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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限通路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竞争，只是竞争方式不同，而且竞争受到限制。开放通路社会减少或消除了暴力方式的竞争。在“自然国家”里，暴力经常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竞争的形式。同时，诺斯并不认为所有存在民主与选举的国家就是开放通路社会。开放通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任何组织的进入通路都是开放的，同时存在许多大型的、复杂的、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它们彼此之间能有效竞争。

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于2007年7月12日访问清华经管学院，并作了题为“人类历史与制度变迁”的主旨演讲。演讲结束后，诺斯教授与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就经济学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座谈。与会的经济学家包括清华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教授、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及金融系主任李稻葵教授、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教授、人力资源与组织行为系王一江教授、经济系访问教授李宏斌教授，以及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杨涛教授、北大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北大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林双林教授，这场高端对话可谓是中西方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下文为《经济观察报》对本次活动的报道。

开放通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任何组织的进入通路都是开放的，同时存在许多大型的、复杂的、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它们彼此之间能有效竞争。

以87岁高龄来到中国访问的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 North），无疑是现今西方制度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他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同为美国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大师，于1993年与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l）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长期以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产权、交易费用、经济组织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作为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长期以来诺斯一直认为，目前西方的经济学的主流派别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于解释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助力不大。因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前提，是对国家和政治做了一些过于极端的假设：既存的可持续性竞争、通路开放、产权存在并得到保障、不使用暴力来分配资源、既存的社会秩序。但是这里的问题是，若无相应的开放政治秩序，一个稳定的私有产权和法治的经济秩序则无以维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政治秩序作为了一种预设的前提而非研究对象。因此，诺斯作为一位经济史学家，试图以一种贯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统一模式来解释发展问题。正因为此，诺斯的观点在正处于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很受瞩目。

近年来诺斯的主要学术成果集中于对“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和“开放通路社会”（open access society）的研究。7月12日，诺斯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发表演讲。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模式，对经济史与人类制度发展史做了系统性的重新阐释。

诺斯考察的出发点在于这一现象，即当前世界上经济最为发达与开放的国家，其政治制度同样先进与开放。长期以来经济史的基本问题一直是：为何一些国家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国家未能实现？在20世纪，为何一些国家产生了足以维持经济发展的制度，而大多数国家仍未能发展出繁荣的市场、竞争和稳定的政治与文化？没有任何因素能单独解释经济发展，不管是资本积累、人力资本、资源禀赋、国际贸易还是地理位置。社会组织的复杂方式，包括形成经济、政治、宗教与其他社会形式的制度，是理解为何一些国家能够维持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关键。

诺斯因而认为人类社会的制度史历经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史前充斥暴力、缺乏秩序的时期。而从1万年前开始，出现了“有限通路社会”（limited access society），在其中暴力得到控制，秩序得到提供，人们通过专业化和交换提高生产。有限通路社会的特征是政治体系控制经济体系，限制经济通路，从而产生租金（rent），而统治集团（dominant coalition）使用租金来稳定政治体系、限制暴力，同时统治的精英集团会有寻租（rent-seeking）的倾向。由于暴力会破坏秩序、影响租金的提供，这就会激励租金的受益者去抑制暴力，支持现政权。“有限通路社会”也可以说是“自然国家”（natural state）。直到现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仍是“自然国家”。

但诺斯认为已经出现了第三种社会秩序，即从300年前开始，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逐渐发展出了“开放通路社会”（open access society），其特征是经济与政治组织均有开放通路和进入自由。开放通路社会不再是通过产生租金，而是通过开放的政治与经济竞争维持社会秩序。而从有限通路社会到开放通路社会的转型，是理解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

社会转型对于经济发展的意义在于，原始社会、有限通路社会和开放社会秩序的组织方式不同，而一个社会支持复杂、成熟组织的能力是维持经济增长的核心。原始社会根本无法维系复杂的组织。有限通路社会也能维系复杂组织，但精英阶层会对此类组织的数量与通路实施限制，并通过这种限制来创造和分配租金。而开放通路社会则支持组织的开放进入，培育经济与政治竞争，从而产生了大量复杂的经济与政治组织，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有限通路社会并不是不存在竞争，只是竞争方式不同，而且竞争受到限制。开放通路社会减少或消除了暴力方式的竞争，但增加了以价格、质量、投票等方式的竞争。而在“自然国家”里，暴力经常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竞争的形式。

同时，诺斯并不认为所有存在民主与选举的国家就是开放通路社会。开放通路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任何组织的进入通路都是开放的，同时存在许多大型的、复杂的、组织良好的利益集团，它们彼此之间能有效竞争。另外，国家拥有行使合法暴力的垄断权，不支持私人组织使用暴力，并会压制其他的暴力来源。所以诺斯认为，诸如孟加拉国、墨西哥这样的国家，尽管存在民主制与选举，但该国的政治竞争不是自由进入和开放通路的，并有可能因选举结果引发暴力冲突，因而不属于开放通路社会。与此类似，自然国家也可以表现出多种政治形态，包括独裁统治、强人政治、军政府、贵族统治、王朝统治、一党制或代议制民主。

诺斯也不认为社会存在着一种以时间为链条的单线条的发展。一些自然国家，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华帝国能维系数百年，取得很大的经济成就，但这些自然国家也会随着崩溃而陷入无政府状态。甚至在今天，也有一些有限通路社会濒临退回到无政府状态的局面，如卢旺达、波斯尼亚、柬埔寨、苏丹等。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正在从有限通路社会向开放通路社会转变，如韩国和中国台湾。刚刚完成这一过程的国家是爱尔兰和西班牙，它们在约50年时间里实现了转型。

诺斯认为，从“有限通路社会”到“开放通路社会”转型的关键，是在精英阶层中发展出来非个人化的交易（impersonal exchange）。而这一状况的出现有三个门槛条件（door step conditions）——精英阶层内部实现法治、精英阶层出现永久性的组织形式、实现政治对军队的控制。实现了这些条件之后，在精英阶层在总体上获益的前提下，逐渐克服自然国家的自我设限性质，逐步扩大政治与经济通路，之后才能逐渐实现制度变迁，走向开放通路社会。

访谈在演讲之后，诺斯接受了几位中国经济学学者的提问，以下为问答要点：

问：在开放通路社会中，民主制是政治开放通路的一种形式。但中国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民主本身就意味着寻租和腐败，这似乎和经济开放通路相矛盾。例如，在民主体制中依然有大量的游说活动，政治家为了迎合选民利益会过分许诺而又不兑现，这仍是一种寻租，例如拉美国家就是一个例子。

答：拉美国家仍是有限通路社会，目前尚没有任何拉美国家进入开放通路社会。但在开放通路社会中公民表达意见的途径更为广泛，这是如何运行的？政治学并没有提供非常好的理论。但我认为一个充分条件是观念的开放，并且发展更新的、更为复杂的组织结构，但这并不能保障就能成功实现转型。

问：你认为是什么力量推动有限通路社会的转变？

答：有限通路社会并不是静止不动的，是会发生改变的，但这种改变一般是一个精英集团为另一个精英集团所取代。有限通路社会的转变一般包括脆弱的、稳定的和成熟的有限通路社会三个阶段，中间也有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

问：是什么力量推动它走向开放通路社会？

答：那就是我说的门槛条件，达到门槛条件，就是成熟的有限通路社会的特征。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一般是发生在非常特殊和复杂的条件之下。对于最早出现这一变化的西欧地区，如英国、法国、荷兰、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我们有详细的研究，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我们并没有足够多的研究证据。但我们开始相信，在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一些开放通路社会的情况下，走向开放通路社会的路径会更容易。

问：现代国家之间交流密切，你是否认为地理距离是实现转型的重要原因？

答：地理因素发生作用的地方，是它会促进与邻国更多的相互交流，这可能带来更快地朝向开放通路社会的转型。但就这一点我们还在做进一步的研究。我的一位学生正在研究西班牙的情况。西班牙曾经是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之后的状况。但在统治者佛朗哥死后，西班牙很迅速地就朝向开放通路社会的方向转型了。这中间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对此我们还没有完整的回答。我们还在研究波罗的海国家，它们也在经历非常迅速的转型，而且要比中欧一些国家的转型速度快得多。所以我们也在努力试图解释转型发展速度差异的原因。

问：你观察的出发点是，历史上很长时间里，全世界的人均GDP水平一直没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有数据显示罗马共和国时期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世纪的欧洲。转变的关键时间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少数西欧国家发生了转变，经济和政治均变成竞争性的，由此维持了增长，这提供了一种对于发展的解释。然而，这一时间和地点也刚好和工业革命、科技进步的时间地点契合，也和教育投资的加大、人力资本的提高的时间与地点契合。你是否认为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解释？

答：你所提到的可能只是朝向开放通路社会进程的一部分而已。工业革命发生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中，而这些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与从有限通路社会向开放通路社会的转型相联系，人力资本的增长亦如此。这些不是相互竞争的过程。在有限通路社会和开放通路社会中都会积累一定的技术和人力资本，但问题是你以如何的效率使用这些资本。在有限通路社会中只能对之实现部分利用，而在充满竞争的开放通路社会，将会有远超于此的利用收益。这正是开放通路社会在历史上的独特之处所在。事实上今天世界上的所有有限通路社会包括中国在内，对各种资本的使用度都要落后于开放通路社会。

问：你认为目前世界各国的转型速度会不会加快？

答：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开放通路社会，而且信息流动的成本非常低，所以很有可能在未来转型的速度会飞快提高。但我们仍在观察这一过程的困难程度，甚至我们还发现，世界上的许多地方，例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并没有在朝这个方向前进，甚至出现了恶化。中国是最有趣的例子之一，因为很明显，中国在朝开放通路社会的方向前进，但问题是，没有人能保证中国将顺利实现这一转型。不过，还是有许多情况是令人鼓舞的，这种情况发生在大多数亚洲国家，包括印度。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转变。

问：你是否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有了开放通路，只是在其他地方尚需努力？

答：在中国经营的公司告诉我，中国的法治和产权保护还是很不一样的。我不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是开放通路的。当然中国朝向市场开放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问：你认为新加坡和香港是开放通路社会吗？

答：不是。它们可能正在走向开放通路社会，但仍会有些人希望能够维持现状，而且他们不认为自己有义务来推进这种转型。只要人们能够利用政治市场来逆转这一趋势，你就无法保障这一进程能够继续。历史上这样的事情都曾经发生过。

（根据诺斯演讲与问答记录择要整理，未经发言者本人审阅）

  “胡主席非常关注产品安全问题”

本周五，美国总统布什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前夕在悉尼歌剧院向商界要人发表演讲，重点谈及了亚洲的民主问题。布什呼吁中国利用奥运之机，表现出更多的开放和宽容。

伊朗问题，气候保护，产品安全，宗教自由，人民币汇率……这些都是美国总统布什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周四会晤所涉及的议题。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的前一天，布什又在悉尼歌剧院发表的演讲中督促中国开放政治体制，给予人民更多言论空间。他说，中国明年将主办奥运会。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光荣的时刻，也是全世界都将目光聚焦北京的时刻。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利用这一时刻证明他们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决心，显示他们的信心。

在周四的胡布会上，布什接受了明年前往北京观看奥运会的邀请。同时，双方也谈到中国的产品安全问题。布什会后表示：“胡主席非常关注产品安全问题，我对他的表态感到非常高兴。”

胡锦涛表示，布什在亚太峰会中美场外会议上重申了美国的一贯立场，反对改变台湾现状的任何行动。 不过，布什与胡锦涛举行联合记者会时，并没有亲自谈到台湾的议题，也没有就台湾申请加入联合国的议题发表评论。 对此，台湾媒体迅速做出反应，认为布什没有就台湾入联的议题发表支持中国主张的强硬讲话让台湾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在悉尼歌剧院向当地商界领袖发表的讲话中，布什有一处提到台湾。他说，我们在冷战时期与韩国和台湾的关系表明，在维持友谊的同时推进民主是可行的。

布什在悉尼歌剧院的演讲中重点谈及了亚洲的民主问题，但同时也谈到世界贸易，气候保护，反恐斗争以及伊拉克问题。他说， 我相信开放市场最好的途径是通过多哈会谈，这是“一代人只有一次的打开市场，帮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机会。布什表示，美国愿意显示出灵活性，帮助多哈会谈取得成果，美国也将督促亚太经合组织的伙伴国共同努力。

在全球气候保护问题上，布什表示美国将与包括经济快速发展的印度，中国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举行一系列会谈。

谈及亚洲的民主进程，布什除了督促中国走向政治开放外，还提到了朝鲜，缅甸等国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朝鲜人民有一天也能象周边民主国家的人民那样拥有自由。我们必须向缅甸政权施压，让他们停止拘捕，骚扰，攻击那些组织或参加和平示威活动的民主人士。缅甸军政府必须立即释放包括反对领袖昂山素季在内的所有政治犯。

伊拉克问题是布什演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也是最短的一部分。其中他主要引用了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今年访问伊拉克后的表态，大意是如果我们没有完成工作就离开伊拉克，将对中东拥有稳定未来的希望带来沉重的打击，动摇阿拉伯国家中的温和派力量，也将是国际恐怖主义的巨大胜利。

周五晚些时候，布什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美国在欧洲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将是会谈的一个焦点。俄罗斯是亚洲最大的军火供应国。布什在悉尼歌剧院的演讲中当然也没有忘记敦促俄罗斯领导人尊重立法，司法，行政三权之间的制衡原则。

默克尔总理与中国学生对谈

这个星期的对比新闻，我们的话题是围绕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海内外媒体的不同报导。

首先看看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新华社报导了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了会见。新华社的报导说：

“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默克尔访华举行了欢迎仪式。会谈结束后，两国总理将共同会见中德企业家和媒体记者，并出席有关合作文件签字仪式。访问期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将分别会见默克尔。除北京外，她还将访问南京。”

*中国官方媒体不提人权外交*

中国官方媒体异口同声地强调了中国和德国在贸易方面的合作，掀起了中德合作的新高潮，但是只字未提这次默克尔访华重启人权外交方面的内容。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报导默克尔访华的第二天恰逢国际新闻自由日，默克尔会见了四位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其中包括因为大胆直言揭露腐败，敢于用铁肩担道义而被撤职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杂志主编李大同等四人的消息。

《亚洲时报》认为，默克尔 8月29日结束3天访华行程，种种迹象显示德国的对华政策或会重返“人权外交”的轨道，向中国施压多于拉拢，又强调中国须负上更多国际责任。

*会见李大同贺延光等*

亚洲时报报导说，默克尔访华的3天行程中，最惹人注目的并非第1天与国家主席胡锦涛及总理温家宝的会面，而是行程第2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人权演说”，及当日与4名异见人士进行的会面。 默克尔在国际新闻自由日会见的四位独立中国媒体人士是：《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前主编李大同、《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和搜狐网博客频道主编赵牧。

德国之声详细地介绍了这次德国总理中国之行会见被撤职的前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等四人的情况。

德国之声报导说：默克尔在谈话中重点关注了中国公民的信息渠道，以及中国媒体的新闻自由程度，此外，默克尔对于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并由此而带来的讯息自由交流尤其感兴趣。

参与会谈的前“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表示：“默克尔总理特别想了解中国媒体的现状和发展，尤其是新兴媒体互联网在中国社会进步中所起到的作用。同时也关心中国当前社会的一些基本现状和矛盾。”
 
德国之声报导说，在会见中，默克尔总理问中国新闻业的代表中国媒体能否对政府进行批评。展江博士是如此回答的：“今天在中国的媒体上，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对官员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开展的，特别是对于省部级以下的官员，即使是传统媒体现在也在开展批评。主要是通过评论的形式，而不是通过报导的方式。”

*媒体法能保护媒体和社会*

展江在和默克尔举行了会谈之后对美国之音记者说，如果说中国30多年来的法制建设有很多进步的话，那么在传媒领域的进步则比较小。
   
展江说，中国在媒体立法上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但是他说，人大明年要开始制定未来5年的立法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人大现在正在征询社会各界的意见，他希望就新闻立法提出建议。
   
展江说：“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个专门的新闻法或媒体法，明确媒体和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关系。这不仅仅是保护媒体，也是保护社会各方面不受媒体的侵害。这是今天我讲的主题。”
   
展江说，传媒立法需要各界呼吁，同时在中国从人治到法制转变的过程中，还存在阻力。他说，在传媒领域里，有些人还习惯搞人治。
   
李大同也认为，只有制订了新闻方面的法律，中国的媒体工作者日子才会好过起来。 李大同曾经主持编辑中国青年报反映社会问题的《冰点》栏目，后因为中宣部的干涉而被免职。他在“冰点事件”时就开始质疑中宣部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经贸虽无突破 敢言赢得舆论*

这次默克尔访华，会见李大同等异议媒体人士，还在公开演讲中敦促中国尊重人权，一些海外媒体评论说，这是默克尔访华在经贸上没有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主要原因。然而，默克尔在人权、新闻自由以及环境和气候保护等方面的坦率言论赢得了德语媒体的广泛赞扬。

《图林根汇报》写道： “生意要做，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做生意。北京领导人显然害怕在国际社会受到像麻疯病患者那样的待遇。默克尔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她以明确的语言谈到人权，会见批评政府的记者。德国国内、甚至反对党和大赦国际都发出了欢呼声。”

“默克尔没有把生意放在良知之前。她没有用拳头敲打桌子，但也没有视而不见。她会见批评政府的记者，给了反对派以勇气，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被遗忘。她向中国领导人表明，在人权问题上转变立场不会丢失脸面，而只会给中国开辟重要的新机遇。”

《慕尼黑晚报》写道：“默克尔在美国总统布什那里没有省略关塔纳摩的话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正面谈论俄罗斯在车臣的所做所为。现在在中国，他提出了人权这个不受欢迎的话题。人们不禁要问，默克尔能收到多大效果？迄今为止，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压力都一笑了之，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但为了奥运，中国需要对外展示良好形像，也许这是促使北京开放的机遇。但长期来看，只有西方用一个声音说话，才能取得成功。”

*生活朴素 节约公款*

默克尔访华中人权外交的一面，虽然被中国媒体忽视，但是，这次默克尔访华最有震撼效应的，不是她这次会见不同政见人士，而是在南京的访问。

南京的官方的《新华日报》报导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昨天抵达南京访问。江苏省省长梁保华会见了默克尔总理，宾主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梁保华代表省政府和江苏人民对默克尔总理表示热烈欢迎。梁保华说，默克尔总理此次访问，必将有力推动江苏与德国的合作交流在更广领域、更高层次发展。 ”

从官方媒体的报导，显然看不出有什么震撼效应。然而，《亚洲时报》报导说，默克尔抵达南京后，被安排住在南京市内“索菲特银河大酒店”顶楼的四百多平方米总统套房。但默克尔认为这个安排过于奢华，坚持要入住七十多平方米的商务客房，房价一千八百元，只是总统套房的二十分之一。这种平实、朴素的作风，令南京人耳目一新。

第二天早上，南京方面安排德国官员到专门招待贵宾的餐厅用餐，但默克尔坚持跟其它旅店里的旅客一样，到七楼的西餐厅吃自助早餐。用餐时，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服务员的服务，坚持自助，自己到餐厅取食物。南京扬子晚报记者注意到，　默克尔在切面包时，不小心把切下来的一片面包掉在地上。餐厅经理赶块过来，但默克尔抢先把麦包拾起，放回自己的碟上。这顿早餐，默克尔吃了煎蛋、芝士饼、西瓜，还吃了那块掉到地上的麦包。

*震撼教育*

亚洲时报记者潘小涛发表文章认为，默克尔给中国人上了一堂“震撼教育”课。文章说：默克尔以实际行动为中国人上了一堂活生生的政治课，比其它外国政要在北大、清华的演讲，更具震撼力和教育意义！

默克尔作为一个平民化女总理，平时也到附近的超市购物。据路透社记者报导说，默克尔前往柏林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内的一家超市，而该超市距离总理官邸只有几分钟的步行时间。默克尔买了一些橘子和柠檬。而她随后也很有礼貌的和其它购物者一起排队等待付费，并且是用自己钱包里的现金来付费。总理和其他顾客一样乖乖排队，绝没甚么特权，在德国没有什么稀奇，然而对中国公众而言，总理默克尔的作为实在太震撼了。

亚洲时报评论说，尽管默克尔此行不断提及人权问题，并跟四名中国异见记者见面，不给脸面给中国，又不肯借助欧盟轮任主席的机会推动取消对华军售，以致她此行收获不多，做不成多少生意，也令中德关系“变冷”。但是，默克尔送给中国人的却是一份“厚礼”，就是实实在在的“身教”，让中国人亲身领会，一个文明、民主制度之下选出来的官员该有的行为标准，该怎么要求自己的干部，该追求一个甚么样的社会制度。这比一千句批评来得更有力量，更能震撼中国人的心灵！

*网民多喝彩 官员应汗颜*

澳门日报也评论说：德国总理让中国官员汗颜。澳门日报报导说，一个堂堂富国的总理竟如此知悭识俭，不仅让中方接待人员、酒店员工感到意外，也让那些乐于公款吃喝玩乐的中国官员汗颜，让那些对挥霍公款变得麻木的人如醍醐灌顶。互联网上，内地许多网民为之喝彩，不少人认为中国官员应该好好地向默克尔学习。

澳门日报援引中国媒体的报导说，仅公款出国一项，中国每年的花费便超过四千亿元。如果按每人每次消费五万元计算，每年公款出国的人数达八百万。若加上公款消费（包括各地吃喝招待等），这两种“最常见”的行为每年开销便占了中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靠品德更靠制度*

澳门日报对比德国和中国的体制说，德国总理不住总统套房而住普通套房，除了个人原因，更重要的是制度使然。德国对官员的公务消费有着严格限制和监督，总理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德国官员的消费清单是公开的，公众随时可以查询。如果有官员大肆挥霍公款，那他面临的将不仅仅是舆论的质疑，很可能因此丢官甚至锒铛入狱。

而中国去年有四千八百多名官员因挥霍浪费国家资财、违反财经纪律受到党纪政纪处份，丢了乌纱，但大多数人仍逍遥法外，无须受到法律制裁。因为根据中国官场上的潜规则，“公家的钱，只要不装在自己的口袋里，再怎么花也不要紧”。因此，不少官员敢于入住总统套房、敢于以各种名义出国旅游、敢于超标配备豪华公交车、敢于建豪华办公楼……

澳门日报呼吁中国有关部门立法，给官员 “公款吃喝旅游”立一个罪名，同时让官员的公款消费变得透明。

*肃然起敬*

默克尔的平民化作风，给中国国民以震撼。

羊城晚报发表朱慧松的评论说： 德国是世界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百姓生活富足，而总理更有着丰厚的薪金，一块面包对默克尔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更何况其出访用餐属于“公餐”范畴。可她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做出了这一举动，说明节俭已经是其下意识的习惯。默克尔的这一举动非但不会影响自身和国家形像，反让人肃然起敬。
 
朱慧松写道，德国女总理或许并未读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中国诗句，但却用实际行动给我们好好上了一课。有媒体报导：国内普通餐馆一桌饭菜一般至少会剩下10%甚至更多，一家餐馆平均每天就要倒掉50公斤的剩饭菜。全国一年在餐桌上的浪费高达600亿元。 和德国相比，我们要穷许多，而在权势地位上我们更无法和默克尔相提并论。默克尔的举动让我们感到脸红。

*权重却谦卑*

苹果日报专栏作家李怡最近撰文呼吁，中国领导人应该像默克尔学习。他在题为《最有权力女人的谦卑》一文中写道：福布斯Forbes杂志最近公布全球最有权力女人排行榜，高踞榜首的是去年百大榜单上连名字都不见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去年居榜首的是美国国务卿赖斯。
   
不过，刚结束在中国访问的默克尔给中国人留下的印象却不是她的权力，而是她的谦卑，她的平民化。这两天，在内地网站造成的震动，实在值得所有掌权者，特别是中国掌权者，好好地省思。

*中国权力私有制*

李怡在文章中从中国的政治体制分析了为什么默克尔的行为在中国民众当中引起了震撼效应。他说：中国的现实是：一个号称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旦加上“中国特色”，就变成一个将人分成十等的社会。社会主义号称生产资料（土地、矿山等）公有，然而政治权力却是私有的，由打下江山的执政党拥有所有权力，再等级授权向下分配。社会主义国家从不实行由人民投票授权的权力公有制。

“近十多年的市场化和向私有制转型，过程也是由掌政治权力者将号称公有的国企名正言顺地转移到子女、亲友、部属手上。中国一切弊端的根源，就是这种权力私有制。在中国，党、国家、政府各级领导人，都是高踞于百姓头上的特权阶层，对百姓予取予携。也因此，老百姓见到默克尔这种民选总理的表现，才会有震撼反应。”

*从默克尔行为看中国为何落后*

中国目前ＧＤＰ排名，和德国不相上下，据有的中国经济学家乐观地预测说，中国的GDP将在２０５０年超过美国。然而，普林斯顿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中国迅猛发展的经济并没有给中国老百姓带来实惠，也没有形成一个中产阶级阶层，而是扩大了贫富悬殊。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呢？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最近刊登的一篇文章，略微透露出一点端倪。学习时报透露，中国的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20%左右。

根据这个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不算贪官污吏通过官商勾结所掠夺的房地产，以及他们在国有企业转型时巧取豪夺的巨额款项，仅仅他们坐车和吃喝就消费了全国财政收入百分之二十，达六千亿元人民币。

一些分析家说，无怪依靠中国的官员从上而下进行反腐根本无法根除中国的腐败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裹足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官员根本不想从事这种剥夺自己手中权力和利益的改革。

有观察家在中文互联网上发表评论说：“从默克尔行为，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为何中国会落后的了，为何中国平民百姓难以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因为都让官员享受去了！”

 

温家宝总理曾经告诉外国记者，中国不具备在更高层次上搞选举，因为条件不成熟，所谓更高层次，就是村一级以上，村可以直选村长（不过选出来的村委会要接受村党支部领导），但直选乡镇长绝对不允许，去年，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出面公开表明，直选乡镇长违反现行宪法和法律，千万不能搞。

当然，这已是老调重弹，了无新意，上个世纪80年代，就曾流行这样一套说法，我们不是不搞民主，只是现在不搞民主而已。长期研究爱因斯坦、科学史和民主问题的许良英先生为此写了一篇文章《驳民主缓行论》，登在当时舆论比较大胆的《蛇口通讯报》上。从那时到现在近20年过去了，按官方的数据，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社会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村一级以上搞选举的条件依然未成熟。什么时候成熟？那只有天晓得。

这里，我不想讨论直选乡镇长、县长、市长……的条件到底成熟了没有，怎样才算成熟，我想指出的是，民主并不是选举的代名词，民主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是为了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而设计的一整套制度安排和价值理念，选举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民主意味着对各种政府权力的制衡，民主意味着对普通公民权利的保障，民主意味着不言而喻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民主也是一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它是与古代君主制、与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独裁变种相对立的一种开放社会的生活方式，即使内心深处有多么痛恨民主的人也不会轻易在口头上否定民主，说“民主就是社会主义”也好，说现在搞更高层次的选举条件不成熟也好，都承认民主是不能回避的。

既然官方不能公开、直接、有力地告诉全体国民——我们拒绝民主，我们不需要民主，而只能扭扭捏捏，用一种底气不足的理由尴尬地拖延时日，那就是不愿意公开地站到民主的对面去，不愿意明目张胆地扮演民主的敌人。这个时候，某种经过学术包装、打着反美旗号出现的反民主言论便是对官方这种尴尬处境最有力的拯救，崔之元、胡鞍钢……还有他们从外面请来的搞政治学研究的一些研究员、教授（比如台湾大学教授朱云汉等）就属于这一类，他们头上都有学者的光环，他们曾留学美国，号称对美国有很深的了解，他们告诉中国人不要迷信民主，不要迷信美国，因为民主是有缺陷的，因为美国是有毛病，他们可以轻松地列举出当代背景下民主的困境、民主的不完美甚至是民主的污点，他们可以连篇累牍地挑出美国的问题，美国民主的漏洞来，他们可以雄辩地告诉你民主不是最好的选择，要放弃对“市场”和“民主”的迷信，“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他们的表述总是那么学术化，新名词一套一套的，中文之间夹着洋文，甲、乙、丙、丁，头头是道，很能唬人。同时，他们的“学位地位”，所居的优势位置（在清华大学等机构掌握学术资源），对部分年轻人也很有震慑力和诱惑力。在他们不遗余力的倡导下，当然他们不是孤立的，他们背后是强有力的国家机器，整个舆论导向长期的影响，反对美国价值、反对民主化的“民主恐惧论”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时尚，在大学校园里和某些精英当中颇为流行。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他们的把戏固然可以欺骗、煽惑部分年轻人，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被这种听起来似是而非的扭曲论调所折服。今年春天，朱云汉在清华大学做报告，胡鞍刚、崔之元坐阵，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评论人，朱的题目是《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以学术语言大大地发泄了一通对民主、市场和全球化的不满，尤其是对美国的不满。不过，从学生的提问看来，年轻一代并没有那么好糊弄，有学生不仅提出了“中国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且表示了对因噎废食的深深担忧，可见并不认同他们的一番高论。另有学生质疑，民主一定带来乱世吗？朱云汉的回答显然有点力不从心，王顾左右而言他，他的回答听起来那么混乱、模糊。在民主充足乃至民主过剩、公民权利早已得到切实保障的国家，多谈民主的坏处，也许没有什么坏处，可能使他们已拥有的民主变得更完善。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制造一套民主恐惧论，散布什么民主衰退论，号召人们破除“民主迷信”，这就有点不着边际了。

民主本来就只是“最不坏”，而不是“最完美”，不过，人类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一种比它更好的制度安排和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文字游戏和智力游戏，而是人类实践所证明的，只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在专制之下奢言什么尊严、幸福，无疑都是水月镜花。中国今天的问题简而言之，根本不是民主过剩，而是民主匮乏、民主饥饿、民主缺席，不要说我们连选举乡镇长的权利都没有，就是公开、合法地批评一个乡镇政府的权利恐怕也没有，我们的基本人权毫无保障，包括警察在内国家机器上的任何一个齿轮都可以碾碎我们的尊严，写在纸上的宪法和法律不足以保护我们，建在地上的各级国家机构不属于我们，通常是作为我们的对立物出现的，随时都可能冲撞我们正常的生活。多少年来，在房屋拆迁、土地征用、拖欠工资、环境污染、企业改制、工人下岗等问题上，我们有多少权利被践踏，多少利益被侵害，我们求告无门，我们呼天不应、呼地不灵。所有的救济通道都是不畅通的，从信访到司法，一样充满了腐败、不公，执法不公、知法犯法在这里早已不是什么偶然性。民主诚然不是万能灵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问题，不可能给我们在地上造一个天国，民主不是乌托邦，民主是有缺点的，民主会犯错误，民主不能保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但在民主的制度安排下，可以有纠正缺点、纠正错误的机会，民主可以给我们新的不同的选择，而不是一辈子只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民主的好处就是它能提供改变错误的可能性。相比起民主的缺点，毫无疑问，民主拥有更多、更大的优越性，特别是对一个民主还没有降临的民族而言，以学术的名义，一本正经地讨论什么民主恐惧、民主迷信，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临近中共十七大召开之际，内地一批左派学者日前集会，赞扬中共总书记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讲话的同时，批判国务院多项现行政策。集会指当局调控失灵，助长加风，剥夺农民，忽视金融安全，更直指总理温家宝“做骚”。

集书店、沙龙、网站三位一体的内地左派文化机构“乌有之乡”上月25日于北京资源宾馆举办了一次座谈会，围绕民主社会主义、内地经济形势、国际资本与中国金融安全等问题交流。日前关于这场座谈会的纪要被广泛张贴于内地网站上。

“只敢卖国企不敢调控”

根据纪要，曾留学德国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认为，国务院的路线是错的，“总理天天跑到老百姓那里去哭，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实在有做骚之嫌。此次猪肉涨价，根源是迷信市场经济，放任不管。整天只知道卖国企卖银行，搞歪门邪道，宏观上就是压不敢调控”。

曾写信向前总理朱镕基反映农民苦、后来写有《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李昌平在当天的座谈会上指出，中国走的是菲律宾的道路，农村、农业、农民被国内外大资本控制。日、韩、台的农会现在纷纷到中国，利用廉价的土地、劳动力，中国农业的市场空间被抢掉。两三年之后，中国可能会出现大量破产农民。

关于金融安全问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经济学博士韩德强称，他感觉国际资本炒中国股市有一个时间表，似乎与奥运会同步。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亦表示，中国正在走向预先设好的陷阱。可是《人民日报》最近还在鼓吹股市在健康地大发展。左大培也插话说，现在金融安全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证监会主席尚福林难辞其咎。

 

开放杂志编者按：本刊总编辑八月三日，应邀在东京半藏门酒店出席月刊日本主办的座谈会，就与会者感到兴趣的几个问题发言，并回答若干问题。

南丘喜八郎主编先生，各位朋友：
　　
我第一次来日本，有机会和各位研究中国的同行与朋友们交换心得，甚感荣幸。开放杂志在香港出版已经二十年，我们关注的重心是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今天我准备的题目，是中共十七大和中国的民主前景。仅提供一些香港方面的资讯与我们的探索作为参考。日本传媒在报导中国新闻方面，居重要地位，我们也很想了解诸位的看法。
　　
中共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向来是新闻界的热门话题，尤其是人事变动，几天一个版本，议论纷纷，今年十七大自不例外。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斗争往往带有相当的预测性，理性的分析很重要，为读者所重视。中共传统的政治报告揭示路线与执政方针，十七大之前也出现一个胡锦涛“六二五”党校讲话，香港的中共媒体作过大量的报导宣传，称为十七大定调的讲话。强调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并无新意。即使学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写入党章，我看也是中共的官样文章，表示权力稳定的一个正统做法而已。
　　
中共透露十年之内不搞政治改革

但是，透过他们的文宣，可以看出两个动向，一个是承认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已不是公式化的说法：生产力落后与人民群众需要的矛盾，而是弱势群体日益贫穷与特权阶层日益富裕的矛盾。这个新认定，当然不可能在政治报告中说出来，最多只会提维护社会正义。
　　
第二个动向是，他们透过权威的评论员（镜报月刊）透露，政治体制改革要等到五至十年之后，才能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在此之前，要“构建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否则，贸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风险将是很大的，也是无法预料的。”这个透露很罕见，也很重要。可以解读为至少未来十年是没有政改希望的。他们开出的条件是要先建立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即新的思想体系，这是五至十年可以完成的吗？而这样体系又指什么？都很模糊。实质上是对政治改革毫无诚意。
　　
因此，研究十七大，我们不能跟着他们的“舆论导向”转。十六大时，他们就开出过九条政制改革的部署，包括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可是，谁不知道官场腐败愈演愈烈？所以，人们把兴趣集中在人事变更上，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的体制，是人治，权力高于一切。
　　
在评估十七大的人事结构之前，我要说明一点。香港传媒提供的内幕消息，一般来说，是有来源的。许多媒体都有自己经营多年的消息管道，无论左派右派都有，因此，消息都有一定的可信性，但消息又有时效性，因为中共往往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人事变动可能在最后一分钟发生。开放杂志在中共十六大前一周独家报导李瑞环退出政治局常委的消息，可谓一鸣惊人，因为很多媒体都相信他不到七十岁可以留任，但是，常委班子由七人扩大到九人，谁也没有想到，据说是人事摆不平，“最后一分钟”决定的。

权力高度集中竟无人挑战
　　
我们今年报导过几次十七大人事安排。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局常委”这个极权体制金字塔顶层的变动。我们来自北京的消息有如下要点：一是胡温体制不变，二是七人制，三是以年龄划线，考虑政绩，四是和江泽民协商。这样，罗干、吴官正、贾庆林、李长春、黄菊五人下，留下胡温及吴邦国、曾庆红四人。按七人班子计，要补上三人。我们的消息是补上李克强、周永康、刘延东││这三人基本上是胡派与江派妥协的结果，李克强、刘延东（女）属胡的团派，周掌政法系统，是江系人物。
　　
但是，《每日新闻》报导曾庆红提出引退的消息是可信的。曾这个令人瞩目的第三号实权人物（负责书记处）出现变数，那么，现常委九人如果回到七人制，就只有胡温、吴邦国三人留任。我认为，无论曾庆红是否退，维持九人还是改为七人？中共最高权力的性质不会改变。胡锦涛、温家宝为首的这个领导集团，在未来五年，可以展现的特点是什么？我以为有以下点值得留意：
　　
一、权力高度集中。中共在整个八十年代实行最高权力的分权制，党政军的五大职务由不同的人出任，这是非毛化的自然结果。但六四事件后，元老派又旧病复发，认为大权独揽比较保险。因此，从江泽民起，实行党政军大权集于一人的独裁制。这是荒谬的倒退，来自于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深刻恐惧。民主改革，权力制衡，必然要求权力分享。遗憾的是八九年迄今十八年，中国体制内外的改革派，竟无一人向这种畸形的权力独占提出挑战。年初路透社有消息说，党内有人要求胡将国家主席让给曾庆红，不久就有曾请辞的消息。可见，这种独裁制，还将继续下去。
　　
未经证实的消息说，胡欲将常委减至五人，即回到十三大的体制。以一九四二年出生划线（胡温皆是四二年生），到十八大刚好七十岁换班。则现常委全下（李长春四四年亦下）。胡如果有魄力，进一步集权不是不可能。

技术官僚的弱点。不会碰历史问题
　　
二、历史问题一概封存。胡温的下一个五年绝无可能去翻历史旧案，包括从毛时代的反右文革等历次政治运动，到六四镇压和法轮功事件的平反与赔偿。这一判断的理由是两方面：一方面由胡温集团的技术官僚性质所决定。现常委九人（连黄菊）是清一色的工科生，不说学法律、政治的没有，连一个理科生也没有。这帮工程师也没有如胡耀邦赵紫阳经历过战争、革命的磨炼，文革中也是逍遥派。他们的特色是擅长管理、务实、头脑精明，而欠缺政治家的胆识与远见，战略创新能力不足，理论修养差，历史感极弱。而处理历史问题要求高，难度大。另一方面是现实因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官方和社会的弊端，流毒自上而下，遍及各个领域，既深且广、民怨沸腾，积重难返。而干部的任期制（一项巨大进步）以年龄划线，一刀切。位子坐稳，捞点好处，又到了下台时间。处理手边问题犹有不及，哪来功夫下去算旧帐，自找麻烦？这是中国千年的官僚制度因循保守习气的复归。

武力统一台湾代价高，没可能
　　
三、外事政策维持现状。胡温政府很重视外交，尤其是与西方的外交，包括美欧、日本和俄罗斯，不再搞毛周拉拢第三世界那一套，但是，无论经济实力如何膨胀，大国崛起之意如何强烈，中共也不可能纵横稗阖、得心应手去挑战西方的霸权。除了上述技术官僚执政的心态，更重要的是受十三亿人口这个内部大包袱所制约，邓小平外交遗训的自保原则胡温没有强人的本钱去违背。因此，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现实威胁，至少在军事上，不必作夸张的估计。
　　
台湾问题，是唯一可议之处。很多人相信，台湾一旦独立，中共一定出兵。北京对台独的武力威胁一直没有放松过。武力犯台问题，在开放杂志上曾多次讨论。我们从来不轻信中共对台的武力恫吓。我个人是完全尊重台湾人的自决权的，他们要选择和共产中国统一，或者建立自己的国家，都悉听尊便。我对台湾的了解，比日本多。可以说见证了台湾民主化的过程，经常想到台湾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台湾本土化的独立意识与要求确实在增长中，连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也承认台独是台湾人的一个选项，海峡两岸民族情绪的对立并未缓和。但是，即使台湾向独立迈出了实质性的步子，我不相信中共会轻率地发动一场攻台战争。当然，某种军事手段可能使用，但如果真要登陆占领，那是一场血战，代价太高，谁敢承担这个历史罪责？至少胡温执政下没有可能，往后就更无可能。台湾不是香港。

中国实现民主化的几种可能性
　　
主持人希望我谈一谈，中国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中共统治，实现民主？这其实是我们经常在回答和探讨的问题，在香港的日本记者和外交官，也多次和我们讨论过这问题。以个人观察而言，我给不出具体时间表，可以分析别人提出的时间表，更重要是讨论中国有可能选择哪种方式，走哪条路？
　　
根据我们有幸目睹的历史，中国民主转型，不外乎三种可能。一种是苏联模式。苏联演变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经历。它有一个斯大林死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渐变过程，最后苏共倒台、苏联瓦解。长达三十八年。并非某个人的力量，是一个历史现象，有深刻的必然性。中共的革命、夺权，建国后的政策，许多都来自苏联。因此，最有可能走苏联演变的路子。中共最防范的也是这一条。从毛的反修、文革到今天胡锦涛的政治控制，无不为了防止苏东波重演。这条路是体制内由上而下的变革之路，需要有魄力的领袖来领航。中国确实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物出现，而中国的封建传统深厚，人文素养差，变起来比苏联将更艰难，需时更长。何况相比之下，毛死至今才三十一年，比苏联之变还差七年，因此，我妄言一句，至少要看十年以上吧。
　　
第二种是台湾的模式。台湾的民主转型是开放杂志讨论和跟进得比较多的。大家知道，蒋经国晚年决定开放党禁与报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八七年到二○○○年政党轮替，只有十三年功夫。台湾的经验对大陆的意义在于两岸在文化、历史上很近似，这与俄国不同。但是，国民党不等于共产党，而社会意识形态差异也大，中共迄今没有蒋经国式的人物出现，并非偶然。政治上学台湾的机会越来越小了。如果能走台湾之路，相信很多人乐观其成。国民党下台，也没有任何可怕的事发生。但共产党害怕被老百姓清算，因此，也在竭力防止走国民党之路。台湾民主，实质上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社会实现的政制改革。自上而下的特色和苏联演变也有共同之处。
　　
第三种是革命模式。包括暴动、起义、政变，这些体制外的方式。这类模式虽有菲律宾黄色革命那样的先例，但我们了解很多很多中国人都不赞成，他们吃革命的苦，吃够了。不现实，代价又高。在中共强力的专制制度下，也没有实际的可能性。
　　
总之，走向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已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他们看到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在享受民主自由，中国也一定会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一定会在忍受了许多不公、痛苦和黑暗之后，在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选择一个适合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化。谢谢。

（作者根据发言整理）

 

今晨央视新闻七则：

国务院督察组到各地煤矿做检查，发现一些企业迎接检查的花架子下，安全隐患不少。

证监会称：金融市场将长期向好。目前规模扩大风险剧增，要加强对投资者的风险教育。

杭州一司机在公路上让路人搭车，收汽油费六元，被告“非法营运”，罚二万元。

广西南宁一公司非法出售“原始股”三年，敛钱上千万，五百人血本无归。

全国景点“十？一”普遍涨价，至少涨10%.有的票价高达人均月收入的80%到90%.据调查：最不受医生欢迎的患者是不懂装懂的，最受医生欢迎的是信任医生工作的。

权威媒体称：为了节能降耗，提倡二手服装市场。

评论：企业迎接检查恐怕是不会不搭花架子的。只是这个架子搭得太粗，没有能把安全隐患给盖住。问题是：既然国务院有心来真正的检查，为什么不搞“微服私访”或者“突然袭击”呢？这就叫人一头雾水了。谁不知道在今天的社会上，要人不作假是基本上不可能的？更何况对煤矿来说，要真的过安全关，要花大钱添设备，所以，为了利润就只能一地鸡毛了。

也许企业的做法还能让人理解，但是像证监会这种高层管理机构，说出前后矛盾的话来，就真的只能让人一头雾水了。既然是“长期向好”才搞的“规模扩大”，为什么就“风险剧增”了呢？而“规模扩大”明明意味着鼓励大家踊跃投资，为什么又要“加强风险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叫人别投资，还是更加踊跃地去投资呢？仔细想想，这好像是在刀切豆腐两面光，免得投资者日后找它的麻烦。哈，原来如此，不过是怕对一地鸡毛的结局负责任而已。

其实，我们的社会责任从来都是老百姓在负担。比如“拼车”，明明是为了节能减排，国家在提倡，可司机收了几块钱的汽油费就犯了法。而这种收汽油费让人搭车的做法，是世界各国都鼓励的。为什么单单我们的政府，会把这件事搞成一地鸡毛呢？真叫人一头雾水！

居然有公司非法出售假股票三年，而有关部门不闻不问，直到受害者投诉了，才一头雾水地来查看。见到一地鸡毛，就教训大家谨防上当。难道，他们就没有失查的过错吗？！

年年“黄金周”景点门票乱涨价，弄得民怨鼎沸，一地鸡毛。但是，政府就是不来制止这种行为。为什么方便面涨价可以叫停，景点门票涨价就没辙了呢？让人猜得一头雾水。

更让人一头雾水的是“医生欢迎怎样的患者”的调查。搞这个调查干吗？依此类推，政府就该搞“怎样成为政府喜欢的公民”，而不是“公民喜欢怎样的政府”的调查了。而文明世界是只问政府如何得到公民喜欢的。须知：本末倒置，倒行逆施，只能赢得一地鸡毛！

举一个实例：服装的二手市场。曾几何时，同样是央视的新闻节目，说进口的“洋垃圾”服装如何如何卖不得，那么，今天同样是“垃圾”的“土货”就卖得啦？不讲原则，只看眼前利益的实用主义，必然会把自己弄得一头雾水，最终，收获一地鸡毛。

扩展；

从一头雾水开始，到一地鸡毛结束，是政府的问题，更是左右政府的制度的问题。

结论；

只有从改革制度开始，才能使政府不再重做冯妇。

 

今日之中国是大官胡扯、小官胡闹、百姓糊涂的之中国：胡扯是吹牛或者瞎说；胡闹是为了私利乱搞；糊涂是被折腾昏了，发傻。

大官胡扯小官胡闹百姓糊涂

今晨央视新闻七则：

发改委负责人称：物价已经达到十年来最高，但是依旧是可以控制的。

卫生部负责人称：不要对食品安全问题患过敏症。我们的出口食品合格率在99%以上。

无锡污染太湖的几百家“三高一低”企业被关闭，而各地政府却纷纷抢着引进。

湖南长沙要求所属各县市，对出境水的水质负责。

我国小标的、一般性民事诉讼案近年剧增，法院提倡“人民调解”以息讼减负。

上海街头水果摊回收冬虫夏草，最高15万元一斤，贵超黄金，专家建议人工养殖。

我国服装鞋帽市场美、日、欧、中各国的尺码标准混陈，顾客被弄糊涂，错选频仍。

评论：

物价已经高达十年之最了，既然可以控制，为什么还不控制？可见，不是吹牛就是瞎说。目的无非是安定人心，怕社会不安定。但是，时值今日，空气振动已经不能弥补，由于多年以来政府的实际作为，造成的公信力缺失，因此，能够控制就尽快控制，少胡扯！

食品安全不安全，我们每天吃它们的人最有发言权。什么出口合格率99%，我们讲的是我们中国老百姓每天的食物。如果拿出口的标准来衡量我们所吃的东西，恐怕合格率连50%都不会有。说我们的担心是“过敏症”的大官自己就有毛病——习惯性胡扯精神病。

大官的胡扯必然导致小官的胡闹。无锡772家高污染、高能耗、高危险、低效益的企业，因为污染太湖被关闭，可其他地方政府却抢着要引进。这种把杀人犯当作人才引进的小官，不是胡闹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无非是那些企业能在经济上给他们以利益。至于造成的危害，什么生病、死人、没水喝……自有老百姓去承担。而依无锡之例，当官的乌纱依旧。

这就无怪乎长沙要所属各地政府，对其出境水的质量负责了。因为把污染过的脏水泼到邻居的门口去，是我们下至泼妇，上到政府瞎胡闹的惯技。他们以此获利是有传统的。

说到打官司，回想二十几年前，权威媒体天天在号召我们打官司，说是培养法治精神。如今，叶公之龙真的来了，法院又要把官司推给“人民调解”了。究其原因，除了水平有限，头脑发昏之外，无非是实用主义地为了具体利益而胡闹。而这胡闹又弄糊涂了老百姓。

当然，老百姓最容易的是被钞票弄糊涂。炒房、炒股、炒普洱茶……现在又炒上冬虫夏草了。听见没有，人家要人工养殖了，到时候就像人参一样，种出来的满地晒，冒充山参卖臭街，你手里那个比黄金还贵的，恐怕就只好自己吃了。据说，腌了当蜜饯，味道不错。

其实，老百姓的糊涂与否，同政府的管理大有关系。比如这个服装鞋帽的尺码，过去就曾经搞过标准化，不管是国产的、进口的，进入市场时都要标注我国制定的统一的尺码标识。可是，好景不长，市场经济以后，无利可图的事情大官以胡扯应付，小官以胡闹对付，很快就造成了如今的局面。于是，我们老百姓者也就只好在糊里糊涂中购买衣裤鞋帽了。

扩展：

大官胡扯、小官胡闹、百姓糊涂的局面是不正常的，必须改变。

结论：

要想将这种涉及全社会的不正常扭转过来，非从制度入手不可。

 

作者：梁文道 资深媒体人

只要逛一圈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任何人都能发现如今的中国出版界和二十年前真是大不相同了。从前的翻译书籍不只在种类和数量上无法和今天相比，而且还常在序言里煞有介事地声明一番，说“本书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人的观点，我们应该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地检讨”云云。而现在的翻译书多半已经可以直接跳过这层八股虚文，直接以素颜和读者见面了。对着琳琅满目的译书，你真的很容易生起一种感觉：“中国真的和世界接轨了。”但，这是真的吗？

今年年初，英国一家出版社推出了一本非常轰动的书，作者是个土生土长的英籍印裔穆斯林。他就是那种近年震撼欧美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典型，明明在英国长大，与同龄的孩子一样唱英国的流行歌曲，受英国的正规教育；偏偏在青年时期突然转向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派，满脑子仇恨西方的思想，甚至还做好了执行自杀袭击的准备。这位作者特别的地方是他后来突然痛悟，脱离同伴，回到校园攻读博士，这本书就是他前半生的自传了。此书一出，书评界莫不称善，因为以前还没有人试过从第一身的角度去谈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路历程。

令我惊讶的是，不少内地出版界的资深编辑和大佬似乎都没听过这本书，而当我问他们会不会代理它的中文版权时，答案则是“这要看中国读者的反应了。这种题材，大家多半不感兴趣”。事实上，自从“9·11”发生之后，与伊斯兰题材有关的书籍一直就是全球各地畅销书榜上的常客，其中不乏立论中肯观点独到的好书，但被译成中文的却是凤毛麟角。理由真的就是中国读者不感兴趣吗？还是怕这些书太过敏感，出现了之后会影响“社会的和谐”，“民族间的关系”呢？

我并不认为别的地方流行什么书，中国也就一定要赶着把它们译出来。但是，畅销书的确有指标的作用，它可以反映其他地区的人正在关心什么，正在渴望什么，看到这些书，就意味着我们有机会更深入地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情趋向；理解其他人，我们懂得怎么和他们打交通，形成一个更完备的世界观。

如果这个例子太不平常，我们还可以看看“维基百科”和“Yontube”这两个热门网站在中国的处境，大家都知道，要在中国境内顺利登录这两个网站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当外国一个普通小学生都能自由自在地从“维基百科”里找材料做功课的时候，我们的大学生却不能进入这个世界性的平台，这里头的资讯差距岂不是大得太离谱了吗？

没错，人家有“维基”，我们有“百度”；人家有“Youtube”，我们还有无数的视频网络。凡是外国有什么，我们就能炮制出一个针对中国市场很有中国特色的模本和翻版。可是，在中国独家提供的资讯选择之外，我们就真的不需要去直接接触别人的声音、别人的世界吗？

这种中国特色的资讯不对称不只使得我们很难和全世界做“同一个梦”，而且还会损及我们在知识经济上和其他人竞争的本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人家要知道我们很容易，我们对人家的认识却总是慢了半拍，缺了一角。

 

作者：连岳 知名专栏作家

8月29日詹姆斯·马丁在《纽约时报》的评论颇值一读，在这篇《圣人的黑夜》中，就近来公布的修女特蕾莎的一些私人信件发表了评论。引起震撼的是，特蕾莎不止一次在与好友的通信当中怀疑上帝的存在，1959年她曾这样写道：“我的灵魂为迷失的痛苦所累，我觉得上帝抛弃了我，我觉得上帝不像上帝，我甚至觉得上帝并不存在。”

这种被抛弃的无力感使她忽然想到，也许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感觉，更是穷人每天的真实心态，以此为出发点，她一生帮助“穷人中的穷人”。特蕾莎修女是少数几个能为宗教加分的人，无论她在怀疑还是信仰当中，她总是想自己能做些什么，而不是去惩罚别人。我是无神论者，知道上帝并不存在，让我的灵魂更为自由，但是，这不妨碍我崇敬特蕾莎这样的信徒。

《旧约》文本里充满了杀戮的快意，进化到《新约》里的绝对和平，男人也不必割包皮了，这种由恨到爱的转变，是文明史上一个有趣的现象。福音书的很大精力花在对《旧约》的解构上。比如在《旧约》，安息日来头很大，“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旧约·创世记》)”所以，在《旧约·出埃及记》之《重新立约》里面说，“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安息日牛到什么程度呢？有个女人在安息日捡了点柴火，耶和华就打雷劈了她——《旧约》才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耶老大的脾气一点不比孙海英小。

安息日铁律引发了《新约·路加福音》中的一段争论。

在安息日，耶稣治好了一个患病十八年，腰直不起来的女人。“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忿忿地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以。’”

这样解释安息日的戒律，应该是一点都不错。

耶稣的回答也绝对正确，却得出了另一个结论：“假冒为善的人哪，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不应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

人不应当在安息日做工，这是一种“安息观”；而人更应当在安息日释放一切负担，包括工作、疾病、忧虑、困苦……在这一天，得到彻底的安息，这也是一种“安息观”，折磨人的病疼从来不遵守安息日，在第七天暂停发作，那么，在安息日将这病驱赶走，让一个十八年不得安息的人得了安息，这是最虔诚地守了安息日的戒律。

严酷的教条，它既可成为雷击，也能化为雨露，全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解读它。近来有些人主动出击，侵入其他人的私领域，将不同于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定义为犯罪，这些生活方式并不触犯我们国家的法律，如果指控他们犯罪的依据来自《圣经》，那么，这些指控者应该知道，这本书还有句话“不可论断他人”。

任何信仰，不引向宽容，结局都是灾难性的。“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连右脸也伸给他”，这种信仰没有特权，值得他人尊重；不幸的是，有人一信，这句话他就读成了“当我打你左脸的时候，你连右脸也要伸给我”，不打人不足以显示自己的虔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