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被友人“写”进了监牢，冯亦代到章伯钧家当坐探，这些令人难以置信而又不得不信的故事，震撼着善良的人们。这些故事仅仅发生在过去吗？不，还在中国的大地上继续上演，甚至愈演愈烈。人们在吃惊之余，应当警惕起来，同这种丑恶现象作斗争，识破形形色色的告密者。

我想起了往事中的若干花絮。

（一）

一九八0年九月的一天，两个年轻人闯进了我的家。其中一个自我介绍，名锺粤秋，广东韶关的工人。他说：“一路北上，与各地的民刊负责人串联，大家都要求成立『全国民刊协会』。我们想请你作指导。”

“民刊”即民办刊物。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北京市革委会禁止在西单贴大字报，民办刊物反而有所发展。一九八0年，北京有民办刊物五十五种，全国有一百二十七种.后来，官方改称为“自发刊物”。“自发”者，脱离“党的领导”也。再后来，直呼为“非法刊物”。

我对锺粤秋调侃道：你的名字的意思是锺爱广东的秋天。北京的秋天不如广东，你回去吧，不要成立什么“全国民刊协会”，还是各自为战，全面开花为好。成立了全国性的组织很可能被一网打尽.

他说，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才能有力地促进改革，推动民主事业.

那时，邓小平刚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说，现在正是大好时机.为了自下而上地促进邓小平提出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在各地、各单位当改革派。

他说，你不瞭解我们工人的痛苦，每天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本单位没法当改革派。他越说越激动，音调高亢，唾沫四溅.还说，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们知识分子能够研究理论、创办刊物，我们工人照样能搞。

那个与他同来的夥伴倒是很冷静，他只是向我提问题，不谈自己的看法。他提问的倾向性很明显，例如：你认为民刊是否需要有人作指导？你如果不愿意作指导，是否可以推荐别人？过去闹革命强调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现在搞改革是否也要强调？他大概从我的神情已觉察到对他的不信任，特意向我出示工作证：北京齿轮厂，马XX.

我对姓马的有所警惕，所以说话很谨慎。我说的也是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对锺粤秋这样的人是爱护的，不在乎他的言语冲撞，而是好心相劝，无奈听不进去。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九八？年九月，他们成立了“全国民刊协会”。一九八一年四月十日，全国统一行动，把所有的成员都抓了起来。这个锺粤秋被判了十几年徒刑，而那个姓马的却平安无事。

过了几天，得知王若水也有同样的遭遇。《四五论坛》的负责人徐文立带了几个人去人民日报与王若水谈话。哪知这几个人中混进了一个公安部的侦探，用微型录音机录了音。第二天，公安部就将谈话记录上报邓小平。邓小平批示：要王若水说清楚。王若水当时是中共中央纪委委员，根据《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他控告公安部，在党内使用对敌斗争的侦察手段是违反党纪的。问题是这种违反党纪的做法得到邓小平的首肯，什么《准则》都不管用了。极权主义的特徵就是制定规则的人不守规则，无可奈其何。

王若水是不难“说清楚”的，但后来还是给他按上一个“与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我想起来，那个姓马的将一个背包放在桌上，离我很近，说不定里面也有微型录音机.即使录了音也不会上报邓小平了，因为我的谈话不合乎公安部的需要。这一次我没有上？，后来找了别的由头还是给我按上一个“与西单墙和非法刊物有联系”的罪名。

共产党的工作方法是抓典型。原来王若水和我被他们派定为典型了。

一九八0年，波兰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团结工会”运动。邓小平等人起初是兴高采烈的，认为它是抗议波兰政府、向苏联霸权主义的挑战。随后，“团结工会”与共产党和波兰政府的对立，刺激了中国领导人。胡乔木写了一件《关於波兰危机》的策论。他认为，中国也有可能爆发像波兰那样的事件，必须制定对策。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后面站着知识分子。为了防止中国的“团结工会”，首先必须搜索工人后面的知识分子。他们打开探照灯，一下子就锁定王若水和我。所以不管王若水是否“说清楚”，也不管我是否支持“全国民刊协会”，总是在劫难逃。

（二）

一九八0年初，教育部下了一个调令，调我去南京大学当教师。按传统，文人被贬出京城是一种惩罚.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的时候，感歎：“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教育部的职权只能调动重点大学的校长.在这方面我享受到了重点大学校长的待遇。不过这是不正常的。我自己和别人都认为，这是教育部长蒋南翔滥用职权，挟嫌报复，因为不久前我在真理标准讨论中批评了教育部。当时，思想解放派气焰颇盛，我在北大也有群众基础.在校内外的合力支持下，我拒不执行。北京人在“文革”中下放外地时都吃过苦头，所以害怕被调出北京。对这种恶劣的做法，大家都希望我顶住，说：“你要是顶不住，下面就轮到我们了。”我抵制了两年。教育部的调令一个又一个，虽不足十二道金牌，也有七八道。一九八二年初，邓小平发话了：“我已经说了两年，叫郭罗基去南京，怎么还不去？再不去就开除党籍，开除了党籍还要去，再不去就开除公职。”这才知道，原来蒋南翔是执行邓小平的旨意。

邓小平的这几句浑话，居然载入中央书记处会议纪要，於是就“郭罗基问题”上上下下忙碌起来了。中宣部召开的理论工作座谈会对我进行缺席裁判。因中宣部长王任重不得力，中途换马.邓力群一上台，理论工作座谈会就演变成批郭大会。接着，北大党委又组织力量对我进行批判。他们要求在教师中造成声势，却要求在学生中保密，怕支持我的学生起来闹事。

北大党委成立了三人小组，专门处理“郭罗基问题”，成员是党委副书记张学书、纪委书记巫宇苏、组织部副部长杨福旺。他们每天要向中央组织部、每周要向中央书记处汇报“郭罗基动态”。

除了对我本人批判以外，对於支持我的人也无情打击。中文系副主任费振刚公开声明：“凡是批判郭罗基的大会小会，我一律不参加。”结果把他的职务给撤了。

有些人就与我“划清界限”了，路上见了面都不打招呼。但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更加关心和爱护，每天都有许多人来看望我们全家，络绎不绝.

有一天，我对妻子说：“这些日子来看望我们的朋友中，有一个人是带着任务来的。”

她很吃惊：“谁？”

我说：“那就是M.”

“她和你不是二、三十年的老朋友吗？怎么会干那种事？”

“不是老朋友还干不了那种事。”

“你怎么看出来的？”

“第一，到我们家来的朋友，或是夜深人静时来，或是来的时候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他们怕被人发现.而M是冠冕堂皇而来，大摇大摆而去，这就是说，她不怕上面知道她和我们家的来往。而且，只有她每天都来，看来她的任务需要每天汇报。”

“那么，第二呢？”

“第二，她和我们交谈，老是提问题，十万个为什么，从来不说自己的看法。提的问题都是很毒辣的，例如，周扬对你的问题怎么看？周培源怎么看？你们『井冈山』（原反对聂元梓的派别）的老部下有没有採取行动？大学生有没有人对你表示支持？等等。这些问题是为了搞清楚围绕『郭罗基问题』上下左右的动态.”

妻子说：“那我们上当了。”

我说：“也没有上什么大当。重要问题没有对她讲过.要提供一些情况，让她去汇报。如果她不能完成任务，就会派别人来。我相信，她的汇报不会太离谱.换了别人，很可能添油加醋，更糟。与其如此，还是让她干下去。”

妻子是一个沉不住气的人。有一次，M来时我不在。妻子和她话不投机，马上就给她脸色看：“你要什么情况？说，我告诉你，让你去汇报。”M很尴尬，从此不来了。

看来上面派不出合适的人来了，以后就找我们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要他汇报“郭罗基动态”。

（三）

我还没到南京，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在全校教师大会上说：“郭罗基要来了，大家提高警惕！”好像喊“狼来了！”很多人不知道郭罗基是何许人，於是互相打听。

教育部向南大说明调动的原因时，强调“郭罗基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中央决定把他调出北京。”南大的负责人一听，吓坏了：“他到了我们这里不还是不安定因素吗？你们北京都对付不了，我们怎么对付得了？”不愿接受。中央组织部下了命令，一定要接受。由於教育部把我说得很可怕，在南大的传说中，我几乎成了恐怖分子。我到南大后，在校园里走动，背后总有人指指戳戳：“这就是郭罗基！”还有人说：“不像嘛！”本人是文弱书生一个，不像传说中凶神恶煞似的“郭罗基”。真李逵，假李逵，真李逵反而不像李逵了。

我们的住房早已分配好了，邻居是数学系的一对夫妇，男的姓王，女的姓李，都是共产党员.两家相处甚好。过了几个月，我又发现问题了。我对妻子说：“这一家是监视我们的。”

“你怎么又看出来了？”

“第一，我在南京是脑门上刺了字的，谁都知道我是北京下来的『有问题的人』。一般人不是敬而远之，就是畏而避之，只有这一家反而和我们套近乎。否则，什么情况都得不到。”

妻子说：“对了，有时套近乎很不自然。”

“第二，我们家来了客人，他们家不是大人就是小孩总是开门探头张望。”

妻子说：“没错，李XX在厨房里老是问我，什么人，从哪里来。”

我叮嘱妻子，千万不要翻脸。识破了，没有什么危险，反而有好处。如果我们有什么事要让上面知道，可以故意向他们吹风.

北京的朋友传来一个口信，邓力群在一个会议上说：“郭罗基到了南京，北京还有很多人去看他，值得注意。”北京的朋友一下子就断定：“你们家的邻居有问题！”

妻子又沉不住气了，在厨房里同李XX吵起来，说：“你们还要什么情况？拿笔来，我说，你记下来，向北京汇报。”

毕竟他们不是老练的告密者。被揭穿以后，他们夫妇俩很不好意思。王XX向我表示歉意。他说，决没有向北京汇报，是党委佈置的任务，总共汇报过三次。我告诉他，邓力群点了我的名。他说没有想到后果这样严重，真对不起。他还说：“我们家是八代贫农，总认为要听党的话。干这种事是不光彩的，以后不干了。我们决定马上搬家。”

不久，他们就搬走了。

（四）

有一种人最可恶，既不是职业侦探，也不是上面交待了什么任务，而是自觉自愿自主自动地充当告密者。我在北大哲学系有一位同事，大家都说他是“打小报告专业户”。

平时，无论开什么会，他都忙於作记录。大家不理解他的辛劳。有人嘲笑他是“无事忙”。一搞运动，他的小本子成了宝贝。

他的床底下装了一箱小本子。必要时他就拖出箱子，翻阅小本子，整成一份一份的材料。一看，确实有问题，而发言者本人已不记得当时是怎么讲的了，有口难辩.因为他存心不良，记的时候就按下钉子了。许多同事都吃过他的苦头.像我这样的自由化分子，更是他的重点对象。

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大会，毛泽东作了象徵性的检讨。之后，为了消除怨气，笼络人心，搞了一个甄别平反运动。我在一九五九年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受到批判，也属於甄别平反之列。党委的决定中说：“郭罗基同志的言论非但不是右倾机会主义，而且是完全正确的。”我以为从此就可以无所顾忌了。

接着在党内讨论形势。为了让大家畅所欲言，规定“三不”──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再加“一不”──不做记录。心想，那位“打小报告专业户”没有用武之地了。通过讨论，要求思想统一到如下一套说辞：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不要算经济账，要算政治账；发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是经验不足；等等。我的发言大放厥词：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就应当坚持，现在为什么抛弃了这一套做法？如果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那么抛弃了取得成绩的大跃进的一套做法，今后怎么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关於犯错误的原因，经验不足只是犯错误的条件，不是原因。同样在经验不足的条件下，可以犯错误、也可以不犯错误，可以犯大错误、也可以犯小错误.分析真正的原因，回避了一个“左”字。据说“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右倾”，难道就没有左倾的问题？另一位教师孙伯？附和我的意见。我们相信了那“三不”再加“一不”，以为讲过就没事了。

北大党委常常指责“哲学系有人反对『三面红旗』”。不知说的是谁.一九六四年暑期，党委要哲学系整风，指出五个方面的严重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反对『三面红旗』”，代表人物为郭罗基、孙伯？，根据就是一九六二年在讨论形势时的发言。我们两人被戴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的帽子，自己还不知道。我刚摘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又被戴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

党委要我检讨。我说党委违反了自己的规定，规定是“三不”，现在为什么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而且还有“一不”──不做记录，现在关於我的发言记录是哪里来的？那个“打小报告专业户”挺身而出：“是我会后打电话向党委宣传部汇报的，锺哲明（副部长）作了记录。”他自以为对党立了功，而为哲学系的教师所不齿.

他们要我交待思想，我要他们拿出记录，他们暗中的勾当又不敢见人。我既不交待思想，也不检讨错误.附和我的孙伯？作了诚恳的检讨，算是过了关.“反对『三面红旗』的代表人物”唯我独尊，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党委改组，才风吹帽落。

那个令人痛恨的“打小报告专业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冲击，一箱小本子也作为黑材料被烧了。

（五）

有人认为，受命充当告密者不应追究，罪在制度。如果把具体的人的活动排除了，制度就成为虚无.有人培植告密者，有人充当告密者，这就是制度；只有培植者，没有充当者，不成其为制度。即使在恶劣的制度下，个人的活动也负有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有人不受命也干，有人受命也不干，更不是决定於制度。上述“打小报告专业户”是不受命也干，我还要说一个受命也不干的故事。

一九八三年三月，我在南大参加招考研究生的政治课阅卷。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小李，总是坐在我旁边，端茶倒水，非常热情。十天阅卷结束，小李送我回家，对我说：“郭老师，是有人派我坐在你旁边的，要我来摸你的底，对周扬的报告是什么态度？”

三月七日，周扬作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报告，针对中国的现实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的理论，发人深省。中共党内的保守派，在胡乔木、邓力群的带头下，群起而攻之。他们不以批判周扬为满足，而是要围剿一股自由化势力。所以派人来摸我的底，以便与周扬挂？。

我说：“对周扬报告的态度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可以公开谈论一下。”

小李说：“不要，你不知道他们把你的话作什么用。派我来摸你的底，看样子事情挺严重的。”

她还说：“通过十天的相处，从你讨论问题的深度，为人的风度，工作的态度，我看不出你是『有问题的人』。我的妈妈是老干部。她对我说，你这是当特务，不能干伤天害理的事情。郭老师，你放心，我决不会做有损於你的事。”

我说：“你怎么向他们汇报呢？”

她说：“你不用担心，我会应付。不过，他们没有从我这里摸到你的底，还会派别人来，你千万要小心！”

我对她的保护表示感谢.这就是对恶劣的制度不盲从、不合作、不受命的人。

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又搞了一场批判运动。新华社写了一个稿子，让周扬看过后播发，就算周扬的公开检讨。周扬郁郁寡欢，一病不起，以至成了植物人。

周扬的讲稿是王若水协助起草的。王若水被撤销了人民日报副总编的职务。

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清除精神污染”问题，邓力群作补充发言，点了六个人的名：周扬、胡绩伟、王若水、郭罗基、李洪林、阮铭，作为重点对象。虽然没有从我这里摸到底，结果还是把我和周扬挂上了？。

现在暗中告密，算是文明的了，还有赤裸裸的手段。派人探听，嫌不及时，乾脆请你来“喝茶”，做下笔录，签字画押。要不然，警车开到门口，要什么材料进去抄家。再不识相，打断三根肋骨。一个政权丧失了存在的现实性，只好靠恐怖统治；以恐怖统治维护的政权，更加丧失存在的现实性。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明朝亡於东厂、西厂，国民党亡於中统、军统，共产党弄不好就会亡於国安、公安。

二00九年四月十五日

於哈佛大学

目录

余英时教授诗作

林博文背景导读
　　章诒和自序
　　云山几盘，江流几湾，天涯极目空肠断——章伯钧在一九五七
　　附件一：章伯钧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记录稿
　　附件二：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
　　附件三：章伯钧右派定性材料
　　顺长江，水流残月——泪祭罗隆基
　　我看到了许多微笑——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颁奖会上的答谢辞
　　附件：国际笔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二○○四年度自由写作奖颁奖辞
　　对查禁《伶人往事》事件的声明
　　一、我的态度和立场
　　二、我没有了退路
　　三、事态的变化和我不变的立场——兼告邬书林先生
　　附件：章诒和行政起诉状
　　泪往下滴，血朝上涌——胡发云《如焉》序
　　三千丈清愁鬓发，五十年春梦繁华——邵燕祥《别了，毛泽东》序
　　一代人的色调——袁鹰《风云侧记》香港序
　　一半烟遮　一半云埋——周绍昌《行行重行行》序
　　把心叫醒　将魂找回——致谢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染透猩猩血，风酿楚秋天——彭小明《汉字简化得不偿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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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75年的畅销书，一定是《水浒传》，不管是销售量，还是阅读量，它绝对是世界级的。

为什么？因为1975年，因为一个特殊指令，全中国人都在读这本书，所有的宣传机构，都在宣传这本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为这本书而疯狂。

为什么全中国人都疯狂了？

嗯，话有点长，有点绕，得允许我慢慢道来。

说起《水浒传》，因为与《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并列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之一，不管读没读过，从知道角度，起码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级别的。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最初的情况远不是这样。《水浒传》后来天下扬名，是三大猛人的强大推介的结果。在三大猛人介入之前，《水浒传》诞生但却一直没有书号，不仅不能印刷（公开刊刻），更不不能公开发行。当然，不是作者施耐庵公不想公开发表，而是当时的统治者不让它公诸于世。哪个统治者愿意让一本写强盗反叛的书在市面上流传呢，难不成老子打下江山，再宣扬一下强盗来夺权？就算不反对你推翻我，也不方便公开鼓励不是？

官方不批准，百姓呢？好象也不喜欢。在普通读者层面，这部书也很难为主流社会所认可。老不读三国（演义），少不读水浒（传），这是相当多的读者的共识。忠厚老实的中国人，谁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干杀人越货的事情。你别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里的侠客多么自由自在，其实那是很边缘化的人生。尽管人们热衷于谈讲多少侠多少义，但谁的孩子当了强盗，父母要么背黑锅，要么羞辱而死。

也就是说，从官方意志到国民心态上，水浒传都上不了大雅之堂，写得再好再生动也不行。因此，水泊梁山故事在相当长时间里，流传于社会下层，是说书人的备讲本。像燕青搏鱼等，都是这样流传着。据说作者施耐庵先生很着急，当然也有人说罗贯中也很着急，因为有人说他也是水浒传作者之一。

不过，世上无难事，就怕出猛人。当一个猛人出现时，水浒传见光死的处境得以缓解。

李挚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了，明代少有的思想家之一，黄仁宇先生那本影响了明史研究并掀起通俗历史热的《万历十五年》，最后一章就写的是此公。可惜，黄仁宇先生是严肃的学者，那一章中没有写李挚与水浒传的关系。

既然黄先生不写，那我来写吧。

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号笃吾、宏甫，别号温陵居士，福建晋江（今泉州）人，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他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人后入仕，历任河南共城（今辉县）教谕、刑部郎中、户部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官职，为官正直清廉，体恤民情，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不满朝政而辞去官职，漂泊于湖北、南京、北京等地，潜心学问，教授子弟。一生著述颇丰，主要有《焚书》6卷、《续焚书》5卷、《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初潭集》20卷、《李氏文集》20卷、《李氏丛书》12种等。他曾评点过的《水浒传》、《西厢记》、《浣纱记》等，仍是至今流行的版本。

李挚虽然是思想家，但也算不得开辟型大宗师，生在明代中后期，他的思想上难免有矛盾与混乱处，这既是其可爱处，也是其钻研境界的具体见证。比起思想上的大胆与可爱，我倒是更欣赏李挚行为上的大胆，一个近七十岁的人，经常与寡妇等畅谈，这行为本身在当时是很出格的。另外，他不肯回乡，怕家族里的人将家族重担交给他来扛。后者从福建千里迢迢来恳求他回乡尽责，而他的应对方法居然是遁入空门。更令人诧异的是，他居然以自杀的形式告别人世。他的坟，居然被人扒过多次，可见当时主流社会多么不见容于他。

就是这样一个猛人，居然喜欢水浒传。欣赏之余，李挚做了件了不起了事情，他悉心点评了水浒传。更重要的是，他将水浒传的名字改为忠义水浒传，我们今天看到了容与堂本水浒传，其实就是李卓吾先生留下来的。

应该说，仅仅点评还不够。在当时的知识阶层，私下里看水浒传的人很多，就像过去不让公开发行《金瓶梅》，但司局级干部允许看，大学里从事专门研究者也可在图书馆借，都是一回事。

关键是，李挚的再次定位，忠义水浒传，这个定位将水浒传从强盗、流氓、地痞、无赖等不堪境界中拯救了出来，这群人被赋予了忠君报国的理念，这在遭受外族统治阴影下的国人与统治者，是有说服力的。书当然不是那本书，但被重新赋予了生命、价值，这样，官府就不方便也不能再查禁这本书了。

有人会问，为啥没人早做这样的事呢？非常之功待非常之人，非常之人成就非常之事。尽管官方、学界对李挚有这样那样的攻击，尽管李挚的行为方式不能为当时主流社会所认可，但有一点是时人尤其是精英层所认同的，李挚至少在知识、思想上是那个时代的巨人，是个学术领袖。他的问题是巨人与领袖的问题，或者说，如果他不是有那么崇高的学术地位，其实他那点事儿，最多也就是乱搞男女关系，或者有乱搞男女关系的嫌疑而已。

因为李挚的特殊地位，使他有了对水浒传的定位权，水浒传也因为他的定位，得以在主流社会传播。至此，水浒传才得以回到阳光下，读与谈水浒传可以公开了。

不过，允许公开读水浒传是一回事，但水浒传好在哪里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说，李挚所做的，是在政治层面上解放了水浒传，但从艺术层面上，水浒传到底好在什么层面，从审美为什么要读水浒传，卓吾先生没有解决，也解决不了。一代人只能办一代人的事情，你都办了，后来人怎么吃饭？

金圣叹是谁？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一说本姓张，名喟。吴县人。清初文学家、文学批评家。

金圣叹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早逝，家道中落。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顺治十八年（1661），清世祖亡，哀诏至吴，大臣设幕哭临，当时有诸生百余人哭于文庙，上揭帖请逐酷吏县令任维初。金亦参与其事，遂以倡乱罪处斩，妻子家产籍没。

金圣叹博览群籍，好谈《易》，亦好讲佛，常以佛铨释儒、道，论文喜附会禅理。评点古书甚多。称《庄子》、《离骚》、 《史记》、《杜诗》、《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 拟逐一批注，但仅完成后二种，《杜诗解》未成而罹难。其著作据族人金昌叙录，有“唱经堂外书”，包括《第五才子书》、《第六才子书》、《唐才子书》、《必读才子书》、《杜诗解》、《左传释》、《古传解（二十首）》、《释小雅（七首）》、《孟子解》、《欧阳永叔词（十二首）》：“唱经堂内书”，包括《法华百问》、《西城风俗记》、《法华三昧》、《宝镜三昧》、《圣自觉三昧》、《周易义例全钞》、《三十四卦全钞》、《南华经钞》、《通宗易论》、《语录类纂》、《圣人千案》：“唱经堂杂篇”，包括《随手通》、《唱经堂诗文全集》。多属未竣稿，或只存片断，或全佚。部分作品收入今传之《唱经堂才子书汇稿》中。

不知道为什么，每当我扫看电视纪晓岚时，我就不自主地想到金圣叹，一个是御用的大文人，一个是民间的大文人，都有些狂放不羁。可是结局却大不相同，一个名声显赫，一个居然却被砍了头。

说到了砍头，金圣叹绝对是黑色幽默的大师。据说金圣叹头落地时，左右耳朵各出了一个纸条，一书“好”字，一书“疼”字。这两个字的顺序到底怎么放？哪个耳朵的字条先滚出来的？

这这样一个猛人，对世界上很多东西都不认真，都拿来幽默下酒，唯独对水浒传传，却倾心有加。

金猛人对水浒传做的最猛最狠的事，是他自作主张，将水浒传后七十回一刀砍掉，只留七十一回，是为百年流芳的金批水浒传，也就是至今影响很大的贯华堂本。猛砍了近三十后，金圣叹还嫌不够，他又做了多篇序言，对水浒传的艺术成就进行全面彻底分析。坦率说，即使到了今天，对水浒传艺术成就的分析，也没有几个人能够超过他。

如果说李挚给水浒传做了政治上重新定位，使其能够重见光明，那么，金圣叹所做的，就是在文学艺术上，将水浒传的行业地位做了确认。他将水浒传定义为天下第七才子书。

一个在政治上确立地位，一个在行业上确立地位，加上签定者的过人学识，水浒传就这样成为广泛流传的一部小说了。

不过，与第三位猛人比起来，李挚与金圣叹可能都有些相形见绌。这位猛人姓毛，名泽东，字润之。

毛主席的事迹，这里就不介绍了，只说与水浒传有关的一点。1975年，老人家生命的倒数第二年，心血来潮，发动了一次全民批水浒传运动。老人家自己可能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指示，不仅掀起了一场全民读书运动，而且在一个知识贫乏年代，创造了共读一本书的奇特景观。老人家更不会想到，一部畅销书，伴随着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诞生了。当然，那会中国都在搞运动，也没有去申请个吉尼斯纪录什么的。

批判，就要读，读，就要有书。于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紧急调动人力物力，迅速出版了《水浒传》。而当时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处都是批判水浒传的文章。结果，以批判始，以普及终，作为一本书，得到的特殊礼遇，是四大名著中的三部所没有的。

当时全民共读的水浒传的情景相当壮观。其时笔者还小，生活在农村，村民屋的墙上，到处贴着批判水浒传的口号，场面上算是能用的都用了，能动员的都动员了。而在田间地头，总有人要读批判水浒传的报纸。东北人爱扯淡，社员们经常是一边听着人在读报纸，一边打情骂俏，那情景，现在想起来，真够“水浒”的。

毛泽东一生建树与伟大，不用多说，也轮不到我来说，千秋自有公论。就水浒传的传播来说，像一生中常开风气之先一样，毛也是为水浒传做了一次空前绝后的普及，我相信，国人目前对水浒传的认知，包括很多人只知道名字，而从来没有认真读过，都与毛的普及有关。当然，这事最多也就是无心插柳级别，柳成荫这事，估计毛老人家也没想到。那阵子，他老人家脑子有时好使，有时也不灵光，批水浒这件事，指不定还是被谁忽悠的呢。在那样一个疯狂的年代，产生这样一桩疯狂之举并不奇怪。

当然，疯狂也有些可爱的副产品。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版《水浒传》，那是我目前读过最好的水浒传版本。有些东西，不是时代进步就跟随着进步，水浒传现在是个出版集团就出一个版本，但说实话，我认为还是1975年版的水浒传最好。最起码的，它没错别字。

吴组缃（1908－1994）安徽泾县人，著名现代作家、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曾任清华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北京大学教授。

吴组缃被称为一位智者。在他的弟子刘勇强眼里：“吴先生非常敏锐，很有智慧，聊起天来，滔滔不绝、神采飞扬、妙语连珠。”

他同时又被称为一位勇者。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吴先生的“尺度”也始终一以贯之。“他从不会因人而变、因事而变、因时而变。”北大中文系教授孙玉石评价道，“他要一个导师应有的尊严。他尊重自己的尺度。”

1929年，吴组缃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次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在清华研究院继续学习，但没读完研究生就离开了。他的传记记述到此往往语焉不详。就此，吴先生的弟子张健曾特意向他探究过其中原委。

据吴先生说，读研究生期间，他曾选了国学大师刘文典的六朝文学课，在学期作业中，他骂六朝文学是娼妓文学，刘教授非常生气，就给了他一个不及格。但刘教授同时也托人带口信给他，只要他改变观点，就可以过关。当时，吴组缃已经结婚生子，全家要靠他的奖学金生活。一门课不及格，就意味着拿不到奖学金，而拿不到奖学金，全家人的生活就没有着落，也就意味着他不能再继续学业。但吴组缃硬是没有收回自己的观点，结果不得不中断学业，经人介绍到南京的中央研究院供职。

和吴组缃有过长期交往的北大中文系教授方锡德讲过一件小事：上世纪40年代，吴组缃曾应聘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当时是在学期中间，校方希望他开半学期的课，但要支付给他整学期的薪水。吴组缃当即表示：“这样怎么行？我明明只上了半学期的课，怎么能拿你们一学期的薪水？”

“文革”期间，吴组缃自己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夫人被折磨得精神失常，但他在军宣队召集的一次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仍然坦率直言：“想起这场革命，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当时许多人很为他着急，怕他挨批，因此劝他承认这个说法不妥，以便了事。但吴组缃执意说这就是他的原始感觉，最终也没有改口。

1985年，刘勇强考取吴组缃的博士生，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先生，就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天，正好有一个外地学者来拜访吴组缃，拜访者编了一本清代学者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的选注本，想请吴组缃题签。但吴组缃看后，直率地对那位学者说，自己认为他对纪昀的看法并不妥当，所选的篇目也不理想，因此，不能题写这个书名。

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曾经说过一句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因此被很多人称为“诡辩派”的鼻祖。有些时候，吴组缃倒确实像是一个“诡辩家”：尊重自己的尺度，很多时候固然需要原则和勇气，但另一些时候，则需要机敏和智慧。

吴先生烟瘾很大，茶几上随时一字儿排开十数只形形色色的烟斗，以备轮番取用。子女多次劝他戒烟，但他总是不接受劝告，而且还发明了一套“以毒攻毒”的理论。张健就曾当场领教过“这个固执、可爱的老头”，振振有辞地对子女们阐述他的“以毒攻毒论”。

吴先生的儿子吴葆刚一直认为，“父亲对事物有自己独到的分析和见解，从不人云亦云”。一次，他告诉父亲杂志上讲竹笋虽然好吃，但主要是纤维，并没什么营养。他父亲立刻反驳道：“熊猫只吃竹子，可是长得胖乎乎的，怎么能说这东西没有营养呢？”

“他时常会流露出一种纯真之心。”刘勇强回忆说。有次，他陪吴先生经过未名湖边，看见有个女孩儿用小石子向湖面上打水漂。于是吴先生很认真地说：“这怎么能行呢？如果人人都这样，岂不是要把湖填平了？”

季羡林曾经这样描述他这位老友：“池塘边上，一个戴儿童遮阳帽的老人，坐在木头椅子上，欣赏湖光树影。”

现在，池塘边的木头椅还在，只是“戴儿童遮阳帽”、“欣赏湖光树影”的老人不见了。

张贤亮的长篇小说《壹亿陆》在2009年第1期刊发后，有人说对《收获》和张贤亮都是一种争议，也有人说小说写得真诚、胆大、游戏、准确，作家敢于暴露自己的种种心理，不乏怪异，甚至邪恶写出了今天的真实。从初吻到一亿六，从神性到恶魔，让人想到《何典》。

责编钟红明于是和张贤亮有了下面的对话。

钟红明：听小林老师说，她跟您约稿的时候，您刚好去了重庆，重庆有个精子库，也许这是您写作的缘起？

张贤亮：我从头给你说。这个小说我要感谢李小林。我到重庆，还没有出机场，打开手机，第一个接到的电话就是小林的。她向我约个短篇。是9月1日。她让我年底交稿。我答应了。但我短篇不多，到底写什么呢？

钟红明：我编过您的小说《青春期》，那是1999年。然后我在《亲历历史》、《八十年代》中编辑过您的两篇专栏文章，十年来，您没有发表小说。

张贤亮：是啊。短篇小说也不是我的擅长。躺在那里没事看报，九月份金融风暴逐渐起来了。（插：开始是风暴，然后是海啸，之后是金融危机并且向经济危机转化）我偶然看到一份小报，说金融危机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人类精子弱化。男性精子弱化，数量减少，如不改善生态环境，人类就有绝灭危险，如果要繁殖下去就要靠克隆了。我看了觉得稀奇，大家当时都在关心起伏跌宕的股市。于是我萌生一个念头，以此写一个荒诞的短篇来敷衍一下。回到宁夏之后，9月14日，正好是中秋节前夜，开始动笔。可是这一动笔就收不住了。

我觉得写作这部长篇，给了我很大的创作上的启示，就是我信马由缰，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直率性，因为我手头写的这个长篇，的确写得很苦，我在雕琢它，在精雕细刻它。可越是精雕细刻，就越困难，所以常常处于停顿状态。本来我想敷衍，所以信马由缰直率表达，可越写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现状，就一下子涌到我的脑海里了，收不住了，成了一种新的创作方式。很像我很早以前写作的样子。

钟红明：类似年轻时代写诗的激情。

张贤亮：是的，写诗，或者写《绿化树》《男人一半是女人》的时候那样，那时候一动笔，我的劳改生涯所有的东西一下子涌现。这次我原本想写精子危机，但改革开放后近二十年，都涌到我脑海里。

我表达了两点，一是我对底层老百姓的关注。我和崔永元在《小崔说事》里有一个对话，我说我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体会到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最根本的两点：第一要使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越来越多，另外一个是使改革开放不断完善。我说的是真话。底层的是进城的农民工，农民毕竟在农村还保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屋，农民工进城，多半是失地农民，还有一部分把地产给了别人。他们混得最差的，男的是拾破烂，女的是卖淫。我就写一男一女两个人，他们最底层了，从他们开始写起。后来这两个人尽管这样那样，有不正当的方式，但毕竟他成功了。我还给他们希望。

坦率地说，刚开始我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设计，其实我也没有和拾破烂的接触过，也没有和站街女接触过，结果他们自己跑到我的笔下。

这是艺术心理学的问题，不知怎么回事，他们就自己站出来说话，我觉得有点神来之笔。我觉得写这篇东西给我非常大的快感。

钟红明：看得出来。

张贤亮：跟你说写了两个月，其实四十天。中间出过两次差。我做了白内障手术，打字的过程中做手术的眼睛流泪，疲劳，只能休息一些天。不到四十天就打出来二十多万字。人物自己站出来说自己要说的话。所以你们的关键词改动让我很恼火。

钟红明：是某些叙述中的粗话，《收获》有自己的尺度。可是没有删节和置换“精彩”的段落。

张贤亮：没有没有，可是一个字也不行，因为这是人物他在说话。不是我在说。我可以说酣畅淋漓。

钟红明：预先没有清晰的人物和情节的走向设计。

张贤亮：是的，我跟小林说，我收不住了，可能写成一个中篇，小林说中篇好啊。我写到十二万字的时候跟小林说，要写成一个长篇了。小林说千万不要超过二十万字，不然《收获》就不能发了。如果不限制，四五十万字也可能。我是掐着《收获》的字数写的，所以没有水分，都收干了。非常奇妙，是人物要站出来自己说话。

这部小说除了反映我对底层百姓的关注，第二点是反映了二十多年来我担心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有低俗化的倾向。所以媒体说我低俗，我说我小说并不低俗，我写的是一个低俗社会。十几年前我在小说中就呼唤精神贵族。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担心社会低俗化的问题。

钟红明：您认为社会低俗化是怎样形成的呢？

张贤亮：从反右到“文革”，几十年使中国传统文化断裂。而且文革是暴力运动，不是文化革命，传统都被颠覆了，仁义礼智信，都不存在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这个传统一直维持着中国社会这么多年，都没有了。第二，大量的底层人物，就像王草根，走到前台来了。他们进入财富阶层和权力阶层，他们本来就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不要说传统教育，连正统的教育也没有接受过，这些人登上历史舞台；第三，改革开放伊始，我们的精神处于空白时期，大量西方商业文化进入，而不是高雅文化进入，一个邓丽君就风靡全国，当然她不是低俗。是通俗。所以我跟媒体说，我这小说是一个寓言。整个社会低俗的一面被我暴露了，我暴露是因为我担心。这也是很多媒体看不惯的。因为我把现存的低俗的东西都暴露了，有些人并不愿意暴露。还是愿意小孩不要说皇帝不穿衣服，大家以为皇帝穿着漂亮的衣服就可以了。小孩说了皇帝不穿衣服就不受欢迎。改革开放以后，加上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因而使一切向钱看。我小说中对这两大产业化都有描述。社会上最重要的是教育，教育受到金钱的很大冲击，也低俗化了。伪博士伪博士后，很多假的，到这么个地步。教育医疗本来是社会上很重要的公共产品，全部低俗了。写着写着我近些年的担心不由自主出来了。我借着这个背景展开了当代社会的风情画。

钟红明：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人们会认为您的小说低俗化，是否因为觉得您描述了这些人的低俗，但没有道德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剖析，是在欣赏而不是批判？

张贤亮：我毕竟偏爱我的底层人物，我要他们成功。你怎么批判？没有办法批判。现在很多底层人物上升为成功人士，都有过这样那样的不法行为，严格说也不能算是不法行为，市场经济刚开始就有问题。

钟红明：基于认识不够深入，社会经济活动的变化很快，而法律法规本身有滞后性，所以有很多空白地带。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不规则得以进行。

张贤亮：什么是风流人物？他先要活，他能够打擦边球。他才能成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果他循规蹈矩根本不行，所以我的小说完全符合现实，完全符合艺术的逻辑。人物发展完全符合艺术逻辑。这个东西在艺术上使我放开了，如果不是二十万字限制了我我还要包罗万象。为了这个二十万字的限制，我砍掉了好多线索。

这等于是我的一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让我怎么批判王草根、陆姐、姗姗呢？他们很自然的，人物就是这样的。因而我这里有很多反讽的、黑色幽默的用语，这也就是表现了我的态度，我只能用这种冷处理的办法，而不是热批判的办法。对不对？我既同情他们，冷眼旁观，又觉得有很多可笑的地方。可笑又不是他们本身的可笑，而是社会有很多可笑面可笑点。你叫我怎么办？我还能跳出来批判他们？我从宏观来看，这个又是社会发展必经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社会我也不能批判，它是很自然的，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车老板矿老板很多就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我写的全部是现实。你叫我怎么来批判这些大字不识一个的今天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中国能成为今天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和开始的无序状态是必经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就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也是血腥的，但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要浓缩在十几二十年中。资本家在成功以后，第二代第三代就成了高雅人士，西方用了一二百年的历程，中国一二十年就跨过了，你让他们怎么高雅起来？我不是赞赏这个低俗社会，作者也不担负一个批判的任务，我是暴露出来。

钟红明：前两年有提倡贴近大地的写作，但也出现了看着新闻报道和纪实报道写作的，仿佛是放低了姿态，和底层的人们贴近。有记者说这几年，贾平凹的《秦腔》，余华的《兄弟》，还有你的小说，目光不约而同都是小人物。我觉得虽然主人公是小人物，但恰好不是贴着大地行走的作品，写得有弹性，而不仅仅是和小人物的贴近，而是传达了了作家对人性和社会的观念。这个更重要。有的人说我很有生活，为什么写的作品没有影响？我觉得非常有生活和好的文学作品之间是有距离的。您以前的重要作品，主叙述人是“我”，带有您自身生活的痕迹，是一个知识分子，不管是对知识分子的反讽、自嘲、自我剖析，和您这部作品是很不同的。作家不喜欢重复自己，但也有人说，作家最感动人的是最有自身体验和情感体验的东西，文学需要想象力，可是写得最有冲击力的，可能还是最有感受的东西。有人看了你这部小说，说您很了解现实。您怎么看？

张贤亮：我对近二十年的文学走向丝毫不了解。所以我无法跟文学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对话，他弄一个文学走向文学理论解构啊，我都不懂。我是凭我的直觉写，一写就要写我的关注点。

钟红明：但小说要好看，需要生动丰富的细节。你怎样做到？

张贤亮：这部小说有很多细节，我写到王草根点钞票点出了甲沟炎，这个需要现实中观察吗？不需要。就好像《绿化树》我写章永璘拿到一个馍，上面有马樱花的手指印一样。难道我真的吃到过有手指头印的馒头吗？没有。我真的看到有人点钞票点出甲沟炎的吗？也没有。这就是艺术家的本领，他必须去设计细节。他要从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来。我要点一千块钱的时候，我自己的指甲非常平，修得很好，我数数钱就会觉得手指头疼，就可以发展这个细节。我看过人家做馒头，怎么捏的，就可以想象出馒头上留下手指头印。如果艺术没有想象光靠从生活现实中观察，就像你说的，生活再丰富，不见得是好作品。我觉得很自慰的，是这一点。我直到今天还有很丰富的想象力。我在事先设想一亿六和二百五如何见面，在出租屋里，他们之前在电影院“相遇”这个情节是现实的，就不说是什么城市了，我朋友告诉我有这样的，给十块钱，在电影院里让人乱摸的。这两个天真无邪，没有文化，二十郎当岁的小孩，究竟能在出租屋里谈什么，我事前有些发愁。结果写到这里，对话自己跑出来了。一亿六说，我姓陆，你姓伍，我比你大。二百五说，一二三四五，六才是你，我比你大。它自己跑出来说了。写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非常痛快，我觉得我能够想象到这两个人能说些什么。设计都设计不来，这在我生活中完全没有的。所以我说人物自己蹦出来说话就是类似的地方。还有写到陆姐背后靠山，小老头蹦出来了，七十多岁的国学家，开始写到小老头他没有胡子，胡子是十月底加上去的。一个美术家国画家来给我照相，的确美髯，我就把胡子给小老头加上了。小老头他怎样和陆姐相处？这就是我的想象和我过去的一点文化积淀。我想象苏东坡白居易如何招妓的。

钟红明：魏晋名士，放浪形骸，不拘小节。

张贤亮：就是啊。所以光有想象力没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也不行。不仅如此，天天守着我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奇怪，说你哪弄来那些奇奇怪怪的人物？因为他们现实中也没有看见我和这样的人接触。

钟红明：不是有具体的原型。

张贤亮：没有具体原型。找不出来。我也接触国学家，但都是道貌岸然。都和我说的是非常严肃的事。小老头既然是性情中人，我就要想象。所以这部小说让我非常欣慰，我还有丰富的想象力，这将影响到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写作方法。这是一个实验品，也是开创性的一个东西。至于有些读者失望，大跌眼镜，说是不如张贤亮以前的作品。你得允许我和原来不一样。

钟红明：人是多元的。

张贤亮：老写知识分子落到底层，老写右派劳改文革，当然我手头这个小说还是脱离不了这一段，因为这是一段不可磨灭不可遗忘的历史。现在这个小说脱离了我亲身的经历，但没有脱离我感受到的现实，现实就是一个低俗化的社会。不是我小说低俗，是这个社会低俗。我一直向往精神贵族。这种人物我今天没有看到，你叫我怎么写他？而且我自己都有低俗化的危险。坦率地跟你说，平反这二十多年来，一直混迹于市场经济中，我觉得我自己都有低俗化的危险。我从我自身都发现这一点。

钟红明：财富本身是没有高尚和低俗区分的。但如果只用财富来衡量人的成功与否，缺少了提升灵魂的力量，就会导致急功近利。

张贤亮：对，这就是我在小说中分析的低俗化的三个原因。文化断裂，始终没有建立核心的价值观和追求。教育不行，只教书不育人。政治课背下来仅供考试用。二百五是一个孤儿，甚至没有人教会她自身的尊严。她成长的乡村中学，考试及格就行了，老师能够维持住课堂秩序就行了。如果说我缺少批判的话，我暴露本身就是批判。我指出来了。我相信到今天还没有一个作家，借着这么一个荒诞的形式，展开当代中国社会这么全面的画卷。其实是一个男人和三个女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就是王草根和他三个女人，陆姐和她三个男人的故事。方方面面。北京一个老朋友打电话对我说，你这句话说得好，中国最赚钱的两大行业，一个是当官一个是当小姐，你能感知这一点并不容易，我还是建议你把最字后面加个“容易”两个字，这样得罪的人少一点。所以出书的时候我就改了。想贪污非常容易，不想贪污的也有。哪个中国作家有这么深刻的评述？

钟红明：您以前的小说，《男人一半是女人》，说到男人身上的孩子气是特别可爱，这是否您塑造小老头的一种审美？

张贤亮：是的。如果说，我这部小说要打动人，所有的男人身上都有我的影子。我借着他们说出我要说的。包括陶警官，甚至包括监狱长，别看是犯人，女人有的命好有的命苦……如果说把亲身的体验放进去，那么所有男人都有我的影子。

钟红明：我是觉得您的这种审美上是否有一贯性？

张贤亮：我也会想象，从谁来想象？毕竟想象是我的想象，出于我自己内心潜在的的潜意识，我内心的东西，还有我内在的本质本能来想象。包括王草根，这些男人身上都有我的影子。有的读者看了说小说很好看，生动，我觉得就是因为作者融入了自己的体验。人不仅是多元的，而且是多质的。

钟红明：小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所要达到的目的。里面的两个年轻人，一亿六和二百五，是被你抽纯了，如此天真无邪，一亿六除了乐于助人，其他的有很多常识他都不知道。我原来想，这个人物存在的价值，是颠覆一般的评价体系，一般从道德的、价值观上、教育体制上对人的评价对他都不适用。

张贤亮：他正好不爱当代的教育，没有受过教育，因而他才纯。这里面是有逻辑的。他不上学社会应试教育的东西强加不到他身上，他只有依靠本能来生活。人物发展都有他的逻辑的。他逃学，才能变成一亿六。

钟红明：代表未来和希望的两个人，天真无邪，不管他们处在什么样环境中都不受应试教育的伤害。您打破了现存的评价体系，但又没有建立新的。一亿六像十九世纪作家笔下的典型，健壮的身体，自然的美和活力，不受污染的心灵。但一亿六要承担未来的希望，他怎样开悟？您从二百五口中赞赏他也蛮有见解的，例子就是可以清楚记得看过的电影。这些不足以显示他的开悟，他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他足以代表未来的地方。您不是建立了两个符号式的人物吧？我感觉人物塑造上没有足够说服力。

张贤亮：对，这点你不能对我要求太严苛。

钟红明：无论他如何的璞玉混沌初开，他都要有开悟的途径。

张贤亮：我让姗姗最后给他开悟。只好从性意识开悟。限定了20万字，别的没法写。

钟红明：性意识的开悟只是身体上的。

张贤亮：通过小老头，我说了此子天赋异禀。他不受应试教育束缚只好自我发展。

钟红明：这还是比较空。要超越这个社会，还要有超越肉体之上的东西。

张贤亮：形而上的东西他没有，完全靠他自己的本质发展。

钟红明：那么他还只是生物学上的人种。

张贤亮：是的，他只是生物上的。要让我塑造成一个完整的形象，所以我说这不是一亿六的传记，是一亿六儿子的传记，在陆姐培养下，四十多年后成为中国伟大人物。他必须首先有英才。

钟红明：他是一块好土壤。

张贤亮：他是一粒好种子，好土壤，还不代表未来。未来看他的儿子辈。

钟红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王草根想要一个儿子传宗接代，陆姐要守着她的爱情她的弟弟，二百五想要一个爱她的人对她说那一段《大话西游》里最让她感动的台词。什么是一亿六的梦想？他是大家眼里的优秀种子，他还没明确吗？

张贤亮：他还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还没有发展下去。小说的篇幅不让我发展下去。张贤亮写一亿六是一个心理现象，究竟怎么回事？一亿六和二百五都是自己蹦出来的。你们刊物最让我恼火的就是那一句，二百五说她跟一亿六接触这么久，只是玩，他不会干事，我连他“鸡巴”都没有看过。你们改成了我连他“身子”都没有看过。这就不是二百五的语言。二百五这段话我是半夜爬起来写的。

钟红明：我们一般原则是，比如粗话骂到生殖器的，在叙述中就会删节一些，对话里保留。所以媒体来问我，说看到您说段落被删节和置换，我就说段落的改动，比如结尾，是您自己动笔的，而且您还在邮件中说我们的建议好。还有一些无关性的我们觉得有问题的，小林老师也说和您讲过的。

张贤亮：恰恰我没有性描写。四川女孩子说鸡巴什么的，很随便平常。我从成渝公路开车旅行，中途进小饭馆，司机催快点，那里的服务员，十七八岁的女孩，自己就说“妈卖屄的，狗日的弄个鸡巴都出不来。”你看小孩都这样说。这就是二百五的语言。这就是真实很普通的。上海文艺出版社也没有搞清四川方言，吗、嘛，把问句的“嘛”都改成“吗”，有的就不对了。你们还对。我毕竟在四川生活九年，我在四川学会说话，一岁到十岁，天生有感情，对方言方音很熟悉。我为什么总是去四川重庆，它总能唤起我儿时的记忆，它的气候都让我留恋。我不愿意到现在的上海呢？因为它已经失去我儿时的面貌了。其实上海话我讲得也挺好的。人家说我结尾打广告，我是打广告，开始写准备写短篇的时候我就想为宁夏打广告，因为我愤愤不平。宁夏知名度太低了。

钟红明：有记者来问我编到结尾是什么感受。文艺出版社的人觉得是败笔，我说我只觉得是一种戏谑，很好玩，要给两个年轻人的爱情找一个诗情画意的地方。叙述语言也变成了抒情散文的笔调，和前面的四川方言完全不同。宁夏的镇北堡是您心爱之地，我当时认为您是率性的作家，这是存放在您心里觉得最美好的地方。需要既有泥土气息又诗情画意的地方，所以就这样安排了，大片的向日葵一起掉头朝向月亮，一百只狗朝天吠叫，他们融入土地。也因此我们曾建议您修改过这里，关于两个人的感情描述，和这样的语言氛围一致。

张贤亮：我大半辈子在宁夏，我毕竟生活了五十四年。沈从文写湘西，湘西出名了，孙犁写白洋淀，白洋淀出名了。贾平凹写商州，商州出名了，还有陈忠实的《白鹿原》，我为什么不写我的第二故乡呢？我气不忿，一个中央级的电视台来采访我，住了一个星期，但播出时我一看，说张贤亮现在住在内蒙古银川市。看《新闻联播》以后的天气预报，陕西山西甘肃内蒙，一到宁夏就说西北中部偏南部地区，宁夏这名称都没有。我确实写得充满了感情。而且写的也是事实。你从文学的角度看的，我一开始写一个荒诞故事就准备放在宁夏。宁夏报纸上经常说：宁夏知名度为什么这么低？还登好多笑话。有外地人问：甘肃宁夏人？

钟红明：不知道您现实中是否熟悉一亿六他们这个年龄层的人？

张贤亮：这个倒没有。但他们毕竟带理想色彩。在小说里，刘主任检查男性捐精子的，发现城市男青年都有中性化倾向。有出于高尚目的的吗？南京路上，有一亿六那样高大阳刚的吗？一个个都小痞子型的嘛。我所以不愿意到上海来。

钟红明：我想起十九世纪作家描述的，健壮的身体，不受拘束的心灵。

张贤亮：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所以必须要有理想人物。小青年萎靡不振的样子，今天我和你说，我手下经常招工，女青年倒还像样子，男青年那个吊儿郎当，禁烟区叼着烟，说话一点礼貌没有，腿一直不停地抖。我看雨果的《九三年》，那个贵族，农民已经把他的庄园烧了，火光熊熊，要把他绞死。他骑马跑了出来，回头一看，谷仓顶部有一个小孩，他马上策马回去要救那个小孩。我看到这里落泪。我喜欢普林，他有一个短篇《在白色的山岗上》。一个贵族路过驿站，他不要妓女，后来没事，就把妓女叫来，她一天没有吃饭，就给她叫了饭。夜里发现她是个处女。第二天女孩咳嗽，医生诊断是得了肺病。他为了这个女孩在驿站住了一个月，陪着她，最后把她埋葬在白色的山岗上。十月革命了，他流浪到巴黎，可是总想着那个女孩葬在了白色的山岗上。现在有这样的人吗？你可以批判他找妓女，可是他有那种仁爱之心。

我指出社会低俗化，难道是我低俗？这小说要多读几遍才能读出意思来。

钟红明：我记得二百五热爱那段“一万年”的对话，来自《大话西游》。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片。

张贤亮：你看我写的又是寓言。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受影视教育长大的。教育材料就是影视。二百五哪里学去，就是这些影视。她连琼瑶小说也不看，琼瑶小说变成影视他们才看。我们青少年，城市平民，影视就是他们的精神食量。谁来教她我爱你这三个字。

钟红明：《大话西游》是香港彩星公司跟西影厂合作，1995年1月在香港上映。在香港和内地的票房都不理想。当时任艺术副厂长的张子恩认为影片不能代表西影厂的艺术追求，甚至只能算是文化垃圾。1997年把拷贝给了北京电影学院，然后首先在高校流行，进而在全国流行。当年不会大话西游的经典语言，就无法在网络中行走和对话。影响了一大批痴情男女。

张贤亮：从北大清华传出来的。什么给你一个理由先，像一群苍蝇似的，不懂就不能交流，不要砸到花花草草……

钟红明：唐僧形象非常解构。妖是妖他妈生的。他的絮絮叨叨太好玩了。但现在谁再说那个爱的期限是一万年，我就觉得肉麻。听太多遍了。不断被复制是挺可怕的。

张贤亮：是啊。可是这就是现实，他们就是从影视中汲取营养。还有一个记者说看你写名牌，都觉得土气。这是我土吗？姗姗说这就是一个时尚社会。没有名牌还穿假名牌。中国是仿冒名牌的大国，而且这种风气让中国人想过平静的日子都不行了。

钟红明：好像身后有一只狼，不断用欲望的鞭子抽打着，拼命地赶路，追逐。

张贤亮：你看大街上广告，是我土还是大街上的人土？小说中的人追求就这样。追求这样才会去当小姐。说我做广告，我还给那些名牌做广告呢。

钟红明：尽管我看《大话西游》这段觉得肉麻，但这部电影还是在你的镇北堡拍摄的。

张贤亮：我看着它拍摄的。我看到拍摄朱茵和周星驰在城门上相对，心扑通扑通跳那段。看到他们的对话。当时因为拍摄我无法进出城门洞了。本来刘镇伟准备拍一部的，我那块土地香港人就没有看过，看到这个地方好，就来一段，现编词的。破豆腐坊，紫霞仙子和四大金刚打起来，这地方不错，又凑一段。随意性产生好作品。他们没有本子。

钟红明：“一万年”台词是对王家卫的反讽。他很多电影台词都是时间。当时我们社会的发展跟领会那种无厘头的艺术风格和电影的内容还有一个时间差。

张贤亮：中国第一部无厘头电影是我写的，我也会无厘头。珠江电影制片厂王唯一导演，八五年卖了三百万，那时候票价两毛钱。票房不错。黄建新的《黑炮事件》是根据我的小说《浪漫的黑炮》改的，可是别人都不知道。因为我的《绿化树》那些小说太有名了。我这个小说延续那种风格就下来了。

钟红明：您以前讲过，人在青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经历，会影响他的精神气质。您这部电影是以往一样的率性，热情，人物活色生香，细节也是鲜活的。经由这次您的创作，您觉得是在您整个的精神气质里面吗？

张贤亮：是的。我直率地夸奖自己，不留余地。没有别人夸我，我自己表扬，不然有什么活头。我毫不在乎，刊物是否发表，出版社是否出版，我不图名不图利。我感谢《收获》发了。对我个人是一个突破，现在小说也没有把当代社会低俗一面展开。昨天一个记者说这本书不喜欢，看是看完了，那是为了工作。我说毕竟你为了工作一个晚上一个上午就看完了，没有逃开。看得下去就说明有价值。有记者对我先说小说很好看，读得很快，要求采访。可是报道又说惹争议什么的。争议在哪里呢？谁跟谁争议啦？争议必定说有的说高雅有的说低俗才是争议。我倒是看到数学所的人说很深刻，认识到社会不了解的地方。我的小说生动，现实，所以才好看。

钟红明：您以前小说里，男女关系是不平等的。男的是落难的知识分子，但也有内心中鄙俗的一面，女的是朴素的农民，却很有生活智慧，善良。他们的差异其实很大，因为时代的灾难暂时发展为强烈的情感，可是注定了短暂。但这部小说里，男女在一个层面的。

张贤亮：这和时代有关。落到底层，《牧马人》《绿化树》，只能找另外一个底层妇女，而不是另外一个落下来的女知识分子。那是《天云山传奇》，是另外的故事。就像我给你们《八十年代》专栏写的《一切解放从人的解放开始》，身份的差异淡化了。身份在体制的意义上获得了平等。这种体制打破了。小老头和陆姐是不一样的，但这种差异不是体制造成的，是文化和社会经历的差异造成的。但他说，我一贯尊重风尘子女。到生命最后，他还是看着陆姐。念念不忘。

钟红明：他欣赏陆姐的美好。审美意义上的。

张贤亮：我毕竟还有一点敏锐的感知力，精子危机现在真的是个问题。我看到报纸上说，杭州还是郑州，有两千对夫妇等待合格精子，需要等待三年时间。我写糖尿病高血压就不低俗了写这个就低俗了。这都是身体病症嘛，怎么不能写。精子危机还更严重。和生态环境，食物、水有关系。好多人看的时候觉得有趣，看完了，哎呀，低俗。

钟红明：可能没有写摆脱低俗，没有写解决之道。就觉得你赞赏低俗。

张贤亮：我无法摆脱，那也不是文学家的任务。除非像托尔斯泰，复活、战争与和平，大段宣传宗教。难道我在最后来大段议论？我都没有看见，如何提供解决之道。

钟红明：《男人一半是女人》，章永璘骨子里是在意女人的贞洁的。但在《壹亿陆》里，姗姗和王草根要借种生子，陆姐不同意让一亿六用人为的方式，也希望藉此对弟弟进行性启蒙。王草根同意姗姗和一亿六直接做爱。这点逻辑上合理吗？

张贤亮：现实社会中贞节变得不重要了。丁克家庭出现，还有很多单身贵族，这就是我们二十多年走过人家二百多年的路。王草根的儿子孙子也许会成为贵族，但他没有时间了。为了二千块，处女用阴道带毒，报纸上都有。新闻比小说更真实。

钟红明：媒体，电视和报纸深度报道，我们可以藉此了解社会的现实。所以反映真实不是文学存在的理由和力量所在。

张贤亮：文学是了解途径之一。影视很难表现人的内心的变化，新闻不描写人物。文学既刻画人物又可以表现人的内心细微变化。这就是文学的趣味性所在。

钟红明：文学写作也不能抱着影响他人的目的。因为生活里可以吸引人的太多了。

张贤亮：我也不想影响他人。二十多年前可以影响他人。现在变化太剧烈了。因为那个时候业余生活除了阅读没有别的，恰恰小说放得开，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影视控制更严。

钟红明：新时期，许多思想禁锢的突破是在小说里完成的，小说家也相当敏锐。

张贤亮：现在文学的感染力和教育人的力度大大减弱。但文学的娱乐性大大增强，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年代。

钟红明：但你不觉得娱乐性对文学是一种伤害吗？

张贤亮：不。我首先让人读得下去才能让他们认识到生活。如果读不下去，再深刻也是你的失败。要有趣。一个记者说，你写的不过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难道我还要写身边没有发生的事情？写月球？

钟红明：人家要你高于生活。知识分子不是要独立思考嘛。

张贤亮：那我只好写五个一工程了。我申报一个去。我又不要求政府给我一个奖。

钟红明：只有身体折腾，灵魂不折腾了。

张贤亮：灵魂也折腾，这是一个寓言。本来没有发现的，通过这个小说会发现的。

钟红明：正在写的大小说是什么？

张贤亮：我不多说，不然更说我炒作了。我认为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我的《习惯死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钟红明：您个人很喜欢《习惯死亡》，那本书的写作状态和现在很不同。有评论说有一种暮气，和其他小说汪洋恣意很不同。

张贤亮：不一样。你看了就知道我很有预见，敏锐。这部小说过些年后人们会看出我的寓言。

钟红明：您很有信心。《大话西游》开始被看成文化垃圾，后来人们赞赏，觉得反映了后现代焦虑，解构，黑色幽默的气质。成了后现代经典。期望这样？

张贤亮：会改变我现在的写作，心态和语言。我这部东西不下于二十多年前你们登《男人一半是女人》，当时争议也大。

钟红明：别人写右派是圣洁的受难者的形象，可是您写知识分子也被阉割，是一种自剖。被底层人照出的灵魂上也有鄙俗，沾沾自喜。

张贤亮：中国人的低俗，首先是从知识分子开始的。中国也没有几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这二十多年我看到了太多怪现状。现在各种问题担忧那么多，大家能开开心心挺好。

卡米略·何塞·塞拉

　　玛丽亚·德尔·卡门·福尔莫索

巴塞罗那一家法庭上周裁定，已故西班牙大作家、198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卡米略·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1916-2002）剽窃罪名成立。

法官认为，塞拉生前的小说《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La　Cruz　de　San　Andrés）中，有多个段落“改写”自女作家玛丽亚·德尔·卡门·福尔莫索（María　del　Carmen　Formoso）的小说《卡门，卡麦拉，卡米尼亚》（Carmen，Carmela，Carmina）。上述两书手稿曾同时竞争1994年的行星奖，但塞拉的小说最终胜出，同时赢得5000万比塞塔的巨额奖金。

塞拉和福尔莫索女士均已去世，此案现由福女士的儿子赫苏斯·迪亚斯·福尔莫索诉入公堂，《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出版商、行星出版集团总裁何塞·曼努埃尔·博什亦被列为被告，福尔莫索指其出卖母亲的手稿，与塞拉联手剽窃，内定获奖，以从zhonggong同图利。

自福女士生前控告塞拉剽窃之时起，此案已断断续续延续了11年，期间两度搁置，直到2006年宪法法院裁定，方得以重启审理。

法官认为，福女士的小说参评在前，塞拉的作品则直到报名截止前最后一天才交稿，期间有近两个月充裕的写作时间（此前有报道说，塞拉雇请他人捉刀，以福女士作品为基础写成《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法官同时采信了巴塞罗那大学西班牙文学退休教授路易斯·伊斯基耶多（LuisIzquierdo）就两书65处相仿段落提供的书面报告，伊教授认定《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至少部分”抄袭自《卡门，卡麦拉，卡米尼亚》。

法官本人也认为，《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与福尔莫索的作品“有许多雷同和相近之处”，显见《卡门，卡麦拉，卡米尼亚》被塞拉“改写”成了一部“美学风格不同”的作品。

这一论断显然与法庭引证的第二份专家报告有关，该报告认为，涉案两书在叙述技巧和情节结构上“极为不同”，最明显的一点，即福女士的小说以全知型的第三人称叙述，而塞拉用的是第一人称。

但两书故事均发生在加利西亚的拉科鲁尼亚；均始于1931年西班牙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均有叫哈科布的男主人公和精于纸牌的女主人公。

法庭最终认定，有足够理由相信，塞拉的《圣安德烈斯的十字架》侵犯了福尔莫索的知识产权。西班牙媒体在报道时，普遍使用了“剽窃”一词，为塞拉案定性。

行星出版社宣布将提起上诉。

“最后一位伟大的西班牙作家”

1916年，卡米略·何塞·塞拉生于加利西亚的伊里亚·弗拉比亚村，父亲是西班牙人，母亲是英国人。塞拉在马德里念完中学后，先后学过医学、哲学和法学，当过军人、斗牛士，也做过官员、画家和电影演员。他最出名的作品要数1942年的处女作《杜瓦尔德一家》。故事讲述了一个被敌意所包围的农民，无法压抑内心深处日益强烈的杀人冲动，最后终于向自己的母亲下了毒手。小说一经发表，立刻赢得如潮的好评。直至今日，《杜瓦尔德一家》也被视作在弗朗哥独裁时代，令西班牙文学走出荒漠化时期的里程碑式的名著。此后，他发表于1983年的《为亡灵弹奏玛祖卡》，获得了次年的西班牙国家文学奖。1989年，塞拉因“带有浓郁情感的丰富而精简的描写，对人类弱点达到的令人难以企及的想像力”，而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95年，他再获西语世界的最高奖———塞万提斯文学奖。

1992年，漓江出版社曾出版《为亡灵弹奏》一书，书中收入了塞拉的《杜瓦尔德一家》和《为亡灵弹奏玛祖卡》，以及林一安所作的序言《西班牙新小说的先驱》。

2002年1月17日，塞拉因心力衰竭在马德里去世，享年85岁。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王后索菲娅和首相阿斯纳尔均在当天亲赴塞拉去世的诊所，为他的遗体送别。次日，西班牙各大报连篇累牍地刊登纪念和称颂文章，《世界报》头版标题是《伟人之死》。作家弗朗塞斯科·乌布拉尔说，塞拉的去世标志着“最后一位伟大的西班牙作家的消失。”

告密者

争议不息、旷日持久的剽窃案，甚至此前被指雇佣枪手写作，皆非对塞拉身后名誉损害最大的事件。2004年，西班牙媒体根据解密的官方文件广泛报道，塞拉曾在20世纪60年代，志愿为佛朗哥将军的法西斯政权充当线人，表面上以异见知识分子自居，却在背后出卖同道作家和学者。

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的历史学家佩雷·伊萨斯（PereYsàs）发现，时任佛朗哥政府情报部长曼努埃尔·弗拉加收到的内部报告显示，1963年西班牙作家大会之后，塞拉主动向佛朗哥的情报机关提供密报，开列可被政府收买、驯服，或加以“思想改造”的作家名单。

报告显示，塞拉向政府递交密告，指当时联署公开信、抗议警察暴力镇压北部阿斯图里亚斯矿区工潮的102位签名者中，有42人是西班牙共产党党员。塞拉本人也在那封抗议信上签了名。

他还进言献策，认为对大多数签名者，政府可以用为他们出书，或金钱收买的方式，令他们投诚。

他特别建议，政府应将主攻目标锁定在著名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佩德罗·莱恩·恩特拉戈身上，因为他是反佛朗哥阵营中的软柿子。

秘密警察上呈的报告中建议采纳塞拉的意见，并请求为此拨款2000万比塞塔。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塞拉的作品不断遭到佛朗哥政府的审查，而他本人，也曾主编过公认有反佛朗哥内容的杂志。

“塞拉人格复杂。”伊萨斯说，“在他人生的某些阶段，他好像要把所有的牌握在手里。”

有证据显示，塞拉告密并非由于受到胁迫，而是主动、自觉、自愿为之。伊萨斯说，塞拉明显是在向法西斯政府求宠，意在获得公开承认，以成就其显赫声名。

他活着的时候，几乎一切能得到的荣誉，他都得到了。其原因，有些的确因为其文学天才，还有一些，或许来自剽窃、雇佣枪手，以及告密。

盖瑞请我到他的写作课上去讲讲。他告诉我，只要天气许可，他的课几乎都在户外。我们来到戴维斯（Davis）植物园的一片草坪上，同学们把两张野餐桌并起来。那形式有点儿像野餐，不过吃的是诗。盖瑞坐在中间，他问谁最近写了诗。大家互相看看，一个胖乎乎的女孩子举起手，开始背诵，声音有点儿紧张。一首情诗，关于爱人的眼睛。盖瑞闭眼倾听，他请女孩子再背一遍。她得到鼓励，深吸了口气，这回声音舒展，很动情。盖瑞点点头，作了简短的评论。然后轮到我。

对于教写作，盖瑞倾向于一种东方式的师徒传授关系。如果那位师傅恰好是大学教授，徒弟算是找对门了。我不知道他有多少学生是带着这种东方式的隐秘冲动来拜师的？我怀疑。大学就是大学，按艾伦?金斯堡的极端说法，大学的功能只是在“编目录”。盖瑞对我说：“当然，灵感在大学里是不能教的。”他宁可让学生们夏天跟他进山干活，获得灵感。

盖瑞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脸。深深的皱纹基本上是纵向的，那是烈日暴雨雕刻成的。若不笑，给人的印象多半是严厉的。但他很爱笑，笑把那些纵向皱纹勾连起来，像个慈祥的祖父。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似乎有意遮住其中的光亮，那眼睛是用来眺望的，属于水手和守林员。

他和艾伦的性格正好相反。艾伦疯狂、任性、好动，像火；盖瑞沉静、宽容、睿智，像水。按理说，水火不相容，但他们俩却成了最好的朋友，友谊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盖瑞跟我讲起他和艾伦的头一次见面。那是五十年代初，在伯克利校园的自行车铺，他正在打气，艾伦走过来，作自我介绍。算起来，那时他们才不过二十出头，震撼美国的“垮掉一代”运动还没有开始。

盖瑞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在大学混了一年，他作为水手出海了。上岸后，他在西北山区当守林员。再下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东方文学，翻译寒山的诗。然后随寒山一起去日本，一住就是十几年，其中出家三年，削发为僧。最后师父让他致力于佛经翻译，于是还俗。也幸亏还了俗，美国诗歌才获得新的声部，环境保护运动才找到它的重要代言人。他回到美国后，在北加州的山区定居。一九八三年，我第一次在北京见到他和艾伦时，他给我看他和朋友们在山上自己动手盖房子的照片。那次见面是秘密的，大概由于我神经紧张而引起错觉，照片上的房子和人都是歪斜的。我当时掠过一个念头：他们准是疯了。

从去年春天起，我一直盘算着去山上朝拜他的这座“庙”，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开始“疯”的。但阴错阳差，未能成行。去年年底，他的日本妻子卡柔又查出癌症，实在不便打扰。据盖瑞描述，他的“庙”和一般的美国农舍相比，除了禅堂，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不拒绝现代技术，家里有煤气，有电视，有电话传真，甚至还有电脑网路，不过他们的厕所是原始的。他讲起一对夫妇做客的故事。那来自文明世界的妻子，突然从原始的厕所里蹿出来，惊呼：“里面有蜘蛛！”她在那儿完全不能进行必要的循环。她问盖瑞，最近的一家带冲水设备的厕所在哪儿？盖瑞告诉她有三十英里，在一个加油站。于是他们开车来回六十英里，去文明世界上趟厕所。

不知艾伦是怎么被说动的，也在盖瑞家附近买了块地。那个因现代文明发疯的诗人，绝不可能搬到文明世界以外来，那样只能加重他的病。艾伦跟我提起过这块地，说他将来要在上面盖房子，请朋友来玩。他试着用自己的声调讲盖瑞的故事。对他来说，那恐怕是一种投资，至少是对友谊的投资。在首尔，他讲起如何跟盖瑞一起打坐。提起盖瑞，他充满敬意，那是极少见的。他信喇嘛教显然受到盖瑞的影响，但也做了必要的修正——喇嘛教还是比佛教来得“野”点儿。

盖瑞信佛教是知识分子式的，重实质而不重形式，而且兼收并蓄，绝不极端。他告诉我，他年轻时也曾为马克思主义着迷，至今认为某些部分还是有道理的。我问他是否有意把佛教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不，”他坚决地说，“佛教远比马克思主义智慧得多。”接着他谈起，“先锋”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而这个概念在发生变化。起初“先锋”是指工人阶级；到了中国指的是农民，得靠他们夺取政权；六十年代又转成学生，好让他们造反；最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实在按捺不住寂寞，“先锋”就成了他们自己。

盖瑞在这里的英文系教写作，每年只教一个学期，总是安排在春天。他每星期二开车过来，在城里的小旅馆住三宿。他是个大忙人，除了教书，参加系里会议，为学校安排诗歌朗诵会，还有众多的朋友、同事、学生、徒弟、诗迷、记者等着见他。忙里偷闲，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吃顿饭。这顿饭得在他排得满满的小记事本上挤出一道缝来。我们常去的一家法国式餐馆叫“索嘎”（Soga’s），乍听起来像日本脏话。其实那里环境幽雅，客人都按法国贵族标准，压低嗓门。

盖瑞有一种让人心平气和的本事。他的眼神，他的声音，似乎在引导你，跟随他前往一个超越人间烦恼的去处。但一位美国朋友对我说，盖瑞表面的平静下，必有一种疯狂，只要看看他的婚姻就知道了。盖瑞结了三次婚，第一个妻子是美国白人，生了两个儿子。后面两位都是日本人。不过现在的夫人卡柔在美国已是第三代，她的祖父把日本的稻米和血统一起引进加州。他们还领养了一个朝鲜女孩，和我的女儿同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对美国诗歌史是个转折点。在艾伦和盖瑞等人筹划下，他们在旧金山的一家画廊举办了首次朗诵会，此后朗诵在美国蔚然成风。按盖瑞的说法：“……刚开始，他们乌鸦般地从天上降落到咖啡馆，然后才渐渐被大学所接受。”次年，盖瑞去了日本，“垮掉一代”鼎盛时期的活动他大都没赶上。他曾否认自己是其中一员。待多年后他从日本回来，给正垮掉的“垮掉一代”带来了精神食粮。

盖瑞自己的精神食粮除了佛教和东方文化以外，也包括印第安神话。在他看来，人们并未真正发现美洲。他们像入侵的流寇，占据了这块土地，却根本不了解它，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面对美国主流文化，他提倡一种亚文化群，反对垄断，重视交流、回归自然。按他的说法，亚文化群深深地植根于四万年的人类历史中，而腐朽的文明只是一种病态的幻象。他的诗集《龟岛》（Turtle Island）的题目，就是印第安人对美国的最早的称呼，他以重新命名的方式抹掉政治疆界，让人们看到本土的面貌，看到山河草木的暗示。他的《龟岛》获一九七五年普利策奖，这是反学院派诗人第一次得到这个由学院派控制的奖金。

一九九七年对盖瑞是个坏年头。艾伦的死对他是个沉重打击；卡柔病情加重，夏天得到华盛顿作第二次手术。我们约好，待卡柔身体复原，我开车上山去他家做客。这是个很渺茫的承诺，但我们每个人都会珍藏它。这承诺已存在了四万年。

1989年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发生后，海外出版了很多记录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书，其中《八九中国民运纪实》这一本篇幅最大，收集的资料相对最齐全。在此我不妨向读者略加介绍。

《八九中国民运纪实》全书厚达1000页，共80万字，分上下两册。本书是由当年的几位留学生吳牟人 、鮑明辉、倪培华、倪培民和王睛佳等编辑，于1989年8月在美国纽约出版。八九民运期间北京知识界联合会负责人严家祺为这本书作序，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负责人吾尔开希题写书名。

《八九中国民运纪实》这本书，完整地记录了从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到6月24日中共十三届4次全会公报发表这70天里在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需要说明的是，《八九中国民运纪实》是一部资料性、文献性书籍。它所采用的资料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及海外各大媒体的报道、专论，同 时也收录了来自各种渠道的北京及各地在运动中印发的宣言、公告、传单、民间小报及其他文献，还收录了有关人士的讲话、采访和现场见证，等等。当年没有互联网，几位编者花了很大的精力收集这些资料，然后自己动手，用老式的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把80万字打出来。也幸亏他们编辑、整理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使得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得以保存。

这本书的编辑方针是：有闻必择其要者录。也就是说，只要是相关报道文章，编者都收录，只是在不损害原意的前提下对部分材料加以删节和整理。编者没有对这些材料进行修改，也没有加进编者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因此，编者只对资料本身的可靠性负责，并不对资料内容的可靠性负责，也不对资料所表达的观点负责。

浏览《八九中国民运纪实》，读者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八九民运确实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其规模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不但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就是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八九民运不只是一场学生运动，而是一场全民运动。参与者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包括中共党政军机关都有不少人参与。六四枪响后，举世震惊，国际社会一片谴责之声。这种一边倒的批评在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在八九民运期间，海外华人也空前动员起来。众所周知，海外的华人群体从来是分散的、分裂的。然而在八九民运期间，海外华人却表现出空前的团结一致，不分老华侨新移民，不分你是来自台湾，来自香港，还是来自大陆，不分左中右。大家共同呐喊，同仇敌忾。

《八九中国民运纪实》这本书是20年前出版的，如今在市面上已经很难找到。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能读到这本书，《北京之春》编辑部将全书用电子扫描，从4月15日起，每天发表一段，也叫做《八九民运逐日记》和《20年前的今天》，放上了《北京之春》网站（www.beijingspring.com）。读者打开网站的“月刊首页”页面即可找到。欢迎浏览，欢迎下载。

每次路过哈佛广场，总可以看到不同的街头表演者。广场有一片圆形的空地，邻凹下地面的地铁站和马萨诸塞街分布向各个方向的路口，半侧阶梯台阶使空地形成舞池的效果，是街头表演最好的位置。遵循“先占先得”的原则，来得早的表演者就占据这片小小的舞台。

有一天是“农民”乐队演奏，在架子鼓手乐不可支的伴奏中，两个演奏者舞着吉他，歌声狂野奔放，引得观看的人围了层层叠叠。我正欣赏他们的表演，发现“观众席”上一个人，他盘腿坐在路面最高处的石墩上，手里举着一张半人高竖起的牌子，身边还放着一块小牌，同样地黑底白字：“911真相是时候了！”他安静地坐着，看着舞池，什么也不说，就象看表演的众人中间的一个；他的身边同样坐着、站着观看表演、拍照、叫好、跟着舞动的人，似乎也没有人觉得他不是众多观众中的一个。他算是个举着牌子的观众呢，还是在观众中的一个举牌示威者？

我准备凑过去看看他想做什么。移步中，另一个人已经开始和他攀谈起来。我站在旁边听他们谈话，摇滚乐声响彻耳边，两人要大声喊才能听见。他们互相说着911事件还有很多没查清楚，政府的故事不相信之类。见我在旁边倾听，举牌子的先生向我点头打招呼。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另一个人抢先做了回答：911的真相没有搞清楚，他们的报告根本没有说明问题，没有内部人员参与，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单独恐怖分子做不到那些事，布什为了宣战制造理由，政府掩盖了真相。我有些惊讶：你相信政府参与了？他说：我相信，太多疑点了。“你知道除了两座世贸大楼倒塌外，还有一座第7号楼，在完全没有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也塌了吗？”举牌的先生向我介绍知识，并拿出一张明信片指给我看。明信片上画着三张图，是一座大楼第0秒、第2秒、第3秒的连拍示意，显示一座完好的高层建筑，瞬间整体坍塌了下去。图片下有一段说明，黑体的标题写着：第一点，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

我确实不了解世贸中心7号楼。搜索一下自己的记忆库，911虽然是个举世震惊的大事件，但在这个热闹纷呈的世界里，它也不过是一个印象派的作品。我听他们继续说明，原来那张明信片是“911真相运动”的一张宣传页，911事件后，陆续有人提出诸多疑点，特别是对于世贸7号楼不彰不显地倒塌，以及大厦倒塌方式与人工爆破技术之相似提出置疑；同时，对于政府拖了很久才给出的“官方故事”不满意，认为其忽略了所有的主要疑问。他们怀疑的对象直接指向布什政府――911事件政府合谋，为伊拉克战争制造理由。

我觉得这个巨大的怀疑与眼前坐在“观众席”上举着一面小旗的孤零零形象颇不相称。仔细听了他的理由，以及后来又看了相关资料，我并不认为他的怀疑没有道理――事实上，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释，确实难以说调查已经做出了结论。比如对于他手里明信片上提出的“11个关于911事件的显著事实”：

1、世贸中心7号楼的神秘坍塌：除了两座大厦外，世贸中心还有一座高层建筑坍塌，即世贸中心7号楼――两座塔楼旁边的47层钢架摩天大厦，在没有被任何飞机撞击的情况下，于当晚5：20分也坍塌了。坍塌方式完全是专业爆破的方式――突然倒塌、爆炸性、原地直立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完全粉碎、不损及周边其他建筑物――等等11个只有控制性爆破技术才存在的坍塌特征。该楼承租人Larry Silverstein在2002年公共广播电台说到当天下午他就“拆毁”（pull it）7号楼向纽约市政消防局提建议，而“拆毁”在建筑学上专指大型爆破，需要专业人员数星期的设计和布置。令人惊讶的是，在571页的911委员会报告中居然未提及世贸中心7号楼瞩目的坍塌。

2、官方说坍塌是因为着火，事实上除了911事件，火从来没有造成过钢架结构建筑的坍塌。

3、可以检查出爆炸特征的世贸中心建筑钢架，很快被运往海外熔毁了，这是史无前例的对联邦有关犯罪现场法律的违犯。

4、任何飞机失去联系，战斗机都会常规性地到空中巡查，这种情况平均每年出现100次，基本在20分钟之内都会实现。而911的飞机失去联系却近2个小时没有侦察。

5、安全部门一反既有惯例，在得知美国被袭击并且总统可能成为目标之后很长时间，让布什总统留在一间非常开放的教室拍照。

6、有未明身份的内部人士在美国航空、美联航和被恐怖袭击影响的有关公司股票上，买“看跌期权”获利数百万美元，这种赌注式行为就发生在911前夕。

7、至少有来自11个其他国家的警告说明有可能袭击，911之前内部人士如军方高层官员John Ashcroft和旧金山市长Willie Brown被警告不要飞行。

8、2000年9月，一群新保守主义鹰派，其中很多其后即在布什政府里任要职的人，写信说他们认为：如果“缺乏一些灾难性的和可催化性事件――比如新珍珠港”，他们大量集结军队的计划会进展很慢。

9、据BBC和卫报报道，一些被宣布为911“自杀劫机者”的人仍然活着并活得很好；据每周新闻和其他来源的报道，其中至少5人在美国军方基地受过训练。

10、布什政府抵制911委员会的成立长达441天，其他类似调查，如对于珍珠港事件、肯尼迪总统刺杀案、宇宙飞船遇难等事件，均在一周内启动调查。

11、4个勇敢的911丧夫者组成的“泽西女孩”最终促成911委员会成立并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其中大多问题被忽视。布什政府内部人士Philip Zelikow领导下的最终报告，未就任何指向官方共谋的证据做出解释。

另外一份资料来自一个建筑和工程学专家组织，提出了世贸大厦坍塌所具有的15个控制性爆破技术特征：

1）突发：突然开始的坍塌；

2）基底爆破和闪光：100名以上目击者报告，在坍塌一秒以前有来自基底层的爆破声和闪光；

3）自由落体速度：坍塌接近自由落体速度；

4）均匀式坍塌：是遵循最佳阻抗方式的均匀式坍塌，倒塌在自身地基上；

5）侧喷：20吨被支解的钢柱和梁的钢束侧面喷出达500英尺（约150米）――大量铝热剂燃烧切割装置产生数吨融化的钢铁，会产生此现象，火的燃烧不会；

6）冲击波：建筑窗户爆出400英尺（约120米）远的冲击波；

7）摧毁波：整个建筑周边竖直进程的摧毁波；

8）空中粉尘：空中粉碎混凝土形成外向拱架烟尘；

9）“蘑菇云”：大量的火成碎屑流形成蘑菇云；

10）“爆竹”：即定焦爆破的起爆雷管特征，在40层以下“倒塌”的楼层窗口清晰可见爆炸性喷射物；

11）完全分解：钢架核心柱状结构完全分解；

12）1400英尺直径圆状残迹：建筑中心向外呈圆形碎片均匀分布区；

13）混合燃烧剂证据：在钢融渣、凝固金属和灰烬样本中发现混合燃烧剂――一种高技术的燃烧剂――的化学证据；

14）粒间融化：联邦应急管理局钢铁分析显示，钢铁样本中有硫化、氧化、粒间融化，这些是铝热剂的证据；

15）融钢：诸多目击报告碎石中有大量融化钢流，物理学博士此前在Steven Jones在世贸中心废墟上发现融铁球覆盖整片曼哈顿低地，融铁正是铝热剂的副产品。

在一张下载刻录的CD上，大量的采访资料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世贸7号楼的背景，是美国安全局、中央情报局（CIA）、国防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紧急情况管理市长办公室，以及一些银行、保险业等所在，7号楼倒塌没有人员伤亡；再如一个名为securacom的公司负责世贸中心、美联航、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等的安全系统，1996－2000年政府予之830万美元合同打造世贸中心新的安全系统，而这个世贸中心唯一的安全系统负责公司恰是布什的弟弟Marvin P.Bush于1993－2000年在任董事会，布什的堂兄Wirt D.Walker III 于1999-2002任主席和执行总裁的一个公司；其他方面还有幸存者目击911一周前整个周末的全楼停电、所有安全措施和记录缺失，该周内的反常警报，炸弹搜寻警犬被撤，34层空楼层的奇怪工程，98层突然全层搬空，大批人员周末进入“架设网线”等异常现象；同时更详细的影像对大厦倒塌特征做了解析，包括欧洲的一流专家指出控制性专业爆破的证据。所有这些被提出的问题和证据在911报告中均未予提及。

“你明白吗？”眼前这位穿着运动衫、牛仔裤、一头蓬发的先生对我说，“如果证实真是专业摧毁，那就是一场深远的骗局！”

我想，我明白，我认为所有的这些疑问需要回答，而且对于权力所可能制造出的离奇，我们的想象永远都不会超出实际。但是我仍然觉得彷如看到一场表演秀或者行为艺术――主人公和他要面对的主题比例反差太远了，台下没有观众，也不像街边摇滚可以自娱自乐。他接着说：“说小的谎言是很容易被识破的，如果说谎，就说大的谎言；谎言太大了，就不会被人们怀疑。我看了很多资料，越深入了解越发觉这里面有问题。”

他仍然举着那面不大不小的旗子，黑底白字地写着：“911真相是时间了！”他的身旁仍然站满了观看摇滚的人，有人随之舞动，人们似乎对这面旗子既不陌生，也不相识。正如我自己的感觉：做了不多，不做不少，那种形象不是很可怜？在心理学上，有一类典型的心理防御机制叫做逃避，即将自己不能应对的不愉快体验从意识中排除出去，或者当作它根本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对于过度的异常反而会熟视无睹，为了给自己的行为一个合理化理由，甚至会加入认同，并把追究不放的个体视为“唐吉柯德”式的滑稽一笑；也不难理解，有人要把已经有“答案”的难题重新翻出来再验算一遍，一定不够受欢迎。在911事件上，美国人的反应也是如此，一种普遍的态度是――免谈。

“事情已经过去了”，我说。“怎么会？”他回答，“那么多人死了，美国被带入战争，又有很多人要去做战士，美国需要对它的政策做出反省。政府掩盖真相，但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美国有很发达的媒体。”“主流媒体一样是大集团利益控制，他们根本没有指出很多关键问题。”

“那你一定期望今年总统大选改换党派来追究共和党？”“改换党派或许会有帮助，但不能指望通过他们做出独立调查。你来自哪儿――噢，你们有个一党系统，我们有个两党系统，其实都一样，民主党、共和党，区别能有多大？他们一样不会愿意触动这件事。美国说它是民主的，别相信它！――不过有一点，确实很重要：你可以表达。我想我在中国做这些事就会被警察抓了。”一旁的攀谈者说了句：人们不关心，也是一种控制，我宁愿有危险，让人们听到。这句话更让人感到一种深不见底的无奈。

“媒体、党派都不可能，你希望通过什么‘有用’？”“公民。更多的公民。只有更多的人意识到问题，我们才可能推动真相。――事实上，人们只要获知信息，就会对政府的911故事产生置疑，现在很多人只是不知道，公众处于催眠状态，关键是让他们知道真相。我让一个人了解了，他就会告诉他身边的人，知道的人再传给知道的人，了解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加入其中。”

“可是好像人们并不关心。”“因为我们总是期待别人去做。人们总是想：会有人去做的。不，没有人能替你做。一个人必须自己行动。”

“你一个人能做什么？就是谈几十个、上百个人，又怎么样？”“不，你说错了，我不是谈了几十个、一百个，我从02年就开始做，到今天为止已经谈了上千人。”他认真地纠正我随口使用的“白发三千丈”手法的措辞，“我并不是一个人，很多人加入‘911真相’运动。今天和我在02年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有很大变化，比如他――我们两人从来各自不相识，今天一见面却发现原来在做着同样的事情――我现在在街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02年的时候就不会。”才刚与他攀谈的那位先生点头认可：“很多象我们这样的人，我们虽然各自有不同的方式，不一定相互知道，但是大家在走向一个目标。”

“是这样的。比如我自己，我就是因为02年听到有人向我介绍，然后我从网上、其他地方去找看资料，大量的资料使我发现确实有诸多疑点，才开始认真关注，后来逐步开始自己做宣传。我自己从网上刻录了资料，给人们看。”举旗者说。另一位先生继续同他切磋：“哦，你是这样做。我还举办了很多活动，宣传、抗议、示威。”

“你们这样做没有遇到过麻烦吗？”我问。站着的先生说：“我被警察抓过。我知道他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话题，有的聚会激烈起来，就会和警察发生冲突。”我问他既然是公民自由，什么情况警察可以干涉。还是举旗的人向我做了回答：“这必须得掌握尺度，警察可以找各种理由，比如交通、你不能有肢体冲突等。”“而且，”他笑了笑，“街头警察有的时候事实上并没有权力干涉，但他们会‘讹’你。比如你在一个地方，街警会过来要求看你的证件，给你指定一个什么地方等，很多人以为既然是警察，自然得听从，就给他证件看、去他指定的地方。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没有权力要你的证件，或者不让你呆在一个地方，他就没有办法了。比如我会告诉警察，他没有权力要我这样做，但同时我绝不动手或者对他抵触、冲突，那么他就只能让我继续呆在那；如果他动手挪动我，那他就惹上大麻烦了，对警察的肢体接触也是规制很严的，他们不敢那样做。很关键的是公民要知道自己的权利――很多人并不知道。”

看来权力和权利的博弈，象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是天下无国界的嘛，我暗自想。“你的最终诉求是什么呢？”“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重新对911过程做出评估。只有具有传票权的真正独立的犯罪调查，才是有意义的，布什政府成员领导的那种调查团简直是开玩笑。你看材料就知道，还有上百的事实与官方的911故事相冲突，需要做出解答。”

我问他们：你们认为自己做下去有可能得到911真相？两个人却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未来的乐观。示威者举例：“就像珍珠港事件，肯尼迪被刺，可能不会有无疑的结论，但我们总会更接近真相。比如俄克拉荷马城恐怖袭击案――你看，我以前就不曾知道这个小城的事――在看资料的过程得知，1995年它遭到恐怖袭击，调查官已公开承认可能有政府合谋。911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还不知道情况，但只要做下去，总会逐渐清楚。当初布什政府抵制911调查委员会，不也是因为几个人坚持不懈，才有了推动。”

“我们虽然各自在做，却并不孤单。已经有上百的组织和许多个人加入其中，数百名建筑和工程专家联合要求重新调查，并在邀请更多的专家加盟。你可以看这些网站和资料，人们有很多行动，这个行动在不断扩大，相信有一天――秘密不可能被永远保有。”

当回来从网站咨询上链接出去，我发现对那两个孤零零的身影感以“可怜”也是件很可怜的事。有那么多的人、组织、运动，如那两位先生描述的“滚雪球”式的方式，与“911真相”运动联成一体。他们所做的方式、动机，或许很多样，但它展示了社会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容留了一个个体抗议强大权力的可能。

可以看到个人以各种方式参与到“911真相”运动。教授、民权运动顾问、记者、普通个人，通过参与组织、组织活动、媒体报道、个人网站持续不断地关注“911”。上述提到的512名建筑和工程学专家、2610名包括建筑和工程学学生在内的其他支持者，签署递交国会的请愿书，要求真正的独立调查。

有公共网站记录着“911以来失去的公民权”，记载下政府对于公民权利所做的不良记录。包括在言论、出版、隐私、机场和移民安全、对权利和自由的强制等方面的自由权利记录，以及在法律变革，囚犯权利，保密，监视等方面的权利记录。

更多的组织和运动与伊拉克战争关联，斥责政府用谎言制造战争。如成立于2004年，目前已有来自49个州及加拿大、美国军方和海外的1300名成员的伊拉克退伍兵反战组织（IVAW），其宗旨在于使得军队各方人员可以聚在一起，共同反对非法、非正义、不可胜的战争。他们提出了如下十条反战理由，包括提出士兵有拒绝非法战争的公民权利：1）伊拉克战争立基于谎言和欺骗，在911之前就酝酿战争，谎称化学武器、隐瞒伤亡人数；2）违反国际法，不经联合国安理会同意攻击和占领伊拉克，违背了进攻伊拉克理由同样的法则；3）大集团靠战争牟取暴力；4）每日累增的人员伤亡；5）士兵们有权力拒绝非法的战争；6）由于政府失职使服役者面临严峻的健康恶果；7）战争使我们的家庭分离；8）战争债券掠夺了家园建设非常需要的资金，将每月103亿美元用于战争；9）战争践踏了伊拉克人权和他们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10）军队被几度的部署调度、强制扩编、动用预备队和后备役等消耗得疲惫不堪。

还有一些带有专业技术性的网站，数字化地教育和帮助公民参与国家政策。如国家优先权计划 （NPP），是一个 501（c）（3）的非营利研究机构，它们通过提供联邦数据分析，让人们明白进而能够影响他们的纳税开支使用，向国家问责其每元钱被花到哪里。在NPP网站上，放置着一个伊拉克战争计数器，以每秒近千美元的速度持续翻新，显示开战至今已经支付了5700多亿美元，合每个家庭分摊4681美元，每人分摊1721美元，平均每天34.14千万美元。在“你的纳税钱能被花得更好吗？”栏目下，人们可以选择看自己所在州的更详细情况，并看到这些开支如果优先用于其他用途，本可以做的事情――也即政府优先开支了某个项目所意味的代价。我选择目前所在的马萨诸塞州，查到本州纳税人为伊拉克支付了185亿美元，这些资金如果用做他用，可以为5，556，422 人买一年保险，或者6，951，852孩子一年的健康计划，或者支付363，689个公共安全官一年的工资、或317，450个音乐与艺术教师的工资、或265，270名小学教师工资、或312，105名港口集装箱检验员工资，或者1，932，158名大学生奖学金，或者64，395单元廉价住宅，或者一年的28，904，954 个家庭再生电，或者2，217，591处儿童场所。（顺便看到，马萨诸塞州纳税人为华尔街救市计划支付了198亿美元，比伊拉克战争负担还要多。）类似的网站还可以计算个人支出，比如你如果是一个10万美金收入的家庭户主，可知自己2007年缴纳联邦税20，175美元，其中6，980.41用于伊拉克战争――包括2，317.61美元已支出资金和4，662.80负债（士兵健康保险、残迹补偿等需要支付尚未支付的费用）。精细的计算和比较，不禁让人有切肤之感，什么叫纳税人“自己的钱”。

有一本新书连登纽约时报畅销榜排行首位，是畅销书作家Vincent Bugliosi的《起诉乔治？布什谋杀》（The Prosecution of George W. Bush for Murder），论述布什用谎言制造战争，构成对几千人的蓄意谋杀。它并不是一部泄愤或争夺眼球的幻想小说，作者表示自己用大量严肃的证据，目的很简单要做一件事：带来正义。

有读者随即为之建立网站，发起倡议，准备给全美每位首席检察官和众议院选区检举人送达人手一册，以“相信有勇气者在这个国家重竖法治规则，让‘没有人在法律之上’不食其言”。

再进一步，佛蒙特州律师Charlotte Dennett与刑事检举人Vinchet Bugliosi（也即前述畅销书的作者）联合宣布要将布什诉之法律程序。进步党候选人Dennett正在佛蒙特州竞争首席检察官一职，承诺如获当选，将任命Bugliosi为特别检举人，立即对布什、切尼、赖斯等人提起诉讼。“911真相”运动相关组织在力推助其当选。该州参议院2007年4月即通过决议，呼吁国会弹劾布什和副总统切尼，其中两个镇今年3月投票通过提案，要求起诉布什和切尼因伊拉克战争违反宪法。

随着不断了解信息，我发现，那个举着小旗的孤单个体与巨大的权力体系之间的天平，令人惊讶地晃了晃。公民表达、社会运动、数字化易化的公民参与、公民教育、法律程序，这些使得弱小的个人不再没有意义，它们本身又是个体不断抗议强权的结果。有一本书叫“大卫为什么会赢？”取自圣经故事牧羊人大卫战胜巨人的故事，讲述弱者的倡导力量。自由，最终是个体层面的，任何集体和权力都有自我扩张的本性，民主产生的权力也不例外。布什政府到底有没有“弥天大谎”，能不能构成蓄意谋杀，就象所有与权力集团相关的谜团，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结果。公民的权利运动，虽然未必能让我们“知道”真相，至少让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可能“不知道”真相――有多少历史，明白后者与做到前者是一样地困难。

广场上的摇滚乐演出结束了。示威者也起身准备“收工”。他同乐手打招呼聊几句，原来摇滚乐手和他是认识的，而且乐手本身也是要求追究“911真相”的一个人，其个人网站上表达了很多对布什政府、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的观点，并用了James Baldwin的一句话：“对现实闭上眼睛只会导致自己的覆灭”。原来来广场示威的先生还是哈佛大学做计算机技术的工作人员。看来这个运动涉及面真是挺广泛。

“人都是一样的！”另一位攀谈的先生扬起双臂，做出一个滑向远方的姿式，“我去过中国，人们很热情，我喜欢那里。人民就是人民，人都是很好的。”

“政府就是政府？”我把他潜在的话补足。他竖起大拇指向我示意：“祝你和平、自由、快乐！”

我说：“我会把你们提出的置疑记在我的笔记里，因为我也是你们传递了信息的一个人。”是为此记。

北大又要参加国庆的群众游行了。报载，今年的国庆群众游行北大已经报名参与，人数达到了3600人之多。而备受关注的新闻点倒不是北大参与的人数，是北大相关领导表示，本次参与要严查私打横幅的行为。原因倒是很简单，多年前那个著名的“小平您好”之横幅，其实是当时北大几名生物系学生的杰作，不是北大校方的所为。所以，“北大不支持学生在国庆游行时私打横幅。出于和谐稳定考虑，今年北大将继续严查此行为。”（《法制晚报》）

俗语云：罐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大概此事比较类似于这种饲养水产品的状况。而前几天刚刚过去的“五四青年节”看来现在真的只有史料意义了，不但当时那种激情不可得，恐怕连幽默感都少了很多。

其实我们从北大的这个表态里面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强调不是校方的行为、并且强调不支持的表态所面对的，居然是一次广受赞誉的“行动”，这个行动甚至是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进入了历史当中，成为了解读中国社会与政治的一个象征。这种给北大增光添彩行为最终竟然是这样的下场，这之后的心态，还真是值得大家探究一下。

“小平您好”其实在现在看来，是个很普通的问候语。文革之后，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至少在称谓方面，已经不再把领袖人物的名字作为某种禁忌而必须加上敬语或者头衔了。这种变化被敏感的学生领会到，所以才有了那条横幅以及其后的象征意义。

但我们也可以合理的推想一下当时北大的领导看见这么一条横幅时，那小心肝怦然而动、血压急速升高的情景。毕竟那是在政治高压结束后，第一次用这种方式表达民意，还是在那样一个场合中。估计最终的定论没有下来之前，当时北大的领导们食不甘味、辗转反侧总是有的。从目前的态势来看，还应该加上一个心有余悸才是。心有余悸的后果就是这个表态的出炉。其实表态也就表态了，还要拉上一个“和谐稳定”来作为自己底气的基础，不知道这算是怎么想的。

北大之所以到现在依然是中国一流的学府，蔡元培先生恐怕是功不可没。所谓“兼容并包”的精神是所有大学最应该具有的精神支柱之一。但在现今北大诸公的眼中，最大的要求是“和谐稳定”。而这个“和谐”不是在兼容并包里表达民意与思想，倒是应该用严查的动作强作统一状。在不相信自己精挑细选参与国庆活动的学子的同时，也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的心胸瞧得小了。这那里是什么和谐稳定？恐怕只是现今北大诸公对于“和谐稳定”的误读吧。

在这种状态下，北大的精神还能剩下几分？我看是剩不下多少了。可能在现今北大诸公的眼中，荣誉之来也必须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到自己的头上，这种有些风险的进步与荣誉，不论是否对于历史有多大的意义，在他们看来都是那种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如此一来，北大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也就不在了。没有了这种勇气的大学，估计也就是匠人培训基地罢了，最多还能有那么点循规蹈矩的激情。

有时我在想，我们的大学也算是有几个到了百年高寿。即使当年这些大学在兵荒马乱的时候也还培养出了不少人才的。现在倒好，在世界上的排名之低几乎让人脸红，这种学术地位可能与这种罐子里养王八的状态还是有很大关系，只是可惜了那些拼死拼活想考进去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