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舵:成龙大哥真错了吗?

被雅各宾党人砍掉美丽头颅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从字句上看简直反动透顶。同样,成龙大哥的“香港和台湾自由太多,所以太乱”之言如果作字句主义的解读,似乎也可以作如是观。

但字句主义从来不是一种好的解读。国人最擅长的“阶级分析”(成龙代表某特权阶级)也并不更高明——从成龙的慈悲之心、慈善之行来看,很不像是特权阶级代言人。好的解读在哪里呢?我以为,关键在于我们不惯于深思“自由”与“秩序”的複杂矛盾关系。

无论从逻辑,还是从实践上说,如果各自推向极端,“自由”与“秩序”就是相互矛盾衝突的。如果不走极端,两者之间就是“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秩序多,则自由少;自由多,则秩序乱——这是常人理性很容易理解的客观现实。就此而言,成龙并没有错。

不幸,走极端却是幼稚理性的常态。于是有各执一端的“极端秩序主义者”和“极端自由主义者”。前者厌恶一切自由之乱,由此主张专制权力的铁腕管制,成为专制秩序之拥趸;后者则痛恨一切秩序之束缚,因而要求摆脱一切束缚的“解放式自由”,变为无政府主义的信徒。

幸而,世间还有另一种制度安排,那就是“自由宪政”,也就是“自由秩序”,或“法律与道德约束下的自由”。它竟然能把“自由”和“秩序”这两个相反的价值目标组合成一种恪守中庸之道的所谓“共和主义的混合制度”,让它们虽说不可能彻底和谐,但确实做到了“相反相成”,大体上和平共处,堪称人类文明的一大奇蹟!简单说来,其办法如下:

首先,划出一个尽可能宽大的、不涉他(不影响他人)的领域,叫做“私域”;在此私域内,给每个人以平等享有充分自由,任何人(无论个人、多数群体或政府)不得侵犯。

第二,把这些私域内的“个人自由”用宪法中的“权利法案”予以列举,然后以法律和其他一系列制度与机制(分权制衡、代议制、两院制议会、多党竞争、公民独立自治的NGO等等)给以切实保障。这些“个人自由”就叫做“人权”,即每个人平等享有的基本自由权利。任何个人、群体或机构(尤其是政府)如果侵害这些基本自由权利,就必须受到法律惩处。这也就意味著,任何自由都有其界限——“你挥拳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我行我素、随心所欲、放纵不法的“解放式自由”不过是种反社会的主观狂想。

第三,“徒法不足以自行”,仅仅有了法律和相关制度是不的;法律和制度要实际发生效力,必须配合公民的觉悟、人民的素质,即相应的文明礼仪、道德伦理、行为习惯和公民政治文化。如果人民、尤其是各级政府官员普遍缺乏守法有德的文明习惯,再完善的法律和制度都只能是一纸空文。宪政民主即自由民主在欠发达国家的难产,文化要素比制度要素分量更重,“文化的移植难于制度的移植”是一个普遍规律。

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踏入了“制度决定论”的误区,天真地以为只要破坏旧制度、创立新制度就一切OK了。正是在这方面,成龙(虽说是模糊地)道出了“文化”(道德是文化的一部分)对于自由的重要性,反倒是比一些幼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要高明一些。确实,如果大家都视法律为具文,“禁止乱吐口香糖”的规定又有何意义可言?

它只能是和满街的口香糖渣子相映成趣而已。你总不能派警察看住每个人!而且,谁去看住警察?谁又去看住看住警察的人呢?所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的自由,就不过是通往地狱之路。那种纵容议员在议会里打架的民粹民主式自由(多数人的意志是神圣的,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和砍掉罗兰夫人高贵头颅的革命暴政式自由(革命是神圣的,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实乃同出一门,迟早都要以“唯独一人有绝对自由,其馀所有人都没有自由”的个人独裁收场。

因此,不是“谁”来管我们的问题,而是“什麽”来管——是法律和道德来管我们。在这一点上,成龙恐怕是落入了“传统中国式的错误”。这“法律”则必须是普适性的正义良法,它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尤其是要平等适用于政府官员和一切居于悤势地位的人士。自由秩序的反面——专制秩序的根本问题,恰恰在于缺失这个“平等普适性”,法律不但不能适用于政府官员和社会上层人士,反而是他们用来任意侵夺被治者和弱势者自由权利的利器!

这也正是当前中国大陆最根本性的痼疾。所以除了“自由的限制性”问题外,还有一个“自由的平等性”问题。在后一个问题上,“名人”们确实应当有所警惕,千万不要视自己享有的特权为理所当然,而把民众自由权利视为乱源。中国居首位的问题也许就是:一少部分人的自由不受约束,而大多数人的自由缺乏切实保障。

刘逸明:“迷信”局长的预感终于显灵了

能掐会算在现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虽然我们所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在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文化,且是被有神论主宰的民族,要想彻底地告别有神论可以说并非易事。

且不说普普通通的未接受良好教育的老百姓,就是很多官员都摆脱不掉“鬼神”的纠缠,在碰到一些蹊跷事情的时候往往也喜欢想入非非,时刻担忧自己的乌纱不保。这不,媒体又曝光了一位“迷信”的官员,非常不幸的是,这位“迷信”官员的预感还真显灵了。

2008年7月,湖北恩施巴东县检察院反贪局经侦查查明,原巴东县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谭军在任职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机关大楼搬迁、工程款结算、争取项目过程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先后非法收受贿赂10余万元。在此期间,心里有“鬼”的谭军曾请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将有“厄运”。在被检察机关传讯前,他一次吃饭时,新买的鞋子突然掉了底子,遂预感这局长可能当不久了。(5月8日武汉晚报)

从谭军因为受贿而落马的事实来看,他的预感和算命先生的预测完全准了,和其他落马的官员相比,谭军算是多了一丝自知之明,尚未落马就已经能预料到自己的下场。不过,笔者虽然不怀疑谭军是一个虔诚的另类传统文化信仰者,但感觉他之前的胡思乱想更和他做贼心虚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

常言道,身子坐得正,不怕鬼敲门,谭军身为一局之长的时候,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对于贿金来者不拒,在党纪国法的威慑下,如果不提心吊胆是难以让人想象的。他本身就信神信鬼信算命,鞋底掉了岂能不联想到自己的未来命运?

不过,笔者在看了媒体上的这则新闻以后,倒不觉得谭军是一个很奢华的官员。试想一下,如今的鞋子,如果在正规的商场去买,怎么可能新买的就会掉底子呢?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谭军是去地摊上买的便宜鞋子,没想到质量会低劣到这种程度。由此可见,谭军在平时的生活中还比较节俭,其他贪官是绝不会去买那种地毯上质量没保证的东西的。

另外,看了一下当地反贪局的调查结果,发现谭军在担任局长的5年时间内,受贿金额也只不过10余万元,平均一年两万元多一点,这在今天和其他胃口大的贪官相比简直微不足道。谭军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以这种标准,不知道有多少官员要被判死刑了。事实上,一些贪污受贿金额几乎是天文数字的官员都没有被处死。

如今,一些地方官场上风气恶劣,在贪官主导地方政局的情况下,那些清廉的官员反而容易被淘汰。谭军既然信神信鬼,想必内心还存有几份良善,断不会去做太过于伤天害理之事。不像其他贪官,为了捞钱和捞权往往可以不择手段。从这种意义上讲,谭军虽然落马了,却让人感到几分同情,他似乎更像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信仰自由应该得到尊重,但党员干部也信神信鬼的确让人大跌眼镜。谭军的最终结果印证了他之前的预感和算命先生的预测,可想而知的是,他身在监狱愈久,这种信仰就会愈加坚固和深沉。

2009年5月8日

张慈: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站在门口,等待着我及我这一代人的出生。而我们仅知他是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中国共产党人的偶像,无产阶级斗争学说的思想起源,其它的别无所闻,更谈不上了解真正的马克思是谁。我们甚至不清楚怎么拼:Karl Marx,我们也不知马克思曾是全欧洲最受憎恨,污蔑的人, 专制与共和政府都驱逐他出境。李宗恬女士写着“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一书时,我已人到中年。我像一个纯真的青年,抱着好奇心,读完了这本以非常简单的语言,非常简单的时间顺序与事实,配以非常有趣的图画对马克思的一生进行讲故事般叙述的书。从此扭转了我对这位先生的印象。过去我对他的想象是对一个伟人的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想象;我对他的认识,是对神及“神学”创始人的认识;现在,是对一位平凡的人产生了真正的接触,有了心灵上的交流。对马克思,让我最哭笑不得的一点,就是我们小时候的教科书里,总是提到马克思多么勤奋,常年在大英博物馆里看书,脚下的水泥地板被磨搓出一个脚印槽。李宗恬去了大英博物馆几次,也没找到那个脚印。大英博物馆里的负责人说,中文教科书里的话是编造的,根本没这回事。

我们所读过的有关马克思的书籍,很多是没谱的,神话了马克思,利用了他的理论和学说,以取集团之利。

共产主义,这个曾经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学说,席卷了20世纪的东、西方世界,让地球上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都臣服在它的统治之下。我及我这一代人都是它的直接受害者。造成这一切的幕后推手就是他——卡尔、马克思。但是根据李宗恬的说法,马克思这个人是正义的,愿望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理论在当时的欧洲也是非常先进的,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的理论,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手段,夺取一党的利益。

李宗恬女士是一个什么人?她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

首先,李宗恬是一位老师,肩负教育重任;她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比利时鲁汶大学历史系,并在美国康州大学历史系读完硕士学位。她在纽约公立学校高中教授英语数年,并担任中文学校教师,现任米慎学院及山麓学院汉语教授;她还是一位艺术鉴赏人,曾任职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亚洲部门三年;除此之外,李宗恬还是一位翻译家,她翻译并出版过《小王子》(法译中)、《夏禄黛的网》(英译中),并编有《洪燕谋记念集》、《百龄岁月》等。所以,做为教师与学者的李宗恬,对历史教育与人文研究教育特别有心。她怎么会想起来要写“共产主义的创始人, 马克思”这本书呢?原因很偶然也很自然。台湾三民书局邀请名作家简宛女士主编一百册『世纪人物一百』,李宗恬大慨是最后一个受到邀请的作者。第八届海外华文女作家年会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巴洪堡举行。在慕尼黑的街上,简宛问李宗恬:“你愿意写一本书吗?我这次来就是要物色一个作家,我觉得你最合适。”就这样,回美后李宗恬开始收集资料,开始写这本有关马克思的传记。近年来,李宗恬女士也常去中国大陆旅行,在旅途中,除了参观学校,李宗恬女士最爱逛的就是书店。在中国大陆的旅行经验中,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即使是在北京西单书城,上 海福州路七层之巨的书城,人民广场的书店这些具很大影响的书 店里, 都找不到一本有关马克思的传记。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和理论对中国人及中国历史影响极大,而书店里,中文书籍类凡是有关社会人文书籍, 历史 与科学人文 书籍类, 哲学书籍,都找不到一本有关马克思的个人传记。而马克思的理论书籍,都 是 严 肃 和 正经八板的『马学』。『马学』是『马克思学』的简称,用以概括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后世对此学说的研究、诠释、批评、运用等等;具体而言包括西方马克斯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党及共产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思潮,俨然构成一门博大的学问。在欧洲留学多年的李宗恬女士,忽然有一个念头出现在心:为何不给我们的孩子写一本介绍真正的马克思的书?现在不是强调多元的教学吗?况且马克思一开始提出的共产主义其实是出于一种哲学观念及他个人对人生的美好愿望,只是被后来的人搞到变形和被革命运动利用。资本的原始积累,剩余价值论也是以一种简单而深刻的理论总结了复杂的社会生活,所以让青少年看看马克思的真实故事及他的思想理论的来源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写马克思给小朋友和青少年看,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大陆的学者在写作与出版上受限制很多,而台湾的学者和老师则要自由得多,李宗恬觉得自己应该肩负起这个使命。再想想,『马学』把马克思当作思想史上的诸子百家之一来看他对当代学术的意义,这真可以说是政治上的解构,真是面目全非啊。对李宗恬来说,马克思是现代性的产物,想要了解马克思,必须了解他在世界观与人生观念上与现代性相通的地方;现代性是马克思研究的焦点,马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和厘清现代性,而写一本马克思的传记,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是怎样以自己的生活体验改变生活,改变东西方,改变整个人类进程的。这些改变是由什么样的思想造就的?马克思对人类,时间,和思想的认识如何?它们形成的基础是什么?这一切为什么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

此刻,这本书终于翻开在我的面前。它以亲切,幽默的口气,讲述了马克思一生的故事:

1. 时代背景
2
 幸福的童年
3
 叛逆的青年
4
 柏林大学
5
 《莱茵报》
6
 《德法年鉴》
7
 与恩格斯的友情
8
 流亡布鲁塞尔
9
 《共产党宣言》
10
 《新莱茵报》
11
 生命中的寒冬
11-1
 贫困的日子
11-2
 孩子们的相继辞世
11-3
 安贫乐道的家庭生活
12
 持续的努力与辛勤的工作
12-1
 《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记者
12-2
 《政治经济学批判》
12-3
 《资本论》
12-4
 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
13
 走出阴霾
14
 第一国际
15
 悲哀的晚年
16
 一代伟人与世长辞

刚读了几页,我心里就被一种奇怪的感觉笼罩:亲切自然,质朴动人的马克思,一个影响了我这一代人思想与生活的人物,一个创建了伟大哲学理论的人,竟然跟我们一样,有五亲六戚,有情欲,有发育的苦恼,受教育的渴望,理想上的困惑,青春期的叛逆,婚姻的不顺,为五斗米奔波,为孩子的出生惊奇喜悦和为孩子的不幸离世悲哀伤心。他为社会所不容,为理想而战斗,为与恩格斯的友谊而欣慰。且让我们一起通过李宗恬的描绘来看他的故事,了解他是怎么走过这段人生的旅程,改变了整个世界。

卡尔 ·马克思在全家九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但却是除了三个姐妹外唯一存活下来的男孩子。他的父亲名叫海因里希 ·马克思,职业是律师,母亲有荷兰血统。马克思的双亲都出身于名满欧洲的著名的犹太教法学教师家庭。在海因里希 . 马克思很小的时候,他选择了和他父亲的信仰分道扬镳而开始对思想教育发生了兴趣,并热衷于法国大革命。由于特里尔处于普鲁士强权的威慑下,海因里希 . 马克思必须正式改变信仰。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在政府机构中从事律师的工作。尽管特里尔的周边地区都是天主教的势力范围,而特里尔本地也深受天主教的影响,但由于普鲁士的国教是耶稣新教,因此,他和他的全家都是新教教徒。这样,从卡尔 . 马克思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不得不面对三种宗教,各不相同的教义理论以及阐述解释时产生的分歧和距离都对他影响极深。李宗恬的书中有的马克思的父亲的插图,海因里希是一位极其宽容和思想自由的长者,长着很有趣的八字胡;他的未来岳父,路德维希 . 冯 . 威斯特法伦,也是一位观念进步的普鲁士高级行政官员(插图上他非常滑稽地杵着一根拐杖);还有他的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的老师,他们都是年轻马克思的很好的启蒙老师,对他的思想发展及世界观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使他很早就能清醒的思考和认识事物,并批判性地进行分析。写完这本书后,李宗恬去了全德国最古老的一座城市,特里尔,也就是马克思故居所在地。它建于公元前 56 年,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时期。公元 1818 年 5 月 5 日,在这里诞生了卡尔 ·马克思,一个集哲学家、政治家、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缔造者于一身的一代伟人。李宗恬是喜欢马克思的,她的字里行间都充满对马克思身世的热情,对马克思的描述是抱着热情和敬仰之情的。

马克思在他的故乡特里尔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于十七岁时离开了家乡,前往波恩和柏林求学。最开始学的是法律,然后是哲学。他给自己选择的是一条从事学术研究的治学之路,但在这闭塞保守的普鲁士是没有前途的。因此在继续进行哲学和经济理论的学习的同时,他还主修了政治学,并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在他早期的政治调查活动中,使他有机会了解到了林木工人的不幸与贫困,而这就发生在摩泽尔河流域,他的故乡。穷人去贵族的森林里砍伐些木材来过冬,被抓起来,审讯和判刑。这对他的心灵触动极大。这些早期的研究工作就是他今后所从事的事业的起点,并开始提出有关经济发展的问题。李宗恬在写作过程中,很注重细节的描写,因为她把握住了这是一本写给孩子们看的书,必须有血有肉,活灵活现。比如马克思第一次从大学回到父亲的身边时,书中是这样写的:卡尔向父亲详详细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学习情况和研究方向。他说: “我在哲学家雷马路斯身上花费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阅读他的《论动物的艺术本能》一书时,感受到极大的喜悦。这几年,我又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康德、培根、费尔巴哈等人的著作,写了许多摘要,同时,也记下了自己的读后感。我已经扎进了哲学的怀抱之中,深深地被哲学所迷住了。”亨利希侧头听着,追问一句:“我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学哲学呢?”

马克思回答他的爸爸:“哲学可供人们有较大的回旋余地。通过哲学的研究,我想研究人生,研究社会,研究世界的昨天和明天。”

听完儿子的述说,亨利希的脸上流露出了喜悦,他不再坚持自己要儿子当一个法学家的意见了。他高兴地对儿子说: “孩子,那么就照你选择的路走下去吧!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要清醒而实际地看待生活,要有真才实学,充分发挥自己由大自然母亲慷慨赐予的才能。”

这样的家教是自由的,启示性的。它不但没有限制马克思的想象力,还鼓励了他追求更大理想的信心。

1.“青年人选择职业的省思”

马克思在中学里写了一篇论文,“青年人选择职业的省思”。据李宗恬的描述,青年马克思在这篇论文中鲜明地提出了青年职业选择思想的核心观点:“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 他的这一思想贯彻全文: “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的学者、聪颖的哲人、卓越的诗人,然而他永远不可能成为完美的、真正伟大的人物”。 “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 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青年马克思写下了一段光照千古永世长存的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服务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任何沉重负担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作出的牺牲,那时我们得到的将不是一点点可怜的自私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亿万人,我们的事业虽然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当我们离开人世之后,高尚的人们将在我们的骨灰上洒下泪”。 这些话接近宗教理想,它们发自马克思的内心,使他在立志的时刻,降临了神圣的力量。选择为大多数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职业,这正是青年马克思职业选择思想的精华和灵魂。

马克思后来的妻子,巴罗尼萨 . 燕妮 . 冯 . 威斯特法伦也有同样的理想和追求。燕妮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和马克思的相似,都来自开明家长的自由思想的灌输。他们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两人之间建立了独特的友谊。燕妮是马克思忠实的信徒,她的一生都在坚定不移的追随着他的丈夫,即使是被流放,她也是紧紧相随。

他们先是到巴黎,然后是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 ·恩格斯共同起草撰写了《共产党宣言》。最后又辗转到伦敦,在伦敦,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终生巨著《资本论》。马克思在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三十余年光阴。他在伦敦去世后,他的墓地也就随之建在了那里。将近40年的流亡生活中,马克思大多时光屡遭难以想象的贫困生活的折磨、打击和困扰。 由于贫病,马克思先后失去了三个亲生子女。  他的家庭一贫如洗。 正是在这种非常清贫的生活中,马克思矢志不渝,全力以赴,殚精竭虑,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的母亲始终不理解自己儿子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伟大志向。当她后来看到马克思的一家过着这等贫困的生活时,不禁埋怨道:“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产,而不是写一本什么资本的书(指《资本论》),该多好啊!”

马克思的母亲当然不了解《资本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里程碑式的作用和意义。她说话的口气,跟当今的每一个普通母亲都一样,担忧着自己孩子的生计和取食之道。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李宗恬描写马克思全家在海边度假的书中一段:

1880年(马克思死前三年),马克思全家在英国海边度假。一个美国记者去采访他,他接受了采访, 谈话内容涉及:人类,时间,思想。

书中写道:天边一片日落的云彩,渐渐退去。夜幕低垂,黑夜即将来临。记者问了他一个想了很久的问题:“存在的最终定律是什么?”马克思望着面前汹涌的海浪,说了俩个字:『斗争!』

看到这儿,我哈哈大笑,感慨万千 ──我们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我们就是他的哲学哺育长大的。马克思的人生观和斗争哲学,后来成为中国人1949年后的生存哲学。很干脆,很有意义,很不幸。斗争,一定是要流血的。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搞了四清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人民公社,反右,文革,整三种人,镇压六、四, 等,不知死了多少人──清白无辜的人,追随马克思的人。斗争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是为了给大多数人带来幸福,这是他一生奋斗的目标,意义在于彻底打破社会上的不平等,创造一个没有贫富,阶级差别,人人都可以过平等,美好生活的社会。而在中国,则成为专制制度下为了巩固政权的治人哲学,血腥理论。

2.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

李宗恬认为,马克思有他一生奋斗的目标,即彻底打破社会上的不平等,创造一个没有贫富,没有阶级区别,人人都可以过平等,美好生活的社会。由此,他创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产生于1848年。实际上是一个德国共产主义同盟所写的党纲。这个党1847年底在伦敦开了一次会,除了德国还有其它国家,比如瑞典,马克思、恩格斯也去了,去了以后,这次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这个党起草一个党纲,起草党纲的过程中有很多争论,最后大会决定恩格斯起草宣言。到了1848年2月份,这个《宣言》写出来了,当时在伦敦印的时候,第一版是德文版,只印了一千册。当时这个党纲有欧洲其它国家的文字,比如斯洛文尼亚文,都刊印了。但是当时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影响的扩大是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断地为人们所接受的。所以,现在《共产党宣言》在世界上已经有200多种文字,宣言之类的文章,《共产党宣言》是世界上印量最多的一篇文章。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共产党宣言》有70个版本、6千万册,可以说是马恩著作里面在中国印的版本最多、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影响也最大。我们国家最早接触这个《宣言》的是孙中山。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就流亡国外了,他先到了美国,后来到了欧洲,然后到了英国的伦敦,在大英博物馆第一次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中国大陆正式宣传这本书是1920年。当时陈独秀和李大钊办了一个刊物,在这个刊物上对《共产党宣言》做了一些扼要的介绍,到了5月份,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文章里面,李大钊第一次比较完整地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尾部分。这是我们中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接触到《共产党宣言》第二部分的结尾部分。宣言提出了工人阶级革命去推翻贵族统绐阶级,最后产生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马克思认为,要解决社会不公平现象,只有靠实现共产主义才有可能 ─ 及废除私有财产,达到“财产的共有”,让每个人都能够完全自由地用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力量,在不侵犯其它人的权力下,获得幸福的生活。

这套理论写在纸上是很漂亮的,在现实社会中却行不通。因为人的私欲,人的自私的本性的存在,使这套理论难以说服任何人。

正像欧本海默被世人称为“原子弹之父”,他造了原子弹,却不知给世界带了来了毁灭性的灾难。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说自己的双手沾满了人血。马克思何尝不是这样,他发明了共产主义学说,造成各国共产党靠其理论大行其道,在向共产主义前进的路途上,多少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却不得正果。

3.马克思这个人

马克思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他最可爱的地方是他非常的爱护他的孩子们。马克思喜欢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非常热爱他。马克思和燕妮生过7个孩子,可是,由于生活贫因,后来能够长大的只有三个女儿:大女儿燕妮、二女儿劳拉、三女儿爱琳娜。

马克思把孩子看作是“人类的未来”,他对孩子们抱有诚挚的感情和无限的期望。他认为:父母不仅要抚养孩子,而且要教育孩子;父母教育孩子,同时也教育了自己,也受到孩子的影响、鼓舞和鞭策。他常说:“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当他因为无钱医治自己生病的小儿子,眼睁睁看着他死在自己的怀抱里时,他对这个不公的世界充满了愤恨。从注意到社会上不公义的现象开始,马克思终其一生便为改变现状展开奋斗。政府与强权的压迫无法使他屈膝,贫困和病痛交相逼迫也击不倒他。当其它知识分子沉默不语时,他依旧愿意慨然发声,他只希望唤醒群众,带领他们走向一个更平等的生活——即使需要采取激烈、暴力的手段,也在所不惜。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在诠释这个世界而已,但重点是要改变它!”

自从一九八○年代末期东欧共产阵营垮台之后,共产主义似乎真的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所说的“必定被抛入历史的灰烬中”。然而,马克思主义真的灰飞烟灭了吗?这曾经撼动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思想学说(邪说)真的毫无价值吗?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本人和马克思主义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辩证关系?让我们回到李宗恬书中检视马克思其人其事吧。唯有对这位身兼哲学家与革命运动狂热者等多重角色的人物进行最根本的探索,才能彻底了解马克思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

4.马克思与他的传世巨作“资本论”

我们从小就知道,“资本论” 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科学文献, 一百多年前就已经在世界各国广泛流传。“资本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预见到了经济周期的存在,同时提出了具有重要开创意义的“剩余价值”学说。

“资本论”学说的最大价值,就是看透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诚如马克思主义学者马库色(Herbert Marcuse)所说:“当一切弊病都能在资本主义体制内获得解决时,就可以证明马克思错了。”身处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更甚以往的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待崛起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学说“资本论”?当前,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一些国家的年轻一代读者,再次产生了阅读这部鸿篇巨著的热情。《资本论》之所以“重新走红”,不仅因为它直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还在于创建了联系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研究交换、分配、消费关系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在追求人的解放和富裕的过程中,如何认识经济(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思路。

要解开金融风暴的症结,学习马克思当年撰写《资本论》时的求实精神、广阔胸襟和开拓勇气肯定是可取的;创造性运用《资本论》所提供的基本理论和工具,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其它一切相关研究成果中的合理因素更是必要的。这些是多余的话了,李宗恬的这本书主要还是写给孩子们看的而不是分析和指导经济形势的。但是,尽管是写给青少年看的,是童书,因为讲的是马克思,当然不会那么简单。它也果然不简单。看过这本书的青少年,相信他们会问自己:我们能为那些过得不如我们的人,那些贫困的人做些什么?真庆幸有这本书让孩子们去读,有这本书让孩子们去了解马克思真正的思想情怀,知道他的理论本来是要改变这个世界,是要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而斗争,而达到自身的完美。对于渴望知性、感性的年轻人来说,无论在甚么时代,任何地方,马克思其人及其理论,都会令人感动,令人震慑。

对台湾人来讲,马克思,是一团黑漆漆的恐怖的形象,好像他象征的是某种邪恶的思想。对大陆人来讲,马克思是个惹不得的神,因为批判了他而受砍头之罪的人都有,文革中的遇罗克就是这样一位烈士。但是读了马克思这本小传后,发现马克思既不邪恶,也不神圣,他是个光明得不得了的人,他的思想是建立在为全人类谋求公平的生存权利,劳工不再被业主压榨剩余价值,加深贫富差距这些基础上。这在当时阶级分明、资本主义挂帅的时代,他提出这种想法是非常划时代的,也是非常勇敢的,因为他敢冒犯权贵,为全民争取福利。他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福利的基础,只是,再好的思想一旦被人误用滥用,变成基本教义时,它就演变成害人的工具,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本来是希望能为人们谋求幸福的,最后却以激烈极端的手法,去逼迫众人信服它,我想这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读了这本马克 思传,可以打破许多偏见与刻板印象,能让人清楚了解马克思思想的来龙去脉,了解它美好的立意。

李宗恬写了一本好书,一本有意义的书,一本有价值的书,一本值得推广的书。

原著:“共产主义的创始者,马克思”

作者:李宗恬出版社:三民书局 (台湾出版)

《自由写作》首发

赵达功:“操”还是“操”?

●“操”字开创了文字狱历史新篇

深圳通讯维权人士陈书伟,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并在上诉书“事实和理由”一栏中仅写了一个“操”字。福田法院在要求其作出解释及更改未果的情况下,以“在上诉状中使用粗俗语言直接侮辱司法工作人员”为由,对其作出拘留十五天的决定。

历史上各朝各代,文字狱案例枚不胜举。文革时代的文字狱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毛泽东作为反人类最大的暴君,大兴文字狱,不仅对作家,对知识分子,就是对党内的同志,也毫不客气,运用文字狱手段不知在肉体上消灭和迫害了多少人。

既然是文字狱,必然在文章中、文字中找出所谓“破绽”。文字,往往就是文章或句子中的“字”,好歹也有上下文。但深圳的陈书伟仅一个字,就被关进大牢,真是闻所未闻,让人唏嘘不已。这的确是开创了文字狱历史的新案例。

茶余饭后,朋友们聚在一起,笑谈“操”字的文字狱,令人捧腹,也勾起我更多的联想。

 

图片来源:李铁博客

●“操”就是“肏”

字典上的“操”字,只有平声,没有去声。这个字也是常用字,比如贞操、操行、操持家务、体操,等等,还有人们熟悉的历史人物曹操,这些“操”字都必须用平声去读,如果变成了去声,人们就会把“操”字理解为“肏”。

我相信陈书伟所书写的“操”字就是“肏”,其实这里的“操”是错别字,本应该是“肏”,可惜这个错别字已经成为不在字典上的口语去声读音,就成了脏字。

说“肏”是脏字,我看也谈不上,不就是性行为吗?难堪的是中国字太象形了,入肉为“肏”,也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入到女人的生殖器里去。由于“肏”字太直观,让人一看便联想到床上那活儿,为了在文字上掩饰,中国人发明了用“操”字替代“肏”字,只是读音上还是“肏”音。中国人道德上很虚伪,这一点从“操”和“肏”之间的转换关系就一目了然。

●“我操”和“我靠”

上面说到中国人文字上用“操”替代“肏”,进入互联网社会,我们发现中国人又有进步了。不说“操”和“肏”,改成“靠”了。“靠”与“肏”和“操”文字和含义根本不沾边,就是读音也只是相近,母音相同,辅音“K”字母开头,怎么也能让人把“靠”字理解为“肏”字?这就是中国文字和中国人理解的奇妙之处。

“我操(肏)”是中国人的口头语,如果仅仅是两个字不加宾语的话,没有任何侮辱、谩骂的意思。但是“我操(肏)”的口头语写成文字还是不雅观,于是不知何人何时在网上改成了“我靠”,这是一个发明,使“我操(肏)”演变成“我靠”,可以用文字光明正大的写出来。在文章中、在聊天室,不管男女老幼,甚至在日常对话中,“我靠”变成了常用词。虽然追根寻底“我靠”还是“我操(肏)”,但还是淡化了原来的意思。

●“吕正操”和“金正日”

“日”在北方一些地区方言中也是“肏”的意思,广东方言里同义字是“丢”,还有很多类似方言,恕我浅薄,不能一一列举。

中国的开过上将有一位叫吕正操,如果把“操”字读音为去声,意思就让人理解为他正在干那床上活儿,无独有偶,朝鲜独裁金正日,“日”字按照方言的意思,他也是正在干那床上的活儿。

●“我操你姥姥!”

《北京人在纽约》有一句典型的道白:“我操你姥姥!”《亮剑》里魏和尚也有一声大吼:“小日本儿,我操你姥姥!”“操”的对象当然不只是姥姥,妈妈、爸爸、大爷、祖宗等都是“操”的对象,这当然都是恶狠狠的骂人语言,是脏话。要说他们都侮辱了对方,算不算犯法呢?没人以为这是犯法,但深圳的陈书伟不同,他的“操”使用文字写在上诉书“事实和理由”上,虽然没有写明“操”的对象,但深圳的法官理解为对象是法官和法律,于是陈书伟就稀里糊涂被拘留十五天。其实,“操”字就是骂人,就是不满判决的意思,深圳法官也太没有气量了。

魏和尚“小日本,我操你姥姥”是没有道理的,但谁也不会理解为他骂的是日本兵姥姥,就是骂人了,谁会细想“人家姥姥挨你什么事了,你骂他便罢了,怎么牵涉到不相干的家人,而且还是个老人”。所以骂人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

其实关键是“操”的对象,如果对象是敌人或者平常人,谁也不会追究法律责任。但陈书伟骂的对象(应该)是政府官员,不是罪也是罪了。

2009年5月8日

彭小明:九十年后说五四

九十年过去了,每年都少不了说“五四”。党的教育长期宣传的“五四”以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为代表。 经过巧舌如簧的瞎编,那一场思想启蒙运动,文化和思想革命运动,竟被党化意识改造成了“跟工农相结合”,后来干脆成了逼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依据。五四被政治势力劫持的现象实在怵目惊心。五四发生的1919年,科举早已废止,帝制已经推翻,发辫也已剪去,中国已经是一个有总统、有议会的共和国。市场经济已经基本确立,人民可以自办银行,自办学校,人民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北大中文系(国文门)一个班级就办了三本影响全国的杂志:《新潮》、《民国》和《国故》。九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党政宣传每天夸口说我们如何与时俱进,党如何先进,国家如何进步。当此“五四”九十周年的时刻,我们回头看去,发现今天的中国很多地方竟还不如九十年前进步。细节不胜枚举,且说荦荦大端。

领土主权

五四是爱国主义的爆发型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不仅有街头政治示威,更有暴力过激行为,火烧赵家楼,群殴章宗祥。当时的巴黎和会牺牲中国利益,将战败国德国的殖民地青岛转让给日本。北京学生奋起抗议,留法学生甚至在巴黎写下血书,谁敢签字,以死相拼。运动的浪潮使得中国外交代表拒绝签字。捍卫了中国的主权。九十年后的今天,再看中国版图,台湾算是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手中;外蒙古已经独立;外兴安岭和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图们江出海口、唐努乌梁海、伊犁地区被苏俄正式合法地享有领土主权,江泽民、胡锦涛连毛泽东、周恩来所坚持的“必须承认是不平等条约所造成”的原则也不坚持了。只要争议的邻国“反美”,中国当局就愿意拿领土做交易。越南取得白龙尾岛,缅甸取得南坎,印度实际占有了麦克马洪线以南原属西藏、气候最温和,物产最丰饶的地区,并已成立了新的行政区阿鲁纳恰尔邦。钓鱼岛和南沙群岛的主权被邓小平“搁置”,东海石油开采权将跟日本共享。而且毛周江胡等党政领导人的卖国行为是迷而不宣地进行的,事后才予以公布,远不如巴黎和会那么透明。当年巴黎和会的屈辱条件在报刊上曝光,学生奋起,全国响应,北洋政府诚惶诚恐,外交代表立刻缩手。“五四”后的1943年中华民国政府废除了同英美(法)等国家的不平等条约,五四后三十年的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跟苏联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苏密约》,五四后六十年的1969年中苏两国重新交战,五四后八十多年,政府承认了苏俄霸占的领土主权,仅取回了半个黑瞎子岛。人民无权过问,更没有学生和人大代表敢提出问责。

学术自由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提倡兼容并包,功在千秋。当时北大教授阵容既有自由主义的胡适,也有主张共产主义的陈独秀。钱玄同、鲁迅怒斥文言八股吃人,黄侃大骂白话文混帐王八。今天,中国的大学全部都受党委的一元化领导,北大领导公然宣称,学校只教“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真理的知识”,等于承认中国高校没有探索未知科学领域的学术自由。2005年发生了吉林艺术学院学生入党积极分子向党委举报卢雪松(女)老师上课介绍北大右派分子林昭轶事,议论法轮功,导致卢老师被劳动教养的事件。2008年又发生华东政法大学女生检举杨群先先生讲课内容不符合党政宣传口径,指认杨为反革命,被公安局立案调查的事件。国民党统治下大学仍然是自由的天地,所以才有西南联大的大师辈出,硕果累累的黄金时代。台湾大学接续了北大传统,也有多人获得诺贝尔奖项。中国大陆的大学从建立党委制以后,跟国际学术水平渐行渐远。只要党委制存在一天,中国的大学就不会有赶超世界水平的希望。

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

1918年李大钊可以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歌颂十月革命。稍后瞿秋白可以作为晨报记者写出《饿乡纪程》介绍苏俄的饥饿和新政。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殷夫可以在散文中高呼革命暴动万岁,红军万岁。(左翼青年作家被害不是因为言论过激,而是王明康生借刀杀人)。今天,中宣部依然是中国新闻界的阎王殿。中国作家刘晓波因为撰写《零八宪章》竟遭逮捕关押。中国人民只听说达赖喇嘛制造分裂,却从无机会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自治主张,只听说法轮功是邪教,却从无机会阅读法轮功的书刊文件。只听说海外民主运动是反革命,却从无机会阅读《北京之春》和海外中文网路。中国报刊至今仍然不准民办,地方官员更是严格限制记者的采访。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王帅因揭露家乡司法不公竟遭河南公安人员抓捕绑架关进原籍地方看守所。汶川大地震死难中小学生的名单不准公布,豆腐渣工程的真相不准调查,民间志愿调查人受到警方的扣押和威胁。

游行示威自由

五四是中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游行示威。嗣后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成为中国政治活动的重要表现。但是1949年以后,群众游行示威几乎全部被官方所操控。1976年四五运动起先被镇压,后来被纳入反对四人帮的运动。1989年的六四学生运动遭 到了血腥的镇压,成为中国政治和舆论的禁区。1999年的425法轮功和平请愿引起中国党政集团的恐慌,展开了针对法轮功信众的长期迫害。奥运期间官方假意宣布设立公园示威区域,然后拒绝所有的示威申请人,甚至将申请示威的两位古稀老人处以劳动教养。人们发现五四运动三十年以后,中国人丧失了示威的权利,“五四”七十年周年时数以千计的六四学生和市民被解放军杀害或打伤,大量参与者被逮捕判刑,“五四”八十周年时,法轮功信众遭到迫害,“五四”九十周年时还有所谓六四暴徒和法轮功信众在监狱和劳改营中受苦。维权和上访的公民不断被军警和各地的截访人员堵截和抓捕;甚至被北大教授孙东东宣布百分之九十九是精神病患者。

科学精神

五四欢迎赛先生永驻中国。可是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披露的真相告诉人们,标榜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高领导毛也听信命相,其他军警高官也多是迷信之徒。六四血债让李鹏和家属子女们惶惶不可终日,烧香祈福,略匀赃款聊作善事,买取“功德”,欲以补罪消灾。黑龙江政协主席韩桂芝到处求神拜佛,起先大骂儿媳妇拜佛心地不纯,所以佛难保佑,后来她因贪污受贿自陷囹圄,伤心哭诉菩萨不灵。党政干部“不问苍生问鬼神”,人民更不信马列是什么科学,于是普陀寺、玉佛寺、文殊院,灵隐寺,举国上下所有大雄宝殿无不人满为患,甚至因拥挤不堪,怕酿火灾,竟常常不准燃点香烛,作无香烛膜拜。

技术科学在中国当然已有进步,热核爆炸,神舟飞天。可是“五四”九十周年的今天,毛泽东共产主义的“试验田”河南临颖县南街村党委书记王宏斌在电视节目中承认,他们花费了七八年时间和两千多万元试验发明永动机,现在认识到制造永动机是上了两名骗子的当。在科学实验田里研制永动机,应该是对毛泽东思想最大的讽刺。因为人民的愚昧和干部的反智(读书越多越反动)倾向正是毛泽东提倡阶级斗争,摧残基础教育的逻辑结果。党政领导的实用主义和言而无信,造成了人民强烈的信任危机。科学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一般不被视为一种世界观,一种严谨的作风和方法,而只是一种技术进步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缺乏科学献身精神的利益集团,必将在愚昧的黑暗中继续折腾。

文学革命

五四也是现代文学革命的滥觞。当年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鲁迅发表了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大声疾呼:救救孩子!向封建礼教,向旧道德发起猛攻。要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白话诗“我手写我口”,白话小说不仅语言直白,而且内容涉及直言社会矛盾。“五四”九十年过去,语言更加直白,甚至夹杂英文和计算机语言,描写不仅爱学西方新派,还敢写下半身;可是就是不准涉及中宣部禁区。六四那样天大的血案,毛泽东、邓小平等人的血腥罪行,一党专制这类社会总病根,文学都一概视而不见,顾左右而言他。这些事件和罪行不是无关宏旨的琐细,而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和人民心理发生重大影响的变故。回避这些问题,势必就要回避人民的疾苦,回避民族的心病。文宜真情流露,史必秉笔直书。文学离开了悲天悯人,离开了嫉恶如仇,必定失却了魂魄。文学充当着党的婢女,再怎么涂脂抹粉,乔装打扮,扭捏作态,穿金戴银,也决不会成为窈窕淑女,绝没有端庄娴雅。在党的黑手操控之下的伪文学,梦想赢得国际文学大奖,纯属痴人说梦。

一党专制

三个三十年匆匆过去,问题何在?前三十年虽有军阀混战,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专制,毕竟不能一手遮天;后六十年一党专制,无孔不入,无微不至,尤其49至79,思想禁锢,闭塞言路,人才凋零,无可逃于天地之间。 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专制比乱世和殖民更可怕。不过希望并不渺茫。别看中共貌似强大,气势汹汹,比它更强大的核子超强苏共政权不是说倒就倒了吗?

“笔杆子”的风流

最近关于民国文人的书不少。这些书虽以勾勒、描绘民国文化人为中心,但却各有侧重,各有千秋。我的案头就放有这样几本:蔡登山著《民国的身影》,赵朕、王一心著《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刘超著《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

细读三本书,不难发现,三位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文化趣味多有不同,如此,三本书中虽涉及到相同的人和事,但带给读者的教益和感受却不尽相同。

还原历史:细致准确。

蔡登山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台湾淡江大学读书时就对现代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几十年的辛勤搜求,他掌握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在此基础上,蔡登山写出一篇篇史料翔实、趣味横生的文章,其目的是:重建历史场景,逼近人物内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田野的调查与文献的追求之中,试图去逼近传主的内心深处,是我这二三十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

当然,还原历史,重建场景,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傅斯年语)。长期以来,蔡登山一面埋首故纸,翻阅卷帙浩繁的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打捞出一个又一个湮没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踏破铁鞋,遍访相关当事人,复活了一幕又一幕尘封的历史场景。

在《民国的身影》中《五十年来千斛泪——顾颉刚的感情世界》一节,蔡登山通过细读刚刚出版的《顾颉刚日记》,揭示了顾颉刚对谭慕愚女士的不为人知的绵延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婚外恋情,从而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大家过去都认为顾颉刚是一位谨厚宁静的恂恂君子,但从日记观之,在谨厚宁静的背后,却有着激荡以至浪漫的情感。

另外,此文也为我们解开一个迷。顾颉刚1931年答应去北大授课,其目的竟是为谭慕愚获得一纸证明,证明她系北大预科毕业生。

透过徐志摩的书信,蔡登山看到了昔日青岛大学某些教授的行状,撰成《“莎乐美”的魅力——俞珊迷倒青岛大学的一群教授》。此文刻画了赵太侔、梁实秋等有妇之夫为戏子俞珊争风吃醋的丑态,文笔辛辣,史料翔实。

鲁迅曾因阮玲玉临死留下“人言可畏”的遗言,写出广为人知的《论“人言可畏”》,鞭挞了流言蜚语对一个弱女子的摧残。而蔡登山却在一份出版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仅发行一千五百份的小报上,找到阮玲玉的真遗书。这才揭开了一个被隐瞒了半个多世纪的真相。原来,阮玲玉不是死于“人言可畏”,而是不堪花花公子唐季珊的凌辱才告别人世。当年曾引起国人激愤的所谓“遗书”竟是唐季珊为逃避责任找人伪造的。

有些真相藏在纸里,需要慢慢去翻;有些真相则躲在心间,需要苦苦去问。

袁昌英与徐志摩的一段情,就是蔡登山“问”出来。蔡登山曾在北京采访了袁昌英女儿杨静远,后者对他说了这样一件事:“我母亲同徐志摩的友情,确乎超越一般文友间的泛泛之交。她的朋友很多,但几十年间,她绝口不提徐的名字。在战前洛珈山她的书架上,我见到并读过《涡提孩》一书,却不知那是徐的译作。在抗战期间的乐山,有一次她为了开导我,以身作则地说起在英国时,曾因演戏而与某人发生过一段感情,后来她自己以理智和意志加以制服了。那人是谁,她没有说,我也没问,但绝没有往徐志摩那儿猜想。直到近年,在《徐志摩传》上看到,泰戈尔1924年访华时,在北京,由徐志摩、林徽因主持并饰演泰氏的剧作《齐德拉》,袁也参与饰演了一个角色。这使我想到,在英国,为演戏而发生恋情的,除徐志摩还能有谁?”

另外,杨静远还告诉蔡登山,徐志摩去世后,袁昌英以小说的形式写了篇“悼文”,小说的男女主人公分别是“智”和“娥”。杨静远提醒蔡,“‘娥’和‘智’不就是‘我’和‘志’的谐音吗?”

在北京,蔡登山还访问过郑振铎的儿子郑尔康。从郑尔康口中,蔡登山才知道,郑振铎的初恋情人是王世瑛。虽然两人因家庭门第相差悬殊而含恨分手,但思念之情在两人心里一直未曾熄灭。郑尔康告诉蔡登山一件事,抗战期间,郑振铎和程俊英(王世瑛的同学)曾去看望过王世瑛。面对昔日恋人,王世瑛忙着让座,先泡一杯香片茶,又端出一盘龙眼,说:“尝尝家乡的香片和龙眼吧,借表多年的乡(相)思!”一语双关,勾起郑振铎对往事的回忆,他品了品茶,说:“香片、龙眼的味道年年一样,人却不同了。”这时,佣人又端出三碗红豆莲子汤,旁边的程俊英对王世瑛开了句玩笑:“相思豆配莲(怜)子的点心,点了你的心。”

后来,王世瑛难产去世,郑振铎每隔一段时间就买一束鲜花,到王世瑛墓前祭奠。此事鲜为人知,因为郑振铎每次都是悄悄地去,他对程俊英说:“此事不必与他人道呀,他们是不理解的。”

因为勤跑多问,蔡登山才能在书中还原这些鲜活、生动、珍贵的历史场景。

回顾往事:管窥蠡测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一书,涉及人物众多,作者撷取的只是人生片段,虽属吉光片羽,却惜乎点到为止,比如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纠葛,何其复杂曲折,但全书涉及两人的文字不足300,如此蜻蜓点水,只能带来浅尝辄止的缺憾;再如徐志摩和林徽因之间的恋情,何等浪漫热烈,而作者也以寥寥不足300的文字予以草草交代。如此偷工减料,当然有损两人的形象。

综观全书,作者求博不求深,通俗有余,庄重不足。此书虽有对民国文人管窥蠡测之效用,但也存在挂一漏万之缺陷。如果说《民国的身影》着力于还原历史场景,揭示人物真相因此为文追求客观严谨;那么,《文化人的人情脉络》则试图梳理人际关系,抒发人物感情,行文难免主观随意。

倘想泛泛了解民国时代文化人之间的人情往来,读这本书也就够了,但倘想全面地认识民国时代,深刻地了解民国文化人的复杂心态,读这本书远远不够。

本书由一个个片段“拼贴”而成,篇幅短小,通俗易懂,但结构上显松散,内容上嫌零碎。虽有一定的趣味性,但从学术上看,显然不够严谨。比如书中所写胡适与徐芳的相恋,作者有这样的推测:

“1941年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虽然不讨厌这个比自己小21岁的学生,或许是因为徐芳表现太热烈了吧,他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

因为没给出过硬的材料,作者的这番猜测就缺少了可信性。

摹绘文人:形神兼备

刘超《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是“一部关于旧年文人的书,一幅历史的沧桑画卷。”作者对笔下人物十分熟悉,能选取准确、鲜活的细节来刻画人物,或轻轻点染、闲闲着墨;或浓墨重彩、密不透风。

本书的副标题是: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所谓“另类”,在我看来,是指抓住“性情”这个独特的角度来观察文人,如辜鸿铭,突出其“怪”;黄侃,着眼其“狂”;梁漱溟,紧扣其“硬”;熊十力,渲染其“侠”。由于角度独特,细节鲜活,这些晚近文人在书中一个个都个性鲜明,形象饱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书中《熊十力》一节,写梁漱溟与熊十力辩论时,有这样的文字:“有一次,他和梁漱溟因为学问上的问题发生了分歧,就争执起来,吵将起来。这个湖北佬伶牙利齿,梁漱溟是北方人,木讷寡言,当然就吵不过。吵得没话说了,梁漱溟扭头就走。熊十力还不解气:”想走?!‘说着,一下扑过去,往梁背上就捣了三拳,还大骂:“笨蛋!笨蛋!’骂声绕梁半日不去。”

“在北大,熊十力偶尔还要去教点课。他的课很特别:一但说至重要关头,他往往意气风发,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肩上重重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而对方却被打得东倒西歪。”

鲜活的细节,传神的文字,使历史深处的人物如浮雕一样凸现在读者眼前。本书引人入胜即得益于此。

语言清新优美,也是本书一大长处。即使是各节标题,也那么富有诗意和韵味,如:“朱自清:寂寞河塘”“俞平伯:旧时月色”“赵树理:旧时人物旧时风”……。

本书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的学术意识不强,很多篇章,趣味性冲淡了思想想。读完全书,虽然饱览了“人的花朵”,却很少品尝到思之果实。

《民国的身影:重寻遗落的文人往事》,蔡登山著,广西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文化人的人情脉络》,赵朕,王一心著,团结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

《笔杆子:晚近文人的另类观察》,刘超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北岛:诗人之死

艾伦·金斯堡死于去年四月五号,中国的清明节。据说当时他已处于昏迷状态,而病房挤满了朋友,喝酒聊天,乱哄哄,没有一点儿悲哀的意思。那刻意营造的气氛,是为了减轻艾伦临终的孤独感:人生如聚会,总有迟到早退的。正当聚会趋向高潮,他不辞而别。我琢磨,艾伦的灵魂多少与众不同,带嘶嘶声响和绿色火焰,呼啸而去。我想起他的诗句:女士们,抓住你们的裙子,现在准备下地狱啦……

今天是艾伦去世一周年。

我到纽约上州的一所大学朗诵,路过纽约。阳光明媚,能在汽车声中听见鸟叫。我穿过时代广场,沿十四街,拐到第三大道。这是没有艾伦的纽约。

行人被红灯挡住了。他们肤色年龄性别不同,但眼睛极其相像:焦躁、空洞、不斜视。偶尔有几个东张西望的,没错,准是外地人,如我。绿灯亮了,他们急匆匆的,连狗都得跟上那步调。艾伦的诗用的正是纽约的节奏,他像个疯狂的梭子,把一切流动的、转瞬即逝的都织成诗行。现在终于歇了。人们把这梭子收进抽屉,再钉上。这是个不再需要诗歌的时代。很多年了,他的愤怒显得多余。久而久之,那情形有点儿尴尬。他死的那天,盖瑞?施耐德在电话里对我说,平时有意忽略艾伦的媒体,这回可要来劲了。果然,不过在这一点上,媒体体现了民意:美国人纪念,是为了尽快忘掉他们的过去。

我住在安纳堡时,他常深更半夜来电话,声音沙哑:“我是艾伦。”他跟我东拉西扯,谈梦,谈最近的旅行,谈他的男朋友。我不属于他的圈子,这种闲聊对他很安全。

有一天,他在我的电话录音机留言,声音气急败坏。原来有个住波士顿的中国人被同行打了,状告到艾伦法官那儿。他得到的情报相当具体:鼻青脸肿。“为什么要打得鼻青脸肿?”他在电话里怒吼,似乎马上要发表一个关于鼻青脸肿的声明,再让媒体相互打得鼻青脸肿。“为什么鼻青脸肿!”他又问。我试着帮他理清那鼻青脸肿的历史,没用,他越听越糊涂。

中国人的事他是永远弄不清的。

艾伦有过中国男朋友,是个来自云南的小伙子,用的是笔名。我在艾伦家见过他。他个头不高,很精明,在国内大学读英文专业时,他写信结识了艾伦。艾伦早就告诉我,他要为一个中国小伙子做经济担保,让他来纽约读书。我当时还纳闷,他老人家哪儿来的这份儿慈悲心肠?小伙子一到就住进艾伦家,管家、做饭,兼私人秘书。艾伦很得意,不用下馆子,天天吃中国饭。那天我去艾伦家,只见小伙子手脚麻利,一转身,四菜一汤。艾伦也待他不薄,除了给他缴学费,还另付工资。几年后,小伙子攒够了一笔钱,回国办喜事。艾伦告诉我,那小伙子是个双性恋,他诡秘一笑,说:“他什么都想试试。”

他老了,只能守株待兔,朗诵是个好机会。他怒吼时八成两眼没闲着,滴溜溜乱转,寻找猎物。等到售书签名,搭讪几句,多半就会上钩。我想同性恋之间的信息识别系统并无特别之处,也少不了眉目传情。有个小伙子在等待签名时告诉艾伦,他也写诗。正好——有空到我家,我教你。“诗太差,不可救药。”说到此,艾伦叹了口气:“他太年轻了,只有十九岁。”听起来有股惋惜的味道。

市面上出版了两本艾伦的传记。按他的说法,一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本是弗洛伊德式的。我问他觉得怎么样?他摇摇头,“挺有意思,但都不是我。”

我从不问艾伦的私生活。他说,我听着。一天夜里,凯鲁亚克喝醉了,在艾伦家借酒撒疯,和别的客人大打出手。忍无可忍,艾伦把他赶出去。他砸门,在外面叫喊,引起邻居的抗议,再放他进来,他更疯了……那真是灾难,艾伦叹了口气。那夜是他的伤口,一辈子也愈合不了。

生者与死者往往有一种复杂的关系。艾伦和我并非莫逆之交,但死后,他的影像总是挥之不去。死亡好像是一种排队,艾伦排前头,眼见着他的大脑袋摇来晃去,他忽然转过身来,向我眨眼。

记得艾伦来安纳堡看我,在我住处门口,他搂着我,用湿漉漉的厚嘴唇猛亲我腮帮子。站在旁边的李点看傻了,用胳膊肘拱拱我:“老头子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一九九三年秋天,我到东密西根大学,在英语系做客座教授。那时我刚从欧洲过来,英文结结巴巴,只有听课的份儿。一个沉默的教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大学开个朗诵会。我向艾伦求救,请他撑腰,他一口答应。这,等于请神仙下凡,把小庙的住持乐坏了。但经费有限,而艾伦的价码是天文数字。艾伦很痛快:“为哥儿们,我可以分文不取。”他的秘书鲍波(Bob)气哼哼地嘟囔:“他,他可没经过我同意。”

礼堂挤得满满的,不少听众坐在台阶上。那天艾伦精神特别好,比我音量大十倍,根本不需要扩音器。他那些俏皮的脏字把学生们逗得哄堂大笑。我发现他近些年的诗中,对器官的重视远远超过政治。结束时,我们一起按中国的绿林传统,向观众抱拳致意。

一九九○年夏天,首尔。上午开会,艾伦把我拉到一边,叮嘱我晚上别出门,有人来接我们,还有俄国诗人沃兹涅辛斯基。记住,别告诉任何人,他把食指贴在厚嘴唇上。

艾伦积几十年地下斗争之经验,巧妙地避开了盘查,把我和沃兹涅辛斯基领上汽车。一个中年汉子跟我们握手。出城上山,道路越来越荒凉,最后在夜色中的住宅区停下。一帮孩子叽叽喳喳,把我们拥进一家临坡的院落。有女人尖叫,一个人影应声出来,双手合十。据中年汉子介绍,这是朝鲜有名的庙外高僧。三个超级大国的游子,加上一个高丽野和尚,真可谓四海之内皆兄弟。

高僧家眷在院子里支起小桌,端来饭菜,斟上家酿米酒。我们席地而坐,中年汉子做翻译。那高僧黝黑,结实得像砍柴的。他从不念经,娶妻生子,能诗善画,还出过不少书。有些画,是把毛笔绑在“那话儿”上作的,可见其野。艾伦平时滴酒不沾,也跟着众人干杯。沃兹涅辛斯基开始发福,总乐呵呵的,跟想像中的那个解冻时期愤怒而尖刻的俄国诗人相去甚远。月朗星稀,酒过三巡,我们的话题散漫,从中国古诗到朝鲜的政治现状。

回旅馆路上,艾伦毫无倦意,大谈野和尚。他就是这样,凡是跟当局过不去的、惊世骇俗的、长反骨的、六指的,还有鼻青脸肿的,统统都是他的朋友,恐怕这就是他十五年前在北京跟我会面的主要原因。

艾伦死前的最大愿望就是去趟西藏,他盘算了很多年,最后把时间锁定在一九九六年夏天,跟旅游团混进拉萨。年初他跟我叨唠此事时,又决定西藏之行后,秘密访问北京、上海。他问我能不能安排他和年轻诗人见见面。不久,他病倒了,死亡没收了他的计划。

诗人之死,并没为这大地增加或减少什么,虽然他的墓碑有碍观瞻,虽然他的书构成污染,虽然他的精神沙砾暗中影响那庞大机器的正常运转。

丁东:“四五”一代的心灵史

发生于1976年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四五运动,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坐标。这场运动,预示了毛泽东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国人新一次觉醒的开始。而陈子明正是四五运动的一个代表。他不仅是这场短暂的公民政治运动的骨干,为此付出了坐牢的代价,而且是四五精神的坚守者,从七十年代后期到今天,无论是投身民主墙、民办刊物,参加人民代表竞选,创办民办研究机构,出书办报,介入八九学潮,还是身陷囹圄,坚持阅读、思考、写作、表达,都延续了四五运动的基本追求——让中国大陆告别极权专制,走向民主宪政。本书就是陈子明心路历程的回顾,也是四五一代人奋斗史、命运史和心灵史的缩影。

我和陈子明是初识于六年前。后来我家和他家先后搬到同一小区,比邻而居,交往渐多。我感到,他虽然头戴荆冠,身处逆境,却并不激愤,而是从容不迫,以极大的定力保持着理性精神。夫人王之虹,和他相濡以沫,在中国续写了俄国十二月党人妻子的佳话。

陈子明的志向本来在政治领域,但还没有来得及充分施展,便失去自由。不能在政治舞台上亮相,就在思想天地里耕耘。他博览群书,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几乎都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博采众长,广泛吸收先哲和时贤的智慧,冷静梳理批判,最后自成一说。十几年来,他的著述达数百万言之多。从现实,到历史,从中国,到世界,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领域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真知灼见。他的思想和观点,有的已经得到中文读者的共鸣或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对现实产生更大的影响。

在平庸的时代,青年人只能按既定的秩序跟随长辈亦步亦趋。而在历史急遽转折的关头,一些青年则可能冲上社会的风口浪尖,唤起远大的政治抱负。学潮风雨催人杰。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政治思想的舞台上的影响都超过半个世纪。我想,未来还将证明,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也将会在中国历史的长河里留下同样深刻的印记。

何清涟: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

最近,中国发生一系列吸引眼球的现象,即无数“英雄”面对极权体制竞相折腰。章诒和的“告密者”与“卧底”刚披露了冯亦代等文化名流的告密旧事,北大教授孙东东的“访民99%以上有精神疾病”论紧接着粉墨登场。似乎这些知识界人士的堕落还未足见证“精英”之丑陋,银屏“英雄”成龙更赤裸裸地以“中国人需要管”为专制政治张目。

有人认为不应该追究冯亦代这类告密行为,理由是“告密是毛时代的政治高压所造成,因此不能责怪个人”。这理由的前一半不无道理,因为极权政治掌握了人赖以存活的一切资源,不服从者不得食。这种体制将人分割成一个个互相分隔的原子,使人们陷入彻底的孤立状态,亲人、朋友之间亦不能互相信任。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与恐惧之下,即使象金岳霖、冯友兰、朱光潜、周谷城等造诣很高的一代学人,也无一不在中共统治之下变成了低首伏心的“思想囚犯”。但后一半却全无道理,因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提旧事的目的主要不是清算当事人,而是要让人们认识到极权体制让人变成鬼的罪恶。毕竟,我们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这种远未结束的政治高压,但不是每个人都堕落到粪土之中。

如果说冯亦代成为告密者尚可归罪于时代,那么孙东东与成龙的言论却并非屈服于政治高压,属于主动迎合献媚,因为后毛时代对人的严酷控制远不如毛时代。更值得思考的是,据说孙东东在“六四”期间曾冒险保护过学生;而成龙当年“六四”时也曾放歌支持学生运动。是什么力量使这两位当年尚有是非之心的“精英”的价值观发生这种倒转乾坤的变化?仅仅从利益选择上考量无法得到合理解释。因为在当局无法控制的公共舆论中,这条向权力献媚的道路通向的是耻辱而非荣耀。更何况如今中国取媚权力者日众,当局已将献媚视为理所当然,这种献媚带来的利益之“边际效益”趋近于零:孙东东说了那些无良之语,他的政治地位不会立刻获得提升;成龙如此献媚,政府当局也不会组织各单位观看他主演的电影,以提升其大陆的票房收入。将一些功成名就的精英变成无耻的政治献媚者,不能不令人叹服极权体制对人的驯化功能。

如果说孙东东生活于中国这个不自由的世界,其行为是共产党长期驯化的结果,那成龙化虫的过程就不能如此解释。因为成龙生长于港英时期的自由香港,没经历过中国大陆人都曾经历且还在经历的思想驯化过程,他成为一个向极权献媚者的原因就更形复杂,值得追索。

自从罗曼?罗兰封存苏联之行日记50年之遗嘱事件曝光以来,我就开始注意一个令人痛心的现象:许多生活于自由世界的知识精英,他们在本国的民主政治体制之下常做狮子吼,敢于批评一切不公不义的现象,比如罗曼?罗兰就有“法国的良心”之称。但一旦他们与极权体制相遇,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极权统治的阿谀者与依附者。这条通向屈辱的道路上过去行进着不少人,比如那写了《震撼世界的十天》的约翰?里德,比如《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他们为极权体制所做的宣传曾为苏共与中共立下汗马功劳。

也许有人会辩称西方人之所以受骗上当,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共产极权国家的真相,那么我还可以找出许多华人精英竟相阿附于极权的事例,比如金庸身负将武侠小说这一俗品送入文学殿堂之功,阿附极权并不会使其声誉更隆,但他偏要献媚中国当局自污其身。有人曾为金庸辩称,认为是其性格软弱所致,那么强悍的李敖在台湾呵佛骂祖,见佛杀佛,但到了大陆却锋芒尽敛,其锋芒内敛之功令人叹为观止。

极权统治为什么会引众多“精英”竟相折腰?这究竟是制度之恶还是人性之恶?多年以来,这个问号有如巨大的芒刺扎在我的心中。我认为,这应该成为一个大课题,因为“精英”们变为卑污的告密者与献媚者的丑剧仍在中国上演,更可怕的是如今的告密者还不会象冯亦代那样写《悔余日录》以示忏悔之意。

因此,“我们需要灵魂的拷问”,这种拷问,既对他人,也针对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