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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12月出版的《改革之死》封面

1980年8月27日，在北京东城区前圆恩寺胡同内，一个普通男孩降生在一个老北京普通四合院里，这个男孩名叫杨佳。当这名男孩降生时，他的家人以及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他之生死会与整个司法体系之生死联系在一起。

杨佳出生前一年的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议设立“法制委员会”。将近20天后的3月1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这是中共当局为其开始司法体系建设所做的“组织”准备。在此之后，出于对毛泽东时代“无法无天”的反思，知识界进行了关于“法治”和“人治”的讨论。

而杨佳出生那年的11月20日，中共当局开始对林彪、江青等10人进行审判。这次审判通过电视向全国转播。知识界一般把次审判看作是中共从“政治之治”转向“法制之治”的开始。这是因为在此之前，历次中共内部的政治斗争，依照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逻辑来进行，斗争结束后，胜利者一方总是要描述自己多么“伟大”、“光荣”与“正确”，总是以历史书写者的姿态自居。而这一次，将“政治犯”送上法庭，尽管是特别法庭，但在中共历史上却开了一次先河。所有这些都是中共为其司法制度之生所作出的努力。

从中共为审判林彪、江青等人而设立特别法庭也可以看出，其司法体制建设自身就带有很强的功利性。所谓的“法律”，还是其维护统治的工具。这一点，如果说审判林彪、江青中表现还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它在28年后的案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与说明。

斗转星移，27年之后，杨佳已经长成了一名高高大大的青年。他是一名“连玩丢沙包的游戏都从不作弊耍赖”，不乱穿马路，看不惯父母乱丢垃圾，会跑过去捡起来的青年。但让凡事讲规则的他想不到的是，他在上海旅行时租用的自行车却遭遇到“合法性”危机，员警认定他是偷的。杨佳以“你为什么要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查看我的证件，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反问员警查车的“合法性”。由于这两个“合法性”问题，最终引发了杨佳对上海闸北公安局的击杀，致使6名员警死亡。此后，中共当局利用整个政权、国家机器来对杨佳进行了成功“剿杀”。2008年11月26日，也就是杨佳28周岁生日之后第90天，他被中共当局执行死刑。

在杨佳一案中，中共的公、检、法、律、司、媒等“暴力”机关公然公开地违法、作假欺骗民众，标志着中共司法体系的死亡。这正如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在《杨佳案连带死亡人数统计》中所言：“从一辆自行车的合法性问题引发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合法性问题，从个人死亡到国家司法伦理死亡，可以说伤亡惨重。”

美联社曾在报导杨佳一案中说中共司法体系“重建的时间刚刚超过杨佳的年龄”。而事实却是，杨佳之生即中共司法体系之生，杨佳之死即中共司法体系之死。中共宣判杨佳死刑，而杨佳也宣判了中共司法体系的死刑，甚至是整个“改革”的死刑。

实际上，宣判中共“改革”的不祇是“杨佳事件”。在杨佳被中共杀死10多天以后，一本由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改革之死》正式在香港出版。这是宣判中共所谓30年“改革开放”死刑的重要著作。

这本书中的“法政”部分是《从政治到法治》，总结了中共30年司法体系的进程，也就是中共司法体系之生，而没有提到中共司法体系之死。这也许是因为，作者写作时还没有发生杨佳事件的缘故。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从各个方面宣判了中共“改革”的“死刑”，其总论部分就是著名学者陈永苗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

对于中共这30年所谓的“改革开放”，有人曾把它比作是清末的“洋务运动”。祇不过，“洋务运动”最终因一场“甲午海战”而宣告失败，而这一次新“洋务运动”却因杨佳事件而宣告失败。

有朋友把杨佳事件中的4656名社会各界人士签署的《关于特别赦免杨佳先生的公民建议书》比作“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朋友的意思是，孙中山因为上书失败而选择革命手段推翻清朝。

但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为“1895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因为他们一个是呼唤清朝进行变革，一个是呼唤中共进行变革。虽然这份建议书看似祇是简单的特赦杨佳，但实际却是鉴于“我国正在面临解决社会危机，改革员警国家的国家形象，动员民心，恢复国家元气，重启文明进程的历史时刻”，因此要求“对杨佳先生实行特别赦免，并以此为发端，开始在中国废除死刑的历史进程，永久确立特别赦免之文明制度，建立文明法治之现代国家。”

祇不过，康有为的公车上书3年之后，清末还实行“百日维新”，但清廷最后还是拒绝变革，导致谭嗣同最后被残杀。而这一次，从发出建议书到杨佳被杀死，祇有短短的30多天，中共同样拒绝变革。面临中共拒绝变革的命运，民众祇有选择革命的方式。祇不过这样的革命，不会再是那种需要枪炮的革命，而是一种新的“街头革命”。

实际上，杨佳事件不仅宣判了中共司法体系的死亡，而且也宣判了中共的死刑。1989年，中共对学生的屠杀，就已经宣告其在知识份子心中的死亡。而杨佳事件，让普通民众彻底看穿了中共，宣告了中共在民众心中死亡。

既然在民众心中已经死亡，那就离其真正死亡的时间就不远了。历史上，“公车上书”之后，拒绝变革的清廷还苟延残喘了16年，直到1911年才被革命推翻。而今天，中共所面临的社会危机深重程度远远超过清廷，加之还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外部世界，中共苟延残喘的时间不多了。这样的时间不会超过16年，有可能祇有4、5年，甚至有可能在明年，即2009年。

（2008年12月6日）

本文原载于《北京之春》2009年2月号

我们应该如何解读今日中国

杰佛瑞。瓦瑟斯托姆（Jeffrey N.Wasserstrom）这本《中国的美妙新世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今日的中国？杰佛瑞。瓦瑟斯托姆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曾多次访问中国，发表过不少有关中国的文章和著作。这本《中国的美妙新世界》，副标题是”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其他故事”（《China’s Brave New World—— And Other Tales for Global Times》），由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本书篇幅不大，正文祇有196页。

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中国的崛起。在今后一二十年，中国的政治走向如何，将影响着世界的自由与和平的命运。然而直到目前为止，西方却仍然不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错，今日中国对外开放，外国人不难了解到中国的很多具体现象，但是他们常常陷入瞎子摸象的困境，见木不见林，不知道应该怎样从整体上去把握中国。瓦瑟斯托姆这本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有趣的故事，向读者展示了当今中国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作者又选用一个大概念，以便帮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中国。

作者认为，今日中国，虽然还保留了奥维尔（George Orwell）《1984年》的若干成分，但它已经更像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的《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众所周知，《1984年》和《美妙的新世界》都是20世纪出现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经典名著。但是这两本书所描绘的极权主义却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类型。《1984年》里的极权社会主要是建立在无处不在的监视控制和严厉的政治迫害之上的；《美妙的新世界》里的极权主义则主要是建立在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娱乐享受之上的。瓦瑟斯托姆教授认为，从1989年之后，中共认真吸取了东欧共产国家垮台的教训，得出结论，要确保政权稳固，就必须发展更有活力的经济，给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物质享受和娱乐。

应该说，作者对中国现状的描述并不为错。但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早在1989年之前，中共就大力推动经济改革，并开始引入消费文化。在80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一般人的物质生活都有显著改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第二、我们知道，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里，老百姓之所以沉湎于物质享受和娱乐，乃是生物工程的结果。那里的老百姓是统治者用现代高科技，用生物工程技术被制造成祇知道物质享受，不知道自由民主。中国的民众决不是天生没有自由民主的要求，八九民运的巨大规模本身就证明了中国人民同样具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强烈愿望。由此可见，今日中国之所以变得更像”美妙新世界”，绝不是因为中共比东欧共产党更聪明，更好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娱乐；而是因为中共比东欧共产党更冷血，更残暴地镇压了人民的反抗运动。不是生物工程，而是高压下的恐惧，才使得很多中国人放弃了对自由民主的争取。

不错，在书中，瓦瑟斯托姆教授也正确地指出1989年是中国的转折之年，而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屠杀。但可惜的是，作者未能对六四事件的性质及影响予以深入的揭示和分析。这是此书的一大缺憾。在我看来，要理解今日的中国，六四是个关键。今日中国的各种现象，几乎都和六四事件相关。

要理解今日中国，六四是关键

例如国人对政治的冷漠。作者注意到，由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许多西方自由思想家的著作都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再加上互联网的日益普及，获取不同的资讯和表达不同政见的空间多少是有一些的，但是多数民众——包括年轻人——却显得对此缺乏兴趣。以至于作者要提出”有了公共空间，没人来怎么办”的问题。我要补充的是，这种情况在海外更明显。20年来，中国人移居海外者数目剧增，留学生的人数也持续增长。然而，当这些人脱离中共政权的压迫，来到自由的海外后，同样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他们很少阅读异议人士主办的书刊和网站，也不参加有关的会议和活动。其实，这种政治冷漠正是恐惧的表现。因为八九民运遭到残酷镇压，很多人对争取民主失去了信心。出于恐惧，他们不得不远离政治这一危险的禁区；而一旦他们远离禁区，自然也就可能不再感到压迫，从而也就不再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就自以为生活得自在而潇洒。这时候，你要是提醒他们说他们实际上生活在恐惧之下，很多人大概还会不承认呢。

为什么这些人不去阅读那些揭露中共罪错的文章呢？为什么很多六四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六四事件的真相都好像没有兴趣去了解呢？因为他们缺少面对真实的勇气。因为他们知道，一旦他们面对这些资讯，必然会使得内心无法安宁。正义感会驱使他们起来反抗，这就使他们面临巨大的危险；如果不敢反抗，那又必然会使自己感到耻辱感到羞惭，所以倒不如干脆扭过头去，假装没看见，假装不知道，眼不见心不烦。祇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轻松的心态继续苟且地生活下去。

是的，今日的中共政权在处理国内外许多重大问题时表现得很灵活，故而被黎安友（Andrew Nathan）教授称之为”有弹性的威权主义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我要指出的是，中共政权的这种灵活性也是来自六四。六四屠杀彻底消解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促成了中共政权由权力到暴力的转变。暴力有暴力的好处，没有了意识形态的粉饰，也就没有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从六四以后，中共可以表现得非常灵活，非常有弹性，祇要对维护自己权力有好处，它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根本不在乎和它自己口头上标榜的理论有多矛盾，也不在乎和它自己早先做过的事有多矛盾。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公开声称不问姓社姓资。共产党不再担心别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它已经不需要意识形态的乔装打扮。与此同时，社会上则弥满着犬儒主义。在客观上，这种犬儒主义迎合了暴政，至少是不再挑战暴政，从而大大减轻了中共政权被迫面临的压力。

《1984年》里的权力精英奥布来恩讲过：”过去所有的寡头政体所以丧失权力，或者是由于自己僵化，或者是由于软化。所谓僵化，就是它们变得愚蠢和狂妄起来，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变化，因而被推翻掉。所谓软化，就是它们变得开明和胆怯起来，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却做了让步，因此也被推翻掉了。”在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20年后的今天，中共政权能够依然屹立不倒，就在于它不僵化，能”与时俱进”，勇于改革；同时又不软化，在”应该使用武力的时候”，决不手软，决不犹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说，今日中国还是更像奥维尔的《1984年》。

北京之春2009年2月号。

2008年11月27日上午，我怀揣《零八宪章》（征求意见稿）前往许良英先生家。正在家中复习功课准备考研的小孙女告诉我，爷爷早上去了颐和园，11点归。于是我自己动手沏了杯绿茶，一人坐在先生的书房中，拿出征求意见稿的大字文本，再次阅读起来。几天前的一次聚会上，朋友们都希望德高望重的许先生能在宪章上签名，也都知道，许先生必定会在提出尖锐的修订意见后，才有可能会签。另外大家也清楚，由我出面找许先生，先生的批评或许会稍稍留一点情面。读完文稿，我默默地告诫自己，一定要耳顺，要听得进先生的任何批评，不要太“据理力争”。

11点刚过，88岁高龄的许先生手提刚从超市买来的速冻馄饨，进屋了。我走出书房来到饭桌旁，他对我说：有些日子没见你了，好好说说你在忙些什么，中午我给你煮馄饨吃。我笑了，说：您把馄饨煮得那么烂，我怎么吃？他回我一句：不煮烂，我怎么吃？——没有重叠共识，事儿还真不好办。随之，我俩在书房落座。我开门见山对许先生说，世界人权日快到了，我们想发布一个政治文本，请您过目提出意见。我边说，边把手中的文稿递给许先生。

接过那份“长达”7页的征求意见稿，心直口快的许先生马上对我说：搞那么长干什么？是不是有五千多字？这么长的东西，一般我都不看，眼睛受不了。我回答说：其实不到四千字。因为字大行疏，才打印了7页纸。稍事翻看后，反应敏锐的许先生劈头提出两条意见。第一条意见是：干什么要起名为“零八宪章”？“宪章”这两个字不好随便用，用了，当局就要抓人，建议换个别的名称。第二条意见是：第一句话“今年是中国立宪百年”中，那个“立宪”是慈禧太后搞的，没啥意思，提它干吗？我回答道：取名“零八宪章”是从七七宪章而来；大家觉得，要把自己的理念和主张作一个完整的表达，用“宪章”来概括是合适的。许先生逼问道：想没想到有人会因此被抓？十九年前我说邓小平肯定会杀人，你们都不信！我说，十九年前的五月份，我是无法相信当局会在大马路上杀人。但今天我信当局会因“宪章”而抓人。不过，要是有人愿意承担这样的责任和后果呢？当然，我会把您的警示如实地带到。至于清廷立宪事，的确一直存有不同看法，我会把您的意见带回去商讨。

接着许先生翻到“基本主张”那几页，对我说：搞18条干什么？（那份征求意见稿上列了18条），有个5、6条就够了，简明扼要说些主张，人家也好读，好记么。我委婉地说，如果不用“宪章”之名，应该像您所说的那样处理为好。同时告诉他，已经从先前的33条归并为18条了。那时，我心里已然明白，即使许先生对文本不再有其它意见，他现在提出的几条，也已实难为“宪章”起草者和先行签署者们所采纳。看来，人们只能遗憾地面对一个事实了：许先生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宪章”签署人名单中。

时针指向12点的时候，我心有隐痛地对许先生说，希望他在读完全文后，再提出意见。许先生严肃地说，这种东西不能闹笑话，不能让别人因此而瞧不起起草者。我起身辞行，尽管心中怅然，但我的确感谢许先生给出这样的忠告，并对许先生毫不含糊地断言当局会因“宪章”而抓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零八宪章》发布前夜的2008年12月8日，当局动手“刑事拘留”刘晓波，“依法传唤”张祖桦。事实让人不得不佩服：在对当局本性的把握上，许先生真是目光如炬，具有过人的政治穿透力。

《零八宪章》问世之后，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应该说是很正常的事。其中有不少误读，那也并不稀奇。不过在我看来，有两种误读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一种是把《零八宪章》的“出笼”视为中共的阴谋，理由之一是许良英先生没有签名。我把上面的故事说了，算是给这种“阴谋论”来个釜底抽薪。另一种误读是，认为《零八宪章》是一出“私车上书闹剧”，其政策意识是眼光向上的改良主义。

什么叫改良主义？改良主义是反对从根本上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主张在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加以改善的思想。而《零八宪章》的主旨何其鲜明，它主张变三权合一的一党专政制度为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制度；从前言、基本理念、基本主张到结语，这一主旨表述得晓畅明白，一以贯之。我百思不得其解，何以有人还能把《零八宪章》误读为改良主义的请愿书？为此，我在这里还想说一件事。2008年10月31日，我在“征求意见稿”的第9条中，特意加进了一句话：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并把结语中的“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改革不能再拖延下去。”改为“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我的意愿是，在能够达成共识的前提下，使《零八宪章》的主旨更为鲜明，使寄希望于公民运动的路线更为明晰。

从正式发布、并已嵌入中国当代史的《零八宪章》，可以见证宪章主事者、签署者的眼光投向了哪里。与眼光向上的改良主义和眼光向下的流民主义在根本上相区别，他们所倡导、所奉行的是眼光平视的公民主义，所呼唤、所吁求的是中国的公民运动。这种公民运动的精神资源来自索尔仁尼琴的“唾弃谎言”、哈维尔的“生活在真实中”和米奇尼克的“新演进”；这种公民运动不选择匿名，不选择密谋，不选择暴力，而是选择真实，选择公开，选择非暴力；在这种公民运动中，越来越多的民众通过自我解放，逐步变臣民为公民，逐步像“自由人那样生活和工作”，逐步建设公民社会，而后极权统治者、威权统治者们的活动空间则“越来越狭小了，他们会越来越展不开步伐、挪不动手脚”（杨光先生语）；最后，如同《零八宪章》所直言不讳地宣示的，这种公民运动或将通过迫使统治者不得不改弦易辙，或是以一场天鹅绒革命来最终打破治乱循环、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造成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实现国人百余年来锲而不舍的追求与梦想”。

《零八宪章》的发布，升起了一面公民的旗帜，权利的旗帜，一面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旗帜。在步入己丑牛年的时候，我并不奢望以《零八宪章》为标识的中国公民运动会牛转乾坤，而是真诚地祝愿她以牛的韧劲，一步一个脚印地、坚实地、不可逆地走好自己的路。

2009年1月27日 于北京家中

自打懂事起，农历新年就一直是一个充满鞭炮声和欢乐的节日。记忆中，母亲曾经为了给我们买新衣服而发愁的侧影总是模模糊糊的，倒是清楚记得，每年一次，她老人家都会像变戏法似的，在大年初一给我套上新衣服。虽然好几年里，那“新衣服” 是哥哥们穿小后留下来的，又或者只不过是打上新补丁的“新衣服”，但那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我最多会生几分钟的闷气，然后用冻红的小手遮遮掩掩地盖住补丁，冲进春节的欢声笑语和鞭炮声里……

四十二年过去了，四十二个春节，都是欢乐的，我哪里想到，这世间的春节，竟然不都是欢乐的，我更不曾想到，这世间的春节，竟然也会充满悲伤，悲伤得让人落泪，让人心碎……

母亲是前年七月去世的，六个月后，我迎来了四十二年人生中第一个不一样的春节。当街市渐渐热闹起来，当左邻右舍喜庆的气氛扑面而来的时候，一种前所未有的忧伤笼罩了我。是啊，往年的这个时候，是母亲跑出跑进准备年货的时候，而长大了的我们一定会一边笑母亲瞎忙乎（妈，别准备了，外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呀），一边偷吃母亲为大年三十准备的年饭和初一招待客人的零食……

人生中等来了第一个没有了母亲的春节，第一个失去了亲人的春节。那个春节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按照湖北老家的习俗，今年我们没有资格在大年三十吃年饭的，我们要在腊月二十九日这一天吃年饭——

吃年饭了！平时都是由母亲发出吃年饭的最后“命令”，那个春节，这熟悉的声音却迟迟没有响起。没有响起，但我们仿佛都听到了，到了吃年饭的时候，满桌子大席都准备好了，家人也都围拢了。等到都聚拢到饭桌的时候，哥哥姐姐嫂子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吃年饭了！吃年饭了！……只是，谁也不肯先动筷子，都只是盯着桌子上那一双盛满饭却注定不会端起来的碗筷，那是为母亲准备的，我们都在呼请母亲先用餐……

四十二年了，每年都知道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可直到今天，到此时此刻再也无法团圆的时候，才真正理解团圆的真正含义。这顿团圆的年饭竟然如此让人哽咽……

大年初一，根据死人为大的习俗，远近的亲戚朋友都在一大早涌向我们家，鞭炮从早上五点炸到中午十二点，络绎不绝的亲戚朋友给母亲带来了纸钱，然后由披麻戴孝的我们陪客人一起给母亲的灵位磕头。连汉语都说不流利第一次在中国过春节的小儿子也像大人一样表情严肃地在奶奶的灵位前下跪磕头，我担心，他今后可能对中国春节的印象永远停留在这一天。

这一天，从头到尾几乎没有欢笑，只有深深的无法言说的思念。连路过家门口的邻居和路人也知道这家人在去年有亲人远行了，于是经过时，他们收起了笑容，放慢了脚步，擦肩而过时还不忘投给我们一束安慰的目光。

那一年的春节，度过四十二个春节的我才知道，原来人世间的春节，不都是欢乐的，还有如此让人心碎的……

今年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二个春节，哥哥姐姐们按照习俗还是回到了家乡湖北过，给母亲烧纸，但八十多岁的父亲由于天气原因，留在广州过年，于是我结束了美国的行程，在腊月三十的这一天赶回广州，为的只是和父亲吃一顿年夜饭。

一年多过去了，虽然母亲已经渐行渐远，我也能够逐渐控制悲伤留住思念，然而，春节的到来，还是让我心中充满了忧伤……在逛花市的时候，我会亲不自禁地在一片五颜六色的菊花前驻足凝视，倏然转身，原本是想告诉母亲，这本是她喜欢的花，然而……夜晚的珠江，盯着云端灿烂的烟花，眼睛会突然湿润，感觉到母亲也一定在某处与我分享……

母亲离去的两个春节，对于我，不但无法用“欢度”来形容，而且“每逢佳节倍思亲”，让我真正尝到了佳节思亲的滋味，这滋味是如此的不好受，甚而至于让我有些害怕春节的到来……

每每这个时候，我就会想，其他失去亲人的人也会和我一样吗？他们会在春节到来的时候“化悲痛为欢乐”吗？他们会不顾中国几千年春节留下的风俗习惯而载歌载舞吗？

如果没有过去这两个春节的失去了亲人的切身体会，我也许不会被电视里的镜头刺痛，也不会如此伤心、激动和气愤！

专门飞回广州陪伴老爸过春节，而他老人家一到晚上七点多就上床睡觉，结果这个春节的夜晚我几乎是一个人度过的，在电视机前度过的。然而就是这电视机，让我渐渐地愤怒起来。

从年三十的春节联欢晚会到初一初二的新闻联播，我的眼睛一直在搜寻四川灾区地震灾民过春节的镜头——我看到了，很多、很多……

然而，我看到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洋溢着节日喜庆气氛的灾区，灾民为搬进新居载歌载舞，感谢了国家又感谢全国人民，灾民们都在欢欣鼓舞，能为过上这样的春节笑逐颜开，还有一些灾民在搞剥玉米粒比赛欢庆春节，还有一些在饭桌上感谢国家和政府……

新闻转换了不同的灾区场景，换了不同的灾民，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服装，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年龄，唯一相同的是大家脸上的幸福笑容……特别是大年初二的新闻联播，用了较长时间播送重灾区灾民们欢天喜地过春节的镜头，有那么几分钟，我甚至认为，也许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不光是灾难，还有快乐？因为这些灾民脸上洋溢的幸福几乎是我在非灾区都看不到的……

可是我越看越觉得不对劲，这是报道灾区的春节吗？这是报道一个仅仅在几个月前发生地震灾区的春节吗？这是在报道几个月前被地震夺取了十几万条生命的地震灾区的春节吗？

我开始感到不可思议，于是我立即用MSN联系了两位四川网友，我先是问他们，他们那里的春节习俗是否和湖北一样，得到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又问他们，如果家里有人去世，春节的习惯又如何，答案也是和湖北一样的。

于是，我又问，我看了三天的中国的所有电视频道，可我看到的四川灾区竟然是一个充满了欢声笑语的灾区！你们能够给我解释吗？四川的朋友只是淡淡地说，那是让你们看到的。然后他竟然不愿意再谈什么。

第二天早上，我接通了上次到成都都江堰认识的一位女士的电话，她家里并没有亲人在地震中死去。我问她，有一件事我不太理解，你们那里的节日欢乐气氛竟然那么浓？是真的吗？

那位女士说，大年三十和初一，周围到处都是幸存者在为亲人烧纸，唯一浓的是空气里燃烧纸钱的烟雾。她说，虽然没有亲人离去，但看到周围的那些失去老人和孩子的悲伤的人们，她无法高兴起来。我又问，可搬进新家也许值得欢庆吧，电视上是这样说的。她说，新家？你说的是搬进新房子吧？至于家，又有几个能够恢复的？

她说，何况也只有少部分搬进了新的房子，春节到来的时候，甚至比地震发生后第一个月的时候更加思念倒塌旧房子，因为那不仅仅是房子，而是一个个的家，破碎的房子，破碎的家，还有破碎的也许永远缝不上的心……

听了她的话，我理解了。我一度有那么一瞬间，误会了四川灾区的同胞，从这几天用纳税人养活的电视新闻和联欢会上，我以为四川灾区的人民——一个失去了十万亲人的灾区民众，真会为了搬进了几个新房子，就忘记了亲人，忘记了中国几千年代代相传的合家团聚的春节精神！

我不知道那些新闻报道到底是为了让谁看的，但我知道，那样报道灾区的春节，那样报道中国人的春节，不管你是为了什么理由，你违反了中国人最基本的道德。对于绝大多数人，春节是一个值得欢庆的节日，然而，对于很多很多的灾区民众，他们或者失去了亲人，或者失去了家园，春节至于他们，是一个伤心和思念的节日。

策划这些新闻报道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失去过至爱亲人，但任何人迟早都会经历无法“欢庆”的春节，当你们的那一个春节到来的时候，你们一定明白，你们曾经对灾区民众干了一件多么不道德的事！

杨恒均 2009-1-31 （大年初六）广州

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上任前夕，公开指控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而前不久，在半年一度的例行审查中，布什政府并未将中国列入“操控汇率国家”，仅指出“人民币被低估”。美国新政府发出新信号，这表明，美国新旧政府政策各异，至少在经贸方面，奥巴马当局将对中共展示更强硬立场。

美国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上任前夕，公开指控中国政府“操控人民币汇率”。而前不久，在半年一度的例行审查中，布什政府并未将中国列入“操控汇率国家”，仅指出“人民币被低估”。一般认为，那是执政后期的布什当局，对北京持温和姿态的一部分。

美国新政府发出新信号，表明，美国新旧政府政策各异，至少在经贸方面，奥巴马当局将对中共展示更强硬立场。

就美国金融风暴、以及由此蔓延全球的经济危机之根源，经济学家看法不一。一种结论是：美国消费过度，超过支付能力；另一种结论则是：中国操控汇率，向他国低价倾销货品。中美双方更是各执一词，中方强调前一种论点，美方则注重后一种说法。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北京确以行政手段，人为操控人民币汇率；同时以低价商品，倾销他国；由此形成对美欧等国的巨大贸易顺差。中国高居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由此而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也由此而来：以巨额贸易顺差，形成财富由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

更不用说，中国以大量超低成本的假冒伪劣商品，牟取暴利并为祸国际市场；而大量盗版、侵犯知识产权，更让中国获取巨大黑色利润。在最新一轮的中美知识产权纠纷中，经世界贸易组织裁决：中方败诉，将向美方赔偿数亿美元。

就在美国新政府指控北京操控人民汇率的当天，外汇市场上，有相当数量的美元被抛售，外界认为，这是中国方面的报复手段，以此暗示：如果奥巴马总统强势对付中共，中共将大量抛售美国国债，还以颜色。中国已经上升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持有美国国债达6529亿美元。如果北京大量抛售美国国债，将使受创的美国经济遭受进一步打击。

实际上，这是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中美之间的首次交锋。交锋也延伸到了外交领域。中共官员晋见病后复出的朝鲜领袖金正日，并高调传达胡锦涛邀请金正日访问北京的信息；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首次发话：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生存空间，比如，支持台湾成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这似乎表明，北京手中的朝鲜牌，华盛顿手中的台湾牌，又将被启用，投入新一轮博弈。

一般认为，在美国，偏右的共和党执政，对中共较为强硬；偏左的民主党执政，则对中共较为温和。但从历史上看，对中共有利时期，恰恰都是美国共和党执政阶段。上世纪，共和党人尼克松以反共著称，但他出任美国总统后，竟戏剧性地与中共和解，让当年对内陷入文革泥潭、对外同时与美苏为敌的中共，绝处逢生。

刚刚卸任的布什总统及其共和党政府，初期对中共持强硬立场，但后期却与中共亲善，甚至带头出席北京奥运，为中共政权加油打气。其中的利益交换，自不待言。难怪毛泽东曾阴阳怪气道：“我更喜欢美国的右派。”

奥巴马竞选和上任前，中共及海内外亲共人士，都为之喝彩并翘首以待。他们不曾想到的是，奥巴马的政策，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整体方向上，都不利于中共。

在经济和贸易问题上，奥巴马及其所属的民主党，都倾向于对中共强硬。对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逆差，对中方操控人民币汇率、猖獗盗版、外销危险和有毒商品等，民主党人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如今，民主党全面掌控美国行政和立法权力，正好大展其志。

鉴于经济议题优先，奥巴马政府未必能在人权方面，对中共直接施压。但执掌国会的众议院议长南希?佩罗西本人，则一直是民主党内的人权先锋，历来抨击中共践踏人权的劣行。在南希?佩罗西的率领下，占据国会多数席位的民主党人，不大可能在人权问题上放过北京。

奥巴马有意从伊拉克撤军，转而向阿富汗增兵，强化对基地和塔利班恐怖武装的打击力度。美国的这一国际战略调整，客观上而言，又不利于中共。

首先，美国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中亚，中共将直接感受压力。另外，回顾2001年，中美发生撞机事件前后，布什政府原拟强势对付中共，但随后发生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却使美国被迫调整其国际战略的优先顺序，反恐，成为主题；伊拉克战争打响后，美国更深地卷入中东事务；中共问题等，则退居其次。中共再次获得喘息之机，并养精蓄锐，乘势坐大。

换言之，崛起的国际恐怖主义，掩护了崛起的中共专制主义。奥巴马缓和处理中东事务，而集中力量打恐，一旦恐怖主义式微，中共专制主义将相形突出，为世人所不容。

面对奥巴马新政，中共的对策，大抵还是先硬后软，先以抛售美国国债、唆使金正日跳高、甚至策动更多流氓国家滋事，来给奥巴马制造难题；然后，出面示好，向美国输送经济上的好处，比如，增购美国国债，大宗采购更多美国设备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这是中共的老套。奥巴马政府是否中套？还需拭目以待。

昨天我从海外一些媒体看到，北大清华一些教授开着私家车到北京市政府门前上访的照片，上访者要求海淀区政府出面处理他们付款之后两年依然无法入住的烂尾楼“褐石园”的问题。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虽然你们的车随地乱停乱放，压坏了花花草草，阻碍了交通，但政府工作人员一直在用温和的方式劝解，警察也在现场努力维持秩序，对你们可谓温文有礼；但你们情绪激烈，吵吵嚷嚷，似乎有失文化人的优雅风度。

不知你们是否发现，旁边居然还有欧美和日本的记者在不怀好意地拍照。虽然奥运之后党和政府依然承诺，要将奥运期间的外国记者自由采访的政策延续下去，但他们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地从事对中国人民不友好的活动！他们要把这些照片拿去干什么呢？这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必将利用此次事件来进行反华宣传。据我所知，诬陷性的说法主要有四点：

一、烂尾楼的开发商是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公司，其老板刘军涉嫌海淀区区长周良洛案件被捕入狱，这是一起典型的官商勾结的事件，所以中国的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

二、教授们也上街了，显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了严重的不满，中国社会处在极不稳定的状态当中；

三、北大清华教授上访，目的是捍卫财产权（房产是中国人最大的财产），说明中国不久前通过的《物权法》只是一纸空文，不能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

四、连教授也无奈地上访了，中国不就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吗？

为此，我要含泪向这些上访的教授作如下之劝告——

你们所遭遇的无良开发商的欺骗，全国人民都感同身受。如今，每一个房地产项目的背后，都有若干不为寻常人所知的黑幕。可以说，每一个房地产项目都有问题，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中国诚信度最低的行业就是房地产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受骗的绝不仅仅是你们这几百位名校的教授。你们的遭遇跟大家一样，所以不要搞特殊化嘛。

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过，虚空无相，无所不相。也就是说，钱财和房产等都是身外之物，要将这一切都看淡了、看空了，人就幸福了。你们当中，有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部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温儒敏教授，有在电视上口若悬河、舌战群儒的专栏作家和主持人阿忆教授等饱学之士，学问和口才或许仅次于我秋雨大师（我这大师可是教育部门钦定的，大师唯我一人，大师工作室亦别无分店）。你们总该知道《红楼梦》中有一首《好了歌》，歌云：“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人虽有情，而历史无情，就连秦始皇以举国之力修建的阿房宫都无法存留于后世，更何况你们的小小住宅呢？以此来衡量，为了区区一套商品房而跑到市政府门口去上访，窃以为乃是因小失大之举，表面上是在维权，实际上是在给政府脸上抹黑，并危害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和千年未有之太平盛世。

烂尾楼的问题，政府从来就没有说过不管，始作俑者周良洛和刘军等人不都已经锒铛入狱了吗？庄子说得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拿了你们一辈子的积蓄却不交房子给你们的开发商，所窃者钩也，未来之命运则诛也，没有人会包庇他们的。你们不要愤愤不平，要相信法律，政府是依法治国的。你们在市政府门口所说的那些话，其实早已是各级政府和广大民众的决心。但是，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行政和司法领域尤其如此，没有调查怎么能够还你们公道呢？要给政府时间慢慢调查，三年五年都不为长，愚公移山的故事你们也都知道吧？

你们聚众上访，实在是愚不可及。这次政府对你们相当克制，派遣工作人员出来与你们对话和沟通，待遇差不多与八九年学运的时候一样了。虽然温儒敏教授差点被一名公务员推倒在地，但那只是一场小小的误会而已。你们要知足常乐，不要得寸进尺。那么多外地来北京上访的普通的工农大众，要么被当地驻北京的截访人员塞进汽车运回原籍，要么被关押在驻京办暗无天日的地牢和水牢之中，他们的命运那才是真叫个惨啊。还有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你们去过吗？我走过千万里的文化苦旅，发出过不止一声的叹息，虽然还不曾涉足那片都市里的村庄。但我听说，就在那个离天安门广场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有成千上万的访民，过着风餐露宿的野人般生活。跟他们相比，你们沐浴在党和政府的浩大恩典当中。虽然你们没有我这么富有，可以名列作家富豪排行榜的前列，但你们个个不都是“出有车、食有鱼”吗？那套没有到手的住宅，大概是你们的第二套房子。所以，你们要学会感恩，不要自以为是、小肚鸡肠地跟政府添乱。胡总书记说了，“不折腾”是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你们要好好提高政治觉悟，不要重蹈当年右派们的覆辙——那些大小右派分子，不知天高地厚，对党国大事指手划脚，惹恼党中央，粉身碎骨方后悔不迭。

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这一次你们被奸商欺骗了，党中央和国务院也为你们感到痛心。这三十年来，我们天天摸着石头过河，在帝国主义的虎视眈眈之下，在海内外敌对分子的攻击之下，没有跌大筋斗，而始终保持经济高速的增长，已经是万幸的了。你们的遭遇，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所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已经有好几位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赞扬说，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奇迹。在这个奇迹的背后，有一些小小的尘埃，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你们不要吹毛求疵，要有全局观念，不要以个人的得失来来否定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在目前，不能急躁，要舍得“小家”顾全“大家”。因为还有更危急的事。国际金融危机已经波及中国，股市、车市、房市均一泻千里，经济崩溃成为悬在十三亿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凶剑，数千万农民工和数百万大学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也急不可待。你们没有看到胡总温总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吗？你们不吃“什锦饭”和“八宝饭”，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去年党和政府刚刚忙过万国来朝的奥运会，还没有来得及歇上一口气，今年又要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阅兵了。因此，确实很难快速腾出手来，处理你们的烂尾楼问题。我想，你们一定是识大体、明大理的人，先让党和政府将最危急的关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生计和大中华的面子的问题解决了，怎么样？

　　多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杰出表现，已经为整个中华民族赢来了最高尊严。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年来，尽管从反右到文革，从反自由化到六四，虽然党和政府让知识分子受了不少委屈，比如我个人就曾经心不甘情不愿地被“石一歌”利用过，但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是爱国的，“儿不嫌母丑”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宝贵的品质。党和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永远是“肝胆相照”、“鱼水相融”的亲密关系，这种动人的气氛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找不到，至少我就没有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看到过。因此，教授同僚们，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在党和政府面前，知识分子永远要谦卑。建国之初，南社诗人柳亚子恃才傲物，以为跟毛主席唱和过几首诗词，便可以同主席称兄道弟了。柳亚子向毛主席提出将颐和园赏赐给他，他哪里知道颐和园是属于全体劳动人民的？于是，毛主席写诗批评他说：“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诸位教授同事，秋雨今天也将毛主席的这句诗转赠给你们，你们不要像柳前辈那样汲汲名利、牢骚断肠，而要像我这样左右逢源、心宽体胖。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说过，面包总会有的；所以，你们的房子也总会有的。

温总理经常引用屈原《离骚》中的名言“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以及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你们要好好向总理学习，要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要老是盯着自己的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孩子，要像我这样将主要精力放到复兴中华文化的伟大事业上，否则还算是知识分子吗？
在此与诸君共勉之。

镇反运动是不是正确的运动？

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远在建政伊始，为了巩固枪杆子夺取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在开展土改运动与抗美援朝运动的同时，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我们这些有幸年过古稀的老人，今天可以作为见证人对镇反运动做历史的评论。所谓“镇反”，是“镇压反革命”的简称。通常讲的“镇反运动”是指1951年开展的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还可以作为动词使用，通常指枪决反革命分子。至于“反革命”的内涵和外延，简直具有无限的可塑性。60年的建国史，不能沉溺在伟大光荣正确的赞歌之中，自我陶醉。我们应该正视不容回避的历史，错误就是错误，总结汲取历史教训。这是任何一个勇于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政党都应该做的事。

赫尔岑的名言：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毛泽东主政27年，基本手段就是“运动治国”，借用当今胡锦涛的话说就是”折腾”，瞎折腾，乱折腾。陈奉孝先生在《应如何评价毛泽东》一文中说：“在毛泽东建国后执政二十七年里，他一共发动了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十一次，即五零年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五一年的‘镇反’、五三年的三、五反、五四年的农业合作化、五五年的‘肃反’、五六年的私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六三至六四年的‘四清’、六六至七六年的‘文化大革命’。那么他发动的这些全国规模的十一次政治运动，其中有几次是正确的呢？不带任何偏见的说，恐怕只有‘镇反’和‘三、五反’这两次。”

陈奉孝认为：镇反和三五反两次运动是正确的。笔者认为，三反五反运动也是不正确的，不过为了议论集中，本文对三五反运动不予涉及，只议论镇反运动。

陈奉孝解释道：“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巩固下来，一般都要镇压旧政权的残余势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五一年的‘镇反’基本上还算是正确的，但也错杀了不少人（如果从民主和人权的角度来考虑，五一年的‘镇反’也是错误的。根据国际法，当敌人已被打败，放下武器后，如果再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杀害，那就犯了屠杀罪）。”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毛泽东发动的镇反运动是错误的，不能说“基本上还算是正确的”，只是“错杀了不少人”而已，这好比说反右运动是正确的必要的，只是犯了扩大化错误。至于说到“偏见”，现在左派他们还在为毛泽东招魂，颠倒是非，伪造历史，为毛评功摆好，全面歌颂毛泽东的功绩，镇反运动自然也在其中，那才是真正的“偏见”。我想在评议历史的时候，用不着自我表白带不带“偏见”。尽管是评论60年前的历史，即使标榜客观中立，仍然会表现出立场观点和某种“偏见”。有偏见不算坏，坏的是不承认事实，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然后颠倒黑白，颠倒是非。例如至今仍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饿死了三四千万人的大灾大难是编造的谎言。这就不是科学的态度了。这样的“偏见”万万不可有。（张羽《解读毛泽东时代饿死几千万的谎言》载乌有之乡网站）

首先要声明，我的家庭成员和亲戚中，没有人在镇反运动中被逮捕和镇压，因此可以比较超脱地来评论镇反历史。我们这些经历过见证过镇反运动的人，在相隔了将近六十年之后来评论镇反运动的是是非非，有利的条件是有许多感性的记忆，但是除了受本人观点、见闻的局限，还有许多当初留下的误传误导误闻误听以及认识历史的方法、视角。如果不摆脱那些误传误导误闻误听，得到正确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仅仅停留在若干感性印象中，就难以得出符合实际的客观的科学的理性的结论。

陈奉孝说 “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里，为了使自己的政权巩固下来，一般都要镇压旧政权的残余势力。”此话说对了一半，就是这种事情的确是只会发生在“非民主社会里”。假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接受了斯大林的劝告，走法国等欧洲共产党的道路，参与议会竞选获胜，上台执政，就不存在所谓“镇压旧政权的残余势力”的问题了。

那么，依靠枪杆子夺取的政权，是否必定要来一场规模巨大横扫全国，杀人71万，关管几百万“反革命”的“镇反运动”，才能够“巩固政权”呢？从建政60年的历史来看，一个新政权能不能巩固，关键是看人民是否实实在在地获得民主自由的权利，在经济上逐渐改善富裕起来，执政者是否能够受到人民的有效监督。但是毛泽东口里大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实际上是把人民的政治热情转移到报复“反革命”上，好像只有杀人多多才能翻身，其实镇反运动杀人不过是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序幕。后来的事实证明，镇反与否，和人民是否“翻身”、是否“站起来”毫无关系。台湾实施和平土改，没有杀地主，地主失地得钱，地主和农民都满意，农业发展，农村繁荣，“三农”齐飞，效果极好。大陆实施暴力土改，杀了不知多少万地主，比杀反革命还多，最后农民至今没有“翻身”，“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大陆的老大难问题。镇反虽然杀了71万反革命分子，随后农民和资本家都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知识分子打了55万右派，没有自然灾害的年头饿死了三四千万人，如此等等，杀反革命像割韭菜一样，一茬一茬地割，越割越多，一直割到华国锋时代，总是不能斩草除根，执政了60年，至今执政党仍然把“稳定”当作压倒一切的任务，可见镇反和巩固政权毫无关系。实际上，杀人和稳定，不是因果关系。虽然有“杀20万，保20年稳定”之说，现在“稳定”了吗？由此可见，一个不是依靠选票夺取的政权，既害怕“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复辟，又害怕人民不承认，于是煽动人民起来“镇反”，制造白色恐怖，借刀杀人，一举两得。

再说，国民党政府和几百万军队，相比较于共产党治下的解放区以及解放军，不知要强大多少倍，结果都被推翻被打败，剩下一些残兵败将以及散居于城乡的政府官员，都是七零八落，根本不敢蠢蠢欲动，根本没有造反的组织和东山再起的力量，他们对新政权根本不可能造成威胁，60年来也没有任何历史事实证明这一点。假若还有一些“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个别人员，也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地发动一个镇压反革命运动。事实上，镇压的也不只是“旧政权的残余势力”，打击面之广，杀人之多，哪里只是“错杀了不少人”啊！

明末流寇张献忠是杀人魔王。鲁迅在《晨凉漫笔》中说：“他开初并不很杀人，他何尝不想做皇帝，后来知道李自成进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关，自己只剩没落这一条路，于是就开手杀，杀……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没有自已的东西，现在是在毁坏别人的东西了，……所以就杀，杀，杀人，杀……”但是毛泽东却是开国主席，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归心，“万岁”瀛耳。他为什么也要杀，杀，杀呢？

镇反杀了71万人，毛泽东说起来理直气壮，如数家珍，洋洋得意。在连续不断地下达的镇反指示中，毛泽东反复告诫各级领导人，“应当放手杀几批” “应杀者均杀之。”“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均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杀，杀，杀，毛泽东对于杀反革命，心不慈，手不软，而且竟然还有“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的感觉，真是一个杀人魔王的变态心理。

这些被杀者，其中不少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时期得到平反，但是他们的家属都不敢出来诉说冤情。这是一个谁也不敢轻易触动的历史禁区，雷区。对林彪、对江青加上了“反革命集团”的罪名，几乎就盖棺论定，成了铁案。

现在只有当过右派分子的人中的少数异类，毕竟获得了“改正”的合法性，还有一点写作能力，自以为拥有了某种话语权，因此尽管登录了黑名单，时时受到监控监听跟踪抄家等等打击，还是冒着强大的政治风险，在海外发表文章，为反右运动的历史申张是非，为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和要求补发工资以及赔偿损失，频频呼吁，为中国社会的宪政民主转型说长道短，恪尽绵力。

但是那些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他们的子女后代也没有这种可能了。镇反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镇反运动如同开展其它运动一样，发动的时候，大张旗鼓，铺天盖地，先验地陈说其重要性都是为了国家、人民，为了共产党，为了社会主义，最后却从来不交代结果，总结报告都是空空洞洞的结论。那种抽象的一般的没有任何具体实例、事实和统计数字的结论，那种不说预期效果的结论，那种回避“实验是检验真理标准”的结论，成了开展每一场政治运动的特点。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正是每一场运动的特点。

从逻辑上来说，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怎么可能其它的都错了，却有这么两次是不错的呢？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是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走向前的，前后相接，因果相续。在逻辑链条上，不会出现断裂。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镇反、土改的大规模杀人，坐监，管制，使人民生活在恐惧中，随后发动的那些政治运动，能够顺利开展吗？上海镇反，第一次枪毙284人，声威不可谓不大。原来传说的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谣言已经烟消云散，但要“杀头”却变成了事实。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发动的镇反、土改运动，以杀立威，大功告成，如愿以偿，但是却给他的接班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遗患。

主流历史学家从来没有为任何一场政治运动写出一部可以称得上历史著作的专著。现在只有若干部反右运动史具有历史学的科学价值，但却是民间的著作。在研究政治运动史方面，主流历史学家完全丧失了话语权。他们只能演绎“决议”，成为某种代党立言的传声筒。他们的著作谎话连篇，空洞无物，没有任何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当局全面封杀历史，使历史空壳化抽象化虚无化。这也从反面证明这些政治运动是错误的，毛泽东用全力发动的上述政治运动，今天已经没有可以夸耀的功绩，只有无穷的错误和巨大的罪责，实在是一场悲剧，折腾了三十年，付出了几千万生命，却以悲剧谢幕。今天执政党唯一的手段，唯一的能耐，就是利用对文化对新闻对出版对媒体的绝对垄断权，全面封杀历史，包括毛后的历史，不准言说、写作、出版、摄录。过去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现在是文革在中国，文革史——文革信史——在海外。

相比较于反右运动，杀了71万人，关管了几百万人的镇反运动连一本小册子专著也没有出版，完全成了历史的盲区。可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却存在于世，于是镇反运动浓缩成了一个字：杀。

土改运动的主题词是：杀；镇反运动的主题词是：杀！这就是徐徐拉开的人民共和国的序曲，序幕！

60年前，曾经投身左翼文艺运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诗人胡风，在参加了开国大典之后，心潮澎湃，写了一篇长诗《欢乐颂》，放声歌唱“时间开始了——”！什么“时间”？毛泽东的“时间”！胡风以诗人的激情写道：“海/沸腾着/它拥着一个最高峰！毛泽东/他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峰上……”在诗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是拯救国家、拯救苍生的革命圣人，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可是胡风哪里料到，5年后，他成了毛主席钦定的“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历史嘲弄了诗人。

这个共和国本来应该是可以进入一幅媲美伦勃朗，媲美达芬奇的历史长卷。一位抗战时期在敦煌莫高窟苦心孤诣临摹过壁画的画家董希文，他融合东西技法，画了一幅《开国大典》，气势恢宏，辉煌壮观，开创了中国油画的新风。但是，后来，画中人，毛泽东的文臣武将亲密战友一个一个地被整肃，这样，本来被历史定格了的作品改不胜改。中国油画的苦难和毛泽东执政的败笔，成了中国人民永远的喟叹！历史嘲弄了画家。

镇反运动既然已经进入历史，隔了60年，我们，特别是历史学家，应该以大智大勇面对它。

我认为镇反运动是一场错误的运动。

这个问题我将继续探讨。

（2009-1-30于山东大学附中）

2008年给我们留下了特殊的记忆，在很多人看来，这一年是悲喜交加的一年，但在我看来，这一年的悲伤也许要远远大于欣喜。不仅因为雪灾和地震，还因为那些在西藏骚乱以及一系列维权事件中失去自由乃至生命的人们。

雪灾

2008年初的那个冬天却异常地冷，北方的严寒自不必说，就连往常不太喜欢下雪的南方省份都在那个时候飘起了长达半个多月的鹅毛大雪。冬日大地的萧索被皑皑白雪所覆盖，广东的部分地区以及湖南全省都是一片冰天雪地的世界。前所未有的大雪给这些地方造成了严重的冰雪灾害，湖南郴州更是遭受到了冰雪的重创。郴州全城因此而断水断电，成为了一座孤岛，那里的人们大约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坚持了一个多星期，他们的遭遇让人怜悯，他们的精神却让人感动。

京广线郴州段因为雪灾而无法发挥正常功能，京珠高速公路也因为冰雪的侵袭而不得不停止营运。不计其数在广东打工的内地民工因为交通中断而在那边滞留，仅广州火车站一处，高峰期的滞留人数就达到100万之众，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不得不亲临现场慰藉那些几乎绝望的人们。

民工有家不能归固然有自然灾害的原因，更和现今制度有密切的关系，雪灾之后，一批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再度发出了改革户籍制度的呼声，即使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户籍制度对发展经济和民众幸福的阻碍，但迄今为止，我们仍然看不到这方面有明显的改观，回家难的的问题也许还会持续很久很久。

西藏骚乱

人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看一看中国的版图就知道，少数民族的面积其实占据了中国国土面积的一大半，而大部分的人口则分布在汉人的历史居住区。也许没有了少数民族的支撑，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就会大大下滑，所以，对于中国的统治者和很多民众来说，民族分裂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2008年3月14日，西藏发生了骚乱事件，据海外媒体报道，有很多藏人在骚乱中被杀害。中国的官方媒体毫不犹豫地将此次骚乱事件定性为藏独分裂活动，但后来的消息证实，在发生骚乱之前，藏民所进行的一直都是温和理性的抗争，祇是在被军警镇压之后才奋起反抗。很明显，西藏骚乱和其它很多大规模群体事件一样，都是官逼民反的抗暴行为。

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曾经在198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从来都不曾主张西藏独立，而是希望中国政府给予西藏以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仍然被中国的官方媒体称之为“恶魔”和“豺狼”。由于这种歪曲的宣传，导致很多中国的民众对达赖喇嘛充满了误解，在不少汉人心目中，达赖喇嘛早就成了藏独的首领。

将达赖喇嘛视为西藏骚乱的罪魁祸首还不够，中国的年轻网民更是将西藏骚乱迁怒于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因为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遭到骚扰，因而有人在网上传出家乐福资助达赖喇嘛的消息，导致无数网民发起了抵制家乐福的活动，这种活动最终从网络走向现实，几个大城市的家乐福均遭到以大学生和年轻人为主体的人群的冲击。

虽然起初的冲击活动得到了中国官方的默许，但最终还是被叫停。在官方看来，这些高举“爱国主义”大旗的愤青其实祇是他们召之即来和挥之即去的工具而已。中国社会有太多的黑暗和不公，在民众遭到官权的打压时听不到愤青们抗议的声音，一旦民族危机爆发的时候他们就走上街头，这种“爱国”行动缺少基本的民意基础。和20年前的大学生相比，中国如今的大学生不能不说让人扼腕叹息，难怪人民大学教师张鸣先生会觉得中国的高校盛产奴才与愤青，照我看，不仅仅盛产奴才与愤青，还盛产缺乏基本明辨是非能力的白痴。

四川大地震

2008年真可谓是中国的多事之秋，西藏骚乱后不久的5月12日，四川地区便爆发了8级大地震，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接近10万。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举国上下表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和热情，纷纷向灾区民众伸以援手，国际社会也纷纷向地震灾区捐款捐物。大地震震出豆腐渣校舍，震死了数以万计的学童，同时，也震出了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

四川大地震后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热情并未在之后转化为中国官民和解的精神动力，维权人士黄琦和作家陈道军反而因为对地震中豆腐渣工程的关注而锒铛入狱。发生在中国的很多天灾都明显隐含着人祸的阴影，当歌功颂德的声音再次充斥着中国的大小媒体之时，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统治者“因祸得福”的伎俩和反思精神的缺失。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地震后成功地扮演了一次亲民秀，他当时的表现在很多人看来都非常到位，被认为是人民的好总理，但之后对豆腐渣校舍的低调处理却又让人对这个总理表示失望。畅销书作家余秋雨对死难学童家长的含泪劝告和词人王兆山对地震死难者的幸灾乐祸让人们再一次看到了奴才文人的帮闲本能和良知泯灭。

四川大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深深的痛苦，虽然很多人都无法亲临灾区，但在面对电视机屏幕上那一幕幕感人的画面时，很多人仍然禁不住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地震无情人有情，当我看到就连乞丐在内的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地为灾区慷慨解囊以及志愿者们奋不顾身地前往灾区参加救援时，我终于看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一面。

瓮安骚乱

在中国这样一个官权泛滥的国家，官逼民反的事情并不少见，近年来更是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8年的6月28日，位于中国西南的贵州瓮安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该县的公安局办公大楼、县政府办公楼、财政局办公楼、县委办公楼均被民众愤怒烧毁，多辆警车被砸烂。

瓮安骚乱发生后，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率先以官方口径发布了报道，称此次事件是“打砸抢烧”事件。官方的说辞明显不符合事实，中国网民在互联网上对此发出了此起彼伏的质疑之声，国际媒体也给予了高度关注。最后，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等多位官员均被撤职，但被捕的民众则更多。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事后也不得不承认此事的发生和政府部门此前的不当作为有直接的关系。

官权的泛滥和社会的不公正导致今天的中国社会到处都是沉默的火山，一有机会，这些火山就会爆发。所以说，瓮安骚乱其实是现有制度下的必然产物。熟谙中国社会现状的人都很清楚，瓮安骚乱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而不是民众蛮不讲理的暴力行为。

诸如瓮安骚乱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中国官方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怎样去惩罚肇事民众，而是应该去深刻反思自己的政策和制度，也祇有这样，才能彻底和有效地遏制这种事情的发生。从江泽民时期开始，维护社会稳定就成了各级政府的重中之重，其实，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往往不是普通民众，而是政府官员自身。

杨佳袭警

每一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纪念日，对于每一位中共党员来讲，这一天无疑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2008年的7月1日却让很多党员毛骨悚然，因为这一天上海闸北区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袭警事件。28岁的北京市民杨佳单枪匹马地闯入闸北区政法委办公大楼怒杀6名警员，另外还有4人不同程度受伤。

杨佳的行为给这个特殊的日子抹上了浓厚的恐慌色彩，也让平日里耀武扬威的警察群体着实感到了一丝忧虑。不过，中国老百姓对此事的看法却和官方截然不同，绝大多数民众都对杨佳的行为表示肯定，因为很多人都对警察群体存有极为不良的印象，祇相信杨佳是忍无可忍后才做出那样极端的选择。

杨佳的勇气是毋庸置疑的，因为绝大多数民众都畏惧官权，在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官权践踏的时候往往无力和无心反抗。得知杨佳袭警事件后，有访民对自己缺乏杨佳那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勇气而感到深深的遗憾。一时间，杨佳被很多人称之为英雄、大侠，网民们的发言似乎因为杨佳袭警的成功而变得比之前大胆。

杨佳的行为在知识份子群体中虽然引起了一些争议，即使有很多人不赞同他的行为，但还是对他给予了理解。在中国这种政治体制下，官员随便动用暴力对付民众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事实上，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以类似杨佳的这种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信杨佳本人也很清楚自己的这种行为根本无法达到自己先前的维权要求，他的袭警最主要的还是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杨佳的最终结果没有什么悬念，一般人都知道他的生命会被强制终止，但杨佳案审理过程中的黑箱操作却让人对上海地方法院以及中国最高法院感到失望。杨佳虽然已经去到了那个阴冷的地方，但他的案子却仍然留给人们很多的疑问，从杨佳案的审判来看，中国距离法治社会也许还有很远的距离。

北京奥运

不论你是支持奥运还是反对奥运在中国举办，奥运会作为2008年发生在中国的一件大事却是绕不过去的。奥运会在中国召开是很多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官方对实现这个梦想更是迫不及待，因为它似乎能显示这个国家的强大和崛起。

国际奥委会原定的北京奥运开幕时间原本不是8月8日，但中国政府却想方设法地让北京奥运在8月8日这一天开幕。中国共产党向来推崇马列主义，推崇无神论，而且时常号召民众“相信科学不迷信”，中国政府努力把北京奥运的开幕时间定在8月8日实在是让人出乎意料，在有些人看来，“8”就是“发”，中国政府不会也迷信这个吧？如果真是因为这，那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实在是十足的讽刺。

中国奥运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得了金牌数第一的好成绩，但有学者分析，中国夺得的金牌代价是最大的，中国对运动员和奥运场馆的投入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中国一般民众的体育设施占有量非常贫困，高校里面的情况还稍微好些，一般民众想锻炼身体往往找不到地方，民众的平均身体素质和其他国家完全不能同日而语。

为了保证北京奥运的顺利举办，中国政府投入了前所未有的财力、物力和警力，各地访民和异议人士在此期间遭到了更为严厉的监控，访民杨春林更是早在奥运开幕前就因为喊出“要人权不要奥运”的口号而锒铛入狱。

和历史上的各界奥运会相比，北京奥运和1936年的德国奥运更为相似，它花费巨大代价所换来的也许祇有统治者的虚荣与狂躁，在这种后极权体制下，人文奥运注定与中国人无缘。

《零八宪章》运动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世界人权宣言》发布60周年，借此机会，中国各界人士在此之前起草了一份呼吁中国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并期望广大民众能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争取中国早日实现宪政民主制度。

《零八宪章》奏响了中国公民争取民主制度的最强音，虽然该文本行文温和理性，毫无推翻现政权的意思，但中国当局却对此表现得异常敏感。文件尚未发布，北京警方就提前抓捕了该文件的签署人刘晓波和张祖桦，虽然张祖桦最后获释，但仍然被监视居住，而刘晓波则被一直秘密关押。

《零八宪章》的发布得到了海内外众多人士的声援，海外各大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唯有中国当局对此视而不见，不仅仅不报道有关消息，而且继续对其他《零八宪章》的参与者以各种方式进行骚扰，各地警方都进入到了草木皆兵的状态。尽管如此，国内人士所撰写的有关《零八宪章》和刘晓波的文章仍然是接二连三，参与签名者也与日俱增，让各地的警察忙得焦头烂额。

政治制度的落伍决定着统治者的昏庸、保守和无能，中国的经济状况虽然在这些年总体上取得了进步，但官员的形象却日益败坏，国民的素质也在每况愈下。祇着眼经济而放弃政治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中国腐败的官场、劣质的族群、愚民化的教育和唯利是图的商业市场。几千年的灿烂历史文化在现在看来不是今人的荣耀，而是今人的耻辱，而要想真正找回中国人的尊严和价值，实现宪政民主制度是不二法门。

2009是中国的政治年

2008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年，我们在这一年里既分享着中国人的喜悦，也感受着中国人的悲伤。在奥运会取得辉煌成绩的背后，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权状况的不尽人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看到了中国经济的弱不禁风；在中国政府高调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背后，我们看到了高层对政治改革的拒绝和对觉醒民众的压制。

因为各种政治敏感日期的交叉，2009年还未到来的时候就被不少人认为是中国的“政治年”，在经济大滑坡的情况下，原本已经逼近危机临界点的中国社会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稳定？中国当局还能在拒绝政治改革的道路上走多久？中国民众还能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容忍多久？我们拭目以待！

“赫鲁晓夫冲击波”

1956年3月，新华社国内工作会议举行。会场气氛是融洽和谐的。

突然有一天，人们吃罢早点走进会场时，感到气氛似乎变得严肃起来。国内新闻编辑部秘书兼任大会秘书江涛，拿着一本小册子向与会者晃了晃说：“苏共二十大一结束，我们党的代表团团长朱总司令就飞回北京了。他带回了赫鲁晓夫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秘密报告’。（吴）冷西同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这‘秘密报告’先向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全文照念，不得加入任何解释性的插话。同志们只能听，不能记，也不能擅自向没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传达，这作为一条纪律。”

他整整念了一上午。大家都肃然静听，几乎没有人咳嗽，没有人上厕所，没有人交头接耳；抽烟喝茶的人擦火柴、放茶杯，也都小心翼翼，轻而又轻，就怕影响自己和别人有哪句话没听清。

然而，这外表的镇静，掩饰不住内心的狂澜。从每个人的表情就不难看出，这份报告，不啻在大家固有的精神领域中，突然投下了一颗无声无息的原子弹。它那强大的冲击波，猛烈地冲击着每一个人的心灵，使得人人震惊、愕然、迷惘，伴之以轻轻的长叹。

我为之苦苦思索，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斯大林并不像我们过去所宣传和想象的那么伟大。可是，我们为什么又要一直宣扬他是个十分仁慈、异常谦逊且集人类全部才智的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革命导师呢？他显然没有保持住他应有的高贵品德，而且利用了人民对他的信任与爱戴，为自己的沽名钓誉和树立个人崇拜作了不懈的努力。

不久，苏联舰队访问中国，停泊在上海。总社派我和李耐因，协助新华社上海分社进行报道。接待任务完成后，华东局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手下的人，把招待预算的大量结余不是缴回国家，而在当时的“中苏友好大厦”胡吃海喝，寻欢作乐。对此，我很愤懑。

回北京前，我回到苏北故乡，探望已经年迈的老母以及兄嫂侄辈。无意中，又发现许多地方干部利用特权为非作歹，横行乡里。这更增加了我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以为，许多在不同层次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对现实的了解也越来越肤浅了。胜利了，进城了，自己的小日子越来越美了，对人民群众的依赖和关切，越来越不像战争岁月中那么紧密了。他们越来越习惯于发号施令，越来越疏于尊重群众和有事与群众商量，越来越过分乐观地估计形势，爱讲排场，摆阔气，挥霍浪费，满不在乎了。缺点错误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就是对已经暴露出来的各种弊端，也不再大刀阔斧地去铲除了！对现实越来越隔膜，对群众越来越疏远，缺点错误和歪风邪气便滋长日甚，形成可怕的恶性循环。

我不但自己这样冥思苦想，在1956年9月进入外交学院学习英文之后，还对一位忠厚诚恳、钻研马列著作甚笃的老朋友交谈过。想不到，这位老朋友竟说我“这是反党反领袖的反常情绪，是滚进了机会主义的泥坑”。我反唇相讥，说他只不过是个“眼睛向上、脱离实际的书呆子”。我们争得面红耳赤。

不过，等我们都冷静下来之后，这位同志表示，他不会向新华社党委汇报，而愿意以后继续与我作同志式的交谈。然而，他事后还是向社党委汇报了。

也许社党委认为我的“思想问题”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从而特别让一位副社长和几位党委委员，以及个别军事记者和一道学英文的少数同志，与我开了几次“和风细雨”的谈心会。不作记录，不作批评，先让我纵论天下事，然后帮我分析是非。结果，什么分歧也没解决。

所谓“万言书”

不久，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反革命暴乱”的消息接连传来。这更令人惶然和忧虑：这些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怎么啦？

我认为，发生这样的流血悲剧是令人痛心的。斯大林问题的暴露，引起了这些兄弟国家的人民对苏联和自己国家的许多问题的不安和愤慨，这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否则，区区几个“反革命分子”和外部势力的挑唆，不可能掀起这滔天巨浪。

我感到，我们国家的阴暗面虽然还没有那么严重，但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听任其发展蔓延了。我决心履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义务，向党的最高领导层敞露胸怀，说说自己应该说的话。

然而，要说的话很多，自己又在紧张地学习外文。我考虑来考虑去，只能利用星期天和节假日忙于家务之外的点滴时间，背着自己的妻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悄悄地写。从1956年11月直到1957年4月的近半年时间，都还没有写完。

这时，听到了全党即将整风的传达报告。可以看出，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实际生活中的主要弊端，还是一目了然并且决心通过整风给予认真解决的。因此，我觉得自己的这封信就没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而把扭转党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整风运动上。

这封没有完成的信写得怎么样？我认为很不怎么样。由于断断续续、零零碎碎地往下写，每写一小段都没来得及上下顺一顺，所以，杂乱无章，甚至用词不当，语病比比皆是。它除了提供一些值得参考的实情和表明个人的若干观点，并无多少可取之处。

在这封致“毛主席并党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的信中，我写道：

在这封信中，我着重要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和特权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骤然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的统一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

……

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向来惯于精确地分析国民收入的物质分配的情况。就在几年前，人们还常常讲，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地主、富农们，每年霸占了农业收获量的百分之几十；而占农业人口90％以上的无地和少地的贫苦农民，平均每人只得到“几粒”粮食。可是在今天，就没有谁敢来分析统计一下：全国每年生产了多少大米、水果、鱼肉和鸡鸭？占全国人口5％不到的共产党员、国家干部消费了其中的多少？而占人口80％以上的五万万农民又消费了其中的多少？

……

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地修正中领导大家前进的，故而缺点和错误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又怎能是可以避免的呢？

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群众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人，是任何时候都会对他们说知心话的人。

啊，“同志”！

1957年5月，经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复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日益深入人心。每天翻开各种报纸，整版整版都是各界人士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的报道。

我觉得，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没有明确具体地宣布党内同志如何参加整风鸣放时，自己应该在公开场合下谨言慎行。

突然，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立刻变成声威赫赫的“反右斗争”，全国的形势急转直下。

正当这节骨眼儿，一天下午，北京所有高等院校的党支部委员以上的同志，奉命到广安门内白纸坊人民印刷厂礼堂去，听取一位中央领导的报告。我也去听了。

他开门见山地说，这次报告的主题，就是动员党内同志继续向党的组织领导提意见，不要受社会上“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影响。

他打着有力的手势，用愤慨的语调，说到了“章罗联盟”等人。继而他一改口吻，用十分亲切的调门对台下的听众说：

“这些人能和我们今天在座的同志相提并论吗？我们都是自家人。……‘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有意见照常提，这叫做‘内外有别’。而且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同志们要带头提，为整个支部的党员同志做出表率，把我们党的这次整风运动坚决搞好、搞到底！”

这时，他提高了声调说：“即便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甚至都错了，那也不要紧，党绝对不会把这些同志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混为一谈。这一点，我可以代表中央在这里向同志们做保证……”

他语重心长，侃侃而谈了两个多小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讲话，说得我们的心头都热乎乎的。一切茫然与疑虑，都随着大家长时间的掌声烟消云散。

当天晚上，中央许多部门派往外交学院学员的英、法、西班牙文三个党支部的支委支书们，举行了联席鸣放座谈会。

我第一个发言，把一年来郁积于胸的种种思考和盘托出。结论是：全党全国最严重、最危险的隐患，就是“神化与特权”；如果不立即予以抑制与消除，而继续听任其发展，必将国闭民塞，全民族都会跟着遭大难。

不日，新华社又召集所有学外文的同志召开鸣放座谈会，我又照样讲了一遍。

但是，当我从外交学院被召回新华社接受“帮助”的时候，同志们用小稿纸写的批评我言论的每一份小字报上，都还口口声声称我为“同志”；而《人民日报》总编辑与新华社社长一身二任的吴冷西，就在新华社全国系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一夜之间，新华社大院里就糊满了五颜六色的检举、揭发和辱骂我的大字报。我的妻子也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要组织成立“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

我不服，主动拿出了那封还没写完的长信，以昭心迹。谁料到这恰似釜底“添”薪，被一些求之不得的人称作“万言书”。他们指令新华社印刷厂连夜排印，人手一份，作为发动全社人员向我总攻击的“炮弹”。

随之我被大会斗、小会批，断断续续地搞了三个月。其间，新华社发了一条3000多字的长新闻。《人民日报》采用时用了这样的标题——“清算这个极狂妄极反动卑鄙的反党分子，新华社连日来围剿戴煌”；《解放军报》发表了另一条新闻：“新华社解放军分社，攻破一个右派小集团”，说我是“统帅”，李耐因是“军师”，韩庆祥是“大将”，路云是“急先锋”。实际上，我们仅是平时比较谈得来而已。还有些同事只是与我接触较多，就被扣上我的“直线领导”的“右派”帽子。

1958年3月18日下午，我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每月由工资155.75元改为生活费28元。接着，妻子提出离婚，刚会叫声“爸”的十个月的小女儿改名换姓送了人。

20天之后，我去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从此，开始了九死一生的“右派”生涯。

戴煌：时任新华社记者。近年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等著作行世

尽管我自己也有过在牢狱中过春节的经历，我还是无法想象刘晓波是怎样在拘禁中过这个春节的，也想不出他的夫人刘霞是怎样过这个春节的。我只能说，在这个黯淡的2009年春节，我不止一次想起受难中的刘氏夫妇并为此心痛。事实上，我在春节来临之前就屡屡沉陷在这个思绪中，只是在春节到来之后更甚罢了。

当然，与此同时，我还不能不想起至今仍然身陷缧绁的其他许多人，比如何德普、秦永敏、胡佳、郭飞熊、黄琦、陈光诚、陈启棠等。他们和他们的家人都是怎样过这个春节的呢？在这方面，我只是在前些日子从一个香港朋友那里得到了一个消息：秦永敏的家属已经连续十年被剥夺了春节探视权！

我想起的还有前些年逝世的几个老朋友的遗属：刘宾雁的夫人朱洪大姐和他们的女儿小雁，王若水的夫人冯媛女士。这几位熟识的女性怎样过这个春节呢？还有西安的林牧和党治国的遗属，他们怎样过这个春节呢？

呵，我想得太多了！越想越痛苦。而在痛苦之中，我的心头禁不住迸发出愤怒——对专制独裁统治扼杀人权的无比愤怒！
但是话说回来，这些日子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和刘晓波有关的一些事情。

我和刘晓波没有深交，也算不上好友，甚至没有什么联系。因为某些观点不同，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写文章批评过他，而他没有回应。惟一的一次接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 我出狱几年后一直卧病在家，他和刘霞来西安时专程到我家登门看望，同我谈了很久，临走前还执意给我留下一千元人民币，那是他在自己很困难的情况下写文章挣的稿费。

除此之外，我和刘晓波就再也没有任何方式的联系了，只能通过来看我的某些朋友得到一些刘晓波的情况。2003年，我开始使用电脑，近几年又学会了突破封锁浏览海外网页，对刘晓波的了解就增加了许多——他在诸多海外网站发表的文章，各方面对他的活动情况的报道，某些人士同他的讨论或者对他的批评，我都能时不时看到一点。

老实说，我和刘晓波是不同类型的人，在性格和思想上都有明显差异。刘晓波的大方向以及他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和我基本一致，但是他的言行毕竟也有一些我不认同的地方，加上我一直身患多种重病，只能常年困在家中，我就从来没有参与他发起和从事的各项活动。他也从不找我。这一次搞《零八宪章》，情况同样如此，所以我没有列在第一批签名的三百多人之中，而是在网上看到这个文件并且得知刘晓波被捕之后才签名的。我签名的原因，主要是为了参与这个我认为必须参与的争取实现宪政民主的公民运动，同时也是为了表示我对当局抓捕刘晓波的强烈抗议。

2009年元旦凌晨，我在《观察》网上读到余杰写的《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虽然从中看出余杰治学不够严谨，行文略显粗疏，因而有些地方明显禁不起推敲，更有些许情绪化的文字有害无益，但还是马上写文章为之叫好，只是在个别问题上略微批评了几句。我这样做，目的同样是：第一，表明我对引起当局恐慌和打压的《零八宪章》的坚决支持；第二，表明我对身陷囹圄的刘晓波的强力声援。

应该承认，我和刘晓波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至今没有完全消除，今后也很可能继续存在。另外一些朋友同样如此。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然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也算为民主事业奋斗的先生，过去对刘晓波大肆攻击谩骂，现在刘晓波被抓捕了，他们仍然对刘晓波叫骂不已，同时对《零八宪章》极力诽谤。此类现象就决不是正常的了，只能使人寒心。正因为如此，我觉得更有必要站出来对刘晓波表示支持和声援，否则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更对不起我们为之奋斗的民主事业！

从春节之前一直到春节来临，我之所以不断想起刘晓波，原因大半就在这里。

我在元旦那篇为余杰叫好的文章中说，余杰指出“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其意义不在对人物的品评，而在对历史运动方式的选择。今天我们专谈刘晓波不谈胡适，我那句话仍然适用。质言之，我认为现在更重要的不是品评刘晓波其人，而是明确刘晓波对历史运动方式的选择是否值得首肯，是否应该赞同和支持。如果我们大家在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能够取得共识，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在刘晓波遭难时仍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甚至恶毒谩骂呢？我们怎能不为刘晓波的处境感到痛心和忧虑呢？

我在同一篇文章的末段说：“余杰对另外一些人的评价和抨击，我虽然觉得他并不是没有道理，却不能表示赞同。对那些与自己观点、立场、态度乃至品格有差异的人，必要时固然可以争论和批评，却应该求大同，存小异，而且一定要有宽容之心，包容之志。切不可在反专制斗争远未成功之时，先在反专制斗争的队伍内部打得头破血流。”事实上，这段送给余杰的话也完全可以送给另外许多朋友，特别是那些对刘晓波也对余杰怀有成见甚至非常反感的朋友。

2009年1月27-28日（己丑正月初二至初三）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