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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想规范，最终是什么都规范不了。真正应该规范的是政府的权力，政府对自己的认识，对权力的认识和对政府职责和权限的认识，而这些简单的问题对一些人来说却永远、永远、永远也整不明白。文化部门希望规范艺术形态，这是狗拿耗子天大的笑话。
同样那些建立“中国的百老汇”、“2008年前建成10个露天剧场”、“2008建立300块荧幕”也一样是拿老百姓的钱不当回事的陋习。你就是建立1万个中国百脑汇，10万个露天剧场，30万块荧幕，最终还是一个文化贫国，为什么呢？因为政府想搞文化是天地不容的事。文化局是最不懂文化之局，无法与文化搭上关系，这是宇宙间的一条公理，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看来这个文化部门绝对不是一个可管文化的部门，而只是一个需要补习文化的部门。
奥运会徽只是一个标识，如果他人没有用其牟利，就谈不上侵权。奥运是全民的奥运，谁爱咋改就咋改，这个有人恶搞就不错了。
文章提交者：浦志强
章诒和先生的第三本书《伶人往事》被禁之后，一向从容冷静的她不得不发出了严正声明，表示要用生命维护她的文字。
我没见过章诒和，只是从她的那本《往事并不如烟》中，看到了一个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惨痛的内心世界，还有一个女人独有的忧伤情怀。《伶人往事》还没来得及读，就被禁了。
五千年了，中国还是没有逃脱思想专制的巢窠。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在思想压制中苦苦挣扎。五千年了都没有培育出自由的土壤，直到晚清，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才明白了作为人还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为此理想，中国人经过了百年的抗争，然而无数人流血、奋斗的结果，权利还仅仅是宪法纸面上的意义。
写出过著名诗篇《失乐园》的英国文学家约翰•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里说：“杀人只是杀死了一个理性的动物，破化了一个上帝的像，而禁止好书则是扼杀了理性本身，破化了瞳仁中的上帝圣像。许多人的生命可能只是土地上的一个负担；但一本好书则等于把杰出人物的宝贵心血熏制珍藏起来，目的是为着未来的生命……”在他看来，一个人的生命是可贵的，然而禁书比杀死一个人还可怕，等于保存在书中的生命糟蹋了，等于是一场大屠杀。禁书，屠杀的不是个体生命，屠杀的是一个民族的心性、智慧和未来。
为什么要禁书？统治者可以找出一千个理由，但没有一个理由站得住脚。禁书是为了防止谬误的流传。认定何为谬误，何为真理，并不是某个个人、某个集团、某个政党能够决定的，上帝也没有这个能力。上帝让人类在思想的交流、撞击中自行决定自己的信仰，自主找到真理的方向。以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禁止任何自认为是错误思想的传播，禁掉的不仅仅是错误，还有真理本身。
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除生命权利以外人最后重要的基本权利。生而为人，而不没有生而为蝼蚁、牛马，就应该有说话的权利，应该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中国的统治者历朝历代从没有将治下的人民当作人看待，而只是看作蝼蚁和牛马，因为统治者从来不准人民自由地说话。从“道路以目”、“腹诽”开始，到全世界都以民主自由为潮流的二十世纪，我们中国，仍然坚持古训，坚持逆潮流而动，严禁人民乱说乱动。从新闻界的禁止报道拆迁、腐败以及一切群众维权事件，到出版界越拉越长的得禁书名单，现代中国奉行的绝对知识、绝对真理权威和古代秦始皇时期没有任何两样。
其实，这些“严禁”的本质，归根结底是严禁每个人把自己、把他人当作人来看待。人的基本权利是可以被忽视的，如果是为了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话。想新闻出版署副署长邬书林先生的“禁书令”的背后，无非是这个含义，否则不会如此轻率地视宪法为无物，做出如此严重违法之举。这个含义，我在意大利著名法西斯主义者艾尔弗雷多•罗科的论述“法西斯主义的自由观”的文字中找到了注解：“个人可以为社会的利益发展自己的个性，因为这些稍纵即逝和微不足道的因素只是复杂而永恒的社会色和能够活的一个方面，其正常的发展是由国家的发展决定的。……对自由主义者而言，自由是为了公民利益；而法西斯主义者只是为了社会的利益才赋予个人的自由。换言之，法西斯主义者是将个人作为社会进步的一种经济工具……”如果人，不能被看成“人”，那么不可准他说话、禁他的书、没收他的财产，甚至剥夺他的生命，就不需要任何正当理由，只需要掌握绝对权力者的意志，而其掌握权力者内心不会有任何负疚。
表面上实行民主法治，掩盖不了实际上的专制，禁书，无非是想维护自身统治的安全，避免更多人的人被异端学说侵袭，动摇对其政权的忠诚。然而稍有点常识的人都会明白，企图通过禁止人民说话来维护国家安全，实在是短视且愚蠢。人民忠诚于他的国家，不会是因为恐惧，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他的权利包括他说话的权利能够得到保护，不被人无理干涉，是因为统治者能够提供满足他基本需要的环境。靠这样的手段去维护统治安全，可能会得到短暂的平安，但积压的是长久的怨恨。
章诒和的书被禁的命运，有一天也会降临到其他任何人的头上，只要你还坚持做一个人。支持章诒和，不仅仅是出于道义上的原因，也是为了我们每个人还能有尊严地活着。
亲爱的邬副局长：
从网上得知著名作家章诒和对于阁下在贵署的“通风会”（这个会名真奇怪，似乎说明贵署在此会闭会期间通常处于窒息状态之下）宣布禁书令的抗议。贵署自成立以来，使用种种借口，在祖国大陆封报禁书，本来不是新闻；只是以小小一个副署长，居然不用任何掩饰，大言不惭地“通风”发表蔑视宪法反抗领导并且配合“国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出版自由现状的攻击，依我的观察，实不可能，借给你十个胆你也不敢。所以我宁肯相信网上实为误传，网上那个邬书林乃是伪邬，而与阁下这个真邬无干。理由如下：
新闻出版署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须知共和国是有宪法的，宪法是管得住新闻出版署和它的署长的，更无论副职了。以宪法政府的一介小吏，怎么可以公然在于法无据的通风通气通什么的会议上，宣布剥夺一个作家的公民权利，并且不经立法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自立“因人废书”的伪法呢？如果真邬不敢，必是伪邬所为。此其一。
新闻出版署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必须执行国务院的指令。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去年年末的文联和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作家们说“必须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总理提倡讲真话于上，不是为了让下属禁止印真话于下吧？总理言犹在耳，下属就反其道而行，这样的下属，不说“为人民服务”了，只说为老板服务，敢这样做吗？难道你不怕炒你的鱿鱼吗？或者难道你还另有老板吗？如果不是，必是伪邬所为。此其二。
我们的西文出版管理部门，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至今尚未公布其名单）讲什么话，从来是十分敏感的。我们确实不时听见所谓中国的宪法是假的中国的出版自由是没有的之类的攻击，但是以一个政府官员公开出面证实这些指责，是何居心？如果真邬居心善良，必是伪邬所为。此其三。
所以为邬副署长（真）的前程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计，为党和国家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形象计，我强烈建议邬副署长（真）发表严正声明，厘清传闻真相，与该伪邬划清界限，以正视听，而舒民愤为要。
黄一龙
2007年1月21日
作者:党国英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想起文化这个词语一方面被人滥用，另一方面又被一些文化名人所专享，有些焦虑。这几个月借助媒体的力量，和文化沾边的东西就更热闹了。但我总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一些文化名人张嘴就是文化，而且笃定会把本国所独有、不见于他国的东西称为文化。按照这样的逻辑，天下百姓就没有了文化，因为我发现天下百姓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即使有一些习俗差异，也不那么重要。
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一个英国传统农民几百个词汇就够用一生了。如果实际接触一下西方农民，的确看不出他们和我们的农民有什么重要差异，即使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了。一位拥有数万亩耕地的美国农民曾领我到他邻居那里串门，进门没说几句话，我就感到那邻居有点不自然。他意思是：有关方面为什么安排国际友人到你家里，而不到我家里呢？那表情和言辞与我在中国乡村看到的那种失落感没有什么差异。还记得一位美国乡村阿米什人(保留简朴生活方式的一类欧洲移民后裔)曾十分认真地问我：中国有农业么？那憨态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中国偏僻地方农民的表情也没有什么差异。这两年还访问过其他国家的一些农户，强烈地感受天下老百姓无差异；如果他们行为方式有所不同，那也是体制不同的后果。如果眼睛看到的现象还不足以说明天下百姓的共性，那就读读近代反映基层社会生活的文艺作品吧！读读《飘》、《人间喜剧》、《农民》，比照一下我们自己的基础社会众生相，你究竟能发现多少国家间的“文化差异”？
被一些人当做文化的常常是上流社会的东西。上流社会远离普通百姓，他们过着远比普通百姓更加复杂的生活，他们的语言也复杂了起来。据说莎士比亚和丘吉尔使用的词汇达数十万个。上流社会生活的基本特性是高度专业化，市场网络把他们联系在了一起。一旦有了市场，有了货币，人们的能力差异就被放大了。如果发明了好的交易规则，人的能力差异还会进一步放大。在没有专业化的条件下，不论哪个国家的农民也只能耕种差不多的土地，有了专业化就不同了。上流社会凭借自己被放大了的能力，便拥有了巨大财富，这种财富需要保护，而且需要结成共同体来保护，共同体的领袖们便要夸大自己和别人的差异，以识别自己的敌人。这样，差异的确立就十分必要了。如果有学者做了共同体政治家的附庸，想从他们那里分到一块利益，也就跟着吵吵嚷嚷，竭力去夸大文化的差异性。记得希特勒就和一些学者有过合作，一唱一和地论证日耳曼人要优于其他民族。文化差异一旦被放大，并被学者“学术化”，成了一种典籍文化，性质就又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一切关于文化的差异性的描述就成了“学问”，成了学者吃饭的资本，学者们也就要勉力捍卫这种文化了。因为我的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只要听见谁在那里叫嚷文化差异，就不免想到他是在为自己的生意做广告。
就这样，文化差异被共同体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打造成了一种人类思想交流的壁垒。一个中国农民可以用一个星期融入西方的乡村社会，但一个大学生可能终身也不能融入西方的上流社会，反过来也是一样。文化的力量何其大也。其实，那是利益的威力。利益能诱惑人，再经文化寡头的炒作，一个国家的年轻人很可能接受荒唐的文化观念，乃至变成极端民族主义者。一个大学生朋友曾告诉我，他的大学里有“四大才子”，其中一位面对学生讲演时高喊“灭掉××”，学生们听了掌声雷动。听了这话让人手心发凉。
百姓的文化被上流社会的一些人偷窃了，文化共性被共同体的合谋湮灭了。文化(Culture)古含义本来是农耕。农耕发达就是文化发达。中国的“文化”一词和文字联系在了一起，但中国象形文字本来是百姓创造出来的，其中许多文字就是农民劳作图画。可见，文化一开始就和百姓的基本经济活动联系在了一起。后来出现了专业文人，且文人又和利益共同体联系在一起，于是他们便把自己提炼过的东西看做文化，各自强调自己的文化价值，文化从此就有了门派，有了“特色”，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百姓文化就得不到专业文化寡头的青睐了。
上面我的说法自然会有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外乎说不同的人类族群的确有差异。对这种差异难道不应该研究么？一种有特性的、优秀的文化难道不应该加以颂扬么？在我看来，提出这种问题的人还是被所谓“差异”蒙住了双眼。最能反映所谓文化差异的首先是“典籍文化”，而一个民族的典籍常常会把自己的一些民族特性颂扬得过了头，把自己的缺点夸大成优点。不同族群的习俗也会有差异，但如果这种习俗与人的基本行为规范关系不大，就没有重要意义了。陕西农民的头巾在前面扎，山西农民的头巾则在后面扎，这种差异对解释历史有什么重要意义？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包涵的人的行为规范。但你能说人的基本行为规范的差异都只有不同的文化意义，而没有优劣之分么？不能。例如，我看一些民族对妇女的清规戒律就不值得恭维，还是男女社会权利平等要更好一些。再如，市场经济条件下还是民主制度要好一些。按我理解，人类不同族群的基本行为规范的确有差异，但这种差异终究是要消失的。
重要的文化差异会消失，不重要的文化差异会保留。懂得这个道理蛮有现实意义。如果把自己本来需要革除的东西也看做一种文化价值类型而舍不得动，那就会迷失改革方向，延误改革时机。忽视了老百姓基本行为文化的共同性，就会牺牲老百姓的利益，也搞不了和谐社会。而如果学者过分夸大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就会滋长全社会的浪漫主义，甚至会被极端民族主义所利用。
从章诒和先生1月19日的声明中得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1月11日宣布了对八本图书的出版发行禁令，他还专门针对章诒和说：“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基于以上事实，完全有理由给邬书林记一个黑点。
给中宣部系统的官员记红黑点，是不久前去世的何家栋先生的主张。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游击队常常到汉奸所在的炮楼外面喊话。汉奸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红点可以抵消黑点；黑点积攒多了，抗战胜利后是要清算的。当年记红黑点的办法，不仅对于汉奸本人有威慑力，还对其亲属的言行产生影响。
在过去的十七年中，我打过交道的公检法司人员不计其数。在和每一个新人见面的时候，我都要重复一遍：请在和我谈话时把“你们”的话和“你”的话分清楚。“你们”是你所在的官僚机器，“你”是我面前一个鲜活的个人。传达“你们”的话“你”可以不负个人责任，“你”的话如果得罪了我，对不起，我就要得罪“你”了。经过这种划分，几乎所有的“你”都用一种与“你们”迥然不同的话语来说话。
邬书林本来也有机会把上述二者分开。如果他说，奉部长或署长之命宣读禁令，也不作任何个人发挥，这个黑点就可以不记在他的头上。但是，他或许是藐视当今中国知识界和国际舆论的道义压力，或许是把这种压力当成晋升的动力，硬是把这个黑点抢到了自己头上。
现在给中宣部系统的官员记红黑点，可能没有抗日战争后期给汉奸记红黑点的威力大。但是邬书林们应当记住：天心不可测，民心不可违。即使受你迫害的人现在拿你没什么办法，但是老天绕不了你，只要你内心的良知还没有泯灭。如果邬书林们对正义还有一丝敬畏，赶快做一些好事，用红点抵消黑点吧。
在中国古代，皇帝的权力是最大的，最不受约束的，因为皇帝没有上级。皇帝之下的各级官员只受上一级的约束，而不受其统治对象的约束。所以，皇帝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随心所欲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当天高皇帝远的时候，各级官僚就按自己的意志行使权力。当县官不在的时候，现管就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行使权力。这样的政府在政治学被称作无限政府。
无限政府有不可遏制的扩张冲动：官员越来越多，税费越来越多且重。政府的膨胀必然给社会的经济发展造成沉重的负担，使正常的经济活动受到严重的妨碍。这时，只有干政府官员的行业才是社会中永不亏损且一本万利的行业。于是，人们为了谋生存，想尽办法从前门或后门挤入官员的队伍。而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负担越重。政府规模越大，就越要从社会中提取大量的钱财，以用民间有限的膏脂来养活无限膨胀的政府。而普通的官员则游行于利禄之中。
在政府的膨胀过程中，官僚的腐败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政府从自我膨胀到自我覆灭的重要原因。官僚们通常所关心的不是公益，而是如何去保护他们的工作及其机构的重要性。任何预算的消减，对他们都是威胁，预算的不断增加才是权力的源泉。这是他们个人的荣耀和权力的基础。任何官僚都有潜在腐败的倾向，他们总是倾向于在执行公务中满足自己的私利。所有的政治领袖和官僚都是在对某种人负责。在许多情况下，只是对那些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个人利益的人负责。
若是官员人数太多，就无法做到高薪养廉，这样中央和各级政府机构实际上就是官员的俱乐部。他们工资微薄，又人浮于事，就不择手段地设法增加额外的收入。最常见的方法就是利用职权寻租设租，甚至卖官鬻爵；机构谋求预算外收入，个人谋求工资外收入；利用职权设立关卡，索贿受贿。这样，中央政府就陷入了下面的税收困境：税率低，则税款不足，税率高则无法负担，结果造成税率越高，收税效率越低的两难。中央征税的力度越大，地方社会税务负担越重，而中央的税收则无明显增加。在低税率与高税率的两难中，政府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只能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不仅如此，在开动脑筋之后，还发明了名目繁多的税外收费项目。由于存在着巨大的财政和税收的漏洞，中央政府为了不断加强自身的财政能力，不得不加大从民间提取的力度。这又为地方政府和官员搭车收费提供了良机。于是就形成以下的恶性循环：政府从民间提取资源的力度越来越大，而国库本身却越来越空。制度的漏洞却越来越大，而官员的私囊却越来越饱。最后，只好竭泽而渔。
无限政府的主要并发症之一，就是经费饥渴，食税胃口大增。因此，也每每有御用“学者”上述建议让财政收入向中央倾斜以帮助穷人的名义挽救将倾之船。这样做似不仅与事无补，反而是饮鸩止渴。财政紧张的真正原因，不是政府的提取能力太弱，而是政府的摊子太大，各级官员的胃口太大，政府的扩展趋势蔓无节制。历代王朝在行将崩溃前，总是表现出以下的症候：在财政上，民众不能监督政府，政府不能监督自己。虽然提取的手段多，力度大，但政府得财有限，却伤民无穷，导致下面的民众不堪重负。无限政府对民间的征敛必然趋向漫无节制，使财富向中央政府倾斜，但其后果政府也难以担负。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的终结无不与政府无限膨胀、普遍的贪污腐败和严重的财政危机联系在一起。每一个王朝的政府就像气球一样不断膨胀，一直到炸掉才划上句号。这时，取而代之的新政权从其建立之初的小规模、小权力、小职能开始，不断地向大处膨胀，最后重蹈上一个王朝的覆辙。每一次爆炸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动荡，是所谓“乱”；新政府的重现由于其最初的小规模，给社会造成的负担和压力不大，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是所谓“治”。这种从小政府到因无限膨胀而崩溃、再到新的小政府出现的过程被视为治乱循环。有一些王朝的统治者比较明智，在政府膨胀到一定规模时，感到事情不妙，于是锐意改革，主动延缓或局部扭转政府膨胀的趋势，是谓“中兴”。当然，与每个王朝一样，在结局上并无二致。
无限的政府所导致的治乱的循环其受害者不仅是平民百姓，而且是统治者自身。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末代皇帝不尝尽无限政府给他们酿成的苦果。从秦二世，到明崇祯，到清溥仪，无有例外者。若用《贞观政要》里的比喻来分析：如果政权与民众是舟与水的关系，无限政府的做法是通过经年累月的努力把船制作得与水域面积一样大，并把船外的水都设法抽到船里面来，其后果可想而知。有限政府的做法是，在“水域”面积固定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船制作得小些，这样船驰骋的余地就大些，尽量把水留在船外，这样船搁浅与倾覆的可能性就低一些。可见，有限政府于水无损，于舟有益。
一部中国的政权循环史，就是一部造船沉船循环史。船为什么会沉？因为的人和货太多。人就是用各种办法挤上船的官员，这个货就是以各种名义从民脂民膏抽取来的税和费和（罚）款。超载船沉，此乃千古不易之理。解决的办法就是用有限政府来替代无限政府，严格限制船上的人，严格限制船上的“货”！
金 钟（访问）
问：您十二年前畅销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是一部文学性的家族故事，现在的毛传却是一本政治历史着作，您的写作方向是否有了转变？
张戎：是一个转变。但这两本书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真实性。《鸿》是家族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出版十四年来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质疑。毛传就更重视真实性，言必有据。英文版八百页其中一百五十多页小字排的，全是说明出处的註释，详尽中英文徵引书目，几百个採访者名单。海外与毛交往过的重要人物都访问了，还包括许多国内知情人。追求真实的写作原则，我没有改变。
写毛传完全是出於兴趣
问：年关於毛的书已很多，最近还有人送我北京去年出版的英国人写的毛传，毛的许多也事逐渐暴露，您为甚么还有兴趣写毛？
张戎：看过毛传的人，就知道，我是完全重写毛泽东，重写现代中国历史。不仅是全新的角度，而且大部分事实是闻所未闻的。我可以自豪地这样说.全中国全世界对毛的了解都非常少。生活在毛统治下的中国人只知道经历的痛苦与灾难，不知道这些经历怎么来的，尤其是毛决策的细节。年轻一代就更不必说了。
问：写毛传和您及家族的背景是否有关？
张戎：我相信我对毛的兴趣和大部份中国人的兴趣一样。我们都在毛的阴影下生活过，毛给我们都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是共同的经验，我没有与众不同的感受。我父亲和外祖母虽然都死於毛的迫害，但如果我以此书为他们报仇，那就太低估了我的写作。当然，毛统治下的受难者完全有资格向他报仇，但这是简单和消极的情绪，我没有这种情绪.我写毛，完全是对他的兴趣。虽然已有那么多写毛的书，但它们都不能回答我对毛的许多问题.例如，他是怎样当上共产党领袖，怎样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的？他一生追求的是甚么？
问：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否好些？
张戎：我认为，毛泽东应与斯大林、希特勒相提并论。对那两个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者已有很多书写他们，人们对他们已有相当的了解，可是对毛的了解，知之甚少，包括外国可以自由研究与出版的地方。我在中国长期生活过，又在英国接受西方文化教育，有条件做一些他们做不到的事。
问：您提到曾在许多档案馆搜集资料，例如前苏联的档案解禁后的情况，我们很感兴趣，具体情况如何？
张戎：我先生外文很好，他花了十年时间在俄罗斯档案馆收集资料。俄罗斯档案馆简直是一个宝库，还有东德、阿尔巴尼亚档案馆，以及英美的档案馆，与中国有关的，我们都去查了。我去过俄国共产国际档案馆，规模很大，资料浩如烟海。没有足够的时间和专业能力，是很难利用那些档案的。
蒋介石为让苏联放儿子而纵容中共
问：你们在档案中最重要的发现是甚么？
张戎：例如红军长征。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蒋介石放走了中共。为甚么？最重要原因是他儿子蒋经国被苏联当人质，扣在斯大林手里.蒋介石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他把「绝后」看得很重，在他日记中有记载.俄罗斯档案的材料发现，蒋希望用红军和中共的生存换回他的儿子。长征时他完全可以把红军消灭掉，但他没有那样做。长征前夕，他就向苏联正式提出要求放回儿子，书中详细叙述，他用放走红军的一系列步骤，和斯大林作交易。长征每一个关键时刻如所谓湘江之战，等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后，蒋才封锁湘江。又如一四方面军会师、毛到吴起镇当天，蒋都透过各种渠道，向苏联要求放儿子，包括愿意国共合作抗日。又如西安事变就是因斯大林同意放蒋经国而结束的，蒋被扣后坚决不同意会晤周恩来，周能进蒋卧室，是带着斯大林的一句话「你的儿子现在可以回国」才与蒋见面的，中共大吹周恩来在西安怎么斡旋？#123；解事件，完全是神话。
中共打入国民党的四大间谍
问：我们选载了张治中引发上海战争一章，也令人十分吃惊，材料来源如何？
张戎：我们发现中共在国民党中有四大间谍，第一是邵力子，他把蒋经国带到苏联作人质，俄罗斯档案馆有邵力子给斯大林的亲笔信，完全表明他是共产党间谍。第二个就是张治中，他与苏大使馆武官有亲密关系，全面抗战的打响，不是芦沟桥事变，七七后蒋没有开始全面抗战，日本人也没有南进佔领全中国的计划。斯大林最怕日本巩固华北后，向北进攻苏联，所以利用张治中搞了八一三沪淞之战，把日本人拖进中国广大腹地而不再进攻苏联，这是斯大林外交上绝大的成功。另两名间谍是胡宗南与卫立煌，他们对中共功劳很大。
问：历史档案一定很多，你们怎样选择？
张戎：这十多年，我和先生像玩七巧板一样，要把各方面的资料，一块一块拼起来，发现问题、组成图案。档案馆的资料不是轻易掉在我们手上便可写在书上，要很多积累和研究。长征，中国也公佈了大量档案，八十年代开始许多史料，有一套几十本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史料选编，全是国民党的来往电报，我们从中发现，在红军到达的地方，国军都让出大道让红军通过，要花很大功夫才能琢磨出来。如泸定桥，在光溜溜的铁索上，冒机枪火力「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我们查到中央红军办的「红星报」，上面根本没有打仗的记载，勇士过桥后还举行了仪式，个个活蹦乱跳的。我们查那些电报，国民党守军余松在红军到达前夕，被命令去康定，弃守泸定桥，等於给红军让路。再说长征的目的，中共说是「战略转移」不错，但不是为了打日本，而是为了打通苏联，便於接受苏联军火，这在俄国档案中有详尽反映。中共南昌起义，档案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我们的主意和我们指挥的」。南昌起义就是拉出军队去接收苏联武器。那时打通苏联，接受苏联援助是中共的「核心任务」。这是中共胜利的原因。毛在一九二三年说过共产主义只能由苏联输入，自己不可能成功。
师哲提供不少中苏共关系见证
问：您访问很多人，他们都合作吗？比如师哲，我看过他的回忆录，有不少精采资料。
张戎：我访问师哲多次，直到去世前。他是非常好的见证人，跟毛时间很长，对毛与斯大林关系很了解，又很能说.比如说毛在延安的枣园后沟有一个秘密住宅，我们到延安去看过，几乎没有外人知道。师哲当年就是把守在路口的人，那是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连中央领导人都不得进入，师哲告诉我，我去找到的。他为甚么搞这个住址？延案整风很恐怖，毛说整的百分之之百是共产党员，他很担心自己的安全，他从来是狡兔三窟。不只是枣园，在杨家岭后面也有一个，绝对保密。在一九四二年搞的。毛实行整人路线，也使自己一生生活在恐惧之中，非常怕人报复行刺。
问：在延安下毒害王明的事，我二十年前在香港就看过王明的书中提到，可信吗？
张戎：我也曾怀疑：毛是否要毒死他？但我们拿到了一九四三年由延安主要医生给王明的会诊报告，白纸黑字地写明王明确实被人下了毒，汞中毒，毛泽东当然有责任，王明的书、王明的儿子（在莫斯科，懂中文）都有证实。
刘少奇在批斗会上被打翻在地
问：您访问过王光美，她能说点真话吗？
张戎：我访问人，不会问他，你对毛泽东怎么看法，我关心的是事实，请他们对事实作出证明或解释，王光美也讲了一些事实，毛整刘少奇已是公认的事实，不必她来作证.但我们书中有一张照片你们可以登出来，那是没人见过的，是从中共内部纪录片上摘下来的，这张照片是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中南海批斗刘少奇，从殴打到打翻在地的镜头（群众围住，见不到人，如图），斗争会是戚本禹的秘书主持的，而当时毛去南方前任命戚本禹代理中办主任。这张毛吻马可仕夫人手的照片是电视拍下来的，摄影师杜修贤在场，他不敢拍（见图）。
问：访问中不合作的情况有吗？
张戎：当然有。不过，我找人都会说明是访问，而不是私人聊天，然后写下来。他们都知道我在写书，他们谈的，我都可以写出来。
问：您见过林豆豆，她也在写书，据说对林彪事件还很有看法。
林彪和毛不讲原则的关系
张戎：我见过林豆豆、张宁和林彪家有关的不少人。毛和林的关系不一般，是一种完全不讲共产党原则的关系.他们最早的关系，是一九二九年联手整朱德。以后毛给林彪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林说话可以很直率，俄罗斯档案中有林给苏联人的报告，讲毛不打日本人，打平型关还是他违背毛的意旨打的。他还告诉苏联人，周恩来干了些甚么事……毛给了他很大的自由。林彪自尊心极强，毛从不逼他做自我批评，而中共党内外谁都要自我检讨，周恩来就是最会作检讨的。作为交换，林彪在毛需要时，出来助毛一臂之力，七千人大会就是一例。大家以为经过大飢荒，毛会改变经济政策，实际上飢荒根源是毛出口粮食到苏联东欧，以便买军事设备。毛的工业化完全是军事工业化，他一心想的是要把全国资源集中起来发展军事工业，以便他有生之年可以成就超级大国称霸世界。买苏联的原子弹、导弹、核潜艇，完全靠出口粮食，我们在俄国档案馆看到中国对苏出口粮食的记录，明白如果不出口这么多粮食，中国一个人也不会饿死。饿死几千万人，刘少奇都看不过去，但毛就不愿改变政策，七千人大会期间，毛还在高层说，不是没有粮食，就是收不起来，开完会，大家下去收粮食。他仍然要横徵暴歛，导致更多人死亡。刘少奇便在七千人大会上来了一个突然袭击，脱稿讲话，改变了大会气氛，对毛形成压力。毛批赫鲁晓夫突然袭击，实际是针对刘少奇，这也是毛发动文革的原因。到文革前夕，毛又和林彪交易，用军队干部取代地方干部，换马.林彪便和毛讨价还价.代价就是整罗瑞卿。罗是毛的爱将，不忍抛弃，所以，文革发动推迟了几个月。
问：林彪之死，你们找到新资料吗？
张戎：毛林翻脸，源於庐山会议上，林想当国家副主席，毛当主席，他可成为国家二号人物。令毛震惊的是，政治局常委都支持林彪，因为他们看到没有林的保护便会自身难保。汪东兴率先支持林彪设国家主席，毛看到连掌管他的安全的汪都支持林，林的权力太大，一定要削减，但当时林彪系统的人势力很大，毛无法动，只有破例叫林做自我检讨。於是，二人便翻脸，这是关键.但林不会认错，只有逃跑，林掌握空军，准备逃香港，先到广州。林立果已做好准备。后来改逃苏联，是临时的决定，堕机确是飞机没有油了，不是周恩来下令打下来的，我先生在苏联也作过这方面很多？#123；查。
毛爱女色是不容置疑的事
问：李志绥医生写的毛的私生活问题，你们是否有所涉及？
张戎：我们当然写了他在女色方面的事。李志绥的书，除个人记忆可能一些细节有误外，基本上是可靠的。因为他不可能查证文献，还要保护消息提供人。但那些事实，我们採访毛身边一些人可以证实是真实的。
问：您访问过孟锦云、张玉凤等人，她们会不会透露一点毛的私生活情况？
张戎：毛喜欢女人，这已根本不是秘密。毛从杨开慧起就是如此。我们一个重要发现，就是杨开慧遗稿。她死前，将其诗、信、笔记藏入砖缝与屋檐下，各一包。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维修房子被发掘出来，毛本人不知道（毛七六年死）。内容在大陆是绝对保密的，毛亲属也不准看。从那些文件可以看到毛虽然爱杨，但已有很多女友，最后遗弃杨开慧，杨表示对毛遗弃她和三个儿子的怨恨和对共产主义的失望（编按：此事本刊曾有报导）。所以，毛有很多女人，是完全没有疑义的。我与被访者已商定，我会在书后列出他们的姓名，但除非是已死的或绝不会受伤害的，我们不会写出谁说了甚么.
问：毛在大陆的行宫，你们有採访吗？
张戎：有。起码有五十多处，我们去了十多个。有的非常特别，有铁路线专门连通军用机场，另一端有的直通山里面去，非常隐密。到站下来，就是行宫的前花园，走几步就进入他的房间……毛在安全保密方面，那真是非常非常地不同一般。
问：那些地方现在开放吗？还是封闭的？
张戎：我们去的地方不是供参观，往往都是驻军地方或省委的甚么单位，有的改成招待所，如广州的「小岛」。有的改成宾馆，有的很大，那走廊里可以建一排房子。韶山滴水洞是可供参观的，杭州的刘庄，我去住过，还有汪庄、谢家花园、游泳池……
问：您在书中提出死於毛统治下的人数是七千万，你们是怎样推算的？
张戎：是的，起码七千万人。三千八百万是死於大飢荒（大跃进）。是从官方人口统计的死亡率推算出来的，书中有详细说明。另有二千多万是死於劳改监禁，土改和镇反死了三百万.文革算了三百万，根据丁抒的数字，文革其实不止此数。阿尔巴尼亚档案中有毛对阿共领袖讲中国阶级敌人有三千多万，叶剑英在文革后说，文革死了一千万，我们没有引用这些数字。我们的数字是比较保守的，避免夸张。
死於毛统治下的人数不下七千万
问：海外现在常用「八千万」的总数，有人觉得夸大了一点……
张戎：不，我认为没有夸大。完全可能达到八千万.我们的书不是「罪行陈列表」，只是描述毛一生的经历、起落、斗争、权谋等充满戏剧性的故事。
问：一九九四年BBC拍过一个毛的政论片，前驻华大使柯利达最后说，毛从一个革命家变成暴君和一头怪兽.那么，您的结论呢？您认为甚么时候中国可以开放评毛？
张戎：我们没有结论，读者看过书后，自己会有自己的结论。中国评毛，我希望不会是太久的未来。我只想说，通过这本书，让大家看到毛这样一个人，竟被奉为神明，挂在天安门上，这是不能容忍的。也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毛泽东之后，和毛及毛遗留的东西一刀两断，中国才会有希望。
首发２００５年开放杂志
对张戎来说，国际笔会不是什么陌生的组织，因为她早已是英国笔会的会员。但一个“英”字，一个“中”字，两字之间，竟有着迥然的不同，还渗透着辛酸：在英国生活、写作，你的骨头里都能感受着自由。而用中文写作的作家们，面临的不仅仅是自由被限制，被剥夺，还有可能被投入黑牢。
作为独立中文笔会的一员，我从切身体验中感到这个组织的重要性。眼下的中国大陆，尽管人们所拥有的自由度越来越大，但最重要的自由——言论自由，仍处在中共当局的层层压制中，尤其是在新闻媒体、出版以及信息流通方面，控制的严厉程度远远超过了蒋介石、北洋军阀的统治时期。
把海内外中文作家联合在一起的独立中文笔会，已经成为作家们张扬自由、捍卫自由的后盾。张戎的入会，犹如锦上添花。
记得2005年夏季，国际笔会在伦敦开会，邀请张戎到会演讲。当时英文版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正好上市。在去会场的半道上，张戎对我谈起了她的中文版计划：她要自己把《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翻译成中文。这时我提出了希望她加入中文笔会的要求。张戎沉吟了一下说：我的“资格”还不够。
不够“资格”？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去年下半年《毛》书中文版在香港出版，我才豁然明白：在此之前，张戎还没有用中文写作或翻译过任何书。要加入中文笔会，当然需要中文作品。
在国际笔会的演讲中，张戎谈到了她有生以来的第一个中文作品：一九六八年十六岁生日那天写在纸上的一首诗。不料造反派这时突然闯进来抄家，慌忙中她不得不把作品撕碎了冲下马桶。直到1978年出国，张戎再也没有提笔。“可是一支无形的笔，仍然不停地在脑子里划来划去。”张戎是这样描写当时的情形的。“在下乡进厂的日子里，它伴随我在稻田里撒粪，在电杆上接线，默默地刻着长文和短诗。”
张戎二十一岁开始学英文，当时中国还处在完全封闭的文革中，老师们大多没见过外国人。但张戎的语言天赋使她能熟练掌握英语。到英国之后，她重新提笔，但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写书，她都用英语。
《毛》书是张戎第一次应用中文进行翻译和写作。一位书评家是这样评论她的能力的：既有鸿篇巨制的历史画面，也有涓涓细流的生动故事。穿插的叙述，精彩的笔墨，恢宏的气势，精细的刻画，张戎独树一帜。篇章布局更是一流。
张戎加入独立中文笔会的“资格”，就这样具备了。
张戎曾不止一次说过：在《毛》书的所有文本中，最重要的是中文版。这本被《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称为“系统地摧毁了毛泽东的神话赖以存在的全部支柱”的宏伟传记，自然会让中共当局紧张和害怕。中共的中宣部两次向各省市发禁令，要求各级官员不得传阅张戎的《毛》书，不得从境外携带入境。有关部门要严查盗版。
但铁幕时代毕竟已作古，谁要想阻挡，也难。《毛》书中文版自上市以来，已经连续三个多月高居香港畅销书榜。这说明了什么？渴望了解真相的人们，正源源不断把这本书带进大陆。
费孝通先生晚年写文章回忆他的老师，喜欢用“老派知识分子”这个词。现在也有人用“老派共产党员”来称那些模范共产党员。
我喜欢“老派”这个词。旧比新好，这是我过去判断许多学术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无论左右，我也这样看。
我岳父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参加共产党，我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些老派共产党员的特征，有两点印象特别深刻，一是无神论思想，一是公私分得很清。他遗嘱死后连烧香叩头这样的事都不让做，他是真不信鬼神。他从不占公家的便宜，但该自己得到的，再小他也计较，他文化不高，但我很佩服他的表里如一和从一而终。
人的一生无论新旧，也无论左右，最后都要落在道德上。当制度落后的时候，我们曾经迷信制度，以为好制度一来一切都好，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无论从政、经商还是治学，最后还得过道德这一关。虽然道德高尚的人最后总是吃亏，但我们还是不能没有道德，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就讲过这个意思，特别是移代之际，最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高下。
在我读书的印象中，潘光旦先生就是一个品质非常高尚的人。上个月，我收到中国近代史所吕文浩兄寄来的《潘光旦图传》，读过之后，想到了这个老派知识分子的许多事。
这几年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写传记的不少，但很奇怪，为潘光旦写一本传记，我印象中，吕文浩这本还是第一部。前些年，老朋友孙珉早就做了很多准备，但后来可能他公务缠身，就放下这个工作了，我感觉我们应该有多部潘光旦传，有专业性的传记，也要有通俗性的传记。文浩兄本这本书，为潘光旦的研究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很多年前，在昆明纪念西南联大的一次会议上，我认识了潘光旦先生的女儿潘乃穆，从她身上，我能感觉到“家风优美”是什么含义。他编过一本书：《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这本书我看过很久了，但有一个细节不能忘记。
这本书里选载了潘光旦先生1949年的几则日记，从这些片断的日记中，我多少能理解为什么潘光旦先生在当年“三反五反”时候，面临自己那么多朋友和学生对自己的批判，而在心理上很难认同当时的一些做法。我想当时许多做人做事的方式，在潘光旦先生的道德里是过不去的。
潘光旦先生在1949年的一则日记中说：
“与沈衡老谈其文孙来清华旁听事；此事衡老徇其孙之请，转托高教会对清华指令办理，于法绝对不妥，清华自二十年前起不收旁听生，余在教务长任内曾以词折服军阀刘镇华之秘书长不遣刘子二人来校旁听，今衡老以人民最高法院院长之地位，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第对清华不利，对已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余旨在劝衡老收回此种请求，渠似不甚领悟，甚矣权位之移人也。（十二月二十八日）午后沈衡老嘱其孙XX携书来，仍商来校旁听事，余就此举对各方面之不利剀切言之。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不利一也；清华奉指令行事，破其二十年来良好之规则，不利二也；衡老为法界前辈，向以法治领导群伦，今又膺最高人民法院之重寄，今乃视一校之章则与尤良习惯为无足轻重，必招物议，不利三也；沈君而入校旁听，同学必将指摘曰，此某之文孙始获此特殊待遇，何外此无它例也？此不利四也。余以此语沈君，请其孰权利害，自动撤回申请，并归于老人陈之。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容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至余或因此开罪衡老，开罪于当今之大理，则不暇计及矣。（十一月九日）”（第三五五页）
此事后来的结果我不清楚，但从中可以看出一个老派知识分子做人做事的思路。潘光旦先生服务清华多年，始终维护清华制度，不顾虑因此开罪于人。他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做过教务长，是他那一代知识分子当中既能治学还能治事的人，他们不光有能力，还有道德。时代在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恒久的，不能变来变去。道德上的多变其实就谈不上道德了。在中国，做人做事，比较看重从一而终，有时感觉这很落后，但至少对成年人来说，我以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
去年夏天，因日本前首相小泉靖国参拜和隶属于靖国神社的战争博物馆“遊就馆”的历史记述问题，引发了美一些政治家和舆论的批判声浪：“遊就馆”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展示内容，明显粉饰、美化军国日本，诋毁美国参战的动机，靖国神社被要求对部分“可能引起误解”的陈列内容及其解说词做相应的“手术”。
新年伊始，“遊就馆”首次向社会公开了调整、变更后的展示内容。除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起因，所谓罗斯福总统为实现美国经济复兴而蓄意把日本逼上梁山的“历史”描述被改写外，对某些与中国有关的记述也做了局部性修正。
原题为《罗斯福的大战略》的展板题目改为《罗斯福外交与美国的参战》，虽然弱化了以前的那种对于苦于经济萧条的美国通过逼迫日本开战而达成“胜利的计划”的阴谋指责，但仍保留了罗斯福总统曾诱导“对日非难”的国际舆论的“事实”，并指美确有挑拨日本策动战争的意图。
对“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问题，原先的“关东军图谋对满洲全域进行军事占领”的记述，被改为“（满洲事变）乃关东军所引起”：“关东军建立了满洲国”被修改为“扶持满洲国建国”。关于“芦沟桥事件”（七七事变）的起因，记述修改为系因“中国方面对日军的枪击”：“上海事变”（淞沪会战）则系出于“中国方面的挑衅”。同时，对战端何以发展至中日全面战争的原因问题，原先的“拒绝日中和平的中国方面的意图”被弱化为“中国方面的反日机运”，而“中国正规军对日本军的非法进攻”的措辞被删除。对“南京事件”（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也作了部分调整，但仍未触及中方历来主张的“屠杀”措辞。
就此次“遊就馆”展示内容的调整问题，韩国宋旻淳外交通商相曾明确向日本外相麻生太郎表示“关注”，但“日韩合并”等有关朝鲜半岛的记述却未做任何变更。
这充分说明，旨在应付美国、以求蒙混过关的权宜性应对，“惠及”中国是附带性的，基本上属于类似“搂草打兔子”式的行动，而韩国、朝鲜则根本没入靖国神社当局的“法眼”。所以，一向力挺靖国神社和“参拜派”的日《产经新闻》不无欣慰地报道说：“尽管有关中国的记述也被修改，但‘主张日本立场’的展示方针却得以维持。”就是说，对靖国神社来说，这场来自美国的修改动议是虚惊一场，在不得已做了一个元气无伤的“手术”之后，已平安无事。但即便是这种形式上的小儿科妥协，还是令日本极右翼势力感到愤懑，他们骂靖国神社和一些虽持保守立场，但却亲美的学者“媚美”。这深刻地折射出日本社会在历史观问题上的断裂，也暗喻了表面坚不可摧的日美关系深层的不和谐矛盾。
近年来，随着日本“普通国家”化转型的深入，“总保守化”日益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所谓“右翼”：他们既反中，又反美，从根本上否定战后美国主导的、建立在东京审判基础上的民主主义价值体系。他们自称“历史修正主义”，主张“南京屠杀不存在”论、“慰安妇问题阴谋论”。一个可悲的事实是，在今天的日本，制约这种势力的力量越来越弱。
从某种意义上说，此番“手术”，未尝不是“历史修正主义”借此试探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之举。这也给正在紧锣密鼓展开的中日两国历史共同研究平添了一重不确定性。
首发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