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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社论）台湾大选，尘埃落定。在野的国民党马英九先生当选总统。台湾成功完成了民主转型后第四次总统直选，同时，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换。台湾的政党政治，已然成形。此次选举的理性平和，超出舆论预料，值得为台湾人浮一大白。

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台湾这次选举，惊人地呈现了可持续的稳定的新兴民主政体发展的一般逻辑：

第一波真正选举（1996），原威权统治政党余威犹存，影响仍大，因而赢得选举。既然原主宰性政党没有立即下台，社会避免了即刻的急剧震荡，为渐进转型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第二波（2000，2004），在党禁报禁开放且已运作了充分时间之后，在野的反对党迅速壮大，原执政者的历史黑幕与伤疤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威权老党名声扫地，终被取代，为其专制的历史付出代价。

第三波（2008），原在野党上台后，擅长的街头政治和竞选方略顿无用武之地，已变身为执政党的原在野党，尚未完成从“反对”到“建设”的角色转换。对于执政，政治准备不足，管理经验不足，人才储备不足。掌权后，权力的腐化与傲慢，导致人性弱点呈现，政绩乏善可陈，民情思变，故被原执政老党取代。

老话说：事不过三。台湾民主经此三波历练，已长大成人。台湾民主转型的故事，是可以写入世界政治史教科书的典型案例。

在这次台湾选举中，令人印象最为深刻者有二：

族群分裂，蓝绿仇恨，比较过去二十年，已经有所弱化。双方的国族认同，已逐渐接近。台湾民众的基本权利与福祉，在双方激烈竞争的逻辑驱迫下，被奉上高位。

选战中出现的双方对于对手的人身攻击、抹黑战术甚至敏感时间出现的司法案件，对选情已不构成颠覆性影响。台湾选民对选战的戏剧性震荡，开始具备了心理免疫力，心态渐趋正常与成熟。

虽然仍有不少缺陷，但是，放眼全球的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新加坡，不容置疑，台湾的民主发展独领风骚，走在最前列。

台湾作为华人社会民主试验的示范，早已超出一岛范围之外，其活生生的制度冲击力，直指对岸的那一片广袤大陆。

若再有谁说，基于国情与文化，华人圈不可能搞民主，那么，请看看台湾。若再有谁说，列宁主义式政党，不可能脱胎换骨转变为现代政党，那么，请看看台湾。

国民党原本企图对人民训政，“训”好之后，再行宪政。然而，单向“训”人民的结果，只是使自己越训越威权，人民越训越民粹。然而，当后来国民党在内外夹击下，不得已开启宪政之路后，出乎意料，结果，整个社会开始自我训政，朝野双方相互训政。在宪政实施过程中，一步一步，训出了民主，训出了法治，训出了自由，训出了人权，训出了一个文明社会。

如果用民主、自由、法治这三根普世标杆来衡量这四个华人社会，目前，台湾以其民主、自由领先，香港以其自由、法治自豪，新加坡以其法制自诩，中国大陆呢？三项均输，除了在社会和经济领域比毛时代多了几分有限的自由之外，余皆愧对世人，可谓长路漫漫。

选举结束，我们注意到，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先生所表现出的政治家风范，他承担败选责任，声明：“这是我个人的挫折，不是台湾主体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失败。…… 我们选举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就是祖先留下来的民主火种不能熄灭，我们要转希望为动力，守护台湾的民主。”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当选总统马英九先生宣告：“执政之后的国民党，会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我们会努力的倾听人们的心声。”对于府院同党的总统超级大权而言，人所共知，“谦卑”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马先生自己亦说：“绝对权力易滋绝对腐败”。因此，人们必须察其言，观其行，制衡其权力运作。

我们铭记在心的是，十八年来，年年岁岁，马先生为六四殉难者默哀。台湾同胞、大陆同胞、全世界都看到了马先生的这一动人姿态。人们拭目以待的是：这一仪式将持续还是终结？答案在不久后即可揭晓了

要言之，对从政的马英九而言，今天是他政治生涯的顶峰。执政后，他必须做好准备——从顶峰下滑。倘若谨记谦卑，谨记责任，谨记承诺，谨记六四，将会使这一过程缓慢一些，和平一些。

记得十六年前，笔者在访台后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任何想象力丰富的智者都不可能预料到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边陲小岛——台湾，会对中国人的整体的生存方式，会对广袤的中国大陆产生重大而他深远的影响。 但是，这种可能性在今天出现了。是谓‘台湾奇迹’。”

2008年的今天，我们期待的这一奇迹变得更加显豁，谨以此恭贺当选的马英九先生和萧万长先生。

原本已经买好机票前往台湾观摩大选，临走前一天，广州朋友劝我留下来，说大选这一天，他们将要集中在一起观看通过卫星转播的台湾选举实况。我已经第N次赶到台湾，也亲眼见证过各种选举，而且，前不久才从台北回来，加上这一次匆匆忙忙，就是过去，也大概只能在酒店里看点票。现在既然有这么多朋友一起围坐，一边把酒聊天，一边观看开票，何乐而不为？

3月22日下午大家就聚在了一起，竟然有二十多人，点票四点钟开始，大概在五点多钟，选举的胜负已分。我看到所有在场的朋友脸上都洋溢着舒展的笑容。

由于选举前一直没有公布民调，朋友几乎都没有估计到马英九会多赢了两百二十多张选票，当然这也和大家在心里都或多或少期盼马英九能赢有关，企盼和担忧总是并行的，可以理解。开票结果出来后，大家都很高兴。我就更不用说了，因为马英九能够高票当选，证实了我的一个看法——那就是台湾民众的民主素质大大的提高了。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暗中担心“台湾人”的民主素质，他们会不会始终受到操控族群议题的政客的误导？从而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会不会根本不理睬陈水扁的失败和民进党的混乱而继续以族群划线？这种担心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前几次去台湾，有些台湾朋友也私下告诉我，台湾人的素质也许还不适合民主？他们如果那么傻，不管经济和安定，总是选所谓的“本土人”，那可怎么办？

这次选举彻底解除了我的疑虑。这也让我很高兴自己前段时间提出的一个理论：民众的民主素质一定是在民主实践中提高的。

有一个观点认为（包括我也一度这样说过），陈水扁上台，台湾的民主倒退了。果真如此吗？什么叫民主倒退？什么叫民主？民主包括一种制度和拥有民主素质的民众。那么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民主制度因为他而改变过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在他执政的八年，民主制度甚至因为纵容了他的一些不好的作为而被民众质疑过，这对完善民主制度是有裨益的。同样在这八年里，台湾人民的民主素质却有了大大的进步。

这次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民进党。在选举前台湾的蓝营包括大陆的很多朋友都认为精于选举的民进党要在最后关键的时刻使用“奥步”（杀手锏），但民进党始终没有使用。最让我吃惊的是，在明显知道自己的民调远远落后于马英九的情况下，谢长廷一直竭尽全力，最难能可贵的是，这次选举从头到尾，谢长廷始终没有拿族群来做文章。

台湾的选举同样让我们看到，国民党也许赢了选举，重新掌握了政权，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马英九如果忘记了是台湾人民的选票把他推到权力的宝座，如果他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干干净净地为人民工作，那么四年后，今天用选票赋予他巨大权力的人民同样会用手中的选票让他明白一个道理：没有东西比人民更大！

如果说马英九当选是台湾民主的一大进步，我们也同样不能忽视谢长廷有尊严地落败——这种立即承认失败的做法在前几次选举中几乎都没有出现过，它标志着台湾的民主更趋成熟。

3月22日晚上聚会的高潮出现在马英九和谢长廷发表感言时。谢长廷一句“今夜别为我哭泣”让人真想冲到票箱前找回自己的那一张选票，改投他一票；而马英九那句“华人社区里小小的台湾却在民主上走得那么远”差一点让我无法忍住眼泪。

其实我知道，横七竖八地坐在我旁边的二十几位朋友几乎都有和我一样的感受，在谢长廷和马英九演讲的短短十分钟里，大家竟然不约而同地鼓了六次掌。每一次掌声响起来，都把我带回到以前——让我想起在台湾观摩选举时的情景……

其实，台湾人早已对选举怀抱了平常心，选举时，除了两个政党的总部以及各地政党的分部外，普通民众基本上都能够泰然处之。相比较我这位专门赶过去观摩大选的大陆人，他们少了一份兴奋。这显然说明民主制度已经在台湾扎根，民主也成为台湾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这多少让我这位激动的局外人有些失落。

而今天在远离台湾的广州郊区，我却听到如此充满激情的掌声。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看看周围的朋友，有著名作家和评论家，有公司的老板，有公职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有那么一霎那，他们脸上的喜悦和心中的激情让我以为我们都置身在电视中的场景——我们参与了民主选举，我们投了票，我们看到了结果！

这是迄今为止我唯一一次在大陆而不是台湾观摩民主选举，然而，这一次我的感受却是最深的。周围朋友的反应让我豁然开朗：我们为什么对那场看来离自己如此遥远的选举倾注那么多关注和感情。

我答应在场的朋友，一定要在当天晚上把这一晚的场景记录下来，也把我们心中的期望描述出来。可是，在写下文章的题目后，我却久久无法平复自己的心情。

不管你身在北京，还是住在上海，不管你是广东人，还是湖北人——今夜，我们都是台湾人！

杨恒均 2008-3-23

3月22日，是周六，台湾一千多万民众为选举自己的总统投下了神圣的一票。从电台、网络、纸媒等各种传播途径了解到的信息来看，整个台湾岛当日欢乐而祥和。投票在下午4点钟结束，到傍晚6点多钟基本就出来了结果。总统与副总统候选组国民党党员马英九与萧万长先生得票一路领先，最后以多出竞争对手220多万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12任、台湾民选第4任总统。

当日整个台湾岛沉浸在欢庆中。当晚台北庆祝大选的晚会中，民众的欢欣实在不亚于春节。这是一个发自内心的民众对选出自己领导人的欢呼，这是民主社会下人们真正行使自己权力后的喜悦，这种欢呼只属于民主社会，专制社会的统治者们纵使想通过多少财力、动用多少文痞、开动多少宣传机器来人为塑造这种民众的欢呼都是得不到的。

让人感动的是台湾当选者们致辞时说：“这不是马英九的胜利，也不是国民党的胜利，而是台湾人民的胜利。”当然如实地说，这应该既是马英九的胜利，也是国民党的胜利，但更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是台湾人民的胜利！这直接表现在作为竞选失败的民进党一方，在坦承自己失败后不忘记对胜利方的祝福，而胜利方则也不忘记对失败方的感谢与对他们主张的尊重。就此而言民主选举是没有失败的，因为选举的失利中同样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社会诉求宣传了出来，让民众认识，让对手重视，从而为未来执政者政策提供参照。这是多么有利于社会发展，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这能不是全体人民的胜利？这难道会仅仅属于某个个人，某个集团的胜利？

胜利属于台湾人民！这还直接表现在台湾选举之夜的欢庆上。那些曾经投票给民进党的人也一样是这个欢庆群体的成员，他们没有感觉自己选择的对象没有当选就如何地失落，更没有从投票走向投弹。他们也欢庆自己的台湾新的执政者上台。因为他们相信这任执政者不管是否是自己赞同的，他们会吸取前任的教训，相信会做得更好。

其实退一万步而言，民众们知道今天既然这任领导我们能投票选出，他上台后执政如果不满意，我们还可以同样用票来将他罢免，就是不罢免，四年后我们也可以让新的执政者上台，当然如果他让民众满意，民众也还可以再选他连任一届。所以选票给了民众以自信，选票让台湾人民看到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真实，选票同时也让执政者看到权力行使者的卑微。

现代文明社会确立了权力的根本是公民的赋予，是公民授权奠定权力的合法基础。一个文明的人必须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能够主宰影响自己生活的政治权力的人。对国家权力是否完整拥有授予、监督、罢免、更换资格的民众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根本性标志。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向世界宣示了他们拥有现代文明人的权利，拥有现代文明人的尊严，他们无愧于这个时代，他们配得上文明人类的称谓。

然而在民主政治来到人间已经几百年的时候，许多专制国家仍然以国民素质说、历史发展说、文化差异说、环境区别说，等等一切的歪理邪说，来掩盖他们专制的本质，来为他们统治愚弄民众服务。这个世界是否真如这些极权统治者们所言存在素质、历史、文化差异而决定专制与民主的社会制度选择呢？

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后，地球上出现了同宗、同源、同历史、同文化民族，因为战争的关系而一分为二的，在欧洲有东德与西德，在亚洲有南韩与北朝鲜，在中国有大陆与台湾。这种分离历经半个多世纪后，其中优劣已经让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见。那就是东德专制极权社会的人们迫不及待地要拥向西德，而北朝鲜的人冒死冲关试图逃到南韩。今天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来选择自己的执政者，台湾人民的生活成为大陆百姓生活的向往。

一种政治制度的优劣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变化中，事实上已经鲜活地昭告给了世人。任何极权统治集团的一切强词夺理都在铁的事实前显得邪恶、蛮横、阴暗与苍白。事实铁证了民众完全有能力、有智慧选择出自己的合意的领导人，而任何企图以自诩什么“代表”来剥夺公民自己选择执政者权利的作法都是对公民的污辱！

台湾人民井然有序地选择自己的执政者，当选者与非当选者谦恭互敬的行为，力证出中华民族也不是个劣等的民族，人类一切文明的成果，中华民族应该享有，中华民族完全有自己的能力来实践人类文明的准则，来落实人类普世的价值。

最后真诚感谢台湾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宣示－－中华民族也是个能够践行现代文明价值的民族，也是个能够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民族，也是个无愧现代文明意义的民族！感谢台湾人民用自己的选票来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人类的颜面！

2008-3-23于北京

台湾大选与西藏政治是近来国人关注的两大焦点。

台湾大选已于昨天（3月22日）落幕，马英九、萧万长以胜出对手220万票的成绩当选第12任中华民国总统、副总统。国民党重新上台执政，台湾实现政党轮替，这标志着台湾的民主转型已经进入巩固期，是一件着实令人高兴的事。

民主政治的特点是和平、理性、公开、透明，是合法的反对派和对政治对手的尊重。马英九当选总统后立刻表示：“我要在这里，向我的竞争对手说两句话：谢长廷先生、苏贞昌先生、他们的竞选团队，还有支持者，都要向他们致意。这次选举，大家当然有许多的批评，有许多火花，但是我们从来不敢忽视民进党在过去几年当中，对于台湾民主、台湾进步的贡献，也许我们看法有不同，但是我们至少完成了台湾史上第四次的总统直选，让总统选举能够在基本平和的情况下落幕，完成了台湾民主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觉得不论输赢如何，我们应该同感骄傲。民主自由是台湾最珍贵的资产，我们生活在其中，平常也许感觉不到，但是一旦到了关键时刻，民主自由展现的力量是很大的。我们今天晚上开票的过程，全世界、亚洲，全部都在转播，大家都在关心，为什么，因为华人世界，只有台湾，能够在民主的发展上达到这样一个境界。我们的民主，还有很多改善的空间，还有许多必须要排除的缺点，但是，几千年来的华人社会，只有台湾能够在这么小的地方，却走的这么远。民主自由是台湾最核心的价值，萧院长和我都愿意以我们最大的力量来捍卫。”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谢长廷则表态：“台湾人民已经用选票做出决定，我们接受大选的事实”。同时他也强调大选结果是“我个人的挫折，不是台湾主体性的倒退，是民主的结果，不是民主的失败。”

不管台湾现实政治还有多少缺点，台湾民主还有多少不成熟的地方，政治对手之间有了这样的态度和理念，民主建设的进步就有希望。

再看最近大陆藏区发生的事情。3月14日拉萨暴力行为(大陆官方媒体所说的 “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政府立刻断言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给政治对手扣上一顶大帽子。同时在藏区驱除外国记者，封锁舆论，拒绝对西藏事件的独立调查。中国公众能够看到的，只是政府精心剪裁过的关于骚乱过程的报道和政府的独家解释。

这一套做法当然并不新鲜。当年六四发生时，政府的舆论控制和宣传策略也是如此。

本文更加关注的是当政者此类行为背后的政治逻辑。

我们知道，达赖喇嘛本人早就放弃了“西藏独立”的政治要求，而只寻求名副其实的藏区自治。达赖喇嘛的特使已经同中央政府举行过6次谈判，均无实质性进展。关键问题在于下列两点：一是当权者视谈判对手为敌人的传统政治逻辑，在这个逻辑内，没有不同主张、不同政治立场间平等、真诚、建设性的沟通与协商，有的只是你死我活的争斗，或者是在力量明显不对称时，强者一方面对国际舆论的某种作秀。再一个就是大陆现存政治体制确实容纳不下达赖喇嘛提出的藏区实现真正自治的要求。两个问题都具有根本的致命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西藏问题的解决拖不得，越拖越不好解决，中央政府方面也将越来越被动。因为民主化是大趋势，尊重人权、尊重民族地区的文化宗教传统、尊重民族地区的自治地位等，是中国宪法早已明确的东西。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从根本上考虑西藏问题解决的政治出路，那就是启动宪政改革，在新的宪政国家法律框架内确定国家主权、中央政府治理和民族区域自治之间的关系，承认并保护民族地区真正的自治权。

说句老实话，即便是在未来宪政民主框架内，找到统一的大国治理和尊重民族地区自治之间的结合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在目前大陆的专制体制下，这个问题则根本没有解决的可能。我们现在所能做的，还是呼吁当政者转变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思维方式和传统政治行为逻辑，不要来不来就把谁指斥为“敌人”。中央政府和达赖喇嘛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同于台湾两党之间的关系，但面对政治对手，有些原则还是共同的，包括对对手的尊重，建设性的沟通，平等的、真诚基础上的谈判等等。我同意最近王力雄、刘晓波等知识界同仁提出的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条意见，呼吁中央政府领导人与达赖喇嘛直接对话，创造一个宽松、理性、和解的氛围，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恶意宣传。

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政治文明，还有不短的一段路程。台湾已经给大陆做出了榜样。能否用新的政治思维处理今天的西藏问题，则是对当今大陆当权者的考验。

（本文作于2008年3月23日，北京）

大陆民众之所以强烈关注本次台湾总统选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期待选举之后，主张两岸统一的政党在台湾执政，使两岸关系迅速打破僵局，取得实质性突破。我这里必须首先表明，这种期待是不切合实际的，注定要落空。两岸关系出现僵局、甚至发展为某种程度的危机，根本原因并不取决于在台湾执政的政党是何种颜色。大陆民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脱离实际的期待，其实是大陆官方一味回避问题的实质，故意用其“正确舆论导向”误导民众，使民众以为两岸关系紧张，全是民进党搞台独引起的，只要换掉制造麻烦的民进党，两岸关系顷刻拨云见日风清月朗。

仔细想一想，在台上执政8年的民进党，与中共往日无仇近日无冤，完全没有历史包袱，就因为实施了废除国统会与国统纲领、修改教科书、举行全民公投、谨慎大陆投资等行为，使中共觉得台湾与大陆渐行渐远，怀疑终有一天会走向独立，尚且让中共咬牙切齿。如果换了国民党上来，虽然不搞些故意把大陆当“外国”的小把戏，却公开的、严肃的表示自己就是中华民国，这让以“一个中国的合法代表”自居的大陆心里会舒服吗？如果国民党再进一步对大陆的事务指手画脚，坚持只有在民主均富的对等条件下才会考虑统一问题，一会儿批评人权状况，一会儿指责专制独裁，这让一向觉得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共如何受得了？只怕那时又私下里偷偷怀念民进党了，觉得民进党执政那会儿至少不太关心我专制不专制。民进党虽然在台湾制造麻烦，但至少不伤害大陆的专制，可以说民进党的台独与大陆的专制井水不犯河水。这回国民党倒是不搞台独了，却总是指责我的专制。如此以来，统一与独立的议题降温，民主与专制的话题升温，两岸之间照样不会消停，只怕大陆民众期待的关系改善未能出现，两岸关系反倒交恶。

就马英九个人来说，他是一个爱国者，但爱国决不等于爱中共。2005年马氏曾接任国民党主席一职，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他奉行“新中间主义路线”，这话让中共听起来舒服，但仔细分析后，就不那么舒服了。所谓“新中间主义路线”，就是一手反独，一手反共，爱台不等于主张台湾独立，当然反共也不等于反对中国统一。这样的“新中间主义”，只要不让两岸关系变得比民进党时代更紧张，就谢天谢地了。

当然，我相信100岁的国民党，不是初次上台的愣头青，知道台湾人民选举他们上台，首先是要建设经济，在两岸经济依存关系如此密切的今天，国民党就是有10000个反共的贼心，也只好先藏起来再说。但国民党与大陆的“修好”，仅限于经济议题，用马英九竞选时的口号表示，就是仅限于“对台湾有利”。我相信两岸经济上的交往，肯定会加深两岸关系，增加两岸的互相了解，为日后的进一步交往创造条件。但从当下来看，如果期盼已久的关系改善，在国民党执政后，仍只停留在让台湾赚更多的钱上，那这是大陆民众所期待的吗？

问题的关键还在大陆。迄今为止，大陆仍未在积极实行民主方面做任何正面的表示，这是台湾与大陆的根本分歧，也是两岸无法统一的真正障碍。我们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共依然没有改变一党专政的设想，那么只要这个想法不改变，大陆与台湾统一的基础就不存在。缺少了这个基础，不管台湾换那个党派上台执政，两岸关系都不可能出现实质上的改善。

但目前毕竟有了机遇，至少国民党不会用独立议题为两岸制造当下的紧张气氛，希望大陆官方能抓住这个机遇，加强沟通、对话与协商，为两岸接触、交往创造气氛，使两岸有互相了解、互相理解的机会，不要用狂妄、傲慢、甚至野蛮的态度对待台湾人民的正当权利，伤害2300万人民的心，从而错失良机，甚至反过来为台独主张的再次升温创造条件。

2008-3-23

议员代表人民决定国是，是真正民主国家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大”制度被称为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然而，”人大”却不能代表人民，因为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党中央的下属和办事机关。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叫喊要”扩大民主”，扩大民主眼下显而易见的路径就是让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真正履行起民意代表机关的职权，由”橡皮图章”改革成为享有实权的议会。”人大”如果能通过不断地改进，最后走上议会之路，当是中国的幸运！这也正是中国的进步之路，兴旺发达之路！作为公民，我们当然十二万分地乐见这条路能够走通。

近年来，民间要求民主的呼声日渐高涨，早就厌烦了一党专制的人们，看够了那些产自黑箱中的权力寡头们——吴邦国们欺世盗名的丑恶嘴脸，渴望把权力收到自己手中，与这种民意相对应，人民代表会议的位置渐显重要。一些人大代表在对成熟的民主国家增加了解之后，对自身角色也有了重新认识，如姚立法等”布衣代表”，敢于为民众主张权益，敢于向党权发起挑战，开了人大代表由虚有其表到实有其权的风气。姚立法等少数人大代表敢为天下先的气慨，不能说对全国人大代表及其常委没有影响。尽管总体而言，今天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仍然是权贵们作秀的舞台，但人大常委们说话的份量毫无疑义在稳步增加，人大会场里原来台上打个屁下面都会举手一致通过的景象有所改观，渐渐出现了不同意见主张之间的争辩之声。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人大发展成为议会，应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是，人大权力增加的另一面必定就是党权日渐势微。人大权力扩展，势必影响到党权的独尊地位。对于那些习惯于从暗箱中发家然后要求”全国人民要如何如何”的党棍们来说，人大权力的增长，就是对自身专制权力的威胁。这些权力寡头们信奉的哲学根本不是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自己代替人民当家作主，最容不得的就是大权旁落，最害怕的就是这个大权旁落到人民手中，所谓卧塌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即使这个鼾睡者是自己一手做出来的”人代”，也同样不能容忍。他们喜欢看到的是人民在自己的权力大棒下面战战兢兢，”人代”们在自己后面唯唯诺诺。因此，总是要借一切机会伸张自己的特权，压制民权。

CCTV3月19日晚间新闻报导，在3月19日上午举行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会议并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吴邦国不知羞耻地说：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西方的议会有本质的不同，我们不能搞三权分立那一套，明确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们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十分明显，吴邦国的这番话，不是以全国人大常委的身份讲的，因为按现行宪法，吴邦国作为常委中的一员，没有高出于其他常委的、对其他常委颐指气指的权力，他是以中共党棍的身份，以僭主的身份，给新上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们念紧箍咒，给新上任的全国人大常委们上奴才入门课，要这些全国人大常委们在党权面前低下头来，甘作党奴。

吴邦国身为人民代表，人民代表中的常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第一把手，不为人民说话，不为”人代”主张权力，反而要求其他”人代”向党权屈服，这是对”人民所授予的权力”（形式上可如此说，认真说来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吴邦国们的权力根本不是人民授予的。）的出卖！从这个角度说，吴邦国不配当人民代表，只配当党棍！

令人可气又可笑的是，吴邦国作贼心虚，在电视中讲的这番话，在网络上居然一个字也找不到！大概，吴邦国心里也十分清楚，如此明目张胆地阻挡民主进步，如此明目张胆地开历史倒车，是一件十分不光彩的事，如果在网络上被人看到了，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说不定，如果奇迹能出现的话，曾选举他担任”人代”的那个选区的人民，还会发出声音，要求罢免这个出卖人民权利的代表。

仿照英国布克奖之规程设立，因而有“阿拉伯布克奖”之称的首届阿拉伯小说国际奖，3月10日晚在阿布扎比颁出，73岁的埃及作家巴哈。塔赫尔（Baha Taher）以小说《日落绿洲》（英译名：Sunset Oasis）获得了这一奖金高达6万美元的奖项。

进入决选的其他五位作家也各得1万美元。获得大奖的作品还将得到英译本的出版合约。

阿拉伯小说国际奖由阿布扎比富有的酋长基金会出资设立，并得到布克奖基金会的协助。18个阿拉伯国家的作家均有资格竞逐该奖，今年共有122本小说进入初评。

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尔在《过于喧嚣的孤独》中虚构了一位视书如命的工人，最后抱着心爱的书在压纸机里让机器里的书籍压死自己，而在现实生活中的香港，一位文化符号般的卖书人在整理书籍时意外身亡于书丛中。香港文艺青年著名聚集地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2月4日在九龙西部的大角咀合桃街货仓整理书籍时，被20 多箱图书压困身体失救致死，尸体直到2月18日才被发现。

据香港《明报》报道，2月18日上午11点左右，罗志华的图书仓库所属大厦保安在巡逻货仓时闻到恶臭，随后香港警方发现了埋于20箱图书下的罗志华尸体，此时离罗志华意外身亡已经将近半个月，尸体一直藏于货仓无人发现而严重腐烂。许多香港文化界人士在听闻罗志华死讯后纷纷发表悼文以示纪念，慨叹这老朋友“死得很文学性”。

45岁的罗志华在香港是一个文化标志性的人物，自1988年接手青文书屋以来，书店一直是香港作家和文艺青年的聚集地，标志着1980年至1990年代香港盛极一时的二楼书店文化的兴起。但近年来书店因为经营和租约问题于2006年8月31日结业，罗志华遂把数以千计书籍暂时搬到香港合桃街2号一个分租货仓，继续经营等候机会再次开店，不料却在春节前葬身书堆。

在许多香港人看来，罗志华这位不太成功的书店小老板是近年来香港文化界的幕后“推手”，他在香港文化界的身份是复杂而独特的。他是青文书屋的老板，香港“二楼书店文化”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书店唯一的店员、杂工；他是独立出版人，也是唯一的排版员、苦力。他曾一人搬运50 多箱书参加香港书展，也以一己之力出版了八期的《诗潮》、四期的《青文评论》。他更一人包办了香港著名的“文化视野系列”出版，从找作者、编辑、出版、发行等都由他自己完成。

罗志华丧礼定于2月28日举行，香港文化界于3月7日下午5点半在香港中环三联书店举行追思会，对罗志华及其青文书屋进行追思、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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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要变身却当不成英雄

“他是一名不算成功的书店经营者，但从他的身上却更能令人们认识书本的真谛。”

———马国明 （曙光书店店主）

罗志华从来不以文化人自居，他不曾发表文章，更没有著书立说。他是一间小书店的经营者，由于青文出版的书从初期的四五种增加到三四十种，书店里根本无法再腾出空间，他便索性将新出版的书堆在书店内一排陈列中、西哲学书籍的书架前。曾经有读者因为无法靠近翻阅书架上的哲学书而颇有微辞，不少人亦会认为他不擅经营，在旁观者眼中，青文书屋要改善的地方实在不胜枚举，旁观者看不到的是小书店经营者的压力。以往在午饭时段总会有二三十人专程跑上来翻阅书籍，但自从湾仔地铁站附近开了一间大集团的连锁书店后，午饭时段跑上青文书屋的人流实时锐减。面对大集团的扩充，小书店的经营者要像动画里的英雄，变身为三头六臂。罗志华明白自己要变身之余，却当不成英雄，他不是香港社会向来称许的商业奇才。他是一名不算成功的书店经营者，但从他的身上却更能令人们认识书本的真谛。

印刷的书籍已是五百至一千年前的科技的产物，书本又十分笨重，几十本书加起来的重量更高于常人的体重，这是与书有关的一点十分浅显的道理，小书店的经营者每天都在重温这一点浅显的道理。

对书并不热情的香港却出现了一位葬身书山里的罗志华。他的死不是黑色幽默，他或许只是香港这个大城市里的小人物，但正如一条锁链中最弱的一环才是最具决定性，小人物的遭遇才是整个社会最准确的写照。只有对书不热情的社会才会由得书籍在货仓里积存发霉发臭，最后更活生生将一个好端端的人埋葬；被人们高举为文化化身的书籍在香港这个社会里居然成为杀人凶手，香港社会不是很有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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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文，我们的二楼书店

“我们很容易就会感到罗志华的死其实是一个象征；象征我们的过去；如果不幸的话，甚至象征我们的未来。”

———梁文道（香港著名文化人）

我们的二楼书店。那个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逛书店的路线图，到了港岛，湾仔的“青文”一定是核心。我后来也没再见过这样的店了，马国明开的“曙光” 专售英文书，与后期由罗志华主理的“青文”共同占据巴路士街楼上的一个狭小单位。“青文”曾是诗集最多的一家店，店面虽小，文学书的种类却很齐全。这些书后来一直没怎么动过，十年，二十年，它们还在。店面成了货仓，乃一家书店开始朽坏的迹象。渐渐地，我一进门就往“曙光”的方向走，总是抱了一堆书出来才觉得内疚，好像有责任要帮罗志华买点书，不管是否重复，不管是否喜欢，我还是得捎走几本书才好。

还有我们的文人出版。“青文”人不多的时候，罗志华就在收款机旁编书校对。某天，我看见他正在大量影印些什么，竟然是本诗刊———“反正卖不了多少，还不如自己影印，每期出个二三百本，卖完就算。如果还有人要，我就现场再印一份给他。”他说。

“青文”最后一天，马家辉叫我去帮忙关门收档，恰巧我要录节目没去成。后来再听见罗志华的消息，是朋友从他的货仓那里买来一套书赠我。呀，竟是中国美术史权威高居瀚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中译本，硬盒精装，插图印得比英文原版还精美。我第一次在“青文”看见这套书是八十年代，但一个穷中学生又怎买得起呢？只好由它消失。十多年后，它居然神奇地出现在罗志华座位后的橱子上了，很高很沉……原来他见无人帮衬，就收了起来，最近才又重新搬回来碰碰运气。我有钱买，却又嫌重，遂请他替我留着。留着、留着，我一直没有去取。

朋友知道我喜欢，在他的货仓闲逛时看见了就说要买。罗志华告诉他：“这套书我本来要留给梁文道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过来拿。这样子吧，你就先拿去吧，我立刻再订。”后来我还怪朋友为什么不说穿，省得罗志华再订，难道我真得去多买一套吗？

知道罗志华的死讯之后，我努力地抑制自己别去想那可怕的过程。他是清醒的吗？

是立刻窒息？还是在不得动弹的情况下瞪着眼等待了几天几夜？我好怕好怕，我好怕那堆书里有两本巨大沉重的《气势撼人》与《隔江山色》。罗志华，你真的为我再订了那两本书吗？罗志华，我该什么时候过来拿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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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年，他和那间小书店

潘诗韵（香港）

“这几天我在收拾，发现你还有一些书在我处，这个星期你好上来取，否则要去大角咀找我。”电话里传来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的声音。大角咀，是青文货仓的所在地。

“轮到你撑不下去？”我问。

“业主收楼，无办法。”

说实在的，对于罗志华，以至任何一位踏进青文书屋的读者，无论从整体香港书市的环境，以至二楼书店的经营困局等，这个结局，似乎早已预见。

晚上往书店找罗志华，他却到了附近一家茶餐厅晚膳，他说吃完饭到附近的一个公园再谈：“书店现在乱七八糟，这里又有很多的士司机来开饭，会很吵。”

吃过饭，走在往公园的路上，他不断给我介绍路过的行人：“这个姐姐是书店的熟客，由中学到现在工作，可说看着她大……这位阿姐在附近24小时的麦当劳当夜班，平日在书店工作整理新书到半夜，去买宵夜，总见到她……”在公园的长椅坐下，他说：“平日我会从这里（公园）走上山，走到华仁下面皇后大道东，然后返书店；又或者走到海旁鹰君中心再返书店，有时候晚上会有人在这个公园打拳，我也试过舞剑和枪，结果被人投诉。”然后，他才将搬迁的来龙去脉细说从头： “马老板上次租约满的时候已经不想做，和他计过，他要不全部不做，但不能；要不将书留下给我寄售。”那是2004年7月，还记得当时跟马老板访问，他表示 “曙光的历史任务已经完结。”

寄售的日子坚持了两年，直到马老板正式宣布，曙光结业。在告别会上，马老板被支持者围着团团转，而罗志华则依然坐在他的书堆中打计算机。他还在努力钻寻生存空间，出版了《好黑》、《宁静的兽》等几本得奖文学书，又自资购入彩色印刷机，令《青文评论》复刊，只是办不到几期，又停了。2005年12月，城邦书店、新华书城于湾仔区相继开业，他也自若从容。还是，其实意兴阑珊？

“曙光结束后，青文现在是选择了做发行出版，将来有机会再开店。”9月以后，他便将所有书籍搬到大角咀，“读者如要买书也可到那边，还有二百多英尺地方搞活动。”多年来，一手包办似乎已成为青文的特色。看门的老伯看见他一个人在搬书桌，还马上上前帮忙。

一家书店的迁移，在同时移动二十载的人情，改变一个社区的人文风景。

给结束而写的故事，为的不是纪念，对象也不是从前，而是后来者。下一次要写的书店故事，将会是结束，还是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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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发生了，上海呢

◇ 观察

田田在下

即使在香港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也有这样几个黑黑的门洞。摸进门，拐三拐四登上两层楼，大隐隐于市的“二楼书店”将以一种丰富立体的面貌展现在你眼前。这里不光卖书，还陈列新潮的设计、独立艺术家的最新作品、独立音乐CD以及戏剧、讲座和各色文艺小沙龙的信息，你可以跟店员打听更多的文艺消息，偶尔也能撞到同道中人聊上几句。

从前的青文书屋，现在的阿麦书房，都属此类。阿麦书房撑了下来，还能够在铜锣湾那间隐蔽的二楼书店之外又进驻了香港艺术中心的LOBBY.青文书屋没有，他的主人罗志华带着他的一堆没有卖掉的书，流落到九龙一间狭窄的仓库里，并终于在春节前被20多箱书砸死了。富裕的香港养不起一间小书店，或者说，一个文艺型的卖书人，在香港活不下去。如果他不是这样流离失所，如果他不是这样惨淡经营，他不至于会以这样悲凉的方式死去：在郊外，没有帮手，死了14天才被发现。

上海也有些小书店，在图书馆稀缺的现状下，这些位于城市犄角旮旯的小店就是我们身边的阅览室。巨鹿路上就有一家，条件比香港的二楼书店好，临街，在店堂和吵闹的马路之间还有一个小庭园作隔，卖人文类图书。店主是个大姑娘，好心地在店堂里布了张摊放文艺杂志的桌子，常有读书小组在那里开会。我希望它能长久地开在这条小街上，所以每次经过我都进门去买两本书带走，但我在里头没碰到过几个人，所以每次我都不好意思问她，这个月打平了没？

开个小书店不容易，我眼见着家门口的那家书店从一个品种齐全的小书店渐渐蜕变为一个教材教辅书店，从老少皆宜的阅览室变成了一个只剩家长在里头乱翻一气的第二课堂。不然怎么办？难道像罗志华那样带着库存走人，最后在某个小仓库里被书砸死？

社区的居民们，书店没得逛了，只好逛家乐福和易初莲花罗，总不能天天都跑福州路吧。一个地方，如果只剩下大卖场可逛，还有什么意思？但愿上海城不会全都变得像我家附近那样没有意思。

假如不是长途旅行归来后的不适应感觉在作祟，假如不是伤风感冒带来的慵懒，我恐怕不会在这样一个阳光充足的初冬的上午赖在床上阅读李文俊先生编的北美散文集《与荒诞结婚》（2000年1月百花文艺版“世界经典散文新编”的一种）。我是在太阳底下阅读徐迟译梭罗（1817～1862，美国随笔作家）的那篇《阅读》时接到约稿的电话的，其时心里面正酝酿着写点什么。关于梭罗以前读过点什么，也写过点什么，但是他的谈阅读的文字，却是第一次读。梭罗很赞成某诗人的说法：“要坐着而能驰骋在精神世界的领域内”。诗人说这种妙处得自书本，“一杯酒就陶醉；当我喝下了秘传教义的芳洌琼浆时，我也经历过这样的愉快。”梭罗则以为自己的小木屋比大学更宜于思想，更宜于严肃阅读。虽然要到湖畔造隐居的木屋，“同时有豆子要锄”，但整个夏天他还是间歇地读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他看来，能读希腊文荷马的学生“会将黎明奉献给他们的诗页”。近代印刷所的翻译文本把英雄史诗弄得怪异而稀罕，使“古代的英雄作家”寂寞无比。希腊文是值得少年花费光阴学习的，因为那是“从街头巷尾的琐碎平凡之中被提炼出来的语言，是永久的暗示，具有永恒的激发力量。”梭罗认为古典作品是崇高的人类思想的记录。读好书意味着“在真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这是一种崇高的训练。“书本是谨慎地，含蓄地写作的，也应该谨慎地，含蓄地阅读。”人类的语言有两种：一种是听的语言——“我们可以像野蛮人一样从母亲那儿不知不觉地学会”；另一种是阅读的语言，“是前一种的成熟形态与经验的凝聚”。阅读语言是“父亲的舌音”，是经过洗练的表达方式。近代欧洲文字语言虽然粗浅，却“足够他们兴起他们的文艺了”。

梭罗是超验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论述阅读时都不忘“超验”：“最崇高的文字还通常地是隐藏在瞬息万变的口语背后，或超越在它之上的，仿佛繁星点点的苍穹藏在浮云后面一般。”圣物中最珍贵者是文字，所以亚历山大行军时宝匣里要放一部荷马史诗。古代人的思想可以成为近代人的口头禅，“书本是世界的珍宝，多少世代与多少国土的最优良的遗产。书，最古老最好的书，很自然也很适合放在每一个房屋的书架上。”书籍启发读者，“它们的作者……成为一个社会中的贵族”。在梭罗看来，作者对人类的影响比帝王还要大。商人们苦心经营，赢得了闲暇，有了财富后“不可避免地转向那些更高级，然而又高不可攀的智力与天才领域”，结果只发现自己不学无术，发现一切财富都是虚荣。于是望子成龙，“要给他的孩子以知识文化，这正是他敏锐地感到自己缺少的；他就是这样成为一个家族的始祖的。”

古典作品在梭罗眼里“美丽得如同黎明一样”，他称古代作家的劳动为“英雄的文艺劳动”，其完整、永生与精美是后来的作家无法比拟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人类还从未读通过呢，因为只有伟大的诗人才能读通它们。”群众阅读伟大的作品在梭罗看来有如繁星之被群众观看，那“至多是星象学地、而不是天文学地被阅览”。阅读是一种崇高智力的锻炼；大部分人是浅尝辄止或干脆一无所知。“我们必须踮起脚尖，把最灵敏、最清醒的时刻献给阅读才对。”

梭罗对大学教育冷嘲热讽，认为大学里的人“对于最好的书，甚至英国文学里一些很好的书”，也所知甚少，甚至全然不知。大家读报纸，读《灰姑娘》之类的“小读物”。“于是我们的读物，我们的谈话和我们的思想，水平都很低，只配得上小人国和侏儒。”

据同时代人如爱默生的记述，梭罗相貌奇古，有着农民渔夫般的体魄，不喜交游，对工业文明及其制度采取非暴力抵制的态度，曾因不交税而入狱。此人有大量观察自然的日记传世。

梭罗1845年3月在瓦尔登湖畔建隐居住的小木屋的遗址还在。我曾于三个秋天大地落满红叶时来到这里凭吊。当年他向写《小妇人》的阿尔柯特借了把斧子自砍建材而成此屋，一共花了$28.12，比哈佛学生宿舍年租还低。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然后拿这些到村子里去换大米。大米对梭罗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热爱东方圣人们的著作。

梭罗早就想过森林里的生活了。为了省钱，他在小木屋里生活了一年，把省下的钱买了希腊文书籍，付了去德国学习的费用。梭罗曾在友人的这间小木屋住过六个星期，所以他自己建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真不明白周围的人为何觉得他此举怪异。有些人的话像是梭罗故意在寻找冻馁。爱默生在瓦尔登湖的两边都买了地，打算修消夏别墅的，他的别墅没建起来，倒是梭罗的心愿实现了。在这里陪他的有小鸟、红色的松鼠和知了，地窑里还有鼹鼠。野兔子有时也造访他。晚上他坐在门前，想象自己是古希腊人的后裔。他是尤利西斯式的游荡者，湖畔就是他的伊萨卡。

梭罗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生活费用是二十七美分，这些钱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每年工作几天就有得剩余了。为什么人们都要那么辛苦地生活，然后津津乐道自己所得呢？假如人人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哪里又会有焦虑呢？世上最有智慧的人实际上过的是比穷人还简朴的生活，古代东西方哲人的教诲都白费了？空间、空气、时间、几件工具、一个笔记本、一枝笔、一册荷马史诗，更有何求？太阳升起时在湖里洗个澡，然后像斯巴达人那样打扫庭院，然后再进行一番“心知浴”，读一读《吉檀加利》，这样瓦尔登湖的水和古印度恒河水就融合在脑子里了。整个白天属于自己，可以做任何野游。有时在夏日的清晨，他在松树间阳光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他感觉自己像玉米一样在生长。梭罗看见的世界不是现实，而是它的潜能，这一点他堪称瑜珈师。他的现实是婆罗门的现实，他也蛮可以写《奥义书》。一时的利益何劳操心？放自己一个假去发现上帝。日落时分他跳上小舟划到湖心，在那里吹笛子。月亮钻到湖底，与森林的倒影相依伴。康科德的夜像天方夜谭一样奇异，在这夜里寻找天籁真是别有洞天。

诗人和批评家们总是抱怨美国本土没有古迹让人联想到往昔，梭罗却发现了印第安人打猎时留下的足迹和器物。冬天来临，大地冒着寒气，梭罗在雪地里行走几英里只是为了去同白桦树约会。冬天是他自己选择的季节，寒冷和孤独是他最亲爱的朋友。他看人们在湖上采冰，这些冰将被商船运往印度。暴风雪的日子里坐在炉火边是多么的写意；这样的夜晚是最好的读自然时刻。《康科德河和梅里美克河上一周记》就是这样写成的，还有无数观察日记。

梭罗并不是性情上的隐士，他只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而已。他也常去镇上的酒吧，也拿豆子去换米，也去修靴子，也去打听家人的消息。有时回木屋很晚，他就带了一袋麦子或印第安人吃的东西，在月亮下朝自己的港湾行进。梭罗不喜欢张家长李家短，他对人们津津乐道于此深恶痛绝。政府支持蓄奴制，他就反对政府……总之，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对梭罗的生平著作和瓦尔登湖周边历史地理环境感兴趣的读者，我建议你们去读凡。韦克。布鲁克斯写的《新英格兰花季》。这本书我在秋天里的康科德和冬天里的新英格兰树林里读过，那是怎样一种享受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