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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字当头，是我们共有的精神体验？或虽未“当头”，却已“深潜”，潜入集体无意识，成为我们难以启齿的心理底线。与“怕”共舞在文学界已不鲜见，难的是抉“心”而食，深挖底线，以学术耐力作一次政治思想史的长途探险。我寻找多年，也只找到这一本。原书名是《论恐惧——一种政治观念史》，译稿清样已经进入印厂，最后一刻与编辑通话，将书名改译为目前这个样子：《我们心底的“怕”——政治观念史检索》。书中诸多“恐惧”字样已经来不及改了，我们把改动留给读者，凡见“恐惧”皆可在心底念出这个“怕”字？

连蒙田都说：“我最感恐惧的，是恐惧本身”。

一

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他们不可能共享我们的感受。左翼人士总要批评911以后美国民众对恐怖主义的恐惧，这一点也不馔狻5樾蜓源邮ゾ灯穑笛堑蓖党越谏系勖？前躲了起来，那就是人类“怕”的起源，此后扯到美国人对上司的普遍恐惧——办公室幽灵，这一路向会让读者感觉意外。此后第一章从霍布斯开始讨论，我们才可能醒过神来，恢复一些熟悉感受。

霍布斯是“怕”之产儿，不仅指他的精神，也可以指他的肉身。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压境，吓怕了所有英国人，母亲不足月小产，“一对双胞胎呱呱坠地，一个是我，一个叫做恐惧”。此后他再没有摆脱过这一“怕”字，其政治哲学的起点是：“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进入中年，他目睹英国革命动荡46年，死了18万人，政治哲学复染一层厌恶革命的保守色彩。在他之前，马基雅维里曾发现“怕”很有用，是君主控制臣民、军队的手段，到霍布斯这里，则将“怕”上升为“文明之父”：这是社会生活的凝固剂，可以从教会尤其大学中吸取养分，培养臣民的服从与恭顺；人心是一道难填的欲壑，权欲之上有名誉，名誉之上有荣耀，只有一个“怕”字才能制服这些激情，平息造反冲动；统治者要善用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怕”，可赢得国家威严与合法性：“怕”还是法律能被社会接受的心理基础，人们因为“怕”遭惩戒，才接受法律约束，等等。这些理论让我们想起韩非子，后者几乎是古中国早熟1500年的马基雅弗利，再加一个霍布斯。洛克也认同与“怕”同源的“焦虑”，是人类行动的重要刺激，伯克、林肯等人也曾积极评价“怕”对公共生活的警醒，恰如中国人承认“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二

从孟德斯鸠开始，“怕”向贬义发展，霍布斯的君主国家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状态的恐惧，孟德斯鸠相反，他的自由国家则来源于人们对君主专制的恐惧与厌恶。《法意》吸引人的地方，是论述人类三种制度原型各有其精神原则，而专制政体的基本原则，就是一个“怕”字，让人人害怕，一直“怕”到骨子里。更精彩的是，孟德斯鸠发现“怕”之结局只是一个“静”字。“静”是“怕”的结果，一旦“静”到无声，万念俱灰，万籁俱寂，则更让人“怕”。这时就需要政治之外的“软东西”了，需要民风、民俗的习惯维系，以及知识分子好谈论的“文化”。受恐怖束缚的社会被剥夺了政治，只能在“软东西”中游走，湮没在“文化氛围”里。这一消极发现有积极意义：倘若某一族群好谈论“文化”，只不过是社会进入专制状态的指示，“它被剥夺了政治”，除了“文化”，再无其它问题允许谈论，它就只能聒絮“文化”，除了“文化”，还是“文化”。

到托克维尔这里，“怕”又有转折，可“怕”的不是君王权力，而是群众的街头激情。作者称托克维尔是一个“书斋里的维特”，渴望浪漫的自由主义激情，却又害怕群众的“多数暴政”。托克维尔生活的19世纪中期社会，“公共生活的土壤，一时间炙热得无法踩踏”（华兹华斯语），1848年2月24日他出任外长前夕，就在街上遭遇过游行示威者。他在街头对示威者问：“如果巴黎进入无政府状态，整个王国会陷于混乱，难道你们会认为倒霉的只是国王一个人吗？”在托克维尔看来，令人害怕的不是权力，而是群众在公共场所持久不散的亢奋。《美国的民主》上卷出版于1835年，下卷出版于1840年，上下卷之间迥然有异。托克维尔在上卷里渴望自由，但已如此论证自由：个人因虚弱，不足以坚持他的自由，故而才会服从制度与法律。到下卷，这一虚弱精神弥漫于全书，几乎否定了上卷：个人的孤独、无足轻重，注定要交出刚到手的自由。上卷中他与霍布斯相反，认为群众不仅不需要领袖，而且天性是排斥领袖，“在美国，一切危险来自于民众”，旧政体的权力从国家流向社会，民主政体的权力从社会流向国家，他开始焦虑“多数暴政”（tyrannyof themajority）；到了下卷，托克维尔几乎灰心丧气：比制度更重要的是文化习俗、观念风气，早在制度塑造社会之前，“文化”就已经将社会塑造完毕。上卷认为是“制度塑造文化”，到下卷则承认“文化塑造制度”，从贵族政治到庸众政治，社会成员原子化，“意志的弹簧最终完全松弛”，孟德斯鸠关于制度与文化的发现在这里完全颠倒了过来。

三

托克维尔是19世纪人，但已经预示了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走向，反过来说也可以，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现代性批判”，只不过是托克维尔19世纪思想的完成阶段。他们都认为自由一旦遭遇民主，会发生“现代化焦虑”，可“怕”的不是制度，不是政治，而是已经塑造好这些制度的“文化”。此后法国知识分子热爱这一说法，反反复复地吟唱。一个世纪后，阿伦特从这里开始思考斯大林与希特勒问题，她将这两个人合并同类项，认为是社会成员的“现代性焦虑”，推动这两个人从不同的方向几乎同时登上了权力巅峰。霍布斯将“恐惧”指向过去的自然状态，可以为君主所用；孟德斯鸠则颠倒过来，把“恐惧”归咎于当下的君主专制，有政治垄断才有文化泛论；托克维尔在民主内部发现“恐惧”，自由最终不是被君主扼杀，而是被民主扼杀；阿伦特顺着这条线走下来，几乎全部接受，只颠倒了其中孟德斯鸠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从此，文化解释不再是专制下的回避与软弱，而是面对专制的“深入”，是深入专制制度的“哲学发现”。

至于意识形态与恐惧，按照作者的观念史检索，是霍布斯首先发现。英国革命出现意识形态激情，内战中的清教徒因意识形态激情而放大自己，前仆后继地为信仰赴死，故而霍布斯强调君主要善用“恐怖”，让芸芸众生自知渺小，以平息这股不知生死的激情。托克维尔则认为人之所以渺小，是因为现代民主而不是君主专制的压迫。阿伦特走到这里，综合两家之说：确实是有意识形态激情这么个东西，但在这一激情下，人不是放大，而是自承渺小，由此才甘愿受死。从此才有阿伦特的独特发现：20世纪的专制暴政，是一种与古代暴政完全不同的暴政——“意识形态恐怖”。这一新型恐怖是针对人在现代性压迫下为逃避自由而设计的，旨在根除的不是特定对象如犹太人或俄国富农，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这就是阿伦特名著《极权主义的起源》之起源。

四

阿伦特受业于海德格尔与雅斯贝斯，但《极权主义的起源》观念史背景则更多来自霍布斯、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阿伦特写作此书的现实刺激，则来自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最令西方人震骇的还不是大清洗本身，而是1938年布哈林在法庭上低头，最终承认那些指控他的骇人罪名，这一事件使得欧洲知识分子夜不成寐。阿伦特受此震骇，才提出了极权主义新模式：这是人类此前从未出现过的新专制，它由意识形态激情构成，可以让最优秀的人低下高贵的头颅；极权迫害不是来自于前现代的专制，而是来自现代性本身，希特勒和斯大林是同一类，都是是现代性投下的阴影。

阴影从“大众massmen”开始：“大众”精神特征来源于“多余性”superfluousness和“孤独性”loneliness，“缺乏正常的社会关系”，“完全没有组织”，需要“铁的箍带”。“一个人自己什么都不在乎的无私性”，民族由此发生“可怕的负面团结”。与托克维尔不同的是，阿伦特揭示的群众不具有主动性，而是一个容量巨大的地下焦虑源，等待着别人把他激活。他们没有结构，只有方向。

意识形态强有力的感召，就在于它能对准这个“孤独性”和“多余性”。意识形态说什么并不重要，而在于它能做什么——它能把群众从焦虑中释放了出来。先前的宇宙秩序经宗教、柏拉图或神话安排，井然有序，世界生生不息，井然有序。现代性击溃了这一秩序，而意识形态则再建了这一秩序，使得人们在无意义的世界找出了意义，获得“意义链”。阿伦特终于能解释布哈林为何会承认那些可怕的罪名：“如果承认B和C，就算能一直说到无数个字母的末尾，你也不能发现那个A.——这种（意识形态）论断的强制力在于：如果你拒绝，你就自相矛盾，在这种矛盾之下，整个生命就失去意义：而你承认并发现了A，这个A就通过其后产生的B和C，主宰了你的整个生命。”

阿伦特既然把希特勒与斯大林归位一类，当然就把奥斯威辛和古拉格归为同类项。全面恐怖使得受害者放弃了所有文明积淀，集中营外的群众运动是个心理学问题，“恐怖的环境对这些生生不息的群众来说再合适不过”；集中营内的反应则只能给与生物学解释，奥斯威辛证明“人可以被改造为人类动物标本，改造为一片片行尸走肉”。奥斯威辛再加古拉格，则证明欧洲的文明基础已经被粉碎，欧洲历史走到了尽头。

五

上述论述已经够令人不安，但阿伦特还有更悲观的：全面恐怖不会因为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死亡而终结，很可能因他们离开而“装扮成”更“真切的形式”，“当真正的大众人接管了局面”，“他会和希姆莱的小心谨慎，精于算计正确性有更多的共同点，而不是和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法西斯主义有更多的共同点，他会更像莫洛托夫固执的呆板，而不像斯大林感官体罚的残酷”。“这是一个从现在起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危险”，人类前途将会越来越艰险，越来越渺茫。

10年之后，阿伦特为美国杂志《纽约客》报道“阿道夫-艾希曼”审判案，写有《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可以看出霍布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这一脉络更明显的痕迹。稍有改变的是，全面恐怖不再是“根本罪恶”radicalevil， 只是一种“罪恶的平庸” banality of evil.全面恐怖没有把全人类变成非人格的被动工具，只是改造了艾希曼这样的活跃分子——中层管理人员、犹太社团领导人。阿伦特开始收回全面恐怖的哲学深度与普适范围，但她还是将恐怖归咎于文化——哲学心理。

阿伦特的《极权主义起源》构思于上个世纪40年代前5年，完成于后5年，全书1951年出版，1953年在读到古拉格报告后添加了新的一章“意识形态和恐怖”。前5年阿伦特看到的是欧洲抵抗法西斯主义有希望，尤其是以法国为中心的抵抗运动，似乎展现了战后会出现一个平等的、结成联邦欧洲的政治秩序，推进激进的经济重新分配，包括“财富控制”和“基础资源和主要产业公有制”。但她也担心盟军会把权力注入各国“流亡政府”，这些“流亡政府”只想“恢复原状”。这是“神圣同盟”的残余意识，会导致战后为苏联而提心吊胆。到1946年她发现“抵抗运动没有实现欧洲革命”，冷战的出现意味着她不愿看到的焦虑成为现实。尤其是美国共和党政府执政，使得阿伦特坠入冰窟。1953年她曾致信雅斯贝斯：“（美国）政府本身，加上为首的那个喜欢打高尔夫球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企业的政府，它惟一关心的就是让现有的大企业更大”。“至今为止，一点抵抗的声音都听不到，所有的东西都像太阳下的黄油一般融化了。”她对战后欧洲彻底失望，将其看成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全面死寂”。到《极权主义的起源》最后三分之一，她终于提出斯大林主义以及纳粹主义是孪生兄弟，将霍布斯—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关于“恐怖”的思想史检索，引向当下普遍存在的“现代性”。顺便一提的是，阿伦特丈夫是个共产主义者，而阿伦特本人不是，但她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了足够多的西方思想中的反西方部分。

六

到了上世纪60年代，阿伦特突然又活跃起来。此时美国出现了一些左翼活动与著作，如《寂静的春天》、《女性的奥秘》、《另一个美国》等。德国年轻的一代开始质问父母在二战中的行为，使得阿伦特有可能看到此前看不到的个人丑恶。她对艾希曼罪行的描述出现了这些特征：个人野心，追求个人成功，往上攀爬权力体系，而这些个人因素在她当年的《极权主义起源》一书中是不存在的。她开始认识纳粹事件很可能是一个具体事件，而不是普遍事件；全面恐怖是种族灭绝的工具，它要消灭的不是人性，而是人性的多元化，是对人类多样性的攻击。此时阿伦特从哲学的普遍性，开始回归罪行的具体性。

阿伦特自己在1963年也承认，“现在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念，即针对我的《极权主义起源》的观点，这些罪行公然挑衅人类审判的可能，并破坏了我们的法律框架。”在她给历史学家肖勒姆的信中说：“我改变了看法。不再提‘根本罪恶’了……我现在确实认为罪恶从来都不是‘根本的’，只是极端而已，罪恶既不具深度也不具超凡的特性……它是‘挑战思想’的，如我所说，因为试图达到一定深度，追根寻源，就在思想触及罪恶的时候，它感到迷惑，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这就是罪恶的‘平庸’。只有好东西才具有深度，才有可能是根本性的。”至此，人们松了一口气。

阿伦特理论出现后，曾遭到三方面抵制。她活着的时候，犹太人就不能接受她对纽伦堡审判的说法，甚至发生普遍愤怒；欧洲研究纳粹问题的专家则反对她有关法西斯的论述，不存在什么群众孤独症，奥斯威辛并不是起源于此，而是起源于德国历史中的反犹主义。一个绝佳的反证是，同处于一个现代欧洲，丹麦国王与民众普遍援助受难的犹太人；最重要的是，研究苏联史的学者则认为她所说斯大林主义与希特勒主义同属“现代性”，是哲学家的悬空之论，完全不着边际。历史告诉人们的是一幅相反的画面：苏联民众从一开始就不接受“大清洗”，直到1935年，苏共中央每年接到七万七千封社会来信，内容包括“抱怨、谴责、请愿、建议、检讨”等，有一位工人来信，直言不讳地警告特权阶层，他们正在脱离群众，并把他们和希腊神话中的安泰作比较。哪有什么因“现代性”而发生的“孤独性”、“多余性”？阿伦特曾提出斯大林去世可能意味着更同心协力的反自我的群众运动，就在她这样说的时候，苏联报纸开始解冻，发表大量普通市民给编辑部来信，投诉领导阶层的背信弃义和渎职。大清洗中的劣迹被揭发得越来越具体：如1947年苏联情报部门负责人在一封信中曾这样指示手下人，在审讯中“要提及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的联系”，于是审讯官就在审讯桌显眼处放上被审者的亲属的个人用品。这当然让人“怕”，但与“现代性”有什么关系？

七

作者检索了阿伦特理论的两重背景：观念史脉络以及作者所处时代的当下刺激。考虑到中国知识界几乎一面倒地接受阿伦特，读一读这些具体背景，也很有必要。作者此后又写了几章，大多是美国式自由主义的挑剔，不太有意思。但在“劳工划分”这一章里，历举美国麦卡锡主义年代不超过两百名可能叫做政治犯的人被关押，通常不到一两年被释放（P154；158），则属于很可贵的统计。最有意思的问题是，阿伦特上述理论为何误入歧途？一个很有信息量的问题，作者却轻轻放过了，殊为可惜。

阿伦特理论一出现，她的老师雅斯贝斯立刻敏感到这会导致一种危险：将恐怖责任泛化为全体民众人人有份，这将使追究恐怖领导人的审判陷于瘫痪，甚至完全不可能。面对同样问题，以思想深刻著称的雅斯贝斯的想法要平实得多，他无法赞赏他的学生提出那样“深刻”的一揽子文化—哲学解释。这里可以引用另一本书中的相关资料与阿伦特作比较。1946年雅斯贝斯为纽伦堡审判写有一篇著名文章《德国罪行的问题》（Die

Schuldfrage），划出四种犯罪类型：触犯法律的刑事犯罪；参加到罪恶的政治体系导致的政治犯罪；出于个人罪错行为的道德犯罪；由于无视个人责任、没有坚守文明的人性标准而导致的形而上学层面的犯罪。他特别指出，民众整体是不能对罪行承担法律责任的：“就我们德国人而言，这个审判有个好处：它将领导人的特别责任鉴别清楚，没有一揽子加罪于德国人。”（《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1945——1993）》，（英）IanBuruma 戴晴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 第152页）

八

我是怀疑包括阿伦特在内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新马或西马。但我还是乐于承认，他们很有渊源，也很有影响。如阿莱－施莱辛格曾有这样精炼名言：“在自由社会，焦虑驱使人民成为自由的叛徒”，在美国，“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个斯大林”。这种深刻说法与中国知识界的习惯思维很接近，近如新时期“文化热”、“现代性批判”，远如五四初期的“国民性改造”。文化－哲学的“深度阐释”很有魅惑，它提供的一揽子解释恰如此前它所提供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却在当下被前者批判。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反而不是原因，这个观点多年前在《南方周末》我曾试图说过。知识分子如果不满足于法律浅层，可以向“深纬度”“转进”，那也不能放过历史的三岔口。历史本来由一次又一次三岔口组成，所谓“路径依赖”，只是上一次三岔口的某一岔，限制了下一次三岔口的“路径选择”。在那些历史的三岔口，第一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第二位的责任是政治精英的候补——那些以观念形态参与制度选择的知识分子，而人数众多的民众却反而陷于绝少选择机会因而也很少选择责任的消极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被上述两种人挟持的人质。与阿伦特所述相反，人质即使成千上万，也只是有“结构”，没有“方向”，“方向”是政治精英、知识分子从外部赋予的。放过从各种三岔口走来的现实制度，把矛头指向很少选择、甚至从来没有选择权的大众（massmen），潜伏有知识分子不自觉的转嫁心理，而且是双重的：他们将本来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特有的心理感受如“孤立”、“多余”说成是民众素质，这是转嫁；又将第一、第二责任人承担的历史责任，通过“文化-哲学”的“深度”阐释，一揽子转嫁给不知不识的民众，这是更为严重的转嫁。

九

阿伦特把战前苏联和德意志出现的恐怖归咎于同一类“现代性”，牛头不对马嘴。且不论战前两国有多大差别，即使有共性，那一点意识形态联系恰好相反，如纳粹集中营入口处刻有“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或“劳动使人获得自由”，能证明的是“前现代”联系，而不是“现代性”过剩。上世纪30年代前苏联还在一战、内战、大饥荒中喘息，夸口“发达社会”，要到40年后勃列日涅夫时期。德国稍胜一筹，但论法西斯之出现，那是“前现代”对“现代性”反扑，而不是“现代性”内卷反噬。若要追寻德国民众为何为希特勒福利承诺所惑，敲锣打鼓选出纳粹执政，历史脉络之一应该从铁血宰相首创福利体系开始，从那以后德意志民间始终洋溢着“国家社会主义”习气，“纳粹”一词本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缩译。仅仅因为两边都配置科技手段而不是老式刀斧杀人，即判定为“现代性”，这恐怕不是“深度”阐释，而是陷于“皮相”：哪一个时代的暴君不使用他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杀人武器？此理倘能成立，尼禄焚城用“火”，商紂炮烙用“铜”，始皇坑儒用“铁”，皆可归为“现代性”。如果阿伦特活到布哈林遗孀公布其遗嘱，或者看到延安肃反、文革迫害的具体回忆，她还会沉迷于这样的“深度阐释”吗？

阿伦特颠倒孟德斯鸠，以文化来解释恐怖，当然不是出于懦弱，而是受制于左翼立场的局限。在最好的情况下，左翼也是一个目光如炬，却只睁开一只左眼看世界的残缺者。（我这里说的仅仅是西方语境，另一些语境下的左翼另当别论。）阿伦特的天才在于，她发现了古代暴政与20世纪极权的根本区别：前者是一种裸体暴政，后者则有全套意识形态论证，故应称“意识形态极权”。这一发现是了不起的贡献，如果由此上溯，会发现新型极权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特殊联系。知识分子当然是反极权的勇士，但意识形态之所以出现，本身来自他们。从观念分子到观念形态（fromidealist toideology），左翼知识分子起源于法国，近代意识形态也起源于法国。知识分子后来反抗新型极权，可谓“大善”，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新型极权起源于他们酿造的意识形态，则可谓“巨恶”，始作俑者却看不到自己。“大善”“巨恶”有如此关系，只有此前那一部宗教史、僧侣史才能比拟。到目前为止，一部知识分子历史既是“反意识形态史”，也是“意识形态制作史”，可惜还是自在史，不是自觉史。中国大陆将ideology译为“意识形态”，可谓中性，但也含情脉脉；台湾译界翻为“意底牢结”，谐音谐意，一语破的。无论是彼岸宇宙体系，还是此岸意识形态，在人类学功能上都是一以贯之，即阿伦特描述的“铁箍带”，社会由此发生“可怕的负面团结”。没有理由美化民众，但也不必美化从僧侣而来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是不穿袈裟的僧侣，踢翻了僧侣衣钵，接过了宇宙体系，将其改造为此岸意识形态，只是到了新型极权迫害及他们，他们才拍案而起。

阿伦特是有天才的，天才跛足，是因为另一只脚陷落在“现代性”里。阿伦特后来收缩“罪恶深度”，认为只有“罪恶的平庸”，已经流露出悔意。将颠倒者颠倒回去，一部枯燥的观念史检索也会散发出惊心动魄的魅力。僧侣衣钵相反相承，“大善”“巨恶”首尾反噬，惊“怕”于此，才有可能惊醒第二部历史：既是极权批判史，也是知识启蒙史，同时更是知识分子反思史，那才是知识分子的自觉自为史，而不是什么转嫁民众史、改造国民史，或“现代性”批判史。

《Corey Robin： Fear——The History of a PoliticalIdea》牛津出版社2004年版

——2007年2月5日

 

近两年，“朗旋风”刮出改革大讨论，《物权法》引发产权激辨，两大讨论凸现的是相同的问题：一是跛足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急遽扩大和社会公正奇缺的现实问题，二是捍卫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推进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的意识形态分歧。

事实上，现实问题无法回避，寡头权争无法摆平，言论管制无法奏效，致使邓小平的“不争论”策略实效，关于改革方向的争论早已开始。1999年李慎之先生的檄文《风雨苍黄五十年》，是自由派质疑邓小平模式的力作，以批判跛足改革和呼唤政治改革为主题，发出“政治民主化改革的条件已经烂熟”的呼声；而邓力群等人质疑三个代表的“万言书”是新老左派反改革的政治宣言，以高举毛泽东旗帜和批判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主题，最为鼓动人心的口号是“中国改革到了最危机的时刻”。

首先，就社会现实而言，跛足改革造成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且越加醒目，此起彼伏的民间维权凸现出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强烈的民间不满，这样的现实远非当局的压制所能完全消除。

其次，就中共高层权力格局而言，强人邓小平的离去使中共高层失去一言九鼎的人物，寡头之间的权争处在谁也无法吃掉谁的状态，失去绝对权威的寡头独裁体制很难压制住党内各派的不同声音。

最后，互联网提供难以完全被封锁的信息渠道和表达平台。如果说，当局对传统媒体的控制还有效的话，那么，当局对互联网的控制即便日益加强，也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正是借助于网络，社会的黑暗和不满得以不断曝光，各派的不同政见得以公开发表。民间异见和体制内歧意的公开表达已经难以完全封锁。

所以，早在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之时，新老左派已经祭出毛泽东的亡灵对现行改革政策提出公开批判。十六大后，国内舆论的一大热点已经是关于产权改革的激烈争论。自由知识分子强烈呼吁通过修宪来完成产权改革，新老左派强烈反对私产保护入宪。现在的《物权法》草案之争，不过是上述争论的延续而已。

酝酿已久且波折不断的《物权法》终于提交人大审议，是在2004年保护私有财产入宪的基础上制定的产权法，为的是适应中国社会巨大变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现实，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细化产权和保护各类合法财产。尽管，这部《物权法》对私有财产的界定和保护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初，比如，关于土地产权的界定，仍然死守土地国有制，明确界定的仅仅土地使用权（包括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农用田使用权和城市建筑土地使用权等等）；尽管，由于新老左派的激烈反对，今年提交人大审议的《物权法》草案突出了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肯定，并强调国家的主宰作用。然而，《物权法》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各类物权的细化和明确界定，改变了长期以来的模糊产权，使产权边界变得清晰，而明晰的产权界定将增加官权侵犯民权、权贵掠夺民财和国有资产的难度。

其次，对国家、集体和私人物权实施平等的法律保护，也保障各种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改变了对私有物权和民营经济的长期法律歧视，使民间权利清单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就等于增加民权博弈官权的制度资源。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私人产权的明确界定与法律保护。这在中共掌权后的立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有利于依法保护权利人的物权，使私有财产不再受到质疑和歧视；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逐渐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如果《物权法》此次能够通过，将是中共掌权以来的立法史上最重要的法律，因为曾经被正统意识形态视为“万恶之源”的私有产权得到了制度性的正名，必将对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财产保护、也对经济体制的健全产生重要的正面影响。

反对《物权法》派提出的主要理由有二：1，这部法律主要体现了政权及其强势集团的意志，保护的主要是权贵阶层的财富，使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合法化。2，这部法律事实上保护了资本原罪和腐败所得，特别是让非法侵吞国有资产的“私有化”合法化，必然加快国有资产的流失。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言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献田，他在去年发表了反对《物权法》的公开信。他认为《物权法》有三大弊端：1，违反了《宪法》中”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2，只利于保护少数富人的财产权，将导致国有资产进一步流失；3，该草案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开历史倒车。

我读巩献田公开信的第一感觉，是为北京大学法学院脸红，类似巩献田这样的所谓教授，应该去意识形态衙门当官，而不应该在北大当教授。在他的信中，尽管也提到《宪法》，但通篇都没有从法律的角度谈问题，而完全是意识形态仇恨的宣泄，宣泄对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仇恨。他甚至说：“穷人打狗棍不能与富人宝马别墅一样保护”。按照这个逻辑，只有穷人的打狗棍应该得到特别的保护，而富人的别墅就不应该保护。亏他还是法学教授，难道他就不明白，保护私产的标准，不是贫富而是合法非法。合法的财产再多，也要保护；非法的财产再少，也不能保护，并要受到司法追究。

《物权法》的出台，固然是法律对现实经济变革成果的制度性肯定，也让私产权摆脱了长时间的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歧视。但当法律进入现实操作之后，如何才能摆平“纸上的正义”和“现实的不义”之间的巨大不对称，是摆在改革者面前的巨大难题。特别是，产权改革必须面对个人财产积累的制度性原罪，《物权法》的通过也不会中止关于改革方向的讨论。

我认为，在中国的现实中，产权改革和私产权保护先行具有逻辑上和经验上的双重合理性。从道理上讲，私有产权堪称孕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子宫，是人类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权利，也是维系人的自由与尊严的根基。从制度文明的角度讲，私有产权是宪政的基石、人权的屏障、市场的核心、繁荣的动力和长治久安的保证。也就是说，产权改革绝非单纯的保护私产的问题，而是直接涉及到国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问题。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和实现社会公正，应该是产权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私产权保障是削弱官权的至为关键的第一步。完善的产权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国民理应拥有的权利，而且是政府权力退出市场的先决制度条件，有利于健全市场的发育和独立的民间社会的培育。

从经验上讲，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的形成，毫无例外地是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长期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调节利益冲突，在为强势集团留有余地的同时，也会鼓励其推动政治改革的决心。而对于弱势群体来说，争来的权利远胜于官赐的面包。弱势群体同强势集团博弈的最佳路径，不是暴力造反或让皇帝开恩，而是通过持续的非暴力反抗达成民权的渐进扩张，让法律保障的民权清单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民间的持续成长，也将导致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其力量对比也会随之不断变化，现在的权贵集团不可能永远处于优势地位。所以，在政治改革无法启动的现实面前，产权改革不失为间接的体
制转型，可以为政治改革提供基础性制度依托。特别是涉及到修宪层次的产权改革和民法层次的私产权保障，对推动制度进步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它必将在权利层次上促进人权保护、民间社会成长和限制政府权力。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讲，没有以权利平等为起点的社会公正，就没有真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弱势群体更需要法定的平等权利的保障，只有依靠法定的权利平等，弱势群体才具有了与强势集团讨价还价的资本。所以，保护私有产权对于弱势群体更有意义，非但不会扩大两极分化等社会公正危机，反而会为提升社会公正提供法律平台，民间资本有了能够抗拒官权侵占的法律武器，弱势群体也有了与权贵阶层讨价还价的权利资源。

当私产权入宪和《物权法》完成之后，怎样保证这些法定权利的具体落实，将要求相关司法制度的连锁改革，即纸上的权利必须得到相应的司法化保障，越来越多的关于产权纠纷的法律诉讼，也将引发出要求公民政治权利的相应改革，特别要求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换言之，为了落实私产权保障的透明性和公正性，必须以相应的司法改革和政治改革为前提，还产于民的公正取决于还政于民的改革。

2007年3月10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近日，中国新闻出版署禁书事件持续发酵。迫于海内外舆论的压力，新闻出版署发言人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申明并未查禁任何书籍，邬书林亲赴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家中作解释工作。虽然这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毕竟气势汹汹的禁令开始往回收缩。二零零六年初，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中宣部下令停刊，引发全球声讨。在舆论压力之下，《冰点》最终得以复刊。与之相似，今年的禁书事件发生之后，作家们的公开抗争及其引发的民间声援，也破天荒地让自以为掌握了作家和出版社生杀予夺大权的出版署自食其言。

《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之所以能取得部分成功，有若干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应当在宪法的框架之内争取言论和新闻出版自由。中国大陆的宪法虽然有严重缺陷，比如序言中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却也有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条款，这些条款在字面上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相差无几。中共虽然以之为空中楼阁，但公民完全可以“弄假成真”，温和而坚定地迫使当局将宪法中所确定的权利和自由归还民众。《冰点》事件中的编辑、记者和禁书事件的作家，正是紧扣宪法的原则，让当局在道义和法律上都处于守势，进而不得不作出部分的让步。

相反，如果完全不承认中共当局的权柄和宪法的地位，而以某种“打破一切、造反有理”的方式参与维权活动，就等于掀翻了民间与当局谈判和博弈的那张桌子，其结果必然是重蹈成王败寇、暴力泛滥的覆辙，对中国的民主化道路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成功，是维权活动中的“非偶然性”的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维权”而非“夺权”。目前，中共政权的统治力量仍然相当强大，民间社会和公共空间虽然在迅速成长，但远远不足以与当局抗衡。在此背景下，贸然发起以“夺权”为旨归的政治运动，如组建政党、街头抗议等等，必然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并让慢慢积累起来的民间资源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而以争取自由和权利为目标的维权活动，则可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展开。这些自由与权利本来就是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只不过长期被当局非法侵占了而已。《冰点》事件和禁书事件的抗争者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争取和捍卫自己的自由与权利。当点点滴滴的自由与权利逐渐由官家向民间转移、“大社会、小政府”的发展趋势日益清晰的时候，民主化的实现也就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第三，两次事件所针对的目标，都是当局的某一具体的部门或部门主管，以及官方非法管制新闻的“潜规则”。自由和权利受到伤害的当事人，不是高调地宣布与当局决战到底、誓不两立，甚至由“受难者”进而膨胀为“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英雄”，不是怨恨地咒骂整个政权以及沉默的大众，甚至产生“吾可取而代之”的权力欲望；相反，他们以一种“压伤的芦苇不折断”的姿态，谦卑而高贵、公开而客观地将全部事实真实地呈现出来。

这样，维权者既争取到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同情，也赢得了民众的尊敬。维权者不仅在网路上赢得广大网民的支持，也在海外获得了遥远的回声。《冰点》事件中，台湾作家龙应台致胡锦涛的公开信，让大陆内部的言论自由事件扩大为两岸关系事件，中共当局不得不调整政策。可见，各种正面因素整合在一起，能够形成让官方不得不让步的巨大合力。

从孙志刚事件到《冰点》事件及禁书事件，热爱自由的人们应当总结经验，因为成功是可以复制的。

──《观察》首发

 

在我参加一个关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谁更持久的讨论会上，慕容雪村断言文学将要死亡。有报纸评论我对此论调非常“愤怒”，也许言过其实，不过我的确有些哀伤，我难过的不是文学将死，而是作家已死。关于文学将死论古来并不新奇，但在我们这个理性并未充分发展的文化中，却常有人轻率地断言文学将死，问题倒是严重起来。

我们知道，文学是一种以文字为内在介质的表达人类精神的形式，历史上更换过许多外在介质，如金石文学，也曾印在兽皮上，如羊皮书，现在印在纸上，将来可能用诸如液晶的方式存在。但无论其外在介质如何改变，只要人类仍然继续用文字交流，文学就不会消失。到今天金石文学仍然存在，只是数量稀少。电影出现了，文学也还活着。实际上这是一个常识。所以，我忧虑的不是文学将死，而是为什么常有人会轻率地提出一些严重命题。今天我们是在纸上写作，还是在电脑上写作，是在线写作，还是脱线写作，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这个写作者和文学的关系，就是你认为文学对你意味着什么。在这次网络写作与传统写作讨论会上慕容雪村有一个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文学可以不为道德负责，这种论调使我大吃一惊。

文学不是简单的道德劝诫这不错，但文学竟可以不对道德负责，我真是被吓了一跳。如果作家只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他放弃灵魂探索和道德纠正的使命，不但他无法正确描写苦难本身，他自己也将陷入黑暗。因为没有光就不明白何为黑暗，对光的敏感带来对黑暗的洞察。如果作家放弃把光作为校正黑暗的指标，就无法做到如加缪所说文学对人性的“纠正”。

西方现代主义的整个实质就是他们放弃了宗教信仰的引导，以人自身作为出发点，从阿奎那“人的理性未完全堕落论”为发端，西方文化开始失去统一性，走向“割裂”，此后他们的人文主义发展的轨迹就是使用“二分法”的一连串失败的纪录：失去了信仰的中心维系，人类只好用共相和殊相，抽象和具体，上层和下层的方式来描述本来作为生命的统一体。

从卢梭的“自主的自由”和“自主的本性”，到康德的“本体”和“现象”这种割裂达到顶峰，黑格尔已无力真正“统一”知识，他的“正反合”理论是人类第一次正式宣布放弃这种努力的标志，于是乎到了我们被告诉了一个悲观结论：只有非理性的一跃可能让人回忆昔日辉煌，而在理性领域，人已彻底悲观。人终于完全失去了统一而碎片化。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后（然而上帝并没有死，人自己却成了浪子），卡夫卡写出了甲虫和地洞中的“无名”体验，写出了流放感和饥饿的艺术家。这就是人失去信仰引导后的由人来作出发点的异化困境。

也是整个西方现代主义的实质。今天我们所处的消费主义只是它的其中一个表现。

这一切的后果都是因为文学并没有死亡，但我们却“相信”它要死亡。相信是什么？

圣经上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就是说信本身就是盼望的那事的本质，是没看到的那事的证据，信本身就是本质和证据，有信就有盼望，有信就有爱，也就有文学。

我可以断言，即使真的人类中所有作家都放弃了文学，只要我这一个作家不相信，只要我一个人还在写，文学就不会死亡，因为我不“相信”文学灭亡论。

但我相信，作家会死亡，他作为一个作家的灵魂不再活动，他就是死了；死了的人还要说话，就只能聒噪。恶炒就是其中最伤心的一页！

 

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取得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特别是经济上的成就，可以说创造了世界奇迹。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腐败方面的问题，还非常严重。关于腐败问题，中央的反腐败力度很大，特别是近两年来，高官落马的极多。一般的研究认为，腐败问题的大量出现，主要是制度缺陷造成的，比如独立的监督制度和公开的新闻制度，还没有完全适应现代文明的主流，这是问题的主要方面。但我有时候也想，在这些制度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教育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有没有值得反省的地方？

早些年，学术界一直流行一个说法。当人们怀念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风气较好的时候，就有人说，那时的社会风气好，主要是当时在社会上活动的社会成员基本都是“民国时代”的人。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教育是在那个时候奠定的基础。这个说法是不是完全经得起推敲，可以先不论，但它注意观察社会成员成长经历的完整性，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个时代的教育成功不成功，当然不能完全从社会风气上看出来，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尺度。不然好教育和坏教育就没有区别了。现在学术界对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多了一些正面评价，其中一个主要理由，就是注意到科举制度对人的道德修养很有帮助，因为儒家经典除了在知识层面发生作用外，主要是道德理想教育，我们不能说在这个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那些有功名的人，个个操守极好，但从相当的研究事实观察，从科举中出来的人，在道德操守方面，总体经得住考验。齐如山在《中国的科名》一书中专门讲过这个道理，他举了好几个例子说明。对很多清官的评论价，齐如山认为，只有科甲出身的人员才有此操守。他说：“明清两朝以来，由科举进士出身的人员，不知有多少万了，而大多数都是正人君子，像严嵩那样的败类，确是极少的少数；而两袖清风的宰相大臣，则时时有之。”齐如山讲了两个原因：一是因科甲出身者，都读过经书，书中有好的道理，读的多了，自然要受其感化。二是从前考试办法很公正，贡院大堂之匾额写“至公堂”三字，确有道理，固然不能说没有毛病，但确不容易。

齐如山的分析，大体符合事实。按它的道理来观察当下的社会风气，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提出问题，可能也会有一些启发。现在还在一线工作的官员，大体是1940、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其中以1950后的三代人为主。我们从腐败的事实观察，大体也看出那些出事的官员集中的年代，也就是说这个年代中出生的人，他们的教育中可能有一些问题。当然再好的教育，也不能保证人人都是正人君子，但当一个群体中的主要成员思想道德成为普遍问题的时候，从教育的角度反思，可能也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至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在这些人受教育的时代，那些教育的内容可能与社会现实脱节，从而导致教育的虚伪化，因为不是一种诚实的教育，所以在道德感化方面，并没有对个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现腐败问题，就对过去的教育完全否定，但反思那种教育的缺陷，对于我们理解和防止更多腐败现象的产生，可能会有一些帮助。比如我们可以从教育与社会脱节的角度来注意一些问题，特别是说假话、大话和空话成为主要风气，这样的教育能对人的内心和灵魂发生作用吗？

还有一个角度，我也想提出来讨论。我们注意到现在腐败现象的发生，贪财好色是一个基本特点。这个现象的产生，也和中国社会曾经走过的一段历史相关。一是中国社会有一度时期极端贫困，在这个社会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对于财富的理解可能会非常狭隘；二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特别压抑，对人的许多自然欲望极度限制，从而在人格上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对于健全人格的养成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当然这只是从一般的道理和基本的现象观察，并不是说这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人都有这样的特征，而是希望注意从时代的总体发展上观察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从而更好的提出新时代的道德理想教育问题。

 

2007年3月11日，风起，穿上防寒服，仍然觉得寒冷。电脑又瘫痪了，请人到家里维护，说是需要30.00元钱。行啊，谁叫我没有拜师傅自学习能力还低下呢？没有太大的毛病，很快修好，我又可以在上面玩矣。

20：00点后，妻子回家，见我在电脑旁，说：“今天见到某某人，说公安方面的人告诉他，电大的电脑主机上安装了监视的东西。”

妻子的心情有点坏，我只有安慰她，而已。

对于我而言，这早在预料之中。1989年以降，既是对我这样一个小角色，以及与我有过交往的同学、同事、熟人或者电话联系过的人，他们何曾打盹？方法包括让周志刚近身到我的床头来捣鬼，包括把我和刘贤斌的同学杨劲松先生赶出政法系统，让人和他打麻将的同时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宿舍里翻腾。现在，我成了“网络作家”，又从牢狱里出来，只能加紧监控没有放松的道理。

记得某次和一位熟识的人吃饭，席间有一位编辑，听到介绍我的姓名，慌忙说：“上级部门早打了招呼，不许用你的稿子，也不准报道与你有关的事情。”我还算有自知之明，早就断绝了给他们写什么稿子的俗念。所以，杨宽兴朋友说我可以给国内刊物写稿子的时候，我暗笑他的不懂时势。因人废书，因人废言，何止章诒和那几个人？

年来没有登门拜访了，最方便的监控措施就是提高科技含量，在电脑和网络上做包括种病毒在内的手脚。我的电脑有连电脑城技师也没法搞明白的毛病，这还能说明什么？

电大的住户就那么几户，上网的住户更寥寥，所为何来？

是的，他们在暗中窥视，我在另一端笑看或无视他们的窥视。有时候我幻想：我该买一个摄像头，和他们安装的摄像头对接，那该是怎样的对视或者对峙情形和意思。没办法，无处躲藏，我们只能这样来对视、对峙！

前几日出门，朋友们谈起新片《窃听风暴》，回途中看报纸上关于《窃听风暴》的介绍。介绍影片的作者认为来自窃听者的善意不可期望，但是事实是，即使这种善意不可期望，也无法阻挡社会前进的脚步。这就足以让我们勇气十足地渴望与窃听者对视、对峙。

（2007-03-11）

－－民主论坛

 

某些庄严肃穆的场合里上演的剧情，细究起来，形同儿戏，若要说得难听点，称之为马戏也不为过。

三月八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盛华仁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作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表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22%”。该草案还规定：“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

从字面上看，妇女代表比例不低于22%的规定可能并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个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下称《选举法》）的规定，但是，《选举法》文字表述本身就存在问题，《选举法》第一章第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按照这一规定，每届人大总把妇女代表比例的提高视为一种成绩，但是，在一部严肃的法律中，以这种极不严谨的语言来保护妇女“参政议政权利”，是可笑的，按照这种“逐步提高”的趋势，总有一天，各级人大代表的成员将全由女性组成（届时，全国妇联或许就可以与全国人大联合办公了）。当然，我们理解立法的本意是限制对妇女的歧视，但其立法原则和文字表述都过于粗疏，另外，不低于22%的比例是如何算出来的，这一比例是由谁最后敲定的，应该让人们知晓。

而“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人数应高于上一届。在农民工比较集中的省、直辖市，应有农民工代表”，显然缺少法律依据，有违背法律之嫌。《选举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除对妇女、归侨和少数民族的特殊照顾之外，《选举法》并未对人大代表的职业组成加以规定，也就是说，不同行业的从业者在参选和当选人大代表的资格上，本来就是相同的，代表的人数构成仅由选区和选举单位限定，并不附加其它职业区分，本届人大常委会无权规定下一届“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的具体人数，当然也就无权规定“来自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代表”高于或低于本届。理论上说，一切应由选举结果说话。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一个议会机构，而不是行业联合会，不是针对弱势者的救助站，更不是荣誉性的养老院。

以弱势而论，乞丐比农民工更为弱势，盛华仁副委员长显然并未打算非把乞丐请入人民大会堂不可。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和《选举法》的规定，年满十八岁的公民（包括乞丐、民工、教授、同性恋、歌星、异议人士、爱滋病患者等等）都有权当选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这种当选的权利，出自《宪法》和《选举法》的权威，根本无须盛华仁副委员长特别开恩赏赐。平等原则是一切开放性政治的特点，只有公平原则才会真正保护全体民众的政治参与权。在美国，自宪法第十九修正案获得批准之后，妇女参政的权利得到保障，尽管没有“不低于22%”这种硬性的代表比例规定，但妇女完全可以在真刀真枪的选举中与男子一较高下，时至今日，佩洛西当选为美国众议院议长，希拉里也正雄心勃勃地问鼎美国总统宝座，至于少数族裔当选议员、市长更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少数族裔将担任美国总统。但这些相对处于“弱势”或“少数”的人群，他们的当选，是与“强势”和“多数”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结果，而不是来自谁自上而下的赏赐。赏赐的民主不是民主，赏赐的代表没有任何代表性。盛华仁先生可以开恩赏赐农民工几个代表名额，当然也可以在不高兴时取消这些名额，重新剥夺农民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权利，多年以来，他们的权利一直就是被非法剥夺的。而且，被剥夺了这种“代表”权的，远不止农民工一个阶层。

理论上，如果严格按照《宪法》和《选举法》的规定选举人大代表，农民工本来就是可以当选人大代表的。《选举法》第七章第二十九条规定：“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候选人，按选区或者选举单位提名产生。各政党、各人民团体，可以联合或者单独推荐代表候选人。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也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也就是说，除了各政党（指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如共青团、妇联、工商联），选民也可以联名推荐代表候选人。但在实际选举过程中，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即使偶然当选，也会很快被排除在下一届选举中，这一点，从孙不二、吕邦列、姚立法的经历可以得到验证。为保障“最合适的人”当选，各地一般的技术性做法是：提前吹风动员；动用警察力量对不受欢迎的参选者进行各种威胁；在选举会场大量安置工作人员，以监视投票者的投票行为。此类挖空心思的“发明创造”，不胜枚举。

这样一来，也就形成了党委、人大和政府想要谁当选谁就当选的局面，对这一点，党和政府十分自信，否则，盛华仁先生绝对不敢保证妇女代表的比例不低于22%，也不敢说工人农民的代表人数一定会高于上一届，而且某些符合条件的选举单位还要有农民工当选。否则，即便盛华仁系算命先生出身，他也不敢说自己会算到这么准，作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先生对民主政治和人大代表制度的无知或蔑视实在令人叹为观止。除了这一系列的“大胆”预言之外，盛华仁先生更是在早几个月前会见在京人大代表时，公然要求确保物权法顺利通过。一部法律，尚未经过人大代表的讨论和表决，就被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宣布要“确保顺利通过”了，还要这近三千名人大代表何用？

有什么比盛华仁先生的言行更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如此霸道而不加掩饰，盛华仁先生已经把自己置于《宪法》和《选举法》之上，公然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而他竟然稳稳当当地担任着最高立法机构的秘书长。

针对代表职业而做的“法外圈定”，有时看来是对弱势者的倾斜，似乎使人民代表具备了广泛的代表性，实际上却是对“人民代表”之代表性的根本漠视，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侮辱，同时也是对全体民众政治权利的剥夺。若论工人农民的“代表”，历史上无人超过倪志福和陈永贵，他们做了代表之后，因为足够听话，很快就被培养成职业代表，并迅速进入权贵阶层，位列政治局委员，完全脱离了他们的工人农民身份，仅仅成为一个工农政权的象征性点缀。

这种预先圈定了代表的比例和职业分布的选举，是一种虚假的选举，谁有权做这种圈定，谁才真正“代表”中国，他甚至可以把最终当选者的幸运提前落实到具体个人，在中国，只要还有人掌握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选举和民主政治。而那些被选举（实际是被指定和挑选）上来的代表，大多不过是举手工具而已。他们不是由人民选举出的，因此并不在意是否代表人民，他们只是由盛华仁们指定和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不必对选区内民众负责，而只会乖乖地代表盛华仁们的意志，看盛华仁们的眼色行事。在一群奴隶主身边给奴隶们留几把椅子，无改于政治的平衡，更何况，能够和奴隶主们坐在一起的，大都是最听话的奴隶，这些既无勇气又无见识的奴隶对奴隶制的忠诚，有时甚于奴隶主本身，美国南北战争前，许多奴隶主都主动解放奴隶了，却有许多奴隶心甘情愿地为蓄奴制唱赞歌，人性的复杂，古今中外同出一理，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陌生。

每年三月的日子里，几千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一个国家最庄严的场合里，说些不咸不淡的话，面对党和政府的官员，脸上却堆满了笑容，这时后，究竟谁更怕谁？谁来监督谁？是作为公仆的官员怕人民代表，还是人民代表更怕公仆？——表现不好，下届的人大代表可就轮不到自己了！在这样的乾坤颠倒之下，即使有一天人大代表全部由行脚小贩担任，也可以毫不困难地出台赋予城管无限权力的法律！

不否认人大代表中也有令人敬佩的敢言之士，但一个连人数和职业都被盛华仁们限定了的人民代表制度（政府官员和富商组成了代表的大多数，典型地体现了当代中国权钱交易的特点），决定了这些代表们整体上是不会有所作为的，于是我们看到，在社会矛盾尖锐的今天，有限的会议时间内大量充斥这样的提案和建言：

政协委员提案建议孔子诞辰设为国家阅读节；

政协委员梅葆玖呼吁规范电视选秀节目；

人大代表建议要支持名画等高消费；

赵丽宏委员建议设立八三国际男士节；

代表建议旅游景点洗手间应有男女通行标志；

人大代表建议别再给洋品派当义务宣传员。

明年，农民工代表将正式步入人民大会堂，他们或许会有如下提案：为了减轻交通部门负担，我们不要回家过年；为了提高企业效益，我们应该无偿加班加点•••••

在多数时间里，这是比赛无聊和肉麻的剧场。但我们被迫继续观赏这场上演几十年的低俗连续剧。2007年的两会，与往常没有什么区别。

首发民主中国

酝酿十三年的《物权法》草案，已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毫无疑问，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法律已不是问题，尽管还有稀稀落落的嘈杂声音，争议者和反对者试图再次阻挡物权法的诞生显然已经失败。

 

今天看到了一个叫吴敬琏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市场价格进行补偿是不合理的，因为城市化是全民的成果，其利益不应该完全给房主，应建立城市化基金，将这些收益按照一定的规定来分配。另外，可以对买进价和卖出价的差额开征资本利得税。

我翻译一下，大意就是被拆了房子的不应该按照市场价格来拿赔偿。要少点，因为你们占了便宜。

当然，经济学家的话一向是不能相信的，在我看来，大部分的经济学且成家的都是大户家养的走狗。

在万恶的民不聊生的充满着阶级剥削的资本主义社会，拆了你的房子然后按照市场价给你一个赔偿就完事了，是不可想象的。为此，高速公路都不得不拐个弯。为了盖一片小工厂拆掉一个村的农房更是不能想象的，你不是五百强你肯定陪不起。

吴敬琏的意思当然不可能是要高于市场价。我不能看出这些房子被强拆的人那里是“城市建设化”的既得利益者了，住的好好的，几代人，说拆就拆了。而且在当今中国，几乎很少有地方能够给到市场价这么高，我上海老家金山，在上海市均价超过10000元一平方米的前年，拆了你的农房只给打发叫花子的五百元以下一个平方。中国从来没有尊重过农民，当然，农民自己也很少尊重自己。这就是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事。被拆房子的不只农民，基本上，除了市政项目。农村的房子被拆是要圈地做开发区，城市的房子被拆是要圈地给开发商。赔偿的越少，得到好处越多的只有开发商。吴敬琏似乎很高兴看到开发商多赚点。

很少看见自己房子被拆了的人欢天喜地，并觉得是赚了一票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吴敬琏家的房子肯定没那么容易被拆。一个经济学家，这么说是很正常的，经济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其实是一样的，唯一的不同就是文学批评家寒酸一点，200块钱就帮你说话了，经济学家要贵很多。但是听到吴敬琏的这个言论我还是很意外，我以为是自己听成了吴倩莲。我还一度不敢发表看法，仔细思考这里面的玄机，就好比有人指着自己的狗说，看我的马，我还真一时不敢反驳。

当然，也很有可能，吴敬琏话没说完，等过几天出来说，我的意思是，赔偿应该要高于市场价。然后大家傻眼。但这怎么看都像是我干的事，我不信混成了经济学家的人还能这样幽默。

过两天给大家看看我家那里的强制拆迁的照片，离过年还差几天一大早来上百个人就把人全家给拘了里面东西还没搬出来房子两小时就拆了。因为那片地被一工厂看中了。我真诚希望这样的好事能落到吴敬琏头上。

刘晓波：《单刃毒剑》

第三部分　被操控的反日风潮

五 真由美的披肩发飘飞在中国

1972年，毛泽东分别握住了“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伸过来的手，使中国走出了苏联帝国的威慑阴影，也走出了孤立于世界主流文明之外的自闭。中共政权以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方式——放弃对日索赔——换取来日本的外交承认，日本以对中共的外交承认换取实质性的巨大利益——不需要再赔偿和道歉。

1979年，复出后的邓小平，他也只访问过两个国家——美国和日本。访美，是为了赢得最强大的西方国家对其政策的政治支持——中美建交、改革开放、对越战争和台湾问题；访日，是为了获得复兴经济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所以，邓也延续了毛泽东的机会主义外交，以搁置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和钓鱼岛之争来换取日本对邓氏改革的经济支持。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一次演讲中曾说：日本人靠军国主义的武力殖民没有完成的，现在正以和平的“经济殖民”方式来完成。但这种殖民与武力殖民全然不同，它不是单方面强加的，而是一种机会主义的互利互惠。就中日经济交往的客观效果而言，对中国的帮助尤其巨大。

在我的记忆中，我这种“经济殖民有益于中国”的言论，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少质疑，反而赢得听众的掌声。大概因为，那时的国人，一方面，刚刚睁眼看世界，急于摆脱贫困的物质生活，也对外界充满了新奇感和求知欲，想努力创造出文明而富足的生活；另一方面，经历了极为惨烈的政治和极为贫困的经济的国人，痛感自身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还有那么一点点来自切夫之痛的谦卑。八十年代，国人对日本的“经济殖民”，确实是张开双臂、热情拥抱，正如对西方的“文化殖民”，当时的知识界热烈欢呼一样。

在独裁制度下，国家是虚幻的而政权才是实在的，政权对人民的愚弄和践踏才是活生生的。而一个肆意践踏个体生命的政权，纵然以国家的民族的名义，也不值得热爱。

1988年，我路过香港时接受金钟先生采访，说出了那句惹众怒的“三百年殖民地”。现在回想起来，如此脱口而出的“大逆不道”之言，大概就是那次演讲在脑子里发酵的结果。然而，六四后，这句话却成了官方指控我是“卖国主义”的主要根据。

（一）细节的记忆

在我这代人的细节记忆中，尼克松访华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尽管中国还处在文革中，但一些美国的和日本的电影开始进入中国。当时，这类电影都是不公开的内部放映。以我个人的经验，相对而言，日本电影的放映范围远远大于美国电影。七十年代中期，我就看过日本电影，但从未看过美国电影。而我的一个朋友，却看了不少美国电影，她记忆最深的是《美人计》。现在想起来，我还有些不理解，为什么还在文革时期的中国，进口的日本片大都充满军国主义气味，如《啊，海军》、《三本五十六》等。如果是做反面教材，为什么又不全国公映，然后来一场全民共讨之？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是日本产品大量进入中国的开始。除了港台的歌曲和商人之外，大陆人对资本主义文明最切近的感受，大都来自日本。那时，最早公映的外国资本主义电影和电视剧来自日本，国人最崇拜的电影明星是日本的高仓健、真由美、栗原小卷、中野良子等人，青春偶像是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最早享受到的优质资本主义商品也来自日本，各类国际知名的电器和汽车，几乎全部是日本品牌。那时，谁家拥有一台日本原装的彩电，谁能开上一台日本轿车，谁就会令人刮目相看；北京最早的出租车公司几乎清一色的日本车；我熟悉的当时中国最响亮的民营高科技公司“四通”，公司高层坐的轿车也大都是“丰田”或“尼桑”；最早接触到的资本主义式的现代管理，最早得到的大量外资，也大都来自日本；

那时的文化大论战，也时常用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来对比中国“戊戌维新”的失败，用日本现代化的巨大成就来对比中国现代化的一次次惨痛失败。

八十年代，那个国人如有日货，也算是地位、财富的象征。我的一个好朋友，她家在七十年代末就有了一台日本原装彩电。她回忆说，那时，每到晚上七点电视节目开始时，她家变成了小型电影院，同院的许多大人孩子带着小马扎来她家看电视。

日本援华的化肥尿素，尼龙包装袋在中国极为罕见，“一人一条尼龙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腰里掖着百分数。”是当时耳熟能详的民谣。民间传言甚至将日本尿素的制作过程传奇化：日本援华货轮开往中国时，船上没有尿素，只有制作尿素的机器，边航行边提取海水造化肥，等到了中国港口，就有一船满满的尿素。外国商品在中国推销的最著名广告语是：“有山就有路，有路就有丰田车”，连小孩子都能朗朗上口。

七十年代末，也是邓丽君歌风靡大陆之时，她用气嗓唱出的情歌，征服了大陆的年轻一代，唱垮了我们用钢铁旋律铸造的革命意志，唱软了我们用残酷斗争锤炼出的冷酷心肠，也唤醒了我们身上被挤压到生命黑暗处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压抑的柔软和温情得到了释放。尽管，官方禁止牛仔裤和披肩发，更禁止这类“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不可能在广播里听到，第一个学着邓丽君气嗓的李谷一，被多次开会批判。但在私下里，大家都围着一台收录机反复听，在寝室里、走廊里、饭堂里一遍遍地唱。偷听邓丽君歌曲所用的，正是索尼牌录放机，俗称“砖头”。那时，谁拥有那块“砖头”，谁就会得到众星捧月般的簇拥。

令我钦佩的是，曾经在大陆拥有最多歌迷的邓丽君，却能经得住巨大市场的诱惑，至死不来大陆面对她的无数听众，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她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大陆一天不改变现行制度，她就一天不会来大陆开演唱会。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我这代人经历了外来的影片、文学、音乐和绘画的审美洗礼，最早接受的当然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恋》、《望乡》、《金环蚀》、《人证》、《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铁臂阿童木》、《血疑》、《排球女将》、《阿信》、《聪明的一休》等电视剧，都是当时的国人非常喜欢的影视作品。《追捕》主题曲“杜丘之歌”和《人证》主题歌《草帽》，也随之风靡一时。著名导演黑泽明、沟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对八十年代中国先锋导演很有影响。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雪国》、《古都》和《伊豆的舞女》，山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的小说，也在大陆文学界热销；还有东山魁夷的绘画，那种纯洁到一尘不染的静谧，让国人看到了日本人审美的透明和精致。日本美的核心“物之哀”，是我们那代人共同的审美记忆。而山岛由纪夫是铁杆极右分子，他曾发誓要以行动来“爱国忠君”，也真的于1970年11月25日策划绑架自卫队长官。他对自卫队发表演说，号召发动军事政变修改和平宪法，行动失败后，他按照“武士道”精神切腹自杀。

这一切文学艺术中的日本人形象，与我们这代人在大陆作品中看到过的日本人形象完全不同（如电影《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小兵张嘎》、《地雷战》、《地道战》等），似乎印证了日本文化的双面：“菊与刀”。

我是七七届，读大二时，《追捕》在中国各城市放映，我们班的同学大都是在母校吉林大学礼堂看的。《追捕》的拷贝一天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班里同学拿到的电影票分布在一天的各个时段，但无论是什么时段，大家都不会错过。

那时，学校还专门组织我们看过一部日本纪录片，名字忘了，但内容记得清晰，是专门介绍日本某大公司（丰田？）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管理之严格和计算之精细，令人乍舌。比如，员工从一处走到另一处，先测量整个距离的长度，再测量每步的尺度和所用速度，最后算出走完某段距离的时间，根据这些数据作出相应的规定。解说词中我记得最清晰的一段是：一笔资金，在中国周转一次，在日本却能周转十三次。这就是日本式资本主义的高效率。

耐人寻味的是，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宏在战后首次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而且选择了极具象征意义的8月15日，中曾根是日本历任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首相，任内共参拜过10次。但除了85年北大学生小规模的上街抗议之外，再也没有像样的民间抗议，也丝毫没有影响日货在国人心中的珍贵价值，反而85年的大学生上街抗日，变成了“八六学潮”和“八九运动”的预演。

在今天，波及全国的反日风潮，已经变成官方招之来而挥之去的木偶，白领们充当起抵制日货的先锋，一些自由派也拜倒在“畸形民族主义”的“民意”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依附性命运又开始重演：入仕途，明主是上帝；处江湖，人民是上帝。

而在我看来，“民气可用”的策略，不过是古老的无原则的纵横术的拙劣翻版而已；在和平时代，想利用“畸形民族主义”来推进宪政民主，大概只能是“与狼共舞”。

（二）宏观的事实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国力军力的提高，曾被鲁迅痛批的国民性“一阔脸就变”骤然复发且膨胀。九十年代以来，欧美的资金、企业和产品的大量涌入，使中国人找到了日本的替代，政府不再仅仅指望日元贷款，国人也忘记了八十年代对日本货（包括文化、电器、汽车等产品）的青睐；美国大片代替了当年的日本影片，南韩电视剧代替了日本电视剧，“哈韩”代替了“哈日”；奔驰、宝马、林肯、陆虎等欧美高档车代替了日本轿车；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欧美电器代替了日本电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需要过于依靠日本，甚至觉得即便没有中日贸易，中国经济也能够保持高增长，所以，抗日风潮中的“抵制日货”的声浪不断高涨。

然而，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

日本是中国吸收外资、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也是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和无偿援助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至2004年，中国利用的日元贷款累计金额达3万亿日元，占外国政府向中国承诺贷款额的50％，居首位；涉及能源、环保、交通、教育、医疗、农业等项目165个。日本技术的先进也是举世公认，对中国经济的技术升级起到了其他发达国家难以比拟的作用。

毫无疑问，日本连续多年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十多年来，双边贸易额增长了160倍。中日两国已互为最大的进口来源地，日本是中国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时至反日风潮强劲的今日，据日本财务省2005年1月26日公布，日中贸易（包括香港）总额达到22兆2005亿日元（约2146亿美元），这是自1947年有日中贸易的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中日贸易占日本国际贸易总额的20.1%，这一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仅就大陆中国与日本贸易而言，2004年的双边贸易额也高达168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6.9%，连续第6年刷新历史最高纪录。预计2005年将达到1900亿美元。

从两国贸易的具体产品上看，中日经济有着很明显的互补性，日本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中，一半是高科技的电器、机械、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中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中，纺织品第一（30％）、机械类产品第二（26％）、食品第三（11％）。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纤维服装类和蔬菜类的产品，分别占日本进口同类产品总量的70％和50％。中共商业部长薄熙来在2005年4月22日指出：2004年，中国进口日本机电产品651亿美元，占从日本进口总额的69%；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298亿美元，占32%.

然而，中日关系的悖论却愈演愈烈——20多年紧密而良好的经济关系却丝毫无助于两国政治互信的提升——确实值得两国的反省和深思。

（三）国家机会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毒药

必须承认，纵观近代、现代和当代的中日关系，从来没有建立在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的基础上，而一向是基于单纯的实力对比之机会主义外交，对方强大时就韬光养晦、甚至忍辱负重，自身强大时就蔑视对方、甚至凶相毕露。日本不会为了谴责中共独裁的不义而牺牲经贸利益，中共也不会为了讨还历史正义而牺牲中日经贸。

所以，中日建交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即便在中日关系蜜月期的八十年代，无论日本对中国的巨大资金帮助，还是中日贸易的快速增长，对消除双方的政治敌意来说，其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2004年，中国（包括香港）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但丝毫无助于缓解中国人的反日情绪，也无助于日本人对中国的敌视情绪的增长，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现在，小泉首相在亚非首脑会议上再次道歉，北京政权也同步为反日风潮降温，绝非出于双方的政治互信，而仍然是权宜性的利益交换压倒政治原则，在没有达成任何政治原则共识的情况下的机会主义妥协。

而在这背后，是中日双方的病态民族主义。日本的民主和中国的专制，丝毫没有减弱中日争夺亚洲老大的民族主义情结。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民族傲慢由隐而现、由弱而强。1885年，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5－1901）提出“脱亚入欧论”以来，日本人认定自身崛起之路，应该是摆脱贫困愚昧衰弱的亚洲而加入文明富足强悍的西方。当日本取得了中日、日俄之战的两次大胜之后，日本人自认为已经基本完成了“脱亚入欧”，而一跃上升为可以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的大国。于是，日本人眼中的亚洲便成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目标。在“解放亚洲”的“大东亚圣战”中，尽管日本失败了，但日本人并不认为自己败给了亚洲的任何国家而是败给美国，日本天皇在1945年发布的《终战诏书》，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抗战。所以，时至今日，日本认同美国在亚洲的存在，但对东亚的另外两个大国中国与南韩，日本至今保持着一种高傲的优越感。特别是与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相比，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崛起和政治民主的双重奇迹，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日本效率完成了第二次“脱亚入欧”，政治上的美日同盟，经济上的第二强国，使日本牢牢占据了世界七强之一的位置。而人多地广的中国，仍然停留在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落后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也仍然是欠发达国家的一员，其现代化程度与日本相距甚远。即便近些年中国经济有长足发展而日本经济停滞不前，但在日本人眼中，政治上独裁的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早已融入主流政治文明的日本。

中国人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混合着自大和自卑的双重病态。在国人说不完的古代骄傲中，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是“倭寇”；而在近代以来的较量中，中国是日本的手下败将，也先后两次变成了日本的学生，“戊戌维新”是学习“明治维新”，改革开放之处也主要是向日本学习资本主义经济。但在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深处，无论日本的经济多么发达，日本的政治制度多么文明，日本仍然是“蕞尔小国”或“小日本”，日本人仍然是“鬼子”。而中国，凭着曾经灿烂的历史和正在崛起的当下国力，仍然是亚洲老大。

现在，日本在经济上是亚洲第一，但中国在政治上是亚洲第一（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而且，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日本经济的停滞不前，又让国人看到了在经济上超越日本的希望，一阔脸就变的民族根性再次复活并飞速膨胀。所以，对中共政权及爱国愤青而言，决不能让日本通过“入常”来分享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大国地位，历史恩怨不过是阻止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借口而已。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两个独裁者——毛泽东和邓小平，一个放弃对日索赔并多次感谢“皇军”，一个搁置历史恩怨而强调“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也很难解释，照理说，从代际区别的角度讲，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史应该有着更多的直接体验和间接了解，但那时的国人对日货的极端青睐，对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漠然？也没有多少人不断地提起“南京大屠杀”？更无法解释，号称“史学最发达”的中华民族和“最具历史意识”的中国人，为什么对张献忠“屠川”，满清的“扬州屠城”，对国共内战的自相残杀，特别是对1949年后中共政权制造的举世无双的人权大灾难……就那么无动于衷？

连自家的历史恩怨都不想清算的政权和民众，就真的那么在乎与他国的历史恩怨吗？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罢，其正义感要具有内外的一致性，不能只把正义感指向外来不义，而一旦面对自身的更为令人震惊的不义，就变成毫无原则的犬儒。我当然希望：在对外关系上，即便日本给予中国再大的经济好处，只要日本人一天不向中国人表示真诚道歉，中国人就决不会屈从于日本的利益收买，甚至做到宁可牺牲经济利益也要讨还历史公正。但我决不相信，在国内问题上，完全屈从于独裁政权的利益收买的国人，能够真正保持“为义舍利”的正义感。在当下中国，对外正义感的饱满和对内正义感的干瘪之分裂，凸现的恰恰是国人做人逻辑的内在一致——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对着大海那边的政府呐喊，喊劈了嗓子，也没有后顾之忧，还有爱国英雄的美名；而向不义的身边政权挑战，即便理性而委婉，也可能招致既得利益的损失。最为无耻的是，如此机会主义和精打细算的正义感，居然让许多人产生道德上的“自我感动”！

在经济上，日本是世界第二强国，自然在亚洲经济的发展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中国，即便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要达到日本经济的规模和现代化水平，特别是人均GDP和经济质量的水平，还有太长的路要走。更重要是，在政治上，日本也是亚洲最成熟的民主大国，理应在亚洲的社会转型中成为政治民主化的最大推手。而日本的表现却与其民主大国的身份不相匹配，甚至非常令人失望。日本所奉行的“经热政冷”的跛足外交，如同中国的“政经分裂”跛足改革一样，绝非一个负责任的民主大国所为。

日本现在所担心的最大威胁是独裁中国和极权北韩，全世界也都知道，没有中共政权对金家暴政的支持，北韩政权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猖狂。如果中国变成民主国家，北韩也就失去最大的“盟友”，就将在亚洲、在国际上变成孤家寡人，真的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即便没有马上垮台，其对地区安全的威胁也将大大降低。民主的中、日、韩，再加上自由国家的领袖美国，共同向北韩施压，和平演变的可能性必然大大增加。

已经给予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巨大帮助的日本，要消除中国威胁的最佳办法，不是继续维持“政冷经热”的跛足外交，也不是强化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而是从现在开始改变其传统的跛足外交，除了深刻反省历史和真诚道歉之外，也要为亚洲的民主化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其利用美日同盟在军事上遏制中国，远不如在政治上帮助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日本若能与美国与亚洲的其他民主国家一起，高举自由、人权、民主的普世旗帜，致力于在外交上推动中国的人权改善和政治民主，既是在帮助中国人民，也是在帮助日本自己。甚至可以说，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日，就是一个自由、和平、共荣的新亚洲的诞生之时。

但我不知道，在中国的现行体制和日本右翼日趋强势的情况下，以现在的中日关系及其国民心态，何时才能消除双方的国家机会主义以及偏执民族主义情绪，使中日之间拥有真正的政治互信和道义共识。

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追捕》中一个画面，高仓健饰演的铁面男子汉杜丘骑在一匹骏马上，真由美饰演的女主角坐在高仓健的身后，双手抱着他的腰，头贴在他结实宽大的脊背上。当骏马的四蹄腾空、冲过一条河流时，他们的头上是高远而透明的蓝天，脚下是湍急而清澈的波浪，骏马的奔腾，在银幕上画出上下起伏的曲线，真由美的披肩长发在起伏中随风飘飞，美得令人迷离。影片的主题音乐，是那首没有歌词的“杜丘之歌”，在当时被国人唱遍大街小巷。

看过电影后才知道，这部影片的日文名字译成中文，不是“追捕”这一毫无诗意的篡改，而是颇为浪漫的“君啊，你渡过愤怒的河！”

对于以前只看过有限的几部革命影片的我们这代人来说，似乎第一次知道了银幕上的英雄美女式的浪漫，真由美的披肩发给我的视觉冲击，至今还记忆犹新。

我怀恋曾经飘飞在中国的真由美的披肩长发，正如日本“大化革新”时代的贵族能将《长恨歌》倒背如流一样。

没有仇恨、没有诅咒、没有打砸，而只有两情相许的爱之美。

2005年4月27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