝有毒奶粉，那是一种吃苦耐劳的美德呢。但是中共的这一系列德政，对外国朋友还是免了吧，现在我们承诺不折腾你们了，大家彼此井水不犯河水。那么，你们就不要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里鼓噪了吧。
习储君不喜欢革命、否定革命，当然这是一件好事。从其家族渊源来看，他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便是革命的牺牲品。曾经贵为副总理的习仲勋，因为隶属西北地区的干部系统，不是毛泽东的嫡系，便在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中成为最早失势的人之一。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部历史题材的小说《刘志丹》，居然让他陷入了灭顶之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号文字狱（第一号文字狱是胡风案）的主角。而习近平也沦为“黑五类”子女长达十六年之久。
刘志丹是延安根据地的创始人，他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一九六二年夏天，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由康生提出定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习仲勋二十一岁便担任过陕甘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后来担任西北局书记；贾拓夫十四岁参加革命，“是惟一一位从陕北到中央苏区工作，又从中央苏区长征到陕北的领导干部”，是“毛泽东走向延安的向导”；刘景范则是刘志丹的亲弟弟，早年在哥哥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一九六六年五月，习、贾、刘专案审查小组给中央提交了《关于〈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认为“写《刘志丹》一书是习仲勋反党秘密集团蓄谋已久的。习仲勋是《刘志丹》的第一作者，刘景范是第二作者，执笔者是李建彤”。
一九六七年，贾拓夫被迫害至死。“习、贾、刘”只剩下两个人，成不了反党集团。一九六八年一月，刘景范、马文瑞和李建彤被抓起来后，又成了“习、马、刘反党集团”。马文瑞关了五年，习仲勋关了八年。刘景范因为反抗逼供，揭康生的底，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入狱，坐了十年牢。后来，《刘志丹》小说案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又定为“西北反党集团”，将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株连了几百名高级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一九六二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连习仲勋吃过八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烤鸭店、湖南饭店等五十多户。原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受尽酷刑，被折磨致死。《刘志丹》一书的责任编辑何家栋，全家被赶到乡下，六口人只给三十元生活费，母亲和两个儿子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九十年代以来，何家栋痛定思痛，反省革命的残暴与中共的独裁，与李慎之一样成为在思想上走得最远的老一代共产党人。
小说《刘志丹》的罪名之一，是“伪造党史”，把陕甘写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和“正统”。其根据是小说中的这样一个情节：刘志丹回到陕北保安县永宁山时，对他的几个战友说：“陕甘没有井冈山，可有大稍山。我们要学毛泽东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红军，武装割据。”专案组以“陕甘没有井冈山，但有大稍山”等词句，硬说作者把陕甘写成了与井冈山分庭抗礼，甚至高于井冈山。罪名之二，是说《刘志丹》“把毛泽东思想说成刘志丹思想，企图以他们的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把刘志丹写得比毛主席还英明、还先知”。罪名之三、之四，是说小说中的人物罗炎、许钟写的就是高岗、习仲勋，因而是“为高岗翻案”，“吹捧习仲勋”。
毛泽东以一部无关紧要的小说兴起大狱，是因为他内心的阴暗与嫉妒。当年中央红军到陕北的时候，是衣衫褴褛的“客军”的身份，而刘志丹及当地军政干部是衣食饱足的“主人”的身份。刚开始，毛泽东不得不对刘志丹施恩笼络，然后才是夺取实权、树立权威。刘志丹之死，至今仍然是一个谜，据说是死于毛的暗算。所以，在毛的内心深处，刘志丹一直是一块心病，而习仲勋等人是刘志丹的部下，自然不能信任和重用。即便是使用“利用小说反党”这个可笑的理由，也要将习仲勋等人除掉。
而受尽折磨的习仲勋，在狱中痛定思痛，成为中共元老中少有的开明派与改革派。七十年代末复出以后，他出任广东省委书记，在改革派前途未卜的情况下，是最先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地方大员。他放言“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不要管他什么主义”，并大胆向华国锋和邓小平“要权”——“我代表省委，请求中央允许在毗邻港澳边界的深圳、珠海与重要的侨乡汕头市各划出一块地方，搞贸易合作区。”他甚至语出惊人地说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广东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可能几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就不容易上去。”拿到政策之后，习仲勋在广东率先设立特区，启动经济改革，使得广东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至今广东的GDP仍然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后来，习仲勋到中央工作，任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等要职，积极支持胡耀邦和赵紫阳的改革，不仅支持经济改革，也支持政治改革。在胡耀邦遭到罢免的时候，他是惟一一个站出来为胡辩护的高级干部，他批评元老们的做法不符合党章之规定。“六四”开枪镇压，已经退休的习仲勋也不予支持。八九之后，他很少公开露面，直至二零零二年郁郁而终。在中南海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他坦荡地扪心自问：“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有整过人，一辈子没有犯左的错误。”
习仲勋当年工作无论怎么繁忙，也要亲自陪四个孩子玩耍并教育孩子。父亲的言传身教，不知对习近平有多大的感染？革命确实不是一个好东西，它让习仲勋失去自由长达十六年之久，让习近平沦为贱民长达十六年之久。如果习储君从之际的切肤之痛出发，真的“告别革命”，那么中国的老百姓便有福了，而徐泽荣也应当被释放了。
徐泽荣是香港居民，获得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二零零零年，他被广州国安局逮捕，两年后被深圳中级人民法院以“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罪”等判处十三年有期徒刑。其罪证居然是向韩国学者提供一本五十年前韩战的“内部资料”。知情人士透露，徐之被判处重刑，乃是因为他发表文章，披露了中共七十年代前后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在东南亚从事武装叛乱的真相——也就是习储君所否定的那段不堪回首的“输出革命”的历史。作为历史学者，研究那段历史，让历史为今天提供有益的经验，为何会遭致如此重刑呢？
当年，牛津大学以及欧美三百多位知名人士的抗议信，亦未能让徐泽荣获得自由。今天，既然习储君公开否定了中共昔日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实现的“输出革命”的目标、承认因为“输出革命”而给若干亚非拉国家的人民带去的深重苦难，那么与习储君一样致力于解构“输出革命”的历史的学者徐泽荣就应当获得平反昭雪，甚至得到国家学术基金的赞助与支持。然而，徐泽荣仍然在狱中苦苦煎熬，他的案情没有任何转机。为什么中共可以像习近平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在国际社会放弃输出革命的传统，另一方面却仍然要在国内胡乱折腾呢？徐泽荣不就是瞎折腾的牺牲品吗？而且，徐泽荣还不是惟一的牺牲品。就在胡锦涛承诺不折腾、习近平在出访途中遥遥呼应的同时，中共当局一刻也没有停止封锁网络、抓捕异见人士的倒行逆施。《零八宪章》与习近平“告别革命”的心愿不谋而合，也是呼吁中共早日由革命党转型为竞选党——至于是否继续拥有“执政党”的地位，那得通过竞选，由选民的选票来决定。《零八宪章》本来是中国的民间社会抛给中共的一根救命稻草，没有想到中共一看到《零八宪章》，折腾的本能又暴露无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从胡锦涛到习近平，你们还能折腾到几时呢？习仲勋、胡耀邦、赵紫阳、李慎之、何家栋们忧郁的眸子从彼岸注视着你们，你们敢于与他们对视吗？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八日
刘逸明：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
谈起教师，很多人都会自然联想到“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辛勤的园丁”等美丽称谓，教师对于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不可谓不大，但谁又能说其它行业从业者的贡献微不足道呢？没有农民我们吃什么？没有工人我们用什么？所以说，过于夸大任何一个职业的社会作用都会陷入狭隘。
尊师重教是古往今来的一项共识，不尊敬师长的人会被视为人格有缺陷，不重视教育的政府会被视为不负责任的政府。“再穷不能穷了教育，再苦不能苦了孩子”，这样响亮的标语在今天可谓是遍布大江南北，然而，相比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状况，中国的教育可谓是百弊丛生，且不说很多穷人子弟读不起书的残酷现实，就连教师的整体道德水平也出现了大幅度下滑，有时候甚至让人觉得惨不忍睹。
教师群体原本应该是一个道德力量十分强大的群体，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中国教师的形象已经集体崩溃。前不久引起国民公愤的贵州习水奸淫幼女案中，竟然就有一名教师，在近几年时间内，教师组织学生卖淫的事件更是时有耳闻。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查询，发现教师强奸女学生的案例不计其数，每年都会发生很多宗。
对于教师这个群体，很多人已经不会觉得有之前想象的那般高尚，即使还心存敬意，那也只能是针对教师个体而言。去年“5.12”大地震时，教师范美忠的独自逃跑不得不让人再度对教师这个群体的道德水平产生质疑，扫视当下的大大小小学校，诸如范美忠这样枉为人师的教师应该还有很多。
不少教师在看到有人对他们这个群体进行挞伐之时，总觉得社会对他们太苛求。从教师的社会功能来讲，社会对于教师的要求要高于其它职业是理所应当的。教育对于人才的培养、道德的建设都具有其它行业所难以替代的作用。如果教师不能做到在道德水平上高人一等，其教育出来的学生道德水平如何也可想而知。
教师的高尚不一定等于整个社会高尚，但教师的堕落却可以说明整个社会的堕落。前些年，在“教育产业化”的口号鼓舞下，各种学校都争先恐后地以盈利为目的，学生的学费与日俱增。在“没有钱万万不能”的今天，教师希望待遇提高原本无可厚非，但为了赚钱而不择手段却让人不齿。不难想象的是，在高额学费的震慑下，不知道有多少贫困家庭的子弟与高校绝缘。是否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权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公平的重要标尺，高校的高收费既是对社会公平的极大伤害，也是对教师形象的极大伤害。
几天前，媒体突然又曝出一条令人震惊和愤怒的消息，湖南邵东政法委书记竟然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自己的女儿冒名到贵州师范大学读书，将原本应该上该校读书的学生罗彩霞排挤在外。我们在对这位政法委书记谴责詈骂之际，是否想到过贵州师范大学在此过程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我想，没有该校领导和教师们的配合，罗彩霞是断然不会被冒名顶替成功的。
近段时间，一个题为《上海政法学院陈丽天教师爆笑语录》的帖子在各大网络论坛上风传。看过该语录之后，着实让人觉得这些语录颇具“流氓特色”，有着另类的幽默。有很多网友把陈丽天称为“流氓教师”，也许是恰如其分。很多教师不去思考如何把学生培养成才，而是挖空心思去想这些吸引人眼球的东西，实在是不可思议。
有关于教师的那些不光彩的事儿可以说是不一而足，笔者无意去否定所有教师的道德水平，在教育界丑闻频发的今天，教师有必要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思。“五四”运动90周年的纪念日刚过，回望当年的学生和教师，如今的教师们是否对自己这个群体感到几分羞愧？从道德上讲，今天的教师需要大大提高，从教学上讲，更应该培养独立的精神，不要让学校沦为官场，沦为奴才与愤青的生产基地。
2009年5月10日
刘 路：谁将毁灭法轮功？
李洪志先生有句名言：真正破坏大法的，都是大法内部的学员。李大师不亏是得道高人，慧眼如炬，明察秋毫，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某些弟子的品性和面目。
法轮功的媒体天天都在批判“党文化”，而实际上中共产党之毒最深的正是控制这些媒体的所谓法轮功高层。他们心胸狭隘、嫉贤妒能、满脑子阶级斗争思维。有人断言他们名为法轮功学员，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小毛泽东。
例证一：嫉贤妒能，为了需要“抓特务”
法轮功学员王耀庆（雪莲）是1999年10月第一个带领全家在天安门广场扯横幅，讲真相，喊出“法轮大法好”的人，为此她被江泽民亲自批示逮捕，是李洪志先生之后15名被通缉的法轮功要犯；她在香港策划围堵中联部、发动控诉中共暴行，起诉香港警察助纣为虐，轰动全港；她策划了大陆卫星插播行动，震惊全世界；她在大陆举办明慧学校，让全中国三分之二的政治警察都知道她的大名；她策划并协助高智晟律师写成三封上书，在全世界面前暴露了中共残害法轮功学员的累累罪恶；她带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深入中国大陆，营救出中国最有影响的两个维权人士高智晟、郭飞雄两个家庭共计六口人。她做的这一切，让世界震惊，让那些口头高喊反共的英雄们汗颜，因为后者所有人加起来也没有做成她做的任何一件事。就是这样一个人，默默无闻干了10年，五次被中共逮捕，从来没有抱怨，没有声张，如果不是法轮功的某些媒体和过渡政府为把她打成特务而公开了耿和出国的秘密，我们至今不知道她做的这些事。
这就是雪莲，默默无闻、忍辱负重，正像她的名字，正如她经常说的一句话：“质本洁来还洁去”。许多人都不理解为何法轮功的某些高层要把这样一个事功、人品都超过他们多少倍的人打成特务，有一位知道内幕的法轮功高层告诉老路：我们知道她不是特务，但是她能力太大了，不打成特务怎么办？诚哉斯言，耻哉斯心！
例证之二：排斥不同意见，戾气充满媒体
1、为了将雪莲打成特务，明慧网从1999年开始刊载一些所谓国内同修的文章，指责雪莲破坏大法，是共产党特务，这些文章毫无例外的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它的结论，全篇都是不着边际的主观臆断。
2、雪莲将耿和一家营救出中国以后，《人民报》发表署名姜平的文章，借所谓国安局高官之口造谣说耿和一家出中国是中共特务机关安排的计划，目的是借机将雪莲潜入法轮功内部。国安局高官如何能与积极反共的《人民报》勾连透露这种消息？这种谣言连这种起码的逻辑都不顾，以至于刊载之后数小时自觉难以服人，竟自行删掉。口口声声真善忍的法轮功媒体公然造谣，不知道嘴巴是否被自己扇得红肿？
3、刘泰先生是香港著名民运战士，是法轮功的朋友，受法轮功群体邀请来纽约参加4 25纪念活动，并发表了盛赞法轮功英勇不屈的演讲。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话，天灭不了中共，只有人能灭中共。这本是他的一家之言。大纪元抓住这句跟他们立场稍有不同的话，居然发表文章攻击刘泰先生是投机分子，是共特。心态偏狭以至于斯，怎不令人寒心？
例证之三 深文周纳，随意诛心，不分敌友
本人采访法轮大法日活动，发表了几张拍摄的照片，内容也都是正面得报道。法轮功的某些人居然大为不满，一位叫“归去来兮”的网友居然把这个报道与共特五毛联系在一起，痛加贬斥。这种病态的专制的心态，即使老共当年也没有达到如此程度。
很久以来，由于法轮功媒体的这种偏狭心态，四处树敌，满眼都是共特，导致除了它自己的媒体，很少有媒体愿意报道法轮功的消息。有些论坛甚至干脆封杀了涉及法轮功的字眼。我们做新闻的，为了帮助法轮功拓展报道空间，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但是换来的就是这样的报答。
好在目前还有李洪志先生掌舵，法轮功这条船还不至于马上陷入灭顶之灾。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旦形势有变，法轮功陷入四面楚歌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用惊奇。因为他们师父早有预言。
林贤治：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在美国，讨论中国国民性的最早、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是阿瑟·亨德森·史密斯（1845-1932）的《中国人的气质》。
这位中文名为明恩溥的传教士，在华生活近五十年，他在书中详细记述了他所观察到的中国人的二十六种“特性”。其中首要是“面子”问题。
欧洲人和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批判，多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稳定性或称不变性。所谓稳定性，无非给保守性换了一种好听的说法罢了。二、自大，即史密斯所说的“面子”，把国家称为“天朝”、“中国”，其实由此而来。“文革”时，大力宣传北京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革命，这种“中国中心论”可谓民族自大的登峰造极之作。三、视等级为天经地义。四、国族、家庭、群体大于个人，颂扬个人的顺从和义务而忽略权利。对等级的遵从与对个人的卑视，结合为奴性，自然这同专制政治密切相关。五、漠视社会和他人的存在，对何为正义和真理这些带有终极性的理念，由来缺乏追求的热情。
史密斯作《中国人的气质》，我们当今的学者可以恶意地推测作者的动机；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启蒙学者“误读”它并翻译出来予以传播，都因为身在近代中国的困境引起的危机感所致。
《中国人的气质》中译最初以《支那人之气质》为名。“支那”一词带轻侮之意。这些留日人士的使用，不忘国耻的用意是明显的。
发表时，有按语云：“吾邦人廉耻扫地言之痛心之外，吾邦人不自知，而外人知之；吾邦人所不敢言，而外人言之；吾邦人所不耻，而外人深为耻之；吾邦人不自责，而外人责之。太史公曰：悲莫悲于伤心，吾邦不以为伤心，而外人心伤之。呜呼！言之诚堪痛心矣！”
与其说，他们是被动地接受西方的结论，不如说是为了自我批判而主动求助于他者的判断。“知耻近乎勇”。他们是一群真正懂得“耻辱”的爱国者，大勇者。
《中国人的气质》发表后，在上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界影响甚大。有人称“其言酷而实，其语迫而不可逃”。有留学生说读后形容是“山鸡对镜，自见其形”，虽情有不甘，却不能不愧其言。
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新民”运动，明显地受了史密斯著作的刺激。次年，他发表《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痛陈国民性四大缺点：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活力之欠阙。此时，旅日华人及留学生掀起批判国人“奴隶性”，培养“国民性”的国民化运动，“奴隶”、“奴性”之词遂多见于华人报刊。
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首次精神自审的集体行动。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发表一百年间，其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亦受到中国爱国学者的反批判，始有辜鸿铭，末有摩罗。
辜鸿铭在其《中国人的精神》中唾骂之，又比较各国人的特性，确认中国人为最杰出而完善者。摩罗明确指《气质》为“殖民话语”，不但打倒了一个史密斯，而且接连绊倒了在他看来跟随洋人起哄的梁启超、陈独秀、鲁迅们。
鲁迅留日时即读过《中国人的气质》，明确表示不尽赞同书中观点，却强调它对中国人自我认知的价值，多次建议翻译成中文出版。逝世前半个月，他仍然在信中提出：《中国人的气质》值得翻译和阅读，认为据此可以“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正如西方有西方的社会病一样，东方国家的病症自有东方的特点，并非经西方“妖魔化”而来，而是客观存在。这些国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无一不是以西方文明为参照，不但在器物方面，而且在制度方面，精神文化方面也都如此。在历史上，没有可以与西方先进国家相隔绝而自行进入现代的。所谓传统的“转化”，也只能在异质文化介入之后方能进行。
罪己诏的兴衰
古代中国的思想遗产之一是所谓“天人合一”，天象映射人间事，人间事也会影响天象，曾经有个词叫做天象示警，那是指天上出现异象的时候，往往是说明人世上有了什么大的变动。这种理论推而广之之后，就不单单是天象能够示警了，而是各种自然异象其实都是人世上变迁的征兆。吉祥一点的是那种麦生双穗、庙长灵芝，不吉祥的自然是白虹贯日、天狗食月，各种天灾当然也在其中。
皇帝是母地父天的具有半神资质之人物，一旦天象有异，必然是对他的行为有所映射而导致的。按照神人相通的理论，天子在这种时候是应该向他神性那一部分的父母告罪才是。一个是表达自己的谦恭与诚恳改过，另一个是做给天下臣民看。给天下臣民看是声明自己爱民的同时，宣示自己帝位的神性。这种惠而不费的事情总还是要做的，所以就有一种特殊的文体传世：罪己诏。
罪己诏的意思就是述说自己的不是，大致类似于皇帝给上天的一份检讨书。一般是这么开头的：朕以薄德云云。然后是述说自己在某些政事上的不足，或者说自己在私人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过失。由于这种过失所导致的灾害或者天象，都是应该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劫，现在却是由百姓承受了。关于这件事皇帝我本人很不好意思，所以敬告上天，我一定要改过自新，请老天爷看我的行动吧。比小学生检查文字要古雅，只是检讨书大致也就是这么个模式，其实质是不会有大变化的。
老天爷是否看在皇帝的面上把灾劫减轻是谁也不知道的，这就如同皇帝祈雨一样，重要的是那个姿态，或者是拿捏好可能会下雨的时间。据统计，中国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应该是汉文帝。文景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汉文帝在位多年，只要一有大的灾害或者异象他就下罪己诏自我检讨一番。联系到当时董仲舒杂合阴阳五行的儒学成为正统学术的背景，以及汉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事实，汉文帝这么做也是合理的。而且此人确实生活简朴，并非是作秀。
到后来这个罪己诏就颇为不堪了，应该说成为了皇帝的一个规定动作演示。甚至在某些根本不拿这个当回事的皇帝眼里，自己既然是天之子，那就是常有理的代名词。唐有宰相的设置，阴阳学说大发展时，把掌理阴阳调和这件事也归于宰相了。皇帝下罪己诏固然是还下的，但责任倒是归于了宰相，每当下罪己诏的时候，一般会有一个宰相同时写个辞职信。
记得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道罪己诏似乎是光绪皇帝下的，说自己由于德行与治国能力不足，引致八国联军进了北京，惊扰了祖宗宗庙，还让老太后操心了。这当然是瞎扯，打仗这件事根本就没他啥发言权。不过可以看出，到后来罪己诏神话色彩减退，专门开始对人间事务发言了。
按说罪己诏这玩意既不科学也不符合现代权责对应的原理，早该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有时也难免想起来，当年那帮当皇帝的家伙至少还有个“天”所畏惧，至少还觉得冥冥中有东西在观察着自己。
成舍我和他的《世界日报》
在百年中国言论史上，成舍我是一位不可回避的重要人物。这不仅在于他献身新闻事业70余年，所创办的《世界日报》在当时的深远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特立独行，始终坚守自己的办报理念，不畏强暴，因而被人称之为“烈火中的凤凰，压力越大，他越坚强”。
早在1921年，23岁的成舍我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世界晚报》。北伐之前的北平，虽是中国文化、政治的中心，但前者正面临着新旧文化交替的激荡与冲击，后者则受到军阀、政客的操纵和垄断，报刊不易独立生存，往往依赖津贴和补助，办报环境不可谓不恶劣。然而，从一开始，成舍我就要做一个“不受环境左右或支配的独立报人”，其办报宗旨是：“言论公正，不畏强暴，不受津贴，消息灵确”，因此整个办报过程十分艰苦，从采编到广告再到发行，都由他一手主持，最终“被迫训练成一个全能报人”。
1925年，成舍我创办了《世界日报》，这是他一生中耗费心血最多的一份报纸，虽然历经沉浮，“最后差一点走上和邵飘萍、林白水被枪毙的同一条路”，但由于力持新闻报道自由的不变信念，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世界日报》知名于中国北方。面对权力的压力，在不良政治环境中，真正做到“言论公正”、“不畏强暴”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所付出的代价往往是血腥的。《世界日报》创刊第二年，因披露军阀张宗昌枪杀报人林白水，招来杀身之祸。倘若不是当时国务总理孙宝琦念其旧情，出面斡旋，成舍我必死无疑。
1927年，成舍我在南京创办《民生报》。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这样评价：“《民生报》是国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后首创的小型报———是当时小型报的翘楚。《民生报》批评时事非常精辟，偶因揭发行政院政务处长彭学沛贪污渎职劣绩———触怒了当时行政院长汪精卫，严令封闭《民生报》。”说起来，彭学沛还是成舍我之妻萧宗让的姑父，有人劝其放弃揭露，却遭到成的拒绝。汪精卫因此大怒，借故关押40日。但成舍我给汪精卫、也给中国新闻史留下了一句名言：“我可以当一辈子新闻记者，你能当一辈子行政院长么？”
成舍我所处的时代，可说是一个动荡不安、积非成是的时代，当时就有人批评过成舍我，说“他罔顾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强调西方式的新闻自由，不但不识时务，且属存心向权势和政府的威信挑战，非惟不智，且属自私，缺乏国家民族观念”。事实上，这种说法在当时就不能成立。作为一个独立报人，成舍我所追寻的正是“文人论政”的传统，其核心价值就在于“言论的自由与公正”。随着时代的多变，成舍我后来又提出新的办报口号：资本家出钱，专门家出力，老百姓讲话，“也就是说，他把报纸交给读者评鉴、监核”。及至抗战爆发，成舍我以身家性命为代价，拒绝进入所谓的“维持会”，之后毅然放弃在平津、香港的事业，随政府撤到重庆。在程沧波的推介下，经陈布雷、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于右任、萧同兹等人同意，筹组中国新闻公司，任社长兼总经理，“纯以民营的姿态出现”，甚至有计划在战争结束后，在南京和中国东、西、南、北、中五大地区主要城市，分期陆续创办十家大报，均以《世界日报》命名，遂实现成氏报业大王的梦想。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重庆政府，抑或新闻界，都有一个共同认知，即“只有一个真正民营，真正为民喉舌的报纸，才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受到民众的信赖……《大公报》既不可靠，能代替张季鸾和《大公报》的，只有……”
成舍我在抗战时任参政员，当时发表的《纸弹亦能歼敌》一文，成为战时重要文献之一。抗战胜利后，他在复刊后第一张北平《世界日报》上撰写《我们这一代的报人》，作为复刊词，尤足令人深省。他在这篇长文中说：“我们有不幸，也真太幸……我们这一时代的报人，负有政治和社会两方面的任务。第一，中国现在虽已全面胜利，列为四强之一，但无可讳言的，威胁国家民族生存的内外危机，在今日并没有整个消除，甚至还更比以前严重。站在国民的立场，无党无派的超然报纸，对此危机，决不能有丝毫忽视，且正赖这种真正超然代表最大多数人民说话的报纸，能充分发挥舆论权威，始可使这种危机消灭……第二，我们这一代的报人，还另有一种重大任务，这就是社会风气的转变，和国民心理的改造。……心理建设之重要，实远过物质。我们必须将全国贪污苟且，偷惰泄沓的心理与风气，彻底扫除，然后才有物质建设可言。至于心理如何改造，风气如何转变，这一重大任务除了教育之外，就全落在我们这一代报人的肩上……”
成舍我一生办报无数，形成自己的“世界报系”。但以历史和成就来看，仍以《世界日报》为最。上世纪30年代初，成舍我先后到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考察报业现状，归国后，即试行一套科层管理制度。成舍我终身以记者自许，晚年在台湾，病中不能言，仍以笔书写“我要说话”四字，或可成为其毕生事业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