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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开炮”后 别拿批评当“笑柄”

德国汉学家顾彬又向中国文坛“开炮”了，继去年“当代中国文学垃圾论”之后，最近他指责中国作家写剧本，而剧本不是文学。“由于对创作的限制太多，作家一旦写了剧本也就丧失了对文学的崇敬和起码的尊严；中国作家不学无术，一有空就喝酒、吃饭。”此言一出，媒体立刻响起一片反驳之声，最多的意见是，对一个外国汉学家来说，顾彬不够了解中国文学，他的批评更应当作娱乐来对待，为圈内外添了一条笑柄而已。

顾彬的“炮轰”容易引起杀伤范围过大的嫌疑，但并非胡搅蛮缠，毫无道理。许多人认为汉学家作为局外人，没有资格批评，意思是“只有中国人才了解中国人”。这种看法具有强烈的自我封闭性。文学作品作为公众读物，普通读者可以发表意见，一直埋首研究中国文学的顾彬，也可从专家的角度发表意见。顾彬当然有资格批评中国作家，但后者总是抓住他那几句刺激性的话，进而加以讥讽，甚至骂汉学家是垃圾。顾彬指责中国作家写剧本、喝酒吃饭，似乎有点莫名其妙，但实际上却点中了中国作家普遍存在的死穴，那就是缺少职业创作精神。

写剧本主要是指中国作家写影视剧本，并非指创作话剧。作家们投身影视，所得收入要远超过文学创作，这是共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作家这个行业褪去了神圣的光环，变成码字的活儿，主要靠自己挣钱糊口。绝大部分作家并不把创作看成是从一而终的事业，而写剧本相对省心省力挣得也多，寄居影视已成为普遍现象。作家这个行业在中国正日益失去职业精神，没有被视为一项工作需要长年累月去完善。

中国有的作家往往过于迷信才华，却不肯付出艰辛的劳动，似乎一个作家只要有才情，不需要积累就能写出传世之作。今天作家已成为一种职业，不管是写畅销书还是纯文学创作，都要求作家具备起码的职业精神，而不是空洞的才华。顾彬数十年如一日翻译中国当代作品，这种认真的职业态度就值得中国作家学习，而中国作家却不愿搞翻译，因为报酬太低。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认真。作家们如果把顾彬的批评当成笑柄而不反思自身的缺失，不认真对待创作，这才是中国作家的悲哀。

2008年元月27日，央视经济频道《我们》专栏播出了王利芬主持的节目。在节目中，大家围绕重庆周立太律师为农民工打官司，胜诉后却得不到律师费的现象展开了辩论，话题的核心是农民工诚信问题。

据报道，重庆市万州区的周立太律师已接手拖欠民工工资和工伤赔偿案件达7000余件，但他被委托人拖欠的律师代理费已有500万元之巨。”社会”拖欠民工，民工委托律师，律师打赢官司，民工拿钱走人，律师追讨无门。周立太自叹：我比弱势群体更弱。

在节目中，一个个拖欠律师费的农民工被央视曝光，一个个涉世未深的，替欠费农民工说话的大学生被诱上了道德祭坛，成了任专家、律师、企业家、主持人宰割的鱼肉——被定性为导致社会诚信链条断裂的原因。

就本期节目的案例而言，农民工当然应该支付律师费，大学生们当然应该懂得诚信原则高于个人利益，这是勿庸置疑的。

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之所以出现道德扭曲，缘于再简单不过的逻辑：那就是鲁迅先生在《阿Q正传》的经典段子：阿Q看到小尼姑，色心顿起， 尝试摸了一把，被小尼姑怒骂。阿Q在讪讪离去时，心有不甘地说，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在这些农民工看来，社会根本不该出现农民工欠薪问题，更不该出现因公伤残得不到抚恤金问题。既然社会可以对我不公平，我为什么不能对社会不公平？

平心而论，如果二十多年前大量出现农民工时，国家及时制定《劳动法》，充分保护农民工利益；迅速制定《工会法》，让农民工组织起来捍卫自己的权益，怎么会发生几千亿欠薪？没有了欠薪的前提，自然不会有拖欠律师费现象。

该建立的组织不容许建立，该制订的法律迟迟不立，该监管的官员不去监管，该申张的正义无处申张。备受委曲却难以得到公平的农民工们必然会出现心理失衡，进而发展为道德扭曲——那些人上人的老板可以不讲道德，甚至不讲人性；那些本应主持公平公正的官员与不法老板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些本应代表社会良心的媒体面对弱肉强食装聋作哑，甚至为贪赃枉法者歌功颂德，农民工作为社会底层卑微的小人物更没有必要履行道德义务。

社会风气每况愈下的原因很简单：民德为草，官德为风，风吹草偃。如今贪官污吏如雨后蘑菇，硕鼠成灾法不责众。上梁如此之歪，下梁何以正之？也就是说，小人物的无德，乃是大人物的无道引起，两者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树干与枝叶的关系。

然而，央视及其网罗的精英们置起码的常识于不顾，单单把农民工拖欠律师费行为定格放大，使之成为一个孤立事件。然后再把这些可怜到迷失本性的农民工一个个绑架到亿万国人面前，对他们进行严酷的道德审判。 央视及其精英们的逻辑很简单，那就是通过这样的道德审判昭示天下穷小子：达官贵人可以不道德，你们却不能不道德。和尚摸得，你们摸不得。

我绝不主张把他人过错当成自己犯错的借口，但我更反对在一个社会执行双重道德标准。因为媒体如果充当”见了权贵就烧香，见了穷人就开枪”的角色，则会更恶劣污染社会风气，致使那些看不到希望的人们以更加不道德的方式报复社会。因此，有话语权的央视及其精英们，要尽可能成为社会公器，而不是权贵工具。

3月22日晚，我收到朋友的短信，说：“今天，我们都是台湾人”。这诗歌一般的语言，是说我们与台湾大多数选民一样希望台海和平，希望两岸关系通过对话协商和平发展，表达了对台海地区局势至少近期内不会恶化到影响北京主办奥运会而欣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李维一当晚发表谈话表示，“台独”分裂势力搞“台独”是不得人心的，期盼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努力。美国总统布什也称两岸和平化解歧见因此出现新的契机。可见，不论海内外，人同此心，大多数有正常心态的人希望台海局势不要被“台独”分裂势力导向战争。

我想说的是，要相信选票在现代政治中的力量，特别是在政府轮替中的作用。

民主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在中国至少有了90年的传播史。一直以来，我们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说它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全社会准备了思想文化条件，总是强调它的基本价值或者说旗帜是“民主”与“科学”。按照党史的标准说法，中国先是有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后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而言之，“民主”在我们政治语汇中从来就是一个褒义词。可是，我们却很少强调民主与选票的联系，除了在陕甘宁边区。“文革”时的所谓“大民主”，与选票毫无关系，它不过是“群众运动”（实为奉旨造反的“运动群众”）的代名词。至于“民主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袖波尔布特等人，实行残暴的社会改造政策，更没有民主与选票的影子，他们所谓的“民主”，就是在极强的精英意识支配下做人民的主（有末日审判权的神、上帝）。

总有人在贬低民主的价值时，说凭选票多少来决定领导人或公共政策，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或导致希特勒这样的骗子和恶魔上台。那么，我们可以回答说，第一，选票的少数服从多数并非民主的全部内容（“多数”有简单多数即过半数，与压倒性多数即2/3以上多数等分别；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对一些法案设有两院票决制，众议院的多数赞成案，还要提交参议院表决，国会的法案有时要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民主与宪政，与法治是一体多面共存亡的。换言之，宪政与法治对多数人的决定会有制衡的作用。民主国家会立法保障基本人权，多数人的决定如果违法，就像违法的合同一样是无效的。倘若某个社区或家族多数人同意用私刑处死某个人，这在前现代社会是可以的，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即便是全票通过也是要受惩治的犯罪行为。一些反对民主选举制度的人爱拿希特勒的上台说事，他们讳言希特勒的倒行逆施之所以能实行，是因为当时的德国还不是一个法治国家，没有法治来保障民主，他才能“无法无天”地行事。一个依靠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统治国家的独裁者，他的作为，怎么能算到“民主”的账上？

第二，选票的力量在于它有纠错的功能。某个、某些政客可以蛊惑人心于一时，但当他们露出马脚时，会有人士团体站出来揭露，直到问责、提出罢免案、弹劾案。这些年台湾民众的反贪腐、“倒扁”，无疑对民进党的选情有很大的影响。当民众感到自己利益受到执政者的威胁时，他们会用选票更换领导者。当民众失去了用选票选择领导者的时候，民主其实已死亡。当然，在相对成熟、社会稳定的民主国家，选票更多的时候只是表达对社会政策的选择，有时要福利多一点，有时要自由多一点，让社会在动态的利益均衡中发展。这像掌握汽车方向盘一样，不是纠错，而是忽左忽右地调控。

有些人总是不相信选票的力量，而相当迷信所谓雄才大略的“铁腕”人物。我们不否认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因为历史进程有很多时候似乎取决于偶然与机运，但社会发展的基本走向是由大多数的选择决定的。沙俄的彼得大帝可以算得上开明专制的典范，他推动的改革开放对俄罗斯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俄罗斯至今仍然未能成为一个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这几天又有两名新闻工作者死于暗杀。有人总爱说“铁腕”带来高效率。可是哪个“铁腕”统治者的“高效率”能比得上希特勒？他那么快就使德国走出“一战”失败的阴影成为睥睨一世的强国，可后来的结果呢？

相信选票的力量，就是坚定对民主的信念。对此，我们还要不断地讲，直到我们像《国际歌》唱的那样，不相信什么救世主，也不指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大学办不好，大家都冲着主管部门叫，主管部门头皮也硬，就死死顶住，你说不好，我就说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看来双方都认为，办大学，就是政府的事，套用一个吴思喜欢用的词，官家的事。

其实，大学如果仅仅由官家来办，十有八九是办不好的，过去，现在，中国，外国，都是如此。大学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国家不办不行，但仅仅由国家来办，也不行。只由国家办的大学，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官家在办，把大学办成了衙门，如果是市场经济的大环境，还会加上国家垄断公司的名头。老百姓的孩子想上学，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所谓的选择，也只是在公立大学的圈子里选，筷子里面拔旗杆。

官家办的大学，命里注定，要变成衙门兼垄断公司。门虽然不怎么难进，但脸难看，事难办，多花钱是肯定的。大家都有跟衙门跟垄断大国企打交道的经验，不用我说，怎么回事都知道。

官家大学看起来很威风，不可一世，其实很脆弱。前一段，香港的几个大学开始在内地招生，真正给奖学金的名额少得可怜，但却引起我们几个顶尖大学的恐慌，说是把状元都拉走了。试想，如果去发达国家上大学的费用不是那么高，仅仅比国内大学高上两三倍的话，用脚投票的人，估计要多到不可计数。可以肯定，我们的大学校长马上就会出来大声疾呼，关上国门，别让孩子跑了。

前些年，我一直呼吁大学的自我改革，多少改点衙门化、官僚化、行政化的毛病，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改一点是一点，让大学里的人和外面的家长们有点盼头。可是，你越是呼吁，越是抨击，人家干得越欢。像本科评估这样的事情，举国上下除了教育部请的评估专家，一致反对，声讨之声遍于朝野，但人家却顶风上，照评不误。显然，让在衙门化、官僚化和行政化中得到好处的官员们自我改革，等于要求人家自断其臂，引刀自宫，而在呼吁者，等于是与虎谋皮。因此，目前大学的改革，只有在外部压力之下才有可能。而这个外部压力，来自于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巨大。但在很大程度上，改革的成绩，得益于开放，可以说，没有开放，就没有改革。就经济领域而言，如果不是实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开放民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从建立，今天的经济成就也谈不上。开放，不仅意味着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资源的进入，而且意味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没有竞争就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内部改革就缺乏动力。这一点，不仅近年改革开放的历史是这样，更早的历史也是如此。举例说，中国现代城市的市政管理体系，不是靠某些先进人士从国外抄来条文建立的，而是一点点比照租界的做法，一点点照着学来的。当年上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观，这边租界干什么，很快华界就跟着做，连规章制度也比着来，你修马路，我也修马路，你建公厕，我也建公厕，你定交通规则，我也跟着，反正老外也不追究知识产权。

我们现在都承认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办得好，那时候大学实际上是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大家比着来，谁要是办不好，学生用脚投票，就得垮台。因此，国立的北大，半国立的清华（因有美国退还庚款的支持），私立的南开，以及教会办的燕京、辅仁、圣约翰，都相当有水准，得到世界认可。因此，现在的大学改革，最高当局如果要想推动的话，只需要开放这个领域即可，一边开放民资，不能再加限制，让民办大学仅仅是拾遗补阙，做高等教育的小商小贩，一边开放外资，让外资进来办大学。如果担心局面混乱，可以制定严格的法律，加以管理，我们的行政当局，不早就在提倡依法行政了吗？开放，就跟教育部提供了一个依法行政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直接管制一切，连小学生跳什么舞、唱什么歌都要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华民国总统大选，马英九大胜，台湾的民主进入新时代。总统大选以经济为主调，马英九主攻陈水扁八年经济建设之空洞，陈水扁转而回应以台独的虚无。竞选期间，民进党对马英九的抹黑，到了幼稚可笑的程度，台湾人不接受这一切，对民进党失望，希望换一个人，换一个政党，让民进党继续赖下去，反而是民智的不成熟。

民主政治最大的好处，是定期投票，一个败劣的政府，把社会折磨得金属疲劳，新人上台，重鼓民气，带来新的希望。马英九的优势，是振作了低迷的民气，有望化戾气为祥和。

中国道家文化，首重一个“气”字。中医讲血气，风水讲地气，书法要体现墨气，兵器武术，也要显示剑气。“气”本来是很抽象的能量，无法以物理实验估量，但台湾的大选，因为长期受排挤孤立，台湾人一生下来，好像备受诅咒，无论书读得多好，生意多么成功，在世界上如何名成利就、春风得意，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中永远无法具备完整的人格。台湾总统大选，投票率极高，选民情感投入，争辩政治都很激动，这是因为无分党派，人人都知道脚下的一片孤土，只能由自己来捍卫，软弱退缩，即无死所。比起欧美国家，台湾的民主更为彻底，民气淋漓，可以化虚无为充实，化悲情为欣喜，化梦想为现实，台湾缺乏国际的人格，台湾人自然拚命用选票来宣示人格，台湾民主旺盛，短短二十年，完成了英美二百年的跃进，希望赢得国际的认同和尊重，这一点，自从蒋经国和李登辉两位总统开创坤，虽然进不了联合国，基本上是做到了。

台湾的民主没有流血，风传的暗杀没有发生。不论那一位候选人遭到暗杀，损失的只能是二千三百万台湾人，民主的宗旨就是保障和平而公正的权力移交。马英九一旦被暗杀，民进党即使乱中胜选，不可能有公信力，台湾人越来越成熟，不可能不知道。台湾的民主胜利了，相信绝大多数香港人，心底都为台湾人感到高兴，为华人觉得骄傲。马英九当选，连同立法院多数，会不会“一党独大”？马英九既然性格优柔，更不是独裁强人的材料。“不统、不独、不武”是台湾民主认同的原则，马英九竞选的政纲，以台湾本位为主轴，马英九不可能是一言堂老板，只能是台湾利益的代理人，胜选后抢先跑上台演说的荣誉主席连战，更不是太上皇，台湾包括民进党在内的民意才是真正的老板。

马英九胜选，暂时拆除了台独的炸弹，重振中华民国的国魂，纾解了台海的军事紧张气氛，对岸中国大陆政府如何面对，反而更需要“解放思想”，要求产生“新思维”。台湾的民主，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台湾人不是奴隶，中华民国今天享有中国三千年历史上从未享有的人权和自由。更重要的是，马英九是一位君子，不是秦始皇、朱元璋、明成祖、万历皇帝、慈禧太后一类帝皇，残暴阴险，愚昧昏庸。这张脸孔和这副性格，打破了长夜的黑暗，是中国领袖史上的全新景观，如果治国成功，更打破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只能做屈原诸葛的帝主附庸，君子可以成为民主的领袖，真正是选贤与能，是礼运大同的古远理想。但愿马先生再进一步，振兴中华文化正在消亡的高尚价值观：诚信、道义、慈爱、勇气、公义、人情味，勿让日本人专美，这一切，只能在蒋经国先生守护过的这片宝地，还剩下几颗种子。如此期许，可能是奢望，但马英九的良和方正、憨直清廉，本来不宜在政圈营生，但今日台湾的民气思变，认同马英九的正气，就有改变宿命的可能。是难得的历史良机，只要相信人性善良，而民主是符合人性的国际潮流，也就会希望天佑中华命脉，台湾在马英九的领导下，建设成一个自由繁荣的君子之邦，不论等多久，垂范一个终将诞生的光明祥乐的明日中国。

台湾大选投票的前一天晚上，笔者见到一位对台湾财经有深入了解的人士，他跟笔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马萧必胜，不可能翻盘，因为当天的股市大涨187点，把台股推升至8500点。而且上涨的都是偏蓝的股（三通或大陆概念股），偏绿的如台盐反而下跌。他认为这是资金看好马萧会赢，从而在投票前“马上”入市的原故。资金走向从来都是政治走向的指针。

自台湾大选开打以来，国民党马萧配一直领先民进党谢苏配二十多个百分点。但到了投票前一周，开始禁止媒体公布民调，而据一些仍在做民调却不公布的媒体中人透露，两组候选人的差距已拉近，有的说只差七个百分点。由于民进党向来有不接受民调的隐性支持者，因此翻盘的传言不绝如缕。选情显得紧绷。

甚么因素导致差距拉近？按正常国家的普选行情，以民进党执政八年的不堪政绩，扁政府的贪腐，以“国”为“家”（即口头上为国，实际上为家），掌权者朝令夕改，前言不对后语，频频上演骗术奇谭，老百姓真是受够了。在这种情形下举行一人一票的普选，执政党岂会不输？

然而，台湾每一次选举，都有一个外来因素在发酵，这因素就是对岸的中共因素。中共每次在台湾选举前都摆出恫吓姿态，刺激台湾选民加强主体意识，感情上更倾向以代表台湾人为号召的民进党，促使民进党连续两次在大选中获胜。在这次大选前，民进党先是针对萧万长提出的“两岸共同市场”的发展经济概念，猛攻这是“一中市场”，并简化为台湾将会“男人无工做，女人无老公”的话语，又说台湾男人都到大陆包二奶，大陆游客将在台湾公园把“谈吐”变为“吐痰”。这种曲解与简化，明眼人自然明白其荒谬，但有人认为台湾不少人会轻信。

另一个中共因素的影响，就是近日发生的西藏事件及温家宝讲话。镇压西藏画面透过新闻强力播放，温家宝又表示，“台湾和西藏都是中国统一、主权领土完整的问题”，这都成了民进党在选前大打中国牌的武器。温家宝又提到，台湾前途由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决定，使民进党再翻马英九旧账，因他说过统一问题由两岸人民决定的话。尽管马一再重复台湾前途由台湾人民决定，但谢营仍揪住这议题不放。

中国因素，使台湾虽毫不犹豫地走上民主普选的道路，但选民不能纯粹以执政党的政绩、经济与民生、政党的表现来表达投票意愿，而无法摆脱外来的中共因素。

这是选前有民调显示两组候选人差距缩小，及许多人忧虑马萧胜算会翻盘的原因。然而，最终的投票结果，显示台湾民众没有受中共因素所影响。选民过去既表现出不会慑于中共的恫吓，现在则表现出不会受夸大的“中共威胁”所欺骗，而把选票投向“以国为家”的政党。

民主历练已使台湾选民摆脱外来的中共因素，而走向成熟。台湾民众的理性与成熟，是台湾民主最大的跨步，是台湾的骄傲，也是华人社会的骄傲。

摆脱中国因素的台湾民主，也必然催生摆脱中国因素的台湾政治。过去八年民进党执政的拒绝三通等限制两岸经贸往来的措施，表面上是拒共、反共，实际上是违反经贸正常往来的“中国因素”在作祟。一中市场不是要台湾经济与大陆融为一体，而是要台湾不要因为政治因素而放弃大陆市场。

排除中国因素的台湾政治，将使两岸统一更为遥远。马英九当选，绝不会有利于“统一”。但如果中共愿意接受台湾人民、朝野对主体性的共同认知的话，与没有大中国情结的台湾当局协商和平，就不会是没有可能的事。

多年不看电影，到现在也没有看过沸沸扬扬、争议不断的《色，戒》，因此对此片好坏本人没有发言权。但是，该片女主角汤唯被封杀、广告被撤之后反映出的政府行政的逻辑和思维，却引起了我的关注和思考，因为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现在，问题的焦点其实不在《色，戒》的内容政治是否正确、是否有过于黄色的内容、是否应该封杀，而在于这部影片是经过政府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的，也就是说，其政治和“情色”标准达到了审查标准。如果没有发现影片生产者在送审过程中有作弊行为，如送审的是一个版本，实际放映的是另一版本，那么，包括厂商、导演、演员等影片的生产者就无任何过错，无人应受任何惩罚。

平心而论，审查者也并非无所不知的圣人，在审查过程中也的确可能出错，不该通过的通过了，可能事后才发现已通过审查的影片有种种问题不宜继续上映。这时，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查封该片。但唯一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某种惩处的是审查者，审查者应负失察之责，而不应当是送审者，更不应当封杀有关演员与此片无关的其他作品。

各种管理、审查、制订种种行业标准是政府行政相当主要的内容。只要送审者将自己的产品依程序送审，其中没有作弊行为，产品获得检查、审查者通过后，如果出现问题，此时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审查者而不应是送审者。审查是种权力，同时也是责任。按照现代政治文明，有多大的权力，就应承担多大责任；不能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先前通过《色，戒》，而现在又封杀演员汤唯，是典型的只要权力而不承担责任的做法，这种行政逻辑和思维，后患无穷。

审查通过之后的责任，仍由送审者承担，这种行政方式将使人无所适从，后果非常可怕。试想，如果一个工人按厂方标准完成了零件的生产，并通过了厂方的合格检验，但事后由于种种原因厂方突然提高质量标准，以前的零件成为废品，这时厂方却要工人承担责任、惩罚工人，并且要克扣工人工资奖金，有这种道理吗？工人能安心吗？如果食品工厂按照国家安全标准生产食品并通过查验上市，但因标准制定过低而影响了顾客健康，应承担责任的无疑应是标准制订、检查者，而不应是厂方……

我们其实是生活在各种各样的“标准”“规定”之中，检查者公开种种标准、规定，既是让被审查者能按标准、规定生产产品、指导自己的行为，也是审查者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内在要求。如果我们的产品、行为符合政府公开的标准、规定，并获得了政府的审查、同意，但我们依然无法预料政府的最后决定，并且还要我们来承担政府审查、批准失误的责任，我们能有稳定感、安全感吗？政府能获得我们的信任吗？这是诚信政府应有的行为吗？社会的稳定来源于公民对政府和自己行为双方的合理预期，如果打破这种预期，公民就有无法可依、无所适从之感，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谐。之所以现在强调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就是认识到不“依法”就无稳定，更谈不上繁荣发展。

如果说《色，戒》确有严重问题不宜公映，那么当初通过审查就是审查者的错误。而现在封杀汤唯，则是错上加错。封杀汤唯事小，政府公信力受损事大、不依法行政事大！

（作者系知名学者）

 

你们房后那个安静的小院，

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那自由而富庶的国家，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

那里有我的好友，

两位流亡异乡的贤人．

一位是智者，一位是勇者．

我坚信终有一天，

我们将在北京重新聚首，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

 

友：于浩成

“3.22大选”之一：大陆从台湾民主中可以得到什么？

秦 耕

2008年3月，分隔在台湾海峡两侧的中国人，有幸同时目睹了两出最高级别的政治大戏。这两出大戏虽然同样引人瞩目，但一真一假，形成鲜明对比。其区别不是一边选出来的叫主席，一边选出来的叫总统，而在于一边是假民主的表演，一边是真民主的展示。假民主装模做样、场面宏大、气氛隆重，假得极其认真；真民主热闹非凡、亦庄亦谐、蓝绿争斗，真得十分滑稽。这当然不是巧合，因为在3个月前，当海峡东岸的2300万人按照世界公认的民主方式，选举出自己的125名“国会议员”时，海峡西岸也突然有13个来路不明的代表台湾人的“国会议员”，抢先一天登场亮相，令世人惊叹不已。当时的这出对台戏，就有人讽刺为“企图在世界上制造两个台湾”。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三个月后几乎同时隔海上演的这出对台戏，一定有内在的关联。

假民主表演虽然利用其全盘垄断的媒体资源，大肆鼓噪，但真正关心的人并不多，更不要说吸引观众眼球了。不管参与假民主演出的演员有多少，其实都是官方一家的独角戏，戏词是官家的自说自话，枯燥乏味，结果也无悬念，而且与13亿人无关。但真民主就不同了，虽然实行了信息封锁，仍无法堵住大陆民众神往真民主、关心真民主的热情。其关心程度，甚至远胜于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假民主。因为棋逢对手、二人竞选的真民主是真正的大戏，过程精彩，悬念迭出，不到最后一刻，谁也不知结局，更主要的是，这出戏是2300万人同时参与的演出，没有人是单纯的观众，也没有人是单纯的演员。

作为一个大陆人，我能体会出大陆民众对台湾民主的神往之情，但在评论时不免有些苦涩。就像任何一个人，在谈论饥饿的孩子神往邻居家美食的情景时，不免为这个孩子心酸一样。那么隔海观潮，我希望大陆从台湾成功的民主选举中看到什么？

台湾是中国人的希望。不管官方如何抹黑、如何丑化台湾民主，甚至妖魔化台湾民主，台湾民主正在走向成熟。孙中山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告成立的共和国，1949年后被迫移栽到台湾，缩小为“盆景民主”，虽然规模变小了，但毕竟从军政、训政走向了真正的宪政，在1980年代中期实现和平转型，在2000年成功完成政党轮替，在2008年3月22日再次实现政党轮替，民主已经在台湾生根。民主在台湾的成功，最大的现实意义，就在于打破了民主不适合于中国人的“国情论”谎言，有力的证明了民主价值的普世性，证明民主没有西方或东方的标签，也没有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分别。民主有真假之分，但没有西方和东方之分，民主有好坏之别，但决无阶级之别。民主在台湾的成功，向世人证实，在政治现实里，要么有民主，要么有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

国民党在1980年代中期从专制党向现代议会党的转变，作为曾经的兄弟政党，其为大陆的中共树立了榜样。如果说其2000年在政党轮替中丢失政权，曾让大陆中共不寒而栗，那么在今天的选举中，他们通过人民手中的选票再赢得政权，又给中共上了最生动的一课。国民党在军政、训政时期长期依靠强力把持政权，剥夺人民选择的权利，除给自己增加污点，并未带来任何荣誉，执政时间越长，其污点越多。而这次用选票重新拿回政权，则彻底洗刷了过去的罪恶，为其争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誉。

我相信每个热切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大陆人，都不是隔岸观火，都不觉得是在看别人的热闹。每一双神往的眼睛，都是打开的窗口，民主的基因，就透过这一双双眼睛，进入大陆的土地。《圣经》里说，“一点酵母就能发起整个面团”，台湾民主，就是中国政治文明的酵母。台湾的今日，就是大陆的明天，台湾的民主实践，预示枪杆子里出来的政权，一定会被选票箱里出来的政权替代。

                                             2008年3月22日
 

“3.22大选”之二：国民党的胜利是“台独”的失败吗？

秦 耕

3月22日台湾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以出乎意料的压倒性多数赢得选举，这是2300万台湾人民根据自己的权利，用选票授权国民党来统治自己4年，是台湾人民自己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做出的现实选择。当晚，大陆中共发言人第一时间表态，说这是“台独”的失败。这个表态显然未经过观察，也未经过大脑，与“3.22大选”的基本事实相去甚远。其用意仍像过去一样，企图掩盖两岸分歧的本质，误导关注台湾大选的大陆民众，“寄希望以台湾人民”，以为台湾人民是“反独拥统”、赞成中共“一国两制”政策的。中共以为如此以来，就可以把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间的根本分歧造成的两岸分裂事实，转换成是少数台独分子在刻意制造分裂的假象，减轻大陆民众向中共要民主的压力，只把所谓少数台独分子当作大陆民意的箭靶。

中共对台湾“3.22大选”结果的表态，不加掩饰的流露了他们对马英九的机会主义心理。其希望马英九能够认可中共的“一国两制”，配合中共实现一统江山的宏大抱负，希望马英九即便不赞成由中共来统一台湾，至少不以选择台湾独立来逼中共放弃一党专制。在中共眼里，统一事小，专制事大，宁可两岸暂不统一，也不能因为协商统一而动摇专制。中共在两岸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心理，可以表述如下：一党专政统一台湾是上策，宁可暂时与你分两锅吃饭也要保住现在的一党专制是中策，急于搞统一而动摇一党专制是下策。海峡两岸长达60年的分裂现状，就是中共取法其“上”，得乎其“中”的结果。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出现和成长，正是先绝望于中共之下策、再丧失耐心于中共之中策、后恐惧于中共之上策的结果。

对台湾人民来说，用手中的选票选择谁来统治自己，要看谁能给自己的带来更多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的确能够当饭吃。民进党执政8年，台湾经济不景气，民生凋敝，饭吃不好，那么就换一个政党上来看看。何况以前痛恨国民党的腐败，用选票把其赶下台，寄希望于民进党的清廉，谁知民进党上台后，一朝权在手，腐败不含糊，那么就用选票把民进党拉下来，把下台反省8年的国民党再换上去。这换来换去，体现的是台湾人民的权利，体现的是主权在民的现代政治游戏规则，不管那个政党赢得大选，真正的胜利者永远是台湾人民。隔岸观火，让大陆民众眼馋手痒的，正是这一点。

台湾人民3月22日选举的是自己的总统，并未对统一或独立做出任何表态，就是对入联和返联两项议题进行全民公决，也仅仅是在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为自己在国际上争取正当权利，依然与统一或独立无关。如果非要牵强附会、自做多情的说，他们选择国民党上台，就是在支持台湾统一、反对台湾独立，但大陆与台湾在政治制度上的差距不尽快缩小，两岸的分歧并不能解决，统一永远是镜花水月；如果非要认为，他们选择马英九做台湾总统，就是在选择两岸和平，马英九的确不主张台湾独立，但马英九19年来不变的一句话是：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马英九对中共温氏3月4日发表的台湾谈话迅速做出激烈批评，马英九也对3月14日发生在拉萨的事件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表态，马英九对《反分裂法》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凡此种种，台湾人民并未恐惧马英九的上述立场会为两岸带来纠纷，而改变自己的选择，难道他们选择马英九是想选择两岸对抗吗？

台湾人民选择谁来统治自己，与大陆中共的主观愿望无关。不管台湾人民选择谁，都不是被选择者的胜利，更不是大陆中共某项政策的胜利。

                                         2008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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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晚间，本届台湾大选结果揭晓，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萧万长胜选。马英九在当选感言中宣称，这“不是我们马萧个人的胜利，也不是国民党一个党的胜利，这是全体台湾人民的胜利，这是台湾所有希望求新求变、希望开放改革、希望和谐向前行人民共同的胜利”。现任总统陈水扁随即表达恭贺，并表示将全力维持政治安定与协助完成政权移交，以成功实现不流血的政党轮替。败选的谢长廷也呼吁支持者理性接受事实，表示“选举是我个人的失败，不是台湾的失败……聚集我们的力量，继续热爱台湾……衷心的为台湾祝福，我们相信人民，也相信台湾。”

身为一名中国人，笔者对发生在海峡对岸的这场民主选举，自然比对正在美国大陆上演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选战和不久前俄罗斯举行的一场实力悬殊、毫无悬念的选举以及世界各地其他的选举均更为关注。本次台湾选举的过程和结果显示，台湾自上世纪末以来探索实行宪政民主模式，发展到今天完成第四次总统直选、二次和平政党轮替，民主制度发展逐步巩固、深化，成熟度不断提升，民众亦在民主实践中愈来愈趋向于理性、平和，台湾民众已经适应民主社会生活，再要回到往昔专制独裁的道路是不可能的。台湾人民的民主实践，有力地回击了此岸有关当今世界主流文明认可的政党轮替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或“中国国民素质”的无耻滥言，也充分说明只有开始启动民主，才能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民主制度运作并走向成熟。
 
而就在台湾大选前后，海峡此岸的北京不久前也刚刚“轰轰烈烈”地开完了人大、政协两会，据说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享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国人，不但早晨一觉醒来，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从电视、报章上“轻松”了解到“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当选”的消息，还可能在“两会”期间，享受到警察在家门口警卫或外出贴身保护的“特殊照顾”（两会期间加强对异议、上访人员监控）。两相对照，更让身在此岸的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却缺失作为人的权利的完整性深感悲哀！
 
马英九的胜选，使得台湾陈水扁时代两岸关系的时有紧张以及由此带来的亚洲局势的某种潜在动荡可能趋于缓和。对于历来不主张台独的马英九，中共再打其惯用的“台独牌”，必将因失去着力点而无的放矢。但马英九的两岸政策，只有在经济层面上有弹性，他赞成“三通”和大陆观光客来台，同意可以与中国大陆签定和平协定，但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之前，中共必须首先撤除飞弹。马英九历来还主张六四不平反，两岸统一不能谈，这将使得中共当局处于被动。笔者希望马英九执政期间，能积极促成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观光，让更多的大陆人民有机会到台湾，亲身体验到台湾社会制度的先进，呼吸到台岛文明自由的空气，从而加速祖国大陆的量变与质变，促进大陆的民主化进程，这也是从根本上保障台湾的利益和安全。
 
对于两项公投案均未过门槛，笔者以为并不代表台湾民意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而是在现实情势下，多数台湾民众不认同台湾此时加入联合国的形式和时机。中共当局如若不欲台湾人民加速离心，则不宜对此过分解读，亦不宜在国际上继续压缩台湾生存空间，阻碍台湾民选政府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大家庭。
 
台湾民进党在执政八年后即将暂别执政舞台，这在民主制度下是极为平常的——任何一个真正实行宪政民主的地区，都难逃政党轮替的政治规律。即将卸任的陈水扁总统，其女婿仍在监狱里——如同他没有也不可能利用军警或任何政府资源左右民意为自己的政党助选一样，他同样没有也不可能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历庇护自己违法的亲人。陈水扁或许不是一位“一尘不染”的理想政治家，但他与他的民进党同仁们以自身经历的成功和失败，见证着华人世界开天辟地第一次出现没有“敌人”、没有“别有用心者”和“一小撮敌对势力”的和平的政治竞争——失败者祝贺胜利者的胸怀，将失败看成是“民主的必须过程”的坦然与“输就输了，我们下次再来！”的自信和豪气，会让那些自诩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政治势力相形见绌并充满恐惧。笔者期待着民进党回归民间后，能够反思其执政缺失，为发展壮大台湾民间公民社会继续贡献力量，成功扮演民主社会中“反对党”的重要角色，发挥积极的执政监督作用，更加“民主进步”生机盎然。笔者也谨向为台湾民主化作出卓越贡献的陈水扁总统和民进党表示由衷敬意！
 
2008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