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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月26日电，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文章，全长5000多字，分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关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关于和平发展道路”、“关于文化建设和文化交流”四个部分。该文提出的两大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逐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激发全社会的创造活力和促进社会和谐。文章立论在必须坚持中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坚持改革和创新。人们不难发现，文中所及的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施政方针政策，已超出作为国务院总理通常负责的经济事务本身。

该文发出后，旋即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与猜度。有舆论认为，“温家宝是否要藉着两会前夕，大声疾呼，重新凝聚社会的政改共识呢？”；也有舆论认为：温家宝是起草中共十七大政治工作报告的小组负责人，现正收集各界的意见，这篇文章触及的正是中共的发展路向、改革焦点等议题，是否预示着十七大政治报告以此为蓝本？《亚洲时报》则认为，温家宝形像温和讨好，这番由温家宝出面向外解释中共在十七大前夕的决策思考模式，正是中共新一代领导层要在十七大前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一方面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像；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国际舆论壮大其声势，让党内的反对声音无法坐大 ”。在这些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华盛顿邮报》在报导温家宝文章的新闻导语：“中国共产党星期二警告中国越来越不耐烦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说，尽管中国过去20多年来经济变化步调迅速，政治自由化和民主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这种解释随即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在作者看来，此说显然没有力透温家宝当此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之际，发出这篇文章的内里玄机。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官场腐败、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产品供求失衡等问题日趋严重。此对，中国舆论界一向褒贬不一， 特别是去年两会来，中国新左派依此为据的反改革言论甚嚣尘上，是自邓小平92年南巡之后最高涨的时候。除了韩西雅和马宾痛批郑必坚主张融入“全球化”的文章引来不少关注外，北京大学学者巩献田大批正在起草的《物权法》“姓社姓资”的公开信声称：“《物权法(草案)》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妄图开历史倒车”，也一度引发了舆论哗然。再有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自居的周新成，也在社会科学院学报发表文章，重复“狼来了”的故事，对中国可能出现类似东欧那样的内部和平演变提出警告。更有的人一直在网上发起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运动，网上到处可见《市场经济主体论再批判》一文。年前又再次爆发一场检讨、反思改革开放成果的新争论，极左言论大有频频发难之势，去年“两会”被搁置的《物权法》，也再度成为今年两会争议的焦点。但舆论一般认为，中共决策层决心要推动本次人大通过此法。为此，前几天继3000多名退休高官、将领、专家学者及民众联署公开上书，强烈呼吁全国人大及中共中央纠正国企私有化的违宪行为后，近日还有一些学者在互联网联署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暂停审议《物权法》草案。他们指责该法违反宪法，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和资本主义复辟。由此又形成了新一波反对通过《物权法》浪潮。

据报道，那封由3000人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成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的前途与命运现在已真正到了《国际歌》中所说的“最危险的时候”，特别是国有资产被非法大规模侵吞，私有化导致社会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官员腐败和社会公平正义得不到保证，“这一切，现在都集中体现在他们要强行通过的这个物权法上”。 李介绍说，截至两会前夕，已有3274人联署，其中有退休副部级以上领导近30人、退役解放军将领逾10人。令人关注的是，中央党校有52名教授亦参与了签名上书，“过去我们都以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党校已成为修正主义的大本营，但现在看来，在这个大本营中还是有不少人对现实认识是清醒的、对执政者所选择的道路是不满意的。”另一位代表性的人物，北京航空大学的韩德强教授则更具极左面目，他声称：“实际上我们国有企业改革走到这一步，的确是严重违反宪法。基本上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违宪。如果严格按照宪法要消灭剥削制度的话，甚至连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这个八十年代初的提法都是违宪的。”由此可见，他们反经济改革的立足点不是要求同时推进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而是要捍卫传统的社会主义原则。

巩献田曾持“穷人打狗棍不能和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的说法，得到不少改革反对者们的赞同。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霍伊泽认为，“物权法只是创造一个基础。现在轮到政府来采取福利国家的措施，为生活窘况的阶层提供某种补偿。这不是物权法的任务。我想，很多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根本分不清这些不同的范畴。他们不知道自己谈论的对象是什么，把不沾边的东西混淆起来。福利国家的任务是建立社会公正，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 　

虽然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早前在不同场合都对有关论争表过态，表示将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但此次温家宝撰文正值两会召开在即，竟以不同寻常的个人名义做系统化、理论化阐述，强调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此不难看出，温家宝文章的炮制出笼有回应党内极左挑战，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方向不动摇的明显政治意图。

其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一直被视为中共党内改良派回应党内极左势力挑战的理论盾牌。这一说法是1987年赵紫阳在中共十三大上提出来的，在中共内部，对于究竟要不要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直存有不同看法的。首次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作理论分析与注释的，是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由赵紫阳领导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智囊班子，即由鲍彤组织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完成的。1987年1月5日，鲍彤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社会主义的幼驹和资本主义的老马及其他》一文，该文通俗的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构想。因此学术界多认为，鲍彤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创始者，但苏绍智、冯兰瑞、于光远等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推动者。赵紫阳当时主导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目的，是试图在保持某种程度的社会主义原则前提下，借助于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中国的道路。但“六、四”后，江泽民上台，初级阶段论一度被视为“右”，伴随赵紫阳的命运一同被打入冷宫。后来，国际国内舆论对江泽民的偏左路线普遍不满，到中共起草十五大报告时，党内曾有理论家向报告起草小组建议，目前不宜重提初级阶段论这一并不十分确切的提法，应寻求新的符合实际的理论观点。但当时江泽民有意在国际国内摆脱其偏左形象，因而同意了在十五大报告中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并象征地写入了“政治体制改革”，期望以此来刻意与党内极左派划清界限。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一开始就一直被视为是中共党内反左理论。对此，晚年的赵紫阳透露了其中的玄机。此据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鉴复回忆，在赵紫阳逝世前几个月，由宗凤鸣老人带他见过赵紫阳。他写道：“紫阳同志在谈话中提到他认识苏绍智、冯兰瑞，也很欣赏他们和于光远等同志宣传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方针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他颇为得意地说：他们的重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的重点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是邓小平说的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就还不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 （见姚鉴复《赵紫阳最关心的是国家命运，最惦记的是无辜者的命运》）曾一度是赵紫阳属下的温家宝，对此应是心知肚明。他该懂得赵紫阳们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法，就是资本主义的内里玄机。因而，他在今年两会前党内极左势力高涨之时，再次亮出要寻求“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目标的初级阶段论，其内在的政治意思决非像《华盛顿邮报》分析的那样，要“警告中国越来越不耐烦的改革派和知识分子”，而是要回应极左挑战，力推继续改革的大政方针和《物权法草案》在人大上通过。温家宝所谓“100年不动摇”的政治潜台词在于：100年不搞左的那一套，即对内不搞一大二公；对外不搞争雄对抗。现在的问题是，谁又能真正做得了中共的主？谁又能真正做得了时代发展的主？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论，究竟能帮中共新一代领导人“打左灯向右转”战略多少忙？

对此，崔之元先生早在“中共十五大战略选择”一文中论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说，“这显然是防御退守性的，并且具有理论上的不彻底性。如果第三代领导人采取这一提法，就意味着今后还要建立指令性计划的产品经济，这仍不能打破理论上的被动局面，不能展示独立的理论创新的气魄”。在作者看来， 这种“偷梁换柱”式的初级阶段论，本身仍然充满了自相矛盾。西方学者麦斯纳曾经指出，既然“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却要采用资本主义发展的手段去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岂非矛盾”。我们即使按中共官方的逻辑推论，中国连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都还没有建立，还谈什么社会主义呢?

由此可见，眼下中国所进行的市场化经济改革，如不跨出“社会主义”的虚假命题，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就没有前途。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是搞不得“战略模糊”的。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就必须正面迎击新老左派假“社会主义”紧箍咒的发难，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地融入全球化时代以资本扩张为动力的世界经济体系，理直气壮地接受民主现代化的普世价值观。

人类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就是资本扩张与反资本扩张的历史。“柏林墙”倒塌的史实，不是戈氏“新思维”的成果，而是反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全球范围内无一例外地走向失败的历史性结论和资本世界化扩张趋势不可逆转的现实性力证。这是史实，不是主义！什么都可以造假，唯社会发展规律不能造假。不要认为偷换概念就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是一定会挣脱强加给它的政治羁绊，按其自身属性与自然规律发展的。

如果胡温当局今后执政的思维框架，只能退守到社会主义“引号”里寻求作为，就必然一方面遭到极左势力对其“修正主义”的抨击；另一方面遭到自由主义者对其“假民主”“假改革”的批判。我早在2005年撰写的《胡温新政的“合”中求“和”》一文中写道：胡温执政以来，一方面不断遭遇自由派人士对其继续严控舆论媒体，侵犯人权，打压异见人士，没有政治改革新举措等的抨击；另一方面，党内外新老左派又不断抨击“胡温新政”“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说白了就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推行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由于它在理论上陷于了自我矛盾的逻辑错误，因此不仅难于统一中共党内思想，而且注定难逃腹背受敌的政治宿命。

 

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继不到一年前访问非洲后，于1月30日再次出访，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共在非洲的蜜月期可能接近尾声。

胡锦涛启程访问非洲八国

胡从1月30日至2月10日出访喀麦隆、苏丹（Sudan）、那米比亚（Namibia）、南非、塞席尔群岛（Seychelles）、赖比瑞亚（Liberia）、尚比亚（Zambia）和莫三比克（Mozambique）。胡的八国之旅预计会签定不少商业合同以及提供协助的承诺。中非双边贸易从1995年的大约30亿美元，成长至2005年的400亿美元。去年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历史性中非高峰会中，胡提供非洲50亿美元的贷款和赊帐以及加倍的援助。

据路透社报导，有越来越多的分析家警告说，贫穷的非洲国家最终可能成为输家，除非它们很谨慎地与中国做生意，并防止它们脆弱的制造业被中国的便宜出口品所淹没。

在胡的出访国中，苏丹是中共政权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但也是其外交上的负债，因为西方国家促中共在达尔福尔（Darfur）的人权危机上发挥杠杆作用。

中共在非洲的麻烦事还不只这些。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已经看到其石油工人在奈及利亚（Nigeria）被绑架，其投资政策在辛巴威的大选中被攻击，以及其销往南非的纺织品被批评为剥夺工作机会。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特约撰稿人艾斯特．潘（Esther Pan）于1月26日发表文章评论，文章就能源、经济、武器与人权等方面探讨中共与非洲国家的外交关系。

中共为满足经济成长对能源的贪婪需求因而向非洲国家购买石油。图为查德KOME一处炼油厂。（法新社）

中共在非洲的石油利益

中共为满足经济成长对能源的贪婪需求，因而向非洲国家购买石油，包括苏丹、查德（Chad）、奈及利亚、安哥拉（Angola）、阿尔及利亚（Algeria）、加彭（Gabon）、赤道几内亚（Equatorial Guinea），以及刚果（Congo）。

据中共官方消息指出，在2005年的前10个月，中国公司在非洲国家的投资金额合计为1亿7,500万美元，主要投资在石油探勘计划和设施。中国在很多非洲国家出入频繁，特别是苏丹，苏丹的石油出口品中有64%是销往中国。

中共与非洲国家之间的现有关系有何特征？一言以蔽之，“贸易与经济挂帅”。专家表示，中国公司将非洲视为其低成本消费产品的绝佳市场和发展迅速商机的机会。有些纺织品制造商，据称以在非洲投资非洲出口的方式，逃避美国和欧洲给予中国纺织品配额的限制。

中共如何与非洲建立关系？

中共藉由提供整套的援助计划与非洲建立关系，这些援助为中国公司带来商机和市场占有率。

安哥拉目前的石油产品中有25%出口到中国，中共在该国以20亿美元的贷款和援助方案投资一项主要的未来石油生产计划，这些贷款和援助包括提供资金给中国公司在安哥拉兴建铁路、学校、道路、医院、桥梁和办公室；架设光纤网络以及训练安哥拉的电信工人。

中共正提供广泛的、剥削性的和结合援助的贸易合同给贫穷国家。

中共出售非洲的武器占非洲取得所有传统武器的10%。图为一名查德政府军正在操作中国制装甲车。（法新社）

石油生产与武器销售相关？

出售武器给非洲国家使中共和非洲领导人的关系得以巩固，并抵销向他们购买石油的成本。专家表示，中共不像美国和欧洲国家有人权上的顾虑，所以它几乎愿意出售武器给任何人。

专家指出，中共对非洲石油资源的积极探勘也使其须确保非洲四周的安全问题，因此中共派遣军事教官协助非洲国家。结果，中共因其政治目的在联合国赢得重要的非洲盟国，包括苏丹、辛巴威和奈及利亚等。

中共出售武器给非洲哪国？

美国国会研究部（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报告指出，从1996年至2003年之间，中共出售给非洲的武器占了非洲取得的所有传统武器的10%，包括：

●苏丹一专家表示，该国使用的任何空军设备，包括用于屠杀达尔福尔人民的武装直升机，据报导都来自中共。

●赤道几内亚。

●衣索比亚（Ethiopia）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中共在1998至2000年之间的衣厄边境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出售给这两个邻国的武器据估计约10亿美元。

●蒲隆地（Burundi）。

●坦尚尼亚（Tanza-nia）。

●辛巴威——专家指出，穆加比（Robert Mugabe）的独裁政府在2004年年底向中共订购了12架FC-1战斗机和100辆军车，价值2亿美元。

中共对人权的政策为何？

中共经常以“不干涉内政”为由，回避其他国家对其人权问题的指控。史丹佛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 Studies）访问教授大卫．康说：“我们不要忘记，它（中共）是个独裁国家。”他表示：“中共并不会减少与不良政府的交易，还会提供武器给它们。”

中共对非洲有正面影响吗？

经济学家表示，很多非洲人关心中共在非洲如何运作，他们指控中国公司付的薪水比当地公司低，而且不雇用非洲人。国际观察家指出，中共做生意的方式——特别是它愿意贿赂和提供无条件的金钱援助的方式，会破坏当地政府增加透明度和良好管理的努力，以及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这样的国际机构在总体经济上的努力。

外交关系委员会研究非洲议题的资深研究员普林斯顿．莱曼（Princeton Lyman）表示，中国在非洲的利益有正面与负面效果。他说：“好的一方面是，它带给非洲新的金主；不好的一方面是，它使非洲国家在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努力付诸流水。”

 

举世震惊的“彭水诗案”的始作俑者、彭水原县委书记蓝庆华，在二零零六年十二月被免职之后，却又在二零零七年二月十四日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完成了地方官员非常难以实现的由“正处”到“副厅”的提拔。而另一名责任人、县长周伟，则在差不多同时“当选”为本地兼职的县委副书记。

“彭水诗案”这一当代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发生之后，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之下，重庆市有关部门被迫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在公布的调查报告中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志。对于此案，重庆市人大代表孙健提交了进行行政问责、并设置相应预防措施的提案。该提案指出，如此重大违宪和侵犯人权的事件，地方政府滥用公权和司法的相关责任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和相关责任追究，是无法向民众交待的。这份提案建议对此事进行行政问责，要对相关官员违法、违纪行为追究，而不是异地调动或者一赔了事。

这份提案的命运当然是被束之高阁，不仅如此，重庆当局还作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决定：该案的两名当事人，一名获得了升迁，一名继续在原地为官。这一决定深切地表明，中共的干部制度乃是专门选拔“坏人”的，因为惟有“坏人”才会只顾利益、不问是非地为上级服务，惟有“坏人”才能够充当专制制度坚实的根基。

至于所谓的“民意”，当局从来都不屑一顾。在中共的制度文化中，因为官员不是民众选举的，所以下级从来只对上级负责。上下级之间的主奴关系，可谓根深蒂固。主子对于忠心耿耿的奴才，向来是体恤有加，哪里会顾忌外界舆论滔天！中共的干部选拔制度，似乎特意要与民心、民意为敌：屈指可数的那几名得到民众美誉的“青天”，从焦裕禄到孔繁森，无不是生前饱受排挤与打压，在死后才不由自主地成为党的宣传工具；而那些民愤极大的腐败官僚和酷吏，往往能够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比如深圳“妓女公处”事件的始作俑者福田区公安局长，虽然受到媒体和法学界的严厉批评，却得到了福田区副区长公开的“拔刀相助”，其官位仍然稳如泰山。

在“彭水诗案”中，让人欣慰的是结果是受害者终于得以伸冤；让人困惑的结果却是害人者并未受到法律的追究。由此可见，中共从来不会因为怜悯民众而依法处理官僚，中共吏治之败坏，远远超过了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今天的人们常常非议明代政治紊乱、弊病横生，殊不知明代尤有张居正设置的“考成法”，此制度让地方官吏不至于过度胡作非为。张居正曾经说过：“法之不行也，人不力也，不议人而议法何益？”他所创制的考成法其实简单异常：他命令各衙门分置三本账薄，一本记载一切发文、收文、章程、计划，这是底册。在这许多项目之中，把例行公事剔除在外，再同样造成两本账薄，一本送中央各科备注，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如果有积久而尚未实行，即由该科具奏候旨；另一本送内阁查考。这样，对于地方官员的政绩和作为，中央大都能够掌握。地方官员的懒惰、失误和虐民，均纳入其考核成绩之中，不称职者通常不会获得提升。

张居正在给皇帝在奏折中强调了建立官员考核制度的重要性：“月有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核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如果没有这套考成制度，官员的升迁罢黜便失去了依据，从而完全凭借上级的好恶，以及下级对上级的逢迎和贿赂程度。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中总结说：“居正的综核名实，完成万历初年之治，最得力的还是这三本账薄。”正是有了这套分别贤愚善恶的档案制度，明代虽然屡屡出现昏君和奸宦，却未动摇国体，使明朝成为一个像秦、隋那样的短命王朝。

而连明朝的考成制度都没有的中共，其政权当然不会像明王朝那样巩固。中共吏治之败坏，已经与蓬勃生长的民间社会形成了无比尖锐的对立。每一次类似于“彭水诗案”、“妓女公处”等事件的发生，中共当局的处理方式，必然与民间舆论格格不入。而一次次肆无忌惮地伤害与侵犯民间舆论，也就等于是中共自己让自己威严扫地，不啻于自掘坟墓。蓝庆华、周伟二人能够因咎得福，固然会对提拔他们的上级感激涕零，从此更加卖力地帮助当局残民虐民，但中共的合法性基础却由此被自身所削弱。

蓝庆华、周伟还不是这套专门选拔“坏人”的干部制度的最大受益，他们只是基层的虾米而已。更大是受益者，或为中枢权臣，或为封疆大吏。比如贵为当今第四号人物的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贾庆林，其在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的时候，与天子第一号的赖昌星走私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逃亡在加拿大的赖昌星，屡屡爆出第一手材料，证实贾庆林及其妻子、秘书之贪渎。谁知，贾庆林不仅没有受到查处，反倒节节高升，最终拥有“议长”之尊，代表中国的“民意”在国际舞台上四处风光。又如，与陈良宇案件有不可推卸的关系的前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在舆论的置疑声中高升为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和政治局常委。又如，由深圳市委书记调任山西省省长的于幼军，上任伊始高调宣布要根治山西矿难频频的现状，然而山西省的矿难却不降反升，血淋淋的惨剧接二连三发生。于幼军不仅没有引咎辞职，也未受到上级的斥责，反倒被视为下一代中央领导的候选人，入选十七大筹备小组。

中共当局既拒绝向西方学习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又不愿到中国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求“资治通鉴”，依赖一套专门提拔“坏人”的干部制度，其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呢？

——二零零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首发民主中国

 

在当代中国，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吃官饭的人——包括有职务的和没有职务的，如果犯了罪，比如贪污、受贿或其它的什么，只要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名里面的，而且罪又不太重，或者活动得好，那么，大多不必服实刑（实刑是指真正在牢里服刑），而是弄个缓刑。不要小看这个缓刑，那对那些吃官饭而又犯了事儿的人的影响大了去了。它直接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就比如说有人是判有期徒刑三年。如果他不是缓刑的话，那就要在监牢里住三年。那是一种怎样的境遇呢？象俺这种坐过监狱的是了解到家了；那没坐过监狱的，相信也会有个感觉。说最简单的吧，中国监狱里流行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千贯，养不起一个劳改犯。你咂么咂么这句话的滋味，就可以知道在监狱里实坐三年牢是什么光景了。而倘若再象俺似的，碰上父母双亲走时居然不能送行，真不知那种精神上的打击要多少年才能恢复。

而如果是缓刑，那就大不同了。缓刑其实就和没有判刑没有什么区别，生活上他该怎么样还可以是怎么样，不会有牢房里的那种压抑，当然更不会有象俺那样的遗憾。充其量也就是多写上几篇检讨报告，或者破费几个请当地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嘬几顿。所以，仅从这一方面来说，这缓刑比起服实刑已经就可以说是天堂。

其二，其实还有更更重要的：即如果有人服的是实刑，即使只有一年，那么，他的饭碗也就彻底砸了：双开——开除党籍（如果他同时还是党员的话）、开除公职，再出来时身份就是一个彻底的普通老百姓了。而如果是缓刑则不然。怎么回事呢？这就是中国吃官饭的人喜欢判缓刑的诡异之处：因为中国的刑法规定，被宣告缓刑的人，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什么是“所在单位”？被判了刑的人还能有“单位”吗？本来，这应该是个问题，因为根据中国的有关法律规定，如果公务员受到有期徒刑的刑事处罚，是必须要开除公职的，而如此一来，他们也就不应该再有什么“单位”。但是，他们又说了，如果被判缓刑的人没有单位，那么，公安机关在对他们进行考查时就不方便。于是，在方便考查的大口号下，那些被判有期徒刑而又被照顾缓期执行的人便有了留在原单位继续工作的“正当”借口，“双开”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当然，一般而言，他们不会再象原来那样任职，也不会再象原来那样开那么多的工资。但是首先，一定的生活费用是绝对有所保障的。更重要的是，一旦所谓的缓刑考验期一过，这些人便可重新成为正儿八经在册的公务员，所有的待遇都会慢慢得到恢复。

目前，这一问题正引起中国社会的警觉。比如2006年7月25日《检察日报》便报怨，近年来，法院对职务犯罪案件判处免予刑事处罚、适用缓刑的比率大幅上升，从2001年的51．38％递增至2005年的66．48％——他们这样说：从初查、立案、侦查到起诉，检察官历尽千辛万苦才把一个贪官诉到法院，而这个贪官却有近百分之七十的可能被判缓刑，甚至免予处罚！所以，中国的民间评论者呼吁，中国应该象厄瓜多尔等国一样在刑法中做出规定，公务员犯罪不得使用缓刑。

但是说心里话，在笔者看来，公务员犯罪并不一定不能使用缓刑，然而，却绝不可因此而成为他们保留公职的借口。因为中国政府自己制定的《公务员法》第24条第1款明确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但是，当那些被判缓刑的居然可以保留公职，那么，就形成这样一个悖论：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不得录用为公务员；但是，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可以保留为公务员。

要知道，缓刑不是一种刑罚，它只是刑罚的一种执行方式。并不是说有人被执行了缓刑，就表明他并没有受到刑事处罚。所以，当公务员们被判刑后，无论是获实刑执行，还是获缓期执行，都不应该影响他们被赶出公务员队伍的命运。否则，就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尴尬。

比如中国青年报2007年3月10日的一则报道就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

1998年6月23日晚11时左右，河北省平乡县李隆庄村17岁少年李建广等3人乘坐柴油三轮车回家，当车行至本村路口，拐下土路时，有人喊“停车”，因三轮车噪音大，司机没有听到，车上3人听到后，提醒停车，接着是一声枪响。三轮车停下了，一辆吉普车开过来。这时，人们发现，李建广被子弹击中，血流满面。李被连夜送到平乡县医院急救，第二天，转到邢台市三院抢救，一个月后转院到北京治疗。经法医鉴定，李建广为“头面部枪弹贯通伤”，终身残疾，构成重伤害。

开枪者为平乡县重义町派出所民警张智革。据称，这一带经常丢失公共电路设备，作案者开柴油三轮车。当天，张智革进行常规巡逻时，发现一辆三轮车开过来，示意停车检查，但车仍继续往前开，张智革鸣枪示警时击伤李建广。事发第二天，开枪民警及相关人员到县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指定平乡县人民检察院支持公诉。1999年，平乡县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决张智革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然而，2001年李建广获知，仍在服刑期的张智革还是个警察！为此，李建广曾亲自跑到县城核实，发现张智革穿着有警衔、警号的警服，开着警车，就是个警察。此后，李建广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中国青年报记者也接到李的举报。

2007年1月22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平乡县公安局县城分局民警公开栏中注意到，上面有张智革的彩色照片和个人简历，具体如下：张智革，男，1968年出生，党员，大专文化，1997年11月到县城分局工作至今。县城分局另外一个公开栏公布了县城分局民警职责管辖分布图，张智革（误写为张志革）是城关镇东北区治安负责人，下辖2名干警。

而平乡县公安局纪检书记郭建国证实，县城分局工作人员张智革就是10年前枪击案的涉案干警，不过，他本人已被开除公职，如果他现在仍穿警服配警衔，就是假警察。但他又解释说，枪击案发生后，县公安局曾对张智革本人进行处理，但是考虑到张没有固定生活来源，经研究决定，张智革继续留在公安局当司机，由县财政发一定工资。

对此，李建广表示：“张智革伤害过我，而且被判过刑，让他再当警察我不服！”

不仅仅李建广不服，我也不会服。因为平乡县公安局纪检书记郭建国的解释根本就说不通，一个身穿警察服装、有警衔、警号、还由财政发工资的人会是假警察？笑话！如果这位纪检委书记没有神经病，我简直不知道他如何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一个身为县公安局纪检书记的人会是神经病吗？当然不会。那么答案只能是，他没有办法回答相关的问题，他只能做出那种无论如何都说不通、当然谁也不会信的解释。

不过话又说回来，被判实刑就要丢公职，被判缓刑就可保留公职，这也只是对大多数公务员而言的，而或者还有更例外的。2001年，俺在中国河北石家庄北郊监狱服刑时，有幸结识因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案被捕入狱的前河北省交通厅副厅长、同时又是李真姐夫的张建先生，他曾亲口愤愤的对俺说：“不知道现在
共产党是什么法律。先不说我真有罪还是假有罪，只说这件事：我现在在这里坐牢，但我的党籍还在，公职还在！”

而所有的这一切，也许才是中国当前的法律环境！

首发议报第293期

 

不久前，赖昌星借助国外的自由舆论环境声称：回国后要与官方展开电视公开辩论，以便向世人揭示远华走私案件的更多细节。

或许在痛恨腐败的人看来，他这个要求似乎有些离奇：一个走私犯还谈什么自由辩论吗？但是，正是这个要求，给中国带来了重要公共事务公开辩论的好开端！如果赖昌星要求果得肯定答复，那么，可以相信大量的宗教类“敏感案件”也可以公开辩论。

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没有自由的民主，也是不完全的民主，甚至是挂羊头卖狗肉式的民主！试看一下：你的投票权一直在被别人强行代理，选谁甚至候选人是谁，你都不知道，还谈什么民主吗？

“由”字在古汉语中是“作为”的意思，引申为“道路”，后来二义合一，就有了“自由”一词。其意义为：你自己决定要走的道路。

历史上最着名的自由案例没发生在民间，而是发生在贵族那里。着名的暴君隋文帝杨坚想娶一位漂亮的小妾（妃子），无奈，妻子妒心大作，使其无法实现愿望；一气之下，杨坚飞马出长安——“这皇帝我不干了！”，众高级贵族尾随而来，连劝带吓，让他回城；杨坚长叹一声：“朕贵为天子，竟无得自由！”

身为天子不得自由，就别说一般百姓了！中共以开辟新天地而自号，也有大量的精英为此拼上了身家性命，如：“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样回肠荡气的诗篇即是证明。但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毛泽东的绝对领袖地位确定后，“自由”就成了政治禁忌。1937年毛写下了赫赫名篇《反对自由主义》，为残酷的延安整风也为1957年的反右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1937到1957，其间的政治逻辑细节变化自然由中共党史专家来研究，但是生存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学术精英看透了即将到来的毛政治的本质。所以，比较于章伯钧与胡适，我对前者更多的是同情，对后者则是佩服。传说，胡先生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自由；延安人来了，没面包，没自由！”而后，胡先生远避美国，得以“跳出三界”外，结果章老在部长的位子上却成了右派，以至于今天他的女儿章诒和还时不时遭受剥夺“部分由”的礼遇。

公平而论，经济自由的政策确实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改善即自由度的微量增加，但是，不给人民自由的政治毕竟不是好政治。而逐步增加微量自由的作法既包括名义上公开审理的政治案件的合法旁听，也要包括给赖昌星们公开辩论的自由。之于前者，我有体会，当年（1999）我的政治案件被公布为公开审理，可是到开庭时，连我太太都被拒绝进入审判庭；时隔7年（2006），同一个地方，郭起真案件也是“公开审理”——作为旁听者，我还有另一位知名异议人士，以及在法院看来的其他异端分子，被挡在了审判庭外。

赖案虽非政治案件，但它的本质是更政治化的。是否答应赖的请求，已经成了考验和谐社会观念是否成立的一个重要尺度。因为，作为有巨大政治含义的赖案是否全面公正的审理已经超乎赖案本身的判决结果，重要的是人民的知情权被真正得放在什么位置！

按程序法来说，赖昌星的权利主张是不违背法律规定的，因为在二审判决结果生效以前，没有任何机关和个人有权剥夺他言论自由的权利。除非这个权利载体突然消失，比如在公开辩论或庭审之前，他“暴病身亡”了。

赖昌星只要不死，他肯定能为中国的自由状况的改善做出努力，尽管他的行为本身只是为自己的！也可以预见，如果21世纪后半叶有学者写一本中国自由状况的历史，如布尔斯廷的《美国人民主的历程》那样，赖昌星也绝对不是今日“完全坏蛋”之状。

2007年3月6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议报第293期

 

提起左王，人们都一直认为是邓力群，未免抬举了此棍。真正的左王，非毛泽东莫属。

谢韬先生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中不过是引用了一点党内“左派”的妄语，却己使不少读者感到心惊肉跳。陕西社科院“享受国务院津贴者”的告发信虽然不妨以“芙蓉镇”中政治疯子的疯话视之，喻权域教授在两会前要以言定罪的言论，恐怕真要让不少人惊诧了。社会发展到今天，历史真相不断浮出水面，通讯技术和设备更是日新月异空前普及，想找什么资料，往往只须举手之劳。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著名”人士对左王甘之如饴奉若神明？有人说，确有相当多的人因种种缘故而不识左王真面目。果如此，对这些人的启蒙还须借鉴一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精神。非如此，政治体制改革就异常艰难。这也是我为什么写此文的初衷。

《炎黄春秋》上刊出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本来就是谢韬先生为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所撰的序言，毛泽东自是题中应有之义。此文分60个自然段，与此前在网上刊出的原文相比，除个别字句差异之外，所删去的二段，信息甚为丰富，颇堪玩味：

1、在第55自然段下删去了“毛泽东取代了蒋介石，各党各派全国人民，希望毛泽东兑现延安时的民主诺言，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开民主国家新纪元。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变了脸，宣称他是‘马克思＋秦始皇’，而且比秦始皇还要厉害100倍，成为不穿龙袍的皇帝。他设计的权力结构和政治制度是保证和不妨碍毛泽东乾纲独断的一种制度。由于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三年大跃进，饿死了3，750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2、在第59自然段与结尾之间，删去了“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将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分离：党的代表大会及其常设委员会行使决策权，党委会行使执行权，纪律检查委员会行使监督权）、实现领导体制民主化，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并在一些地区试点。由绝对排斥到结合实际地探索三权分立的实现形式，这是政治体制改革指导思想的突破。

“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中共？）作为执政党的运作方式要作根本的改变，要在宪法之下活动，而不是高居宪法之上。要让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切实行使民主国家议会的职权，在政权体系中建立防止独裁、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机制。有意识地设置和强化这样一个对立面，将保证我党成为民主决策、清正廉洁、领导正确的执政党。从执政党领导体制的改革到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这种两步走的战略，可能是中国特色的宪政道路。”

“党内民主”一词近来大行其道，是否与“现在正在酝酿通过党内三权分立”有关？鉴于毛泽东“不受任何制约，不听任何反对意见”的历史教训，“要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作为党的领导人错了，在党内能够得到有效抵制和纠正；作为执政党的官员错了，能够得到国家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有效抵制和纠正。”是不是“党内民主”要达到的目标？

从“党内民主”和“毛泽东乾纲独断”，我联想到中共历史上至今讳莫如深的“富田事变”。说来可叹，“富田事变”竟然是由一次小小的“党内民主”引发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与人斗，其乐无穷”，毛泽东一生崇奉暴力，嗜斗、嗜杀。“富田事变”正是能使人认识左王真面目的绝好教材。从“富田事变”人们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这一历史事件与其后“延安整风”、“反右”、“文革”的脉络关系。窃以为，左王当国为祸神州数十年，“富田事变”既是他的第一桶“金”，也是他的第一笔血债。

有关富田事变的挖掘研究，高华先生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和张戎女士所著《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广证博引，资料翔实，极富研究价值，最具说服力。

高华先生说：“事实上，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厉行肃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极左的肃反观和复杂的个人目的，直接参与领导了1930～1931年镇压‘AB团’的行动。”是由无可置疑的历史档案中得出的结论。

1929年2月，毛泽东撤离井冈山向赣南发展，与东井冈东固兄弟部队李文林部会合。11月，毛泽东无视中央，擅自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并将李文林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1930年1月，毛泽东径自任命连襟刘士奇为赣西南地区的领导人。

对毛泽东如此抓权，中共中央于1930年4月3日发通知：“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特别不点名地批评毛擅自编管江西红军。5月，赣西南依此起来反对毛泽东、刘士奇。

旋被刘士奇扣以AB团帽子予以镇压。不到一个月，数千“地主富农”、“AB团”分子被杀。8月初，毛泽东带部队二攻长沙，江西共产党人抓住这个机会召开代表大会，用“党内民主”把刘士奇选掉了。为“富田事变”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长沙返回，10月14日给上海写信说江西共产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为AB团富农所充塞”，“非来一番彻底改进，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

“攘外必先安内”，11月下旬，毛泽东先从自己的红一方面军发动“快速整军”，大开杀戒。不足一个月，在40，000多红军中竟肃出4，400余名“AB团”份子来。据1932年5月的一份秘密报告称，当时“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AB团”。“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凡打AB团不毒辣的，都认为与AB团有关系。”审讯时，“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人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坐轿子，坐飞机（各县皆然）坐快活椅子，虾蟆喝水，猴子牵缰，用枪通条烧红捅肛门（胜利县）……等。就胜利县说，刑法计有120种之多。”有一种想象丰富的刑法叫“仙人弹琴”，用铁丝从睾丸穿过，吊在受刑人的耳朵上，然后用手拨拉，象弹琴一样。杀人的办法也多种多样，“剖腹剜心”是常见的。毛泽东甚至说刑讯是天经地义，受刑不过乱供本身就有罪：“是忠实的革命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

数万人就这样死去，仅红军就有10，000人死亡，是所有毛管辖下红军的四分之一。读至此，真令人“魂飞魄散”、“五内俱裂”！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清洗，也是以后“抢险运动”、反右、文革一系列清洗的先声和预演。

部下的意见“统一”了，上下“和谐”了。毛泽东就转手对付以“党内民主”把自己连襟刘士奇选下去的异己。12月3日，他派李韶九去富田，给了李一张名单。下令“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

“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和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所谓“AB团”，自然就是那些毛泽东“调不动”、“靠不住”的部队。

李韶九12月7日到富田，当晚便抓人用刑。一种刑法叫“打地雷公”，把竹签从手指头与指甲盖之间的缝里打下去，一锤锤钻心的痛。另一种刑法，用香火烧，也是慢慢地折磨，教你生不如死。李韶九还为江西领导人的妻子备有专门的刑法。据受害者事后的控诉，他“将女子衣服裤子脱下无片纱，用地雷公打手，线香烧身，烧阴户，用小刀割乳”。李韶九这种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一场直接公开反对毛泽东的兵变。兵变领导人刘敌，是毛的老乡。毛本想利用他协助掌握江西红军的。

12月12日（第一场双十二事变），富田事变爆发。刘敌率领20军独立营包围军部，逮捕军长刘铁超，释放了谢汉昌等人。傍晚，谢、刘率20军军部直属独立营冲到富田，释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 B团”70余人。随后，谢、刘率20军至赣江以西永新、莲花、安福一带，继续展开土地革命。并采取派段良弼赶赴上海向中央汇报赣西南“AB团”及事变经过请中央裁决等四项措施。

惺惺相惜，急于寻觅中国代理人的斯大林，极为欣赏毛泽东。莫斯科下结论说，毛“根本上是正确的”。下令把江西共产党人的申诉转交给毛，由毛处置。嗜杀的毛泽东，其处世宗旨向来是“逆我者亡”，谁反毛，谁就是AB团。谁受刑不过承认自己是AB团，他就一定是AB团。左王当国数十年间的无数冤狱，无不是这种荒诞逻辑的必然结果。试行“党内民主”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则通过这场大恐怖成了江西苏区的列宁。

流行一时的“十送红军”，长期被解读为江西苏维埃老区人民送红军踏上长征路的歌曲，其实，那无比哀惋凄惨的曲调所寄托的，完全是对红军内讧、自相残杀，对亲人无端丧命的哀痛之哭。

友人相聚，座中有为毛泽东扼腕者，叹息毛泽东建国后为什么不肯名成身退，成为一代完人。此言引起我对毛泽东为什么异常畏惧党内出赫鲁晓夫的思考。毛泽东为什么超乎寻常地恋栈？为了攫取权力，竟如赌徒一般不顾一切，不惜草菅人命，疯狂发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

答案明摆着，他害怕他的第一桶金和第一笔血债被揭发、被暴光。死于“富田事变”的那些冤魂是他永远的噩梦。延安“抢救”运动、反右、文革，只不过是“富田事变”的复制和延续。左王的每一次罪行都是为了掩盖其前一次的罪行。要想不被“赫鲁晓夫”揭发鞭尸，唯有牢牢占据权力中心方能稍觉心安。否则，便坐立不安。窃以为，这才是毛泽东为什么畏惧“赫鲁晓夫”而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至死不肯放弃的唯一答案。

据争鸣杂志《万里上书呼吁重评毛泽东》一文报导，2006年3月初，中共元老万里致函中共中央，郑重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万里老特别提出，1982年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承认是“违心”、“自私”，并决定以后要纠正这个错误。

1982年，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表示：党对重大方针、路线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地位、功过的评价，是作了妥协、折衷，某种程度违心、自私了些。今后要作全面、科学、求真的反思和评价，可能要15年、20年。1985年，邓小平、陈云在十二届八中全会后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先后就历史问题作了进一步阐明。邓小平说，党内、社会上、国际上都有议论，指怎么能把一场十年的政治、社会浩劫，都算在林彪、江青、四人帮身上？毛泽东亲自发动、部署、领导这场政治浩劫，是要承担主要罪责的。党中央也要承担一定过失，也包括出席会议的大多数同志。关于毛泽东这段历史，共产党还是要修正的，要尊重历史。

从1982年到2006年，早已超过了15年、20年。万里老人揭开这一内幕，并盼望在时间无多的晚年，看到能有行动。读着万里老人的盼望，不觉一阵悲怆涌上心头。

说几句疯话，写几封告发信，不知者不怪。倘明知左王镇压“AB团”的血债，却仍然奉之若神明，其人也就难以常情常理度之了。

细览富田事变有关资料，再回过头来细品“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隐隐觉得这两种“民主”，似远不如“人道主义”民主更迫切。

（2007-03-12）

民主论坛

Triumph of Willful Blindness to the Horror of History

Leni Riefenstahl, center, on a dolly filming her documentary “Olympia,” on the 1936 Olympics in Berlin.

By MICHIKO KAKUTANI

请制止在自由世界的国家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致中、英文媒体的公开信 黄翔

【2007年3月13日狱委讯】 黄翔的汽车轮胎第二次被破坏。(图片由黄翔提供) 中文和英文媒体的全体朋友们： 你们好！ 我现在给你们写来此信，是因为出于对你们的信任，媒体应为社会良知和人类公义的体现，为此，我向你们发出紧急呼吁！ 在去年八月下旬和今年三月初的半年时间内，我先后两次被人破坏汽车轮胎、预谋对我制造车祸进行谋害。去年，这样的罪行第一次发生后，我虽然怀疑有政治图谋,但难于确定作案者的背景,所以未公开向媒体披露,只是报了警。但因为这种事一时难以通过警方立案侦破、及时逮住罪犯，致使犯罪者胆子越来越大、行为越来越嚣张，欲致我于死地而后快，这也就导致了第二次发生这样的事件。第二次预谋制造车祸事件的发生，已足以暴露黑手背后的政治背景和图谋,迫使我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否则终有一天我将死于黑手预设的车祸！我不能等到人死了才爆光，那时候已为时晚矣！这种事一次又一次持续发生，让我联想起李志绥和张宏堡等人不明不白死亡的真实背景和原因！现在，我不仅向美国警方报了案，并且进一步将此事向FBI详细反映、备案！与此同时，我向所有持守良知和人类公义的中、英文媒体发出呼吁，请以公义之心关注这一事件！站在遭受恐吓和威胁者的一边！我现在将我所写的《请制止在自由世界的国家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一文给你们传来，请你们伸出援手，将这篇文章分别以中、英文发表，向全世界公开暴露这种谋害人命的预谋和罪行！！！不能等到一个人已一命呜呼、其死亡成为既成事实，再来关注已经晚了！ 随信同时发来第一次、第二次人为预谋制造车祸的照片等资料，这些图片等资料在你们发表我的文章时请附入文中。因为已两次发生预谋制造车祸的谋害人命事件，媒体曝光可以形成舆论压力，使犯罪者的罪行受到谴责和追究，阻止犯罪者继续对我犯下新的罪行。我以为，如果对这种犯罪的预谋保持沉默，就是对暴虐和罪恶的纵容，使预谋犯罪者更加肆无忌惮，其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越大！我唯有呼吁媒体关注并通过媒体发出我的声音，同时向FBI寻求公义和法律救助！这样的事发生在自由世界，应引起所有善良的人们和以关注人权为己任的国际人权组织的高度警觉！这种事也有必要提醒美国政府，在美国境内到底潜伏了多少受人派遣的黑手，这是一些以隐蔽的暴力攻击和伤害无辜的恐怖主义分子，绝不能容许他们藏身在自由世界中继续猖厥犯罪！ 中国流亡诗人、美国匹兹堡作家避难城荣誉驻市作家 黄翔 2007年3月10日 　 请制止在自由世界的国家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黄 翔 我在美国生活已经十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对故国家园的感情都是很深的，流亡与漂泊本是受一个专制政权的逼迫，实在是人生无奈、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前人的命运。但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作为一个独立的中国诗人和作家，我始终和首要坚守的，就是言论和写作自由；就是抨击专制暴虐和关注与维护人权！ 继1994年之后，我今年再次获黑尔曼•哈默特“言论自由”作家奖。同时获此奖的在全球范围内有四十几个人，其中包括中国大陆的多位坚持言论自由而受到当局打压者，这是些活跃在网络上的年青朋友，他们当中有维权记者也有网络作家。为此，我就此事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与此同时，收到了国际人权观察的通知信件，内容为今年获奖人名单、各自的简历和获奖理由。今年为“全球聚焦中国年”，中国大陆言论自由问题特别受到国际社会关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言论自由作家奖的获奖名单中，中国人的名字在全球占很大比例，这一极为触目的现象，也许刺激了专制者敏感而虚弱的神经。本来，在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奖是不能公开颁发和自由接受的，甚至相关的中文媒体和网络也持低调态度，未见公开发布新闻，以尽可能避免官方的过度反应。而获奖人如果公开接受言论自由作家奖，会面对很大的政治压力，甚至有可能因此暗地遭受比以往更严重的迫害。但是一般人可能难以想像，在海外行使言论自由、包括接受国际人权观察“言论自由”作家奖，也同样会被人暗算和加害，其目的是为了对你进行恐吓、封住你的口。如果你坚持行使和维护言论自由，坚持对中国人权乃至中国自由文化现状的介入和关注，既不向暴虐妥胁、也不向专制者谄媚、同其沆瀣一气，那么，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身处国内还是国外，你都逃不过专制暴虐的追杀，都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恐吓和迫害的情况，国内和海外都一样，只不过一种是公开进行，一种是以隐蔽的方式。为了打压中国公民的“自由言论”，消涂其对国内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专制者对捍卫言论自由者，实施分化瓦解策略、一打一拉，两种手段兼施，这种情况举世皆知、有目共睹。他们对被他们划为实施“孤立”和“打击”的对象，其不择手段的程度几近疯狂和绝望！十多年前，我在国内获言论自由作家奖，当时正值我第一次应邀访美回到中国。不久，我的作品被作家出版社接受，数十年来唯一的一次在大陆得以出版，但书刚印出马上就被新闻出版总署下令封杀。我以“民告官”的方式依法提出起诉、捍卫自己写作和出版的权利；但结果不仅权利被剥夺，而且我和当时身为记者的夫人一起双双被抓进监狱。当时官方强加我的主要罪名是、我回国“负有美国的人权使命”。十余年后我在美国第二次获此奖，没多久，竟发生了一件令我心身备受伤害也几乎不可置信的事，那就是有人非常专业地蓄意对我制造车祸，这样的事此前在去年八月下旬也曾发生过，当时国际范围的大背景是，身居海外的中功创始人张宏堡突然车祸离奇死亡，国内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人被先后逮捕入狱。现在这样的事是第二次发生。头一次发生有人企图对我制造人为车祸事件时，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这件事，不料马上竟有一位身份不明者在网上留下跟贴：“吹吧，吹吧，不吹会死吗？吹了生不如死！”语气带有潜在的威胁和警告，但其目的昭然若揭，显然是为了协助预谋者遮掩罪行、向世人蒙蔽事实真象。善良的人们根本无从想像，这类事不仅发生在中国，也竟然多次发生在西方自由世界的美国。可以说，犯罪者公然漠视国际视听、也藐视美国法律，在美国境内作案已到了猖厥和无所忌讳的程度！这种偷偷摸摸、见不得人的恐怖犯罪活动，很难设想这是受命于一个对自己执政有自信的最高执政当局，因为这种下流和卑劣的行为，无疑有损国家和民族尊严！也有损国家领导人个人的形象！我宁可相信，这是负有特殊使命隐藏在世界各地的“黑手”一类的人所为，是这一类奴性十足的小人自作主张，其目的是为了个人向上邀功请赏。我更愿意认为胡温政权不了解这类事，因为他们在倡导“和谐社会”、主张社会人文精神上的“和而不同”。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后台撑腰，这类霄小在自由世界敢如此胆大妄为地做专制暴虐的黑手吗？我只是一个独立的诗人和作家，在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上，发出的仅仅是与专制者不同的自己的声音，有什么必要非对我如此暗中加害，手段如此残忍、下作、卑鄙和无耻、如此让人不屑？！去年，我曾接到过一个恐吓电话，提醒我不要　像李志绥，被人从指甲壳里弹那么一点，某天在厕所里蠕动那么几下就倒下去了。在这里，我要正告这一类人，我所关注的是人类的文化，从事的是精神创造领域的活动。一个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的统治者，如果竟因此对我长期、甚至几近终生不见容，是否心理上太虚弱、对自己太没有信心？！共产暴政已经遭到全世界的唾弃，任何垂死的挣扎都纯属徒劳！如果要告别以往，开创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就应该允许人类思想和精神意识的多元兼容！三月四日早晨，我同我夫人雨兰一起乘飞机去纽泽西看望子女，也顺便去纽约办事。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告诉了他们关于我们的行程安排。头天夜里，我在电话中同国内亲人谈及此事时，也曾告知国内我们将在次日五点起床、六点出发，自己开车去机场，由匹兹堡机场登机飞纽泽西纽瓦克机场。头天，我们特别将汽车加满油，严格检查了轮胎万无一失。夫人夜里11点15分将车开回家时，一切正常。风雪中家家关门闭户，巷道中几乎没有人行走和车辆经过。当夜和次日天气都有暴风雪。我们的车子和邻居的车子都停在家门口，左边靠墙壁，右边靠马路。结果，我们汽车右边的两个车轮在黑夜中都同时受到犯罪者的有意破坏。此前，去年八月下旬我们的车子右边的后轮，就曾被人夜里用刀捅破（见图白线标示内）。第二天一早，当我们的车子刚开上高速公路，沿途发出不正常的声音这才惊觉，不得已勉强开到汽车修理站，一检查，才发现车轮被人戳破。此事我们并未张扬，只是把车轮换了，向警方报个案，将坏轮胎取回家中以备查证。那一次被人为破坏的只是一个车轮。也许因为暗中盯着我们的罪犯，发现破坏一个车轮未出现翻车的预期效果，这次更得寸进尺，干脆连我们右边的两个车轮全都破坏（见第二次被破坏变瘪的右边两个车轮）。做这种事的人搞的是破坏专业、很内行。他们显然窃听了我们的电话，选择的是我们天未亮就要开车上路跑长途的时刻（我们凌晨五点起床、六点出发）。其次，他们未让我们一开车就在家门口马上发现问题，而是预谋让我们在途中出事，或车子往一边翻而摔死，或翻车冻死在暴风雪中。他预设我们死于暴风雪中，不想恰恰是暴风雪救了我们，感谢神的保佑！因为途中我夫人雨兰开车踩油门，很奇怪，车子就是开不快。她想到反正是暴风雪中开车，也就将车子换到慢车道慢慢开，差不多多用了一倍的时间，竟居然开近机场停车场。 这时，一辆车从我们车旁边擦过并按响了喇叭，一位美国女士指着我们的一边车轮说两个轮子全坏了。我们只得找个地方将车停下，这才见到车子右边两个车轮全瘪了，若在高速公路上开快车，车子肯定往一边倒，人不摔死也摔成重伤！当时我们忙于登机，只好把车子停在机场，登机前致电友人和拖车公司问怎么办？待办完事三月六日夜从纽泽西飞回来，才请来拖车公司见证并作记录（见拖车公司司机记录），同时也先后向机场和我们住地警察报案。 在两个被破坏的车轮中，机场警察在风雪交加中发现其中一个车轮上，竟有一个垂直嵌入的大铁钉，后来经汽车修理站仔细检查，这才发觉汽车右边两个轮胎上均各有一个大铁钉。作案的人显然是预先知道我们的行程、出发时间，趁我们入睡之后、起床出发之前冒着风雪也冒着危险作的案。因为那时候是风雪交加、万籁俱寂的午夜或凌晨，如果一个人不是出于专门目的，是不可能夜里起来在大风雪中摸黑干这种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的，更不可能理解为是小孩子深更半夜爬起来在天寒地冻中搞恶作剧。其他的因素也可以排除，如我们同社区和周围邻居的关系都很好，同谁也没有结仇结怨，绝不会有谁蓄意对我们加害。 根据汽车修理站的检查，同一边的两个车轮都有大铁钉，这显然是趁我们出发前将两个大铁钉分别预设在两个轮子下的，让你神不知、鬼不觉，车一开动就自然压进内胎，修理站经验丰富的老板也认为是人为故意破坏。而被戳破的双轮是慢慢漏气的，作案者估计轮胎在途中就会瘪，车子就必定往一边翻倒，他的目的也就达到。而且以预设的大铁钉自然戳破轮胎、让两个车轮慢幔把气漏光，比上次直接用刀戳更隐蔽、更高明，可以给人造成“轮胎途中辗了钉子”导致事故的假象，而无法以此作为“立案”的依据而逃避法律追究！可见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犯罪之“高明”和高度“专业”化。这是那类躲藏在美国公众乃至警察视野之外的犯罪的“黑手”，在美国境内公然从事的恐怖犯罪活动，除此，没有其他解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而是第二次这样做了。他可能不会想到，犯罪总会有不同方式“记录在案”。而且他也没有想到，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的车子“一次又一次”专门成了“刀子”和“钉子”盯住破坏的对象，而不是同一住宅巷区的其他人一次又一次发生这样的遭遇？！为什么上次用刀戳破的是一个轮胎，因为谋害的目的未得逞，这次就干脆换了一种手段，并且为了确保翻车，达到预期的犯罪目的，就把我们靠马路一边的两个轮胎同时破坏？！这不是人为的有预谋、有目的的犯罪是什么？！这类人显然负有特殊使命、以合法的名义进入美国，他就藏身在匹兹堡、躲藏在我们身边伺机进行恐怖犯罪。他一直以为其所作所为天衣无缝、不会引人怀疑。即使怀疑也抓不到证据，他的罪行也就永远无从暴露、永远不会受到媒体的爆光，进而引起公众舆论的谴责和受到法律的追究。他以为，一个多次受害者在一个法治和民主的国家永远不会向比他更高明的机构和技术手段求助，使其本来面目、罪恶和丑行最终真相大白于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种事，会与同我们友好相处的社区的美国人有任何关系吗？！这纯属一般的偶然的“事故”、而不是处心积虑的政治“恐吓”或政治“谋害”吗？！我们的朋友、美国画家比尔和他的八十多岁的父亲闻讯后十分吃惊，父子两人夜里顾不上睡觉，立即开车专程赶至机场接我们和帮助我们，当他们目睹两个车轮都被人破坏的惨状时，两人都睁大了眼睛，很自然地意识到这是人为的犯罪。听说我们先后两次车轮遭人破坏，这种有背景的犯罪行为竟然发生在美国、在我们居住的社区，使这两个美国朋友简直不可思议也感到义愤！联想到我们人生活在美国、仅仅是行使言论自由，也居然存在着恐吓、威胁和生命安全问题，其犯罪者的特殊身份不言自明，不仅应向警察报案，更应该作为有可疑背景的专案，直接请FBI侦破、查出真相！因为我们是被迫流亡异国他乡者，在中国大陆和在自由世界，我们都同样行使自己的言论自由、同样关注和维护中国的人权，专制者因此对我们耿耿于怀、一直有人注视我们的行踪，总想伺机对我们下手，视我们为欲除之而后快的对象！我是一个作家和诗人，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坚持地下文学创作。在中国大陆，我的书至今禁止出版；在海外，我的作品的译者也多次在看不见的压力下退却、而放弃初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中文出版还是英语翻译，很奇怪，都有人始终注意和关心，千方百计地或公开或暗地阻挠和干扰。去年我应邀去美国布朗大学，居然收到一个不知名者的电话，建议我取消布朗一行，称“人民的布朗不欢迎你”。之后我应邀赴新西兰梅西大学演讲和朗诵，主办者竟收到一封电子信，以早已被人唾弃的极其荒唐可笑的语言说：“当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插遍全球之日，让你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抖吧！”不仅在国内，甚至在国外，也竟然有人如此害怕人们正常地行使言论自由！几近疯狂和绝望地害怕相异于“谎言”的“真实”！我的一部真实记录上个世纪时代和人生经历的百万字的长篇，原名《自由之血——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在汉学家的建议下，压缩成一半并易名为《刀尖上的天空——灵肉自在与自焚者说》，曾先后有两位译者同我有共鸣和共识，并着手翻译，最后都因为害怕“影响”同中国的关系而中途放弃。包括我的已经出版的一本大型诗集《走出共产中国》，之前也有人特别关注，曾数度对译者和大学出版者施压，后因译者爱默生坚守良知将此书译出并交由英语出版社才得以公开出版。此书英文版出版后，爱默生又继续翻译我的其他作品，不想正当盛年、身强力壮的他，这时候突然撒手人寰，我的作品翻译因此而中断！在这个全球一体化的时代，为什么一个人仅仅因为行使言论自由，在中国大陆要受到监禁、绑架、失去自由，遭受折磨、甚至虐杀，为什么在西方世界生命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为此，我向中英文媒体发出呼吁，向国际人权观察、国际笔会、北美作家避难城联盟和中国人权等组织发出呼吁，请关注每一个行使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者的权利！关注每一个维护言论、信仰自由和写作自由者的人身安全！ 我同时也向以美国为首的各国政府和全世界发出呼吁，请关注当下中国言论自由和人权状况，关注中国大陆的维权者和流亡海外的异议者的人权现状和人身安危，使每一个中国人的自由表达的权利和生命的安全得以正常的保障，而不受到专制暴虐的国家恐怖主义以任何方式和任何手段、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的扼杀、恐吓、侵犯和危害！！！ 黄翔的汽车轮胎第二次被破坏。(图片由黄翔提供) 黄翔的汽车轮胎第一次被破坏。(图片由黄翔提供) 　 ?f°U(tG1??D?)

 

● 小说十分无奈地说出：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对于一个以暴力为基础的官府来说，这可能是小说最为离经叛道之处。

● 武汉文学界 06 年举办的胡发云小说《如焉》讨论会。此讨论会被称为「如焉粉丝聚会」。

凭心而论，《如焉》并不是一部可以与经典名著相提并论的伟大小说。从另一方面说，《如焉》在读者中的如此风行，也并非全然是拜官家查禁之托。即使官家眼开眼闭，这部小说也会在读者中四处传诵。因为人心乾枯得太久太久。假如以旱灾作比方，中国的人心实在是乾旱到了无以想像的地步。人们已经不再期待有甘霖突然降落，只要有一阵微风吹过，带来几丝细雨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如焉》恰好就是这么一阵微风细雨。

凡是读过《如焉》的读者，都会对洋溢其中的温情脉脉留下不浅的印象。温情，乃是这部小说最为成功之处。虽然小说讲说的那种生活、那段历史，充满了残暴的记忆，但小说的笔调是温情的，小说的女主人公是温情的；小说所涉的芸芸众生，一方面苦苦挣扎于艰辛的生活，一方面又被温柔的叙述所笼罩。相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如焉》写得不够诗意盎然。然而，相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样的温情却足以触动他们麻木的神经，抚慰他们枯涩的心灵。

中国人的狠劲代替了温情脉脉

中国人的铁石心肠，是在上个世纪的那场革命中炼就的。尤其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把人心磨得硬得不能再硬。从某种意义上说，凡是有过文革经历的，都是不能管理国家的。但悲惨的事实恰好在于，如今在朝中掌握大权的，恰好是文革中锻炼出来的。更为悲惨的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的那场屠杀，在杀死许多无辜者的同时，杀死了中国人的怜悯心，杀死了中国人的脉脉温情。那场屠杀之后，中国人有了股前所未有的狠劲，用在商场上，用在官场里，用在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里。赚钱是凶狠的，做官是凶狠的，跟任何人打交道，全都是凶狠的。人们可以说，中国人被打醒了，也可以说，中国人被杀晕了。从动物上升到人是艰难的，而从人降到动物却是容易的。一旦温情被枪声和坦克所封杀，那么无论是开枪的还是面对枪口的，全都可能变成凶猛的动物。一个高度专制的国家本来就相当于一个戒备森严的监狱。此后，又成了一片凶险的丛林。

温情的消失体现在文学艺术上，乃是权术和暴力的泛滥，比如张艺谋陈凯歌之流的电影，莫言的《檀香刑》一类小说。温情消失的另一种表现，便是所谓的下半身写作，并且最好由少女捉笔。少女的温情，被脱裤子的狠劲所取代，并且得到众人无声的鼓励，仿佛裤子脱得越快就越前卫，从而也就越赚钱。权力的荣耀和卖淫的泛滥，沆瀣一气。难得有些跳出国门的先锋作家，却又自恋得不行。即使是诺贝尔奖的评判者，都忽略了在得奖的中国作家的小说中，有着太多的恋己和太少的爱人。

学会爱，专制的前提便会消失

爱是无用的，一如温情好像是软弱的。但人之为人的一个首要因素，就在于懂不懂爱，会不会爱，有没有爱。被仇恨所长年裹胁的中国人，忘却了爱。因为以仇恨为生存前提的官府，害怕爱。那么多的中国人，不斗行么？而要他们互相斗争，必须让他们始终处在长年累月的仇恨之中。在残暴的斗争中，爱确实是无用的。谁有爱心谁倒楣。可是，一旦人们学会了爱，那么斗争的前提就会消失，从而专制的前提也不再成立。这是以恨为生存基础的官府为什么要查禁《如焉》的根本原因。因为《如焉》没有像莫言那样宣扬暴力和恐怖，没有像张艺谋陈凯歌之流那样津津乐道于权力和权术，也没有找个少女写卖淫故事。

这可能也是温情和性的不同之处。性是可以买卖的，但温情是不能买卖的。或者说，爱是不可买卖的。《如焉》一反在高压专制之下的淫荡世风，不写少女卖淫甚至处女卖淫，而是写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如何的温情脉脉，如何的爱和被爱。并且，还出示了其黑暗背景：温情的爱如何遭到暴虐的摧残。那样的黑暗是如此的沉重，以致小说以一种十分无奈的语调说出：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爱的能力。对于一个以暴力而不是以民意为基础的官府来说，这可能是这部小说的最为离经叛道之处。专制的官府不会禁止卖淫，不会禁止对暴力和恐怖的渲染，但会害怕温情的流传，会害怕爱心的升起。温馨的爱，是专制的天敌。不管是专制的权力，还是专制的心理，全都害怕爱的温情。

这就是《如焉》的成功之处，也是《如焉》为何流行的缘由，也是《如焉》何以遭禁的原因。在没有明灯的黑暗里，即使划亮一根火柴，也是一线光明。《如焉》，便是这线光明。对此，因为温情而聚到一起的人们，应该互相祝福。

二○○七年二月写于纽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