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每个人都在历史的大格局中，中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无论你选择什么“立场”，使用什么样的“语法”，只要历史不结束，你的选择就不会结束。 大约是1989年冬天，有一天老布什到美国国会演讲，说，今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了，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于是全体议员起立，一个个老泪纵横，掌声经久不息，长时间都不能坐下来开会。这确实是一个戏剧性场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突然在一个早晨轻松地定格了凝固了。

于是一个名叫福山的人和他写的书立刻风靡全球，他宣布历史终结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欲望已经得到了满足，普遍史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发展和质变都没有可能，历史就这样终结了。于是在中国，在学界，在文坛，普遍主义的“终结论”也开始大行其道。于是“后现代”开始了,于是文学也进入终结时代，宏大叙事更是应该终结了。于是历史被“碎片化”了，个人被“原子化”了，文学被“游戏化”了，只剩下语言在狂欢。但这究竟有什么可开心的，您当真明白吗？套用一句北京胡同串子的话:究竟是我傻了，还是他脑袋进水了? “终结论”者有一个隐含的思想逻辑：既然历史终结了，人家赢了，那么赢家就该通吃，赢家就该坐庄，这个世界就该重新洗牌，游戏的玩法就该按赢家的规则来，从今往后大家都要按赢家的意图出牌。 任何政治经济战略都需要自己的修辞，但任何修辞都改变不了内在的战略意图。比如夸大文明差异、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线的《文明的冲突》，比如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历史、宣扬技术至上的《第三次浪潮》。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在中国的全面登陆。人家美国都打喷嚏了，中国能不得流感吗？从前言必称希腊，如今不“后”就不叫学问。拿别国的理论资源来硬套中国的现实，简单的“话语的平移”，是桔是枳不论，能确立“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就行。于是我们看到，颠覆解构既往的一切成为学界和文坛的最能吸引眼球的时尚。 我们空白，一部现代文学史只剩下两个半人：张爱玲、沈从文和半个鲁迅。且不说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柳青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就是茅盾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国统区作家也都提不上台面。因为人家美国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不承认呀，人家只认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呀。人家是立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呀，是主张价值中立的呀，人家这才叫“普世原则”呀。至于说鲁迅，既然暂时还抹杀不掉，那就阉割他吧。于是作为忧愤深广的思想界斗士鲁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颓废的孤独者鲁迅，一个写不出长篇小说的鲁迅，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经常记载“濯足”和讨要稿费的鲁迅。 我们怀旧，殖民地上海成为我们最温馨最感伤的记忆摇篮。民国杂忆，秦淮旧趣，吴侬温软，夜夜笙歌，小资风流，如烟随影。租界弄堂里有着最丰富最复杂的人性，舞肆歌楼里的柔软身段最为消魂，与洋人性交才能称得上做爱。在文学想象中上海还是个亚洲城市吗？她的姊妹花叫香港，她的近亲是东京，她的远戚是巴黎伦敦纽约，上海可以像当年的日本那样“脱亚入欧”了，或者直接脱亚入美，成为一块飞地。 我们唯美，不，我们纯审美超审美，六朝无文，惟归去来辞。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一个诗人，他叫陶渊明，其余的都不能叫诗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陶渊明的诗最好，独一无二，超过李白、杜甫、屈原诸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诗，“哀民生之多艰兮，掩长袖以太息”就不是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也不是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岂止是粗糙？简直就是污言秽语。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这叫“文学身体学”。 总之我们全都错了，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全是在瞎折腾。革命党不如维新党，维新党不如保皇党，保皇党不如慈禧老佛爷。当老百姓的就要守住自己的“人性”和“日常”，人生不要太飞扬，要安稳。“颓废”才是百年文学史的美学特征，革命不过是感时忧国的“精神弊端”。(chinesenewsnet.com)

这样的“重写文学史”不过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说法。文学史首先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而不是史家的观念史。历史不是被“写”出来的，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这种充满了傲慢偏见的叙述不是一种文学话语，也谈不上一种学术研究，而是一项帝国战略。它包含了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等经济内容在内的，旨在摧毁社会福利体系、摧毁工会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从而使财富向大官僚大资本方向积聚的政治指向。 客观一点说，美国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的“现代性”叙述也有学术的一面：他们看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局限，批判了单向度思维，从而挖掘到了中国文学“颓废”的另一面。然而，他们太急于用“颓废”的现代性来遮蔽革命的现代性，用“颓废”的美学改写“反抗”的美学，因而在使用现代专业知识的同时，却失去了宽阔的思想视野。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中国革命有没有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在这里我只想说，过去中国文坛遮蔽张爱玲沈从文是没有道理的，以意识形态划线是应该反省的。而今天遮蔽五四以来一大批为现代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作家作品，使用的是相同的思想逻辑，同样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样的叙述在学理上同样不文学不学术。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历史辩护，同样是服从于服务于某个大战略大格局的意识形态叙事。

然而历史仍在进行时，新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则正在形成当中。1989年确实是历史的重要分水岭。 首先是历史并没有终结，美国很快找到了新的敌人和“邪恶国家”。美国需要敌人，这是他们国内政治和经济文化利益所决定的，否则执政党就失去了国家动员力和凝聚力，这是移民国家不得已的选择。其次是预期中的全球一体化并没有到来，美国作为“公共人格”的代表形象并未取得合法性，他对全球资源的分配并不美妙，依然要靠杀人维持话语权。但按照福山的说法，普遍史观是带有普世的关怀，是建立在“末日审判”的期待上的，这种上帝的承诺从一开始就预设你不能用理性来反驳。再其次，如果他真能找到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无论他的理论逻辑是对是错，都将窒息人类本身。人类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向上的动力源。这个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了乌托邦就没有了人类历史，我们也就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话题在中国也长盛不衰？咱们这些专家学者为什么也跟着大声忽悠起来？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点合理性必然性吗？当然不是。当代文学创作的诸多困境自有其内生的原因，如果我们的眼光能更开阔一些，就能在世界历史大格局中发现蛛丝马迹，中国文坛的许多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

第一，1989年后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陷入了精神困境。王安忆《叔叔的故事》非常生动地刻画了这个失魂落魄的作家形象。中国作家集体“躲避崇高”“远离革命”的苦涩宣言并不说明文学与政治无关，而恰恰证明那是自我精神矮化的开始。知识分子的整体犬儒化策略造就了一个时代，而90年代客观上知识分子待遇的改善，也使他们找到了利益均沾的感觉，于是嘟嘟囔囔语焉不详起来。细究百年中国，知识分子有过三次大的个人主体性精神的失落。第一次是五四以后，个人没有出路，经历了一次寻找“集体”的痛苦（但那时与民众结合的真诚美好还在）；第二次是反右文革以后，个人更无出路，经历了一次“国家”认同的痛苦（但那时改造自身的善良愿望还在）；第三次就是九十年代以后，个人欲望得到部分满足，“身份质疑”成为时尚，经历了一次“拜金拜权”的痛苦（此时除了嬉皮笑脸装疯卖傻娱乐至死已没有其他表情）。可以说这一次的精神溃败是致命的，主体意识完全消失。无庸讳言，“消灭了法西斯，自由并不属于人民”是知识分子心中解不开死结，以真诚换羞辱，好心当作驴肝肺，确实是怀疑主义滋生的土壤。而“反右”和“文革”又是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空前的失望感失败感使他们已经无意再去舔干伤口。但消灭法西斯错了吗？追求理想错了吗？眼中有多少泪珠儿需要宣泄三十年？我们泼脏水非要把孩子也泼掉吗？ 第二，对“现代性”的理解误区。要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一百六十年来无数志士先贤的不懈追求，并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来比附这个过程，因此现代化就意味着先进化高级化不可抗拒化。但用贴标签的方式来理解复杂的思想，用一风吹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又是我们永不悔改的自选动作。在80年代大多数作家都把“现代派”艺术理解为“现代化”艺术，可能是由于深思不足消化不良所致。可是迟至今日还坚持“现代派”艺术就是与物质生产科学技术进化史相匹配的、并能表现更为复杂的现代人生存状态的高级文学样态就是脑子有病了。在80年代围绕着《无主题变奏》和《你别无选择》的“真伪现代派”的讨论，以及后来出现的关于《文学的根》究竟是“现代的根”还是“中国的根”的讨论，都充分表明无论哪种悖论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方法，把中国想象为他者，确认为边缘与中心、落后与先进的关系。说现代、后现代的艺术形式高级，本身就隐含着传统艺术的低级，很自然地就把现实主义当作了低级的粗糙的落后的艺术，是标准的文学进化论。

艺术形式有高下吗？宋词高于唐诗吗？元曲高于宋词吗？以“现代化”作为价值标准来评价“现代派”艺术，实际上也完全忽略了“现代派”自身的反现代性内容。与此相对应，在哲学领域对萨特尼采等人的介绍中，也把他们对西方现代性批判的内容故意遮蔽掉了，仅仅把他们当作个人主义的反权威的先锋来描述。这种简单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统治了我们近二十年，以至于很多文学青年不知道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的真相。在80年代，“现代派”被理解为刚刚被发现的新形态，看作一只“漂亮的风筝”，并被当作创作的新资源，事实上是源于无知。中国在五四时期就经历了这样的发现过程。对西方现代派的译介、研究和吸收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在叙述时间、叙述视角、叙述结构和情调氛围等要素的现代转型在一百年前就已经基本实现。在30－40年代，“现代派”小说诗歌的创作甚至在《现代》杂志的倡导下达到过一个高峰期。在50－70年代，在封闭、封锁的条件下，茅盾在《夜读偶记》中也透露过西方现代派最新进展的信息，并把它作为与现实主义对立的“新浪漫主义”来研究的。而对西方“现代派”作品的译介，在60－70年代就有，只不过那时还是停留是特权阶层的“内参读物”，经由高知高干子女的传播，刺激起小圈子的创新意识而已。 第三，“赶超一流”，“与国际接轨”和“诺贝尔奖情结”。在理论上，由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逐渐占了上风，中国文学没有走向世界的原因就被简单归结为技不如人，就和当年维新派一样，要解决船坚炮利问题。认为现代的必然高于传统的，西方的必然领先于中国的，新人必然超过旧人，“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怎么写。于是整天都在琢磨那个瑞典老头的心思，他究竟喜欢什么？魔幻的还是结构的？意识流还是生活流？重的还是轻的？是存在还是彼岸？宽门还是窄门？于是艺术就被简单理解为形式与技巧，而这种形式与技巧的艺术又直接和文学划上了等号。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一门专业技术，小说就是语言、叙述和结构，诗到语言为止，作家就是特别会码字的人。不再是发现和认识，不再是思考和想象，更不是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人家都那么写了，咱们还这样写！可是你真那么写了，你自己还在吗？中国人失掉自信心了吗？这是鲁迅当年的问题。在今天可能还要加一句：中国人失去审美判断力了吗？有一个陕西老太太的剪纸在欧洲出了画册，这美轮美奂的艺术令欧洲人目瞪口呆大为赞叹，可她自己家里却挂着港台明星的招贴画，她说那个——好看！到了90年代，随着商业出版的盛行和新闻媒体的炒作，这种形而上学的文学观念更是衍生出了众多的类似“标准”（比如年龄、性别、籍贯、职务、身份、长相、健康状况、写作速度、发行量、外国人喜好等等）。如果说80年代提出纯文学口号尚有摆脱精神枷锁的进步意义，此时的纯文学马车已经完全抛弃了社会承担和价值判断，只剩下性在一路狂奔。于是“怎么写”就变成“这么写”，否则就脱离了“国际”。 在中国文学的历史上，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在文学创作中单纯的形式追求是不可取的，也不是文学需要的真正价值。诗三百，《风》居首，《风》的文学价值高于《雅》《颂》，大概是没有争议的。从内容上看，《国风》中除少数篇章是关于爱情的欢唱，基本上都是当时人类生存境况与底层苦难的歌哭。难道那时没有“中产阶级”吗？他们没有精神痛苦吗？他们不需要“抓痒”吗？从艺术形式上看，难道《小雅》之委婉奇巧抑扬顿挫真的低于《国风》吗？答案明摆着，古人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修辞立其诚”，他们懂得吃不饱肚子与有钱买不到快乐不是同一个量级的痛苦，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好意思看不见。所以“文附于质，辞达而已”成为那时就已经公认的艺术经验总结。六朝骈文中也出了不少华美精彩的篇章，难道对仗和用典不是一种好形式吗？不是同样可以体现汉语之美妙吗？不是同样具有独创性想象力吗？可是“骈四俪六”却成了后代嘲讽挖苦的材料。因为后人都明白“言之有物”的重要性，“及物”才是写文章的根本。人的情感经验是离不开社会生活的，倘若认为小说应该表现人的心灵，那么真实的心灵一定是和真实的历史联系着。倘若认为写小说也是审美，那么这个审美对象一定是和意义联系着。 有人发出预言，说将来中国的图书市场要被外国图书占领，将来的读者只读外国小说，中国的书根本没人看。我不相信。我只知道，在世界文学历史的大格局中，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高峰是欧洲人创造的，十九世纪的文学高峰是俄国人创造的，二十世纪的文学高峰是拉丁美洲人创造的，似乎并没有转移到美国去的迹象。于是对拉美文学就采取了阉割的态度，也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民族国家百年受压迫和人民反抗的历史不见了，只剩下“魔幻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这技术层面的审美。那些战略家们深知仅仅输出电脑芯片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念，于是就输出“普世原则”，输出“西方正典”。再以帕慕克新近获诺贝尔奖的《我的名字叫红》为例：作品明明是通过“细密画”及内在精神与西方油画及思想方法作对比，表达两种不同文明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共存的一面这样一种思考，以回应“文明冲突论”。可在某些战略家那里，这种思考不见了，只剩下“五十一种声音同时说话”的技术经验。五十一种声音真的很难吗？ 我一点都不怀疑，随着中国的经济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的语言文字和文化产品一定会大批量地走出国门。这就好像80年代全国都在说粤语白话、模仿港台明星做派一样，那是由经济高地向洼地的自然流动，而不是作品的品质决定的。到那时中国真的能拿出表达中国人民（而不是少数精英）争取解放、渴望尊严和自由、并由此寻找到中国道路的优秀作品吗？我不知道。

 

中共最重量级的宣传工具CCTV，为奥运宣传，2007年12月28日晚上隆重开通奥运频道，体育部副主任、名嘴张斌正在发布会现场当主持人，当他宣布奥运冠军王楠上场时，上来的不是王楠，而是他的妻子，BTV的节目主持人胡紫薇。胡紫薇以专业主持人的干练抢过CCTV的金话筒，说只需要一分钟。这一分钟她告诉观众：“在两个小时之前，我知道除了我之外，张斌先生还和另一个女人保持着不正当的关系。”。这个现场发布会是为“转播”而进行实录的。CCTV实录了胡紫薇需要的一分钟，直到胡紫薇被一群大男人拉下场，共计两分五十八秒。这两分五十八秒的视频立刻上了网。如果CCTV还有胆“转播”这个发布会，这两分五十八秒一定是不存在的，因为这是惯例。但是胡紫薇占用的一分钟无论对于CCTV，，还是对于中国亿万网民和电视观众，都是开天辟地。

胡紫薇也以她的一分钟成为全中国和全世界有影响的人，她使得她的花心丈夫张斌和她本人傲居百度风云榜首，总书记胡锦涛才屈居老九。胡紫薇的能力和效率堪称中国第一，她能使中国和世界的传媒都聚焦他们的婚姻危机。

▲胡紫薇的一分钟带来的快乐远远胜过CCTV春节晚会

越来越令人尊敬的德国同行，发表一篇报道，原题是《那个肥杂种狂怒的女人搅乱了中国一个体育频道的公众活动。》后来被中文媒体改为《张斌让“所有中国人都笑了”》，中文媒体的改动颇不专业，错误改动了事件的主角，可以说记错了功劳簿，而且含混了“笑”的性质。

胡紫薇的一分钟給物价飞涨，年关难过的普通中国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笑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欢乐的含量、笑的质量、及保持的时效肯定都要超过CCTV正倾力打造的今年的春节晚会。胡紫薇带给人们的笑和张斌让“所有中国人都笑了”的笑是两种不一样的笑，张斌带给人们的只能是嘲笑、讥笑和耻笑。而胡紫薇带来的笑就丰富得多了。

因胡小姐而笑的中国人，绝不是无视她个人的悲情，她是今天中国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的受害者，是地地道道的一个秦香莲。中国现代的秦香莲何其多，上至权贵大款，下到含辛茹苦的怨妇，还有中产的知识白领，遍布社会各阶层。她真是妇女勇敢的伸冤代表。

▲胡紫薇的一分钟对专制制度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冲击

作为今天的一个公众人物胡紫薇，敢于击鼓上堂，申诉冤情，付出的代价不比古代秦香莲少。秦香莲带着一双子女躲避追杀，对抗皇权，终于找到青天大老爷包拯。胡小姐可以舍弃前途、事业，但是现代包拯哪里去找？冤屈哪里去伸？据闻五十年代陈云夫人于若木因为陈云破坏家庭，将丈夫告到法院，要求离婚。九十年代宋平夫人率众子女冲进人民大会堂，揭发正坐在两会主席台上的丈夫搞了家里的小保姆，要求脱离夫妻关系、父子父女关系。都堪称向中共权力挑战的女中豪杰。但是她们的抗争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继续维护这个最不平等最无人性的党权，收回自己的抗争，继续受辱受虐。

胡紫薇的反抗是彻底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她成功利用了中共最强大的宣传机器CCTV，在她为自己控诉的两分五十八秒，令全世界看到武装到牙齿的强大的中共政权是瘫痪的，最重要的让被剥夺了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的中国国民看到了这个政权的瞬间瘫痪。这才让掌控公共权力的最高统治者暴跳如雷，他们的暴怒是发自内心的恐惧。

▲胡紫薇的一分钟冲破新闻管制让奥运大触霉头

胡紫薇作为一个受到凌辱和伤害的妇女的悲情远不是最深重的。广州一位叫张青的年轻妇女，丈夫郭飞雄参加维权，被判五年徒刑，在监狱不断遭到暴打，警察用电棍多次电击他的生殖器，为抗议，他准备一百天的绝食。她在监狱外，拖着一双小儿女，哀哀无告，还为丈夫的生命奔波。北京通州自由城住着一位更年轻的妇女曾金燕，丈夫胡佳也因为维权，去年蜜月刚结束就被秘密绑架四十一天，患了肝硬化。就在胡紫薇抢夺CCTV话筒的前一天，正在被软禁的丈夫又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府罪”抓捕，她和怀中只有一个月的新生儿一同遭到十几名男女警察的软禁。张青和曾金燕都没有胡紫薇得天独厚的条件，她们在中国都被剥夺了表达权，她们的悲情中国人很少知道。更重要的，中国的法律，警察和所有国家机器都是对付她们的丈夫和她们的家庭的。CCTV和中国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不会把话筒对准她们，还阻挠外国记者的话筒对准她们。

胡紫薇抗争的意义，是让强大的政权防不胜防，腐败到骨髓的中共体制，还不知道要面临多少个突发的一分钟。奥运临头，胡紫薇的一分钟，让CCTV的开局节目就在世界传媒面前出了大丑，丢人现眼的不只是她的花心丈夫张斌，也不只是龙头老大CCTV，而是中共的新闻管制，是中共最大的形象工程——奥运。这才是人民开心大笑的原因。

为此我为胡紫薇的一分钟庆贺！

首发于动向杂志08年1、2月号合刊

（悉尼的李晴博士，山号毕时圆。友人根据与他通讯印象整理成文。由于通讯障碍，难以得到他的审阅确认，预发草稿以飨友人，最后定稿或全文将由他本人出来后修正或者取消发表。）

江南已经下了第二场大雪，厚厚的雪花落在我父亲的墓碑上。不知他老人家是否感知我十九年来的第一次归来？除了祭拜父亲看望母亲，我还有与南京某高校同仁的学术交流计划，甚至还想尝试能否在此谋个职位？中国的大学教席，总不能全由朱苏力杨帆之类的学者占领吧？如果我能在故乡教书，哪怕做个小学教员，也可以有助于人权从娃娃抓起，因为人权才是庇佑国家安全的真神。

虽然未能与北京的网友喝酒，但我还希望当地官府能让我拜访南京的著名学者，刘大生郭泉等等，都是我慕名已久的，不知能否如愿？我很想跟他们探讨，不论中国的政治制度改革到何种状况，都是需要国家安全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政治责任不同于政治家的政治责任，那么现在的从业人员应该如何思考怎样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呢？

我不知道，刘大生先生所在的党校系统的教授们，是否都在谈论“民主是个好东西？”，而且墨囊书蠹们是否有能力谈得清？如果谈不清，我可以介绍我的朋友魏京生王军涛去讲课，如果魏王能够去到南京或者北京。在书斋中的探讨，毕竟不如那些曾以青春和生命捍卫价值观的人的感受得真切。

腐败产生的政治高压和经济高压把太多的农民和市民推向了危及国家安全的边缘，特别是以官府力量过快推进城市化，造成城市人口剧增以及就业机会不足，再以未经公务员教育的城管队来管理城市，那么谁来为城管队的暴力后果买单呢？最近听说了沈阳的蚁力神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等等，不知道这些加起来，是否可以叫做民权运动？如果可以，那么腐败才是民运的真正动力，才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最大因素。

每一个中国人，不论现在定居在国内还是海外，都会忧虑中国的国家安全，都会说出自己的忧虑。据说南京有个厨师，用高压锅猛火煮水，不仅堵塞锅盖上的透气孔，还用铁链绑紧锅盖。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也不敢知道。曾经听到我的朋友、历史学家冯崇义教授谈起过，中国的所有朝代，都是多次丧失掉自己改革重生的机会，等到崩溃之时也还没想明白早该痛改前非。这样的历史规律，还要重演到何时呢?这个难题，似乎已由蒋经国探讨了一半，不知剩下的一半该由谁来完成？

我希望民权运动也好民主运动也好，都不能把胡锦涛先生排斥在外，都不能不考虑他的和谐主义。据说朱镕基先生已经代表中国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是不得而知，是否已由或者将由国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并公告全国？至少还没听说组织全民学习讨论。如果那样的话，再加上已经公布的《物权法》，那么就不能再搞共产了，能否搞搞共和呢？美国有个共和党，中国不能也有一个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在怎样热烈的气氛中度过预期的北京奥运和明年的六十周年国庆？是否中国的国土上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出来观看？是否海外的所有华人，不论任何观点和信仰，都可以回去观看？神将怎样显示他的安全设置呢？

新年将至，腊梅已在雪中绽放。

 

台湾于1月12号刚完成立委选举，结果在野的国民党大胜，拿下113个席位中的81席，而执政的民进党只取得27席，紧接着陈水扁总统表示承担败选责任，辞去民进党主席一职，台湾股市大涨，美国松了口气，北京相当满意。

如果中外评论家的说法是对的话，那么台湾的选民主要是出于三个原因摒弃了民进党：1， 陈水扁政府执政期间，台湾的经济倒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政府怕台湾的商贸跟大陆挂钩过于紧密，会受制于对方，因此对台商在大陆的投资布障设限，并且阻挠两岸直航，以致台湾经济难以蓬勃发展。第二，陈水扁和家人出了贪污丑闻，另外，不少人对上次选举的枪击案还认为是陈作了手脚。第三，陈水扁的“正名”、“制宪”、“公投”的“台独”路线，没有得到台湾同胞的认同。寂寞的陈水扁，天真的陈水扁，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台湾乡亲已经不再满意于在自己的宝岛上开着本田、铃木机车，守着自己的妻儿过那本分的上班族的日子，他们要渡海到彼岸发大财、包二奶、开奔驰，过那特权阶级的瘾。台湾人厌恶陈水扁的不廉洁和他夫人的贪婪，却能转身拥抱大陆那些贪官污吏的肮脏和腐化。陈水扁要台湾人民站起来，他们却为了金钱和某种程度的恐惧，向一个独裁的政权趴下了。如果说，拥有自由选举的台湾人民，对民进党的“无能”“腐败”感到失望，那么他们对曾经也是“腐败”“无能”，现在又出卖台湾人民前途，跟北京眉来眼去的国民党抱有什么幻想呢？

陈水扁不是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政治家，他有私心、有野心（没有这二心的人，也当不了政治家），又不具有枭雄的厚与黑，他对两岸关系的策略在原则上没有错，只是他高估了台湾同胞的情商和智商。从历史上看，马关条约以后，台湾人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过着顺民的日子，很少有反抗的记录。笔者在台湾长大，常听老一辈的台湾人说，虽然当天皇的二等公民，受到歧视，但是日本人执法严格而公平，当奴才也有法可依，只要守法，就可安家活命，日据下的台湾社会，拥有屈辱的清明。倒是二战胜利以后，国民党从大陆派了陈诚那帮形同土匪的国军来接收，执法犯法，扰民刮民、欺民压民，弄出了个二二八事变来，几万名台湾人的知识精英被杀、被抓或被迫逃亡，这是在日据时代也没有过的大面积迫害，从此种下了省籍的仇恨。因此台湾人对殖民主日本倒有剪不断的东洋情结，对同宗的新主子国民党却是仇恨有加。经过两蒋四十年的统治，当台湾终于解严，并和平地步入多党的民主议会政治后，二二八的冤案才得以真相大白，受害者得到赔偿。省籍间的仇恨慢慢化解。

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台湾人扬眉吐气了，可惜的是对于占人口14%的外省人却没有采取宽容、和解的态度，而是步步为营，将他们自政经济文化等领域中，从原有的体制内排挤出去，运用国民党以前歧视台湾人的方法，反过来歧视外省人。方言台语在媒体里也大放异彩，甚至有人要用它来取代原有的普通话国语。以前，学生们在学校不可以讲台语，否则会受到老师处罚。现在外省人不会说台语往往受气。曾经有一度台湾人特别傲慢，有些本省人的出租车司机一听你不会说台语，干脆就令你下车，生意都不要做了。一个社会里族群问题是最敏感的，彼此情感一旦伤了，就会数代结怨，裂隙难以弥合。近年来，岛上的外省人怨气冲天，把自己居住了大半辈子的台湾视若异国他乡，从心理上一厢情愿地认同彼岸那个并非故土家园的中原之地，忘记了中共政权早已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礼数和文化，那里目前是个官权当道的专制体制，那儿的社会是个公义奇缺、弱肉强食的原始丛林，人文精神和礼教文明荡然无存。民族主义的幽灵在台湾岛上那些如失根浮萍的外省人中间徘徊，魂兮归来。意气的怨怒使他们变得盲目，很容易在精神上陷入了统战的黑洞，但是周遭的台湾邻里同胞只是冷眼旁观，并没有向他们伸出援手。

陈水扁总统的最大失败是，他不仅没有真正唤醒台湾人的台湾意识，连带着外省人原有的那点台湾情愫也都被践踏一光。这就为在野的国民党的大老们回归大陆埋下伏笔，铺了路。这些不甘寂寞的过气政客，本身就缺乏道德和见识，他们将个人的名利置于社稷前途之上，频频向北京政权搔首弄姿，最后终于有连、宋跑到大陆去演出拙劣的“寻根”“祭祖”的吴三桂式猴戏，品味之低俗，莫之为甚。一切私欲、贪婪、阴谋、谎言都被国共两党的上层人物扫到那块名为“统一”的表面华丽、实则肮脏的地毯之下，隐藏起来了。连、宋跑到大陆去乞讨嗟来之食，别说台湾人民看在眼里，腻味在心，连大陆的有识之士，也都对这种向权力下跪的小丑们嗤之以鼻。

台湾的经济起飞已经有三四十年的历史，人民生活的小康，甚至富裕，早已是不争之事实。“商人无祖国”的说法放之四海皆准。 犹记六四北京浴血之后，全世界主要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对北京屠城政府严厉谴责，政经和商业活动一度停滞。笔者当时在德国，十分欣赏许多西方人为了表示对暴政的抗议，纷纷取消到中国的旅游计划，一时大陆的旅游业萧条，观光旅馆门可落雀。但是不久就听说台湾的商人和旅游客钻了空子，长驱直入，到中国去大做生意和游玩。想到台湾游客耳机里听着摇滚、嘴里嚼着口香糖，到天安门广场上去看机枪留下的洞眼，令我感到无比的羞辱和心寒。

最近这二十年来，台湾跟大陆有了愈来愈紧密的经贸关系，现在已经到了难分难舍、欲罢不能的地步。目前在大陆的台商人数已接近两百万，历年来的投资，有几千亿。仅在在江南一带，就有四五十万台商购置产业，二度娶妻生子。他们甚或把在台的子女也送到大陆上学， 这并不是因为大陆的教育水准高程度好，而仅仅是为了避开台湾的严酷升学考试。 在大陆台胞子女只要付高昂的学费，就可享受特权，进入设备好、师资强的国际学校或华侨学校。但是很多台商现在将孩子送进当地的普通学校，他们并不在乎自己的孩子接受共产党的教条式教育。显然，在权的召唤和利的诱惑下，台湾人并不以大陆官场的贪腐为怪，也不以大陆社会道德沦丧、民风恶俗为意。他们原本直觉讨厌的只是台湾岛上的那些曾是统治阶级的外省籍人士。一切的恩恩怨怨，在金钱和权利的对比之下，是非对错、黑白正邪的界限似乎都模糊了，道德伦理、正义正气这些价值取向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次立委选举为三月的总统大选进行了预演。国民党收复失土的中兴大业都在马英九身上，估计他胜出的机会很大。人们相信如果他当选，必能提升海峡两岸的经贸关系，推动三通，并且能舒缓跟北京的紧张关系。台湾人民，你们享有民主，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意愿，但是请想一想，你们需要更多的经济增长来平衡内心的空虚吗？你们每月给国外的子女寄去的学费从八百美元提升到一千，就能消解自己心中的恐俱吗？台湾即使从亚洲四小龙的末位又重新往前挤到第三或第二位，也并不能带给这个小岛更多的安全、尊严和骄傲。换了国民党的马英九当总统，海峡对面还是有那个磨刀霍霍的兄弟，要割要宰还是由他。难道你们向往的是另一种屈辱下的偷生吗？选举，换一个执政党，推出来一个能干的总统，并不能解决台湾的忧患和困境，台湾需要的不仅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北京武力威胁下短暂的和平。台湾人民应当努力使现行的民主制度更为成熟完善，族群之间要宽容、团结。以道德和精神的力量来消解大陆民族主义的狂热。应当是一个自由和平、富而好礼的台湾去统一大陆，而不是一个以谎言、暴力治国，视人命如草芥的政权来“接收”台湾。

 

【2008年1月18日狱委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报道/民间杂志主编翟明磊的个人网络博客壹报，星期四在大陆突然再度遭到屏蔽无法浏览。 他当天接受本台采访时说，这次被屏估计与近期刊登系列声援被捕的胡佳以及他失去自由的妻儿有关：我是登了艾晓明《以平常心救普通人》的文章之后，今天就被屏蔽掉了。因为在我的网站近期‘开屏’期间，我基本是报道胡佳这个事情，连续登了三篇，为他做些呼喊。” 胡佳的妻子曾金燕年前也曾用写博客的方法营救被警方绑架的丈夫，０７年更因此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年度全球百大影响力人物。如今她与刚出世的女儿被软禁隔离已三周时间，据网友消息，她的数周没有新帖的博客却也在星期四突然再度遭屏蔽，在大陆无法浏览了。 翟明磊说，虽然没有曾金燕的新文章，还是有很多网民上她的网站去看，以及留言表示支持，不排除当局因此而采取措施。 胡佳被捕后，除了海外媒体、人权组织、国内的异议人士、维权团体、民间工作者不断发出声援，还有一些来自网络，与胡佳夫妇并不相识的大陆网民在关注和议论他们的遭遇。 由一众博客组成并运作的大陆草根媒体——草莓网在最新一期的网刊上就多次提到胡佳被捕，以及家人目前的遭遇。该网络媒体的发起人，也是中文博客的早期介绍者和传播者Iｓｓａｃ　Mａｏ星期四告诉记者，除了议论，很多身在大陆的博友还主动邮寄奶粉给监禁中的曾金燕和孩子，也用网络纪录了当局对这种人性关怀都不允许的事实：“最早大家是通过其他媒体向海外媒体知道胡佳这个人，而草根媒体现在也开始相互的有链接，大家很快把消息口耳相传，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情。甚至有博友把他们邮寄奶粉给曾金燕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因为奶粉没有送达，或是退回，或是看在外面的警察签收了。 他们不但去寄，还公开的将这些事情作记录。现在在中国，尤其是０７年之后，很多博友在思维上更自由，所以他们愿意评价甚至传播这些事情。” 而种种迹象显示当局已经意识到这股力量，并在加以扼制，Iｓｓａｃ　Mａｏ告诉记者， 与胡佳相关的网络舆论正在被当局用各种方法进行封杀：“服务器在国内的博客和站点是会被删贴，而且作者会收到一份警告；服务器在海外的站点，就已经设了关键词，很快会被屏蔽的。” 翟明磊认为，无论是他本人与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这种建议和解的呼吁，或是网民们出于人道的关注，都是在胡佳事件上最温和的声音，如果当局连这些都容不下的话是很不仁不智的做法：“网友的一些评论，他们对维权一些情况并不是很熟悉，大部分都是出于人道的关心，包括金燕现在还收不到奶粉；她胳膊被国保捏得整个黑掉了；包括现在楼下还有二十四小时汽车看着。我是胡佳的朋友，我和艾晓明和李劲松的这些文章，在国际上众多对胡佳事件的评论中是比较温和中立的，希望政府和胡佳能和解，这种理智和解的声音都要被压制住，起码是不明智的吧！”

　

【2008年1月18日狱委讯】博讯编译报道/博讯据记者无国界发布消息报道，欧洲议会今天多数通过一个决议，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胡佳。 ——强烈谴责关押胡佳并要求立即释放胡佳以及所有的因为发表观点被关押的异议人士。 ——敦促中国不要因为奥运逮捕和非法关押异议人士、记者和揭露官员非法行为的人权活动者。 ——敦促中国关闭用于关押“麻烦制造者”的“黑监狱”。 ——重申北京奥运应该更加重视人权，强调奥运条款中规定了有关人权等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