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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近，日本人内心都难脱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觉得要论爱情的艺术表现及性爱的丰富多彩，跟西洋人完全无法较量。

正如基督教在初期曾极力排斥希腊、罗马的思想，尤其是情色主义文化一样，日本明治维新以降的统治者，也许是为了强化对西洋文明的吸收的缘故，对江户时代的文化，特别是其中情色主义浓厚的部分，始终以冷峻的目光视之。无论对法国式优雅的调情文化的艳羡，还是对美国式的，以来自肉食生活的能量为支撑的活力四射的“健康”性爱的想象，其背后均带有某种对白种人的劣等感和对自身文化中固有的情色主义要素的自我沦丧的心理交织。

二战后，这种倾向如果不是越发强烈的话，至少没有消减的迹象。随着战争压力的逐渐释放，物资匮乏的生活得以缓解，人也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性的自由。但说到成人艺术，无非是产出了一些类似三岛由纪夫的《忧国》似的、远未出位的作品。可见在战后文化中，东洋人自古以来的情色主义传统沦丧到了何种程度。而在后街巷陌私贩的成人图、书，其绝大部分，从情色主义的审美标准来看的话，也是糙货居多。

说到东洋的情色主义，不能不提浮世绘。而浮世绘中的情色，并不单纯体现在描写性交场景的春宫作品中，在所谓“危绘”（Abunae，浮世绘美人画之一种，介于一般题材与春画之间）和表现男女幽会的作品中，也多有体现。把浮世绘与其他视觉艺术门类相比，若论对爱情的表现力之丰富，鲜有出其右者。

但日本人的可悲之处，在于他们把浮世绘真正当成正经的艺术确实太晚了。19世纪末，当龚古尔兄弟把歌麿、北斋等绘师的作品介绍到欧洲，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产生巨大影响，乃至出现了被称为“日本主义”（Japonisme，法语，日本主义、日本趣味）的艺术现象之后，日人才开始回收大量流失的浮世绘版画，并对“国粹”匆忙进行“再评价”。对本土固有文化的价值判断需借助洋人的背书，微妙地揭示了日人骨子里对白种人及泰西文明的自卑感。

但对早就腻歪了以路易十五时代的宫廷画家弗朗索瓦。布歇（F. Boucher）为代表的洛可可式的矫揉造作的性表现的西方人来说，歌麿、北斋笔下生动、鲜活的市井性爱、“浮世”情色，不啻为一股清新的风，一扫欧洲画坛的颓靡之气。正因为浮世绘绘师在身份上是以描绘“浮世”为业的“职人”（手艺人），而不是自命清高、专事“纯艺术”的“艺术家”，其描绘的对象多为贩夫走卒、艺人歌伎，就是性描写，也是寻常巷陌里庶民的性，但唯其如此，才赋予其艺术文本以异常丰富的内容和信息，成为江户时代烂熟的市民文化活色生香的绘本和风俗世相的纪录。

然而遗憾的是，明治以降，随着日本西化进程的狂飙突进，富国强兵成为长期国策，加之接连不断的战争，在一切都收紧的情况下，江户文化也成了被压抑的对象，尤其是其孕育的情色主义艺术传统，更成了彻底的牺牲。一个向来以开放的审美态度看待性，视性爱为无害的健康娱乐的民族，在宏大叙事的国家战略目标的驱动下，一步一步走向性的反动。

战后日本社会的性解放、色情泛滥，虽然不无追求个性解放，对战前、战时的禁欲主义国策反动的一面，但从源流上看，基本上与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坐大同步，是西方化物质主义的结果。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曾几何时的禁欲国度，成了到处充满暧昧的性暗示，色情印刷品、AV泛滥成灾，地下灰色性产业畸形繁荣的“卫生、无害的性天堂”。

但是，禁忌一旦突破，隐藏在它后面的“景深”便呈现于眼前。于是，完美主义的日本人开始不满足于洋人提供的廉价视觉“快餐”，转而追求更加细腻、文化、有“余韵”的情色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在日本好莱坞电影有市场，而AV“洋画”却少有受众的原因。

就像那首诗所说的，“把老祖母的箱笼翻出来，可以开一家漂亮的时装店”（陈敬容：《逻辑病者的春天》）。渐渐地，日本人发现，与西方的舶来文化相比，情色主义在东洋文化中不但古已有之，而且有更加纯粹、生动、妩媚的表情。至此，日人在走了一个圈子之后，开始反求诸己，重新把视线投向江户时代。

而这种文化“自省”，直接导致了包括情色主义在内的江户文化的复兴。今天，走在东京的繁街闹市，尽管那种钢混结构的密林和满眼令人致幻的霓虹风景是西方的，但那只是它的面孔，细加观察便会发现，这张面孔的表情却仍然是东洋的，是江户的。

学者李辉就年龄、经历、学识“三疑”文怀沙的文章经媒体曝光后，学术界一片哗然，网络上更是掀起了一场“打假”的狂潮。究竟是李辉造假炒作，还是文怀沙造假盗名？李辉文章曝光两天之后，文怀沙终于在昨晚10点通过对此事发表声明，然而，声明并非针对众人关心的三大质疑作答，只表明了文怀沙个人对此次风波的态度，即“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大师”表态“问心无愧”

昨晚10点左右，国学大师文怀沙通过香港某网站发表了亲笔书写的声明，算作对“炮轰事件”的首次回应，全文共200余字：

文怀沙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零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文章一头一尾均盖有文怀沙的印章，落款为燕堂文怀沙，二OO九年二月二十日。

除此之外，文怀沙的儿子文斯也发表了《有关家父的年龄》一文，就李辉疑问作出解答。文斯称，家父与家母当年离婚后又各自再婚，而家母的第二任丈夫就是家父的好友卞之琳叔叔，卞之琳叔叔出生于1910年，与家父兄弟相称，他和家父并无悬殊的年龄差距，仅从他与家父的关系，就可以推断出家父的真实年龄。

就文怀沙声明的内容，记者立刻与李辉取得联系，但李辉并不买账，“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质疑，我希望能得到他的正面质疑，有了进一步的回应，我再说。感谢媒体关注此事。我很好。”

网友声讨打假到底

某门户网站昨日开通专题就“李辉质疑文怀沙”一事展开讨论，同时，在专题中还有一项“你相信文怀沙造假吗？”的投票测试。截至昨晚11点，已经有3700多名网友参与投票，其中相信文怀沙造假者竟超过3400人，比例高达92％。真假如今尚无定论，但就网络发起的民意调查而言，九成网友都站到了李辉一边，认为大师文怀沙实则是欺世盗名的江湖骗子，声称要支持李辉，打假到底。

同时，不少圈内人士也纷纷发文对文怀沙“国学大师”的身份表示质疑。作家“十年砍柴”便发表《文怀沙大师大在学问还是包装》一文，并引用《儒林外史》中“老道成仙”的故事调侃某些人装神仙，扮大师，无非是为了骗钱；学者徐晋如则在《文怀沙：贱人还是大师？》中细数了更多他所耳闻的文怀沙“恶行”，除了李辉提到的“文革英雄经历”，还有文怀沙四处炫耀与伟人合影，以及临睡必看美女裸照等糗事。

面对不利局面，自称文怀沙弟子的画家崔自默依旧力挺恩师，对网络投票嗤之以鼻，“可以肯定，在这些参与者当中，认识文怀沙先生的人毕竟是少数，按常理讲，怀疑与肯定的概率应该是各占50％，然而却不是——这说明所谓‘欢迎参与调查’，其实就是‘欢迎起哄架秧子’。”

那艘中国商船被500发炮弹击沉，我很悲愤！

俄国炮舰连发500多炮，击沉一艘据说违法了的商船，这艘商船虽然挂一小国国旗，但船长和船员都是以中国人为主（在国际上，一般认为这种就是中国船，只是为了方便而挂其他国家国旗）。我现在先假设这艘中国商船严重违犯了俄罗斯法律，我甚至也自我假设这艘船上走私的是比毒大米更严重的军火，还假设这艘商船不听指挥一个劲地想逃跑，在这样假设之后，大家也都许得出这样结论：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无论是从俄罗斯法律还是国际法，它都有权开炮阻止“走私船”逃脱。那艘中国的商船侵犯了俄罗斯主权。

下面我给没有军事经验的朋友描绘一个场景：中国那只商船除非是经过严格改装的军事船只，否则，无论从他的吨位和船体设计上看，它都不可能逃过目前任何一艘俄罗斯军用和警用舰艇，更不用说能连续发500多发炮弹的军舰。这就是说，俄罗斯完全可以出动当时在场的船只拦截这艘商船，截停它后带回去扣留、检查、起诉，但它选择了开炮……

允许我再描绘一个场景：一艘军舰连续开了500发炮弹射击一艘商船，就算俄罗斯是目前世界上军事实力最低的国家，大家也知道，用军舰打商船，几乎是高射炮打蚊子，那是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只是我们这里说的老鼠是我们的中国同胞而已！

让我们设身处地：中国同胞在听到第一发炮弹的时候一定后悔了，但随后又有一百发炮弹、两百发炮弹、三百发炮弹……这个时候他们一定像受惊的老鼠一样四处躲猫猫，而在三百发炮弹的袭击下，那艘船要就是受到了重创，要就是没有人驾驶了，也就是说那艘船停了下来。

船上的那些中国“老鼠”一定很后悔，等着俄国人来抓他们，但俄国人没有来，来的继续是他们的炮弹，把那艘中国的商船当成靶子，一炮一炮的慢慢玩，那些开炮者可能还想象着船上的“老鼠”如何惊慌失措，从而很开心。他们一直发了五百多发炮弹，直到一艘大船被打得底朝天……

我很悲伤！很久没有写我老本行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了，今天却想写几句，可是我也知道“外交无小事”，而且我又不想惹起民族主义情绪，跟不想干涉俄罗斯“主权”，所以，我想换个角度写，我想谈谈在国际关系中，除了起主要支配作用的“利益”之外，普世价值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谈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除了强调“主权”之外，国际社会更加强调的是“人权”。在这里，主权是俄罗斯的，而人权是我们那几个象老鼠一样被他们灭掉了中国同胞！

普世价值在残忍的两次世界大战后逐步确立

支配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想，没有必要花时间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没有人会否认答案只有一个：利益，或者你加上两个字：国家利益。我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多少年，死记硬背了无数个国际关系理论和案例，到后来得出的结论也是这同一个答案。

可是，除了这个主要的因素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的因素，例如国家主权、国际法什么的，但仍然没有脱离国家利益的范围。有没有其他的超越了一国主权和利益的东西？或者说，如果只是利益在支配着国与国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

上个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两次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重温一下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你会惊讶的发现，这就是一部各国在利益博弈中讨价还价，在国际舞台上为本国利益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历史。或者你看一下这种历史的浓缩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段历史。看一下英国人多么聪明地绥靖了德国，看一下美国人多么潇洒地置身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外，看一下俄国人多么明智地和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从而保护了自己的主权完整等等，你会想，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真他妈的聪明，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关系中，都能够为自己的国家找到最大利益和最和平的环境。

可是二战还是打响了，而且随着科技进步、武器的发展以及国家私欲的膨胀，这次战争的残忍程度竟然超过了历史上所有战争的总和。

这场战争带给了人类什么样的思考？瓜分战败者？胜利者更加疯狂地扩充自己的利益？或者为下一场战争作准备？也许，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思考，当时的国家都在思考：人类为什么会如此残忍？我们的科技越来越发达，我们会不会有一天因为我们自己的利益而摧毁整个地球？我们这些国家难道除了各自的利益之外，就没有共同的东西？我们都有各自不同的主权，但是否有超越主权的共同的人权存在？有没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能够防止我们的私欲无限膨胀，防止我们对自己的国民和其他的国民作出残暴的事？

联合国成立后，《国际人权公约》（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应运而生。这是人类第一次共同探索普遍适用于各国的价值观。这个不是关于战争和国家利益的，甚至并不是大谈特谈主权，而是关于人权的。为什么？

因为当时全世界几乎都充分认识到：如果法西斯德国在它国境内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犹太人，那么它侵犯波兰后也一样会残忍地杀害波兰的犹太人和波兰人，而如果它能够残忍地杀害波兰人，那么，只要它有能力，他一定会屠杀俄国人、法国人，以及轰炸英国平民！

还有美国，当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烧杀奸掠的时候，它以为自己可以在太平洋那边独善其身，等到珍珠港事件后，它已经死伤了成百上千的官兵。

世界都看到了，如其说这些侵略国是在以武力追求国家利益，侵犯他国主权，不如说他们在用武力侵犯一个又一个个体生命的人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逐渐为各个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观产生并迅速蔓延，这得归功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但更应该归功于战争的残忍。

美国与伊拉克：利益和普世价值观

我想拿一个非常敏感也很难分析的例子来说明利益和普世价值观这两大因素在当今国际关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

美国侵略伊拉克，我们即便认为当时布什的情报确实出了差错，他们确实认为萨达姆有大规模性杀伤武器而侵占了伊拉克，那么是不是就可以把美国说得非常高尚，就不是出于国家利益呢？

当然不是，因为朝鲜不但不隐瞒大规模性杀伤武器，而且整天威胁美国，可美国为什么不打它？因为除了中国的因素，朝鲜的战略位置对美国没有什么重要，而且，以朝鲜的科技能力，即使有了核子弹头，真要发展洲际导弹以携带弹头达到美国本土，至少也得20年，不但美国，可能全世界都相信这个国家垮台的速度比它制造洲际导弹的速度要快。再说，朝鲜有石油吗？伊拉克所处的中东可是美国这个巨大引擎耐以运转的，如果真拿下了伊拉克，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善莫大焉。

当然我这些分析是忽视了其他一些因素，例如反恐的要求，可即便考虑进去，反恐也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这就是国家利益。然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以美国的军力，它迅速攻占伊拉克，战争结束了，美国胜利了。但后来又如何？大家看这几年来，美国在伊拉克泥足深陷，特别是伊拉克那些伪装成平民的恐怖分子，隔三岔五的袭击美国军人，结果造成了奇特的现象：美国所有伤亡几乎都是在他们打赢了那场战争后，裹着年轻尸体的袋子每个月都源源不断地运回美国，最终不但让美国人的神经崩溃，也让布什总统灰溜溜地下台。

那么，美国真的无法打赢这场战争？或者说一个可以在短时间内攻占一个国家的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难道连几个恐怖分子都对付不了？为什么？大家想了没有？如果你没有想通，那么你最好回忆一下当年和我们人口相差那么悬殊的日本军人怎么会用几十万人就把大半个中国征服得服服贴贴？屠杀，三光政策，强奸妇女再把她们用刺刀刺死，还有几乎每一个中国老人都记得的故事：我们的游击队员以偷袭的方式杀死一个日本人，结果日本人不分老幼，把你整个村子的人都灭掉！

美国为什么不用这种方法？如果它要用，请问，就算有十个伊拉克能不服服贴贴？你杀了我的军人，我作为占领军多杀你几个，或者就算把你所有拥有一些恐怖分子特征的人都杀掉，活埋，天会塌下来吗？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敢站出来向美国宣战？

还有，美国为什么一直承诺在伊拉克搞民主？为什么不直接扶植一个傀儡，或者干脆派遣一位美国人当伊拉克总统？把美国搞成沙特阿拉伯那样的君主国，有什么不行？

我想如果真这样做，绝对百分之百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士兵的尸体也会大幅度减少。但美国却没有这样做，而且，迄今为止，除了误伤平民之外，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美国人在伊拉克有意屠杀平民作为威慑。什么样的国家，在自己的四千多位士兵被冒充平民的恐怖分子杀死后，却一直自律，没有使用更加恐怖的报复手段？

普世价值，那种已经被二战后美国为首的世界各国都认可了的《人权宣言》中的普适价值。这种普世价值在处理国际关系是并不都能超越国家利益，但却绝对以各种方式方法限制国家利益的无限膨胀，其核心的价值观如人道和人权，在很多时候超越了主权的限制。如果时间推移回去，你也许不能阻止希特勒德国侵略欧洲，但你可以阻止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美国出于国家利益攻打伊拉克，它找的情报借口让我很鄙视，但它推翻了本身就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萨达姆（他带给伊拉克人民的伤害超过囤积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能做到的），让我暗中高兴，但这些都说不上让我尊重美国。

我尊重美国，是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且不说俄国人占领东三省时的所作所为，以及日本人侵占我国领土时那段惨痛的历史，纵观上下五千年，我没有看到一个武力如此雄厚的占领国，竟然让自己的士兵被占领国装扮成平民的恐怖分子杀死超过4000人，而一直没有对伊拉克平民做任何报复。美国人没有打赢伊拉克战争，但他们试图用士兵的尸体打赢一场意义更加深远的战争：人权的战争。仅仅从这一点来说，美国虽然还没有赢，但从来不把自己人民的权力当回事的萨达姆永远输了！

普世价值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让我们把画面再拉回到太平洋上，但暂时不要拉回到被500发炮弹击沉的中国商船那里，让我们把画面拉到太平洋另外一边。

曾几何时，来自中国大陆的偷渡和走私船只接二连三地非法进入美国海域，美国海岸巡防队受命驱逐，但是，从头到尾，我们没有看到美国军舰开炮，如果他们开炮了，即使不击沉那些船只，也许来自中国的偷渡船会知难而退，从而让美国人松一大口气。要知道，这些偷渡到美国的中国人素质之低，几乎在中国的大城市都没有资格申请到户口，但到了美国，却过一段时间都获得了绿卡，成为美国公民。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美国执法船碰翻了一个偷渡船，造成了人员伤亡，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那些幸免的偷渡客立即被引上岸，送到各个家庭，被妥善照顾起来，美国民众也开始了对美国执法队伍的连串责难。

大家知道，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一直磕磕碰碰的，而且还发生了美国（误）炸毁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中美之间的关系常常引起民众的愤怒。

与此相反的是俄罗斯却和中国的关系一直很和睦，很多时候大有互相联合共同抗击美国的劲头。虽然从历史上来说，俄罗斯对中国造成的伤害，要十数倍大于美国对中国的伤害，但中国的民众几乎没有一次对俄罗斯产生民族主义情绪。这实在是有些诡异，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一下生活在两个国家的华人华侨，那就更有了天壤之别。大家知道，俄罗斯多方刁难住在俄罗斯的华人，给他们做生意设置了种种限制和障碍，歧视中国人。而在美国，融入那里的几百万华人华侨不但享有完全一样的权力，而且由于华人的勤奋，平均生活水平还高于其他一些族群。

造成这些区别的是什么？显然并不是国家利益，而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可以说这种价值观本来就存在于一些国家和民族之中，但在几次残酷的战争之后，这种价值观也从几个民族、一些国家逐渐扩及到世界各地，得到广泛认同的同时，也渐渐成为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价值和道德准则。

中国应该在处理国际关系中兼顾利益与普世价值，重视主权和人权

去年一年由于很多年轻的网友对我有些过激的文字或爱国方式的误会，多次喊我“汉奸”。不过喊过多次之后，我对这个词都有些亲切了。后来一位朋友突然慎重其事地问我，老杨，你在什么情况下真会变成汉奸？

我本能的反应是马上摇头，想说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但我头脑里“嗡”地一下之后，却说，在我的祖国强大到侵略他国，并对他国的平民实行烧杀奸淫的时候，我一定会当一名“汉奸”，我会第一个反对我的国家。

那“嗡”的一声是我想到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时候，我曾经有很长时间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但后来因为几个日本人让我对整个日本改观。几位日本人，有的是老兵，有的是普通中年人，他们以各种方式揭露日本战时对中国人犯的罪，有的到中国南京大屠杀现场下跪。那一刻，我对他们充满了尊重，日本应该因为他们而自豪。

中国是否会强大，也许还太遥远，而且，我相信强大的中国也不会对任何国家和民族犯下以前其他民族和国家施加于她身上的滔天大罪。但我知道，作为世界上有最大的侨民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人口大国，我们本应该是第一个拥抱人权的国家，也是最应该关注那些以主权的名义侵犯人权的事例。这才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国为本，或者以政府为本。

在国际交往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着在需要利益和普世价值之间作评估和选择的时候，在主权和人权之间思考的时候。例如，很多半生不熟的国际问题专家认为朝鲜的存在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认为美国染指朝鲜是对中国的威胁，于是在这种国家利益和主权观念之下，我们很多时候无视发生在朝鲜的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的残忍的事。

实际上，与朝鲜这种国家的交往，本身已经在腐蚀我们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而且，和以前的越南一样，我们凭什么相信一个连自己的人民都不当回事的政权，会在关键时刻知恩图报地维护中国人的国家利益？

再例如，此时此刻，就在中国和俄国需要共渡经济危机，在两国刚刚签署了那么大经济合约的时候，却出现了俄国军舰炮轰我商船，把中国人当老鼠，视中国人生命如儿戏的事件。我们怎么办？为了我们国家利益，忍气吞声？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我看了一些评论，发现大多评论家很理智地认为不要因为这件插曲和小事影响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很显然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利益的。也许我们真的不希望得罪那个时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抗衡的俄罗斯，也许我们需要购买他们的武器以提升自己的军力，也许刚刚签定的合同对中国度过经济危机事关重要，也许这件事中牵涉的国家利益非同小可，也许过分反应就等同于干涉了俄罗斯主权，然而，如果我们在处理这件危机事件中，只考虑国家利益和主权，而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两国交往中的一些必须尊重的普世价值特别是对人权的尊重。

如果是那样，我有理由担心，在今后不久的将来，吞下苦果的仍然是我们自己，这个地球上对中华民族造成巨大的伤害的仍然是来自北方的威胁，最终有可能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正是那些我们今天为了“国家利益”而姑息养奸的国家和政权。

我想，对于一个弱小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崇尚国际交往中的普世价值，是保护他们自己根本无力保护的国家利益的最好办法；而对于一个强大的或者正在崛起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尊崇交往中各国都接受的人权和人道的普世价值，是让自己得到尊重从而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途径。

500发炮弹，击翻的是商船，提升的是主权，打沉的是人权——俄罗斯的主权和中国人的人权。

杨恒均 2009/2/21

许志永兄的探访京城黑监狱，主要揭示了在监狱之外，官方一些部门私设“刑堂”而造成的狱外关押访民。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自己乌纱帽，不让访民“上达天听”，不惜一切到京堵截上访民众正当维权，于是各种欺哄黑诈、禁闭羁押的手段，悉数用上。这在二十一世纪政治文明已成滚滚大潮之势的世界里，显得怪诞诡异，血腥黑暗。这便是中国社会人权不保、正义不彰的公开实证，无论用什么样的辩词，任何巧言令色都无法抹杀铁的事实。

不只是私设“刑堂”的黑监狱黑，就是真正的监狱里乌七八糟，光怪陆离的事也发生不少。犯罪人员在狱中不明不白死掉的事，近年来也不少见。继周老虎、俯卧撑、打酱油、查蚊子之后又来了“躲猫猫”事件，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各级政府在任何充满猫腻的事件发生后，不是让其真相大白，而是采取猫盖屎的方式来掩盖真相。把真相当作可以随意播弄的东西，愚弄民众愚弄社会，侮辱大家的智商，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托辞，冀图蒙混过关。犯人在狱中莫名其妙地死掉，却说是做“躲猫猫”的游戏而死，这样的结论，恐怕欺哄任何叫人类的动物，都无法使人相信。但官方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其当作致死之因公布出来，不是官方愚弄就是民众好欺，不是官方自大就是民众太弱，所以才有这样的荒唐的事发生。

“躲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让网民参与调查，以给民意主流战场的网民一个过得去的说法。这样的危机公关举措，是应该赞赏的。但官方总是低估民众智商，一再漠视民众会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产生疑问。譬如参与调查的网民是怎么选的？与各个利益方是什么关系？网民的现实职务、单位等有无公布？是否有省委宣传部唱双簧戏？网民能看到什么东西？网民的意见能否不受官方的打压和引导？网民不能接触事件的核心，那么他们参与的事件真相，怎么让人信服？诸多疑问，无不悬挂于心。可以这样说，网民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你省委宣传部召集他去，又在你云南省管辖范围内，有几个人敢得罪官方而说出真正的真相？官方召集网民参与的致命弱点，单是在此一点上就暴露无遗。

要言之，从诸多方面显示，网民参与不能保证事件真相的披露，只是一种公关危机招数上的新鲜而已。同时，也证明公检法的公信力在中国的彻底破产，“躲猫猫”就是一个显例。因为民众无法相信现在的公检法，因为执法不公、司法不独立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司法作为最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数次的崩溃，才有许多民众上访，才导致不少群体事件的发生，才导致像云南晋宁这样离奇的“躲猫猫”事件的发生。云南省委宣传部召集网民参与“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看似一招妙棋，其实背后突显了公检法公信力的彻底失信。这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政府包括公检法公信力的丧失，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不信任，不安与焦虑此起彼伏，从而造成社会群体理性的逐步丧失，给社会埋下诸多不稳的定时炸弹。

也就是说，要使“躲猫猫”事件的处理取信于民，必须建立真正的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使得政府的各项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来办理。而司法又必须独立，否则法治轨道只是成为领导权力的一种折射。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文明的变革，方能彻底的实现。否则令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都自叹不如的，荒诞诡异的“躲猫猫”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可以预言，一个不经民选的政府，最终会被诸如周老虎、俯卧撑、打酱油、查蚊子、躲猫猫等一看就荒诞怪异的事件，将其“伟光正”的画皮剥得精光。

2009年2月21日9：40分于成都

凡是成功的作家，不仅仅是一时成功。具有持久影响力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中大多是隐含着对真实和正义的追求，诺曼·马内阿的作品魅力也就在于此。我身处乡村僻地，“独学而无友”，直到今年初夏才在因特网上得知今年马内阿作品的中译本问世，最近找来他的作品一读，马上为他的魅力所倾倒。

随着阅读的深入，紧紧抓住我的是文字背后的马内阿的身世——在三个不同体制的世界生活的经验，他不仅是个出生在欧洲的边缘东南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而且作品中始终强调自己的犹太人同一性。这是难得的作为一个作家、文学家、学者的个人经验，正因为如此，他能够对二十世纪人类的悲剧、包括自己在内的悲剧中的各种角色有正确观察、描摹和判断。与另一位有在两种不同形态极权主义体制下个人经验的、战后写作获得成功的女作家马格利特·布伯－努曼（Margarete Buber-Neumann主要作品有：Als Gefangene bei Stalin und Hitler、Kafkas Freundin Milena、Von Potsdam nach Moskou等）相比，马内阿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不仅是个犹太人，还看到了斯大林阴魂残余的控制力在整个东欧、在他的祖国罗马尼亚大势已去，也看清失去旧时迷信后的人们的茫然、徘徊和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时候的危险。只有这样的个人经验，他才会在找到罗马尼亚的斯大林体制与罗马尼亚法西斯体制中隐蔽着一个暗藏的契合点——民族主义。而这种狂热最容易使得“文明社会在恐怖中消亡”，因为“外面的‘敌人’成为消灭内部‘嫌疑犯’的借口”〔1〕。1990年代巴尔干半岛上发生民族屠杀的悲剧证实了他的预言。

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二版补充了有关斯大林体制研究的部分，此书问世的半个世纪里，甚至在今天，人们还是很难把斯大林社会主义与希特勒纳粹主义相提并论。他们都持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即认为前者至少是为了追求一种人类共同的崇高理想，不像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是建立在庸俗的种族主义的基础上的。相反，不少没有亲身经历过纳粹体制恐惧的人们，则往往强调斯大林主义起源早于纳粹体制，终结迟于纳粹体制，在更大的历史时空中所犯的罪行留有更多的后遗症。这样的分歧，我们今天依然能在欧美著名学者立场对立的文字中见到。比如，特里·伊格尔顿的关于兹维坦·托多罗夫《希望与回忆》的书评（刊于2004年1月26期《新政治家》（New Politician））。

我们在《论小丑》（随笔集）、《流氓的归来》（回忆录）、《十月：八点钟》（短篇小说集）中可以见到马内阿在文本中不断穿插地回眸自己经历的往事，仿佛依然置身于这两种体制中，即使在叙说斯大林体制下恐怖生活的长篇小说《黑信封》里，这种穿插也留下间接的痕迹，这是因为作为一个1936年出生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的宿命。安东尼斯库政权配合纳粹的“最终解决”计划的法西斯暴行——马内阿五岁那年遭遇的阴影，成为梦魇终身挥之不去。马内阿的犹太性也就始终贯穿在他的作品中。

中国读者也许光凭这三部中译本，还不能很清楚地了解背马内阿童年苦难的背景。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叙说过罗马尼亚犹太人这段悲壮的苦难历史，她说：“要说二战以前罗马尼亚是欧洲反犹太人最激烈的国家，一点也不夸张。”1937年，也就是马内阿出生的第二年，为了配合德国纳粹反犹浪潮，罗马尼亚政府剥夺了四分之一犹太人居民的公民权；在安东尼斯库政权站在德、意法西斯一边，到二战前夕，继而剥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的国籍，制定了比德国还要严厉的镇压犹太人的法规。阿伦特认为，“安东尼斯库政权是最早正确地知道希特勒要‘最终解决’东方犹太人方案而且主动积极配合行动的政权”，即使1941年内讧中消灭了铁卫军之后，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对犹太人的迫害丝毫不比之前铁卫军制造的布加勒斯特惨案更逊色。安东尼斯库政权有他独特的罗马尼亚屠杀方式，把五千人塞进一列无到达期限的货车中，自生自灭而死亡的犹太人的尸体被并列悬挂在犹太人的肉食屠宰场里……。马内阿的回忆与阿伦特记叙的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法庭上幸存者证言一模一样：“炎炎夏日，火车在乡间漫无目的地打着转，直到饥饿、窒息的身体变为尸体。”〔2〕当他们不可能继续往苏联东部腹地运送犹太人的时候，便在境内建立起罗马尼亚自己的集中营；当艾希曼的助手党卫军利希特上尉来到罗马尼亚，继续准备运送二十万犹太人前往卢布林集中营时，得到的报告是：已经有十一万犹太人被送到德军占领下的苏联境内的伯格河对岸的两处森林里杀害了。尽管后来这个巴尔干半岛贿赂最盛行的国家的主人安东尼斯库改变了主意，要求每个渴望生存下去的犹太人以一千三百美元的代价换取移民巴勒斯坦的出境证明。因此，阿伦特说，安东尼斯库对待犹太人的恶行总比纳粹先走一步，这一买卖出现在希姆莱考虑要犹太人领袖做交易，让他们提供卡车来换取部分犹太人的生命的方案之前，那时安东尼斯库已经感觉到红军将到来，装出一种“中立”的姿态。1945年4月罗马尼亚投降苏联时，境内八十五万犹太人只剩下一半。次年4月，九岁的马内阿与他的家人也在大难不死被驱逐出境的回乡队伍之中，从乌克兰集中营回到了离开家乡苏恰瓦二十五公里的法尔提西尼镇上。

就是这四年间的刻骨铭心的苦难，使得马内阿在“白脸小丑”政权（齐奥塞斯库政权）垮台后从纽约的巴德学院返回祖国时，成了战前1935年同是犹太人的作家海希特－塞巴斯蒂安笔下的“流氓”——在同时代的文化人中那些反犹主义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极端种族主义者看来是“亵渎者”、“麻烦制造者”，虽然按照塞巴斯蒂安的解释，它却是指代“非党派人士、异己分子”〔3〕。因为远在北美的马内阿打开了罗马尼亚极端民族主义者们奉为当代罗马尼亚民族文化代表者的默塞·伊利亚特（《流氓的归来》中翻译成米恰尔·伊里亚德）尘封的劣迹。伊利亚特，一个早年的铁卫军“陆军上尉”、墨索里尼的拥护者，一个至死不以为当年误入歧途、不忏悔“幸运的罪”的学者（他的著作《神圣与世俗》的中译本2003年也在中国问世）。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与塞巴斯蒂安是朋友，因为他似乎不反犹太人。战后，1949年至1976年，受肖莱姆（Gershom Scholem）邀请和以色列学者一起到阿斯科纳讲授宗教学。后来，最使罗马尼亚狂热的“爱国者”们难以容忍的是，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正要以“新”的民族主义潮流与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白脸小丑”鼓吹的红色民族主义合流的时刻，马内阿1990年写成的那篇《幸运的罪》，揭破了他们崇拜的民族文化权威和偶像躯体上最丑恶、肮脏部分，并提醒这些可能会给罗马尼亚带来新的危机和悲剧。其实，马内阿的锐利之处倒不是挑破了伊利亚特这个偶像的个人历史上的劣迹，而是向刚摆脱二十世纪极权主义体制的罗马尼亚同胞、特别是向当年曾有过失的同胞提出了这样的警告：
　　
为什么不能公开抛弃自己过去的信仰，揭发罪行，揭露专制的制度，并且承担罪责？也许很少人能够有这样的勇气。那些极其少数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有良知的人。要想远离过去的错误，首先要敢于承认错误。归根结底，极权主义最致命的敌人不就是诚实吗？只有（良知能够在令人难堪的问题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和检查），才能让一个人远离腐败势力，远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4〕
　　
马内阿和阿伦特等许多极权主义的批判者一样，在追究这种体制下的罪责的时候，不主张体制下谁都是有罪的，因为那样也就等于谁都无罪。但是，他感到遗憾地说：“那些敢于诚实地面对极权主义悲剧的人，大多都是受害者，只有少数人是那些曾犯下罪行的人。如果这些有罪的见证人能够揭露罪行，我们也许不仅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同时也能更好地展望未来。但是人们总喜欢谈论他们无辜的苦难，却不敢直面自己对这些苦难应该承担的责任。”〔5〕马内阿一面批判了伊利亚特，一面警惕上世纪九十年代新的民族主义的抬头。恰在这时，芝加哥大学的宗教学教授约·贝鲁特·古利阿努教授在大白天被人暗杀在大学的厕所里。

诚然，人性最难超越的障碍恐怕就是对自己人生的否定，哪怕只是部分的否定。追究纳粹时期的罪责——关于恶的问题的讨论，德国人对历史的反省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深刻，雅斯贝尔斯的《罪责论》的呼声一开始并不能引起巨大反响。一直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的追问和推动下，对当年的罪责的追究才逐渐拉开帷幕。正如阿伦特所说的，文学家往往是社会中最先起来坚持抗争的人们，而且，因为二十世纪中前半，他们在极权体制中被边缘化了，陷入了困境，他们往往是犹太人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人作家对自己民族二十世纪悲剧表现出最大的关注。最著名者如阿梅利（Jean Améry）和列维（Primo Levi），他们都是被现代西欧社会同化了的犹太人。前者奥地利成长起来，到十九岁才知道依第绪语的存在——东方的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后者长在意大利一个没有犹太人的村子里，接受的是天主教教育，进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才听到依第绪语，之前都没有自己是个犹太人的意识，是奥斯维辛给他们强制地打上了“非犹太人的犹太人”的烙印，由此起他们终生“承认”自己是个犹太人，如果否定这一点的话，那么就是企图自我欺骗，逃脱历史赋予的沉重责任。安东尼斯库军事政权驱逐和乌克兰集中营的生活，同样也给马内阿打上了自我认识犹太性的烙印，尽管他与阿梅利和列维相比，遇到灾难时的年纪要幼小得多，战后也与阿梅利和列维生活在不同的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之中。

马内阿走上文坛，一开始就在犹太性的自我意识中写作，显得相当独特。因为在东欧，特别在罗马尼亚，关于屠杀犹太人的讨论，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还几乎是个未开拓的领域，尽管它是犹太人遭遇最野蛮、规模最大的屠杀地域，人们也回避这一艰难的追究。前不久《欧洲战后史》作者托尼·加特在《纽约书评》刊出的文章《关于战后欧洲“恶”的问题》（Tony Judt, On the ‘Problem of Evil’ in Postwar Europe,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February 14,2008）中，谈到其原因：虽然德国人是这场灾难的主凶，可是，东欧德军占领地区——波兰、乌克兰、拉脱维亚、克罗地亚，还有罗马尼亚，当地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是其帮凶，有不可推卸的罪责。还有一个原因，是苏、德双方在这一地区杀害的非犹太人的数量超过了犹太人牺牲者。加上东欧和中欧战后在苏联控制下，苏联的意识形态只强调纳粹体制的反苏一面，无论在历史书或者纪念活动中很少涉及关于犹太人遭受屠杀的真实内幕。何况斯大林主义的变种“白脸小丑”政权支配的罗马尼亚，踩在莫斯科与纽约的两根钢丝上杂耍，“为了寻求一种模棱两可的合法性，将旧式斯大林口号与极右派口号结合在一起”，“新风格”民族主义也是他用来激励人们热爱他的一个工具，所以想把有国际声誉的“伊利亚特当作圣人放入神龛”〔6〕。他们甚至还效仿战争中安东尼斯库的买卖，每一个希望移民以色列的犹太人需要交纳八千美元，以显示自己开明的形象。因此，这种“兼备了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特征”〔7〕造成的马内阿自身犹太人同一性是他敏锐的思维的动力。

化学家出身的作家列维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溺水者与救援者》提出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它叙述的波兰中部乌特杰市的犹太人社区的领袖罗姆科夫斯基（Chaim Rumkowski）陶醉于德国人赐予的“权力”，像一个滑稽的傀儡“君主”。列维的笔触对他既不嘲笑，也不愤慨，而是向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所有掌握权力的人们都会不幸地堕落？然而，结论是：强者都难以摆脱权力的诱惑，会为魔鬼服务。从建筑工程师改行的马内阿与列维的立场相当接近，他却要思考另一个伦理难题。因为他发现，非理性的一神教的诱惑、或者世俗的乌托邦式诱惑，一种伪装出现的“善”的诱惑，连后半生已经长期生活的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个世界——民主社会中的学术强人默塞·伊利亚特也难以抵御。列维受战后法国存在主义者的影响，是个左派，始终坚持纳粹的非理性的种族灭绝要比出于理性目的的斯大林主义劳改营的杀戮更加邪恶。这一点上，马内阿显示出他与列维不同的立场，他时刻警惕相对主义对历史罪恶的遮蔽，强调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不会是“某个极权主义的反对者，有意无意成为另一个极权主义的拥护者”〔8〕，这与他在战后罗马尼亚生活了四十年不无关系。作为罗马尼亚犹太人，他在这四十年间既不能像新罗马尼亚精英那样“径直进入无产者国际主义红色大门”，也没有像另一位犹太人作家斯坦哈特经过长期监狱生涯之后，晚年“皈依东正教乃至军团主义”〔9〕；更不是不走他的表哥阿里尔道路：投向犹太复国主义的怀抱里〔10〕，他处在这三者的夹缝中。犹太人知识分子，也和其他民族知识分子一样，有硬朗的脊梁骨，不依附任何强权。

马内阿与列维战后的生活环境有极大的反差，所以，他和列维最大的不同的是：列维大量作品围绕的核心主题是纳粹集中营中呈现的人性和罪责等伦理、政治问题；马内阿作品描绘出了另一种失去自由的种种故事。他的批判力和道德良知，不像列维那样在历史中煎熬，而是在现实中煎熬，他要不断抗拒被现实社会中的恐怖和谎言所同化。马内阿与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他的巨著《生存与命运》已经有中文版）的人生更为相似一些。他们都是犹太人出身，也都是放弃了自然科学志向，投身于文学创作的。可是，格罗斯曼出生在1905年，比马内阿大了三十一岁。与马内阿从小就有自己是犹太人的意识不一样，格罗斯曼生活在一个完全被俄罗斯人同化了的犹太人家庭，在卫国战争爆发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或自己的母亲是犹太人。希特勒的暴行使得他开始具有并一直保持犹太人的同一性。他的小说《生存与命运》中主人翁犹太人施托姆身上有着自己家族的影子。格罗斯曼作为从军作家，反攻德军进入波兰时，在特雷布林集中营亲眼目睹人间惨剧，写下了《特雷布林的地狱》报告文学作品。当时苏联政府为了号召外国犹太人参与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曾组织国际的“反法西斯犹太人委员会”，该委员会中有两名作家爱伦堡与格罗斯曼，他们负责撰写关于集中营的“黑皮书”。但是，随着冷战形势日益严酷，这种国际犹太人团体及其“黑皮书”在苏联都成了忌讳的东西。

桀骜不驯的马内阿从文的时代，比格罗斯曼稍微幸运一点点，因为已经进入后斯大林时代，禁锢固然仍旧存在，可是毕竟没有先前那么恐怖。即使他“1986年重新生活在四十年代”那样环境的险恶中，他还是要反抗，在坚持文学作品应该追求美，“应该符合一定的艺术标准”的同时，追求其有明确的主题。他认为作家“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管要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在最大限度上对真理与社会负责，他应该成为同胞可以信任的诚实的良知”〔11〕。他不喜欢神秘主义，认为“任何希望不辱使命的作家都应该跨越个体表达和公众需要之间的鸿沟”〔12〕。

马内阿五十岁踏上西柏林的土地开始的新生活，与在另一个欧洲边缘的保加利亚生活了二十四年后、在巴黎开始新的人生的兹维坦·托多罗夫是何等相似，平和的环境中过了好些日子后依然恐惧记忆犹新：“习惯的还只是黑暗和寒冷、监视和举报。”〔13〕此外，他们站在决定签证的（未来命运？）西欧国家的官员面前，明显感受到自己被作为来自另一世界的人特殊对待。但是，与托多罗夫不一样的是，马内阿意识到不仅有“白脸小丑”对自由的威胁带来的恐怖，还有孩提时代遭遇在心底里的阴影〔14〕。托多罗夫少年时代知性、智慧来自于博学的父亲以及索菲亚高级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马内阿成长得益于外祖父经营的“我们的书店”中的文化氛围，特别是舅舅阿里尔作为犹太人的忧患意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马内阿追求人性解放的作品，在“白脸小丑”的时代被帮闲文人指责为具有“欧洲精神”，这里的“欧洲”，就是指西欧，换言之，“欧洲精神”是“西欧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代名词而已。

可是，和许多流亡知识分子一样，马内阿在异国他乡依然用母语写作，母语是他连接祖国的桥梁，那片土地还有他的亲人。汉娜·阿伦特也说过德国给她留下的唯一财富是德语。他们都渴望一个充满真实和良知的祖国，离别是痛苦的，是最不得已的选择。他们无奈地“带着母语——我的家，走出去”〔15〕。如果读到《流氓的归来》中的马内阿与失明的老母离别前的那段催人泪下母子间的对话，我想没有人不为之动容。

马内阿的作品字里行间流露出他是一个犹太人。是哈德逊河谷的巴德学院收留了马内阿，巴德学院自从欧洲席卷纳粹狂飙之后，曾接纳了不少来自大西洋彼岸的犹太人知识分子，而他们带来了欧洲的人文传统，马内阿也是如此。犹太人女杰汉娜·阿伦特与丈夫布鲁歇尔也感谢巴德学院，这对与极权主义斗争到底的夫妇一起长眠在巴德学院的墓地。马内阿在回忆录中，不仅多次提起布拉格的卡夫卡，不用说那是犹太人在世界文学史上的骄傲，他也怀念1944年在纳粹集中营中去世的那位保护犹太人的捷克抵抗运动女杰米伦娜·耶森斯卡（Milena Jesenska）〔16〕。

二十世纪追究极权主义的源头的时候，那些充满了最高智慧的大师们也会尽量在离开自身传统遥远的地方去挖掘它的根源。俄国的索尔仁尼琴认为它起源于西方的近代人欲的喧嚣；德国的诺尔特（Ernst Nolte）认为它起源于法国人的过分激进或东方亚洲的非理性传统。格罗斯曼最初想要在自己俄罗斯民族内部找出它的根源，想从俄罗斯的文学传统中找到俄罗斯人对邪恶的亲和性，但是，他很快改变了这种尝试，因为他发现：无论哪个国家都可以看到存在着容易产生极权主义的共同的要素和条件，那就是一种肉体与精神、具体与抽象、日常的东西与崇高的东西相分离的倾向。当人相信灵魂能从肉体中独立出来的时候，更容易接受肉体的被隶属的现实。读了马内阿的《黑信封》，我们感到格罗斯曼探究也许是正确的。
　　
　　注释：
　　〔1〕〔4〕〔5〕〔7〕〔8〕〔11〕〔12〕（罗）诺曼·马内阿著，章艳译：《论小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113、114、176、2、192、189页。
　　〔2〕〔3〕〔6〕〔9〕〔10〕〔13〕〔14〕〔15〕〔16〕（罗）诺曼·马内阿著，邵文实、梁禾译：《流氓的归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203、20、381、206、86、43、47、226、325页。

　　诗经·邶风·击鼓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击鼓：誓言是一个哀恳的表情

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富有罗曼蒂克精神的人，喜欢强调自己的某种爱好，比如说，喜欢陕北民歌，这当然是个有益无害的爱好，我的问题是，同时还喜欢把这一爱好告诉别人。

是高调了一点，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有时会遇上同好，还有一次，遇到一个陕北人，他告诉我，陕北民歌大部分都有所本，像那首《三十里铺》，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是真的：

《三十里铺》这样唱道：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四妹子爱上个三哥哥，他是我的知心人。

四妹子今年一十六，三哥哥今年一十九，人人说咱二人天配就，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

叫一声凤英你不要哭，三哥哥走了回来哩，有什么话来你对我讲，心里不要害急。

洗了个手来和白面，三哥哥今天上前线，任务定在那定边县，三年二年不得见面。

时间：解放前，地点：绥德县三十里铺，人物：四妹子凤英和她的三哥哥，事件：相爱的人即将别离。

没有泉水叮咚茉莉花开的铺陈，也没有指东道西的扭捏，陕北民歌的表达向来单刀直入，直切你的神经末梢：“青羊上树吃树梢，舍身亡命和你交”“墙头上跑马还嫌低，面对面睡着还想你”，这样的爱情，如锋刃相交，无可躲避，那么好吧，就让我以性命迎上去，激情之外，更有真实打底。

而我听过的陕北民歌里，最为真实的，莫过于这首《三十里铺》，假如别的民歌算是文艺片，这一首，则是纪录片，听着它，总能回到许多年前的那个时刻，腰鼓舞得正欢，红旗迎风招展，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在这尘土飞扬的欢腾场景中，一个女孩子黯然退出，低下头，慢慢走，一种无能为力的哀伤，在她心头渗开。

“洗了个手和白面，三哥哥今天上前线”，她是要为他饯行吗？在那个时代里，是否有这样一个开放的空气，两情相悦的男女可以公然表达？“任务定在定边县，三年二年不得见面”，也就是三年二年而已，并不是不可以期待，为什么会伤感到“你把妹妹闪在半路口”？恋爱固然是只争朝夕，但她除了不舍，似乎还有一种对于未来的茫然乃至绝望。

许多时候，爱情不是一个特别有质感，可以握得很紧的东西，它太容易为造化所弄，大至战争和遥遥在望的功名，小至一个念头的改变，世界上总有这样那样的事，让爱情失脚。

《十八春》里，曼桢和世钧彼此相爱，她手指上已经戴上了他送的戒指，看上去一切都甚为妥当，没有什么障碍，然而，只是一夜之间，命运便让可以窥见的未来灰飞烟灭，他和她各行各路，许多年后再见面，拥抱之后，也只能叹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红楼梦》里那个慈祥又糊涂的薛姨妈，说起姻缘亦有高见：这一件事都是出人意料之外， 凭父母本人都愿意了，或是年年在一处的，以为是定了的亲事，若月下老人不用红线拴的，再不能到一处。

所谓月下老人的红线，正是个人意愿无法左右的命运，它永远是一种隐隐的威胁，巨兽一般，蹲在爱情的上方。所以相爱的人，一定要守在一起，有你的手在我手中，有你的眼眸映在我的眼眸，就能忘记之外的一整个世界，包括，那种惘惘的恐慌。

可是命运不会认输，它总有办法制造分离，让恐惧乘虚而入，将你的一颗心，重新摄入它的掌中。

这是它的惯技，千百年前，在河南汤阴一带，亦有人唱过同样的心情，《诗经·邶风》的这首《击鼓》，跟《三十里铺》情节极为相似：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诗里的男子，也是要从军而去，别人被指派在家乡修筑工事，他却要跟一位名叫孙子仲的将军远征南方。背井离乡的苦楚尚可忍耐，“与心爱者不能分离”的疼痛让人情何以堪？面对看不见的未来，他有这样的誓言：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契是聚合，阔是离散，死生聚散，这样的大事，我们确实是做不了主，但是，不管怎样，我都要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我仿佛看到这男子脸上哀恳的表情，与其说是承诺，不如说是宣言，不是说给心上人听的，而是说给自己，说给命运听的，它其实是一个挑战书，是渺小的人类，咬紧牙关，攥紧双拳，含着热泪，对于庞大的君临一切的命运的无畏挑战。

是的，你有能力翻云覆雨，有能力制造生离死别，可是，我还是要说，我要和她在一起，永远永远不能别离！

《三十里铺》里的三哥哥，说得没这么狠，但也有他一种自信：叫一声凤英不要哭，三哥哥走了回来哩。面对着哭哭啼啼的情人，他要她鼓足勇气，相信人定胜天：我必归来，与你同在。

不过他的安慰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三哥哥当兵坡坡里下，四妹子崖畔上灰塌塌，有心说句知心话，又怕人笑话。

他们的剧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理所当然地以为，有情人终成眷属，当我听说，在半个多世纪之后，还有可能见到当事人，亲眼见证这一经典爱情故事的结局，以我好奇八卦的天性，超强的行动力，以及善于煽风点火的抒情本能，不蠢蠢欲动是不可能的，于是，2000年的夏天，我第一次独自出门远行，就把陕北绥德，作为旅程中的重要一环。

那个阳光亮白的午后，我在绥德三十里铺下了车，除了公路边有个“三十里铺”的界石，我找不到任何传奇的蛛丝马迹。路边上山的入口，几个闲坐的人正在看着我，索性走过去，打听凤英和她的三哥哥的所在，却听到这样的消息：凤英嫁到黑家洼去了，三哥哥郝増喜早就死了。

不由一惊，再问难道凤英没有跟郝增喜成亲？回答说，没，郝増喜走后一年凤英就嫁了，郝増喜一辈子没有结婚。

便去去黑家洼。出租车拐进上山的路，这条被“走”出来的路，一边贴着黄土坡，一边临着山沟沟，当车子随着雨天轧出来的坎儿剧烈颠簸时，我紧紧抱住前面的椅背，并坚信是我这样勇毅的举动，维持了整个车身的平衡。

终于到了地方，跟村头男子打听凤英家在哪里，他支支吾吾，让我一头雾水，问他能不能带我去，他连说不敢。陕北的不敢，有“不能”的意思，以为他有事在身，只得懵懂地朝想象中的方向走去，走了一截路，上了一个坡，坡上是块菜地，三个女人蹲在那里种菜。

问，请问哪位是凤英老太太？一个女人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说，你找她干什么？我怎么说呢？因为喜欢那首民歌 ，就想看看她？突然觉得自己很无聊，但也只能这么说了，那女人说，她不在，你下去吧！

也许是黄土高坡上的风吹日晒，这女人的年龄看上去很是模糊，而且她又那么严厉，我猜她就是凤英，便一个劲儿跟她厮缠。就在这当儿，有个女人悄悄地翻到坡那边去了，后来我才意识到，她可能才是凤英本人，而这时，我还在不无委屈地应对眼前女子的驱逐。失望加上一路的惊吓，可能还带有一点想引人怜惜的作秀，我几乎就要哭出来，旁边的女子看不过眼了 ，说，孩子，她是凤英的女子，人家不愿意让你看，你就走吧。

既然已经说破，凤英的女儿索性爆发开来，她说得很快，我听不大明白，只听出中间不断重复一句话：俺娘是正经女子，俺娘是有儿子的人。又说，你赶快走，俺娘的儿子在下面看着呢。

我顺势看过去，果然，在坡下面，一个男子戒备地回头望向这边。

也只能下去了，但上坡容易下坡难，那沙土一踩一松，很是惊险，还是边上的女人，赶紧上来搀住我，又悄声说，凤英为这事，不知遭了多少艰难，一个儿子都四十多了，还没成家哩，俺这地方的人，讲究名誉。

原来，我们以为是美丽的传奇，对于当事人，却是一次又一次被揭起的痂疤，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够理解凤英的失信了，她不是信不过他，而是信不过命运，死生契阔的誓言，挣不来一个现世安稳。

再想那《诗经》里的男子，他有没有与心爱的女子白头偕老？炽热的美丽的爱情，总是诱使我们对它做善意的期待，然而，有诗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金闺梦里人——无定河正好流经绥德一带，这无定河边的无名白骨，没准也曾是某个女子梦萦魂牵的伟岸背影，在她心中，他独一无二举世无双，“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可是你跟命运这样说理？太拿自己当回事了吧。

假如誓言无法兑现，那么，眼含热泪郑重发誓的人，岂不是可笑而又可怜？不，起码，他们没有认输，没有轻易地臣服于命运的淫威之下，就像那个推着石头上山的西西弗，他不停地推，可是那石头太重了，又不停地滚下来，诸神认为，没有比做这种无效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但是加缪不着样看，石头落下是必然的命运，但西西弗“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

假如西西弗是幸福的，那么三十里铺的郝増喜，和《击鼓》里的男子也是幸福的，命运的石头正在下落，他们却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誓言，正是与命运的对抗。你说他们最后落了空？我却要说，他们挑战的那一刻就赢了，那一刻，爱情与他们同在，彼此深信不疑，茶道里的观念是“一得永得”，他们得到了一刻，就是得到了永远。

公营广播机构唯一该做的，就是把收益变成服务社会的资源

很多年前，当我还在电台工作时，我才晓得最令这个圈子头疼的，是一些文化艺术节目，以及专供长者或其他弱势社群收听的节目，因为它们全部赚不到钱。 文化的市场太小，广告商连瞧都不瞧；至于老人，他们又有多少消费能力呢？可是你不做不行，因为香港政府认为大气电波是种很稀有的公共资源，频谱有限（起码 在数码广播大行其道以前），给了你，人家就用不到了。所以即便是纯商业机构，只要占据了这么宝贵的公共资源，就必须负上应尽的社会义务，比方说制作些没有 商机但又不是不要紧的节目。“社会义务”，这正是全世界所有公营广播机构都该用来好好衡量自己表现的尺子，证明自己存在价值的依据。从英国的BBC、日本 的NHK、香港的RTHK，一直到大陆的中央电视台，全世界最早最大型的电子传媒几乎全是公营的。它们的存在绝非不证自明；相反地，它们应该向公民负责， 解释自己占据大气电波的理由。一般认为，比起民营的商业机构，公营广播机构的最大特点就是不能唯利是图，不该只以收视率和收听率去评断什么节目该做什么节 目不该做。文化节目很难牟利，但它对一个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长远发展至关紧要；科普节目一定不如电视剧受欢迎，可是它能开启民智增长见闻，假如连许多商业传 媒都要被迫拿出时段和成本去制作它们，一家公营机构又有什么理由拒绝一些高素质低收视的节目呢？

公营广播机构既接受公帑的补贴，又往往拥占了数量庞大的无线电频谱，就不能把广告收益当作肥己的利润，更不该耗巨款建造足以炫世的地标大楼。它唯一 该做的，就是把收益变成服务社会的资源。“服务社会”这四个字听起来很抽象，实际上的任务却很具体，其中之一就是提供一切有助于公民了解世事，使他们能够 更明智地参与和决定公共事务的信息及意见。前一阵子，BBC因为拒绝一个人道援助加沙难民的广告而备受英国朝野批评。这不只是因为它违反了客观中立的原 则，有过度偏向以色列之嫌；更因为它是一个公营广播机构，应该恪守更高的标准，力求不偏不倚地把这个世界全面地带到观众面前。拒播那条广告，在很多人看来 无异于剥夺了英国人了解全部真相的权利，使他们无法采取支持难民的实际行动。

ARD是德国最老牌的公营电视网。它的出现来源于前西德联邦宪法法庭对言论自由条文的解释，法官们认为国民的言论自由不能只是消极保障，还得积极地 促进，令国民知道影响国家的大小事务，监督政府的所作所为。由于过去纳粹留下来的阴影太深了，所以他们还特别指出ARD的工作之一是给人民随时批评政府的 机会，不要让国家再一次走向罪恶深渊。

尽管ARD陈义如此之高，但时日一久，它也难免堕落之讥。有学者说它已经从一个面向政府的“社会的游说者”（lobbyists for society）变成了“游说者的社团”（society for lobbyists），而变化的原因自然是商业势力的抬头。

公营广播机构商业化，甚至屈服于商界压力，以讨好巨贾名流为乐，似乎是全球大势所趋。于是这二三十年就一直有人提倡“公共广播运动”（请注意，是“ 公共”，而非“公营”），其理念就是把大气还给国民。如果传统公营传媒常常忽视了弱势社群和底层阶级，又或者在代表和呈现他们的时候扭曲了他们的声音；那 么它就应该挪出时段甚至频道，在财政和技术上支持平时在商业媒体上看不见的那些人，使他们对着全社会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走到这一步，他们其实已经逼近市场时代下公营广播的终极目标:让看不见的被看见，让被消音者发音。诚然，比起一座宏伟的建筑，一把真实而粗糙的底层声音，才真正是一家公营传媒之所以伟大的证明。

经济观察报：没有想到1980、1981年时你会这么悲观，那时大局势是好的，整个国家是往前走的。我还以为八十年代初大家都满怀希望呢。

艾未未：没有。有一种鼓动就说我们将实现四个现代化，生活相对自由一些这是肯定的，但是对我们来说，政治上的自由，要比经济上的富裕和生活上的舒适重要很多。

上次我问你有什么困惑，你说我们为什么遭受屈辱之后，仍然很少有人提问。你自己对这个困惑有答案吗？

我没有，我真是没答案。我也想，我老要折腾这些事干什么？有时候觉得，自己这样做 是不是很过分？你认为这个事情该怎么样，可是大家觉得这样也可以的，并不需要那么激烈，说孩子患结石了不就是去看病嘛。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一下 子就转换成赔偿问题了，实际上这远不只是赔偿问题，道理都没有讲清楚。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它转换成到底赔多少合适的问题，或者到底判哪几个人多少年的问题.

包括你说铁路，都买不到火车票，这当然是体制问题，没别的问题.你不能够满足市场需要的时候当然是你的问题了，不能把它转嫁成票贩子的问题，为什么全世界没有票贩子只有我们有？

好多文化人，包括张艺谋这些人，好像一到四五十岁，就从反叛者变成了权力的合作者，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同样是对一些基本价值的放弃。保持独立性是有困难的，保持独立性本身是对权 力的放弃，是对权力合法性的一种疑问，那么肯定是自残的，因为不获得权力你哪来的话语权？你怎么能够仍然发出声音？这是一个悖论。我觉得一个现代知识分子 在这些问题上不应该失去基本原则，否则太令人失望了。

那你是怎么做到既能坚持这些原则又能发出声音的？——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没有把自己置于一个很不好的处境里。

分析自己是有困难的。首先我不认为我真正具有话语权，我始终认为我个人最重要的是成为我个人，就是我的独立性。所以我并不依附于某种权力，无论是政治的，或者是文化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破坏性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我体验到生命的一些性质.

破坏性是指什么？

说起来好像有些残酷，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随时都有可能放弃，但是实际上那样意味着死亡。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挺清楚的。我为什么会有一些话语权？我觉得是我争取的，在需要说话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含糊过.只要我有话说，我都会说出来，而且会不掩饰。

你会考虑安全问题吗？

我说服过自己，我不说我更不安全。

为什么？

每一个人都在危险之中的，不要以为你不说话就不在危险之中。我是胆小，夜里走路大喊一声的话，可能就没那么胆小了。实际上我喊也是因为胆小，没那么胆大。

那你自己爱冒险吗？

按照常人的观点我是冒险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还是有算计的一个人，我觉得一个人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这有多大的险呢？我干什么了？何况我基本上不去按摩院，也没有什么税务问题.

那你觉得一个社会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

我觉得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说法，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怎么生存，三个人在一起怎么生 存，或者三十、三百、三千个怎么过的问题.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两个人的话容易，你说到哪儿去，我就高兴，你成一组织，我加入，那两个人多美呀。可第 三个怎么办，不好玩了。等三千万个、三个亿的时候，想干什么都不可能了，因为想干什么事的人都有。

这时候怎么办？我们要有一个法律，它是公平的、独立的，不受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左 右，当然不能受一组人的左右。公平这个东西，又是建立在最基本的一句废话上——人人生来平等。是穷是富，不管你什么样的背景，在什么人家里，都是平等的。 这可能是一个幻觉，但这个幻觉是必须得说出来的，要不然的话，大家就不服了，就会出现争斗了。

这是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规则.

但是保证这个规则的是什么呢？是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这个社会允许每个人说话，实际上前提是说，每个人说话是不一样的，我可以反对你的意见，要不然每个人说话干吗呢？

否则一个人说话就够了。

就是。人的生存权表现在他的表达权上，你是谁，你怎么想，你和世界的关系，实际上 是由于你的表达才出现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爱表达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是谁我说不清楚，我具有复杂性，所以我跟你说也好，跟别人说也好，实际上我也是在 琢磨这个事。但有的人他觉得不需要说，那也很好，但是让愿意说的人有说的权利，我觉得这是生命的一部分。

你对胡适和鲁迅怎么看？

胡适我没有看过他任何东西。鲁迅我小时候就看，最近又翻了一些鲁迅杂文。我并不觉 得他的语言有什么，或者他的学识有什么，但是我觉得他不妥协地把一些价值——最重要的是关于公平的意识——放在了他的几乎所有杂文当中，他是有非常清楚的 原则性的一个人。他的了不起，是他能把个人的处境和他的信仰分开，他并不是属于那个被压迫的阶级的，但是他能够意识到生命的这种价值。所以我觉得，无论是 他的尖刻也好，看事情的透彻程度也好，都不是其他中国知识分子能比的。

把个人的处境和他的信仰分开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人都会在什么身份下说什么样的话，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你什么样的身份。实际上鲁迅对他的身份是不太在意的，他比较在意的是中国人是怎么回事，中国文化是怎么回事，它的处境是怎么样的，这些事情确实让他很恼火。

你觉得他说清楚了吗？

我觉得说得相当清楚了。我看了鲁迅写的杂文，他所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他所讨厌的东西我都讨厌。中国年轻人，别的都可以不看，所有现代文学都可以不看，就是应该看鲁迅，只看鲁迅就行了。我自己也没看什么书。

你这是讨厌知识分子，然后就装得很没文化。

我们是真的没文化，装是装不出来的。没有文化，是丢脸的事情，但是知识分子好像比没有文化还要丢脸，所以没文化也没事。

北岛这些年一直在批判商业化对人的精神的沖击，你对北岛怎么看？

当你过于强调一个现实——无论它是诗的现实，或者说文化的现实，或者是政治的诉求 也好——如果太脱离我们现在的处境，我觉得他就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他就是虚假的状态.比如说过于强调所谓的文学性或者诗性，实际上你是在崇尚某种价值， 你认为这个价值别人是不具有的。你实际上是一种傲慢和一种莫名其妙的自我崇拜，从这点来说，是虚伪的，这是没有的一件事情。我们作为人只有我们今天的现 实，阳光照到脸上了，影子投到稿纸上了，没有比这个更多的现实。所以我觉得玩弄文字，或者说想希望制造某种崇拜，甚至追求某种经典，都有很虚伪的成分。

说说幸福吧。

幸福可能是说，这样是可以的，这样就可以了。跟满足是有关的，是你跟外界达到了言归于好，我觉得是一种自足的感觉.饥饿的人吃饱了饭觉得幸福，渴的人喝了水觉得幸福，有人买了一个相机都有可能觉得幸福。这个完全跟我们的需求有关，当你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你会觉得幸福。

可是对你这种自认为有破坏性的人……

你设定了一个不可满足的需求的时候，你会变得颓废，因为你知道你的需求是不可能被满足的。

那怎么办？

那你就把你的渴望，给它粉碎，阶段化和量化，分解成一个个小主体，来满足一个个小主体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幸福。阶段性的幸福肯定是以分钟和秒来算的。我们就是这样一秒一秒过的，少一秒都不行，你都过不去。

你对佛教那类东西感兴趣吗？

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我身上都有，我都来不及去收拾，资源那么大，我一天到晚狂奔，都走不到边界，我怎么可能会对另外一个东西感兴趣。

整理自2009-02-13 《经济观察报》 （作者博客）

文怀沙老先生早就享有“大师”声誉，笔者20年前在湖南乡下读中学时，文先生已是长髯飘飘、鹤发童颜的范儿。而今当年的文学少年变成无趣中年，文先生还是那副派头。近几年来，关于文老先生的“大师”含金量、壮年的往事，也有过争论，但影响不了老先生的盛名以及荧屏上谈笑风生的光辉形象。学者李辉先生近期一篇文章，将文老先生的“大师”面纱给无情地扒下来了。

李辉先生用的方法其实并不复杂，无非是事实考证加常识分析。李先生找到权威的资料，证明文先生出生于1921年而非1910年，所谓百岁老人犹能登坛论道的传奇也就不存在了，那么他所言的18岁被礼聘为教授实际上是7岁，根本不可能；其在上世纪60年代身陷囹圄并非因言罹祸，而是其他与政治无关的原因；以戴罪之身随便写一首讽刺江青的诗，怎可能那样轻易流入宫阙之内。在资讯发达的今天，稍微认真的人，只要用心，其实不难查证这些信息。可是，在李辉先生之前，没人去下这个功夫，或者说，多数人不愿意去管这个“闲事”。至于靠吸引眼球为生的一些媒体，其从业者压根儿不在乎文老先生自述是真是假，有些人更愿意向公众推出一位外表、做派、经历更像大师的老人。

在没有真大师的时代，就靠人为地去包装大师。大师，一旦可以包装出来，那就必定泛滥开来。今日中国被媒体冠以“大师”称号的人，恐怕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以前那些真大师地下有知，看到自己和后世学问不入流者，戴同一种标签的帽子，不知会作何感想。

当下媒体上大师泛滥，和每年热议诺贝尔文学奖一样，是人文精神稀缺、学术泡沫化的一种表征。一个没有文化的暴发户喜欢装有文化，一个没有大师的社会，喜欢胡乱批发大师的帽子。因为不自信，因为焦虑，需要这类概念打气壮胆，那么善于自我包装的人就如鱼得水，利用媒体为自己造势。他们深谙公众心理，知道哪些外在的信息容易打动人：如年长德劭，出自名门，气度不凡，经历坎坷，一身傲骨等等。因为多数人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往往靠观感或媒体的介绍来判断。比如，谁是国学大师，谁真正在《尚书》、《诗经》、《楚辞》上造诣很深，多数人哪能自己去了解相关信息再作判断，往往会受媒体的影响。而可悲的是，没有真大师活着作对比，或者真大师因没有眼球效应而默默无闻，那一定是被包装的大师的幸福时代。

在中国古代小说里面，常有一些仙风道骨自称活了几百岁的老人，如《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在杭州遇到一位老道，“左手自理着腰里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部大白须直垂过脐，飘飘有神仙之表。”自称活了三百岁，能炼煤成银。这“神仙”不久就病亡了，马二先生侥幸没受骗，知道这人不过是一位才六十六岁的村野匹夫。

这种人装神仙，扮大师，无非是为了骗钱。前不久北京就破获一个案子，一位九旬老翁冒充民国元勋李烈钧将军，骗了一位外籍华人的巨款。历史上某些士人，也会在外表、举止上显得与众不同，其出发点更多的是邀名，但名利一体，有名就有利。如魏晋和晚明时期，文人装“大师”成为某种风尚，但由于那个时代毕竟有不少的真大师在，多数装扮的“大师”难以成气候，多数被人忘记，毫无影响。有些真大师，也难免故作姿态，炒作造势，以博取更大的影响力。文老先生私淑的章太炎先生，也是靠真学问而被人看成大师的，舍此，十个“章疯子”合起来也不能被称为大师。真正学问博大的学者，也不需要靠曝光度、靠师承或者不俗的外表来显示其大师风范。钱穆中等师范毕业，冯友兰口吃，顾颉刚木讷，陈寅恪后二十年双目失明，且被“雪藏”多年……

武将，喜欢夸大自己斩获的人数，文人，喜欢夸耀自己的文才，此乃人之常情，算不得大毛病。文老先生这样经历过风浪的老人，晚年和身旁的人吹吹牛，也没什么。可吹牛的素材，被精心编制成一张越来越牢固的面纱，并以此面目在公众面前表演，那就是近乎优伶一样的人物了。不过，说到这里，我倒要替文老先生辩解一句：我说什么你们就信什么，活该！谁让这个时代患上“大师饥渴症”呢。

一。幸灾乐祸和变脸术

奥巴马就任之时，便是布什卸任之时。虽说中文媒体更多聚焦在了新任总统奥巴马身上，但对布什也没少报道。只不过，报道布什，大有幸灾乐祸和看笑话的意味。其实，布什卸任前一个月遭遇记者扔鞋，媒体就兴奋了很长时间，电视台翻来覆去把记者两度向布什掷鞋和布什闪避的镜头播了数次，对记者大加赞扬，封为英雄。某些学校也从中发现“科研”契机，课堂上搞起模拟记者向布什掷鞋、看怎样才能准确砸中布什的“科学实验”……

然而，现代社会，价值多元，国家首脑出访时或国内公共场合遭遇抗议性“袭击”，乃寻常事。处在首脑位置，就得习惯人们可能采取的类似表达方式——当然，比起西红柿、鸡蛋，鞋的个头是大了不少，但有人这样做了，要想阻止其他人仿效，互联网时代实在难。布什卸任前一天，不是又有几百名示威者在华盛顿特区向“白宫”（白屋）掷鞋？不论布什感受怎样，他都得泰然处之，既无权说这几百人是破坏分子，也无权以居高临下之态表示“宽恕”，说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对这类不可控的情绪表达，恐怕除了在保安上多加防范，最需要的，还是首脑们更豁达的心胸和应对的智慧。

可是借扔鞋事件掀起狂欢并乐此不疲的媒体（当然还有如杭州某校那样的迅速跟进者）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而且不愿想想，假如再发生同样情景，而主角换了，媒体如何变脸？模拟扔鞋“实验”的学校又当如何自处？真的还说来就来！不用说，媒体兴奋劲没了，绝大多数媒体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某些媒体实在回避不了，只好例行的、但多少有些尴尬地义正词严一番，便不出声了；脸皮特别厚的，毫不困难地把谴责和赞扬颠了个个儿，扔鞋者不仅不“英雄”了，还冠以了“卑鄙”、“破坏友谊”的严重字眼；以扔鞋试验一夜成名的学校则没了再接再厉、把“科学试验”进行到底的积极性。

幸灾乐祸是一种不良心态。对此，民间有不少智慧说法。这回前后不过个把月，教训就来了。只是，教训只对愿意吸取教训者有作用。

二。舍近求远、权力大过生命

扔鞋事件上，媒体的尴尬和变脸，不过是这里常态。只要媒体缺乏独立立场的情况不改变，这种自打耳光的事就会一再上演。对本国政要笔下生花，坏事变好事；放大别人的问题，除“朋友加弟兄”之外的别国事务尽量往坏处说，也是习惯性的。几年来，布什一直是众多媒体取笑对象，前后任总统职位交接时，更象抓住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大做文章的话题——可那个时候，国内很多理当成为媒体关注话题的事不是被淡化处理就是在媒体上根本不见踪影。其时，大面积旱灾已经持续数月，但媒体有功夫和兴趣议论他国卸任总统，却对眼前灾难避而不谈，不知道是不是怕扫了“盛世”春节的兴。终于实在捂不住了，旱灾只好“突然爆发”。眼下两场火灾，媒体舍近求远。澳大利亚山火从开头到现在，天天渲染，今天中午还在报道，但正月十五大裤衩的冲天大火只在媒体羞羞答答露了一下脸，就隐身了。

还说布什吧。

布什卸任那阵子，连同凤凰的各大媒体，提到他，少不了“失败的总统”、“被美国人民否定的总统”，“留下一个烂摊子”之类结论。而媒体用作“失败”、“被人民否定”的严重结论所津津乐道的依据，不外乎卸任时民调显示的低支持率，以及告别演说时美国媒体的报道重点不是布什演说而是飞机成功迫降哈德逊河。

然而，说“失败”、“被美国人民否定”，言之过早，理据也太勉强。告别演说恰逢民航班机成功迫降哈德逊河。在美国，生命的遇难或拯救本来就比总统更抢眼球，何况此次空难的成功避免堪称奇迹。用这一新闻抢了布什风头来证明布什失败或被否定，思维路数彻头彻尾是中国化的——这里无论再大灾难发生、再多生命遇险，占据新闻头条都一定是政要。这种权大于生命的报道顺序，在媒体，当然有难言之隐，但可悲的是很多媒体自我内化了这种趋权性，以至丧失独立而甘当权力附庸已成许多媒体的第二天性。这为人不齿，而以这种内化的奴性去解读他国事务，简直是贻笑大方。不过，从这种解读，倒可以按图索骥，还原其文化基因图谱。现在不是正折腾着要拿“有特色”的价值观去影响世界吗？先看看还原的基因图谱是什么模样，再折腾不迟。

三。低民意指数vs高满意度

拿布什卸任时民调显示的低支持率说事，也很没意思。没有哪个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政治人物不挑剔。美国除了几位死在任期的总统，历任总统卸任时极少能保持高支持率。不一定是总统们干得多么差，而是人民的要求高，人家清楚了解自己作为国家终极授权者的地位，清楚了解政府靠全体纳税人的税金在支撑，知道政府存在的理由就在于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做得好，不过是履行了本分，做得不好或被认为不好，民众的不满情绪会借助多样而畅通的表达渠道迅速反映出来，民意指数不断浮动也再正常不过，无论指数是高是低，都表征着民众与政府之间真实的互动；而独立媒体对政府没有表扬义务，他们的扒粪传统却会使其对政府任何失当举措或被认为“失当”的举措穷追不舍……成熟民主社会的这些条件其实使政府在舆论上先天就处于不利地位。掌握着公共权力的政府在舆论上先天不利，这很符合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的平衡原理。

这种社会下，人民不会因为不了解政府跟人民关系的真相，把政府或首脑当膜拜对象；不会因为不明白自己的权益而把政府及首脑当感恩对象。那种人民与政府关系彻底颠倒的国家中常见的对政要感激涕零画面，在民主国家是看不到的。布什在新奥尔良遭受卡特林娜飓风袭击时反应稍慢，立即招致强烈批评，赶快采取的种种补救措施也没法使批评停息，赴灾区视察，一直有民众抗议伴随。而四川大地震发生，人祸扩大了天灾，致使数十万人伤亡。不合格的民居建筑、特别是豆腐渣校舍是最大杀手，而国家救援队伍动作迟缓，不能及时到达现场，黄金72小时之内不允许外国救援队进入（之后准许进入，对于拯救生命来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等等，都人为扩大了伤亡。可几日后当某政要来视察，那些刚从废墟死里逃生、惊魂未定的小孩就被组织起来，烈日下举着“感谢谁谁谁”的标语在路边迎候。至今电视节目中都每天有刻意安排的“感激……”的画面，灾民们不仅要忍辱负重，还得时不时承担充当道具配合“送温暖”演出的任务。这种国情下，人们被告知对政府的满意度高，一定也不让人感到意外。但“高满意度”是没有可查询的出处的，即使真的搞了点“民意调查”，也象那个大概已经驰名中外的小康民调那样，答案事先印好，照着填就是，而且干部得包干到户，免得谁填错答案。除这些招数之外，还有一最重要因素能确保“高满意度”，即长期的欺骗宣传和愚民教育，而欺骗和愚民的主要着力点，是模糊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是遏制人的公民意识。所以，才会有如此荒唐的情景：许多灾民无论自己承受了多么大不该承受的牺牲、灾后被层层克扣了多少，也会因得到一点救助物质而对政府感激不尽。对于塑造这样的“民意”，媒体和现行学校教育功莫大焉！

如此“高满意度”充满欺骗、浸透血泪。有人居然好意思拿出来夸耀！居然蠢到引以为自豪！更蠢到从布什执政后期的低民调指数引出“中国最民主”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其惊世程度，不亚于中科院报告称中国是全球最负责任国家。

布什后期的民意指数的确低，但跟连出处都秘而不宣的、自封的、作为愚民结果的“高满意度”根本没有可比性。

四。巴望人倒霉，却未必倒霉

布什在以总统身份为国家服务时，克尽职守。在他任期内接连遇到的问题是过去的美国总统没有遇到的、至少没有集中到一位总统任上：导致近三千人丧生的911恐怖袭击、破坏程度超过南亚大海啸的卡特林娜飓风、民主党八年执政时就已经埋下种子的金融风暴及经济衰退……

布什团队积极应对了这些挑战。对911事件迅速、有力的反应，保卫了美国本土在之后七年多的安全；因911袭击而起的两场战争能不能实现预期目的，需要时间验证，但两个国家在缓慢的然而确实地进步。被这里主流传媒描绘得一塌糊涂的伊拉克，局势就并非那么糟。拥有了真实投票权的伊拉克人民，先是两年前冒着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高比例参加了投票，选举了临时政府；这个月则已经在平静气氛中成功举行了省级议会选举。诚然，布什的伊拉克政策有很多可质疑处，布什本人也因此而备受批评，但他不自封伟光正，错了，就坦坦荡荡地承认……卡特林娜飓风来袭，布什被批评为反应迟钝，后来再次遭遇风灾，有前一次教训，行动可谓雷厉风行。经济上，兑现了竞选承诺，其减税刺激经济政策，在第一个任期内成功地实现了美国经济高增长；金融风暴发生时，布什任期已近尾声，但对金融风暴带来的问题在任一天积极解决一天，为遏制经济颓势尽了最大努力……

服务期满就回归平民。象徐贲所说，卸下了暂时的职务，回复到永久性身份。这永久性身份无疑是公民身份，这是民主国家的人最尊严最重要的身份。

布什走得很尊严，权力交替时很绅士，不象某些人死皮赖脸在权位上恋栈，这边下来又上那边掌权，还操纵一干媒体歌功颂德。布什遵循美国传统，作为奥巴马的前任，给继任者留下便条后悄然离开。而功过，留待时间评价。

卸下公职，回到农场的布什，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观看落日的余晖，有时间和精力去开始新的计划——为建立以他命名的图书馆筹募资金和撰写自己的回忆录。跟历届总统的回忆录一样，既无须借助什么部门层层摊派购买，也不会成为禁书而遭封杀。——对政治人物来说，这样的结局难道不值得羡慕吗？

2009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