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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你好！

鲁夫 2009.1.16

西班牙民主化的坎坷过程主要给人的感觉是“极左”和“极右”都很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导致灾难。一个正常的民主化道路，应该是社会民主主义（美国有时叫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美国有时叫保守主义）互补，就是温和的左派和温和的右派的一种互补，或者说是民主左派和民主右派的互补。

西班牙的事情的确比较复杂。从时代来看，西班牙内战前后的这段时期，也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际上是全世界范围内民主自由制度受到最严峻挑战的时期。那个时候不管东方西方，在凡尔赛体系下形成的大批民主国家都发生逆转，变成不是左派专政就是右派专政。甚至原来在中世纪就有民主传统的国家，像波兰，像德国的一些小邦，在中世纪就有所谓的自由选王制，所谓的城市共和、贵族民主制度，但在那个时期也发生了专制化倾向。那个时期保留下来的民主国家很少，除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北欧的一些地方，其他的都垮台了。有的是左派专政，像布尔什维克；有的是右派专政，像希特勒。

而且左右派专政在今天看来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20世纪初，俄国当时的总理大臣维特伯爵就讲过，黑色百人团，所谓的黑帮，俄国的极右翼，和红色百人团，所谓的红帮，极左翼，其实是差不多的，，做的事情都一样。在当时的维特看来，区别只是他们所处的阶段不同。按照维特的说法，极右派是已经堕落的专制主义者，而极左派是处于浪漫期的专制主义，浪漫专制主义到一定时期都会堕落的。而且今天看起来，东南亚也是这样的。原来缅共、红色高棉那些人，当年为理想主义不择手段，搞得很恐怖。现在一旦没了理想，唯利是图同样不择手段。最黑的弄钱方式，比如贩毒、赌场、绑票。原来缅共、红色高棉控制区，现在尽搞一些比资本主义还要黑的东西。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竣，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诉求

在这个问题上要弄清的一点是，在转型时期民粹主义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但是讨论民粹主义应该把它和几个事情划分开来。第一，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更不等于合理的平民利益诉求。平民阶层总是要有他的利益诉求的，而且这个利益诉求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有很大一块可以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完全兼容。民粹主义不等于平民立场的理由就在于，民粹主义者与其说是“平民主义”者，不如说是“整体主义”者。他们仇恨的其实是个性、个体、个人权利。实际上，他们不仅仇恨富人的个人权利，也仇恨穷人的个人权利。民粹主义者往往认为，他们崇拜的穷人或“人民”是一个整体，构成这个整体的任何一个人都是草芥，都是可以为这个整体利益牺牲掉的。西班牙战争时期左派的内斗也是以这个为理由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只要不符合他们当时认为正确路线的人都是要倒霉的，而且他们屠杀自己人一点也不比对手温和。所以我觉得民粹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并不是我们一般讲的仇恨精英而坚持大众立场。其实他是坚持一种整体化的立场，仇视一切个人化的立场，既仇视富人个体，也仇视穷人个体。比如俄国的民粹主义就有这个特征，它是非常崇拜农民的，但是它崇拜的农民特指农村公社，民粹派认为那些主张单干的农民是“最危险的敌人”，民粹派主张压制他们是一点也不手软。他们提倡“整体”，而“整体”又是由他们来代表的。所以民粹主义不能把它和平民利益划等号。在改革时期，尤其是在寡头主导的改革过程中，坚持平民利益的诉求是很重要的，包括自治的工会农会运动等等，只要这些运动能遵守“群己权界”，就是一种正面的制衡。

第二，我们也要把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分开来。欧洲民主左派一般都会提出福利国家的诉求，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诉求。这种诉求在历史上和民粹主义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且往往是对立的。在很多国家，其中也包括在西班牙，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民粹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论战。我觉得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很多方面都类似的，都是主张自由和民主是有边界的，也就是严复讲的“群己权界”的概念。

己域，就是在私人领域，—定要坚持自由原则，属于个人的权利就是应该自由的。既不能被专制者个人所侵犯，也不能为所谓的多数或整体所侵犯。群域，就是公共领域，就应该是民主的，用符合多数意志的办法来解决。但是这两者是不能颠倒的。我觉得民粹主义也好，寡头主义也好，一个共同点就是“群域无民主、己域无自由”。一方面以公权力为理由任意侵犯个人领域（民粹主义尤然），另一方面公共领域又被个人或少数利益集团所把持（尤然）。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而个人领域也缺少对私权利的尊重。但是从历史上看，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还有一些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是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的。为了避免公私不分、群己不分，这个界限是一定要划的。但正是因为这种模糊地带的界限不能一劳永逸地划清楚，所以往往是过了一些时间后又会有一个调整。所谓左派和右派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一种正常的博弈，实际上是对“群己权界”中模糊部分的一种调整。简单来说，比如说帮助弱者或社会保障，我们也不能说右派就不关心弱者，但是右派一般认为帮助弱者应该属于个人领域，应该用自由或自愿的原则来处理，比如NGO、慈善。左派就认为应该是公共领域，应该用民主国家多数决策，切出一块资源，用公共福利的办法来解决。到底比重应该多大，并没有绝对的答案。在—定的时期，通过宪政民主机制，比如说左派上台就会把经济上的“群域”扩大一点（伦里上则相反，西方左派通常主张在这方面扩大“己域”，例如同性恋自由等），右派上台就会把经济“群域″缩小一些（伦理上也相反）。但是这种缩小和扩大都有它的相对性。基本领域的群己之分，宪政条件下的左右派是有共识的。人们对模糊领域的”群己权界“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毫无疑问属于个人领域，不管左派上台还是右派上台，这一块都应该是自由。通过宪政民主程序左派上台实行了高税率，你不能抗税，但是你对高税率提出批评、乃至主张减税的言论自由是完全有的。到了下一轮大家也许接受这个意见，就可能调回来。”权界“虽然会不断地游移，但是”群己“是一定要分清楚的，否则就会发生公权力越界，或者公共领域被个人专断的情况。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两者不能颠倒。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下，公共领域可以扩大，但前提是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必须得到保障。你可以搞高税收、高福利，但只能在宪政民主体制下，通过”无代表，不纳税“、”无代表，不开支“的方式来操作。否则，，如果某些专制者以公共福利为理由横征暴敛，结果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二次分配并不真正具有公共性，这样就搞成”负福利“了。

不能夸大“民主与自由的矛盾”

从西班牙这个例子，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个时期，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民主崩溃的过程。从南欧地中海国家，巴尔干国家、中欧（捷克除外）国家，一直到波罗地海国家，比如我刚才说的波兰。不管是天主教国家、东正教国家，还是新教国家，也不管是左派势力大的国家，还是右派势力大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大背景，我就不详细讲了。但是有一点，很多人认为这种宪政制度在当时的毁灭是“民主推翻了自由”，我觉得这种现象不是没有，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魏玛共和国通过民主选举把希特勒选上台，这个民选的独裁者就把宪政废除了。但是从当时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大概只有德国是这样，其他国家宪政制度的崩溃都是通过政变、内战等不民主的手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摧毁自由的过程都是通过专制的方式，不民主的方式，而不是民主方式。民主扩张没有边界的确会对自由构成侵犯，但是我觉得历史上更常见的，乃至在欧洲的这个时期更常见的，恐怕还是这种非民主的寡头方式对自由的冲击更厉害。除了德国选举出一个独裁者，，他上台后取消了宪政，其他国家都不是。俄罗斯1917年也是通过民主选举选出一帮民粹派分子，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所谓立宪会议）如果维持下去会不会也像希特勒那样行事，这很难说。问题是最后布尔什维克出动军队，用武力把民粹派分子组成的议会驱散了。也就是说即使在俄罗斯，也不是民粹主义分子当选的议会通过民主的方式取消自由、颠覆了宪政的，它还是那些“极左寡头”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把民选的结果推翻，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专政”的。应该讲，在整个这一时期的欧洲，尽管很少有成功的宪政国家能够很好地把握好自由和民主的边界，实际上也就是“群域”和“己域”的边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边界，因此造成了许多坎坷。但是这两者的矛盾恐怕也不宜过分夸张，好像有些人说对自由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过分的民主，或者有些左派把这话反过来讲（自由太多破坏了民主）。从这段历史来看，并不是这样的。这些国家多数还是或左或右的寡头（他们往往煽动民粹，但并不遵循民主程序）以暴力同时破坏了民主与自由。

另外，西班牙的历史也的确揭示了从传统到现代过渡时期的一些普适性特征。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俄罗斯是个东正教国家，而中国和其他很多地方根本是基督教文明以外的国家。但是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反复震荡的过程是很多国家都出现过的。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人讲的“拉美病”，实际上也是指这种现象。“拉美病”显然不是前段时间很多人说的“新自由主义”能够解释的。许多拉美国家在历史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具有强烈的民粹主义特征，包括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贝拉斯科主义等等，当然也包括最近委内瑞拉的事件。其实过去拉美的军政府通常也就是这两种类型的，要么是民粹主义的军政府，要么是寡头主义的军政府。

这些事件对中国的借鉴之一，就是要防止在转型时期陷入一种民粹主义和寡头主义反复震荡、互为因果的怪圈。转型时期要掌握好在民主和法治基础上的“左”“右”互补，防止“左”或“右”极端势力的出现。这点在转轨国家比原来就是搞私有制的国家要更突出。因为转轨国家什么资源都是控制在国家手里的，一搞起寡头主义来，少数人掠夺公共资源，，社会不公往往会搞得很极端。但另一方面，正因为有“什么东西都是公有的”这一背景，民粹主义膨胀起来的确会把一切个人领域都冲垮，也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理性资源与道义资源

另外，在转型时期，道德资源对理性转型的意义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在转型时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在互相妥协的过程中，的确都需要理性。更确切地说是需要一种由道义呼唤出来的理性。不光是“浪漫的”西班牙人，德国人被认为是理性的民族，但在纳粹时期也变得那么疯狂。人性中是有疯狂一面的。呼唤理性是宪政民主转型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可是在历史上我们往往看到：理性不是靠“聪明”就能呼唤出来的，在哗众取宠的氛围中，往往是最极端的人最有号召力，我们也都领教过这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要避免疯狂，很难说有什么万应良方，，甚至也不能仅仅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解决。因为历史经验再怎么总结，就像昆德拉所说的，“历史是不可能重复的，只有一次，等于没有”。从历史上看，在一个动荡时代真正理智的声音要能够为公众接受，它背后都必须有很深的道义资源。如果缺乏这种道义资源，那么往往越是激进的声音就越有市场。像南非转型时期，当时出现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多的冲突，像曼德拉这样的人能够出来，把黑人这边的激进情绪（如当时“泛非主义大会”、“阿扎尼亚解放军”鼓吹的）遏制住。一个前提是他原来为黑人解放坐了26年的牢，谁也不能说他是胆小鬼。如果没有这种经历提供的资源，他再聪明，人家能听你的吗？

在西班牙民主转型时期，“左”“右″两派也都有这样的人。执政的佛朗哥这一派，像苏亚雷兹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和戈尔巴乔夫差不多的一种角色。他推动了民主过程，实际上他明知这一进程最后会导致他下台，这是要有一种道德来支撑的。而且他在佛朗哥体制内也是个埋头苦干的角色，在个人道德、操守上无可指责，保守派也无话可说。左派方面像卡里略、伊巴露丽这样的人，他们也是呼吁和平，呼吁理性妥协。他们是从内战中出来的，像卡里略是内战结束时最后一个从马德里撤出的人。这样的人如果他要煽动暴力，那非常危险，但是他要呼吁理性，他也最有这个道义力量。如果”左“”右“两边都有这样的资源的话，转型过程就会比较顺利。

但是这就意味着，历史不能从任何必然性中寻求解答。因为能不能出现这样的人、能不能积累这样的资源，对于任何一个民族来讲都不是确定的。但是我们可以讲的是，如果在全面的转型之前，这个社会能够比较松动，老百姓的自由记忆、民间记忆，或多元化的文化资源的形成，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以前的道德资源就有更多的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运用。像曼德拉那样的人，他坐了那么多年的牢，在前苏联也有坐了那么多年牢的人，可是体制就可以把有关于他的信息抹得一干二净，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种人。当然到了关键时期，这种道德资源也就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像我们国家以前也有不少这种人，但在1989年的时候，学生是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既然原来没有这种积累，当时表现得最“勇敢”就最有号召力，最后的结果就是搞得不可收拾。如果有原来长期受难的那种人，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他，那个时候他出来呼吁理性、呼吁妥协是最有号召力的。但是如果体制把这种信息、这种资源全部都摧毁了，那到了一旦要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变化往往就难以控制。

一

我和岳飞的一位后代聊天，问到宋朝给岳飞平反的时间。他开出8个日期，从初步昭雪，到发还田宅，到复官改葬，再到赐谥追封，直至追封三代，全程历时99年。首次平反是1162年7月，岳飞冤死21年之后。他笑道：正好和右派平反的时间一样。我心中一闪：莫非“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竟是平反的周期率？

回家后查史书，1162年6月，宋高宗赵构退居二线，太子即位，是为孝宗。7月，昭雪岳飞。——原来最高领导换人了，冤案制造者离开了宝座。

我在《明史》中读过无数平反昭雪的案例。有的几个月就平反了，例如因为骂皇帝而下狱论死的海瑞，以及为海瑞鸣冤的何以尚。有的拖延170多年，例如被明成祖灭十族的方孝孺和建文朝的众多忠臣。这些参差的时段背后有一个共性：制造冤案的权势不再阻拦。海瑞与何以尚能够出狱，是因为下令关押他们的嘉靖皇帝突然死去。建文忠臣得以平反，是因为推翻建文帝的明成祖及其子孙，作为权力传承体系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而褒奖敌方忠臣却有利于激励属下的忠诚，同时美化自身形象。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平反的利益递增，风险递减，最后利大于弊，于是就平反了。

1630年，清太宗皇太极用反间计，害死劲敌明将袁崇焕。1784年，乾隆皇帝下诏为他平反，这种时隔150多年的跨朝代平反，也可以用利弊的递增递减解释。

以明朝而论，拖延百年的平反很少见，只有开国祖宗办错的几件大案。历代皇帝驾崩之后的平反和清算却如同常规。在这个意义上，“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确实不错。不过，明朝历届皇帝的平均执政时间只有16.2年，假定执政前期和后期制造的冤案同样多，冤案的平均持续时间约为8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恰好对上八年之数的好汉，就有自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先生。当然，碰上在位时间特别长的荒唐皇帝，冤案的持续时间也只好跟着延长。例如嘉靖帝在位45年，就有一大批蒙冤43年的人。万历帝在位48年，真正说了算的时间30多年，也就有一些蒙冤30多年的人。

一般说来，皇帝越荒唐，执政的时间越长，留待平反的名单也越长。执政时间长，冤假错案就难免多一些，不制造冤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执政时间短，冤假错案却未必少。天启皇帝在位七年，整天做他喜欢的木匠活，任凭魏忠贤胡作非为，结果留下300多人的平反名单，也留下了270多人的清算名单，其中判凌迟者2人，处决者25人，充军者11人，徒刑者129人……这等成就，比嘉靖和万历更加辉煌。

二

平反和清算都是对正义的恢复。这种纠错机制的要害，就是避让权势。在皇权独大的帝国制度中，权势可以压倒正义，正义只能作为维护统治的手段退居二等。面对最高权势制造的冤案，正义最好保持沉默。碰上嘴硬的言官，拼了命也要鸣冤叫屈，他们很可能成为新的冤魂，下狱贬官，廷杖瘐毙等等。嘉靖和万历皇帝经常这样堵人们的嘴，也确实能堵住一时。但皇帝的寿命毕竟有限，任何权贵都无法永远掌权，正义最终还是有机会说话，把冤案翻过来。皇帝们也努力控制后世，下令千秋万代永不翻案，他们刻石碑，立铁牌，可那些石头铁块的寿命并不比权势长多少。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正义对权势无可奈何。权势对时间无可奈何。后来的权势又需要声誉和稳定，正义与声誉和稳定的铁打关联也让人无可奈何。各方都追求自身利益，又都拿对手无可奈何，于是，平反就成为各方博弈的一种均衡，大家在这里打了个平手。在这个过程中，时间是一个重要因素，时间的变化意味着利害主体的兴衰更替。

倘若把三权分立看作彼此制衡的横向纠错机制，平反昭雪就是纵向的纠错机制。横向纠错并不排除依靠时间澄清某些难题，但帝国制度延续两千多年，主要用熬时间的办法耗赢权势，而不是澄清难题。不过，纵向纠错也是纠错，我们祖先毕竟有了改正自身错误的能力。

据说西方有句谚语：迟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这要看对谁而言，还要看如何折旧。现代西方讲究个人本位，横向纠错机制发达，此论自有精益求精之妙。但就中国历史而论，迟到的公正不可低估。

首先，对冤案制造者来说，平反的存在可以确立一种预期：既然权力不可能永恒地掌握在某个人手里，既然公正难免恢复，那么，错事就不应该做绝，免得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知道了这种机制的存在，权势就可能稍微收敛一些。这是一种抑制大肆作恶的机制。这么说是有历史事实支持的。北宋奸相章对付政敌，企图将司马光曝骨鞭尸，摧残元党人和他们的子女。正是对冤冤相报的担心，才让他放弃了赶尽杀绝的计划。

其次，这也是一种激励机制。对于正义的追求者来说，确信公正终有实现的一天，人们就比较容易不计利害地追求正义。如果权衡利害，那么，仗义执言固然有一时之灾，但也可能成为对未来的投资，在平均迟到八年的公正中捞本甚至获利。在这个意义上，迟到的正义就是对高风险的高回报。如此投资获利的历史事实不时可见，以致古人创造出“沽名卖直”之类的术语。

可惜的是，公正的行情通常不够好，八年之后官复原职，只能算捞回本钱，利息却损失了。更何况这八年还吃了许多苦。人的职业生涯有几个八年？假设有五个，净亏损20%.倘若圆滑地混下来，九年考满，本来还能升一级的。话说回来，行情如此不好的生意仍不断有人做，可见当事人未必想做生意。或者他们对人的本质及最高利益另有看法。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就是儒家教育的成就。迟到的公正有助于维持儒家世界观的说服力。

再次，迟到的公正可以让受害者及其子女获得补偿，至少停止继续迫害。有所补救总比毫无补救更接近公正。按明朝规定，平反补救分为五等，即“赠、荫、祭、葬、谥。”复官赠官是初级平反，赐祭葬高一级，再加上追谥追封和荫子就更高级了。平反的逐步升级，往往对应着冤案制造集团的逐步淡出，呼应着人们对蒙冤对象的越来越高的尊崇，岳飞享受的逐步升级的平反就是如此。追补到最高级别，假如当事人还活着，并且感觉连本带利都能补足，公正竟近乎完美了。在当事人已死的情况下，如果他所追求的正是不朽的声名，迟到的公正也算不错的补偿。

总之，“平反昭雪”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迟到的公正虽然不是头等的公正，却不妨看作第二等公正。第二等公正的存在，可以维持人们对制造冤案的体制的信任，鼓励耐心和等待，缓解暴烈和绝望的反抗。

问题在于，很多人连第二等公正也得不到，只能摊上第三等公正。

御史王朴性格梗直，多次与朱元璋争论，有一次争急了，惹皇上动了气，下令拉出去砍了。到了刑场，又召回来问他改不改。王朴说：皇上看得起我，让我当了御史，奈何如此摧辱我！如果我无罪，凭什么杀我？如果我有罪，又何必让我活？我今日惟愿速死！朱元璋大怒，催令赶快行刑。路过史馆，王朴冲着里面大呼：学士刘三吾记住，本年本月本日，皇帝杀无罪御史王朴！随后被杀。

朱元璋后来撰写《大诰》，里边还提到王朴，说他诽谤。《大诰》的地位近似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名列其中，自然难以平反。我在史书上也没有看到为他平反的记载。如此说来，王朴之流连第二等公正也享受不到了。但是，史家记载了真相，后人自有公论，这本身也是一种平反。这就是第三等公正。在我的读史印象中，能够享受这等公正的人，大概有办理平反手续者的四分之一。

中国人喜欢说“让历史如何如何”，表达了对第三等公正的信赖。史家讲究隔代修史，距离作恶权势的时间已远，不用怕他们，于是我们就可以指望公正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最大的问题在于，无数小民连第三等公正也沾不上，他们既无申冤的人力物力和能力，又无详加记载或考证的史学价值，便无声无息地白死了。史书上有大量杀人冒功或残害良民的记载，我们却查不到那些被害者的姓名。尽管被平反的官员多得难以计数，比起沉冤难雪的小民来，他们仍是露出水面的冰山。

三

中国皇帝并不都是无法无天的家伙。有的文弱心虚，有的信仰神明，有的重视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于是我们也可以发现最高权势的自我纠错。

1425年，朱高炽刚当皇帝，弋谦就上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折子批评时政。皇上知道弋谦这人骨鲠，也不怪罪他，可是忍不住厌恶，见了他就没好脸。众臣看出皇帝的心思，便联合起来攻击弋谦“卖直”，要求皇帝法办他。皇上宽宏大度，仅仅剥夺了弋谦上朝的权利。没想到，消息传开，众臣纷纷闭嘴，一个多月没人上疏言事。皇帝急了，他刚刚登基，很想做好工作，众人自我保全，默不作声，这工作如何开展？于是皇帝下诏做自我批评，让众臣直言无讳，并恢复了弋谦上朝的权利。可惜，这位善于正确处理个人情绪与长远利益关系问题的皇帝不到一年就死了，我们无法把少见的好人好事讲下去。不过，一旦皇帝当久了，位子坐稳了，有了自信，谦虚的皇帝也难免霸道起来。这也是一种常规。朱高炽死前已经显露出这种迹象，他将一位劝他养病期间远离女色的大臣关入监狱，临死那天还痛骂他，要治他重罪，留下一个需要平反的冤案。

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于刑戮，又颇护己短，弄死过许多要求他平反冤案的人。这样的皇帝可能为自己造成的冤案平反吗？可能。我知道有过一次。嘉靖迷信神仙，大兴土木修建大高玄殿，谁反对就把谁痛打一顿投入监狱。有三位跳出来反对，已被关押多年。又有两位跳出来营救，也被“棰死狱中”。嘉靖二十六年（1547）十一月，大高玄殿发生火灾，皇帝上露台祈祷，火光中隐隐约约听到那三位的名字，说他们是忠臣。皇上赶紧传诏将他们释放。由此看来，皇帝怕天地神灵，也是小民之幸。碰上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皇上，大家就只好看着他一条道走到黑了。

四

《明史》给我留下一个印象：在有名可考的记载中，清算力度不如平反力度。一正一反，同属让开权势的公正，善有善报如果还有七八成，恶有恶报似乎不足四五成。一些当时已经臭名昭彰的家伙，例如特务头子太监汪直，引导刘瑾作恶的焦芳父子，万历派下去搜刮的税监们，经常留下一笔“竟得良死”的记载，连清代史家的笔下都透出一股怨气。这是什么缘故？

崇祯皇帝为人刚愎操切，惩罚的力度往往大于奖励。看看这位偏爱报复的人如何清算前朝阉党，可以明白恶报弱于善报的道理。

《明史》说，崇祯收拾掉魏忠贤之后，开始清算逆党。他让大学士韩、李标和钱龙锡（近似总理和副总理）开一个名单。这三位大臣不想“广搜树怨”，仅仅开出四五十人。皇上嫌少，让他们重新讨论，结果又增加了数十人。皇帝不高兴了，亲自分出“赞导、拥戴、颂美、谄附”四项，让他们往里添人。皇帝还让他们把内廷宦官的同恶者列入名单。韩等人推脱说，他们不知道内侍的情况。皇上说：岂能完全不知道？就是怕得罪人吧。

过了一天，皇帝将这几位召入便殿，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布囊，里边装了许多章疏。皇帝指着说：这些都是奸党颂扬魏忠贤的上疏，你们可以把这些人的名字整理出来，列入逆党。韩等人知道皇帝的决心难以挽回，就设法把此事推给别人，说：臣等的职责是起草文件，不熟悉法律条文。于是皇帝召来吏部尚书（近似组织部部长）王永光，让他处理，王永光也说自己“不习刑名”。皇帝又招来刑部尚书（近似最高法院院长）乔允升、左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曹于汴等人，这才开出一份包含270多人的逆党名单，并拟出了从凌迟到革职的处理意见。

一件并不复杂的事，皇帝亲自布置，亲自推动，甚至亲自提供证据材料，居然让臣下连踩五脚刹车。假如皇帝拿不出那些“黑材料”，假如皇帝不一催再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结局不难想见。这其中的利害计算，皇上圣明，早已一语道破：怕得罪人。史家也写得明白，那些人不愿“广搜树怨”。

清算与平反不同。清算可以为受害者出一口恶气，却不能带来官职俸禄，损人不利己的事自然人人回避。平反则不然，既光明正大又有正面好处，利人利己，愿意做的人自然比较多。这一利一害之差，足以解释清算力度不及平反的现象。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利害屏障，皇帝尚且让人推来挡去，那些受迫害的当事人又能闹出什么名堂？这些前劳改犯，或者他们的文盲后代，满脸怯色一身灰土，让人家推三阻四折腾了几个月，究竟是出气呢还是找气呢？报复的心思能不衰减吗？衰减了，无人追究了，恶报又从何而来？

更要紧的是：最高权势几乎是不受追究的。崇祯清算魏忠贤和阉党，却不追究他们的总后台、自己的长兄天启。嘉靖和万历皇帝是制造诸多冤案的主犯，但他们的接班人是亲儿子，大平反只能配以小清算，弄出几只替罪羊来就算交代了。最高权势清算前任是有底线的：他们必须尊重传位的先辈，必须维护皇权独大的体制，这是他们合法统治的基础。而且，恩归自己，怨归他人，这种体制正是最高统治者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既然这套报应机制的核心就是一个大漏洞，我们对整个体制的公正程度自然不能期望太高。

清算不足和平反不足并非小事。在时间和力度方面的利害计算对当事人的选择大有影响。魏忠贤的死党之一，右佥都御史（近似监察部部长助理）刘志选，曾经挺身抗议万历皇帝钳制言论，为忠臣鸣冤，结果被皇帝贬谪，被贬之后又挨整，家居三十年不得平反。万历死后还是靠拉关系当上工部主事（近似处长），恢复到被贬谪前的官职。此时刘志选年过七十，弥补损失之心极其强烈，于是一改前辙，帮助魏忠贤钳制言论，冒着生命危险替他攻击皇后，迫害清流，吹捧恶棍同党。他也知道这些罪恶将遭到追究，但《明史》上说，刘志选认为自己年老，必定死在魏忠贤之前。那是天启六年，魏忠贤58岁，几乎比他小20岁，刘志选的利害计算透彻之极。奈何人算不如天算，第二年，天启皇帝23岁驾崩，魏忠贤败，刘志选被判死刑，自己先上了吊。假如天启不那么短命，假如崇祯不那么操切，刘志选就投资成功了。同样，假如万历冤案的平反更加彻底，让他的第一次投资得到合理回报，刘志选也就不必冒险改辙了。

总而言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话大体不错，但要打个折扣。从数目上说，前一句大概七八折，后一句大概四五折。接下来的话是：“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何时才算时候到呢？一代权势淡出之后。时间越久，折旧越重。经过两次打折，尽管平反了，但是补救不足。尽管清算了，但是追究不足。这些不足部分，就是当事人的净损失和净收益。一代又一代地积累下来，这些损益必将产生影响，类似自然选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就好像降水量减少三分之一将导致众多物种的兴亡及生态系统变迁一样。一年又一年，一轮又一轮，大好河山逐渐改变了模样。

《悉尼晨锋报》关于华人家长行贿老师的评论文章“补习班综合症的起因与后果”。

最近，一起悉尼华人家长“望子成龙”招“横祸”事件，在澳洲媒体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此事的经过颇具戏剧性。零八年八月五日，悉尼Westmead公立小学教师皮尔丝（Jodie-Lee Pearce）接到名叫陆小东（音，Xiaodong Lu）的学生家长的给她的一个信封，她打开信封，发现里面有一叠现金，还有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们希望在即将到来的考试当中，您能给我们的儿子高分，以便他能进入精英学校。”

澳洲的精英学校（Selective High School）是公立的“重点学校”，悉尼共三十一所，是从小学毕业生中选拔优秀生进入。如果能进精英学校，将来考上好大学、好专业的把握更大。精英中学的竞争非常强，零八年三月有13,300人参加选拔考试，只有3522人被录取，录取率不到30%。

那么一名澳洲的小学教师在接到学生家长塞的现金“红包”时，会怎样反应？我问从中国来澳已四年多、正读中学的女儿，她想也没想就说：“这是贿赂！必须报告。”我击案笑曰：“好！你已融入澳洲了。”

的确，那名小学老师看到这么多现金后，像见了洪水猛兽一般，吓得六神无主，立即冲到隔壁办公室，对一个同事说：“快！快！你来给我作证！”两名教师一起把这叠钱一张一张点出来，五十元面值的钞票共四十张，一共两千澳元。

没过几天，那名学生的父亲裴清华（音，Qinghua Pei））又给了这名教师五百澳元现金，也是装在信封里当面递交的。

这名老师把收到现金的事向学校报告后，学校报告了教育局；教育局则报告了独立反腐败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ICAC)）——这是教育界的例行规矩。

十二月，独立反腐败委员会就此事进行公开听证，这也是为什么发生在八月份的事，十二月才见报的原因。

听证会上，这对现已离异的华人夫妇都承认他们确实给了老师钱，但他们不承认是在贿赂老师，以便让老师给他们正在上五年级的儿子打高分。他们说，他们只想让老师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时间，以便孩子的成绩，特别是英文阅读理解力，能得到提高，一年后毕业时能考上精英学校。

此事因公开听证而被曝光后，在媒体上引发了关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民族的教育价值观的广泛讨论。很多文章都提到，来自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移民“望子成龙”的心态。为了让孩子考上精英学校，有的家长都把他们送进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最多的同时上四个不同的补习班。这些补习班的主要功用，就是以大量做模拟考试题的方式，训练学生应付考试的能力。

《悉尼晨锋报》的一篇文章写道，事实上，把孩子置于太大的压力之下，已经被证明是非常有害的。孩子思想压力太大已导致与父母之间关系紧张，有的甚至攻击父母，或患上抑郁症。与此同时，孩子的创造性、社会交往能力、自信心、自主性都不足，同时还讨厌自己所做的事。

文章还引述墨尔本大学心理系副教授Chee Ng的话说：“目前青少年的自杀、吸毒、酗酒现象在增多，这很可能与他们压力太大有关——虽然这还未能得到证明。”

笔者在大量关于此事的媒体报导中所观察到的另一个现象是，几乎所有记者，都以大量笔墨细致的描写了那被折成一叠的四十张五十元面值的现金摞在一起“长什么样儿”。从他们的写作方式中，你能看出来，这叠现金在他们眼中真的就像“西洋景”一样。一来，是因为西方人很少这么大量使用现金，有什么事大都是刷卡的；二来，这么拿出大笔现金以这样的方式塞给老师，在他们眼里，未免太“趣味低级”了。

西媒的记者就是这样，他们不会像中共的党媒记者写东西时那样，“立场鲜明”的该批判谁就会“毫不留情”的批判、“痛击”谁。他们很少直接“批判”谁，但他们的态度却会隐藏在对于“事实”的描述，以及写什么、不写什么的取舍之中。作为华人来讲，可能会觉得两千就是两千，管它是二十张一百元的也好，还是一百张二十元的也好，这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这些西媒记者却不厌其烦的告诉你：这两千元是四十张五十元面值的钞票被折在一起组成的，厚度大约是多少多少。这种细致的描述中包含着记者看“西洋景”的心情，当然也有他们对这种行为“不经意的”蔑视和批判。这种蔑视让我感到有些刺痛，可又能怨谁呢？

在中共国，家长送老师一个红包，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事，有时不送还不行。所谓“有钱能使鬼推磨”已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贪腐程度看，许多人都承认：这个社会已烂透了。

因此，两名华人家长绝对没有想到，在澳洲，收到红包的老师会被吓得惊惶失措，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就去叫同事来给自己做证——行贿受贿在澳洲算犯罪。而且每个行业有每个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违背的后果，可能导致终身不能再从事此行业。

独立反腐败委员表示，他们的义务，就是在接到举报后对事实进行调查，并把腐败案例公开。如果查实案件已涉及到刑事犯罪，将把案件移送检察部门。

网上有人替这对“望子成龙”的家长感慨道，他们真能拿出那笔钱来去行贿的话，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质量可能比公立的精英学校更好的私立学校，干嘛费那个劲儿呢？

还有人说，能否进精英学校，并不是某一个老师给你某一项成绩打了高分就行了，它牵涉好多不同的环节，贿赂一个教师有什么用呢？

总之，很多人都在为这两位家长遗憾、可惜。“望子成龙”无错，错就错在，在一个错误的地点，错误的选择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方式，出丑丢脸不说，最后糊里糊涂因此坐牢也说不一定。

明天是赵紫阳逝世四周年。赵紫阳曾经是中共第一号人物，在改革中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因为“六四”反对镇压学生被自己的党软禁致死。今天，在中共大规模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时候，在“六四”即将满二十周年的时候，纪念赵紫阳先生，有特殊的意义。

赵紫阳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异数。他被软禁了16年，做了16年的反对派，于2005年1月17日去世。在1989年的最后关头，他如果赞成邓小平的镇压主张，可以继续当他的总书记，可是他选择了反对。在被邓小平软禁的漫长岁月中，他如认错悔过，仍有机会重新复出，但他选择了放弃。他选择的是站在人民、人性和历史正确的一边，直到病逝。这在毛泽东建政以来的中共现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今天纪念赵紫阳，不能不提到共产党里的另外一个异数：陈独秀。陈独秀于1921年和李大钊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国共合作和对苏关系上，与其他中共领导和共产国际意见不同，被开除出党，后来要重归共产党，但毛泽东要他悔过，他说：“我不知过从何来，奚有悔，”1942年死于孤独、寂寞、贫困与疾病。陈独秀这个“终身的反动派”在中共建政以前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陈独秀和赵紫阳这两个中共的异数，在他们各自的时代代表了不同的时代潮流。一个在新文化运动中立下汗马功劳，一个在经济改革中创下丰功伟绩。前者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反对孔家店，提倡怀疑与批评，主张思想解放。后者高举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并重的大旗，搞活农村和城市，改革外贸和财政，推进分权、监督、党政分开和政企分开。两个人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步建树甚丰。

可是这两个对中国进步有巨大功劳的中共领袖，因为和党的意见不同，其功劳不仅被中共否定，还被诬陷迫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陈独秀曾遭到中共领袖王明、康生的迫害，被诬为叛徒、汉奸。有人质疑陈独秀是日本汉奸的说法，王明则说：“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日本间谍。”对这个不实之词的传播，鲁迅和毛泽东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赵紫阳则遭到邓小平、李鹏和江泽民长达16年的诬陷和迫害。他们因赵紫阳在党的会议上不赞成邓小平的镇压，便指控他“支持动乱，”“分裂党。”这种指控曾经贻笑天下。赵那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他分裂中共不就是分裂自己吗？中共后来成立专案组，想要查出赵紫阳分裂党的事实，但最后自己不了了之。

陈独秀和赵紫阳的个人悲剧使他们在晚年痛定思痛，对独裁专制产生深刻的认识。陈独秀在他的《最后的意见》中对斯大林的独裁作了一针见血的批评。他说：斯大林的一切罪恶，“哪一样不是凭藉著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他还说，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人民，专政到党内，是“贱视民主之故也。”

赵紫阳在软禁中对毛泽东也有类似的评价。他说，毛泽东对凡是反对他的，都看作是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予以专政，甚至不惜采用列宁加秦始皇的手段，“这就走上了如同国民党一样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政道路。”而他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要实行民主政治，结束这个专政。

从陈独秀到赵紫阳，八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世界已是翻天覆地，中国也已沧海桑田，可是中国共产党却并没有什么改变。如果陈独秀多活十年，他就会看到毛泽东的独裁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式的独裁，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赵紫阳虽说参与创造了中共历史上最开明最开放的几年好时光，但六四一声枪响，又把中共送回了政治黑暗年代。而今天的胡锦涛时代，虽然不再是一个人说了算，但那种凭借垄断权力，不容许党外有党、党内有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的反民主的制度，却一点儿也没有进步。

我上网十多年来，深刻感受到网民们最大的抗议就是对删帖和设置敏感词的抗议。

一个好网站，仅仅是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而已，可我们政府的新闻办却容不了它，让一个个好网站东躲西藏，最后还免不了被封，比如最近被封的两网站牛博网和法天下，就是政府犯了众怒。

此前被封的知名网站还有世纪中国，一塌糊涂，燕南网，读书生活，还有更多更多我不知道的好网站。

我们政府的新闻办都是些什么人呢？都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他们以为封了几个网站，天下人就都不向往思想和表达自由了吗？非也，我们不但继续要思想自由，继续要表达自由，还要坚持下去，努力突破各种防火墙。事实上，我已看到，通过一些好网站被封后，随后网络上的抗议，国际舆论的关注，就可以知道新闻办已经败下阵来，历史上将会把新闻办这个“文字狱”的制造者一一记录在案，让后人知道中国曾有这么一个政府机构，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民众做好事，而是天天恶贯满盈，天天做坏事。

说起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外宣办），我知道前任主任是蔡武，原共青团中央常委，现在调任文化部部长，把本来是于幼军的位子给占了，他通过他在新闻办的封网记录和封网套路，就知道他的水平远远不如于幼军，但为什么于幼军当不了文化部长呢？是因为他们所处的体制是逆淘汰体制，于幼军比蔡武能力强一点，良知多一点，所以遭淘汰，就这么简单。我还知道，蔡武在新闻办任上时，我在湖南红网的专栏文集被点名删除，我在博客中国的专栏也被“点杀”，这些都是真实的21世纪现代文字狱的新记录。

现任新闻办主任王晨，我还与他有过一面之交，当时我是记者，他是某党报总编辑，他给我的感觉是这个人知道中国的套路有权能做事——不是有权就一定就能办好事，而且他还应该知道中国的国情是说一套做一套，做的未必能说，说的未必就去做。现在他到了新闻办，我期待王晨这位从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出来的新闻官，能够落实这一国情，表面上可以严厉一些，实际上应该少关一些网站，尤其是多保护一些牛博网、法天下这样的网站，尽量说归说，做归做，少留下点文字狱记录，尽量和谐全中国2亿多网民——因为新闻办若是“河蟹”网民，迟早会败在网民手里。

言归正传，现在还接着说法天下，无论是国家新闻办还是北京市新闻办，关了法天下，你们已经败在了法天下手里，我们的博客被关了，我们要继续呼吁，我们还将继续在别处落地，互联网不是空中阁楼，网路必然通往自由，谁与普世价值过不去，就是与自由为敌，就必然会落败而逃。

现在令人高兴的是，法天下已经新生，虽然不叫法天下了，但法天下追求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精神不变，风格依旧，继续坚持下去，突破封闭社会的藩篱，以实际行动构建开放社会。

注释：2008年12月16日被暂时关闭的法天下网，12月24日平安夜恢复开通，25日被永远关闭，这一人祸制造者是北京市新闻办，给出的理由是“自由化倾向”。

法天下创立于2005年12月7日。创立初衷是：1、打破“精英”与“草根”的樊篱，让“草根”们不再只是顶礼膜拜高高在上的各位学者，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网站内容的主要创造、筛选者。为广大法学专业学生，法律职业人士，及一切对法学研究抱有热情的爱好者提供一个没有局限，没有等级，自由交流思想成果的平台。2、成为中国法学最开放且独具风骨的评论网。3、成为法学学者、学人、学子们以法识友、以书会友、以评知友的理想网上平台。

感谢辛苦的法天下团队成员：

1、卡卡鱼，闽南人士，蓟门晓月法律人，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并沉溺其中，自学计算机技术数载，希望能通过网络为中国法学做一点实事。

2、京兰客，闽南人士，少年负笈西北，青年求学于京城。喜欢读点杂书，交些朋友，偶尔会写些东西，不敢轻言学术，但求能少些困惑，多些朋友。目前涉猎范围包括律师职业理论、法社会学和证据法学。对自己要求是：多看多想少说。

3、傍江水寒，生于屈原故里，辗转求学于武汉与京城。最大的爱好就是闲时天马行空琢磨自己对法律、经济和互联网的浅薄看法，推崇法律中的理想追求、经济学中的务实作风和互联网中的工作激情。目前从事法律实务工作。

法天下开通与关闭大事记

· 2005-12-07 法天下网站创立；
· 2005-12-21 “法律博客”栏目上线；
· 2006-01-15 “论坛”栏目上线；
· 2006-07-20 “百科”栏目上线；
· 2006-08-23 “专题”栏目上线；
· 2006-12-01 法天下建站一周年庆祝活动；
· 2006-12-07 新服务器投入运行；
· 2007-01-06 “网址”栏目上线；
· 2007-02-28 “在线教学”栏目上线；
· 2007-06-08 《法天下周刊》上线；
· 2007-10-07 法天下手机版(WAP)开通；
· 2007-12-07 法天下建站二周年庆祝活动；
· 2007-12-25 “广播”功能开通；
· 2008-01-15 “机构”栏目上线；
· 2008-02-25 “视频”栏目上线；
· 2008-03-21 “调查”栏目上线；
· 2008年12月16日被暂时关闭；
· 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之际恢复开通；
· 2008年12月25日被永久关闭，这一人祸制造者是北京市新闻办，理由是“自由化倾向”

一

1968年8月20日晚11时，距捷克首都布拉格市中心仅6公里的鲁津机场，值班人员突然接收到一架刚刚飞临的苏联民航客机发出的信号：由于机器故障，要求允许紧急降落。机场人员准许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