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春晚印象之一：看起来我们的军费还需要提高点

在美国安德鲁空军基地附近和一美国军事研究人员喝咖啡，不出我所料，没说几句，这哥们就开始攻击刚刚出炉的中国国防报告白皮书，什么中国军费不透明，什么十几年都是两位数字增长，什么造航空母舰也不说清楚，说到最后，高声喊叫：什么白皮书，简直是白色的谎言（white lies）。

可惜他没有看到我激动的和他抗辩。如果十几年前有人在我面前攻击中国的人民军队，我肯定会跳起来和他争得面红耳赤。不过，现在我就不争了，一是我也不了解中国军队的现状，二是我感觉到很多事情没有必要争，每一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在军事上，中国无疑是一个弱国，弱国有时不敢透明，故意保持神秘性，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大幅增加军费，按照字面数字来看，中国确实增加的有些快，超过了GDP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可是，据我对中国军队的了解，特别是士兵的待遇和武器的更新，改进得还是很缓慢。有时我也纳闷，增加的军费都到哪里去了？

坐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大概40分钟，耳朵里几乎没有清闲过（飞机起降），等到离开时，抬头向天空扫了一眼，周围远处蓝天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白色的线条（战斗机尾部划出的白线），就算我很久不涉及军事研究了，我也清楚的意识到，美国空军飞行员操练的频率仍然是让人惊讶的。人家一个空军基地飞机起降的频率，是我们中国空军好几个基地加起来都望尘莫及的。这可能就是美国经费充足的原因，中国的很多飞机训练受到了经费的限制，这已不是秘密了。一位原F16飞行员现任空军少将曾经告诉我，据他所知道的数据，他们平时飞行训练的升空时间超过中国最精锐的飞行员好几倍。在这方面，中国要向美国学习。

这是在美国的事，回到广州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或者说，是因为春晚上的某些东西让我想起了这件事。

什么事呢？那就是春晚上动不动就出现的军人画面，歌颂军人的，以及有军人背景的演员你方唱罢我登台。我稍微统计了一下，就发现，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流行娱乐明星中，竟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军人！例如，据说那个占了两个春晚节目的女歌手湖南辣妹子也是军人，而且传说中竟然是少将军衔了——

想到这里，我几乎坐不住了，无意中，我又发现了中美之间的一个巨大差异——其实何止是中美，几乎是中国和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差异：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养活了那么多的文艺团体，中国竟然有那么多娱乐明星是军队的编制！而很多文艺人士进入军队竟然是冲着待遇好，赚钱了自己分，没有钱赚的时候有军队这个靠山！

请问你能够告诉我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军队拥有这么多文艺团体？又有哪一个国家的娱乐明星是军人？还有军衔吗？

我不能说这些明星花费的都是军费，军费的使用属于军事机密，但我却可以泛泛而说，军队应该是保家卫国的，不应该搞这么多娱乐的事。

当然，养一些文艺宣传队，活跃和教育士兵是可以的，但现在的军队演员们几乎都是面向全国民众的，这好像有些过头了，至少在世界上现代化的军队里没有先例。我认为，这件事可以和当初中国经商相提并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部队经商搞得热火朝天，几乎成了世界军事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从小平到后来的领导人，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没有结果。有些人为此辩护，振振有词。例如，很多人认为部队经商可以创收，可以搞军费，可实际上，经商赚的钱几乎从来没有正规纳入军费的，而且，最糟糕的是，由于经商本身和军队的信念格格不入，改革开放后的经商几乎毁掉了人民军队的战斗力，让一些商业腐败之风弥漫军队。

部队经商问题无法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谁也不愿意得罪军队。最终还是由当时的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同志亲自出面，不畏艰难，不怕得罪人，快刀斩乱麻，最终让军队经商成为历史。

部队经商和部队经营娱乐单位，是否有相似之处，大家可以讨论。但如果我现在见到美国那些攻击中国军费开支太高的专家学者们，我肯定会忽悠他们一通：哥们，我们要养活导弹，也要养活明星呀。

当然，有些时候，明星比导弹更加有威力，至少，在春晚上，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是通过明星，而不是导弹，对不对？

春晚印象之二：别把我们弄得好像警察国家似的

关心完人民军队，我得关心一下人民警察。但请警察同志不要紧张，因为我并不是说警察本身，我是想说春晚中的警察。而且在说警察之前，我要对全国的警察同志们说一声辛苦了。目前的中国，需要很多有责任心的警察，警察的工作任务也不会轻松，特别是在2009年以及以后日子里，嘿嘿——

如果说利用春节联欢晚会的机会，节目制作人对警察同志们表达一下谢意，鼓励鼓励他们，按说完全正常。可是——

可是，是不是因为我刚刚从国外赶回来，还是我的大脑里已经缺少了一块“中国特色的思维”？总之在我观看春晚以及这几天的节目时，我强烈的感觉到，我们的电视台，或者说我们主管文艺宣传的部门，正在利用春节上演的各种节目有意无意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是一个警察国家！

中国正规的警察不到两百万人，他们是几千万公务员中的一小部分，属于人民的公仆，是拿人民的钱养活来保家卫国的，他们的工作是有工资的，并不是人民军队中的主要做奉献的“义务兵”，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警察和世界上所有现代化国家（或者说文明国家）的警察都是一样的。所以，你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的文艺表演中，几乎都看不到专门突出歌颂和表扬警察的现象。然而，在中国，在春晚中——

在短短的一台春晚中，你能不能统计一下警察的形象出现了多少次？直接的警员出现了多少？我仅仅在节目的前两个小时里，就看到接二连三的小品拿警察说事。例如那两个保安，要以贬低自己的形式突出警察和公安在当今社会的地位；而五官争功，更是一口一个“警察叔叔”，“警察舅舅”等等，也许大家不以为然，认为这是文艺表演，可你什么时候看到文艺表演整天拿警察来说事？总数只有180万人的警察在春晚中占的比例高到你无法相信的地步，这说明了什么？

大年初二，中央一台在八点钟的黄金时段全程播送了公安部的文艺晚会。大家也许觉得这些都是见惯不惊的，可是，我们的春节晚会以及春节期间的一些活动，并不是都是我们看，大家都在看。是不是会给人一个印象：这个春晚以及春节期间的节目，占13亿人口中180万的警察实在是有些突出了？

至少我在世界上任何一个非警察国家里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现象。说实话，在现代文明国家里，警察只不过是一个拿工资的职业而已，更何况，大家心知肚明，中国目前的警察待遇几乎是公务员和各职业里最好的。为什么处处要突出他们呢？搞得我们好像一个警察国家一样，真是很没有必要的。

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我并不是在批评警察，而是在质疑那些在我们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如此宣传突出警察这件事。记得在2008年发生的一些事件中，具有现代意识的领导曾经批示过：不要动不动就展示警力，一点小事就把大批的警察开过去。

这里我也想说一句，别在这种普天同庆的春节文艺节目里到处展示警力，你们平时做得好，人民自然会感激你们，没有必要专门搞一台晚会歌颂自己，这样容易让人误会，误会我们生活在一个警察的国度里，知道吗？

春晚印象之三：今天你爱国了吗？

一个朋友问我这次春晚的主题是什么？我脱口而出：爱国。

至少这是春晚给我的印象，当然春晚的总体的主题还是喜庆、春天，然而，今年的春晚中爱国的主题是非常突出的，这可能和去年国家经历的磨难有关。但感觉到在这样一个庆祝传统节日的文艺表演中，穿插了太多的“爱国”，也许效果并不那么好。整个晚会中除了直接歌颂祖国的歌舞和曲艺节目之外，无论是从灾区弄来的代表，还是从太空下来的飞行员，以及几十个拿了金牌的奥运健儿，他们开口都是感谢祖国，爱国之情实在让人感动得都看不下去了。

其实，无论怎么说，对于这些奥运健儿和灾区的幸存者，都应该是祖国和人民感谢他们才对。特别是灾区的代表，国家和民众对你们的支持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你们真的用不着乘坐飞机到北京去说那么多爱国之类的话，让人心里有些别扭。

想想去年一年，虽然经历了那么多，但浓缩到咱们春晚上，几乎就是两个字“爱国”。爱国的形式有多种，去年一年就出现了很多种，例如到天安门广场喊“中国加油”，到巴黎和悉尼的街道上挥舞五星红旗，或者在奥运会场上抢金夺银，上太空行走等等都是爱国，当然还有给人印象深刻的“秋雨含泪”和“做鬼也幸福”式的爱国，五花八门，让人目不暇接。

这些爱国中，有些我做不到（例如拿金牌），有些打死我也不肯做（例如含泪劝告），而且很让我郁闷的是，我一直以自己是爱国者自居，可是经历了2008年的那么多“爱国事件”，我才幡然醒悟，也许人家那才叫爱国，我莫非都爱错了？

现在又多加了一种形式：利用春晚的歌舞和小品来爱国，而我们只要坐在那里看，也就感染了爱国气氛。但总觉得不安，忍不住问自己，除了这些形式，我们小民还有啥办法去爱国呢？

谢天谢地，最近又传出了崭新的爱国形式：消费爱国。

这样的消费爱国你如果还做不到，你就真是卖国贼和汉奸了！我坐在电视前，掐指算了一下，今天洗头一次，25元，算小爱国一次；昨天洗脚一次，60元，算是中爱国一次，还有一次比较严重的爱国事件，我认为是被人家坑了，但一想也算是一次较大的爱国事件，也就忍气吞声了。至于什么事件，你知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从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但也同样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能说呀！

这两天我就爱了三次国，也可以心安理得了，至于你，不要整天坐在电视机前看那种口头爱国的无聊的节目，出门走走，买点东西，洗个头，按摩一下，找找小姐或者先生，到了晚上，你要扪心自问一下：今天，我爱国了没有？

杨恒均 2009-1-29 （大年初四） 广州

按照中国的传统历法，今天才是2008年（鼠年）最后一天。这一天马上就要过去。鞭炮声已经此起彼伏。而我此刻的感受却是；世界摇摇欲坠。

尽管有那么多大事件，如四川地震，有毒奶粉，金融海啸……，可以拿来证明我的这种“盛世”危言，但是其最切身的经验来源却是我不久前的家乡之行。

因为母亲病危，2008年年底我一直在浙江老家（她老人家已经于2009年1月7日仙逝。愿她的灵魂安息）。十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不免和中小学时的老同学聚聚旧情，到他们家里看看，同时也由他们带着四处走走，看看家乡的变化。

应该说老家变化很大，到处是新楼新路新街道，物质繁荣，商品琳琅满目，大家很有钱。在我们的小小乡镇上，资产过百万的非常普遍。但与此同时，大片耕地不见了，大量河流和池塘消失了，空气中充斥着有毒气体（因此导致癌症患者数量大幅上升，特别是肺癌。我母亲就是死于肺癌）。几乎没有人关心政治，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绝对强势的生活态度几乎控制了所有人的脑袋。虽然到处是新建的庙宇，但没有人真正拥有超越性信仰，求神拜佛全部是出于实用动机。还有，几乎人人都知道制度的缺陷，都在骂贪官污吏、权钱交易、社会不公、两极分化……但是没有人试图改善这个制度，而是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利用制度的缺憾、抓住制度的弊端为自己谋私利。

这就是我这次回家所获得的突出印象，这种印象概括起来说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正在迅速败坏甚至坏死。

什么是世界？世界就是我们人类所分享的这个此岸尘世，既与天国相对，也不同于纯粹自然。世界包含自然，尤其是地球，但又不只是自然和地球。或者说，它不是自然意义上的地球，而是人文意义上、生命哲学、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地球”，是和人造物（人工制品）、包括文化和制度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交织在一起、彼此相互依存的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的三个基本维度分别是自然，文化和制度。珍爱这个世界是我们人类得以存活的基本条件，毁坏这个世界则意味着自杀。

然而，我的“盛世”危言是：这个世界正在坏死，人类正在自杀。

我们居住的地球正在坏死。我们是地球的儿子，但是我们的母亲因为我们的贪得无厌、我们的疯狂榨取而伤痕累累、奄奄一息。我们都知道，地球资源十分有限，随着人口的一再增长和现代化的步步推进，资源紧张状况一直在进一步加剧，大地母亲已经不堪重负。但是我们，地球的不孝之子，却依然在疯狂开掘。长此以往，人类将很快由资源危机陷入资源枯竭，面临灭顶之灾。这绝非危言耸听，而是不断见诸媒体的事实。为了赚取所谓的外汇，我们大量砍伐森林，制作成一次性的方便筷和集装箱；为了谋求所谓的政绩，在高楼林立的地方，耕地大片大片丧失；在家庭工业、乡镇企业飞速发展的地方，空气中充满了各种有毒气体。……

我们的制度正在坏死。作为人工制品的制度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仅生活在地球上，也生活在制度中。制约人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就是制度，因此地球的坏死实际上缘于制度的坏死。制度坏死的标志与其说是众所周知的制度缺憾及其导致的种种现象（比如贪官越抓越多，权钱交易越来越猖獗，不受限制的权力导致越来越严重的腐败，等等，等等），不如说是人们对正在坏死的制度所持的犬儒态度：不是改善、疗救它，而是争先恐后地利用它的漏洞、它的缺憾来中饱私囊，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加速它的坏死。很多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良制度的牺牲品，但是却很少意识到自己的犬儒态度将使自己的子孙继续成为它的牺牲品。

我们的道德和文化正在坏死。我们的大众文化或者在歌颂赤裸裸的暴力，或者热衷于教导人们如何玩弄阴谋和权术；我们的学术明星有些在鼓吹阿Q精神（要适应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力图改变它），有些在带领莘莘学子诵经下跪，有些在贩卖国学，充当孔夫子的国际倒爷。我们的人际关系空前恶化，信任危机空前严重。但是，文化与道德坏死的最显著标志还不只是这些，——不只是坏人坏事的层出不穷，而是坏人不仅在利益上获胜，而且更在理论（话语）上凯旋；不是居然那么多人做坏事和做成了坏事，而是坏事做得在理、做的光明正大！坏事在今天已不是只可做不可说的，而且是既可作也可说的。心里的炫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赤裸裸的炫富广告已经霸占了公共空间。

道德败坏不是表现为这么多人被骗，更表现在被人骗后转身去骗人，被人欺者马上去欺人，受害者瞬间变成了施害者。

一句话，我们这个社会最为突出的危机是：眼看着自己的生存世界一天天坏死，大多数人不是努力去疗救它，而是积极地、甚至迫不及待地参与到对它的毁坏之中，生怕晚了一步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奇怪的世界。但最最奇怪的不是这个世界为什么总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而是人为什么这么急于自杀！

此时此刻，我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母亲已经走了，我还在，等我走了，我的女儿还在。我希望在她五十岁的时候再也不要发出这样的“盛世”危言。

梁启超是现代中国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从戊戌维新开始就是思想界的重镇，几乎所有重要思想的产生、引入、争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坚决反对，他都不同程度卷入，不是领军人物起码也是主角。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异军突起，思想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激烈论战。作为文化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梁启超当然也是这场重要论争的主角之一。

对社会主义思潮，梁启超早就有所了解，成为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之一。在1906年与革命党辩论时，他就对同盟会中某些人主张建设“社会国家”的主张提出质疑：“即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独一无二之公司，此公司之性质，则取全国人民之衣食住，乃至所执职业，一切干涉之而负其责任。”（《杂答某报》）看官须知，此话写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十年之前，也就是说，在尚无任何“实例”可供参考借鉴之时，他仅凭只言片语就能看到在这种体制下所有权力都为国家所有、个人将无任何权利的巨大危险，确实深具洞见。当然，这只是他的“洞见”，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继续作深入的学理上的研究探索。近四十年后，原籍奥地利、后加入英国国籍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知识论等诸多方面探索这一问题。他论证说：“在一个经济生活受到彻底管制的国家中，甚至形式上承认个人权利或少数人的平等权利都会失去任何意义”：“由于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每一件事几乎都要依赖别人来提供手段，因而经济计划几乎将涉及我们全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我们的原始的需要到我们和家庭、朋友的关系，从我们工作的性质到我们闲暇的利用，很少有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计划者不对之施加‘有意识的控制’”：“如果我们面对一个垄断者时，我们将唯他之命是听。而指挥整个经济体系的当局将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垄断者，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6、91、92页）当然，除了学理深厚外，哈氏比梁启超有利的一点是，此时毕竟已是“二战”末期，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和纳粹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特点已充分显露。此后几十年，哈耶克穷比重之精力致力于此，巨著不断，终成这一学派的领军人物。

无论怎样，梁启超的“洞见”虽然早于哈耶克几十年，但毕竟只是“思想的火花”而无深刻的学理支持，其思想、观点自易因时代、社会剧变而变。何况，20世纪上半叶是“革命的年代”，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更是风起云涌，他对社会主义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变化。

1919年漫游欧洲之后，梁启超看到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兴起，在《欧游心影录节录》中敏感地提出“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史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晚罢了。”他认为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将来历史价值，最少也不在法国大革命之下，影响自然是及于别国。”梁氏所言很快得到印证，20世纪的历史，证实包括中国在内的“别国”，确实深受十月革命影响。但是，梁启超同时认为，当下的中国要走社会主义是“搔不着痒处”。因为“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潮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但“至于实行方法，那就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因为工业组织发达得偏畸，愈发达愈生毒害，社会主义家想种种方法来矫正他，说得都是对症下药。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流弊有无，且不必管，却最苦的是搔不着痒处。”他认为马克思提出的“生产机关”国有论在欧洲是“救时良药”，但在中国情况就完全不同。如铁路国有“是欧美社会党最坚持的大问题”，但此时的中国早已实行了铁路国有但“结果如何”？他认为“在这种政治组织之下提倡集产，岂非杀羊豢虎。”所以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若提倡“生产机关”“归到国家”，他“头一个就反对”。

在20年代初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写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长文，支持张东荪与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等马克思主义者论战，反对中国现在实行社会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社会当下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才刚刚产生，远未发达，无产阶级更谈不上发达。中国当下的主要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外国的压迫，是劳动者很难在现代新式工业生产中找到工作，社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缺乏必要的物质条件。“吾认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者阶级”。“故中国之社会运动，当以多数人取得劳动者地位为第一义”。中国当前的任务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发展刚刚产生的资本主义。“欧美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在如何能够使更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他自注道：“此劳动者指新式工业组织之劳动者”，即无产阶级。他承认，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所随带之罪恶，自必相缘而生”，会有种种“可憎可恶之畸形发展”。但资本主义“从一方面观察，极可厌憎”，“从他方面观察，又极可欢迎”，对中国来说是“利大于弊”。现在，“资本阶级将兴于中国，其机运已经成熟，断非吾侪微力所能抗拒”。他写道：“以社会主义运动之立场而论，欲此主义之传播与实现，不能不以劳动阶级为运动之主体。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欲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而劳动阶级之发生，恒必与资本阶级相缘。故必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藉……”但他又承认：“资本主义必非社会终极目的明矣，不过借以为过渡。”所谓过渡，当然是指向社会主义过渡。

这表明，此时他已未如自己1906年那样、未如后来的哈耶克那样，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而是承认所有国家、社会的最终目的仍是社会主义，只是当时的中国还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而已，只有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才有开始社会主义运动的条件。最终，还是要“过渡”到他曾经不赞成的由国家掌控一切的社会主义。由此，也可看出当时中国思想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者其实并不多见。或许，这也是当时的世界性潮流，所以哈耶克备受冷落几十年也就不难理解，而他能几十年坚持己见、不断探索，也委实不易。

不管梁、哈观点的变与不变，社会主义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物质的基础之上，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梁启超实际提出了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能否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却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新引起理论界注意，并成为长期引起激烈争论的“热点问题”。现在，无论人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对是错，是赞同还是反对，都不能不承认他提出的是一个紧扣中国社会实际的“真问题”。遗憾的是，在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他的声音很快就被淹没，反对者在对他的观点作总体批判的时候，根本未重视这个问题内涵的深刻意义。或许，只有经过曲折探索、付出巨大代价之后，才能重视、体会梁氏几十年前所论的深意所在。

2008年12月29日，孟加拉进行了第九次议会选举。此次议会选举是孟加拉在2007年1月由于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实行军管后进行的首次全国大选，要重新恢复孟加拉的民主进程，因此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国际社会因此组织了一些选举观察团对这个选举进行全面的观察。我作为国际选举观察团的一个成员，在投票日当天观察了这个选举。现将当时看到和想到的一些东西记述下来，供国内读者参考。

一、孟加拉选举的背景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英国承认了印度的独立，建立了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1971年当时的东巴基斯坦宣布从巴基斯坦独立建立了孟加拉国。孟加拉有人口1.5亿，土地面积有14万多平方公里，是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的主要民族为孟加拉人，宗教信仰为伊斯兰教。孟加拉是当前国际上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之一，目前人均GNP为530美金左右，不识字的人口占到百分之四十以上。1971年孟加拉国独立以后，国家政治发展问题比较大，不断出现政治动荡。但是从1990以后，国家逐步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政治制度，选择了民主的道路建设国内政治。孟加拉是一个多党政治国家，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党派有近100个，但基本分为两大政党阵营实行轮流执政。但是在2006年底的选举中，却出现了严重的暴力，有四五十个人在选举中丧失了生命，整个选举处于混乱中。2007年1月孟加拉军方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接管了政权，成立了看守政府（CaretakerGovernment）。看守政府随即宣布将要在2008年底进行新的全国大选，还权于民。当时，世界各国对于孟加拉所出现的这种政治局面表示理解，没有过多指责军人政府，但是都希望孟加拉的看守政府能够真正的在2008年底前通过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恢复民主，实现还权于民的计划。

在从2007年到2008年底的过程中，看守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并试图清除原来的政治腐败现象，并将两个主要政党派系的领导人哈西娜和齐亚都抓起来，进行反腐败调查。并且试图在这两个主要政党派系之外建立第三政治力量，但是这个努力失败了。同时，军政府所做的政治改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反腐败不了了之。而且在这两年中，经济遇到大问题，孟加拉贫困程度加大，教育倒退，不识字的人口增加，这些局面使得孟加拉人民对看守政府感到失望，迫切要求看守政府还权于民，进行选举，履行自己对于民主的承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孟加拉看守政府开始了选举制度的改革，成立了中立的国家选举委员会，并且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直接帮助下进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西方主要国家也介入了这个选举制度的改革。首先孟加拉政府建立了全国的身份证制度，身份证上带有个人的照片和独一的身份号码；其次在身份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全新的选民登记表（VotersList），这个表上每一个登记选民除了有详细的姓名年龄地址外还附有个人照片和选民号码，这个号码除了包括身份证号码之外，还附加了选民登记地点和投票站的号码。这个带有个人照片的新选民登记表改变了过去选举中的混乱局面，使得任何要操纵选举的做法的难度加大，杜绝了选民登记中的漏洞，可以保证2008年年底大选的顺利进行。

二、大选前的变化

为保证2008年底的大选的顺利进行，看守政府在2008年8月举行了地方选举，在这个选举中选民已经表达出来了高度的政治热情，投票率达到了85％，这些为大选的顺利进行做了个比较好的预演。为了保证大选的胜利进行，看守政府曾经试图想减少政党的力量，曾经提出了去掉两人（minustwo）选举办法，也就是将两个政党派系领导人排除在选举之外，将人民联盟（AwamiLeague，AL）的主席哈西娜和孟加拉民族主义党（BangladeshNationalistParty，BNP）的主席奇亚继续扣押，不让她们参选，这样可以减少政治派系之间的冲突，但是这个计划遭到了政党的反对，看守政府不得已在选举前释放了她们两个人，让她们继续以政党领导人的身份参选。

为了保证选举能够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看守政府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规定。例如，选举的宣传品不得粘贴在公共建筑物上，只能悬挂在空中，从而减少了宣传品的数量，减少了选举的政治气氛；同时又规定在选举中要实行最高级的五级戒备，因此警察和军队都在选举前进入紧急状态，并加大在选举日的巡逻和戒备力度；规定选举日当天全国的手机都不提供信号；公共交通和个人的汽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都不得在选举日使用；选举日前的24小时，不得进行任何选举活动，各政党也不能进行选举游行。

三、选举日的观察

2008年12月29日是孟加拉第九届议会选举的选举日，选举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四点结束。这天孟加拉全国高度戒备，每一个投票站都有7名以上的警察和武装警察在维持治安，重要的交通路口都有军队进行戒备。这种高度的戒备保证了这天选举的和平进行。

对于孟加拉人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因为中断了两年的民主将要重新开始，选民的投票将会对孟加拉的未来产生重要的影响，将有可能改变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加拉全国各地选民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政治热情，纷纷踊跃参加投票。在我们所观察的大约十个投票站中，即便是在远离路边的偏远的农村投票站，几乎每个投票站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有的地方选民一排就是几个小时，但是他们都很有耐心，坚持进行投票。选举投票日这一天也是孟加拉规定的全国假日，都不上班，大部分妇女都穿上漂亮的节日衣服参加投票。按照穆斯林的习惯，男女选民分开排队，所以每一个投票站设有六个投票间，男女各三个。在女选民的投票间有女性选举工作人员在内工作。孟加拉的每一个投票间都至少有三名工作人员，这样一个投票站就有19名以上的选务人员。这些人员都由政府工作人员或者学校老师担任，都非政党人员，以保证选务工作的行政中立，以便选举顺利进行。为保证选举公正，每一个投票间里都有至少两名的主要政党派系所派的代表对于投票全过程进行监督。同时，也有至少两名NGO所派出的选举观察员在投票间进行选举监督，还有一些流动的NGO选举观察员在各地流动观察选举过程。世界各国也派出了一些国际选举观察员，包括美国、日本、欧盟、英联邦和南亚自由选举联盟所派出的国际选举观察员。全部国际选举观察员有共500名，加上国内的观察员20万名，对全国的投票站进行严格监督。从总的情况来看，选举的程序上没有出现大的问题，由于使用了带有照片的选民登记表，利用选民登记进行造假，或者操纵选举已经非常难了，所以基本来看这个选举进行的非常顺利。

下午四点钟，各个投票站投票工作结束，开始进行点票。在政党代表和国际国内选举观察员的监督之下点票过程也基本没有大的问题。在点票结束之后，选票在军警的护送之下，被集中到各地的点票中心，然后登记注册，公布于众。一直到夜晚，整个孟加拉仍然处在高度的戒备之下。当天晚上已经基本得知，2001年选举下台的人民联盟，重新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当时就估计所赢的差距非常之大。

第二天选举的结果已经基本出来，人民联盟的领袖哈希娜要求各地联盟成员保持冷静不要刺激对方。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宣布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认为选举不公平，选举中存在作弊现象，而且也有选举暴力出现。2009年1月1日，选举结果正式揭晓，人民联盟在全部三百个议会席位中得了绝对多数的230席，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只得了29席。选举的投票率高达85％。同一天，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宣布，不承认选举结果，但是承认新成立的政府，这样，这个选举就算结束。孟加拉人民联盟在1月6日宣布组建新政府，民主在孟加拉恢复。

四、选后的反应

12月30日，也就是选举结束以后的第二天，各国际选举观察团纷纷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们对选举观察的结果。国际选举观察团几乎一致认定这个选举是自由公正的，孟加拉人民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民主意识和政治热情，给国际选举观察团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这个选举在程序上没有大的问题，也没有暴力出现。但是在程序上仍然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选民们排队时间过长，有些选民找不到投票站，党派在选举日还事实上有一些活动等等，这些问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以便将孟加拉的选举进行的更好。国际选举观察团也希望在选举结束后孟加拉的各个政党能够合作，进行比较好的执政党的运作和反对党的运作，也希望反对党能在弱势的情况下对执政党监督。

孟加拉国内媒体、各政党、专家学者也纷纷在选后发表声明，庆祝孟加拉重返民主之路，人民重新进行了自己的政治选择。许多人认为这个看守政府虽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在选举上做了一件好事，使得孟加拉在国际上赢回了声誉，下边就要看孟加拉如何把自己的国家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搞好。

五、几点观察意见

1、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中民主选举的重要性

孟加拉国经济不发达，政治也出现很多问题，不断出现军事政变，政治腐败的事件比比皆是，政府治理的能力也相对比较差，社会经济文化水平比较低，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发展中世界国家政治发展所面对的问题。在这样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让一个国家凝聚成一个比较现代的力量，走向现代社会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因此政府的合法性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具有合法性的政府才可以真正的凝聚国家的力量，得到人民的支持。在军政府接管政府之前，孟加拉实行了多年的两（多）党政治，曾经有一段时间政治发展比较顺利。但由于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国内各种问题比较多，政治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实行国家紧急状态在所难免。但是对于孟加拉来讲，要想得到国际国内的一致认可，凝聚国家的力量，政府的合法性只能来源于人民的选择，也就是实行一个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的结果。这一个作用在孟加拉此次选举中得到了确认，而且孟加拉人民踊跃参选，迫切希望用投票的方式做出决定，也就表明了民主选举是发展中国家政治中的重要性，只有人民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选择出来的政府，才能具备合法性，得到社会认可，从而领导国家进一步的发展。

2、多党制是民主选举的必要条件

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选举中需要出现多党或两党的政治进行竞争，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政治竞争对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有好处。从孟加拉此次选举的情况来看，两大政党体系虽然都有各自的问题，两大政党的领导人也都因为腐败的原因，而被看守政府拘留，进行审查。但是孟加拉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种政党政治的竞争。反对党虽然败得很残，但是仍然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实际从孟加拉的历史来看，两大政党体系交叉执政，实际对孟加拉政治的发展有好处。两大政党在选举中进行竞争的时候各自提出自己的治国方案，向选民进行许愿，一旦掌权之后却未必能将所有的方案进行落实，或则出现腐败，这样选民在下次进行选举的时候就会选择另外的政党体系。这次孟加拉选民选的是2001年下台的人民联盟，而孟加拉民族主义党在2001年上台后却干得不如人民的期待，出现严重的腐败，这样人民就重新选择了2001年下台的人民联盟，并且以绝对优势获胜。这样的交叉执政可以使人民有所选择，也可以使政党不断地在选举和执政中加以改进，以期获得人民的满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政治制度包括政党体制的发展需要有个过程，甚至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才有可能使一个政党走向成熟，不可能一个政党成立以后就是十全十美的。因此通过政党之间竞争和交叉执政，有助于提高政党和人民的素质，这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讲是非常必要的。

3、看守政府的作用

此次孟加拉的大选是在看守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而看守政府的出现本身就是政治过渡性质的。2007年1月，由于孟加拉政治出现混乱，军人接管政权成立过渡政府是必要的，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谅解。但是实际来看，除了维持政治的稳定之外，看守政府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政府治理方面都乏善可陈，而唯一做出来的好事是进行了选举制度的改革，从而实行了一个自由公正的选举，将权力回归人民。从这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孟加拉的军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有限能力，认识到国际社会的压力，也认识到发展民主的重要性，从而并没有恋权，而是依照承诺将权力重新转给人民，这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比较好的军人政府的执政过渡过程。

4、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在孟加拉的这次选举中可以看到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是维持一个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必要条件，也是发展民主的重要条件。孟加拉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宗主国英国给社会以自由，但是没有民主，殖民地的最终政治决定要由宗主国来做。因此在英国统治时期，孟加拉的公民社会就已经出现。独立以后公民社会就更加得到了发展的机会，成为国家重要的建设力量。此次在孟加拉的选举中到处可以看到公民社会积极活动的身影，选民的教育和NGO选举观察员的培训都是由公民社会来做的，公民社会还积极地参加国内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活动。在投票日当天到处可以看到NGO组织所派出的选举观察员，每一个投票间里都至少有两位社会的选举观察员，加上流动观察员这些总数可以达到20万人。可以想象如果没有这些选举观察员的出现谁来监督政府和政党在选举中的行为，如何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正呢？所以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的出现是保证公民自由选举的必要条件。

5、国际社会的帮助是必要的

此次孟加拉之所以能够进行一个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国际社会的帮助是重要原因之一。2007年军政府接管政权是由于选举中出现了混乱，之后以联合国为主的国际社会对于孟加拉的选举制度的改革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帮助。由联合国出面世界各主要国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帮助孟加拉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选举制度。在这次选举过程中，国际社会又派出了500多人的选举观察团，在孟加拉全国进行选举观察，几乎可以覆盖孟加拉所有的投票站。这些国际观察员，由各国自己出钱，但对孟加拉完成这个自由公正的选举助益甚大。

六、对中国选举和民主的发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意义

1、贫穷落后教育水平低的国家照样可以搞好民主选举

孟加拉国的经济发展落后，人民贫困而且教育水平很低，比中国的情况要差很多，但是照样进行了一个被国际社会称道的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这说明经济水平教育水平低不是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原因。在选举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选举中我和我们的选举观察小组成员曾经访问了一个农民家庭。这个农民家庭所有的家具只是一张床，其它什么都没有；所住房间的屋顶、墙壁和地面都是破烂不堪的，全部开着口子。房主人的丈夫在1971年的独立战争中牺牲，现和女儿女婿过生活，依靠女婿的一点收入维持生活。当时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你认为这次选举能给你的生活带来变化吗？”她的回答是“可以带来一些”，因此她很早就投了票。其实这就是民主的意义。民主并不是存在在政治学的教科书里的，而是体现在生活中的，通过一个自由和公正的选举能够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改变政治，这就是民主的意义。孟加拉如此状态的人民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人民当然也可以。

2、选举制度的改革要进行国际化的合作

中国的基层选举进行多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帮助，从而选举发展很快。但是最近几年，选举制度的改革却没有什么太大的发展，选举停滞不前，甚至于在许多地方出现倒退，这和我们最近几年在选举上的封闭有关。因此，有必要推动选举制度的进一步改革，达到国际的标准。而中国推动选举制度的改革，一定要吸取国际经验，在选举程序上进行根本的改革，达到国际的标准，这一点离开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

3、选举必须要在政府层面进行

此次孟加拉的选举是全国议会的选举。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将组成政府，因此，这个选举是在政府层面进行的，得到了孟加拉全国人民的热情关注。孟加拉人的选举热情之高，远远超出中国人的选举热情，这是因为这个选举可以确实改变孟加拉的政治环境，改变孟加拉人民的生活，因此孟加拉人民积极参与是必然的。孟加拉也有基层选举，但是重要的是全国选举，因为国家层面的选举更能够对选民的生活加以改变。选举在政府层面进行，是推动选举的主要原因，也是民主发展的真正意义。因此从中国来讲，如果要认真推动选举，就该将选举推进到政府层面，也就是中国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应该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或者各级人大代表应该由老百姓直接选举产生，这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基层群众组织的选举并不能决定老百姓的政治生活，民主意义不大，对推动政治发展也没有大的影响。

4、发展公民社会推动民主的发展

在孟加拉的选举中公民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相比较孟加拉而言，中国人虽然教育和经济水平都要高，但是公民社会的发展水平却远远不如孟加拉：在中国的基层选举中根本就看不到公民社会的身影。因此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鼓励公民发展NGO，并推动公民教育、选举教育是将来推动中国选举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这一点，现在就应该做起。

2008年，中国立宪百年。一百年前的夏天，清廷颁行《钦定宪法大纲》，虽然君主大于立宪，宪政之门终于由此打开，“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直到年末，我才注意到这个周年纪念日，然而，回顾这一年，却发现自己的阅读早已围绕宪政而展开。

年初，读到林茨和斯泰潘的《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民主转型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但民主的巩固是一个更为艰难而缓慢的进程。民主转型将会开启巨大的政治能量，出于对这种能量的恐惧，一部分人选择稳固的威权。然而，威权自身是脆弱的，只能依靠暴力给公众制造一个稳固的幻象，一旦崩溃，要比民主转型危险得多。这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南欧、南美和东欧，我阅读的时候却时时想到台湾，2008年台湾的进程，也证明了台湾已经从民主转型进入民主巩固的阶段，“地区领导人”的更迭以和平的民选方式进行，前任“地区领导人”的舞弊通过司法方式得到清理。《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提出民主的巩固需要五个场域：公民社会（结社和通讯自由）、政治社会（自由和开放的选举竞争）、法治（立宪主义）、国家机器（理性-法律的科层制规范）和经济社会（制度化的市场）。这五个场域互相关联，很难单独展开，尤其前三者是巩固民主的先决条件，如果只着眼于构建经济社会却没有其他四种场域的支持，这种经济社会只是空中楼阁，会有致命的问题。

张朋园先生的《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月）讨论了清末的咨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选举和民国的三次国会选举，反思民主政治为何在中国屡选屡败。其中很多具体论述值得重视，他指出清末的选举“官民互动、士绅表现雍容醇厚，谦让有礼”，当年士绅约一百五十万人，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构建市民社会的前景是乐观的。对于备受指责的贿选，他引用一些社会学家的观点，表示社会面对贿赂与暴力，两害取其轻，容忍贿赂、避免暴力，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他认为市民社会未能构建以及贿选的出现，与经济欠发达有关，并且认为衣食足而后知权利，这就有些经济决定论的成分了。经济社会的重要性以及它对市民社会的推动力，不可否认，但是如《民主的转型与巩固的问题》所说，市民社会和经济社会需要互相支持，认为经济社会形成之后再构建市民社会，恰恰是忽视了两者的这种关系。

对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主试验，我特别同意罗隆基先生的观点：“其实民元至民十六年那段中国宪政历史，那固然是宪政的失败，那却是国家实施宪政必经的过程。倘以那段宪政过程中之波折，即断定宪政在中国永无成功可能，那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中国宪政历史不仅从民元开始，还可以追溯到清末的咨议员及资政院议员选举，可惜关于这一段历史，有着太多的误解。在《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里，徐贲先生围绕“政治和存在主义”、“记忆和见证”两个主题展开讨论。他指出，营造单一的记忆神话和压制不同的记忆必然是同步的。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民国遗民们的回忆录，发现“民元至民十六年”这段记忆最为单一，不过不是记忆神话，而是记忆妖魔化，其背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宪政的妖魔化。

极权主义的魅力只能吸引精英和暴民，群众往往被宣传征服，这是《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6月）的洞见。阿伦特的这本书，全面论述了极权主义的运营机制，她指出宣传主要诉诸于外部的非极权主义者，在极权主义拥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灌输取代了宣传。换句话说，“敌我矛盾”靠宣传解决，“内部矛盾”靠灌输解决。阿伦特注意到宣传和广告的相似性，但是她没有因此把二者等同起来，她指出商人通常不会装扮成先知，极权主义却会强调自己的预言是科学的。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里指出，奥威尔害怕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害怕文化成为庸俗文化，他认为：“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波兹曼对“娱乐至死”忧心忡忡，但如果可以选择，就像在贿赂和暴力之间两害取其轻，我会选择“娱乐至死”而不是“专政至死”。

2008年有着非常多的“集体活动”，让人窃喜或者让人焦虑。在2008年12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上看到，学者于建嵘向朋友们推荐《狂热分子》、《乌合之众》和《群氓之族》。勒庞的《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不算新鲜，码头工人哲学家霍弗的《狂热分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罗生的《群氓之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是第一次见到，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提醒独立思考的个体与那种疯狂又富有激情的群众运动保持距离。除了这几本，卡内提（通译为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也值得阅读，文学家的冷静在我们这里似乎特别稀缺。

一年前，在为《中华读书报》撰写个人年度阅读回顾时，有感于那一年的波澜不惊，我这样写道：“2007年尚未过去，我已经把它遗忘。”那时完全没有想到2008年的波澜壮阔，现在，似乎可以这样说：“2008年尚未过去，就可以断定它必将被反复提起。”接下来的2009年，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我准备以不变应万变，依然在阅读和思考中度过。

一般戏剧里的呈现，富有的人总是被塑造成脑满肠肥，左手拿伏特加，右手揽着女人的纤腰，坐在黑色朋驰皮椅上大放阙辞的秃顶商人。“这样的人不知喝了多少人的血，啃了多少人的骨头，才能成就他那令人作呕的嚣张与颓废”是一般人对富有者的刻板印象。印象的形成不可能空穴来风，然而，事情一旦成了印记，造成刻板，人们便会停止探索真相，因为答案已有；却没料到，现成的、方便的答案往往是误解的开始。特别是华人，有着严重的反商情结，有财必不义，“财”必须和“阀”有所联结，才是“社会正确”；连续剧必须朝“富不过三代”的方向发展，否则影响收视率。人人恨富有者，却人人想致富；人人鄙视股市的内线交易，却都想在内线交易里插上一脚.

富人令人厌恶，甚至在富裕的瑞士人眼中亦然。“大企业捐款纯粹因着减税”的说法，符合“市井正确”，大企业“做好事”会被怀疑其真正动机.就在这种心态背景下，当世界食品业巨人雀巢公司总经理Roland Decorvet当选为瑞士福音教会救助基金会（HEKS， Hilfswerk der Evangelischen Kirchen der Schweiz）的执行委员时，指责声浪便一波波袭来；反对者高喊：福音教会基金会以维护世界市场弱势者权益的律师自居，竟然能接受Decorvet为委员会成员！人们质疑，雀巢是否企图以总经理跨足慈善事业的举措，转移社会对该公司所犯下一连串过失的注意力？其中的逻辑是：因为一个资本家不会是个好的社会主义实行者。

外界态度如此，Decorvet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在接受新教双周刊Kirchenbote访问时，Decorvet表示，一般人不信任大公司涉足非政府组织活动的反应，不足为奇。他是以私人身份、以基督信仰、以他个人对教会的价值意义，做为行动指南。进入基金委员会，和他在雀巢总经理的职位丝毫无关，更何况也有人对於企业做公益事业抱持欢迎的态度。

这不是场对簿公堂的刑事角力，而是理性认知与冥顽意识形态的对垒。为了对事情有更客观的评估，有必要知道雀巢到底在全世界行过什么不义，以及代表雀巢Decorvet的真正心意。

受质疑的雀巢

雀巢之父亨利内斯雷（Henri Nestlé）是德裔瑞士人，原是药剂师，在十九世纪中叶针对当时婴儿极高的死亡率，发明生产了婴儿营养麦片粥。历经一百三十多年，雀巢公司不断扩充壮大，并收购其他国家的食品公司，成为当今世界食品界的巨擘。

1970中至1980年代中期，雀巢和其他食品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推销产品的手法遭人非议.也就是，推销人员穿着护士制服，对仍留在医院里的新生儿母亲展开紧迫钉人的凌厉推销攻势，并免费赠送试用，使得母亲们弃母奶，就牛奶；亦即将最适合新生儿肠胃吸收，既提供最佳免疫来源，也不产生排斥作用的母奶弃置不用，转而购买不应该是做为新生儿第一选择的牛奶（按一），而导致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强壮人力资源，在襁褓中便已部份断送！不但母亲们放弃可以免费哺育的人奶，更由於以遭到污染的水质沖泡奶粉，而导致婴儿死亡！1974年瑞士首都伯恩一个为第三世界出力的团体，以“雀巢杀婴”为题公佈追踪研究结果，雀巢则以“损害名誉”为由告上法庭。雀巢认为：一，工作人员穿着护士制服，并非雀巢公司授意，这些人是否真为雀巢人员，仍然待查。二，雀巢公司并没犯下足以被指责为“不道德”的行为。三，雀巢没有理由对死亡婴儿负起责任。两年后，雀巢胜诉并得到赔偿金。1984年雀巢也採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及联合国文教基金会对母乳代用品行销上市的国际准则.

1996年由於绿色和平组织及德国民众的抗议，雀巢公司必须将某种巧克力产品下架。原因是，该产品里的某些成份是基因改造过的产物。目前雀巢在欧洲销售的产品不含基因改造成份，然而提供雀巢所使用奶粉的牛只中，有一部份是以基因改造的饲料喂养.

参与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Oxfam，批评雀巢剥削第三世界国家的咖啡农，对於他们的“生存保障”做得不够周到。雀巢的辩解是，2005年已从英国引进有“公平交易”认证的咖啡做为产品原料。

西非的象牙海岸是可可的重要出产国，国际人权组织查出，至少一万二千名儿童如同奴隶般在该国的可可园工作，并指控雀巢及其他食品公司没尽心改善情况.这些受谴责的公司於是联合成立“国际可可创制会”（International Cocoa Initiative），禁止可可园有童工及被逼迫劳动者的参与.

凡此种种，雀巢在基因工程、水资源市场、工作权利、产品销售…等领域都曾遭到非议.如果不是蓄意违法，雀巢也只能称为“良心犯”，在西方左派份子眼里，却都已构成大企业不仁不义、明知故犯的罪状。也正因为有这些民间自发性的监督，大资本家才不至於有过多的错误踰越。

雀巢的回应

Decorvet是由Waatlaender教会内部选举为基金会成员，而不是雀巢别有居心的特别推举.风波的核心原因就在於，Decorvet集掠夺者及打击掠夺者的矛盾与尴尬於一身。HEKS（福音教会救助基金会）专为小农及各种职工联合会争取权益，而雀巢是被怀疑掠夺小农资产的不道德跨国企业.究竟Decorvet所说“我不会因为在雀巢工作而觉得良心不安”，是过於放心大胆，还是有所凭藉？他在隆隆炮声里如何为雀巢辩驳，的确引人好奇。下面就以第一人称叙述，让Decorvet为自己说话：

一般人可以谈论雀巢的巨大权力及强势影响力，却不能批评雀巢不为小农着想。事实上，雀巢在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为农民贡献极多的心力。如果人们以为雀巢不曾向农民伸过援手，会让我非常伤心。我曾在巴基斯坦住过四年，很喜欢那些简朴的农民。我的工作项目是雀巢为农民设计的开发计划，工作的夥伴就是农民自己。我们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雀巢的参与，成就了巴基斯坦国内最大、最成功的合作发展工作之一，受到巴基斯坦政府及联合国的认可与肯定。此外，雀巢这个巨大企业体也有一些让我愿意为它尽心力的基督信仰价值，例如爱近人、注重家庭、尊敬他人等等。一般人不能因几个员工个人的缺失，而抹杀整个雀巢企业.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企业不可能又赚钱又助人”的观念那么牢不可破！

做为一名新教徒，我着重多元价值与工作伦理。负责任是我的义务，也希望我的知识与经验能为教会所用。我从巴基斯坦回国后，写了封信给Waatlaender教会，表达我愿意为教会工作的意愿。HEKS的主管也收到了这信的複本。事情演变的结果，我被选为执行委员的一份子。

HEKS自诩为世界穷人的律师，也因此而有明确的政治倾向。这种情形还能维持多久，不是我这个新人所能预见。HEKS的工作内容、人员态度及活动计划等都令我心服口服。就瑞士雀巢公司总经理的职份而言，越快让越多穷人脱贫，绝对符合公司的利益。我看不出，企业营利和企业在伦理道德基础上执行社会义务，两者之间有何冲突。营利是种中性价值，无所谓好坏。如果企业与个人都不以赚钱为主要目标之一，税收哪里来？没有税收，政府如何建设并且加以维持？

贫穷是经济体系与人们的莫不关心所造成（按二），消除饥饿仍是地球上最大的困难工作之一。帮助穷困弱势的族群脱贫、发展是我们的义务。HEKS的工作深入到发展中国家的穷乡僻壤，而雀巢也不乐见第三世界国家的穷困继续存在，因为生活改善了，人们就有能力购买更多我们的产品。由此可见，HEKS和雀巢的行动目标是相同的、一致的。

生命如同一趟旅行，可以在途中不断学习。我一向喜欢学习新的事物，HEKS的工作一定可以让我有更多的获得。我仍是原来的自己，是个基督徒。不论为雀巢还是为HEKS工作，我的价值观不会改变。捐钱给HEKS的人，可以从我的经验及财经专业领域中获得好处。捐献的每一分钱都很重要，我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些钱发挥最大的效力。

我认为企业中每位高阶主管都应该利用机会去体会“最小兄弟们”的忧虑与恐惧，并且亲身参与改善他们生活的活动。至於该如何去了解和自身大不相同的生活情境，其中细节就因人而异了。

“帮助需要帮助者”的行为并不是基督徒的专属，而是不忍人之心的发扬.在商场上撕杀的某些富人，即便是机关算尽，却不能想当然尔地把他们和剥削弱势等同起来，除非证据确凿。从事慈善活动者认为富人只对金钱有兴趣，有些富人觉得自己总是莫名其妙地成了众矢之的，这两种情况均属多余；人际关系的藩篱往往是刻板印象的转移，不必要存在。Decorvet是否能游走在雀巢与HEKS之间，是否能给自己、给两个组织机构带来好处，都需要时间的验证.其实，Decorvet在HEKS工作会带给雀巢更多挑战，因为雀巢“出事”往往不在瑞士国内，而是难以控管的、距总公司甚远的海外子公司。只要子公司有任何风吹草动，Decorvet会立刻被讥为伪善。Decorvet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态势，他选择坚持理念行事，应该有他的把握。

如果台湾天主教会需要企业的帮助，应该提出完善的企划专案，大胆向小型企业或跨国公司募款。已经取得企业合作的，就应该继续；仍在迟疑的，必须迈开步子去执行。企业追求利润，天经地义.教会向企业募款，有如为爱美的女人上妆打扮，不也是天经地义？至於富人是否进得了针孔，就让天主去操心吧。

按一，回头看台湾，过去，在医院妇产科病房贩售奶粉的人随处可见（现在的情形，我不清楚），医院不但不阻止，甚至还和这些厂商挂钩.针对这种情形，政府和消费者都做了什么？

按二，西方思想似乎较少涉及反求诸己的功夫，以为解决方法都必须向外求取。有时贫穷不也是自己造成的？

1989年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的原《新观察》杂志主编戈扬女士，2009年1月18日在纽约仙逝，享年94岁。戈扬是中国著名女记者。曾任新四军记者，新华分社社长，《新观察》主编等，五七年被划右派、是杰出的民主先驱。
 

人魂断异乡，雁落白帆。
几时东归回塘里？午夜中秋朱弦满，双歌月伴。

聚散空惆怅，长啼河殇。
草色更叠今又绿。只等民主立宪日，回眸悲壮。

王朔一夜走红，与八九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的”被动转型”有关——在那希望突然破灭的转折时期，否定一切正面价值的虚无主义最容易风靡一时；王朔一夜走红，也与他对传播力更强的电影电视媒介的敏感有关——他是最早”触电”的当代作家之一，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被改编成电影和电视，从而深入千家万户，人们也许没有读过他的小说，但很少没有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如《顽主》、《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电视剧（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

王朔及其作品极具时代性，”王朔现象”的出现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根源。王朔作品的首要特点是，对暴力的张扬以及毫无节制的语言暴力。看看书名便一清二楚：《玩的就是心跳》、《千万别把我当人》、《动物凶猛》、《我是你爸爸》、《顽主》、《过把瘾就死》……王朔在其新作《我的千岁寒》的序言中，如同发癔症般地说：”我以为你们拿我当仇人，我就是仇人……我以为我是作家呢，我以为我是知识分子呢，我以为我是新贵呢，我以为我是流氓呢，我以为我是名人……你以为剃头就是和尚，当兵打仗也剃头。你们一个个人五人六的，会武功是么？都是大侠是么？金庸是你们爷爷是么？你们各路大侠都来，我一门三七炮废了你们全体。”二十多年来，王朔一直保持着此种”愤青”心态和”备战”状态。对此，学者单正平在《王朔的勇气从哪里来？》一文中分析说：”（在文革中）军事话语泛化为社会和文化话语，武断、强制、粗鄙的话语风格成为时尚和光荣。而这正好让读小学和初中的王朔赶上了。在他心目中，暴力话语是和少年的美好回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军队大院的孩子是暴力的受害者，但他们不去否定暴力，反倒拥护暴力。从初入文坛时候的《空中小姐》等纯情小说到后来的”顽主”系列，王朔发现，使用暴力话语，反而可以获得最大的成功和轰动。以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摧毁一切为特征的”王朔流”，影响了九十年代以后年轻一代写作者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进入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上的表达通常是匿名的，王朔式的骂街语言，成为网民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亦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四处弥漫的暴戾之气。

王朔作品的次要特点是，对仇恨的宣泄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拆毁。从金钱和名声上来说，王朔无疑是功成名就者，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无法摆脱失败者的焦虑，与边缘人的怨愤。他尤其仇恨知识分子，这是中国历史上游民阶层”反智主义”的一种现代表现。王朔说过：”因为我没有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体系，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给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而且打别人咱也不敢，雷公打豆腐拣软的捏。我选择的攻击目标，必须是一触即溃，攻必克，战必胜。”一方面，王朔认为知识分子是他的”拦路虎”，所以必须”打掉”；另一方面，他又晓得知识分子不是权力者，攻击权力者不安全，攻击知识分子安全系数高。评论家朱大可在《流氓的夜宴》中指出，王朔的履历正是八十年代社会转型过程的一个写照：他从一个骄傲的士兵，复员后成了国营公司的职员，继而辞职成为小贩，游荡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交易市场，他的身份在不断转移与变换，正是这种大院的败落、身份创伤和尊严的流走，诱发了”身份过敏－焦虑综合症”，并点燃了王朔们的焦虑、怒气和仇恨。朱大可指出：”身份性仇恨是流氓赖以生存的首席秘密。没有这种内在的仇恨，流氓一天都活不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却意外地长出了一棵小树，那就是痞子小说。”吊诡的是，王朔投身于他所”憎恨”的事业——文学（因为它原本是传统知识体系的一部分），并”利用写作来展开话语复仇”。

王朔作品的第三个特点是，对作家（或广义的文化人）身份的自我贬低、自我诋毁。王朔将写作当作”码字”、当作消解所有正面价值的武器。王朔将自己定位为顽主、愤青、痞子。他的策略是：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看作痞子，任何人便没有权利再来要求他承担什么和对谁负责，他就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自由”，就可以为所欲为。这确实是一种”不战而胜”的高明伎俩。日前，王朔做客凤凰卫视《铿铿三人行》，在主持人询问到他的私人问题时，他大谈吸毒经历：”（这是）我个人隐私，涉及到别人我不愿意说，我个人无事不可和人说的。吸毒嘛，我告诉你我吸过，我当卫生员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个……”除了吸毒，他还直言不讳嫖娼的经历：”我也嫖过娼，接触过性工作者，都是最好的人，都比小知识分子要好，内心要干净得多、善良得多……”许多人在震撼之余，首先发出的感叹是：”他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只有很少人看出了”王朔主义”的要害，如学者朱学勤所批评的那样：”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换言之，恶不能达成对假的否定。一个人可以选择躲避崇高，但不能侮辱崇高、否定崇高。

比起余秋雨、贾平凹、二月河等人来，王朔对人性的卑贱的展示，王朔的自我贬低和自我诋毁，是以某种不加掩饰和包装的”说真话”的面目出现的。因此，人们对王朔的误读之一是，王朔是一个说真话的孩子。连眼光老辣的二月河也被王朔骗过去了，他这样评价王朔说：”王朔是个小孩子，小孩子在池塘里玩泥巴，把自己身上抹的都是泥巴。看见那边过来一辆中巴，抓起一把，啪，丢在中巴上，你说能有多大的错误，你要把这个孩子怎样的处罚？”王朔可没有二月河说的这么简单，王朔扔过去的那块泥巴，极有可能让司机分神，让中巴翻车。王朔的痞，让厚黑无形的二月河亦不得不退避三舍。王朔的泥巴从来不是随便乱扔的，他真话是有限度的，他从不去直面那让我们生活得如此糟糕的制度根源。不过，王朔确实喜欢污泥，在他的世界里，并没有什么”看上去很美”（这是他的一本自传体长篇小说的书名）的事物，而全都是些”看上去很丑”的东西，即便是亲情与爱情。在这一点上，王朔与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一样：在描写丑恶的人与事的时候，往往聚精会神、绘声绘色、激扬文字，甚至血脉贲张；但在写作高贵的人与事的时候，则束手无策、如履薄冰、不知所措，甚至江郎才尽。因为他们自己便从未体验过爱和怜悯的情感，也从未有过向着人性的高贵提升的意愿。所以，他们干脆否认爱、怜悯和高贵的存在与价值。

人们对王朔的误读之二是，王朔代表着北京的平民文化。其实，王朔是在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他的家庭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特权阶层中的一员（尽管只是这个阶层的中下层）。军人多半来自昔日边缘群体的游民。朱学勤指出，”王朔主义”的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王朔与普通北京平民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他不知道大院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胡同里的平民百姓冬天烧煤球取暖的时候，他的家中是有暖气的。而军队大院具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尊奉残酷的丛林法则，这就奠定了王朔的欺软怕硬的性格。文革的动荡为这群大院子弟提供了一段特殊的、虚假的”自由时空”，正在度过青春期的这群年轻人，遂将发泄暴力和性欲当作人性的解放。文革对于大多数同胞来说，是一场血泪斑斑、家破人亡的悲剧；文革在这群大院子弟的回忆里，则无比”真实”呈现为”阳光灿烂的日子”（王朔是如此，姜文也是如此）。这就是”大院”与”胡同”的分歧与对立。在今天掌握着”话语权”的”公共知识分子”当中，有过王朔这样的生活经历的”大院子弟”还有很多，他们共同形成了一种宣扬”审美的暴力”和”语言的暴力”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磁场，并形成了一个关系牢固的”圈子”。

人们对王朔的误读之三是，王朔是反体制的，他的作品对官方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颠覆性。实际上，多年以来王朔虽然一直未能被”主旋律”所吸纳和招安，但他也很少受到官方文宣部门的打压与查禁。他的”胡言乱语”从来都是媒体的热点。担任过文化部长的王蒙，便相当器重王朔。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中，分析王朔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很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王蒙还如此评价王朔说：”他不像有多少学问，但智商满高，十分机智，敢砍敢抡，而又适当搂着——不往枪口上碰。……他开了一些大话空话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写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个团支部书记或者处长），或者写了也是他们的哥们儿他们的朋友，决无任何不敬非礼。”可见，王朔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单纯、朴实和”缺心眼”，别看他四面放炮、八方骂人，但他对放什么炮、骂什么人，都经过了精心的选择和考量。王朔的作品既不批判专制，也不礼赞自由。老奸巨猾的、在体制内外都有号召力的王蒙，偏偏就欣赏王朔，这本身就表明”二王”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相似性。或者说，王蒙是一个藏在斗底下的王朔，而王朔是一个摆在灯台上的王蒙。

以”无知者无畏”自居的王朔，其笔下只有血腥的暴力和玩世不恭的痞气，而没有对大地上的人们的爱、怜悯以及仰望星空的激情。所以，王朔只是一个半吊子的”流氓”而已。罗马尼亚作家诺曼·马内阿写过一本名为《流氓的归来》的回忆录，但他对”流氓”的定义与王朔截然不同。如果将《流氓的归来》与《看上去很美》放在一起对照阅读，其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这不仅仅是马内阿与王朔这两名作家之间的差异，更是罗马尼亚与中国这两个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差异。马内阿既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又是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的受迫害者。作为一名犹太人，在从童年时代便开始经受的无边的苦难与无尽的逼迫中，他深味了人生的荒谬无常、残酷无情。马内阿以”流氓”自命，因为”党用津贴来表彰艺术家，写作是一种只有受党管理和控制的作家协会的成员才能使其合法化的职业，一个没有工作和收入的嫌疑犯被指控为’流氓主义’的危险，也就是说，他过着一种寄生虫式的生活，这是社会主义法律给他的定义。”与那些御用文人相比，他是一个”流氓”，是一个有自己确定性的人生经验和价值坚守的”流氓”。

作为一名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王朔选择虚无主义为其作品的主潮，以对权力者的妥协来换取向弱者宣战的权利；而作为一名”能够在完全的沙漠中成长的作家”，马内阿在国家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仍然没有放弃希望，哪怕再微弱的希望。马内阿在荒谬的人生中竭尽全力地寻找意义，他对沉睡的同胞充满了爱与怜悯。他的流亡与归来，都是为了保持人性的完整与高贵。我们这个整体上患了软骨症、整体上缺钙的民族，只配诞生王朔，而不配拥有马内阿。王若望说过，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同理，每一个中国网民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小王朔”。什么时候我们将这个”小王朔”像关公刮骨疗伤那样从我们的身体里驱除出去，什么时候我们才开始了精神的苏醒与人格的站立。

一位日本汉学家的一句话成为我近期重点思索的一个问题。这句话是：”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对过去时代的著作也一样。’这是没价值的书’，’这是没价值的学者’，经常这么明确地说坏话。比如说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晓岚，就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听一位先生说过，至今记得。”凭心而论，中国人确有此特点。那么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微观的、具体的原因不谈，在此只谈两个宏观的社会政治原因，即政统方面的原因和道统方面原因。

政统方面，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说别人坏话”的传统。《千字文》有句话，”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意思是商汤伐夏，武王灭商，都属吊民伐罪之举。所谓吊民伐罪，实质上即占领道德制高点，先在在舆论上把对方搞臭，在政治上把对手搞垮，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说坏话，一种彻底的、绝对的说坏话。汤伐夏、周灭商是中国王朝政统更替的开端，这种舆论上搞臭、政治上搞垮的做法也为后世意欲改朝换代者所效法，不是自称吊民伐罪，便是自命替天行道，总之都是走先在政治上说坏话的套路。汉朝说秦朝的坏话，明朝说元朝的坏话，民国说清朝的坏话，共产党说国民党的坏话。共产党更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像王朝更迭一样，把坏话说绝，说彻底，说绝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纲上线，一篙打翻一船人。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人的公案，莫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根藤拎起一嘟噜瓜。而且共产党还在说坏话的形式方面又有新探索、新进步，即”大批判”，即”深入揭批”，全民参与，人人表态，人人都得参与说坏话，不得沉默。至反右、文革，此种说坏话的形式登峰造极，达到全胜期。

让我们做一些对比。比如韩国，一万元韩币上的人物头像是十五世纪上半的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他创制了朝鲜文字；一百元韩币上的头像是十六世纪朝鲜的抗日民族英雄李舜臣。世宗大王和李舜臣的时代，分别相当于中国明朝初年和戚继光的时代，可是中国钱币上有这个时代的人物吗？我看就是江姐、刘胡兰上了人民币戚继光也上不了。挪威历史上有一位国王，叫乌拉夫，是他把基督教带到挪威，因而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徒，后世称为圣乌拉夫。今天挪威法定假日里有一个圣乌拉夫日，为的是纪念这位国王。圣乌拉夫是十世纪人，时间略相当于中国北宋的赵匡胤。今天中国若有一所中学被命名为赵匡胤中学，有人肯定说是神经有问题。不说别人，毛泽东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为什么？因为此人”稍逊风骚”。德国柏林有一条弗里德里希大街，为的是纪念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弗里德里希的时代相当于清朝前期，反观中国大陆，以十八世纪帝王名字命名的大街，举国没一条。以人名命名，也是一种资源分配，贪婪的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中国人，如果有权以人名命名某条大街或某所学校，那也是要么用自己的名字，要么谁的名字都不许用。台湾倒是好一些，台北有个以刘铭传命名的铭传大学。尽管台湾到处是以”中山”、”中正”命名的地名，仅铭传大学即可断言，老蒋专（历史之）美的程度就比不上老毛。台北还有个东吴大学，中国大陆不可能有西蜀大学或北魏大学。为什么？历史不可怀念，要怀念也只可怀念毛主席，纪念共产党。

道统方面，虽说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实际上中国的道统和信仰体系一直纷乱庞杂，多神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无神论、神灭论、祖先崇拜，全有；关公、菩萨、佛祖、玉帝、土地爷、送子观音、妈祖天后、河神、树神、狐狸精、黄鼠狼精，全拜。在国人心目中，没有真正神圣的东西，彼此时常互相干犯，互不买账。近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官方信仰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实乃说坏话主义。举凡过去的一切，从社会制度到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排头骂过，全部打翻。原始社会愚昧，奴隶社会野蛮，封建社会残酷，资本主义人剥削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宗教信仰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诸如此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左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历史坏话主义，”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古今中外，什么都是坏的，要”数风流人物”，只剩毛主席最亲，共产党最好。有政统、道统这两大说坏话的话语体系罩着，中国人想不说坏话都难，除非说拍当朝和今上马屁的话。五千年中国史，究竟是由于中国没有好皇帝、好国王可供纪念，还是由于”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也说死去的历史上的人的坏话呢？答案也许是二者互为因果。因为没有好皇帝所以中国人喜欢说人坏话，因为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所以中国就出不了好皇帝。

现在看来，”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政统、道统原因已呈现出衰退迹象。比如因共产党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在民主政体里实际就是政见分歧）而引发的举国说坏话，已基本绝迹。1976年华国锋、汪东兴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抓捕四人帮之后，沿袭全民说坏话的旧例，举国铺天盖地一阵狂批。1989年赵紫阳先生下台，全民说坏话的大批判则没有出现。国共关系上的坏话，也在减少。蒋介石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峨眉山下来摘桃子”，诸如此类关于抗战史的海量坏话少多了。这意味着，出于政统原因的坏话数量在减少。中国今天仍然阵发性地说普世价值的坏话，说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坏话，说罗马教廷的坏话，说达赖喇嘛的坏话，说台独、藏独、疆独的坏话。还有一些举国律师都不能为苦主说好话的事件，比如四川大地震、石家庄毒奶粉、法轮功，哪个律师也不能为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说好话。政治坏话和意识形态坏话是中国人不得不说的最多的坏话，此类坏话少了，国人说坏话的话题、场合都大减，中国境内氤氲漂浮的”坏话的浓度”也必跟着大幅降低。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政统和道统根源断了，爱说别人坏话的国民性也会慢慢枯萎。

2008年6月28日凌晨，晴间阴

与雷某等人在江边喝酒至夜半，兴起，吹箫狂啸，惊动四野。雷某不禁叹道：鬼乐啊！如果此时在北川废墟间，冤魂全要跑出来，充当你的铁杆粉丝。我说：可惜拍纪录片的老郑不在场。他的父亲和弟弟都在北川，住建委宿舍，周围都垮光了，就建委楼房独立。所以老郑曾许愿，要陪我钻入他弟弟家，悄悄驻扎两夜，体验一番鬼城鬼气。老卢说：老郑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份子，5月13号一早，扛着摄像机进去，冲着天翻地覆的破败，正要来个全景呢，不料从脚下突然伸出一只手，扯住他的鞋帮子，叫”叔叔救我”。老郑被吓得呲牙咧嘴，懵了半天，才弓下身，只见底下的瓦砾内，只露出半截脸。老郑大喊快来人快来人，五六个当兵的闻声赶来，可没工具，十几双手忙乱几小时，搞得血肉模糊，也不见效果。最后，老郑用矿泉水，将那半截脸，一点一点抹干净。

“开始，那对娃娃特有的大眼睛，贼亮贼亮，一直刺到我的心尖尖，渐渐，有些灰暗了。叔叔我痛，叔叔我痛，他起码叫了几十声叔叔我痛。我流泪，却不晓得我流泪。我说娃娃你莫老是叫痛，节省点气力。后来，娃娃果然不叫痛，可那嘴，一张一合，像干河床的青蛙。终于，他的瞳孔散了，眼睁着，可没光。”老郑脱下外衣，盖住那半截脸，他再也拍不下去。任凭他的电视台领导、同事、徒弟咋个说，记录啦，不称职啦，辜负了大家辜负了灾难啦，他就是个软，莫提扛机器，连走路都摇摇晃晃。

哎呀！我连连叹息，咋个关键时刻竟成废人！

老郑没废，雷某道，只是不敢再拍人了。

那有啥意思？

他记录了一条狗，被砸断右后退，还守在倾斜的楼前。那是一条杂种狗，主人没了，窝没了，可它还守在原地。一个人又一个人，将它抱开，给它喂水喂食，火腿肠、饼干、肉，它都不吃。它拖着断腿，艰难的，一遍又一遍，跑回它的”家”。它呜呜哭泣，3天，4天，它已经骨瘦如柴，还不吃不走。所有人都被狗感动，强迫喂食，强迫它不殉葬。可是又过几天，它的”家”臭了，苍蝇成群，它的身上也爬满了。消毒兵来了，它再一次被弄走，它的”家”被一次次喷洒消毒药剂。最后，它被杀死在家门口，因为害怕瘟疫传播，所有北川县境内的动物，猫猫狗狗，都格杀无论。它的血，它无辜的眼神，终于被铁灰色的瓦砾吞没。

他妈的太浪漫了。

他还记录了久久盘旋的失巢的鸽子群；堆积如山的书包、校徽、作业本和日记；精神失常的官员。北川县委在地震后，曾派出好几批报警求救人员，都被绵阳方面压住，不准上报死了多少人。可笑的是，绵阳还将本地的武警消防部队朝都江堰、汶川方向派，省上和重庆的消防官兵路过安县，才晓得北川灾情严重，临时转向，投入救援。我和老郑一道，亲眼目睹好几车地震孤儿，大多数沉默，能开口的唯有哭叫。老郑拍下一组组眼睛，长达几十分钟，只有眼睛……

2008年6月29日，晴转阴，雷阵雨

返回成都家中。诗人陈家坪从网上传来他的地震新作《灾民哀歌》，分7个部分，几千行。10多年了，我还没读过这么长的诗。

我在这儿摘引《第三部分：孩子与天堂》，以表达一点点久违的文学敬意。

快要崩溃了，主，我祈求
我怕看到这张照片
我又控制不住要去看他们
我不想失去他们，主，饶恕我！

星星无数，新坟无数
孩子喜欢的物件无数：
英文课本、音乐课本、铅笔盒、象棋……
一个老奶奶趴在坟前痛哭
丈夫点起一把冥纸
近旁，桑先生看着横死的女儿：”房子没了，孩子死了。”
他70多岁的老父老母在旁边泪眼相对

妈妈站在楼下，手指尸体
“那就是我的孩子。
日晒雨淋三天，束手无策”
(记者：孩子多大了？)
“再过几天就10岁，我想给她过生日”

新闻车开到汉旺东方汽轮机工厂附属学校
这里包括了幼儿园、小学、高中、技校
记者们发现，操场上根本没有避难者，只有……
尸体，孩子的尸体，铺满了3个篮球场
没任何的遮掩。躺在地上
雨打在他们身上，一个接一个的孩子
手和脚纠缠着，脸或背贴着地
从倒塌的教学楼里拖出来。泥和血
20多分钟，记者们目睹
2辆卡车开走。每辆车上都装着20-30具尸体

第一天，一个学生脚断，流血不止。
第二天就夭折
没有止疼药，痛死活该

一个女学生被埋在山下
一个男同学悄悄爬下山
用双手挖，早上7点，挖出来后
他光著背，衣服裹在女学生身上，把她背上山
女学生脚已断，动不了，拼命叫
这个女学生得到好多人的照顾
但我不知道，她目前在天堂还是人间

意犹未尽，再摘引类似诗体新闻的《第五部分：黄金72小时》

水泥板下的一个幸存者，
最少需要三个当兵的扒
那么，以死伤十万人计
就必须马上空降三十万人马

黄金72小时
在地面行进受阻的情况下
政府出动的对救灾最有力的飞机
只有29架――包括温家宝的总理座机

三天，进入震中的救援部队
不足千人

震后长达20小时
没与灾害中心取得联系
两天仍然未能进入灾害现场
而震中距成都不过百里
他们傍晚才派出的四架飞机也无功而返

黄金72小时，已无情流逝
现在距离川震发生已超过80小时
传染病专家担心，灾区有可能会爆发
大规模霍乱、痢疾等肠道感染疾病
造成震后第二波大规模死亡

特别之处，伤者以老弱小孩居多
不少死伤学生儿童被困在瓦砾下，最容易令传染病散播
劳永乐说：”如果当中有小孩本身患有传染病
很容易传染给挤在一起的小孩
而痲疹、水痘等病可在空气中传播，更加容易传染。”

尸体虽不会污染水源，但却吸引蟑螂等害虫
增加散播病毒的风险，即使有人在尸体上喷洒消毒药水
泥土和尸体本身等有机物质也会抵销其消毒作用

很多病变都有机会形成红疹
而被压在瓦砾下的灾民身体长出”红疹”，
是因体内血液无法流到四肢被压住的器官
导致器官组织坏死所致，若情况持续
坏死的组织会释放出肌红素和有害毒素或化合物
并扩散到身体各部份，尤芳智说，这些有害物质
会影响其他器官，如导致肾衰竭

有网民说，每耽搁一分钟
就是几十、几百人死亡
耽搁一小时，就是几百、几千人死亡
耽搁24小时，可能是几千、几万人死亡
面对已经过去的72小时，我落泪了……

我锁定的官方电视台明确告诉我
黄金72，武警、消防战士和各兵种军人尽了力了
医护人员尽了力了，奔赴都江堰救人的出租车司机尽了力了
连夜排队无偿献血的成都市民尽了力了，废墟中的自救者尽了力了
不少政府官员也尽了力了，灾区之外捐钱捐物的国人也尽了力了
大难兴邦，1949年站起来过的中华民族
又一次站起来了！

他妈的，我这个民族中的诗人，败类，软骨头，窝囊废
却心疼得趴下。像被皮鞋踩踏的蚯蚓
一阵阵翻滚和痉挛。

2008年6月30日，晴

傍晚从温江回白果林老巢，唠唠叨叨的老母尚未露面，就在小区门口巧遇一北川来的地震醉鬼。据门卫肖大爷介绍，他叫李子平，这几天到我家隔壁探亲，超级好酒，兜里随时都揣一瓶子。

酒鬼的最大特点是貌似深刻，内里却将普天下人都当朋友或者仇敌。所以在几句话投缘之后，51岁、顶毛稀疏的老李就坦然接受我的邀请，一起烫火锅。

在离家百多米的”蜀江冷锅鱼”店内，我们母子陪同老李，似乎正慰问灾区的全体人民。挟带某种煽情心绪，我大手大脚点菜，却没能大吃大喝。老母和老李都肚量有限，就剩我，三两下就没胃口了。

不过，5个56度的小瓶红星二锅头，一滴没剩。

老威：厉害嘛。

李子平：莫得啥子。

酒龄多长了？

30多年，几乎天天喝。没喝过假酒，北川方向水好，莫得假酒。

你老婆也不控制你？

离过一次婚。十几年前吧，我还在百货公司管进货，经常乘工作之便，搞点便宜的小酒。比如丰谷酒，还没经过包装，价钱比现在低个十几倍，口感呢，却直追五粮液。我弄散酒来喝，一样的。可有一回，我喝着喝着，就不一样了，突然淡了，水和酒，没下肚前，就在舌头尖尖分家。你晓得，那滋味很难受。于是我冲着前妻冒火。嘿嘿，她不承认兑水。我就从旮旯里提出塑料桶，吧唧吧唧一尝，全是水味儿！这下火山爆发，三拳两脚，把前妻打倒。她躺了3天，起床就闹离婚。

接着就二婚。老婆赵兰，绵阳人，前世的姻缘啊。我喝酒，她从来莫得二话。害怕我的胃口伤了，就一盘接一盘炒素菜，让我多吃。她有情我有义，所以酒喝到一定程度，就晓得自我约束。男人嘛，总得有个嗜好，吃喝嫖赌抽，酒的害处最轻。地震那天，刚巧有两个朋友来家里，我们从午饭开始喝。老婆娃儿埋头吃饭，一二十分钟就下桌了。我记得没到两点，娃儿就出门上学去。老婆呢，跟往常一样，不断淘些蔬菜，炒了端上桌。我还记得两瓶丰谷已经完了，我拿出第3瓶，正要开，两个朋友直摆脑壳，不行了不行了。当说到第几个不行了，就地震了。轰轰！轰轰轰！两个朋友翻下地。我背对着厨房，老婆正端来一盘素烧豆腐，他妈的一颠，她就从后面扑我身上，烫豆腐盖我一脑壳。至于桌子和残汤剩水，全冲我朋友去了。

接下来整座楼塌。我家在回龙社区，2楼，活埋掉了。我醒来，已经5月12号深夜。我喊了几十声赵兰，没回应。奇怪，地震时明明跌到我背上，却摸不着了。永远也摸不着了。

后来才捉摸清楚，我起身从酒柜拿出酒，正要开，就震了。老婆虽然跌到我背上，可酒柜倒了，靠酒柜那面墙也倒了。我刚好在横梁这边，在小三角空间内。左膀子脱臼了，右膀子莫得事儿。右手捏着的酒也莫得事儿。

天上的酒神在保佑你哦。

对对。我不拿酒，就不会起身；我不起身，4个人肯定死成一堆。只可惜那么贤惠的老婆，那么争气的儿子。不能想不能想，想狠了心头就堵。只有天天喝，直到有一天酒精中毒、肝硬化、肝癌。我夜夜听见老婆娃儿在阴间骂我，但是但是……

你说你在废墟里还捏着酒瓶？

硬是作怪嘛。北川城都天翻地覆，死掉几万人了，酒还一滴没洒。我被活埋两天一夜，全靠酒撑起。身体卡住了，意识模糊了，下半截渐渐失去知觉了，只要吞一大口，就感觉气血在循环、游走。我在下面，一小口一小口，省着喝，不知不觉，就听到搜救人员的脚步声。我是酒嗓子，半哑，估计喊了也没起啥作用。还是酒味儿散出去，叫狗闻着了。

唉，酒胆酒胆，我不能失去这颗胆。反正横竖是个死。醉死梦生也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