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孟子的国际法准则

那一天,齐国终于打胜了那场战争:把燕国给灭了。这样的好事一定不能“偷着乐”,得意洋洋的齐宣王又把孟子给请来神聊畅饮。

“这真是了不得啊,孟先生。你知道,战端未启的时候,这件事情还充满争议呢。打还是不打,说什么的都有。也是,燕国和我国军力相当,不敢说有胜利的把握啊。不过,真打起来,没有想到会那么顺利,五十天时间就大获全胜!你说,孟先生,这事岂不是有天相助?想起来,幸亏没有听那些反战派的主意。天助我时,却做缩头乌龟,回头老天一定会惩罚我的。当然,我还是要听听你的高见,吞并燕国这事对不对?”宣王满脸的诚意。

“这要取决于燕国百姓的态度呢。如果吞并它,燕国的百姓很高兴,那就取下。从前周武王就是这样做的一个范例。反之,如果燕国的百姓不喜欢,那就不应吞并人家。从前的周文王乃是这样做的一个范例。本来应该是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一场艰难战争,但是被征服的国家里却是百姓箪食壶浆,热情洋溢地欢迎你的军队,为什么呢?不就是为了摆脱水深火热的苦日子嘛。”

孟子的说法让宣王一个劲地点头,不过,孟子紧接着的一句话却多少有些费思量:

“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宣王暂时不去深究,把话题转到国际局势:“你也知道,虽然燕国的百姓欢迎我,但是国际舆论却是一片抗议之声,我听说一些国家还在密谋攻打我国。你说这可怎么办?”

孟子照例绕着弯子,引用历史上的例子讲他的道理:“臣听说七十里方圆的国家就能统一天下,从来没有听说纵横一千里的国家害怕别的国家的。《尚书》上说:‘汤一征,自葛始’(汤征服天下从葛那个国家开始)。天下的人都很信服他,以至于他向东边打,西边国家里的老百姓都抱怨;往南边进军,北边的人们发牢骚,纷纷议论说:‘为什么把我们放在征服日程的后面?’其他国家的老百姓盼望汤的军队就像大旱之年盼望雨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征服过程好像一点也没有影响当地的生活秩序,做生意的照常来往,农民照样下田。征服者诛杀了暴君以抚慰百姓,民众欢欣鼓舞,真是久旱禾苗逢甘霖呢。这就应了《尚书》里的话:‘徯我后,后来其苏’(盼王如救星,王来我新生)。”

说到这里,孟子停顿一下,看了一眼国王,神色多少有些不安,因为他也听到过一些关于齐国军队在燕国不好的行为,想跟齐宣王想说点直言不讳的话。他和宣王碰了一杯酒,还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如今燕国的国王残害百姓、鱼肉子民,你征伐他的国家,那里的民众把我们的军队看做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的救星。他们端着饭菜美酒迎接慰劳我军,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么。但是,我听到的有些消息却让我焦虑。齐国的军队在燕国杀戮不止,烧毁他们的宗庙祠堂,还把人家的一些国宝运回齐国,这如何得了?国际社会本来就对强大的齐国疑虑重重,吞并燕国后疆域又翻了一番,而且对百姓又如此残暴,岂不是引火烧身,引诱其他国家兴兵动武么?”

宣王脸色已经很难看了,只是因为孟子是自己请来的贵客,又是七十以上的老人,终不便发作。孟子何尝没有觉察出来宣王的心理,觉得也要给他出点正面的建议:

“你应该马上发布命令,遣回燕国的老少俘虏,停止搬运人家的宝器。关于当地的行政,应该跟燕国的人士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选择一位本国人担任国王,把军队撤出。如此这般,其他国家也许就不会兴兵犯我了。”

根据历史的记载,宣王没有听从孟子的劝告,齐国的结局当然也是很不幸的。第二年就在燕国与诸侯军队的合力进攻之下打了大败仗。尽管如此,孟子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所提出的一些国际法主张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果总结一下,孟子的主张包括下列几点:

其一,人权高于“主权”,不承认现在流行的“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那些实施暴政、残害百姓的君主,本身就没有合法性。本国百姓呼号无助的时候,外国的征服就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百姓欢迎与否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应该被征服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如何判断却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此其二。

其三,对于被征服国家的暴君应该加以严厉的惩罚,甚至可以诛杀,这也是为了抚慰受到残害的百姓的心灵。但是,依照怎样的程序作出惩罚,是否要设置一个特别的法庭,孟子没有言及。不过,过去孟子曾在跟齐宣王对话时讲过杀人的道理:“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这样的说法曾在近代被沈家本比附做陪审团审判。这样的程序要求是否也适用于对待一个涉嫌暴政罪的异国君主呢?

其四,征服他国的过程应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和对别国生活秩序的破坏。杀人父兄、掠人俘虏、毁人宗庙、迁人重器都是不允许的。

其五,一旦征服结束,暴君废黜,就应当与被征服国的人士协商,推举该国的新君主。一个不甚清楚的问题是,一个仁德之君,征服他国进而统一天下,在更广阔的地域上推行王道,不正是一个顺理成章的选择么?撤回军队,立本地人为王,似乎有些尊重领土完整的意思。这种建议是否因为在孟子的心目中,齐宣王还远远达不到周王那样的境界呢?

廖天琪:中国要美化自己的国际公关形象

前数日新华网上大陆学者在讨论国家的面子问题,人民大学公共传播研究所的胡百精副所长指出,要改善中国国家公关, 就必须建构“统一战线”,将国内的各类组织、大众媒体、学术精英、社会和宗教领袖,乃至临时聚合起来的社会公众都网罗进来,为己(党国)所用。此外,“海外精英、公众作为第三方话语同盟不可或缺”。胡先生还提出发展国家公关的两种武器:其一,“媒体外交”,要突破“西方舆论合围”,建议央视要聘用针对国的本土人才。其二,对海外意见领袖的游说和邀访,争取他们的支持,积极打造第三方话语盟军。所谓意见领袖,胡氏指出这不仅是议员、官员、学者、宗教领袖、公司首脑,还包括一些“名嘴、名笔”,只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就能事半功倍。总之,“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国际公关策略上都走隐形和显形两条道路。西方的公众人物、媒体和华人其实早就在大陆的国际公关统一战线上的名单里。近年来中国官方更是充分利用海外华人的爱国情结,直接间接通过他们侵入乃至渗透到西方的某些领域。美国这几年来各种经济和军事的间谍案,几乎没有例外地是由海外华人担任主角,他们或是出于“爱国”,或是出于利益驱动,成为中国政府在海外的隐形之手。在显形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因拥有全国的土地和资产而财大气粗的中国政府,开始注意改善自己的形象了,脱下毛装,换上西装,“美帝”也成为战略伙伴,“苏修”已到爪哇国,现在跟自己是同奔资本主义阵营的同盟军了。胡温政府的“和平崛起,和谐社会”点子,经张艺谋大导演在08京奥上以一个巨大的“和”字而让人印象深刻,然而胡温的谋略岂一个“和”字了得。当年“批林批孔”的杀气腾腾被如今羽扇纶巾的温文儒雅取代,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大张艳帜,贩卖孔老夫子的家当,成立孔子学会,宣扬起儒家文化了,表面看上去“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的中共成为素食者了。

西方的华语媒体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是留学生和华侨在国外寻求使用母语工作的很好机会,从八九天安门事件之后,大部分大陆留学生学成之后都滞留国外,他们人数远超过港台新加坡等地区来的总和,因此也很自然地就进入了华语媒体和西方的中国研究领域。本来这是可喜的事,如果华人能恪守职业道德,发挥自己文化语言上的优点,必能提升该领域的专业质量。然而这块阵地也正是中国政府国家公关路线图上的碉堡重镇,它岂会甘愿只当旁观者?

去年8月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的张丹红女士的事件将这个潜伏着的敏感问题曝光了。人们对张的指责和“赞美”,后来扩大成为对该电台整个中文部节目的批评,事实上都围绕着上述的两个主题:西方媒体里的中国形象和中国官方的隐形之手的红色渗透。自由民主国家里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敏感度和警觉性相对来说很弱,这其中还隐含有一种傲慢的自信, 认为东西阵营的对垒,结果不是自由民主一方胜利了吗,冷战已经结束,何必还疑心重重。或许两德的统一是一种历史上偶然大于必然的意外结果,1989年双方没有经过争抗、对峙,东德人民就唾弃自己的何内克政权而自愿回归西德了。许多德国人对于这种百年难遇的契机和奇迹并未充分体会到它的珍贵和价值,因而也就缺乏忧患意识。

然而两种制度和势力的对立和竞争从来不是优雅从容的,也绝不是单方面用宽容和理解就能让对方武装解甲的。西方的六八世代,即1968年西方的学生运动中涌现的青年们,从反越战到反权威和反传统,一路反下来逐渐形成了七八十年代和平运动的中心主导思想,他们要求西方民主阵营单方面裁军,要求成立无核区,反对美国在欧洲驻扎核导弹和军队。好在政治家们老成持重,没有被这些理想主义冲昏头的青年一代迷惑住,他们坚持军备竞赛,终于拖垮了苏联大帝国。当年的六八世代的青年们如今大多数都进入社会成为政治界和文化教育新闻界的中坚分子,像德国前任外交部长费雪和总理施罗德都是当年的街头运动家。六八世代的人还保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如上所述,他们缺乏忧患意识,在面对红色渗透和对方其他的隐形手段时,他们太大而化之。

德国之声的台长贝特曼先生和节目主任格拉姆施于2月6日就张丹红事件引发的争论举办了一个思想交流会,笔者应邀参加,也谈到上述这两个问题。德国之声作为西方的大型媒体是中国政府瞄准的目标,而自己的工作人员违背新闻职业的道德、为一个钳制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政权公开大唱赞歌,这样的尴尬情况可能只有在德国社会才会出现,这里的劳工法和工会几乎是无条件地保护雇员,连一个违反公司宗旨和纪律的雇员的权利都还是受到保护的。显然用法律的手段不能让一位违纪和违背职业道德的记者离职,唯一的办法也许只有诉诸当事人的良知和自尊心了,选择自己的道路吧。如果真的“爱国”,并且认为这个政府比世界上任何政府更能为人民造福,那么何不归去?“祖国”的大门为你开着。

在谈到美化自己的形象上,中国政府在认识上有一个误区, 以为形象好比一只金戒指,只要下重金就可以打造得美轮美奂。差矣,国家的形象就好像人的气质,是靠内在的修养烘托出来的。一个公平正义的法制社会,腐败畸形的现象相对少得多,就像西方民主社会,纵有千般不是的面孔,但是绝顶丑陋的面向毕竟不多。中国形象经常丑陋险恶,是因为法制不张,正义不显,阿Q头上的癞痢是个事实,怎能怪西方媒体的指指点点?若自己再去涂脂抹粉地打造形象,只能愈弄愈糟。想在西方媒体里有较好的形象,唯一的办法是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 让人们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来判断。像胡佳、刘晓波这样被政府关押的异议分子,他们的头上都已经生出光环,成为圣者和烈士,如果政府将他们释放,他们头上的光环会立即消失,成为普通的寻常百姓。像刘晓波和其他的勇敢的零八宪章的联署人,代表了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德,是社会的财富和资源,只有最愚蠢的政权才会去摧残自己社会的精英。像胡百精这样百般精明的官方学者,何不好好献计献策,中国的国际公关路线图上的第一站就是各地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快快把一切因言致罪的良心犯无罪释放,不花一分钱就能取得举世的瞩目和赞美,何不为之?

李昌玉:镇反,下调杀人比例,北京减斩四百

毛泽东是暴力革命的忠实信徒。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只要不是得了健忘症的,都不会忘记了下面这几句“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这是毛泽东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的理论总结,可是过了40年,在夺得政权之后,对于已经打翻在地的“敌人”,是否还要采取“暴烈行动”呢?我们这些年过七十的老人,从易帜之变看到文革全过程,看了毛氏主政的27年,证明毛泽东无论在夺权之前还是在夺权之后,他始终不渝地追求“暴烈行动”。夺得政权之后,毛泽东最初采取的“暴烈行动”是对付打倒在地的敌人,即反革命,后来一步步就延及到“自己人、同志、战友”,一直到国家主席刘少奇。所以,毛泽东自比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上是“斯大林加秦始皇”。他洋洋得意的是杀的人比秦始皇多一百倍。

镇反运动杀的是“敌人”,权倾全党全军全国的毛泽东因此可以肆无忌惮地杀,随心所欲地杀,口出法随地杀,像刘少奇,对于镇反当然是毫无异议的支持者。当时党内高层公认毛泽东的这个原则,就是对于打倒在地的反动派“绝不施仁政”,可是发展到后来,给刘少奇一旦带上“叛徒、内奸、工贼”的帽子,他也被扫进了狗屎堆,当然享受不到“仁政”的慈悲了。由此可见,为“反革命”捍卫人权原则,施行仁政,其实也是“保卫”自己。

我在《镇反运动的总指挥毛泽东》一文中,引录了毛泽东4月30日《转发西南局关于镇反问题给川北区党委的指示的批语》。该批语道:“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不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有特殊情况者可以超过这个比例,但须得中央局批准,并报告中央备案。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例如北京人口二百万,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已杀七百,拟再杀七百左右,共杀一千四百左右就够了。”

按照这个指示,北京杀1400人,占北京人口的0·7‰,符合“少于千分之一”的指标。按照1‰的比例,则要杀2000人,这不知是不是毛泽东对天子脚下的紫禁城,还心存一点恩宠。

半个月后,毛泽东批转《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时,把杀反革命“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之后,补充了一句“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然后,仍然举例北京道:“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则由原计划杀1400人减为1000人,再次施恩。下面我抄录原文如下——其中凡是加了下划线的文字都是毛泽东添加的:

“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比例以内:在农村中,一般应不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特殊情况必须超过者,须经中央局批准,并报中央备案,但亦不应超过太多。……在城市中杀反革命,一般应低于人口的千分之一,以千分之零点五为适宜。例如北京二百万人口,已杀六百多,准备再杀三百多,共杀一千人左右也就够了。这里的原则是:对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 ,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并 迅即执行 。对于没有血债、民愤不大和虽然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但尚未达到最严重的程度、而又罪该处死者,应当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从文字表达的角度看,表述更加严密了,但是法学术语看,诸如“ 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 ”、“ 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 ”,仍然是很不科学的概念,弹性何其大也!

可是,毛泽东在这里没有说明为什么仅仅过了半个月,他就把城市杀人比例缩小一半。仍然以北京为例,二百万人口的北京,15天前,御口一开,杀1400人,仅仅才过了15天,龙颜开恩,减斩400,是因为经过调查,北京待处决的反革命分子中,属于“有血债或其他最严重的罪行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和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必须坚决地判处死刑”的人,只有1000人,达不到1400人或者2000人吗?

无论如何,仅仅相隔半个月,毛泽东就把城市杀人比例减少了一半,北京则隆恩浩荡,可以少杀400人了。在上海,600万人口的城市,后来执行的是杀3000人的指标,否则要杀6000人。

再说,这个决议中所谓“迅即执行”并非是新的指示。镇反运动中,毛泽东实在是杀人心切,全国各地哪里杀得越多越快,他越满意。也许,北京市公安局在接到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之前,已经把某些后来可能属于要处决的1000人之外却可以不杀的反革命处决了。

反正是杀不杀,照上海话说,就是看谁的额角头高不高了。至于北京最后杀了多少反革命,是1400人,还是1000人?在下无可奉告,不过,据该年人民日报3月25日报道,北京市公安局罗瑞卿兼局长在市区各界人民代表扩大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说“不久之前处决了五十八个反革命罪犯”,5月22日报道,罗瑞卿在同样的会议上说,“上次开会后,枪毙了一百九十九名反革命罪犯”,这次会后,要处死的反革命罪犯共有二百二十一人,三个数字相加,共计478人。可是,毛泽东在4月30日说,北京已杀七百,5月半说已杀六百多,这和罗瑞卿发表的数字很不一样了。在北京,统计出来的杀人数字,都能相差这么大,那么这简直是一场杀人游戏了。

再说,北京有“已捕及将捕人犯一万”,要在一万人犯中迅速筛选出要处决的1000人,谈何容易?这个《公安会议决议》规定,“争取在七月底以前,杀掉预计数字的三分之二”,这个“七月”的时间限制,是毛泽东添加或改动的,那么要在接到这个指示后的两个半月内,准确调查清楚一万人犯的罪行材料,从中筛选出七月底前要杀的剩余指标。北京的镇反运动是毛泽东亲自抓的典型,有先行一步的特点,如果确如毛泽东所说,北京已杀六百多或七百,那就已经达标了。

北京人应该记得,相隔53年之前,灯市口杀害戊戌六君子的盛典,比起这次斩杀上千“反革命”来,大概就黯然失色了。

历史叫我们反思:在枪杆子夺得政权之后,胜利者对于即使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他们应该不应该享受司法的公正审判?他们应该不应该享受人权的保护?我们不妨想想在那之前五六年才举行的震动全世界的纽伦堡、东京国际大审判,同盟国是怎样审判德国战犯、日本战犯的,难道杀“反革命”就可以不需要司法的公正审判吗?

(2009-2-9于山东大学附中)

昝爱宗:官方以“爱国”主导政教关系实则干涉宗教自由

中国是一个宗教信仰人口众多的国家之一,据2007年2月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课题组2003~2006年在中国30个城市对4569个样本的抽样调查,及其按照中国现有人口比例的推算,中国16岁及以上的公民中31.4%的人有宗教信仰,估计中国目前具有宗教信仰的总人口在3亿人以上。据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在《中国宗教报告2008》中的说法,就中国当代宗教状况而言,这一结果使”以往中国信教人数只有1亿人”的说法受到挑战。中国人口达13亿,有3亿信众比例并不高,但已是2005年4月官方公布的官方数据的三倍。

官方只承认中国有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新教,若把各种民间信仰等各类”宗教”算进去,上述报告为3亿的数字则显然估计少了,因为多年前海外统计机构就有中国民间信教人数有近3亿人,其中基督新教和天主教近1亿人的估计。而按中国官方的说法,则是信众人数更少,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中国基督教协会系政府批准的新教组织,该组织发言人估计,至少有2000万市民在官方教堂做礼拜。2008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国部分(美国国务院发布)援引佩尤研究中心预计,约有5000万到7000万中国基督教徒信教未经政府批准。另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报道,有530万人来其教堂中做礼拜,并估计,还有1200万甚至更多的人在不隶属于该爱国会的未登记天主教教堂中做礼拜。此外,政府宗教官员的说法又不一样,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王作安在公开发表的《我国宗教状况的新变化》一文中称:通常的说法是有1亿多人信仰各种宗教,这仅仅是一种统计加估计的结果。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统计,基督教信教人数为1600万人,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初期的70万人相比,增长十分迅速。这个统计数字不包括那些不进经政府登记批准开放的教堂(活动点)的基督徒,因此基督徒的实际数量比这个统计数字要大(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统计,我国有天主教徒550万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受天主教地下势力影响的教徒)。据一些地方的调查,不进开放教堂活动的基督徒少于在开放教堂参加活动的基督徒。国外有的机构宣称中国有6000万~8000万名基督徒,”是毫无根据的臆测,或者纯粹是炒作”。

中国信众人数到底多少,恐怕是一个敏感数字。中国官方向来”宗教无小事”,宗教往往与政治脱不开干系。根据中国”政教关系”之中”政”与”教”各自的特点,实际上是宗教学者卓新平所称的中国特色的”政教主从”(即”政主教从”)等关系,而其处理乃靠”法律”来进行,政府进而”依法”对宗教”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监督、掌控。这里真正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法律,而是政治,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敏感和监控,在政治优先的”爱国爱教”的条件主导下,是无法使”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的。卓新平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问题与思路》论文中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宗教基本上是一种”政治性”或”准政治性”构建,也正因为这种”政治化” 才使之具有”合法” 或”官方宗教”的地位。这种定位在”爱国爱教”的鲜明口号或标志上得以体认或确认,所蕴含的乃是政治与宗教的正面结合,以及政治为其前提和基础、宗教依此来生存和发展的独特结构。在此,”爱国”是政治意义上的,”爱教”则是信仰意义上的;”爱国”更多表现在社会活动、政治参与上,而”爱教”则主要为内心情感的流露、精神向往的追求。当两者统一时,政治和宗教均能发挥其社会正功能;但一旦两者出现矛盾或对立,其社会负功能亦会显现出来。因此,政治与宗教的这种”结合”乃”双刃剑”,不能幻想其只会保持一种”功能”。例如,若分析20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导下的存在状况,当时”爱国”显然比”爱教”有着更为突出、更加重要的位置;若不”爱国”则不可能真正”爱教”,甚至会导致宗教的生存危机或迅速消亡。这样,”爱国爱教”且”爱国”在先、”爱教”在后乃成为中国内地几十年来宗教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定式。在今天”全球化”宗教跨国际、跨民族、跨地域的”普世性”诉求中,虽然不少国家和地区仍会靠其宗教来维系、保护其”国”之生存和发展,但同样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以”普世信仰”支撑的”爱教”淡化、架空或放弃”爱国”的迹象和动向。所以,靠”政治”来支持或支撑”宗教”有其相对性和”失效”的可能;反之亦然,若用”宗教”来维护、帮助”政治”,同样会出现其缺漏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在趋于越来越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当代社会,”政教关系”已多元嬗变、日益复杂,中国以往以”政”主”教”或靠”政”定”教”的局面正受到挑战、经受着考验,这在当今宗教建构、体制之复杂重组上已显端倪。

真正让宗教的归宗教,政治的归政治,才符合普世价值下的和谐社会要求,才不至于任由市场经济导致信仰真空和价值混乱。宗教通过宣讲教义,引导教徒心灵得释放,摆脱物质诱惑,化解焦虑和不满,达到心理平衡和内心安宁,宗教的这种教化功能不仅对信众有教化作用,对一部分不信教的人也会产生吸引力。人生在世,需要有精神寄托,不信这个就信那个,尤其是当物质生活日益丰富后,人们会更加重视得到精神上的满足,追求自身需要的精神生活,探寻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就成为一个重要选项。由此可见,物质财富的多与少、文化程度的高与低,都不是人们是否信仰宗教的终极因素,需要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及人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中来思考这个问题。就此意义来说,中共官方若爱中国而非单单维持一党执政之私,就应当尊重信仰自由,”政治的归政治”、”宗教的归宗教”(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停止以”爱国”为名干涉或监控宗教自由,开放对《圣经》的出版、印刷、发行和进入新华书店和图书馆的限制,自由出版各类基督教宗教信仰读物,和谐宗教信徒,开放海内外信徒及教会到中国自由传教,开放家庭教会,这样坚持下去,很快就会富有成效实现基督化,甚至13亿人都是基督的信徒,别国就不会动辄对我进行有关”迫害宗教”及”侵犯人权”的指责了,中国就会真的能够早日实现大国崛起、树立大国价值观了。

崔卫平:我是一只草泥马

最近“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引起了“草泥族”与“河蟹族”之间矛盾的升级,必须有人对于这种“民族隔阂”的行为承担责任。

——题记

一、视频

最 近网络上有两个东西陡然蹿红,点击率飙升,这就是视频《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以及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前些日子我将它们发给一些朋友,但是很少有人回 复我,弄得我很落寞,以致不得不拿起电话,一一打上门去询问,问他们收到没有,但还是很少有人作出恰当反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调查研究之后发现,责任是 我自己的,我自己没有将背景交代清楚,弄得别人一头雾水。当然,如果没有适当的复习参考资料,光是看看这样的字句排列是不知所云的:

在那荒茫美丽马勒戈壁
有一群草泥马,
他们活泼又聪明,
他们调皮又灵敏,
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草泥马戈壁,
他们顽强勇敢克服艰苦环境。

噢,卧槽的草泥马!
噢,狂槽的草泥马!
他们为了卧草不被吃掉 打败了河蟹,
河蟹从此消失草泥马戈壁

这是那首童声合唱《草泥马之歌》的歌词,原来的曲子是动画片《蓝精灵》的主题歌。这样一种扑朔迷离的东西,即使我将其翻译过的英文放在这里,也未必有人明白得更多:

There is a herd of Grass Mud Horses
In the wild and beautiful Ma Le Desert
They are lively and intelligent
they are fun-loving and nimble
They live freely in the Ma Le Desert
They are courageous, tenacious, and overcome the difficult environment

Oh lying down Grass Mud Horse
Oh running wild Grass Mud Horse
They defeated river crabs  in order to protect their grass land
River crabs forever disappeared from Ma Le Desert

而 “动物世界特别篇”《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它拥有一个“科学知识”的外表,一开头看上去还真是那么回事,说是“在苍茫而美丽的马勒戈壁上,生活着一群顽 强的草泥马,要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这里的恶劣环境生存下来,那就请跟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动物世界。”接着就讲了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草泥马的生活本来就够 艰难的,它们只吃一种草,但是更加不幸的是突然来了河蟹,将草泥马的食物抢走,草泥马因此无法生存。这里世代居住的人们“本来是卖马匹的,现在改行割皮包 去了。”

据同济大学文化批评学者王晓渔先生介绍,其中的关键词:“草泥马”、“河蟹”、“马勒戈壁”以及播报主持人的名字“鹑鸽”、“雅蠛蝶”都是在网络上流行许久的暗语,已经有了丰富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回则又一次掀起狂潮。此前有过四大神兽的说法,也有十大神兽的说法,都是一些隐语,将不该说的某个词通过谐音而说了出来。笔者愚钝,十大神兽中,仍有几位不明就里。

在网上同样流行的还有比如《动画版草泥马之歌》,是模仿新疆的曲调,连说带唱,冬不拉和小鼓伴奏。还有一个只有十来秒的叫做“传说中的神兽草泥马军团”,多个草泥马在军乐伴奏中昂然阔步地前行。应该交代,所谓草泥马的原型,其实是生活在澳洲的一种动物,叫做羊驼。

(本来文中都有链接的,故第一小节称之为“视频”。听从朋友劝告,防止它们进一步被河蟹,故将链接全部删去。敬请看官务必自己google一下。)

二、缘起和结果

那个《马勒戈壁上的草泥马》应该出现得稍早,大约是2009年1月底,童声合唱的《草泥马之歌》如果没有搞错的话,应该是2月初。所有这些东西的出现,直接与进入2009年以来一项叫做“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有关,简称“反低俗”。人们将对于该项“行动”的情绪,释放到这些“恶搞”的活动中去了。

这个“专项行动”对于知识分子有点隔膜,他们或许会想,至少这件事情与自己没有关系,怎么着也不会栽到这种事情上面。需要提醒的是,在许多方面,这件事情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有着非常相似之处。官方称,“截至2月10日,专项整治行动中已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1911家,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69个。”官方并先后公布了四批涉及低俗网站名单,其中有新浪、搜狐、百度、腾讯、令人讶异的是“豆瓣”这样长期被认为是高品位的“小资网站”,也在被点名、需要严厉整治之列。

就不去从头介绍“豆瓣网”了,那样故事显得太长,也像是做广告。有一位网友写道:“何曾几时,我希望豆瓣变成我们80后的思想阵地,表达出我们真正的思想主张,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自己隔三差五去这里一个“去九点”的网页http://9.douban.com/,从中了解此刻的年轻人在读什么书,他们怎么读书,因此对于豆瓣的情况比较关心。豆瓣的重要特色是有许多活动小组,至于这些小组怎么形成的,请看这里http://www.prower.cn/interaction/543.有人同时在这里参加十来个小组,在这次“专项行动”中,许许多多的小组纷纷被解散。

请看看这些被解散的小组中,有哪些是属于低俗的?

“炎黄春秋”小组、“南方周末”小组、“北方周末”小组(以及北方周末2.0小组、北方周末3.0小 组)、“民主社会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小组、“悼念张志新”小组、“亚洲周刊”小组、“台湾政治”小组、“言论自由”小组、“请给思想以自由”小 组,还有比如“贺卫方”小组、“冉云飞”小组、“徐友渔”小组、“哈维尔”小组,“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小组、“牛博群”小组。(删去链接)贺卫方先生本 人在他的新浪博客里提到了这件事情,有一位叫做尚高升的网友,在贺先生的博客留言中写道:“贺卫方小组聚集了国内很多重要思考者,他们理性、严肃,有时犀利、尖锐,是当代中国社会心理中十分重要的清醒剂。”

据说“张旭东小组”也被解散,有网友说,那是“误伤友军”。误伤的友军应该还应包括“崇拜毛泽东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声称自己“也没有多宣传,只在小组里转贴了毛泽东的两篇文章《矛盾论》和《实践论》,收藏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删去链接,来自乌有之乡网站)。不知道解散“讨厌说共产党的坏话”小组、“和谐社会”小组以及“左翼青年”小组,是否也是“误伤友军”?

有些小组参加的人数很多,贺卫方小组有2676人。 另有一个政治哲学小组,纯粹理论性的探讨,也有两千多人。有一个叫做“实事求是”的小组也被解散了,这个小组有位前成员这样写道:他原来只知道“实事求是 ”是他的母校人大的校训,而且校训的字还是毛泽东题的呢,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它原来属于“低俗”之列。问题还在于他注册之后基本上没有去,被解散之后,感到 “真是太后悔,太想知道了——那个名叫”实事求是“的小组到底讨论了些什么呢?” 他并且发现:“我今天又开了一个眼界,知道什么自由啊民主啊都不可怕,他们最怕的,原来只是‘实事求是!’”

有些被解散的小组其名字很有意思,他们肯定是某些特殊时期的结果:比如“深度围观群众”小组、“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小组、“一小撮3.0”小组、“一小撮5.0”小组、“一小撮6.0”小组、“一小桌别有用心的人”小组、“不明真相的群众”小组、“怪叔叔和蔼可亲”小组、“五毛收容站”小组以及“外交部发言人围观团”小组、“CCAV-10<走进伪科学> ”小组等。

众多小组被解散之后,人们马上又弄出诸如“我们等待被解散”小组、“被豆瓣解散的小组”小组、“豆瓣可以摧毁花朵,但不能阻挡春天”小组、“河蟹豆瓣人见人爱 ”小组等。当然,它们统统又被河蟹掉了。河蟹的原因为什么呢?被解散的小组五花八门,但是原因却只有一个,我还是直接贴上来:

亲爱的用户 您好!

我们非常遗憾地通知您,

您参与的小组 实事求是 因讨论主题属于社区指导原则所明确的豆瓣不欢迎内容,依据小组管理细则第1条之规定,已经解散。

作 为一家在中国境内运营的网站,豆瓣严格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要求。我们从服务范围的选择上也希望能够保持对用户产生内容的最少干涉,基于对法律 法规的尊重,对用户法律安全的保证,豆瓣在全站范围内明确不欢迎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和讨论,并将继续加强此方面的管理工作。

我们感谢您对豆瓣的关注与支持!因小组解散而对您可能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同时亦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和配合。

附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00/09/25/0652.htm

社区指导原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uideline

小组管理细则:http://www.douban.com/about?policy=grouprules

这里只是拿豆瓣举一个例子而已,并不是特别责怪豆瓣的意思,具体豆瓣是怎么做的,为什么给这些上了黑名单,人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可以肯定,豆瓣网站本身是不得已的,有许多为难之处。

为什么要关心这件事情

拿 豆瓣来说,有些被解散的小组,听上去仿佛的确是犯了某种禁忌,属于“低俗”之类(打引号是因为实际上没有见过,不能判断)。诸如此类的东西,到底如何对 待,恐怕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起码需要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广泛讨论,让人们就此充分发表意见。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好与不好,而在于依靠权力直接拿掉这种东 西,可能会带来怎样的副作用,带来怎样伴随的严重后果,同时需要付出哪些沉重代价。在拿掉这种东西的同时,还会任意拿掉其他的东西。如前面陈述的,许多非 常严肃的东西,也就因为这个理由——不,因为同样的权力,而被取消掉了。表面上看来,所有令人不安的东西都给拿掉了,仿佛天下从此太平了,但是其中遭受的 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在 那些年轻人组成的小组中,会闪现出多少智慧的火花?会积聚起多少智慧的能量?那些最为宝贵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元素,在它们最初出现时,是谁也不在意的,甚 至谁也不认得,包括当事者本人,也未必知道某种新思想的火花会带来怎样的风暴,激起更多富有创造性的能量,因此它们需要“静养”,需要像“草泥马之歌”的 歌词里唱的,“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某个地方,让它们得到培育、滋养。如果还指望我们民族的未来不仅是一个模仿大国,而是一个拥有无数原创思想的大国,那 么,就需要让我们的年轻人在宽松、自由、富有尊严的环境中,让他们慢慢地发育和生长,而不能动不动就突如其来地加以干涉。被解散的小组成员感叹,他们积累 起来的文章,一下子消失了。

尤 其是,在这些被解散的小组中,有许多是与政治莫不相干,与所谓敏感话题不搭界的,这些小组的人们从来也不曾想过有一天自己会卷入或参与政治,他们只是想按 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某件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变得滋润一些而不是那么枯燥。这是值得无可非议的。说句犬儒主义的话,窃以为 一个人不仅有责任、而且有义务将自己的事情办好,将自己的生活弄好,这样才不会将自己也弄成一块灾难之地,需要别人帮助才能生活下去。爱世界的方式之一是 爱自己,将自己弄好了,这个世界的苦难也会减少一些。

豆瓣许多小组成员的想法,与这个想法不谋而合,他们组成的兴趣小组以及各种自治、自理的小组比如“黑色幽默”小组、“爱好文学”小组、“反簡體字”小组、“你应该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了吧”小组、“枪炮与玫瑰”小组(这应该与一支乐队有关)以及“姐弟恋”小组、“月经”小组等等。这些小组仅仅与生活有关,没有逾出一步,看上去只关心自己的爱好和事务,不幸这些小组都被河蟹掉了。所以年轻的朋友仰天长叹:“为什么啊为什么?”

一 般我是比较克制的,尽量不说难听话,但是这回为了这些人我要说了——搅扰人们和平的日常生活,将人们从自己平静天地中驱逐出来,是对于人民群众的一次大规 模的“折腾”,是对于生活的粗暴宣战。这样一来,原本我们五十六个民族,从此分裂为“河蟹族”和“草泥马族”,他们之间难以调和,难以沟通,因此,必须有 人对于这种“民族隔阂”的行为承认责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如此一来,原来许多不关心政治的人们,自动转为某种“反对派”,他们不是为了某种政治,而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生活,是“持不同生活见解者”者。有一位自称马丁·豆瓣牧师的人这样写道:

 

起初他们修理天涯,
我不混天涯,我不说话;
接着他们修理凯迪,
我不是猫眼,我不说话;
此后他们修理校内,
我早就毕业了,我继续不说话;
再后来他们干掉了牛博,
我不想被干掉,我还是不说话;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
马丁·豆瓣牧师。GFW殉难者纪念碑铭文。2008年。

 

还有一位叫做小刀周远的人,模仿诗人海子的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写道:

 

从今天起,做一个低俗的人
发帖,泡马子,下载AV
从今天起,关心CNNBBC
 
我有一种认真,面朝人海,死性不改

从今天起,对每一个Blogger微笑
告诉他们螃蟹疯了
那低俗网站告诉我的
 
你可以统统Google出来

 

给每个独立的Blog取一个肉麻的的名字
陌生人,你要为他们祝福
愿他们有一个不和谐的前程
愿被和谐成为历史
愿天朝充满幸福
 
我只愿,面朝人海,死性不改

(还有更多,删去链接)

豆瓣的网友俗称“豆油”,甚至发起了一场“给名画穿衣”运动,抗议那些被删除的世界名画,请各位自己去看吧,百闻不如一见。(唯一保留这个链接http://hi.baidu.com/tanyear/blog/item/1d449c36ca02b4360b55a91a.html

至 于“草泥马”,我为发明这种谐音隐语的人击节赞叹。它的潜台词是说——有些话我是说不得的,你不让我说,这个我知道,你看,我是配合的,不是吗?当然了, 我自己也觉得,说这样的糙话是不应该的,我没有必要为了你而将自己降到某个水平之下,即使你逼我说,我也不说,我要保持我自己的体面和尊严;即使你退回到 某个野蛮的水平,我还是保持自己文明人的身份,这个还不行吗?因此,我说的是“草泥马”,不是XXX.草泥马是什么呢?是一种在艰难环境下艰苦奋斗的动物,你看它来自苍茫草原,我喜欢它,我热爱它,这件事情太遥远了,你管不着。还有,你老盯看着我干嘛呀,你看我不是挺好的嘛,我天真无邪,没有被坏人捉去,没有被坏人控制,我也不低俗,你操那么多心干嘛?

我正在唱一首亲爱的儿歌“我——是——一只——草——泥——马!”这首歌即使让全世界听见了,也不能算我犯法。

2009年2月19日

鄢烈山:《海角七号》猜不透的删与留

台湾电影《海角七号》终于在大陆上演了,这是一个令人欣然的信号。去年秋天,它在台湾岛大热时,朋友从网上下载给我分享过,当时感觉不是很喜欢,也不大相信它能顺利引进大陆。现在看来,我是多虑了,电影管理当局并不认为此片有媚日恋日之嫌,网民大多也不那么偏激狭隘。历史就是历史,普通人的爱情是可以超越民族和政治的。

在《海角七号》获准公演前,一些朋友就搞起了吴宗宪式的“我猜我猜我猜猜猜”,猜哪些镜头会被剪掉。猜的时候当然是假想自己为审片人,揣摩当下官方不成文的取舍标准来进行。结果,好事者将网上原版与大陆上演版比较,发现“删减不大但出人意料”。

酒席上,单恋老板娘的修理工“水蛙”说:“你看过那个青蛙交配没有?一只母青蛙背上贴着两三只公青蛙,那两三只公青蛙有没有在那边互相吵架的?没有啊,那人干嘛去计较那一男一女、两男一女的事呢?”这段自我辩解的挑战一夫一妻婚姻模式唯一性的“青蛙理论”被删除,似在大家意料之中。男女主角短暂而不太露骨的激情戏,剪不剪本属两可,一刀未剪也合情合理。其余的几处剪与类似镜头的留可谓“双重标准”,猜不透摸不着,不知是何道理了。

影片开头就是“闯台北”的摇滚歌手阿嘉,混不下去了只好回南方,临行前阿嘉恨恨地发泄道:“我X,我X你妈的台北。”这种挫折感也是他回南方老家后,与人动辄发火打架的根由。北京青年如今不是不分男女都爱将“我X”做口头禅吗?如果说因为这些话是“粗口”少儿不宜,那么,那些用闽南话骂人的“干!”,以及镇议会主席说的那些粗口,为何都保留了呢?

日本教师远方来信的第一封中有句:“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剪得很明显,背景音乐断裂了。但是同样表达个人幽怨的第七封信中:“我们却战败了,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没有删掉。

删得最莫名其妙的是,弹琴的小女孩在电梯唱的那句“你若劈腿就去死一死”及相关镜头。这个小女生的妈妈的妈妈就是当年与日本男教师相恋的女中学生,小女生的单亲妈妈一直恨母亲丢人,而一直不忘初恋的老太太日子过得很凄苦……这里面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估计这三代女人命途都不顺,因而小女生唱的这一段别有深意,由小女生唱出来也很搞笑,所以在网上很流行。一点也不“低俗”,大可不必删呀。(写到这里,我在心里哼起了台湾歌星孟庭苇曾唱红大陆的歌《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我们知道曾经的“上意”难猜,手握生杀予夺权柄的人都喜欢恩威莫测,而讨厌子民猜中他们的心思,杨修不信这个邪就被曹操找借口干掉了。

不过我们同样知道,如今不兴“人治”讲“法治”,就是要有可预期性。不能让大家使劲猜也猜不着。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约》是怎么说的?“各国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义务促进对人的权利和自由的普遍尊重和遵行”,电影的删节与保留还是不要搞得电影工作者和观众无所适从才是。

刘霞对刘晓波被关押并不准探望表示“无话可说”

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周五访华,有访民及异见人士准备接触希拉里,要求关注中国人权的问题,但北京异见作家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接受本台粤语组专访时表示,她未想过向希拉里寻求协助。她对当局剥夺家人的知情权感到无奈。

刘晓波去年底被指草拟《08宪章》被拘留至今已两个多月,其妻子刘霞一直竭力寻求丈夫获释。由于他们住所的电话被拦截,外界难以联络到刘霞了解有关的进展。记者周四成功找到刘霞,她表示目前最大的心愿是丈夫早日回家。但当记者问刘霞有否准备在希拉里访华期间有何公开的行动,她表示本人没有计划在希拉里访华期间采取任何的行动。

刘霞说:因为我该说的话都说了,而且确实是没有甚么消息,反正我个人没有这种打算。因为整件事不在我做甚么或不做甚么,这完全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判断。不是说我怎样做会好些。完全不是这样的问题。

刘霞表示,当局只口头通知她丈夫正被监视居住,其他事情,她都不获告知。她曾要求当局容许她在春节期间与丈夫见面,但被拒绝。她说:跟我说的是监视居住,我能联络到的就是海淀公安分局,人家就说上面没有安排。

记者问:海淀公安分局至今告诉你甚么有关刘先生的消息?

刘霞回答:没有任何消息。他人关在那里都不知道。连律师都说不上话,我能说甚么呢。

自刘晓波去年12月8日被拘留,刘霞只获安排在元旦时与丈夫见过一次,她不愿透露该次见面的详情,只表示当时刘晓波因睡得不好,人较前消瘦。她说:我觉得他的心情还好,就是人比较消瘦,是因为生活节奏和在家里不同,主要是睡觉的时间不一样。

问到刘霞在丈夫被关押的两个多月时间中,她的心情和感受,她只用四个字“无话可说”来回应,但亦能叫人充份了解到她感到的无奈及悲愤。

为纪念联合国颁发《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由刘晓波等人起草,并由303位中国各界人士首批签署的《零八宪章》, 要求当局推行民主改革。该宪章去年底在网上发表后获得极大的回响,至今已有超过八千五百人签名。但当局亦展开对联署人的打压行动,除刘晓波被拘留外,中国各地包括北京、贵州、黑龙江、湖北、山东、广州等,陆续有宪章联署人被传唤。近日,广州律师刘士辉及山西长治市中学教师巨旭光,亦因参与签署分别被电话骚扰及问话,其中巨旭光被学校暂时停职。

博  笑:政治笑话:习近平不懂“输出革命”

习近平关于中国“没有输出革命”之说,突然被官方媒体拿下。习近平大惑不解,在政治局会议上责问:“是谁下令拿掉了我的讲话?”

若干大佬愤愤然:“你小子反对输出革命,这不是要否定我党的光荣历史吗?”

习近平惊奇中。大佬说道:“朝鲜侵略南韩快完蛋时,不是我们输出革命吗?红色高棉快完蛋时,不是我们输出革命吗?”

习近平叹口气:“如今朝鲜搞第三代世袭,红色高棉又被审判。”

佬:“所以嘛,你那壶不开提那壶!”

习近平:“那我说我们不输出饥饿和贫困总没错吧!”

大佬:“那是国粹,能出口吗?”

杨恒均:户籍制度改革不只是为了“有才能”的精英

深圳市委书记两会上谈深圳户籍制度改革

广东两会中,深圳市委书记刘玉浦说:“有的16岁来深圳创业,把青春和才华都献给了深圳,还不是深圳人,不能这么做。”他说,深圳户籍人口只有200多万,常住人口870多万,实际管理人口超过1200万,深圳是可以利用户籍的平台大做文章的,通过户籍改革制度来吸引人才。

刘书记在被记者问到是否可以购房入户时说:“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反对购房入户的”,他说,深圳的土地有限,容不下那么多人,“购房入户就是不管有没有本事,只要有钱,就能成为深圳市民,这只会增加深圳的社会管理成本。”书记还强调说,入户不是降低门槛的问题,凡是有用的,就是应该入户,“确实也有一些素质不行的,也要控制。”

刘书记表示:“市委市政府的精神很明确,只要是人才,对深圳有用,完全可以落户,落户了人们就有归属感和荣誉感,否则老是认为这个城市和他没关系,不是他的。”

会上刘书记交代代表们认真处理这件事,要做好调查研究,写出报告交给他。

我认为刘书记认识到了户籍问题,并且也严重关注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事,这是好事。而且,作为一名深圳的地方首长,心系深圳,值得肯定。

然而,如果跳到深圳以外,站在一个国家的高度来看,书记的话不是有问题,而是大大的有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刘书记造成的,而是折射了我们国家户籍制度根深蒂固的弊端以及改革面临的困境。

此文虽然是我对刘书记的讲话有感而发,但并不是完全是就事论事。我是天马行空的。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的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我认为,刘书记在两会中谈到深圳的户籍制度改革,充其量是深圳的一个政策,如果和中国的整个户籍制度改革联系起来,那么我只能遗憾的说,这种户籍制度改革不如不改,深圳是在加重中国户籍制度的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

中国户籍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把人钉死的户籍制度

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大多和中国同发达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户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城乡二元制,二是把人钉死在一个地方的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制不用多说,什么叫把人钉死的户籍制度?那就是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你的户口决定了你无法自由迁徙。农村的户口无法迁到城市,深圳的户口同样很难迁到上海。在这种户籍制度下,普通公民都不自由。

在这种不自由下,特别是城乡二元制,就造就了中国的户口的等级之分,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地户口最牛,到下面是省城的、地级市和县城的,甚至乡镇的也比乡村的强。在中国等级是有价钱的,这些年,普通民众要想迁户口,最直接办法就是开后门、找关系、行贿。

那么,我们说户籍改革改什么?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进行户籍改革?或者说我们户籍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第一,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当然,说比做容易,这是一个老问题,走出这一步必须认真研究,考虑方方面面的条件是否成熟了。可不管现在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个户籍改革的目标不能放弃,否则就没有了方向。中国当今的城乡户口二元制,几乎可以和美国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相提并论。取消它是历史大趋势,也是正确的方向。

今天,只要一提到取消城乡户籍二元制,就有人摇头,他们认为不必理论,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主张取消二元制的人“知难而退”,他们的理由很充分:如果取消农村户口,十几亿人都跑到上海、北京和深圳怎么办?

我很理解说这话的人,因为在当今中国的户口被分为三六九等,象深圳这样的户口几乎被当成博士学位一样用来奖励“有能力的人”的现状下,取消户籍制度,人们大脑里涌现的自然是几亿农民成群结队下深圳抢户口的可怕景象。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思维定势也正好是在现有的病态的户籍制度下才有的,因为世界各文明一点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城乡二元户口制,除了少数一两个国家之外(墨西哥),也并没有出现民众都向城市涌的现象。

在一个法制健全,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后,人们的流动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受到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和控制的。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纽约、旧金山、洛杉矶,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而在那两个国家,还有很多地方简直不成样子,破败不堪,甚至很落后和愚昧,按说,国民只要愿意,买一张飞机票飞到那些好的城市,租一个房间,就成了那个城市的居民(户口也过去了),但美国和澳大利亚人为什么没有都涌进这些世界上最美的城市?

这就是市场经济在起自然的调节作用,你过去,那里的房价如何?工作如何?空气如何?孩子的教育又如何?那里物价是不是很贵,我的积蓄是否够?离家乡那么远,我是否会想家等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对于那些认为中国一放开二元户籍制几亿农民就要涌进城市的人,我也只有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哑口无言了:如果你说的情况真的出现了,那我就恭喜你了,因为到时你不就可以以一元钱的象征价格把中国西部几个跑得没有人烟的大省都买过来?

那些担心取消户口二元制后人口会不理智流动的人只不过他们的大脑没有与时俱进而已,他们还想着深圳的户口相当于博士文凭,有了北京的户口连下岗工人都可以有比其他城市多两到四倍的补贴。却不知道,这种在一个国家搞出了不同补贴制度的事正是不平等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在其他的国家几乎不敢想象,所以,只有取消了户籍制度才能够消除这种财富分配上的不平等,以及精神和人格上的不平等。现在正好本末倒置,很多人认为,要等到这种差距消除了,或者变小了,我们才能够消除户口。这不是好笑吗?你不消除和美国种族隔离政策一样的户口二元制,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结果会恶性循环。

如果你对我的假设半信半疑,那么你不妨看一下眼前的深圳和海南。当初海南要成立大省的时候我正在省政府工作,政策一出,激动人心,马上封岛,结果造成了百万民众下海南。那些人到了广东的海安,等在那里购买“特区通行证”,当时一个主管发通行证的哥们每天就喜欢得好像中了大奖似的,这也难怪,那么多人要购买边防证到海南来,这些小权在握的公务员想不发财都不容易。

这种人为的户籍政策一出,海南这个自古以来的流放地一下子身价百倍,可怜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性爱工作者们,为了节省几个钱,不能不“偷渡”进入海南岛。当时看到岛上比椰子树上的椰子还多的美女,我们要判断哪个是特殊工作者的办法就是问她:你是哪里登陆的?如果是从正规码头登陆的,就是“人才”;如果是象当初解放海南岛的解放军一样乘坐老百姓的小帆船在无名的沙滩上悄悄登陆的,那一定是性工作者了。

后来的情况如何?轰轰烈烈了一阵,最后宣布不要边防证了,别说三流的人才,我可怜的祖国宝岛海南,连性工作者都吸引不来了。需要边防证的日子给我们海南留下的除了闲置的商品房之外,就是身价大跌的性工作者,当然还有几位当时中国最早的省级贪官以及靠贩卖边防证先富起来的少数公务员。

再看看深圳的情况,当初需要边防证的时候,一时之间从全国各地涌来了很多人,好像几十年前封关前的赴港人潮,来势汹涌。直接结果就是,边防哨所的指战员们成了南中国最有权势的人,三十块钱就可以放你前往一个普通中国人据说不能去的特区深圳。

现在深圳也不用边防证了,基本上都是可以随便去的地方,中国农民都涌来了吗?前段时间不是还发生了连工人都不够的情况?

其实这就是发展了的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虽然和户籍改革不完全是一回事,但道理是相通的。中国即便取消了户口二元制,湖北的人照样会以湖北为主,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的人也绝对不会都涌到上海和深圳,觉着自己是城市户口而在街头地铺上兴奋得睡不着觉。

户籍制度改革的最高目标:让户口随着人自由迁移

户籍制度改革虽然以取消城乡二元制为目标,但这个改革只是开始,不是结束。真正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移动为本的,取消城乡户口二元制只是第一步,只是从户籍制度上消除了对农民和乡下人的“歧视”,却并没有消除现有户籍制度对所有中国人的“歧视”。因为在现有户籍制度下,不但农民不能变成城市人,城市人想要移动,甚至变成乡下人,也不是那么自由。

符合《宪法》和人性的户籍制度改革应该是任何公民的户口都随着他们而自由迁徙。这种迁徙不是不要户口的迁徙,而是象世界上先进的国家一样,“以人为本”,是户口跟着人走,而不是人陪着户口生老病死。

很遗憾的是,就我所知道,这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迄今为止只能在政府和相关部门工作的人员才完全享受,例如公务员只要一调动工作,只要他们愿意,户口可以立即跟着走。可是,如果你是工人、农民、商人、自由职业、知识分子,你却没有这个权力。这实在是被中国人都忽视了的最大的一件不平事。

人不受户口限制,户口随着人走,这当然不是我的发明,世界上大多国家都这样做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引起不理性的人口大迁徙,更没有引起大混乱的。而基于我对中国这些年的户口制度的观察和认识,我发现中国完全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西方目前实行的户口随人的所谓“流动户口”制度基本上是被一个社会安全号或者驾驶证号控制住的,国民的个人资料完全是现代化管理。无论你到哪里,只要住下来,你的一切资料都转到这个地方——所谓转,当然也就是在电脑里转。而中国这些年完善身份证制度,基本上做到了一个人一个身份证号码,加上国人的档案资料也基本上都上了电脑库。科技的发展使得以前那种使用户口把人限制在一个地方才能看住这个人的管理方法显得可笑和不切实际。科技的发展和人口的大量流动使得中国实行户口随人走的基本条件具备了。如果实行人的户口跟着人走,不但不会有问题,而且会解决目前中国社会上的很多由户口引起的问题。

我注意到在中国说起户籍改革,大家讨论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加入某城市户口,例如16岁到深圳工作,最后还没有户口,例如某大牌导演在北京因为没有当地户口而去造一个假户口,讨论的基本上都是有能力的人如何加入城市户口的问题,很少有人讨论取消城乡户籍二元制,更少有人提到彻底取消当今那种把人限制死的户籍制度,实行完全自由的迁徙制度。

说到这里,又出现一个巨大的误区,很多人认为取消当今的户口制度,会造成社会混乱。其实,这是大错特错了,取消当今的户口制度不但不会造成混乱,反而更加便于当局对居民的管理,避免不必要的混乱。

你只要这样想一下,当今在深圳有一千万外地户口,这些人持外地身份证,只要不是开银行帐户,他们根本可以不让你深圳当局知道他们是谁,你如何管理?更糟糕的是这些人中有些离开家乡一下子就是几年、十几年,家乡户口管理人员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有些甚至不知道是死是活。对于这种流动人口如何谈得上管理?今后这种情况还会扩大,最终甚至会混乱到不可收拾。

但如果我们学习西方例如美国的那种“户籍制度”,只要你是工作变迁或者生活住地变化,你可以在自己社会安全号不变的情况下,用租房协定(或者买房协定)、银行帐号、电话清单(上面有地址)去申请当地的居民身份(例如驾驶证等),但你今天申请了这里的身份,等到你下一次离开了,或者换了工作,你可以立即放弃这里的而申请其他的地方的,一旦你申请新的,电脑里将会取消你的旧的。政府的对你的管理完全根据你的身份证号码,对你的跟踪管理反而更加有效。世界上大多国家都是使用这种方法管理自己的国民,在这种管理制度下,我们看到,美国那些真正几不管的流动人口反而比中国的少得多(按照人口比例),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取消户口,在更加科学的管理下,公民享受绝对的迁徙自由,给大多数被控制几千年的中国人第一个印象就是:会不会中国人都会涌到同一个地方去?其实,等到目前钉死人的户籍制度改革了,户口成为天生人权的一部分,户籍不再分三六九等,那时,民众反而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工作和居留的地方。

户籍改革不只是让“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要的户口

对照上面我说的户籍制度改革的终极目的,我想,深圳市领导对户籍制度改革的提法就很值得商榷了。

首先,我想说,户籍改革应该是让全国一盘棋,牵扯到教育、福利等多项改革措施,牵一发而动全身,原则上说,不可能某地试点,或者各地为政。从上面的分析中,大家也看出来,如果我们不死脑筋的话,不受根深蒂固的旧思想和旧的利益集团的控制,那么让户口差异和歧视消除并不象想象的那么困难。世界上几乎绝大多数国家都做到了,其中很多国家的发展水平并不比中国高。然而,我们看到现在一提到户籍改革,我们一些地方就在自说自话,有的要买房入户,有的谴责为什么那么优秀的导演没有北京户口,深圳的领导更是直接:要把户口送给有才能的人。

我真郁闷了,你们这叫户籍制度改革吗?按照你们这样的改革,几乎把户籍制度作为博士文凭一样奖励给有才能的人,这样搞下去,只能把中国的户口差异和歧视越搞越大,这不是和世界上所有改革户籍制度的做法背道而驰?有才能的人都被用户口的方式奖励而移动到几个大城市去,中国其他的地方又改如何?长期以往,这种差别不是越来越大?

写到这里一定会有朋友打断我,且慢,老杨,你整天拿西方的例子来折腾中国,我问你,难道美国没有优质人才移民?难道澳洲不是有技术移民?所有先进国家都有使用“户口”来吸引优秀人才的计划,就连我们香港也实行了优质人才引进计划——

我也对你大喝一声,且慢,你真没有看出这之间的差别吗?不错,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以移民(也就是给人家户口)为诱惑吸引优秀人才到他们国家定居——但所有国家吸引的都是和他们没有相同公民身份的外国人啊!这种计划只能针对本来就受到他们国籍法“歧视”的外国人。明白了没有?

美国人要吸引外国人才,于是以美国的“户口”(也就是移民)作为诱饵,把人家弄过去。你什么时候听纽约说,美国人,你们谁优秀,谁就可以拿到纽约的“户口”。这是违反《宪法》的!所有的美国人天生有权利到纽约定居,不单单是“有才能的美国人”才能够到最好的城市居住。

不久前澳大利亚曾经实行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移民计划,因为他们国家地大物博,很多地方人烟稀少,大城市人太多,于是澳洲移民局在招收外国移民时附加了条件:过来后必须到某某(偏僻)地方去行医教书若干年。那些外国人为了移民澳大利亚就接受了。可是,澳洲的法律规定,永久居民到了澳洲两年就可以入籍澳洲,一旦入籍就是澳洲人。于是就出现了问题,那些摇身一变成了澳洲人的新移民马上想到大城市去定居,离开那个穷乡僻壤,移民局是否可以拦住人家?当然不行,因为澳洲公民受宪法保护,人家在自己的国土上想到哪里住就到哪里住。人家现在是澳洲公民,不是新来乍到的“外国人”,这一下澳洲移民局傻眼了。

至于说到香港我就不好说什么了,这个特别行政区是当今地球上最大的怪胎,每次过罗湖桥比出国还难,估计他们也没有把中国人当同胞,人家享受自由和法制嘛。但你深圳不同,你算老几?凭什么要有才能的人才能入户?中国的歧视政策难道还不够过分的?还要在当今户籍改革的时候给伤疤上撒一把盐?

再说,中国哪一个城市不需要人才?就算是大西北农村难道不需要有才能的人?如果深圳户口真成了奖励,我倒认为,深圳户口应该奖励给那些坚持在大西北的公务员、工人和农民。毕竟我们是一个国家,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区域是实行了自治的国家。

还有一个问题也发人深思。其实好多年前海归博士就可以在深圳落户,我的几位朋友就这样变成了深圳人。深圳领导提出不是要让有钱人买房就能进来,而是要有才能的人,对深圳有贡献的人。那我就有疑问了,谁都知道对于广东沿海地区包括深圳地区的经济发展,发挥最大作用的恰恰是投资和廉价劳动力——分别是有钱人和农民工。而如果我们按照深圳领导的意思,这两种人反而是最没有能力入户的,他们要让给有才的人。

说起有才能的人,问题就更大了。谁来决定入户的“才能”呢?那些符合加入深圳户口的素质都是由谁来决定?

这最后一条看上去简单,却很重要。深圳领导反对购房入户,我可以理解,因为他要有才的而不是有财的。问题在于如果是有才和有财来对比,我反而认为购房入户才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才更加公平合理,因为博士生可以有钱,农民工也可以有钱。

反而那个“只要是人才”让人听上去实在心里没有底,按照目前深圳只有常住户口200万,要发展到1000万,我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个“人才”的标准由政府来掌握,那么未来十年和半个世纪里,深圳市政府最腐败的行业之一就是那些评判和审批“人才”的单位和领导了。话说回来,有了贪污腐败才让人放心一点,否则,深圳如果在未来几年里,把中国八百万“有才的人”都弄到深圳去入户了,我们这个国家另外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还怎么混下去啊?而且,深圳很可能会成为继古代斯巴达和希特勒德国之后集中最多“有能力”的精英居住的城市。

当然,批评是批评了,作为一名地方领导,深圳市领导为当地发展积极想办法,把户籍制度改革和吸引人才联系起来,增强深圳的竞争力,从他们的出发点看,确实无可非议。

然而,大家也应该认识到,户籍制度的改革有一个大的趋势和一个大的方向是不可以逆势而行的,户籍制度的改革应该是有助于人的解放和经济的发展,切实实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力。如果各地都自说自话,把各地户口当成奖励有才能人的奖品,把户籍改革弄成是让少数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城市户口,我恐怕那和在户籍制度上实现真正平等的全世界都认同的宗旨背道而驰了。

2009-2-20深圳

冉云飞:谁不听话就收拾谁

四九年后中国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制度。谁正直,谁就被打压;谁不同流合污,谁就会清理出局;谁不听话,谁就会被洗白;谁不顺从,谁就可能失踪;谁不点头哈腰,就不给你糖吃;谁敢反抗,谁就可能进局子直至死无葬身之地,这样的机制执政者的顶端,到乡村末梢,遍及国中,无不如是。以至几十年的中国,无论从物质到精神,极度萎靡,创造性受到很大的挫伤,做人的尊严受到极大的伤害,人生之趣荡然无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形下,听话的奴才吃香,奸佞之徒走俏,告密者纷起,口密腹剑者络绎,贪官污吏蚁聚,而民众的正常生活受到相当程度的干扰和破坏。

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来看,从二十世纪政治文明,许多国家已经逐渐迈上民主自由国家的事实来看,中国的发展也必然会迈上民主自由之路。但遗憾的是,中国积重难返,历史的包袱,现实的残酷,都使我们在通往民主自由之路上,会比其他国家的民众付出更多的辛劳和血汗。因为我们目下的制度的确是谁糟糕而他又听话,便给他糖吃,便给崛起的机会与权力。也就是说,我们的制度鼓励宵小钻营,恶势力当道,因为我们国家的政府依靠的就是这种悖逆政治文明的做法,来维持其所谓的和谐。这可以从许多方面来加以证实。最近一部分知识分子签名“关于因言论表达被剥夺工作权的公民建议书”,就列出了六位教师因言获罪而被开除或者停止公职,他们分别是初亮、卢雪松、左小环、焦国标、陆建、杨师群。事实上惩处直言的老师,并非始至今日,八九年后就有许多老师被长时停课如西南民族大学的学者肖雪慧,至今未准其上课;至于因为写批评政府的文章,像王怡一样曾经一度被取消教学资格,也非个别现象。惩处说直话的老师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掩盖真相,而且是为了制止老师向学生讲述真相,教做一个有尊严的人之方法。

教师领域不听话者惨受收拾,其他领域受收拾者也所在多有。如学者张耀杰兄就失去工作超过一年;办民间杂志《水沫》的警察吴幼明遭斥退;曾在许多家报纸干过的出色记者刘水不仅令其失业,而且身陷牢狱之灾,因暂住证问题送进收容所等。此种迫害,可谓数不胜数。而在教育领域之外,受限制和迫害人数最多的领域则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律师领域。本来中国一些律师见钱眼开,与公检法勾结起来已是一种常态,但偏偏有些不识时务的律师,要维护法律的公正,极力为当事人争取一切正当权益。不特此也,进入二十世纪后维权律师、人权律师逐渐在中国的大地上艰难地诞生。据我所知有莫少平、蒲志强、许志永、滕彪、陈光诚、李和平、李劲松、刘晓原、唐荆陵、郭艳、郑恩宠、李苏滨、李建强、朱久虎等。但这些人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付出了常人不可想像的代价,他们不仅失去大把大把的金钱,而且有的身陷囹圄,至于面临诸种威胁就更是家常便饭。陈光诚、郑恩宠维权身陷牢狱,许志永探访京城黑监狱遭追打,莫少平、蒲志强等常年遭诸种骚扰调查,都是诉之不尽的打压。

最近由于要求律师协会进直选,而且参与诸多维权的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面临打压的危险。由于参加杨佳案之审处而声誉雀起的刘晓原兄前天在博客上说“忆通律所面临打压”,道出其中所受打压的原委,原来就是因为他们不听话,而遭致官方故意找茬。本来律师的行业协会是律师们自己的事情,要求直选来示范来推进中国司法的改革,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官方横加干涉。因为在中国,任何一个行业协会,都不是该行业自主而维护该行业从业者权益的协会,而是帮助官方整治该行业“刺头”的鹰犬机构,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孙春兰发出的谵妄呓语——要警惕国内外反动势力渗透农民工——来看,你就可以知晓行业协会和工会组织,是如何成为官方帮凶而侵夺民众利益的。准此,我们应该声援北京忆通律师事务所为维护自己的权益所做的一切正当努力。

谢泳兄曾说四九年后的政权是:“谁说得对就不听谁的”,我们可以仿照此语句模式来说,现政权就是“谁不听话就收拾谁”,这便是当今中国人们生活现状的写照。

2009年2月19日8:42分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