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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关系史纲》沈志华主编新华出版社　2007年1月，55.8元

从解密档案看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第二，中苏关系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深入探究中苏关系并发掘其对中国的影响，本身也是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历史记忆的校正与还原。

筹资数百万，搜集翻译苏联档案

中苏关系史属于外交史研究领域，研究材料应当以两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档案为主，而非简单依据双方的官方宣传与观点。同时，在研究观点上也应当参考他国学者的结论，特别是苏联与俄罗斯学者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从相对公允的立场出发，依据两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真实言行与政策，来钩沉史实并推演历史事件行动者的真实意图。正因为此，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正是中苏关系史原始资料与客观研究态度的集大成者。作者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等人对两国政府机密文件的搜集工作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传奇。自俄罗斯从1990年代初甫一开放前苏联政府机密档案，沈志华就抓住时机，自费远赴莫斯科搜集资料，之后又与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积极交换各自拥有的苏联档案。随后沈志华又自己筹资数百万，组织国内俄文翻译力量，耗数年之功，将这些档案整理出版为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此外，针对中国地方档案馆开放程度较高的特点，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等作者先后搜集了东北各省、西北各省、西南各省档案馆所藏资料，从地方档案馆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与资料。

推动中央档案的开放

为了推动中国中央各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作者们一方面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纠正国际学术界一些错误观点，以此证明开放政府档案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曾有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派军入朝作战，其根据是苏联解密档案提到中共政治局1950年10月4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中国由于存在军事装备落后、无空军掩护等困难，因此不能出兵。而沈志华通过反复比较中苏两国相关档案，发现毛泽东早在10月2日就已决定出兵朝鲜并拟好给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随后未能征得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同意，才不得不于10月4日告诉苏方暂不出兵。之后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获得了彭德怀的支持，最终中共中央在10月5日决定抗美援朝。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也便于国外了解中国的决策并因此减少对中国的误判与误解。

另一方面，作者们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宣传档案开放的重要性。例如沈志华就将自己搜集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关资料无偿赠送给相关部门，便利了许多官方修史的写作，也因此让相关部门认识到开放档案的好处。近年来，包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内的一些档案馆已经逐步对外开放，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小心求证，推翻流行看法

正是以这样的资料与研究态度为基础，《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例如，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说明，中苏关系分裂并非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中国领导人虽不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具体方式，但是对批判斯大林持肯定态度，因为苏共的这一批判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减轻了中国的思想负担，可以放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同样，为人们所熟知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也被苏联解密档案与中文相关材料证明并非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织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自朝鲜战争以来中苏两国军事合作不断加深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目的只是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全球对抗美国，只是未料到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解释。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苏联完全遵从了毛泽东的要求，这两个事件实际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

区分两对关系，理解中苏风雨

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中苏之间的风风雨雨呢？《中苏关系史纲》指出，关键是要区分两对关系：一是中共与苏共的党际关系，一是中国与苏联的国家间关系。虽然这两对关系一直纠缠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领导地位。在国内革命过程中，中共逐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在夺取政权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大党，变成苏共不得不在内政外交方面十分倚重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而之后由于中共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认识差异，中共起而挑战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于中苏两党不断变化的关系，国家间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准则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要求各国在交往中以平等为基础。两对关系互相影响，彼此推动。两党关系良好时固然可以促进两国的合作，并能掩盖两国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但两国利益的矛盾也会导致两党之间的猜疑与争吵，而一旦两党关系降温，两者之间僵硬的意识形态斗争反而会加强或放大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两党走向对立。因此《史纲》各个部分的题目点出了各个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特点：“难以确定的对手”、“同志加兄弟”、“从分裂到对抗”和“走正常化之路”。

《史纲》的这种看法为我们重新了解中苏关系演变提供了一把钥匙，得以从中苏两党两国繁复众多的联系中提纲挈领地把握其变化的脉络，同时也让许多原本隐藏在历史洪流之下的因素与事件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就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中苏两党关系而言，《史纲》特别强调了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中共作为前者的一个支部此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则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共对苏共的迷信。但是毛泽东与中共的这种独立性及其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坚持自己的斗争路线，使斯大林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侵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做法——如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保留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令中国领导人产生不满。

正是在这种互相猜忌下，《史纲》指出中苏两国在1950年初的结盟事实上异常艰难。毛泽东既要争取苏联对中国的全方面援助，又要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而斯大林既想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又要极力维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现了毛泽东的废除苏联在东北特权、获得苏联援助两个目的，但中国也不得不在经济合作方面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

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1950年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苏两党与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朝鲜战争本是斯大林秘密策划的一次军事冒险，但在美军介入、北朝鲜兵败之后，斯大林害怕与美国直接对抗而袖手旁观。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毅然派遣中国志愿军入朝与美军正面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果。中国的参战打消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史纲》指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8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苏共内部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派出代表团积极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斡旋，不但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也维持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还在赫鲁晓夫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提供了支持，使赫鲁晓夫巩固了其领导地位。中共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展现出的高超政治技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成为与苏共并驾齐驱的领导党。正是因为中共对苏共提供了如此大的支持，两国的合作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更加紧密的阶段，苏联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力度，更开始向中国提供包括核武器研发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的军事援助。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日益左转

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亲密合作到1959年就出现了裂痕。究其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已经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中共从自身经验出发，强调国际局势的紧张，认为武装斗争仍然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手段。而苏共领导人则强调由于东西方都认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因此和平共处与竞赛是国际形势的主流。

《史纲》指出，正是因为在基本观点上的不同，1958年中共领导人在未通知苏共领导人的情况下炮轰金门，惹恼了赫鲁晓夫，因为后者正在积极推动冷战缓和，而中共的做法无疑是在唱对台戏。同时，中国军方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美国“响尾蛇”导弹后一直拖延不给苏联，使赫鲁晓夫与苏联军方十分不满。从此苏联开始逐步收紧了在高尖端武器上对中国的援助。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上，《史纲》指出，中苏两党虽然都要求改革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但苏共领导人并不支持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来实现跃进的做法。苏共所持的怀疑态度，激怒了毛泽东。

中苏两党的矛盾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会面中得到集中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双方互不让步，都想让对方承认错误，双方为此从1960年初展开论战，争取国际共运中其他各党对自己的支持。这种对立使得两党实际上开始角逐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国际共运也因此陷于分裂。同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对两国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国内外政策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日益左转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而随着苏联逐渐转变成为敌人，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不仅进行了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更在中苏发生边境冲突后开始联美抗苏。至此，中国国内形势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因为《中苏关系史纲》有破有立，而且对中国当代史有相当深入的涉及，即便是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会觉得费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们浸染于各种原始资料长达十数年，已十分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脾气，因此书中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例如斯大林的老谋深算、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赫鲁晓夫的冲动暴躁，每每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但是由于这本书只是一本《史纲》，对许多题目不得不进行浓缩或者删减，所以让人觉得未免有些意犹未尽。

 

一：全国模范教师鼓励学生玩电脑游戏 需正确引导。

http://news.tom.com/2007-09-02/0027/65687603.html

在中国，教育二字，似乎不包括游戏与娱乐，当然不包括快乐的成份，这真是非常可怪的事。这也是中西教育的一个显著区别之一。但你只要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你就不会对教育中居然不包括快乐、游戏精神感到吃惊。教育二字在我们的语境下，其主要成份是强加与强制，四九年后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其极端做法便是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变成愚弄与改造。四九年后以降，各种运用产生了许多对人摧残性做法，为了让子女与父母划清界线，告发父母，其中专门分了一类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教育”二字，在这里的同义词不是教导化育，而是“改造”、“甄别”、“管制”、精神奴役的同义词。正是由于“教育”在四九年后被赋予的这一层新的含义，透露了四九年后所有教育的奴化、党化、改造性质，改造当然必须硬灌，改造当然必须称老师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把人当成泥团才有随意之“塑造”，把人当作一个无血无肉的机械品，才把老师比喻为“工程师”——硬灌必然无趣，必然死气沉沉，必然害怕游戏、娱乐精神，更不希望在快乐中学习。可以这样说，官方害怕娱乐、游戏（这也是广电总局停播、改播许多电视节目的内在因由，连民众庸俗的权利都被剥夺），教师不喜欢娱乐、游戏，因为老师大半无趣，加之教学压力，所以对游戏娱乐并不提倡，许多家长不知教育的本质，附和官方的愚民企图、教育奴化的本质，视自己小孩有娱乐游戏精神为大敌，从而变向地毁了自己的小孩。毁了自己小孩，还以为自己爱他，真是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我历来反对电子海洛因，反对视孩子打游戏乃至上网为猛兽的做法。孩子对网络或者游戏的沉溺，其内在原因在我们教育的沉疴难起，在于我们为人父母不能与时俱进，在于我们成人世界制定的一系列教育规则，是如何的反人性。沉溺是一种无声的控诉，是扇在成人脸上的耳光，是我们糟糕的教育必然结果。郑贤老师的做法值得我们整个社会深思。

二：教育部派员赴三地指导高校菜价。http://www.hdzxw.com/hdnews/nation/200709/281166.html

物价疯涨，底层民众受损最大，高校的学子们也是受损一个群体。最近教育部闻出了点高校菜价上涨的政治味道，于是派员去高校指导菜价这样世界教育史上的奇闻，便纷纷出笼。大家都是从计划经济过来的人，大家都深知我们目前这个二尾子经济怪胎，所以不觉得教育部关心菜价甚过教育本身之荒谬。这不是教育部这几爷子真正关心改善学生生活，也不是他们突发慈悲，要关心学生们的健康成长。而是因为高校在他们是一个“火药桶群体”，现在的学生们未必奢谈什么民主自由，但“借用”一下菜价上涨，来给官方制造点“不和谐”能力，他们还是有的。这正是教育部重视菜价上涨的真正根由，因为学生是聚体在一起的一个精力最为旺盛一个群体，而且容易达成对抗官方的利益诉求，从而显现利益上的一致。要是社会的民众也像高校这样的群体，那么我相信官方的大员一定会到居委会去指导菜价。现在许多老百姓比高校学子惨得多，但没有来给他们“指导菜价”，甚至死活也未必闻问。当然他们能来指导菜价，除了证明教育部的政治敏感度高以外，还能变向证明高校后勤社会化是一句真正的谎言。

三：联邦制药彭州污染调查。

http://paper.people.com.cn/zgjjzk/html/2007-08/27/content_18109964.htm

由于最高当轴患了狗的屁（GDP综合症和经济增长指数造假症，现在各地官方为了自己的官帽，为了增加更多的腐败机会，疯狂制造（造假和违规上马工程，包括有害工程）“狗的屁”，以使他们的“业绩”显得“辉煌灿烂”。这么多“辉煌灿烂”的“业绩”有多少是有利于民众的，有多少是给民众的生存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只要作些分开分析的话，可以大致得出不少官员，其本是“为官一任，危害一方”。厦门人民反对PX项目，有“散步”的勇敢举动，令人钦佩。但同样也算一块风水宝地的成都，近几年严重遭到践踏与污染，如都江堰的紫坪铺、杨柳铺工程，如许多人反对但却在即将上马的柏条河工程（参见敝博曾写过的一篇《谁在谋害上百万的成都人》），以及彭州八十万吨聚乙稀工程、彭州联邦制药，对本地以及成都的污染及危害，都是一场灾难。作为生活在成都人，有责任起来反对这一切。成都这十几年的城建，将成都文化破坏殆尽，这几年的乱建乱修，又污染了成都作为适宜居住城市的特质。四川省的官员们、成都市的官员们大多非本地官员，成都污染后他们不必住在成都，甚至不必住在中国，他们有寻租得来的收入，移居国外，害苦成都本地居民，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反对的。而此种情形，非独成都才有，因此有必要在全国反对毒化城市、危害乡村。

四：安徽厅级贪官涉嫌抄袭悔过书。

http://news.cjn.cn/jrjdx/200709/t467644.htm

这条新闻甫一出笼，被大家视为笑谈，其实安徽贪官冤哉枉也。正是贪官闪徒，他想说得漂亮话，减轻惩罚，他能创造性发挥吗？除非他脑袋是韭菜，于是抄袭已有定评的悔过书便为上策。想想看，中国的官僚体制岂止是悔过书才抄袭吗？全是比傻表演，下一级总是说上级的讲话“深刻”、“重要”，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怎么学习领会，就是抄袭上级的说法，略为更动几个数字，结合本地一点实际，便是传达了上级讲话。如果你不这样做，上级饶不了你，下级会告发你。所以在中国当官抄袭是惟一正确的途径，从最高当轴开始，配如此多的秘书，写发言稿开始，就使抄袭成为官僚系统的核心。中国任何一个官员，说假话大话套话废话，已成为他们的日常功夫。你想他们像国外官员一样临场发挥和演讲，是断乎不可能的，因为临时发挥有可能逸出“重要讲话”的范畴，没有谁把官帽不当回事。在这种官样文章的影响下，中国的许多领域实际上都是抄袭成风。没有创新，所谓的民族复兴，不过是专制者愚弄百姓的意淫而已。没有民主自由，官员不仅抄袭悔过书，还抄袭顾凶杀人方式，还抄袭包二奶的模式，抄袭入党申请书，抄袭窃高学历的方式，以至于无穷的抄袭遍于他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五：我国各地租房新规定引出“违背人性”争议。http://news.qq.com/a/20070907/002787.htm

别的国家是最大限度满足的需求，最大限度保障民众的利益，但在这个国家是最大限度地损害民众利益。什么是你最急需，他就压制你的需要；什么是造成生活窘困的主要因素，那么他就放大那个因素，让你更加困窘；什么是你软胁，他就捏着那个软胁，不让你过一天舒心的日子。这个“他”是什么样的人与机构呢？你一定会觉得只有黑社会与黑帮老大才有如此疯狂的举动。恭喜你，你猜错了，这个“他”便是与民众利益为敌的政府部门。民主国家为了保障低收入的家庭有住房，政府补贴廉价出租，在我们这里你合租都不行，不仅你合租不行，而且你不按作息规律的，也不能租给你。伟大的北京与上海政府争先恐后，上海的政策规定“一间房只能出租给一个家庭或一个自然人居住”，北京便上层楼，来个“五不准”，其中一条便是不能租给“违背生活作息规律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把老百姓选择生活方式、生存方式的权利挤压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到底是做什么？这是逼别人上梁山，是什么？难道这些政策制订部门是在存心拆政府的台吗？政府里的猪脑子政策越多，难道社会越加和谐吗？难道为了怕合租造成的“不稳定”（这是神经过敏，政府是最大“受迫害狂”），就使这样的“猪脑子”在整个社会流行吗？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就会作出一个比较准确的预判。

六：阆中一官员：豪华办公楼能吸引投资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7/09/03/001872445.shtml

在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眼中，现在许多官员的做法，近乎刚从精神病院出来的疯子。看官员的群丑图，真是没有最疯，只有更疯。对于上级领导，他们表演比傻装逼，没有领导的讲话是不重要；对于民众，他们欺软比狠，百姓的利益没有什么重要的。但他们为了表演自己的“政绩”，为了“招商引资”（其实是招寻租机会，引钱进自己的腰包），不惜一切手段，什么花样都玩得出来。这不，一个敢于“顶风作案”（前一段似乎在查各地的办公楼，故有此说，这完全是做秀，这件事也可以证明）的官员居然说，豪华办公楼能吸引外资。这官员为什么这样疯狂呢？那是政绩需要疯狂，官帽需要疯狂，寻租贪污需要疯狂，所以不惜说出这样疯狂的话出来。阆中的官员当然只是被拿来晾了一下的样本，事实上各地的官员大多是如此疯狂的。一个由各地疯狂的官员组成的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呢？

七：中消协呼吁通过价格听证下调电信资费。

http://tech.sina.com.cn/t/2007-08-29/07171704583.shtml

中消协的呼吁是如此的无力，是如此的没有人理睬，其原因固然在于电信的垄断，更深层的原因在管理电信的政府部门的垄断，最深层的原因当然是掌管电信这个垄断集团的，就是更大的作为政治垄断集团的政府。如果政府作为政体是垄断的，他要以所为事关国计民生来保护电信的垄断，你十几亿中国人中有哪怕有十亿人反对，哪怕你中消协能代表广大消费的诉求，他又怎么能理睬你呢？你用十亿人的大数来说这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电信应该降价，他会降价吗？他会开恩吗？电信不会，政府更不会。因为民众利益在他们眼中，只是方便剥夺他人利益的说辞，你真要拿此来争取自己的利益，那便是不稳定因素，他们要坚决拒绝，乃至弹压。

2007年9月10日9：43分于成都

 

9·11这天，广州一家日报有则《李肇星写信感谢为其诗作谱曲的民间作曲家》的报道，我是看了新闻提要才翻去看稀奇的。提要是“我拿到书的时候，整个人都呆了！”成语有“受宠若惊”，这位比退休外长李肇星还大3岁的七旬长者，却更上层楼，是“受宠而惊(呆)”。那内文通篇够肉麻的：“……激动地对记者说……惊喜地收到了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诗歌集并附有亲笔感谢信……见到记者，黎老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大信封……黎老高兴得手舞足蹈。在收到诗集后，黎老晚上激动得睡不着觉。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诗集里的诗全部通读了一遍。然后精心挑选了其中的11首来谱曲。从收到信的8月19日到9月8日，黎老一共完成了12首‘外交家的情怀交响诗’的组曲……”考虑到作曲家是一位长者，俺不好意思说太刻薄的话，只说：一个退休的前外交部长给您“亲笔”回个信，怎么就感动得这般不成体统——“外交家”的高帽子岂是您有权赠封的？1949年以来担任中国外交部长的多了，还没人封“家”呢，谁都不过是执行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而已；中国有外交的150多年来，没有多少争论、勉强可称职业外交家的也就顾维钧一人！

作曲家为何这般失态(他和记者自然认为是正态、常态)？只因他的官贵民贱思想太根深蒂固了。瞧，他说：“我只不过是广州的一个平民作曲家，能收到外长的回复，真的很感动。”我们当然不能指望音乐家都像贝多芬一样有在王侯面前昂首而过的傲骨，但这在官员面前的媚骨也太露骨了吧？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当今的社会风气如此。崇官宠官搞得教育部的副部长前几天也开腔批大学校园里的“官本位”了。昨天看到一篇《井下求生记》的采访。在北京房山区金鸡台村煤窑塌方被放弃救援后，自己挖洞逃生的两名矿工之一孟宪臣的弟弟孟宪军，当初在救援现场。他说：“晚上8点多，领导来了，当官的那真有派头呀，穿鞋都得有人给他穿。我亲眼看着有人给他穿鞋呢！把皮鞋取了(怕有灰尘)，那个人拿旅游鞋给他换上。然后给领导‘设座’……”这是一个农民眼里看到的官派。10多年前，我在“北方”作为报社评论员参加市里“两会”，亲眼看到市委书记到我所在的那个小组时，一个比他个子还高的青年男子跟在他身后，像个小太监一样帮他夹着小公文包捧着茶杯。不久前，网民不是还在“晒”给视察的长官撑伞的照片吗？

这样崇官宠官是双重的耻辱。

从中国传统来讲，媚权崇官是士林之耻。中国先贤崇敬的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经》)，是“从道不从君”(《荀子》)，是“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帝王虽贵为“天子”、发的是“圣旨”，可是从来没有实行“君(领袖)师(导师)合一”、政教合一，而士子们却以续“道统”、做“王者师”为志。古代中国从不承认“官大学问大”、“官大真理多”的潜规则；用明人李贽的话说，若认了官大学问大，身为平民的孔孟就没有开口的份了！——如今却有作曲家因为自己是“平民”，就觉得一个退休高官来封信是好大的恩德，这境界实在有愧于先贤。

从现代公民意识来讲，就更不应该崇官宠官了。现代公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具有平等意识，所谓职务有高低之分(只是社会分工或个人偏好不同)，人格无贵贱之别。前些天，小布什到一军事基地视察，与士兵们一起共进自助早餐，一样排队，排在女兵之后，让他排男兵之前就是给他这位年长的客人特别优待了。看画面，那些一起排队的士兵，好像总统不在场一样。至于他坐专机什么的，那是与总统职务连在一起的，谁在位都一样；反之，退位了就是平民。

现代公民意识的另一个方面是对政治人物(更准确地说，是对政治权力)的警惕和监督。其表现为越是政治人物越是“大人物”，受到的批评、挑剔、讽刺越多。这跟“仇官”、“煽动”之类无关，就是为了“驯服权力”，让掌权者“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权为民所用”。我们这一代很多人跟那位作曲家一样有过对政治人物的崇拜，应该从那样的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

本文结语是：给文体明星当“粉丝”未尝不可，弄得像杨丽娟那样走火入魔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给官员当粉丝却是必须慎之又慎的事，私下有谁要当我们管不着，作为社会舆论则不可容忍。

《武林外传》群星

作者：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武林外传》总算是在争吵和唾骂中逐步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这是我们社会中用对话来交流不同意见的精神在发扬光大，它带来的是多元艺术趣味和讲究宽容的文化

8月25日，由政府主办的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颁发，《武林外传》获得优秀电视剧奖。这部情景喜剧将武侠文化的调侃与美国情景喜剧的形态嫁接，将颇有功力的性格化描写与香港无厘头喜剧式的台词巧妙融合，让幽默的方言与英语朗诵的莎士比亚台词作出了顺畅而自由的过渡。自2005年播出开始，这部戏就一直伴随着纷繁的议论和大相径庭的褒贬。其间，还一度传出政府部门批评它“恶搞”，甚至要出手压制的风声。最终，它在大众追捧和备受争议之后也得到了政府奖的肯定，这构成了一个十分有意味的文化事件。

有记者曾经报道一位著名言情电视剧导演的看法:“《武林外传》有些庸俗，没有精神上的追求，它只能逗乐”“如果荧屏上都是这类作品，观众的胃口就会被搞坏。”本片编剧宁财神的回答似乎有点半带讽刺，半是陈述事实：“对这部电视剧，上了年纪的人确实有点不太喜欢。”而有一位网友的言论才叫一剑封喉，他这样认为：“《武林外传》无疑是恶搞的经典力作……原来正邪两立的文化人格被否定，权威遭到批判，小人却彰显可爱。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没有圣人，没有权威的年代是可怕的。希望一部反恶搞法早日制订。”这话听来，让人冷汗如雨。

幸而，从日前的颁奖和其后的反应看来，《武林外传》总算是在争吵和唾骂中逐步得到了多方面的认可，这是我们社会中用对话来交流不同意见的精神在发扬光大，它带来的是多元艺术趣味和讲究宽容的文化。

由《武林外传》的起伏经历，我们可以再次思考一个道理，如何对待艺术上的先锋或者思想上的边缘甚至异端。今天的主流，曾几何时都可能是惊世骇俗的边缘甚至是异端。在《茶馆》表现的戊戌年间，说大清国要亡，是要掉脑袋的；在此前不算太遥远的时期，同性朋友之间要是有了爱情还归公安局管理。许多艺术开拓的创意火花在开始根本就看不出是标新立异二月花还是毒蘑菇，它们往往会显得惊世骇俗，往往让许多惰性的眼光觉得应该非礼莫视，让许多坚硬的头脑怒发冲冠。

想当年，李谷一的气声唱法一时间吓得她多少同行花容失色，其实那只不过是稍微向邓丽君学习了些许甜美的唱法。上个世纪初，马赛尔·杜尚给《蒙娜丽莎》画像添了三撇小胡子，那确实有佛头着粪之嫌，但他此举所发散的艺术创新的火花却一直烛照着后世的艺术家和精神的探索者。周星驰刚进大陆的时候，他的天才幽默也曾经被视为“恶搞”和“无厘头”，视为文化上的低端产品和劣质等外品。

看到《武林外传》吸收了周星驰和王朔等人的文化营养，制造了新的笑声和幽默，我欣慰于我们的社会整体上更加懂得宽容，得意于我们因为勤于思考和勇于对话而带来了文化上一点小小的形态丰富和观念进步。我们也应当额手称庆，没有把《武林外传》这枝有些异样的花朵给一刀剪掉。要想艺术繁荣，要提高文化竞争力，想听到美妙的和声，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众声喧哗、色彩斑斓的话语空间，要有一个香花、野草遍地、毒树歪枝丛生的大林莽，众人皆言，乃为“谐”也。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武林外传》还有些不满足，它的幽默还不如周星驰那样随意和信手拈来，它还不像许多香港导演那样在黑色中也能挑起笑声，它在肆意笑闹的时候还得不时惦记着向教化文艺观抛送媚眼；但是，它通过对话和争论在大陆文化中创造、传播了一种新的幽默感和喜剧精神，这是此剧最可贵、最难得的贡献。幽默感和喜剧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层次的重要指标，不管是对个人还是对一个民族，说他没有幽默感都是一个很有伤害性、很让人丢脸的评价。

我认为，《武林外传》的创作、播出、讨论和最终被认可是我们文化上的亮色。在英国学者威廉姆斯看来，“文化霸权”必得是在对话、交流中形成的，它是通过艺术趣味碰撞和价值观的妥协、融合，通过彼此间的吸收和软化而形成的。

 

主流意识形态定义下的中国现当代历史是被严重扭曲的，凭借主旋律的高分贝扩音器，这种扭曲的“历史”在一般民众心目中塑造出一个个当代“创世纪神话”，久久地毒害中国人的心灵，而事实却隐没在政治需要的背后，无法得以清晰显现。

今年是两位中共“战神”的百年诞辰，中央军委按照去世大将的级别为粟裕诞辰召开了座谈会，林彪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官方展览上。于是，两颗中共历史上最璀璨的将星再次引起人们关注。

中共历史上战将如云，可以称得上“战神”的，大概只有林彪、粟裕等很少几个人，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基层混起，官至高位，但遭受批判后，其军史地位又长期被有意淡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中共军史分为三个阶段：1927年8月日到抗战爆发前的武装割据时期，虽一度发展迅猛，但最终兵败逃窜，长征结束后只剩几万人，败军不可言勇，自然无战神可言；抗战时期，一分抗战二分摩擦七分发展，没与日本人打过什么硬仗，八年“战史”中空白比比皆是；全面内战（官方称之为解放战争或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短短三年时间，被蒋介石称为“共匪”的这支部队，竟干净利索地把占据优势的蒋介石一气赶到台湾，可以说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三年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胜利，结果是一个共产中国的诞生。在这个阶段，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军事将领，其中，林彪与粟裕可谓最具传奇性的（当然，二人也同样喜欢采用人海战术，毫不顾惜士兵生命，以大量士兵的躯体为代价换取战斗胜利），谓之“战神”并不为过。

三年内战时期，林彪与粟裕分别统帅四野、三野，其实力和战绩远非彭德怀与贺龙领导的一野、刘伯承与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可以比拟。与三野、四野相比，除了战争的最后扫尾阶段，一野、二野可以说战绩平平，乏善可称，而华北野战军更因表现平庸，大部分兵力被中共中央直接送给了一野，连“五野”的名号都没捞到。

粟裕的战功，由毛泽东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上的做法可见一斑：毛泽东自然是第一个铲土的人，他起身时，拉上了朱德，忽又迈过许多人，拉上粟裕，三人一同走上前去为纪念碑铲土。

中共建国初期，粟裕曾有常胜将军的称号，这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实际上粟裕在孟良崮战役后的分兵作战阶段，有过临朐、南麻、土山集等战役的失败，过江之后，也有过上海月浦之战的轻敌失利，但刘伯承对他的评价可算中肯，刘伯承认为：“粟裕是我军最优秀的将领”，原话中并没未带有如今的尾巴——“之一”，林彪也说：“粟裕打仗真行，他打的仗我都不敢下决心。”

刘伯承的评价如果放到今天，自然会引起一场“林粉”与“粟粉”间的口水战，事实上，如果一定要在林彪和粟裕之间分个高下，将永无结果，除非要他们分别带兵打上一仗才能解决问题。林彪本人倒是谦虚：“南昌起义之后，从南征路上开始，及至井冈山时期，就数我们两个打得好。”应该说，三年内战之前，林彪的表现非粟裕可比，林彪1925年8月入黄埔军校，粟裕1927年上半年才开始接触军事，南昌暴动时，林彪任排长，粟裕任班长。林彪在1932年起担任红军主力军团第一军团的军团长，粟裕在这一年只是个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林彪指挥的平型关战役被夸大宣传，成为中外知名的军事将领，而在这时候，作为中共中央故意丢给国民党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一员，粟裕在部队被打垮后侥幸逃生，在闽浙一带从事艰难的游击战。

三年内战时期，林彪一开始就接受了苏军转交的投降日军武器，又有苏联和朝鲜的后勤保障，而华东野战军处在离国民党中心最近的区域，生存环境险恶，缺少武器装备，对当时的粟裕来说，仅仅打胜仗是不够的，他必须做到以战养战，也就是说靠不停地打胜仗从国民党部队手中缴获武器和军用物资（同样重要的是抓获俘虏）才能存在下去。

粟裕的传奇性就在这里，靠着一次次的胜利和缴获，他给蒋介石戴上一顶“运输大队长”的帽子，而他所指挥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洛阳战役、遂西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都是军事史上浓墨重彩的经典案例。

作为基层指挥员，粟裕和林彪在红军时期都是作战十分勇敢的，粟裕曾四次负伤，体内留有三块炮弹皮，直到死后火化才被发现。头部的伤痛一直影响粟裕的健康，三年内战中的几次战役，他必须将铝制的散热器戴在头上以降低头疼欲裂的痛苦才能实施指挥。如果不是因为伤病折磨，他很可能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第一司令员人选。

粟裕为人低调，两次让司令和一次传说中让元帅的表现说明他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地位，而且在二十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未动摇过对“革命”的信心，即使身负重伤，枪都被逃跑的排长拿走了，还坚持寻找中共部队，可以说，年轻的粟裕完全是中共“革命思想”教育出的新一代军人，他为人谨慎、作风正派，履历清白，且没有一般军人的粗鲁作风，也没有强烈的权力欲，对敌人阴狠，对党内同志宽厚，算是一个老好人，可这样一个功勋将领，却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遭受批判，至死未获平反，充分显示了专制政治的残酷无情。

粟裕时任军委总参谋长，对他的指责是“教条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现在评判这桩公案的资料条件尚不完全具备，但至少可以断定有这样几条：

一，毛泽东“军事思想”与军队正规化、现代化之间的深层冲突。粟裕是一个军事将领，注重军队实力和作战谋略，而对空泛的思想政治工作兴趣不大。现实的军事斗争与党权控制军权的矛盾是必然存在的，据说二野打胜仗后，政委邓小平会高调宣称“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刘伯承则反唇相讥：“打胜仗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胜利，那么打了败仗是不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辉煌失败？”作为职业军人，粟裕注重对现代战争条件变化与规律的研究，注重对国外军事成果的吸收，这对制造毛泽东思想“精神原子弹”是有妨碍的（刘伯承的“教条主义”，也大致由此而来）；

二，粟裕和彭德怀、黄克诚的冲突是中共权力系统职责不明的必然结果，而职责不明的背后，则是毛泽东绝对控制军队的需要；

三，粟裕与聂荣臻的矛盾，除了山头的既有矛盾外，更是毛泽东有意挑拨的结果；

四，陈毅与粟裕表面一体的形象背后，存在微妙的冲突；

五，粟裕与邓小平的关系内在紧张，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1958年，粟裕受到批判后不久便失去了总参谋长的身份，被贬到军事科学院做了副院长，并被邓小平警告不得再接触部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重新恢复权力后，在胡耀邦的推动下，老干部纷纷获得平反。叶剑英是推动粟裕平反的最初力量，“关于你1958年的问题，也该解决一下了。这件事我向小平同志说过，他也点了头。你给中央写个报告吧。”此前，陈云也曾当面指示粟裕，在适当的时候，在党的的会议上，把1958年这件事说一下。

可是，粟裕的平反问题显然遇到了麻烦，按照杨尚昆的说法，就是得罪了两个半元帅（杨尚昆是比较积极推动粟裕平反的，可他的权力显然不够大）。但事情似乎并不这么简单。聂荣臻在粟裕平反问题上的态度显示他和粟裕结怨太深，作为原晋察冀军区和华北野战军司令员，聂荣臻的态度甚至对时任总书记的老部下胡耀邦都可能有所影响，华北野战军山头在建国后借助地利之便，一直是实权干部的摇篮。

但无论聂还是胡，都不是军中最后一锤定音的人，最终的决定权在邓小平手里。

邓小平作为中共第二代掌门人，重新上台后不久便发现，如果要把共产党这块招牌打下去，就不能不在意毛泽东的形象，于是他很快走出对毛泽东的个人仇怨，反以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身份自居，同时他也意识到，对毛泽东时代的清算最终会算到他个人头上，虽然他在文革中成为一个受害者，但建国以后十七年的历次政治运动，他经常作为一个高级打手而助纣为虐，对毛泽东的彻底清算可能演化为对他个人的清算，毕竟他没有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的勇气，于是，无论“反右”运动，还是在刘伯承、粟裕的平反问题上，他都不再是一个积极因素，更不用谈林彪和高岗案了。

邓小平和粟裕历史上并无深交，而且在邓小平心中可能还有一些“瑜亮情结”，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的总指挥问题是个麻烦。由小淮海战役到大淮海战役的战略思想转变无疑是来自粟裕的，为了寻求各方对打大淮海战役的支持，粟裕向中央发电要求“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军委第二天就批复同意，于是，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但邓陈刘对于战役并无信心，而且对粟裕过大的胃口不满，害怕承担责任，于是借口通讯联络困难，要求中央直接与粟裕联系，“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整个淮海战役期间，邓陈刘只使用中野，而不曾使用总前委名义发布电文，直到渡江战役局势已定，才开始使用总前委名号，但仍是一个空壳，这就象陈毅继续兼任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是个摆设一样。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所以直到六十年代，毛泽东仍多次称淮海战役是粟裕指挥的。

华东野战军成立后，毛泽东曾明确指示“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如果不是充分了解粟裕的能力，绝不会做这样的指示，在淮海战役这种事关全局的战役中，他当然不会将指挥权交给他并不看好的陈毅，往来电文足以显示淮海战役的实际指挥者是毛泽东和粟裕。

事实上，以当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的实力对比，毛也不可能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指挥权交给刘、邓。豫东战役中阻击胡琏兵团的战绩已显示中原野战军实力与华东野战军不在同一水平上。无论淮海战役还是渡江战役，粟裕的华野（后称三野）指挥部才是共军一方的真正首脑机关，直到渡江战役，华野指挥部与总前委指挥部还是分开的，渡江战役的总前委指挥部在安徽肥东，而粟裕的三野指挥部则在江苏泰州。

陈毅当时以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华东局副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实际却成了一个闲人，这种安排除了毛泽东让粟裕放手指挥华东野战军的考虑外，还因为陈毅与刘伯承、邓小平关系都不错，可起到调节刘邓关系的作用，当时的刘邓关系十分紧张。

以实力强大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实力较弱的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对陈毅来说，无疑是很难堪的，而粟裕因为谦虚的性格和战争的需要，主动放弃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职务，使他在党内地位受到影响，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指挥军队的权力。

获胜之后，邓小平对他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的身份显然十分看重，毕竟淮海战役不只是对国民党的关键性一战，更是世界军事史上浓重的一笔，国际军事研究领域对淮海战役的重视程度远超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89年，毛泽东和粟裕都不在了，邓终于可以对编写二野战史的老同志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以当时的至尊身份，邓这么做可以说很不光彩，也很不明智，事实不会由于他的一言九鼎而改变。不过，从中可以看出邓与粟裕长期以来的隐性竞争关系。

于是，在邓小平和粟裕之间，淮海、渡江两战役的总指挥权归属就成了一个问题，从邓小平1989年的谈话看，他是非常在意两场战役的NO.1身份的，而粟裕也很识趣，其《战争回忆录》在淮海战役面前留下空白。我们可以假设：粟裕如果在八十年代初获得平反，那么，邓贪功的困难就很大了，林彪已死，粟裕如获彻底平反，是否会成为军内偶像，也未可知，1979年，粟裕曾经在军事学院和中央党校作了题为《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作战方法几个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引起强烈反响，粟裕并发表一系列文章，他的思想与当时军中占主流地位的军事思想明显不一致，具备相当的超前性和预见性，受到军内极大关注，显示粟裕作为一个军事家和战略家的潜在影响力，如果粟裕字此时获得平反，他很可能分掉邓的相当一部分军队资源，所以，邓对于粟裕的平反，不可能具有积极性，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抵触的，至于聂荣臻、谭政就更不用说了。而叶剑英此时说话已逐渐失去分量。

另外，邓小平还是1958年中央反教条主义小组的组长，如同“反右”问题上非要留个尾巴上的苦衷，邓小平自身在粟裕问题上也背着历史包袱。和粟裕一样，刘伯承生前也没有等到平反的结论，但刘伯承比粟裕聪明，他干脆就没有要求过平反，和他一起挨过批的李达、肖克给邓写信要求平反，刘伯承直接拒绝：“我一不签字，二不指望活着得到平反，你们是蚊子钉菩萨，找错了人！”

在这一点上粟裕不如刘伯承清醒，他是个天才的军人，一直希望有重新带兵的机会，自1958年起，这个整整打了22年仗的军人，除了1965年至1970年间在林彪的关照下跑了几趟部队，他就象一条离了水的鱼，生活在失落和郁闷之中，看到自己的老部下许世友指挥“对越自卫还击战”而且打得那么臭，自己却只能作壁上观，可以想象粟裕心里是什么滋味。

事实上，邓小平对粟裕的冷淡，更甚于毛泽东。毛泽东一直没有彻底打倒粟裕，他对粟裕的军事才华是很欣赏的，粟裕虽在1958年受批判，但他一直担任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其后的毛泽东时代中，也不曾再受其它批判，从毛泽东与林彪的谈话中，可知他是有战时起用粟裕的打算的，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发明人，毛泽东本人清楚：战事一起，他的思想不仅顶不了原子弹，甚至顶不上一颗子弹。

但邓小平却不会给粟裕这样的机会。战功不仅不是粟裕平反的资本，反而成为他的累赘。以毛泽东对将领的驾御手腕，以毛粟地位之悬殊，对粟裕自不必有“功高盖主”的担心，适当敲打一下就行了，但粟裕在战争中的卓越表现，却让太多的人心生嫉妒，陈赓曾对粟裕说：“古往今来，两种人最危险，一是功劳太大的人，一是不去迎合上司的人，你老兄这两样一样都不少，能不被整吗？”

总之，在当年的平庸军事同僚兼聪明政客手里，粟裕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也就是说，粟裕的平反问题，根本不可能列入最高统治者的工作日程，对叶剑英的点头，不过是礼节性的应付而已。

当然，如今继续纠缠于粟裕平反的枝节问题已无必要，教条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两条指责与粟裕根本就是不靠边的：教条主义者怎么可能具有如此精妙想象力和的战争谋略？极端个人主义者怎么可能两让司令？

事实上，“主义”之争往往是派系斗争的借口，“批判”和“平反”都无事实标准。江泽民时代开始后，华野根底的人气飙升，粟裕在华野的参谋长张震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这时候，平反问题便不再存有阻力，迟来的正义降临于粟裕去世十年之后。可是，为了争取给粟裕平反，粟裕夫人楚青几乎成上访专业户，这时已经弄得很多人感到不快了。

而且，即使在1994年平反之后，中共对粟裕在三年内战中的实际作用仍没有足够正视。如实还原粟裕的战功将使很多后来的权势人物难堪，更重要的是，军史需要重写，即使站在中共的立场上，没有林彪和粟裕的三年内战也是毫无精彩可言的，但是，还林彪与粟裕以真实面貌，将证明以前宣传的内容有太多的谎言。因此，已被平反的大将粟裕的光彩仍被遮蔽，这样的“平反”是很空洞无聊的。平反用了四十多年，承认历史事实却更为艰难，对粟裕来说，这同样可悲。

掩盖历史的问题还表现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资料长期不被解密，我们不知各方在会议上究竟有如何表演，毛、邓、彭、陈、聂等人在批判粟裕问题上所起的作用也无定论，比如说，陈毅为何会给老战友粟裕一个“阴”的评价，至今不得而知。探询真相仍然是困难的。中共的保密制度之严格，实在令人感叹，据说直到丢掉整个大陆，台湾方面才知道华野是由粟裕实际指挥的，此前他们一直以为系由陈毅指挥，因而对共军战略多有轻视。

或许，真正给粟裕平反的不是中央军委，而是民间军史爱好者。粟裕与他打出来的天下之间，将长期存在一种尴尬的关系。随着“林粉”与“粟粉”队伍的扩大，粟裕的军事才华与战绩开始被重新发掘。尽管在1989年之后，这支军队已经丧失了它的荣誉，但作为职业军人，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粟裕的军事地位应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可与评价。毕竟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不过，民间研究可不存在为尊者讳的问题，粟裕的卓越才华和辉煌战功被承认的同时，战争的另外一面也会被展现。长期以来，内战被渲染成一场解放战争，战争本身的极端残酷性却被漠视，同时，中共军队内部的真实情况也被掩盖，共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和内斗、对民力的过分使用、对士兵和民众的欺骗、共军一方的真实伤亡、杀戮的随意性等等，都被刻意淡化。这些也同样需要历史的还原。早在六十年前，林彪、粟裕部队的人海战术就广受外界指责，刘邓的二野战斗力不如三野，但在爱惜士兵生命这一点上，却优于三野、四野。

大概是作为未能在生前平反的补偿，1984年之后，粟裕长子粟戎生很快获得提升，1985年，担任师长不过一年的粟戎生更因高层指示，被火线提拔担任了67军参谋长，但他不惜代价拿下211高地的做法造成了5•31的惨败，使其差点死于愤怒的士兵枪口之下。5•31战役的失败显示粟戎生与粟裕一样，视士兵生命如草芥，如果粟裕在世，不知又做何想？
 
在我的老家沂蒙山区，有许多三野、四野部队的老兵，他们为战争付出了青春与健康，遍体伤疤，晚年却不能享受政府的任何关照，更多的士兵死了，他们的后代（如果留下了后代的话）竟从来不曾享受烈属的待遇，如今，华野的代司令粟裕好歹已经获得平反，这些山野小民又能去哪里寻求公道？

古人云：一将功成万骨枯。信然。100年前，粟裕和林彪诞生在一个即将展开血肉拼杀的中国，他们是为专那个时代而生的，他们书写了上个世纪军事史上的神话，但是，我宁愿上一个世纪的中国不曾诞生这样的军事天才，让几代中国人可以少承受一些苦难！

引言：东德教训与个人的“奥运态度”

不管奥运政治化问题被各种力量赋予何种解释，大规模体育活动始终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就中国经验看，从古代贵族射礼的集会与礼让之风（最初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到毛泽东时代的乒乓外交（有歌曰“小小银球连四海，乒坛友谊花盛开”），乃至于第十一届亚运会上不伦不类的中国版门罗主义表现，无不是之。

极权主义国家或半开放国家对奥运的政治期望更多：一方面，利用有效的资源动员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外示国威；另一方面，尽管力求政治封闭（或有控制的次序开放），但是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仍是有必要的，至少来说能够满足“塔顶精英”的政治表现欲。东德时代奥运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龙应台女士《这个动荡的世界》一书（文集）记录了她的一个采访：一位与大哲学家同姓的尼采先生（某机械厂的管理人员，知识分子），对前东德的体育设施的匮乏状况进行严厉批判，他说：“我们东德不是老得奥林匹克各种冠军吗？可是呀，全民性的运动设施却少得可怜。这里（指接受采访地点，西德），我们注意到每个小村小镇都有游泳池、网球场等等；我（在东德）住的村子有将近一万人口，什么都没有。”尼采的批判实质上涉及到了大规模体育活动作为国家的形象工程，与开放性体育（设施）的矛盾。

开放性体育，至少应具有两大特征：其一，由公共支出提供的固定的体育场地、器材，其特征是恒定性不受外界（如经济形势）的影响；其二，这样的设施是完全免费的，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或许允许辅助商业存在——如泳衣的销售、饮料的有偿供给，等。依个人经验而论，开放性体育的匮乏一直是作为一个“制度特征”而存在的，不得不采取一些个人补偿措施，如将足球爱好转变为单人跳绳或骑自行车的无固定路线的锻炼。因为小城市的学校足球场是排他性的，而本来就破败不堪的唯一公共足球又成了工程存料场。

其他更具体的描述，将在正文中涉及。

顺便一说的是，我个人对中国2008年的奥运会是持有积极性政治态度的，比如：由于国际采访的放宽，进而带来国内新闻业的大幅度开放，甚至允许私人资本开办媒体，特别是进入传统的报纸行业；为了表示政治上的渐序开放，应当在奥运会前释放全部在押异见者；还有，借奥运成功之机，全面解决开放性体育匮乏的现状。

第三项即开放性体育匮乏是本报告的关注之所在。

一、实证对象选择：以小城市为例

我所生活的小城市泊头市（县级），约有总人口60万，城区（规划内）居民约为12万。北距天津160公里，距北京300公里，东距正在开发的黄骅港100公里；由于历史上是运河码头之一，商业传统较重（至今尚能辐射临近的南皮与东光、吴桥三县），并成为华北地区少有的与华南大城市（如广州）有密切、固定商业联系的小城市，此盖因盛产鸭梨之故。小城市文化氛围较为浓重，著名的民国期间省主九师（现称师范学校）仍在，市内还有十余家书店与书画店。

相对于小城的商业繁华与文化氛围，开放性体育却匮乏得可怜。市内开放性体育供给只有一个叫“体育场”的地方。长期以来，只有一个足球场地（没有球门、网配置），兼作田径赛场；体育场内有三个相连的篮球场地（水泥地面）；室内运动只有一项，即“国球”乒乓球室。

以上三项运动场地所需要的辅助活动工具，如足球、篮球、乒乓球及拍子均须活动者自备。

另有一处健身型公共活动场所是由一家赢利可观的酒厂提供的，以其商标命名为“三井广场”。其设施相当于大城市（如北京）居民小区的健身配套水平。但在白天兼有汽车停放功能，且由于地处闹市，空气质量很差；在晚间，则成为商业（地摊）场所，有儿童游乐项目（如充气包式的城堡）。

该城市有一处半开放性游泳馆，曾中断过三年之久的营业。现由私人承包，门票5元。由于是露天场馆，无法提供冬季服务。

二、体育场扩建，公共开放体育停摆

目前，小城市的唯一体育场正在扩建，工程的名字叫“泊头市文体艺术中心”。项目进行已近一年的时间，足球场地堆满了沙石材料，篮球场则被占为工程配电区并放置了相当数量建筑辅件，乒乓球室驻进了建筑工程人员。到目前绝大多数市民不知道这个工程完成后，是纯粹开放性的，还是如半开放性游泳馆那样，要收取不算低的费用。

以篮球场为例，在未被占用以前，每天均有10至30人来此进行“个体锻炼”或随机的比赛活动。虽然说，篮球架子已很破旧，如篮版的板条缺断、栏圈水平位置破坏，甚至没有栏网，但每年总能为四千至一万人（次）提供服务。当然，面对开放性体育的缺乏，一些本该由它提供的服务逐渐个人化，其表现有三：

一是，相对富裕阶层，自购室内器材，如跑步机。初步调查，能够享受私人室内自备体育的人数不足三百人，即不到城区居民的1 /400。

二是，转向休闲式健康维护，如按摩、洗脚（足疗）、桑拿，其中不乏性服务。在把性服务“中性化”之后，观察者仍不难看到开放性体育的匮乏实际上促进了性产业（地下化）的繁荣。

三是，在“全民搓麻”的不良文化传统复兴之后，大量的中老年人的健康受到了严重威胁。在笔者走访的10家“中老年娱乐活动室”（即私人麻将馆），有156位参与（星期六下午3点至6点）麻将活动的人中年龄约在45以上、60以下者占到1/3。麻将馆空气质量非常差，除人体排出气味外，被动吸烟成了“小环境公害”。并且，长时间搓麻不仅全失体育运动的本质，而且还会诱发严重的颈椎病、心脏病等。

初步估计，每天参与搓麻活动的中老年人（次）应在1000以上，占到城市人口1/120，是拥有私人健身室人数的3.3倍。

与中老年专用的开放性体育的缺乏相关，使用商业方面提供开放体育（设施）的中老年人多半为“有病之身”，换言之，坚持活动的多数是在“康复压力”下进行的。在高污染的环境中，一位年过60的老人抵抗了脑栓塞病的复发，但是其代价之一就是要牺牲肺健康。

三、农村，“体育”让人很陌生

农村也是中国式休闲（搓麻）的“繁荣昌盛”广阔天地。公平地说，农村遍有麻将之乐而不再受治安机关的处罚，也是中国人权进步的表现之一。但是，在另一方面，随着毛的“发展体育，增强人民体质”口号的彻底失效，农村在邓的小康意识指导下，已经没有人再对“体育”一词感兴趣。为此，我走访了自己老家——距市区60华里的自然村集合体——徐屯。就不用说1970年代的公共篮球场（唯一的开放性体育设施）早已为私人住宅所占，就是民国初期建成的小学里也没有专用的体育场地。除了一块凸凹不平的篮球场地外，没有乒乓球室，也没有本该有的足球场地，以及单双杠之类的设施。

赢利性的体育设施有之，那就是数家台球厅。年轻人们台球厅里边消闲也赌钱（小额），比如15个美式花球按随机方法分成三组（每组5个），先打完的一组为胜，桌面上余下另两方的球数则计算成该输掉的现金。一个球计筹最低一元，最高五元。这种活动通俗地叫做“宰球”。农村的台球厅也如城市麻将馆一样，空气极为污浊，人体排出气味与吸烟者吐出的残雾充斥着房间。

在没有开放性体育的农村，除了带有赌博性质的“宰球”外，年轻人的自发体育活动就是“追兔子”——带上自养的并不名贵的猎狗（或许叫“串子”），去田野奔驰。但是，这种运动不但参与者少，而且也受到季节限制，即在秋末冬初时间，到第二年初春。以样本统计而论，“宰球”与“追兔子”的人群几乎没有中老年人，也就是说农村的中老年人全部被排斥在了体育运动之外。搓麻，仍是他们的被动选择。

我们不能想象这个状况的后果，但以国家形象工程出现的“奥运精神”实在是与众多的农村人口无关。既便我们把那些“宰球”运动者与“追兔子”的运动者当作必要的统计对象，他们占到农村人口的数量仍难达到1%的水平。

在徐屯，有4000多农村居民，省级公路从村边穿过，路边上的两家农家饭店火爆异常。路边地皮到了两万块钱一亩的样子。在村中央，包括被出卖给私人的供销社分店在内的各式商店，已有六家之多，从一般副食到电扇、液化气炉子，大都包罗。但是，你要是想买一只篮球，店主会告知你：“等半天，有往市里进货的车，给你捎回来。”我问过一位经营有方的店主，为什么羽毛球拍的外包装上满是尘土，他说：“前五六年时，过年（春节），有从大城市回来人的人家，兴许买上一副。这两年，过年也没人买了。”情况确乎如此，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原来，在农村还和家人们打打羽毛，而后麻将盛行之后，没人再愿从事这项最简单的运动——它不需要乒乓球的桌面、篮球的架子、足球的平坦场地。回乡过年的人们，我成了唯一还保留传统运动习惯的人——骑赛车（自行车之一种）成了“村里的风景线”。

结语：道德化比政治化更重要

中国的“奥运精神”是缺乏道德基础的，开放性体育的匮乏就是其真实的写照。与我们称为“人民公仆”的那个群体每年4000多亿的额外挥霍相比，小城市及农村的开放体育的匮乏，不仅让政治蒙羞，也让道德蒙羞。我们尚不能先入为主地说“奥运精神”不会转化为开放性体育的大发展，但是，至少来说，今日的“奥运精神”还停留在满足“塔顶精英”表现欲的水平上。当王歧山们与罗格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全球注目”倒计时仪式时，他们算过这样的一笔帐吗：1.全国生活在小城市（镇）的人口应不少于两亿，这两亿人口还要忍受开放性体育匮乏以多长时间？2.全国按14亿实际人口计，至少70%长期生活在农村，即近十亿的人早已与“体育”相别他路。一个与多数人无关的活动在这个国家举行，其道德基础何在？

如果说奥运一定去政治化的话，那么首先它得完成道德化，即补上开放性体育匮乏的旧帐。问题就这么简单！

 

五、古代直接民主没能稳定存在下来的原因。

《论人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