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有学者披露说，某摩天政要不喜欢“纳税人”一词。是啊，几百年前的英国已有“无议员不纳税”一说。如果这样，不但政府财政堪虞，各级各类吃皇粮的非政府组织又靠什么寄生呢？但是，“无议员不纳税”当然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公理。没有公理是团伙社会的情形。

 

谁是纳税人？

据说税费“界限难定”，且费大于税，于是中国税政也可以说是中国费政；又据说这是由中国处于“转型期”（一只超大话语筐）决定的。费多、费乱、费重且以年均20%的速度飞涨，是世纪末中国费政的特点。税费并存，无论税费，“政府收入”一半以上源于“非规范性”（游离于预算之外）岁入。看几个数据——

据统计，1988年全国行政事业性收费415亿元，到1994年预算外各类基金、收费总额占当年财政收入的40%，1995年升至62%；1996年全国收费、基金收入总额高达4000多亿元，1997年至少达到6000亿元人民币。另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97年初，全国共有建设费、附加费、基金项目421个，国家批准的行政事业收费项目只有46项，其余多数是越权批准的，总额超过300亿元，其中涉及企业217项、59个部门和单位；地方性收费项目不一，少则几十项，多则几百项甚至上千项，且名目、级次不同。北京大学税法研究中心主任刘隆亨教授介绍说，为补偿巨额行政开支赤字，有的省竟有10万多个“合法”收费单位。另据1996年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所作的专项调查发现，地方政府及所属部门越权设立的基金、收费项目高达3474个。据国家经贸委对粤、豫、冀、鄂、川、黑6省份中45家企业调查显示，它们所承受的各种收费、摊派和基金等非税负担，已超过应税负担的50%。（取自1999年1月18日《中国改革报》蔡翔 文）

在1995年全国财务、税收、物价大检查中，共查出各种违纪金额100.8亿元，清理出小金库资金40亿元。这次财务、税收、物价重点清理面才40%。如果加上未清查部分，违纪资金数额会更加惊人。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中国偷漏个人所得税的占半数以上，有3成以上的国有企业、6成以上的合资企业、8成以上的私营企业也在偷漏逃税。据推算，全国偷漏税数额每年可达1000亿元左右。漏之外，还有欠。企业欠税不仅仅是一个地方出现的问题。有人分析，1996年全国范围内，企业累计欠国家税收近1000亿元。

随着外资的注入，涉外税收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1996年达700亿元，占整个工商税收收入的11.1%。然而，近年来，外商避税现象也相当普遍、严重。在中国，外资素以资金充裕、技术领先、管理科学引人注目，但是令人不解的是，不少外资企业亏损面居高不下，并呈逐年攀升趋势。1988～1993年，外商企业的年度所得税的汇算清单统计显示，外商企业的亏损面达35～40%；1994年～1995年，已达50～60%；1996居然高达70%。外资企业在中国为何会有如此大的亏损面？究其原因，除正常经营亏损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正常经营亏损。如一些外资企业通过乱摊乱挤成本费用、少报匿报收入等，造成账面亏损；还有部分外资企业通过与境外关联企业交易，利用转让定价将应在中国体现的利润转移到境外关联企业。出现这类虚亏实盈现象，实际上是外资企业通过避税手段达到推迟进入获利年度和少交不交所得税的目的。

利用转让定价避税，是外商在中国惯用的手段。一般是境外关联企业控制企业的购销权，高价进，低价出。表现为人为提高进口设备、原材料、零部件、无形资产、劳务费用的价格以及融通资金的利率，压低产品的出口价格。通过把收入转移到境外，将属于中外双方的利润占为己有。

人为低价高报、高价低报。外商在与人员谈判时就隐含了这种避税方式，即设备按什么价格进口，加工的产品销往何方，国内谈判人员在签订合同时对此认识不足，外商则留有余地，利用经营操作方法，转换价格来达到少交税。

在免税优惠前提下，不轨外商在进口设备中采用低价高报、以次充好抬高生产成本，藉此谋取设备暴利及不正当股权比例，导致国有资产及所得税的隐性流失。有的三资企业中是外方控股，中方跟着外方走，引进技术要靠外方控制，外方有意作价不合理，通过这种定价手段减少国内利润，增加境外利润。据了解，外商正是依靠这些差价来避税，取得最大利润的。

权力将种种特权主动献给外商，洋人的“超国民待遇”虽非有形的租界，却让昔日的租界相形见绌。这种由中国政府一手制造的新卖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是怪不得洋人的。至于安然现象在西土与在东土的孳生空间大大不同，更是不言而喻的。经济增长既然被看作政权巩固的不二法门，那么，既然不喜欢看到民营企业财大气傲，仰仗洋人的投资当然是必然的了。洋人被同化岂不是分不清谁愿打谁愿挨了么？

据国家统计局个人所得税处的官员介绍，个人所得税收入中工薪和生产经营所得占75%，是绝对的大头，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占10%，财产租赁所得占2%，利息和股息分红所得占6%，劳务报酬所得占5%，其他所得占2%。在高收入相对集中的北京，个人所得税80%以上也来自工资薪金项目所得，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上缴的大户。

中国有多少“大款”，这似乎也难求答案。早在1993年，占全国人口2%的高收入者提供了约占全国30%的城乡居民个人储蓄额，在新增居民储蓄中有70%～80%是由10%的储户提供的。当年邓小平说中国不会出现百万富翁，几年前有人说，中国有百万富翁100万个；现在呢，有民间顺口溜说：“万元户，贫困户；10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真正富。”据专家研究，最穷的20%穷人只拥有不足2%的民间财富。可他们却是农业税和教育附加费的主要承担者！

“代表人民”的结果却是“劫贫济富”的格局，可见“与时俱进”是往哪儿进了！

ＹＳ论坛

 

赴港前，刘山青曾在电邮中问我，你到香港后除演讲外还希望见什么人？我列出了一份名单，其中有刘慧卿。

我与刘慧卿从无联络，刘慧卿与整个海外民运也没有联系，我为什么想见见她呢？

在纽约华文报章的香港新闻版上我经常看到关于刘慧卿的报导。我了解的情况之一是，刘慧卿所属的组织，或曰刘慧卿所领导的组织“前线” 是香港民主派中的坚定派。在对香港保皇派（保中共派、或曰亲中共派、投靠中共派、看中共眼色行事派等等）的语言文字交锋中，“前线” 不愧是前线，总是走在斗争的前列。不但如此，“前线” 也是敢于、善于走上街头进行公开抗争的团体。我在纽约华文报纸上多次看到这类场景的照片。

我知晓的情况之二是，香港的中共爪牙对刘慧卿恨之入骨。他们在台面上不能封杀刘慧卿便搞一些极其卑鄙下作的勾当来恐吓她。如写恐吓信给刘慧卿；在刘慧卿的办公室的门上泼汽油，扬言要烧死她。甚至在刘慧卿办公室门外泼屎泼尿。亲共分子的行径已完全类同黑社会和地痞流氓。

在这种情况下“前线” 和刘慧卿都没有丝毫的动摇和退缩。无论在立法院的殿堂上还是在闹市街头，“前线” 和刘慧卿照样是一支战斗在民主阵线的前列劲旅。这些都令我感到格外钦佩。有时在报章上还看到刘慧卿的照片，不大清晰，隐约是颇为秀丽。这更使我暗自称奇。

刘山青告诉我，刘慧卿很忙，事务极多。与她约见常常要轮候。现在你来香港，一说要见她就立即安排，很好了。我笑笑说：“大概都是刘氏宗亲之故吧！”

十五号中午，刘山青带我到九龙新界的一家相当规模的餐馆。我们坐落后不久刘慧卿就赶到了。礼貌性地客套几句后就转上正题。我首先向刘慧卿讲到我在纽约华文报章中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对她和“前线” 的民主斗争精神深表钦佩。接着我告诉刘慧卿这种情况不是孤立的。亲共分子到处都是这样做的。他们没有真理就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我举出这样一些实例。

1997年10月1号，纽约的中共保皇派游行，庆祝中共国庆。民运人士则举行小型集会表达另一种理念。不料中共保皇派们竟冲过来将民运人士重重包围，仗着他们人多势众对民运人士横加辱骂。“反华” 、“叛徒” 、“汉奸、卖国贼” 、“美帝国主义走狗” 等骂语如连珠炮，甚至还要动手殴打民运人士赵品璐。幸得美国警察闻讯及时赶来，才把赵品璐等救出重围。

2000年江泽民访美。纽约亲共侨团在林肯剧院举行盛大欢迎音乐会。八位购票入场的民运人士于中间休息时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预先制作的纸质分体标语“终结中共一党专政” .中共保皇分子发现后冲过来疯狂谩骂并出手殴打。坐在边位的黄景贤被殴打得尤其严重，肝部收到损伤。

2003年中共国庆。纽约亲共分子在唐人街银宫大酒楼举行庆祝餐会。若干法轮功学员在附近街道上举行抗议中共暴行的小型集会。中共保皇党发现后竟冲出来殴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跑开走避，亲共分子竟还要追打，气焰极为嚣张。

2001年旧金山一批民运人士在花园角举行演讲会。亲共分子跑来闹场甚至殴打民运人士。林牧晨先生额头被打出血。

根据这些实例，我对刘慧卿说：无论是香港的亲共分子还是海外的亲共分子，他们之所以这么猖狂，敢于对民主志士使用暴力，关键在于他们有大陆共产党专制政权这个大后台。这就提示了我们，香港与大陆息息相关。一个大陆的专制政权一定会对香港民主政治虎视眈眈。香港的民主志士不但要为完善香港的民主政治而奋斗，也要支持大陆的民主事业。因为大陆实现民主化，是香港民主政治不受干扰的保证。

拜访刘慧卿前刘山青曾对我说，刘慧卿对推进香港民主政治非常坚决，但对大陆关心不够。有人批评她文化和思想都相当洋化。我讲那些话虽或有呼应刘山青的意思，但绝不是批评刘慧卿，而只是谈谈自己的感受而已。刘慧卿表示绝对不会在亲共分子的暴力行为和暴力威胁面前退缩。她还很爽快地表示赞同我的意见。她说：当然！我们都会关注大陆的各种情况，我们当然应该支持大陆民众对民主的要求。

刘慧卿还谈到亲共分子以暴力相威胁甚至使用暴力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她说更须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香港亲共派正在秉承北京意图，竭力拖延香港完善民主政治的步伐。在立法院里亲共派倒是能步调一致，而我们泛民主派却往往意见分歧甚至互相指责。刘慧卿直言不讳地向刘山青提出一个意见。她说你们社会民主连线不应该公开地、更不应该在立法院里攻击（某某——泛民主派成员，立场较软弱。）这样会让亲共派在旁边看笑话，会让他们有机可乘，说我们民主派闹内讧。我认为我们的矛头几时都应指向亲共保皇势力。你宁愿去骂曾荫权都不要去骂某某。对某某有意见应内部提。

我表示赞同刘慧卿的意见。我对刘山青说：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使我发觉民主派往往会有这样一个误区，就是以为实行民主便是口无遮拦地提意见。其实民主是一个原则。原则之下还有策略。策略之一就是在面对专制势力的压力时，对民主派内部的歧见应内部解决、求大同存小异。如果把民主派内部的歧见公开化，甚至互相攻讦，那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民主阵营的内耗必然会削弱了民主力量，客观上增强专制势力，加大了民主事业的难度。

刘山青虽性格执着，但其实很明事理。他很爽快的表示会认真考虑刘慧卿的意见，并说要把这个意见带到社会民主连线里去，而且还会向连线建议，主动找那位泛民主派的朋友联络沟通，交流意见看法，以求最大程度地协同运作。

刘慧卿事务的确很多。午餐后她就要赶到某社区的民众自治委员会的创办式上剪彩，于是与我们告辞。在谈话间，刘山青称刘慧卿为卿姐。刘山青四十几岁，称刘慧卿卿姐，不知是出于尊重还是刘慧卿的确年长于他。中青年女性的年纪是颇难猜测的，而且猜测她们的年纪本身就是愚蠢的、不礼貌的作法。然而，刘慧卿的容貌的确给我留下印象。毫无疑问，刘慧卿相当美丽，但又总觉得她区别于港式女星的美丽。港式女星如蔡少芬、邱淑芬等，虽美，但总给人以内涵不足的感觉，而刘慧卿美丽的容颜线条中嵌有智慧、学识与正义。突然我还想起，在海外民主阵营中亦不乏象刘慧卿这样的杰出女性。如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的北明，能同时承担采编、撰写和广播。我听过她一篇有关朝鲜战争的系列评说，其深度广度不亚于一篇博士论文。再由她极富感染力的音质广播出来，给人以知识美、正义美和声乐美的感受，而在话筒后面还有容颜美。旅居加拿大的盛雪又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极富戏剧才能，却选择了投身民主事业。当我得知她的数十万字的“远华案黑幕” 竟是在几个月中成书的，确实惊讶不已。那如泉的文思和敏捷的笔触当令我等须眉写手望尘莫及。在得知盛雪的妙笔后再看到她的模样，才华、正义与美丽融合一体的赞叹将会不由自主地跳现在你的脑际。

我还悟及共产党的营垒中能有这样的杰出女性吗？共产党里当然不乏貌美女子。可是手中无真理，靠层层青睐提携上去的女共产党员，即使有美丽的容颜，却绝对与正义绝缘。而且就算她们本小有才气，但智慧已消耗于攀龙附凤的周旋算计之中。即使有点才学也被铜臭与官腥熏污殆尽。只有在为社会最大的公益事业——民主事业奋斗的群体中才会出现集美丽、智慧、正义于一身的杰出女性。

 

【导语：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中共反美、反日是为转移人民视线，投靠俄罗斯是为恐吓人民；只要能把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主权、领土、正义、民主、荣耻都可以当破烂扔掉。】

一，中国将在二O一五年回到汉朝去

预计中国要回到汉朝去？一点不假。十一月二十一日有幸在香港城市大学听了中国驻肯尼亚前大使薛谋洪教授的演讲，他说英国、美国什麼大学根据世界银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资料绘製的《二O一五年世界经济力量地图》预示，二O一五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将佔有全世界总财富的百分之二十七，回到汉朝时的百分之二十六水平而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形势一片大好，而且越来越好！我等愚民逢此二千年难得一遇的盛世，自然是欢欣鼓舞，山呼万岁啦。其实，中国政治形势更好，已经回到周厉王的“道路以目”时代去了；可能只关心经济而不关心政治的薛教授还未留意，所以不惴冒昧顺便奉告。

七十八岁的薛教授当了二十二年右派，但是汉唐盛世、万邦来朝的美梦还是没有做够；曾经甚至未来的“辉煌”，如中国GDP增长率、进出口贸易额、外汇储备、神舟上天，中国和印度曾是世界手工业中心，二O一五年亚洲能佔世界总产值的一半以上等，都令他老怀大慰。对外国人如英国财政大臣戈登??布拉尔“去年中国生产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五洗衣机、百分之三十电视机、百分之四十微波炉、百分之五十照像机、百分之七十复印机、百分之九十玩具”之类捧杀中国的迷魂汤，老人家也津津乐道；他应该知道，中国生产和出口的这些没有知识产权的东西不过是代人作嫁衣裳而已。他更应该知道，中国戴“东方睡狮”的高帽子已经一百多年了，但中国又何曾有什麼狮子的样子呢？

二，刘源中将能向刘涛公主发射洲际导弹吗？

前大使说，现在中国的一枚中程导弹可带六到八个弹头；射程一万四千公里的东风三十二型正在研製；去年试射成功的巨浪二号海机洲际导弹射程八千公里，把核子潜艇开到离美国海岸八千公里处，就可以将导弹打到美国本土；中国针对美国的洲际导弹估计有三十枚，预计到二O一五年将增加到一百枚；中国买了十二艘全世界最先进的俄罗斯克罗提潜艇，加上自己建造的，预计到二O一O年将有先进的、中等水平的潜艇五十艘而??为头等的潜艇强国。

薛教授大约忘记了美国不但是中共的老朋友，而且是中共的好朋友。毛泽东在一九四四年曾大拍美国的马屁，说“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的影响，我们欢迎它”并高呼“民主的美国万岁！”今天美国收容了无数满载美钞、金条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代以及党国要人的子女、老婆、二奶们，试问解放军刘源中将会把洲际导弹打到美国把他令姐刘涛公主安乐窝打个稀巴烂吗？然而，薛教授把朱成虎之类的虚张声势、自欺欺人的牛皮当了，真是书生本色不改！

三，“有钱召妓，没有钱开饭”的软实力

据说国家的综合实力除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还要有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所谓软实力。什麼是中国的软实力呢？老外交官举的例子是：应邀到北京参加“中非论坛”的非洲四十八个国家中，有四十二个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亲自光临；香港陈冯富珍当选WHO总干事；到中国留学的外国学生去年达十四万，比前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七；中国已在五十几个国家建立了一百二十所孔子学院，还要继续增加。

这些光辉的业绩，使我想起香港第一才子陶傑的一句话：“有钱召妓，没钱开饭。”在还有近三亿人挣扎在温饱线上、还有许多青年或其父母为学费而自杀、还有千千万万少年儿童被拒於校门外、还有名为希望工程实为叫花子工程到处伸手的时候，胡锦涛们打肿脸充胖子，不惜工本他打造他“与美国争霸”的面子工程，我只能用“无耻之尤”来形容这夥卖国贼。

四，中共在普京胯下崛起及其一厢情愿

老大使透露，中国除向俄罗斯买潜艇、巡洋舰、驱逐舰、战斗机、战斗机发动机、战略轰炸机、航空母舰以及许多杀人武器外，还购买能源，搞联合军事演习，合作生产舰载战斗机，甚至有合作登月及探测火星的计划。中俄两国亲密得像两个人穿一条连裆裤！

殊不知俄国是中国的悍怜兼宿敌，觊觎中国三百多年，一次又一次地掠夺中国领土计达数百万平方公里之多。斯大林曾对蒋经国“推心置腹”地说过：“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条约是靠不住的”。志得意满的独裁者，都会偶尔表现一下他的坦率和“真诚”；就像毛泽东说“我们就是要独裁”、“你上了我的贼船”一样。中俄《尼布楚条约》，不能约束俄国继续武装侵略，杀人掠地；苏俄两次废除不平等条约、放弃中国领土的承诺，同样无效，苏俄不但不把沙俄侵佔的领土还给中国，反而变本加厉，再夺去唐努乌梁海、江东六十四屯、分裂了外蒙。孙中山联俄而引狼入室，是他的最大失误。新老沙皇都对中国有领土野心，难道普京会是特例？

早在留苏时就被俄国人所收买的江泽民，甫一上台就与苏联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断送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胡锦涛不甘后人，又把一半黑瞎子岛送了出去；胡锦涛认贼作父，再把中国绑在俄国战车上，一厢情愿地和俄国“永做好邻居、好夥伴、好朋友”；事实上俄国不仅不是中国而且也不是它所有邻国的好邻居、好夥伴、好朋友；中俄“战略夥伴”，乃单相思耳。老外交官居然说“交这样一个朋友是不错的”，恋苏情结，溢於言表。看来中共之崛起，只能是在普京胯下的“崛起”。可怜的中国，又永无宁日矣。

五，宁赠友邦，不予家奴—-老谱并未唱完

薛教授透露：“一是中国经济壮大到对台湾人民有更大吸引力，台湾经济离开大陆就不行，中国就是要用越来越大的经济力把台湾越来越紧密地吸住；二是要有极大的威慑力武器，让美国、日本望而却步。这时候和平统一就来了，台湾就要同中国谈判了。”所以，对准台湾的短程导弹，去年底有七百八十四枚，每年还增加七十五至一百枚。

那麼政治制度、民主自由呢？一律免谈。小小的香港非收回不可，广袤的领土海疆却送给俄罗斯、印度、缅甸、越南、日本、韩国、菲律宾甚至文莱，美其名曰“睦邻、富邻”，而且保证“不会与俄、印打仗”；中共之欺软怕硬、卑躬屈膝、丧权辱国，大抵如是。

一言以蔽之，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的外交总是为其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服务。反美、反日是为转移人民视线，投靠俄罗斯是为恐吓人民；只要能把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事业进行到底，主权、领土、正义、民主、荣耻都可以当破烂扔掉。“中国人杀中国人”的宏图伟业未竟，故“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祖传老谱还要唱下去，这就是老外交官透露出来的北京当局决策思维。

首发动向2006年12月号

 

解构江泽民政治的信号

政论片《大国崛起》虽然不能与当年影响了几代人（上有省者而下有悟者）的《河殇》相比，但它毕竟是自《河殇》之后一部品位最好的政论片。就其整体哲学根底来论，《大国崛起》是新黑格尔主义作品。新黑格尔主义主张国家权力优于个体权利，它导致法西斯政治已经为世界哲学界所公认。但之于《大国崛起》，倘无此明显意图。它所谈的国家内部利益整合即协调各个阶层利益，确乎高于江泽民的“什么都能代表”的大忽窿式政治无知。换言之，可以把它视为是解构江泽民政治的一个信号。按中共传统的“路线斗争”图式来看，它也有可能是一个拨乱反正的信号。至于什么为“正”，尚有待讨论。

是“正”到传统的中央集权那里去呢，还是“正”到为中国政治真正现代化铺路那里去，现在尚无法下判语。

江泽民时代：中央道德权威荡然无存

江泽民时代给胡温新政留下了巨大的政治债务，如无发展的增长（这是胡温着力调控经济的根本之所），又比如对法轮功采取的惩罚过度（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对法轮功问题只字未提而有意软化局面）。而如此巨大的政治债务形成，实在是江泽民十三年之政治根本就没有形成真正的“核心”，最后不得不选择“以腐败换团结”的操作路径。本来，后邓时代的中央权威面临伦理考验，所谓“放乱收死”是也；江泽民之出乃中下之材治国，中央权威已经荡然无存。

但现实政治中，中央权威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民主最发达的美利坚还是“松散型”的英联邦国家，关键是：这个权威能否道德化，即中央权威要生产的制度产品应该是道德化的，而不能按一个利益集团的想法办，以至于最终无人对政策后果负责。举个最小的例子：1990年代初期实行过自行车统一打号政策，公安系统收了约2亿多元的打号费；到后来，打号政策不再执行，并且打号后自行车丢得更多；最后没人问这个政策是怎样出台的，也没人问那2亿多费用的去向。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叫“政策向制度收费”，通俗的说：错误的政策不得纠正，结果只能是国家制度承担政治成本。更通俗地说，公安系统是强行从公民手中抢夺了2亿元钱，这2亿钱实际上是与老百姓骂共产党互为成本的。

江时代无力考虑“政策向制度收费”问题，且对道德主张进行反制，如其痛击法轮功之“真、善、忍”（实际上邓时代就提出过“真、善、美”），最终导致全民性道德失序，中央的道德化制度生产也等于破产了。时谚云：“毛泽东领着一伙子穷光蛋，邓小平领着一伙子贪污犯，江泽民领着一伙子下三烂。”

中国古语有云：“昏官之害胜于贪官，因其涂狼籍，终无转智之机。”坦言之：邓小平时代的贪官多少还做些实事，而江泽民时代的贪官几乎毫无例外地是“昏贪合体”。试比较北京的陈希同与河北的程维高，便知一二：尽管前者被处重刑而后者仍享副部级待遇，但要放在百姓里面公论，陈希同的形象要比程维高的形象好多了；但是，限于国家对舆论的控制，尚无人敢出来做此主张。许多关于陈希同已得保外的消息，不过“风闻”而已。

晦涩的寓意：应当有人出来向人民道歉

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虽有针对异议的政治威胁含义，但更大的成份是针对中共高层权力体系的。他对江泽民时代的道德纠偏也许在下下一届（17大）任内都无法完成，但是由此而企盼的中央权威重塑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成了必然的选项。观察家并不能因为《大国崛起》是胡温新政主张中央权威重建的诠释，就认为这是篇“青词”之颂。《大国崛起》在德意志部分深刻地反省了德国非民主崛起的世界性后果——两次世界大战，在哲学反思上，这叫“启蒙的罪恶”，尽管《大国崛起》几乎没能表达其哲学底蕴。

大国崛起，特别是旧帝国复位（于地缘政治及国际社会）应当具有深刻的理智，并且要加上领导人的个人道德胸怀，比如《大国崛起》中提及德国与波兰和解的钥节即勃兰特之跪。中国在地缘政治中，与日本关系最不相谐，日本没有勃兰特，固然为东方传统所致，而中国主动宽容日本则成为不可或缺的国家战略选择；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由于经济体积迅速膨胀且军力增长，让美国最不放心，这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成为美国可接受的伙伴。另一方面，除非美国突然崩溃（如恐怖主义的大规模袭击），中国才有成为“世界之王”的可能。然而，世界正在发生非常重大的转变，如果“民主同盟”一旦形成，那么雅尔塔体制将无任何残值可折。此时，中国政治并没民主化，那么这个大国的崛起只能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例外”。富有但无真正的道德感召力，强大但国民对政治制度高度冷漠。作为生活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的一员，我当然不乐见此种情状，并且更盼中国出现一个道德化的权力秩序，循序渐进接受民主宪政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于是，不揣“一蠡之陋”而测“观外之海”，可以说：如果《大国崛起》确实表达了一套渐进民主的整体思路，那么它真地是一部可以留誉于史的政论片。也就是说：虽未堪《河殇》，犹可作煌论！

对于勃兰特之跪，则有国内政治诠释：中国没负有德国那样的国际政治债务，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的确是欠对人民一跪的！尽管这并不一定要求这个党的领袖跪下来，但是必须要有对国民的郑重道歉。

明年，2007年，是反右50年，应该有执政党的领袖出来道歉；大后年，2009年，是六四20年、镇压法轮功10年，应该有执政党的领袖出来道歉，表达明确的和解愿望与悔过自新的意向。

只有国家内部的和谐即如《大国崛起》所力欲表达的兼顾各阶层利益的真诚愿望和实际政治抉择，一个大国才能真正崛起。否则的话，即使崛起了又与国民何干？

2006年12月13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民主中国

目录

中文版自序

1 走出韶山

2 与共产党结缘

3 温热的信仰者

4 国民党内的大起大落

5 秋收暴动：拐走起义武装

6 制服朱德

7 杨开慧之死

8 “毛主席”：血染的顶子

9 第一个红色中国

10 从夺实权到丢实权

11 长征前夕：毛泽东差点被扔掉

12 长征之一：蒋介石放走共产党

13 长征之二：躲避张国焘

14 长征之三：独霸连接莫斯科之路

15 刘志丹的命运

16 西安事变之始：张学良欲取蒋而代之

17 西安事变之末：毛泽东杀蒋不成

18 陕北的新生活

19 红色代理人引发中日全面战争

20 打政敌，打蒋介石，不打日本

21 盼望苏日瓜分中国

22 皖南事变：毛泽东设陷阱

23 延安整风：靠恐怖建立权力基础

24 给王明下毒

25 当上中共的“斯大林”

26 “革命的鸦片战争”

27 苏联红军终於来了

28 美国人救了中共

29 蒋介石失去大陆

30 赢得内战

31 登基之初

32 与斯大林较劲

33 和大老板作交易

34 毛泽东斯大林为什么要打朝鲜战争

35 难发的战争“财”

36 军事工业化的起步

37 向农民开战

38 打掉赫鲁晓夫的权威

39 杀鸡儆猴的反右派运动

40 大跃進： “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

41 国防部长彭德怀孤军奋战

42 西藏的灾难

43 “毛主义”登上世界舞台

44 国家主席刘少奇的“突然袭击”

45 有原子弹了！

46 不安的岁月，受挫的岁月

47 发动文革的一场讨价还价

48 浩劫降临

49 复仇

50 新当权者

51 玩火险些烧身

52 和林彪翻脸

53 树不起来的“毛主义”

54 尼克松上钩

55 周恩来的下场

56 江青在文革中

57 邓小平迫毛让步

58 最後的日子

谢辞.采访名单.文献书目.译名对照

原书名：Mao：The Unknown Story
著作者：张戎(JungChang)&乔·哈利戴(jonHalliday)
译 者：张戎

发行人：金钟
出 版：开放出版社
地址：香港轩尼诗道402号德兴大厦509室
电话：(852)2893 9147 (852)2893 9197；
传真：(852)2891 5591
E-mail：open@open．com．hk
网址：http：／／www．open．com．hk
通讯处：香港铜锣湾邮箱31429号
P．o．Box 31429CausewayBay,HongKong．

编 辑：金钟
校 订：蔡咏梅、张戎、张朴
排 版：AlanChan
总经销：田园书屋
电话：(852)2385 8031 传真：(852)27702484
印刷：远东设计印刷公司
电话：(852)22741314 传真：(852)22445929
出版日期：2006年9月初版第1次印刷
定价：148港元
国际书号：ISBN 962-7934-19-4

请点这里直接下载

（本电子书有别于此前网上流行的ＰＤＦ版，更方便阅读和保存，由网友独家提供，由于服务器资源有限，请朋友们在转载时注明来源本站和网页出处www.chinesepen.org/gjwt/ShowArticle.asp?ArticleID=6457，谢谢）

 

日本不只多地震，而且一年四季刮台风。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哪能不敬畏自然，无常兮兮，甚而不敢有人定胜天的念头。尤其八月里台风刮得频，所幸多数都擦边而过，一旦上陆，除了干涸的水库又一片汪洋之外，只能说为害，起码是交通受阻。坐在电视前观看白浪滔天，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也无妨，但那些经风雨的人未必都想当海燕，慈悲为怀，不禁抱怨老天爷，以致读志贺重昂对台风的赞美，匪夷所思。

1894年，即甲午战争一声炮响、国际奥委会邀请我大清参加两年后的第一届奥运会那年，志贺重昂出版了一本书，叫《日本风景论》。古来有“日本三景”、“近江八景”云云，他并未从根本上推翻这一套传统说法，只是破天荒地把各种景色或各地景观归纳为三类美：潇洒、秀丽、跌宕。潇洒的是秋天，是修竹三竿、寒砧万户、灯火三四点之类；秀丽的是春天，是名古屋绿柳如烟、国分寺少女簪花之类。而日本美不止于舒缓恬静哀婉孤寂，风景中有着更为激烈更为雄壮更为能动的东西，那就是显示自然之威力的跌宕，其代表为台风与火山，而台风在“豪放中尤其豪放，跌宕中最为跌宕”。日本风景的成因，志贺从地理学诠释，在于气候、海流多变多样，水蒸气多，火山岩多，流水侵蚀得厉害。至于台风及火山造成灾害，乃至屋毁人亡，这位地理学家竟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志贺重昂是民族主义美学先觉者，用自然风景宣扬国粹，鼓吹国家就要像台风一般势不可挡，横扫一切。“江山洵美是吾乡”，他引用这句诗，说日本江山美，并非因为是自己的国家就觉得美，那种美是绝对的，独一无二。在他的逻辑里，独自性即优越性。不过，这独自性是相对于中国及朝鲜而言，倘若跟欧美比，就不再绝对，而是你王胡有虱子，我阿Q也捉得来，咬得响。志贺的风景这边独好要这样来理解：过去总看着中国美，其实咱国家才更美，跟英美一样。志贺重昂之流的日本主义并非不排外，又排又不排，不排欧美排中国。日本有一条河叫木曾川，流经犬山城一段，悬崖峭然，高阁兀立其顶，幕末学者斋藤正谦买舟顺流而下，油然吟出唐人李白的诗句“千里江陵一日还”，犬山城（国宝）至今有白帝城之称。但到了志贺眼里，就变成“一幅莱茵河之缩影”。他赞叹莱茵河及瑞士湖泊为“世界风景之双美”，一赏之后，在日本国里“寻觅二年余，仿佛得之，瑞士即信浓之仁科湖，莱茵即犬山城之木曾川是也”。还赋诗一首，云：千里江陵一日还，莱茵夕照绝人间，东人漫颂西人句，咫尺无侘说犬山。（西为中国，东为日本）我游览过木曾川风光，确是美，更觉得志贺的心态简直像潘长江蹦高高吻郑海霞。他评价风景的价值标准很简单，形似欧美即为美，美似欧美则胜似中国。日本中部有三条山脉，叫飞驒、木曾、赤石，群立着三千米以上的高峰，有日本屋脊之称。一英国传教士叫它们“日本阿尔卑斯”，把这个叫法张扬开来的却是他志贺。令人怀疑，若不拿欧美作比，他还敢说“江山洵美是吾乡”吗？只要胜过中国，比得上欧美，就有了民族底气，虽然修竹三竿，绿柳如烟，终归是中国文化的趣味与意象。似欧美即为美，美似欧美则胜似中国。日本中部有三条山脉，叫飞驒、木曾、赤石，群立着三千米以上的高峰，有日本屋脊之称。一英国传教士叫它们“日本阿尔卑斯”，把这个叫法张扬开来的却是他志贺。令人怀疑，若不拿欧美作比，他还敢说“江山洵美是吾乡”吗？只要胜过中国，比得上欧美，就有了民族底气，虽然修竹三竿，绿柳如烟，终归是中国文化的趣味与意象。

 

“长夏掩关，澄怀默坐，取古人书画，时一展观，恬然终日。”清初高士奇写过一本《江村销夏录》。我虽没有他那样的眼福，但炎炎盛暑，取几册宋人笔记，时一展阅，也可销夏解暑。

手边在读的是赵令畤的《侯鲭录》。“鲭”是把鱼和肉合在一起的一种菜，书名出自《西京杂记》卷二：“五侯不相能，宾客不得来往。娄护丰辨，传食五侯间，各得其欢心，竞致奇膳。护乃合以为鲭，世称五侯鲭，以为奇味焉。”赵令畤的这本笔记博采“诸儒先佳诗绪论逸事”，精彩纷呈，以书之味比作侯鲭。

书中所录苏东坡的轶事最多，我尤其喜欢这一则：《南史》记载，刘凝之所穿的鞋被人家误认了，刘就把鞋给了人家。后来人家找到了自己的鞋，把刘的鞋还给他，刘不要。沉麟士也同样被人误认了鞋，沉笑着说：“是你的吗？”就给了人家。后来人家找到了自己的鞋，也把沉的鞋还给他，沉又笑着说：“不是你的吗？”就收下了。苏东坡说：“士大夫处世，当如麟士，不当如凝之也。”

这一则最能见苏东坡襟怀旷达，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夏日读到这样的文字，真如服了一帖清凉剂。虽然我觉得像刘凝之那样，被人误会还把自己的鞋给了人家，已经是很不错了。

又一则录苏东坡给他侄子的信，谈作文之秘：

凡文字，少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汝只见爷伯而今平淡，一向只学此样，何不取旧日应举时文字看，高下抑扬，如龙蛇捉不住，当且学此。

秋水文章不染尘，那是似锦繁华过后的境界，否则萧瑟疏叶，只是枯枝一段。所以有人劝年轻人不要学知堂的文章，是有道理的。文章少年老成，未必好事。可惜我领悟得晚，年轻时没有学毛尖那样“龙蛇捉不住”的文章，现在总觉笔下枯涩。

对于胡适有兴趣者，《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一本书：于研究者而言，胡适的只言片语，往往可以解开现代思想史与学术史上某一疑点，是极好的佐证资料；于普通读者而言，读此书仿佛看一部毫无修饰的纪录片，可以从他的晚年生活点滴中领略到胡适晚年的智慧之光。如果套用胡适所说的“我终觉得这么静的夜去睡觉，太可惜了”，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在这样安静的夜里不读胡适，实在是太可惜了。

1958年后，胡颂平（1904年－1988年）担任胡适的秘书一直到他去世，是胡适晚年亲近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某一天突然想起胡适曾经说过的“马相伯先生是我们的‘国之瑰宝’，他的一言一行，应该有一个人在他的身旁，随时把它记录下来”，于是萌发了以日记的形式记录胡适言行的念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的正是从1958年12月5日至1962年2月23日去世之日的晚年胡适，一个真实而生动的人间胡适。

台湾学者毛子水在为此书作序时，将其比拟为德国爱克尔曼所写的《歌德谈话录》，因为“一、中国的胡适和德国的歌德，才性虽不完全相同，但各人对于国家文化的影响则极相似。二、这两个谈话录所记的都是他们两人晚年的谈话。三、颂平对于胡先生，和爱克尔曼对于歌德，非特身份关系很相同，即相互的信任亦相同”，认为这一本谈话录“可以看出胡先生老年时的智慧”。

至于此书的价值，胡颂平在1960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提到，李宗侗知道他在记录胡适言行之后说：“胡先生自己的日记，有些地方是要顾虑的，不能任情写的；你可以任情地照实记载下来，将来一定非常有用的。”事实也证明，此书与胡颂平的另一作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均已成为研究胡适的必备参考书。

和易可爱的君子之风

《论语》是孔子一生主要的言行录，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自不待言。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与《论语》相提并论或有拔高之嫌，但单就记录一位文化大师的言行这一点，二书又确有某种程度的暗合之处。胡适曾说，“……现在我们看看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他的思想那么平实，真像师生谈话那样和易可爱。”“用力写出的文章，要使别人觉得‘就站在我身旁在亲口慢慢地跟我讲一样’，这样的清楚明白才行。”至少从和易可爱一点来说，《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确也做到了。

正如此书封底所言，胡适在生活中与随从之人的谈话，“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以胡适的学识之渊博，见闻之广阔，《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所涉内容实在太过宽泛，然而，也正是在这种随意、即兴的谈话当中，读者或许更能真切地体会到胡适的君子之风。

晚年胡适在台湾经常遭遇一些批评。有人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胡适先生不是单纯个人，他是一大学派之老领袖。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长，门生、故吏、新吏极多。如是成为偶像，而此种偶像极盛，乃以前大陆上胡先生所不曾享有的，如是便成一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曰，非胡先生之道不为道，非胡先生之学不为学，非胡先生之方法不为方法。”对于这种批评，胡适仅仅说：“批评也有批评的风度，但不能轻薄。”

而《自立晚报》做“国民大会幕前幕后”的一篇特写，记者凭个人的猜想，称“他（胡适）可能以不出席会议来做消极的抗议”，胡适认为完全非自己本意，但是“怕那位记者可能要受处分”，于是说“全是真的”。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细节中见真实胡适

在最初的一年里，胡适并不知道胡颂平在记载自己的言行，有一天偶然得知后，胡适先是诧异，继而说：“你还是当做我不知道地记下去，不要给我看。将来我死了之后，你的记录是有用的。”正因为初衷便是默默如实记录，而胡适本人也未加润饰与干涉，从而得以让后来的众多读者通过胡颂平的记录，从胡适的生活细节中一窥他的真实一面。

胡适一生交际广泛，以至“我的朋友胡适之”一度成为人人共知的典故。在《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记载了许多胡适在平日生活中对各类人物的零星点评，因为是与身边人的私下的随意谈天，少了许多忌讳，经常会有许多直截了当之语，与往日呈现在公众面前的“好好先生”形象有了相当的反差。而读者读到这些片断时，往往会抱以会心一笑。

例如，谈到齐白石的时候，胡适放低声音笑着说：“这位齐（白石）老先生78岁还生儿子；良怜之后，还有好几个子女呢！”而在说到王国维与罗振玉时，其语言与我们常人无异：“静安先生的样子真难看，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罗振玉就不同，身材高大，人又漂亮，又会说话，说起话来又有丰采。真漂亮！”

再例如，在1960年6月2日的谈话中，胡适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梅贻琦病重，胡适去看他，回来后非常生气，大声说：“这是愚蠢！我本来很想看看梅先生，他也渴望能够见见我。他还没有死，一屋子愚蠢的女人在唱着歌祈祷，希望升天堂。——这些愚蠢的女人！”平时常说：“任何事我都能容忍，只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这在向来以温和态度待人的胡适，可以算是极为少有的严厉批评了。

背后议论人似非君子之道，但读到这些片断，相信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会因此而认为有损胡适形象，恰恰相反，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觉到一个并非高在神坛之上的真实而可亲的胡适。

故国乡土的人间情怀

客居美国数年后，1958年4月，应蒋介石之邀，胡适从美国到台湾定居，出任重新恢复的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虽一生并不热衷政治，但胡适与国民党政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仅先后出任过驻美国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及“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且与蒋介石及诸多政要间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私人之谊。胡适到台湾，表面看起来，似乎是蒋对胡适的重视，然而，时过境迁，胡适一生倡导的自由主义与彼时的国民党政府之间已经有了诸多不协调之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多次有蒋氏父子及其他政要与胡适交往的记录，但在当时的整体氛围当中，注定了胡适在台湾的日子并不是那么顺心如意。

早在1952年底，胡适应蒋介石之邀到台湾讲学。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记中，胡适写道：“蒋公约我吃饭，7点见他，8点开饭，共谈了两个钟头，我说了一些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今日台湾实无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时任台湾省警备司令）。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第三，无一语敢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

而在1959年，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的《自由中国》发表社论，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严厉批评。这段时期，胡适虽未公开这么表明，但却请张群代转蒋介石有关他的见解，实际上是与《自由中国》相互呼应。

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胡适，骨子里仍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书生本色。他对胡颂平说：“政治的事情，执政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很少，在野党方面有克己自省的功夫的更少；总之，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平心静气地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在晚年岁月中，胡适的一席话可以看做是对他所有非议的一种回应：“我已被人骂了四十多年。我觉得应该做的，只要百分之六十对国家有利，百分之四十被骂，我是不怕被骂的。为什么胡适之在外国，别人对他多少尊敬，回来后会被骂呢？因我认为应该说的，应该做的，我不怕人家的批评！”联系到胡适在晚年时常提起他的徽州故里——故国乡土，难道不正是胡适的人间情怀？

 

据《北京日报》近日报道，中央党校对部分学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领导干部对2006年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关注焦点中，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36.6％)，“居民收入差距”(23.2％)，“腐败”(8.0％)。“社会治安”今年首次成为最严重社会问题的首位，取代了多年来一直居首位的“收入差距”。

在中国一向有“领导重视”的传统，官员关心什么、关注什么，往往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发展的重点所在。现在领导们开始把“社会治安”问题排在其所关注问题的首位，这自然引起了社会上的议论纷纷。但有趣的是，舆论几乎一面倒地指出，社会治安和收入差距大、腐败是个相辅相成的东西，恰恰是收入差距及腐败造成了社会治安的恶化，也就是说，官员其实应该关注如收入差距、腐败等更根本的问题。但问题在于:难道官员们不知道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源是存在于诸多社会问题之中吗？我想，公务员队伍无论在文化素质上，还是政治视野上都比社会平均水平要高，但为什么普通百姓看得出的问题而官员们看不出？普通百姓关注的问题而官员不关注？也许，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

说实话，谁也没有办法左右别人的想法。关注什么问题、不关注什么问题，自有官员们自己的考虑，替别人操心也是白操心。官员关注社会治安问题也许是源于自身所承受的一种危机感和不安全感，而且这种精神压力还在不断增加中。2006年以来针对官员的刑事案件开始增多，甚至频繁发生官员被灭门案件，如“贵州兴仁县长被灭门”、“甘肃临夏法院刑庭庭长一家四口被杀”、“北京丰台林业局副局长夫妇别墅内被砍死”等。事实上，社会治安的恶化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老百姓早已感受到此多时了，官员们之所以今天才体会到，是因为在这些恶性案件中官员自己也成为受害者。

我初步的认识是，官员们关注社会治安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作为社会政策制订者的官员们也逐渐感受到社会转型的阵痛，并有可能为此采取切实措施——说到底，治安问题的受害者是不分高低贵贱的，是一律平等的。但问题是他们要对此采取什么措施——是为此改弦更张而更加关注和提升弱势群体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弥合由于“收入差距”“腐败”“教育不公平”等问题引致的社会分裂，还是一味简单粗暴地压制弱者的反抗，甚至越来越严厉？

不幸的是，在网络和传统媒体乃至现实生活中，我们目睹着越来越多的有产者对社会治安问题喊打喊杀，甚至连“收容制度”也试图要借尸还魂。这表明，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步显性化，所谓弱势阶层和强势阶层都失去了对彼此的耐心。社会治安问题的恶化当然意味着阶层之间的冲突开始升级，但更严重的问题是官员和强势群体的心态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种心态的变化才预示着真正的危险:如果把原因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化为社会治安问题，并单纯地采用严打手段，中国也许会进入到新一轮的社会对立和报复的恶性循环之中。

当一个公民受到侵害时，他倾向于镇压；当一个公民在没有受到侵害时，他倾向于自由，这本是正常的政治心态，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渐进改良是要上下合力才能完成的，社会的阵痛也需要每个阶层去分担。如果官员们对治安问题的关注能够转化为消除其他阶层的“疼痛”的实际行动，那么整个社会下层将看到改革的方向和希望，改革的合力也会形成；如果强势阶层因为目光短浅或者自私自利而置其他阶层于不顾，那不但是对弱势群体的不负责任，更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一切恰如肯尼迪所言——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帮助占社会多数的穷人，也就不能挽救那些占社会少数的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