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元旦，辛亥革命的狂飙终结了满清王朝，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迄今，创立98周年的民国，在台湾延续民主神话，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亚洲民主社会的典范：选票政治、军队国家化、民间自由组党结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
同盟会无数先烈梦寐以求的”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以及”民有、民治、民享”之三民主义，在台湾，在伟大的中华民国业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图景。
“不见南师久，谩说北群空。”中国大陆，以1949年中共占领北平为标志，已沦陷60年了。身在没有选举权、组党结社权、新闻自由权的大陆，经过党文化和极权暴政长达60年的系统洗脑、摧残，还有几人知道自己是亡国奴？还有几人存有亡国恨？！
中共之所以能够在大陆得鼎，主要有两大原因，首先是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如胡适所言，张学良是”国家民族之罪人”，发动西安事变”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1937年8月，中共军政大佬齐集陕北洛川，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
“要冷静，不要到前线去充当抗日英雄，要避开与日本的正面冲突，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要想办法扩充八路军、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要千方百计地积蓄和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对政府方面催促的开赴前线的命令，要以各种借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夺取国民党的政权”；”为了发展壮大我党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党必须严格遵循的总方针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违背这个总体方针。”
1940年，彭德怀发动”抗日有罪”的百团大战，这是中共军队非常罕见的较大规模的主动出击的游击战。毛泽东当时就气急败坏：”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我们力量大暴露了，后果很坏。”1959年的庐山会议，百团大战成为彭德怀的主要罪状之一。
早在1937年9月25日，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就让毛泽东很生气：”以后要避免这种牺牲重大的战斗。”当天即致电北方局：”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
据《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对日军事战略方针的演变》，1937年中共武装力量只有4万余人，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隅之地。抗战之后，它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
中共利用日本侵华消极抗日，积极发展和壮大军事力量，图谋颠覆中华民国已经昭然若揭。难怪毛泽东多次感谢日本，认为日本不必为侵华道歉，如1961年1月24日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毛实话实说：
“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张学良晚年自认”是罪人中的罪魁”，无颜见江东父老，宁愿客死他乡也拒绝回大陆做中共的统战工具。
其次，中共在大陆得鼎，除了国民党一系列的决策失误，与中共以强大的宣传攻势争取民心有着很大关系。事实上，现今公共知识分子对自由民主的启蒙教育和鼓吹，中共60年前就在大张旗鼓地进行，请看新华日报1940年代部分社论的题旨：
《不能因国民程度不高而拒绝民主 应用民主政治教育人民提高人民》、《有人民自由才有国家自由》、《民主颂――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罗斯福的广播演说：四大自由》、《出版法应是民间出版事业的自由保障书》、《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选吗?》、《民主一日不实现，中国学生运动一日不停止学校要做民主的堡垒》、《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中国共产党彻底实践坚持民主政治、反对一党专政的诺言》——
中共连篇累牍地撒下弥天大谎，不仅蒙蔽、欺骗了普通百姓和青年学子，包括梁漱冥、费孝通、罗隆基、章乃器、章伯钧在内的大批知识精英，也对”共产党绝不搞一党专政”的民主社会充满幻想。
大陆自1949年沦陷，大好河山、灿烂文化被中共搞得乌烟瘴气。60年来，为巩固极权统治，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六四学潮、反和平演变、镇压法轮功、抓捕异议人士，大大小小的运动、迫害、清洗此起彼伏，饿死3千多万老百姓，70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华夏最优秀最忠诚的儿女被残酷虐杀，如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
罪恶滔天的中共至今没有道歉、赔偿和悔罪，至今仍在非法关押、骚扰、流放知识精英。标榜以人为本的中共，打击对象越来越集中于鼓吹自由民主，倡导宪政立国、抨击一党专政的异议人士。
中共党魁胡锦涛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讲话中说”我们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所谓”不动摇”，就是绝不改变党国的本色；”不懈怠”，就是牢牢抓住军权，这是独裁最大的本钱，对异议人士和民众维权继续采取高压态势。2008年末，直属中央的导弹部队都在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一方面，是考虑到警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是中共为镇压民变，不惜动用一切武装力量的宣示。
最值得玩味的是”不折腾”。为了维持独裁统治、掠夺民脂民膏，中共一天到晚都在瞎折腾，官场之腐败、堕落，社会风气之惟利是图，令人发指。
胡锦涛”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不折腾”，与邓小平的”不争论”如出一辙：在经济上继续腐败的权贵资本主义；政治上，不允许公开讨论结束一党专政、军队国家化、民间办报等实质性的迈入现代文明社会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折腾成为中共权贵的特权，民众只配做逆来顺受的沉默的羔羊。
强制拆迁、强占耕地、毒奶粉、地震中倒塌的上万间校舍、不明不白地杀害杨佳，用被失踪、被精神病、劳教、劳改、黑监狱迫害访民和异议人士，只要能够维持表面的和谐稳定，不惜出动野战军镇压汉源等地的暴动—-罄竹难书的怨案、血案，孤苦无依的访民，肆无忌惮的政治迫害，一桩桩、一件件，无不表明胡锦涛的”不折腾”是为中共权贵的瞎折腾服务。
中共至今连《零八宪章》这样温和、渐进的政改方案都无法接受，还在抓捕、骚扰宪章的签署者，继续反自由反人性反民主的瞎折腾。梁启超指满清政府乃”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中共又何尝不是制造民变、异议人士、以暴抗暴的大工厂？
那么，已经实行民主程序更迭权力的民国政府，在建国98周年，对大陆沦陷区，真的就可以象现在这样碌碌无为吗？
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右派”达552877人，占1957年国家干部总数953万人的百分之五点八，这还不包括留下做”样品”未予改正的，不包括尚未纳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大学生、中学生、民办教师、原属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民主党派等等的”右派”不下10万人。此外，还有数以万计的不戴”右派”帽子而”内控”的”右派”。此外，受牵连和影响的亲友更是不计其数，每个右派的家庭成员和亲友仅以十人计，全国不下600万人身处黑暗的深渊。（据《建国27年全国有多少”右派”？》）
如果陈天华、秋瑾、徐锡麟、黄花岗72烈士、蔡鄂、张自忠等民国英烈，来到今日之北京，会发表怎样的观感？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让他们目不暇接，自可确定无疑。高楼大厦、红男绿女、莺歌燕舞、纸醉金迷，吃喝玩乐，应有尽有。”无量头颅无量血”，为的不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日子吗？
大陆除了国民议会：人大，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可找到组织了！
如果他们来到北京南站南10公里的上访村，又会大吃一惊：这些靠捡垃圾、乞讨维生的访民，为何不去人大？满清再黑暗，有冤屈尚可击鼓鸣冤，递个状纸上去，何以这些访民连递状纸的机会都没有？！黑监狱、截访、被精神病、劳教—-中共鹰犬如狼似虎，长期与访民打成一片。
当朝者看来是指望不上了，国民党是干什么吃的？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会告诉你：”我们接受中共的领导。”大陆能够公开存在的党派都是土共的干儿子，花瓶而已！
国保会请他们喝茶，只要他们闲事少管，尽可加入政协或去做生意，管保吃香喝辣；要自由要民主要共和，则只有把牢底坐穿。
如此腐败，怎么无人起义？接受这样一个黑暗政党的统治简直是奇耻大辱！他们很快达成共识：爱国必须反共，反共就是爱国，但却悲哀地发现，现在的环境已不具备革命的条件。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为同胞流血牺牲、再造共和的精神，在大陆基本上成为笑谈。人们关心的是房子、票子、位子，是实际的利益。零星的暴动，不是黄花岗，不是为了解放陌生的受苦受难的同胞，而是实在活不下去、忍无可忍的维权抗争。即便这样的抗争，也会遭到残酷的镇压。
称得上是他们同志的那些人，少之又少，而且，要么被镇压，要么入狱、流放。
中共的统治技术比满清高明，民主国家该有的东西，表面上一应俱全。但是，有宪法无宪政，有法律无法治，有官权无民权，有大学无大师，连中共自己都开始害怕原始的共产主义。200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在大肆庆祝，大陆却显得十分低调，为什么？
大陆的无产者要是联合起来，中共高官个个肥得油往海外流，是清算的首要目标，《共产党宣言》号召”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那还得了？！
从某个方面来说，贪污腐化的土共连”匪共”都还不如。匪共尽管乌托邦，还惦记着社会正义，维持表面上的价值理想，现在只剩下忽悠：经过60年脸厚心黑的洗脑，老百姓真的以为党和政府就是国家，反共就是反华。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了，然而，这就是大陆活生生的现实。网络和媒体的自由非常有限，时不时就会被整肃。大陆沦陷60周年，中共未雨绸缪，已先期整肃了包括《南方都市报》、”法天下”等敢言媒体和网站。一些温和的政改方案和建言，如《零八宪章》也被严厉打压。中共划出的红线是，不能危及一党专政，不能组党结社，不能影响当权者的贪污腐败。
枪杆子里出政权，有奶就是娘，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是大爷，就是成功人士。在毒奶粉泛滥成灾，无公平、正义、诚信、规则可言的大陆，这种畸形的”成功”成功地腐蚀了整个社会。惟有行贿受贿、溜须拍马、上下钻营、坑蒙拐骗，昧着良心说话、办事，才有可能升官发财、获得话语权，获得成功。
近20年来，寡廉鲜耻的中共极力推进缺少政改的瘸腿经济改革，用一切向钱看和物质享受来腐蚀、蒙蔽、瓦解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与追求。胡萝卜加大棒的淫威之下，知识精英不是被收买、监禁，就是被边缘化，士林之无耻、堕落，举世无双。
1958年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中青报发表文章：”亩产九十四万斤完全有科学根据”，”我们算了一下，
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这样的学者竟然获得”2007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无数荣誉）
结果呢？饿死3千多万老百姓，归罪于3年自然灾害！
试问：上下五千年，哪一年没有自然灾害？
对大自然长年累月地进行掠夺式的疯狂索取和污染，以及低人权带来的价格优势和效益，加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北京奥运、加息又减息、取消出口退税又提高出口退税、贪污浪费等一系列的大折腾、穷折腾，这种粗放的马大哈发展模式终于在2008年遭遇瓶颈，经济滑坡势不可挡，适逢美国次贷危机——
大陆的专家学者一哄而上，一些被中共收买的海外媒体推波助澜，迅速跟进，把帐全都算到了美国金融风暴的头上！
市场成功的关键是权力退出，让价格准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以优化资源配置，而权力寻租严重扭曲了价格信号，注定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失败。2009的经济萧条将愈加明显，这是官权不受制约的必然结果，金融风暴不过是让这一结果更为醒目而已。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说：”靠财政政策结束萧条的只有一次，这一次就是二战结束后的时期。”
中共试图用左手进右手、增加腐败机会的4万亿强行振兴经济，这等于是给一个需要精心调养的虚弱病人注射兴奋剂，结局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经济萧条加剧社会矛盾，庞大的官僚体系及其衍生机构，成了吞噬国家财政的无底洞。教育、社保、医保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为学费、医药费和养老而犯罪、自杀的案例层出不穷，一再上演大陆版《警察与赞美诗》，给民众的心理投下巨大的阴影。不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人们只有尽量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拉动内需也就成了纸上谈兵。随便你出台什么优惠措施，房子卖不出去还是卖不出去。房市萎靡，拖累相关产业，影响到银行机构，将进一步加剧经济萧条。
我吃肉、你喝汤：对地方官员动用武警强拆民居、强占耕地等无法无天的行为予以默认或纵容，是中共中央拉拢、腐蚀地方官员的惯技，也是稳固其统治基础的重要手段。甚至在经济危机的关口，还在给公务员提薪、提高福利待遇。惟有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把地方政府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同时也好在政治斗争中，用经济问题清算不听话的官员。
汉源、吉首、瓮安、陇南等地的暴动表明，大面积的腐败必然导致大面积的反抗，想要压制民众反抗，仅靠编制内的警察远远不够。各地政府被迫招收辅助警察的义警，这些义警由于不在编制之内，和正规警察的待遇（住房、工资、福利）不可同日而语，但干的都是最苦最累最得罪人的工作。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极端的例子是去年湖南省耒阳市百余名后备警察与义警开着警车围攻市委大楼。
面对风起云涌的民众维权，中共的管制陷入了恶性循环：高层为了获得下属的忠诚，必须在很大程度上包庇、纵容下属的犯罪行为；醉生梦死、产生末世情结的大小官员有恃无恐，巧取豪夺、与民争利愈加疯狂，民众反抗也就愈为激烈，只能不断地招兵买马，钱从何来？加紧盘剥民众，又导致更多反抗的发生，财政难以承担越来越多的额外的行政费用，以致镇压民众的工具也起而反抗待遇的不公。
网络改变了信息传播的方式，在民主政权首次以压倒性优势占据地球的21世纪，中共面临比历史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都要困难的局面，在网络时代进行洗脑教育、散布虚假消息、打压异己，以及镇压民众反抗的成本空前增大，湖南警察围攻市政府就在释放这样一个信号：警察越多，维持独裁统治反而更加困难，行政成本呈现雪球效应。军警的绝对人数不可能超过民众，后者一旦觉醒，将是独裁者的末日。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民国先烈倘若在天有灵，为大陆沦陷而悲怆的同时，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中华民国以台湾为基地，与大陆经过数十年的敌对、竞争、对峙、合作、交流，制度优势愈益彰显，对大陆民众构成无可比拟的吸引力。民国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都应暂时搁置不为美国支持、不合时宜的独立策略，与大陆展开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大打民主牌、人权牌，化被动为主动，争取更大的国际空间和在大陆的影响力，以图将来。
自由民主的圣火终将照耀大陆，问题是还要经过多长时间，花费什么代价？
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和保障，哪里缺乏新闻自由，哪里就盛行独裁统治。爱尔维斯说：”限制新闻就是凌辱民族。”
大陆沦陷60年，已成言论自由的地狱，民间根本无办报自由，休说不及民国孙中山、袁世凯、北洋、蒋介石时期，连满清末年的水平都达不到，实为一百多年来言论自由最黑暗的时期，文明世界之一大耻辱。
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鼓吹”变法自强”，首开”文人论政”之先河。1904年11月慈禧70大寿，记者林白水在《警钟日报》发表对联冷嘲热讽：
“今日幸西苑，明日幸颐和，何日再幸圆明园，四百兆骨髓全枯，只剩一人何有幸；五十失琉球，六十失台海，七十又失东三省！五万里版图弥蹙，每逢万寿必无疆! “
若《时务报》、《湘学报》、《湘报》公开抨击君主专制及政府压制民权，鼓吹人权思想，大量报道负面新闻。
1907年7月14日，秋瑾在”证供两无”的情况下惨遭杀害，舆论一片哗然。《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不仅发表秋瑾案的报道，还配以大量评论、诗词和漫画；《神州日报》7月22日发表《秋瑾有死法乎》，抨击清廷兴大狱，妄拿妄杀，是”恶魔政治”；上海《女子世界》、《小说林》连续发表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六月霜》，竞存书局出版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鉴湖女侠》，广州《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时事画报》旬刊刊出秋瑾等新闻人物画，广东出版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重庆《广益丛报》旬刊也发表了大量悼念秋瑾的文章、诗词。（据傅国涌《知识分子抵抗史》）
而堪比秋瑾的自由女神林昭，1968年4月29日被中共法西斯枪杀于上海，杀人犯5月1日即登门向其家属索要5分钱的子弹费，真是禽兽不如。纳粹、克格勃、红色高棉亦未有类似行径，”子弹费”确乎反人类反人性之中共一大特色。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至今无法公映，遑论秋瑾当年享受的哀荣。
民国元年（1912 年）3 月，内务部制定《暂行报律》，规定”新闻纸杂志已出版及今后出版者，其发行人及编辑人姓名，须向本部呈明注册，或就近地方官厅呈明”。任何人只要去登记一下、备个案，就可出版、发行报纸。如此方便、简易，只因”流言煽惑，关于共和国体有破坏弊害者”应受惩处、”调查失实，污毁个人名誉者”应受处罚之规定，激起民意的强烈反弹，孙中山不得不下令撤销《暂行报律》，以维护新闻自由。
1872年4月30日创刊的《申报》，在国民党当政时期，痛骂”谄媚帝国主义、背叛民众的国民党不再是一个革命集团”，”已成革命罪人”。1932年6月，蒋介石集数十万精锐痛击匪共，《申报》不依不饶地连续发表《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何时能绝”，”官逼民变，民安能不变。”
1902年6月17日创刊的《大公报》，1926年9月由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接办，禀持”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之四不社训，左右开弓，将国共两党都纳入射程范围，以致中共《新华日报》骂它是”法西斯的帮凶”，国民党《中央日报》则称其主笔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煞是有趣。
以《申报》、《大公报》为代表的独立媒体，见证了中国言论自由的黄金时期。
1945年，中共叫嚷”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新华日报《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并引用”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的先着”（民国33年6月15日《华西日报》)等言论来加以说明。
中共1949年篡国之后，创办报刊的申报审批制度异常严格，杜绝了私人、民间公开出版报纸的一切渠道。对新闻自由的严厉管制，使得洗脑、奴役成为可能。
迄今，大陆民众整整被中共凌辱、蹂躏了60年，生活在CCAV、日人民报的谎言世界和奴隶之帮，连最起码的新闻自由、结社组党自由的权利都没有，居然奢谈”大国崛起”！未能”崛起”，业已入侵朝鲜、越南（美其名曰”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不遗余力地支援金日成独裁政权和红色高棉，致使北韩人民生不如死，柬埔寨200万人民被屠杀。
2009年1月7日是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柬埔寨参议员主席谢辛特别感谢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解放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作出的重大牺牲，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谢辛的言论无疑是在全世界面前给了中共一记最响亮的耳光。
所幸世界形势的变化和极权制度对人的创造性的束缚，注定一党专政的中共无法真正”崛起”，否则，必将是人类的灾难，如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
从大陆护照在世界上所受待遇，其国际地位即可一见端倪：1997香港回归，日美等国凭护照即可自由出入香港，惟独大陆护照享受办通行证（签注）或凭第三国签证的特殊待遇，就不用说其它国家对大陆护照是何等鄙视了，难怪杨恒均先生说大陆护照”在世界各地的地位，简直象世界孤儿和弃儿”。
持民国护照去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西欧等60多个国家都不用签证，美国签证10年内不限次数入境，而大陆护照的待遇是6个月2次入境。日本法律规定不准为大陆居民签发个人旅游签证，对台湾的民国公民则完全免签。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公民可以免签进入100多个国家。大陆许多老一辈的人怀念民国时期，国人当时去新加坡、日本不用签证，申请美国签证几乎人人通过；另外，哪怕考上专科，政府都会有奖学金和贷款，能上大学的人一般有公派留学机会。（据《在国外看大陆人的真实国际地位》）
资深老报人李勇先生感叹：”从1949年到现在可以说是中国人最不堪的时代，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窝囊过。日本、新加坡，弹丸之地，人家拿着护照，到处受欢迎，没有人敢看不起。拿着一个中国的护照到哪里都被人家封杀，都被人家怀疑，这怎么叫站起来呢？什么地方可以象征中国人站起来呢？或者说外国人看得起我们呢？”
大陆人在大陆都没有公民权利，在世界上又怎会被当成”公民”看待？人类歧视、鄙视的不是大陆人，而是中共极权制度本身。
2008年，《南都周刊》副主编长平因西藏事件的评论文章被中宣部下令撤职，深孚众望的江艺平被调离《南方都市报》主管位置，《财经时报》因报道湖南农行贷款核销问题被无限期停刊；举世瞩目的杨佳案在大陆媒体悄无声息，陇南暴动、结石患儿家长诉状被拒及与军警有关的负面新闻（如哈尔滨六警察打死大学生）不得深入报道。
甚至，网络博客也在中共的严打之列：冉云飞年前在牛博网开设的深受网民喜爱的博客《匪话连篇》被关闭；多个转载、评论《零八宪章》的博客和网文被关闭或删除；2009年1月5日，杨佳妈妈王静梅开通新浪网的博客，发表《天黑了》、《2007杨佳”自行车事件”》，当天即遭”和谐”；1月9日，大陆自由度较高的牛博网被强行关闭。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良有以也！
以中共独裁时间之久、地域之广，死于非命者之多（饿死3600万），官僚体系之腐化，司法之黑暗，对言论自由之恐惧，用当年《汉帜》月刊痛骂满清政府的话来说，实为”全地球之第一夜叉政权”。
柏林墙倒塌之后，黑暗从未统一过光明。无法想象，如此野蛮、丑陋的”夜叉政权”怎么可以去统一自由民主、以台湾为基地的中华民国？
血比水浓，台湾民众对大陆同胞始终抱着友好和同情之心：1976年唐山大地震，民国政府紧急开会，中国红十字慈善中心专门成立了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无奈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的”自力更生”，公然拒绝外界一切人道主义援助，民国的救济物品只能通过空飘等方式送往大陆。
1989年5月28日，民国飞碟、滚石、可登、宝丽金四大唱片公司的一百多位歌星，录制《历史的伤口》声援大陆学生爱国运动；6月4日，民国总统李登辉发表声明：”为抗议中共以武力镇压大陆民主运动，呼吁全世界所有爱好自由，重视人权的国家与人士，对中共暴行给予最严厉的谴责。”号召对大陆同胞给予一切可能的支持，并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台湾民间也组织游行、募捐，支持大陆学运。民国行政院公布了四项特别措施，包括：向放弃中国大陆护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的在外国的大陆留学生和学者发放中华民国护照；向这些留学生和学者提供学费和生活补助。
汶川大地震，民国各界透过不同管道送到四川灾区的捐款和救济物资金额累计高达人民币15亿元。台湾同胞对大陆同胞的友爱，与其对中共官员的切齿痛恨形成了鲜明对比，从张铭清被殴和陈云林访台激起的抗议浪潮即可见一斑。
民国与大陆实行”三通”，教育部初步拟定大陆学生来台就读以及大陆高校学历认定政策，未尝不是一种”曲线救国”的方略。有比较才有鉴别，两岸在新闻自由、政治民主方面的天壤之别，如通过感同身受的留学生反馈大陆，胜过任何政治宣传。马英九总统非常清楚现在的中共腐化到了何种地步，从未放弃”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的底线，对台湾经验能够助大陆转型一臂之力始终抱有信心。
大陆民主转型乃大势所趋，差别只在于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民国和自由世界，以及大陆民间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推动大陆宪政民主软着陆，是代价最小、不确定因素最少的转型方式；如果一再错失良机，等到社会矛盾激化到无可调和，被迫施行硬着陆，那么，等待中共权贵的将是比文革酷烈十倍、百倍的大清算。
苍天有眼：正义并非每次，但终将战胜邪恶；大陆民众权利意识一旦苏醒，中共独裁就将寿终正寝。纵观人类历史，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铁幕，哪一次不是在瞬间被撕得粉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