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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这个人，在我的印象里，是一个既好玩又天真可爱的糟老头，不过千万别惹了他，一旦他的笔锋指向了你，天下最可恨、烧成了灰再蹋上亿万只脚也不能让你解恨之人就是他了。吴稚晖写文章骂人，文笔犀利，酣畅淋漓，正言斜语、国骂村骂、市井俚语凡能想到的语句都能拿出来用，不痛快不收笔。比如，他在《猪生狗养之中国人》一文中骂梁启超云：“三年以来，粪味将浓时，纵有一个剿灭人种的梁贼、梁强盗、梁乌龟、梁猪、梁狗、梁畜生，所谓梁启超者，无端倡满洲黄统万世一系之说，洗净了屁眼，拉鸡巴来干，然用其雌雄之声，犹有什么政治革命、责任政府等之屁说，自欺欺人。”

《何典》开篇曰：“不会谈天说地，不喜咬文嚼字，一味臭喷蛆，且向人间捣鬼，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吴稚晖正因了这言论脑瓜子开了窍，从此甩脱了所谓作文的方法，一任文字“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起来。

吴稚晖自从在英国接受了现代科学知识以后，开始提倡科学，反国故，反对文艺。对于二十世纪初期整理国故风气盛行的态度，其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一文中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把他丢到毛厕里三十年。现在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也不嫌迟。”

1926年，罗家伦、陈西滢等相继著文夸赞吴稚晖的文学天赋，认为他可以写出不朽的文学名著来。吴稚晖却不领情，用《乱谈几句》一文来表明自己对文学的态度：“我愿奉劝罗（家伦）、章（士钊）诸位先生，爱‘之乎者也’也好，爱‘的么呀啦’也好，‘文以载道’是古训，‘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是天真。必取乎严又陵的文章，劝人做文学家，皆大可不必。我愿为没世无名的小卒，不愿做什么乌烟瘴气的文学家。”文中所提的严又陵就是严复，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翻译有赫胥黎的《天演论》等书。

1931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伧组织了一个中国文艺社以对抗左联运动。吴稚晖忽略了这一行为的政治动向，认为一帮子“吹鼓手”不好好学科学，尽玩文艺这种没用的东西，并对他们大加贬损：“譬如我是利用文艺来提倡科学，宣扬劳工神圣，不比古今中外那些文艺家，不惜挖空心思，专于描摹娘们的身材面孔，整日在纸面上手淫，更有道理些吗？”随后他又在《申报》发表《文艺不死，大祸不止》一文，大谈文艺无用论。吴老同志的言论，本来只是针对“文艺”而发，却大大打击了叶楚伧等一干人，叶楚伧没法，跑到吴稚晖的寓所里去解释其政治动因，这才让吴老同志停嘴不骂文艺了。

在民国的时代，中国是需要科学来强国的，吴稚晖能有这样的论调也不足为怪。而文艺的各种功用，在那个时代里尤其被很多人看重，也造就了文艺大繁荣的民国时代。吴稚晖并不只是图个嘴皮子痛快，他还创作过科普小说《上下古今谈》，向民众普及科学常识，这一点是值得人们赞誉的。常识，是在中国的任何时代里都需要的，不只是科学常识，文艺常识也一样。普及点常识，总比那成堆的自摸身体的文艺作品“有用”的多。

【吴稚晖】（１８６５—１９５３）　中国近代政治家。原名眺，又名敬恒。江苏武进 （今常州）人。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三年）任教于北洋大学。次年执教上海南洋公学。１８９８年元旦上书左副都御史瞿鸿 礻几 ，请转呈变法建议。１９０１年４月东渡日本，就读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是年冬同钮永建回国，筹办广东大学堂及广东武备学堂。次年再渡日本，因驻日公使蔡钧不允保送江苏、浙江、江西九名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出而力争，被课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出境。回上海后，以演说、演戏宣传革命，并参与创办爱国学社。１９０３年在《苏报》撰文抨击清廷。《苏报》案发后经香港去伦敦。１９０５年冬参加同盟会。１９０６年在巴黎参与组织世界社，１９０７年刊行《新世纪》周刊及《世界画刊》，鼓吹无政府主义。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归国，授教育总长职不就。１９１３年任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同年６月参与创办《公论》日刊，进行反袁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再赴欧洲。１９１５年在法国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倡以工兼学。１９１６年回国，任《中华新报》主笔。１９２１年率学生１００余人赴法国，出任里昂大学中法校长。次年任商务印书馆国语传习所所长。１９２３年８月在上海撰文参与科学与玄学论战。１９２４年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１９２５年１１月出席西山会议，被推为预备会议主席，反对国共合作。１９２７年２月任国民党上海委员会委员，４月提出“查办共产党案”，并通电“护学救国”，积极参与蒋介石“清党”活动。后历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研究院评议员、国语推行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委员、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职。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３０日病逝于台北。著作编为《吴稚晖先生全集》。

【严又陵】（１８５８—１９２１）名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闽侯（今属福州）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一八七七年（清光绪三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一八七九年回国后，曾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等职。甲午（１８９４）中日战争中国失败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先后翻译了英国赫胥黎（Ｔ．Ｈ．Ｈｕｘｌｅｙ）的《天演论》，亚当·斯密（Ａ．Ｓｍｉｔｈ）的《原富》，法国孟德斯鸠（Ｃ．Ｌ．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的《法意》等书，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但他在戊戌政变以后，政治上日趋保守，一九一五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昨天晚上睡不着，起来打开电视胡乱的翻台，翻到中央六台看到了卡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在圣母院的钟楼上，卡西莫多太兴奋了，忘乎所以敲打几个大钟，爱斯梅拉达有点惊恐，自己下了楼，看见卡西莫多还在那里开心的荡来荡去。

我对《巴黎圣母院》的时代背景没有兴趣，只对这个故事有兴趣。在那样一个动荡的社会，一个美丽女人为了寻求保护，躲进了圣母院和一个丑陋的男人生活在一起，给了自己一段奇特的经历，也给了哪个男人一个美丽的童话。如果问卡西莫多，是愿意孤独的敲钟生涯一百年还是愿意跟爱斯梅拉达相处一分钟，毫无疑问卡西莫多是选择后者，这个答案还可以延伸到一秒种。是爱斯梅拉达让他腐朽僵硬的生命开起了鲜花。一个丑陋的男人，在圣母院的高楼上上串下跳的采摘峭壁上的小花，看着很滑稽吧，但我觉得感动多一点。卡西莫多内在的善良与美丽能透过丑陋的躯体散发出来，爱斯梅拉达不讨厌他，谁都不讨厌他。后来军队准备冲进圣母院捉拿爱斯梅拉达，而穷苦平民们武装起来想提前解救爱斯梅拉达，卡西莫多误会了，杀死了许多好心的贫苦大众。社会是复杂的，善良悲愤的人总是容易激动而分不清敌友，也给自由之路制造了很多麻烦，至少让敌人检了便宜。最后看着爱斯梅拉达的死去，卡西莫多疯狂了，从钟楼顶上扔下了在他心里曾经神圣的无比景仰的神甫。卡西莫多应该代表了当时生活在压迫下的麻木的大众，当他们的美好愿望，美好画面被打破或者被消灭的时候，所有的他们曾经惧怕，臣服的信仰，制度都随之在心里推翻。不知道雨果是否同意我的解释：）

我还是更关注卡西莫多和爱斯梅拉达的爱情，也许有人有疑义，单方面的算爱情吗？算，这是肯定的，卡西莫多对爱斯梅拉达的爱情伟大而崇高，从卡西莫多本来恐怖的双眼射出来的却是能化解冰雪的阳光。让我想起了上帝的话：……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卡西莫多不懂什么是真理，他也没有忍耐，现在，看着这个女人在眼前就是最美丽的事情。

在观众看来，爱斯梅拉达无疑是幸福的，虽然他自己一定不这么认为，他还在想着外面哪个给他承诺其实是欺骗的人。但这无关紧要，卡西莫多满意就够了。

小仲马年轻的时候算是浮夸子弟，风流倜傥，经常出入高级的风月场所，认识了茶花女的原型。其实小仲马是被辜负了，被欺骗了，受了伤害，他天真的以为这个风尘女子会随他到一起天荒地老。我们见过太多的风尘故事，作者们总喜欢把女人装扮成弱者，它们守着浪荡公子们的谎言艰苦的挣扎。其实不知有多少良家子弟在风尘里被搞得家破人亡。受了伤害的小仲马内心仍然有着对美好爱情的追求和向往，于是写下来他一生最伟大的作品《茶花女》，在书中茶花女善良美丽坚贞痴情，象一朵淤泥中生长出的荷花。由于男主角父亲的阻绕，茶花女最终孤独郁郁而死，留给男主角一个永远的悲痛。带给大家一个伟大的爱情悲剧。

我在想，小仲马如果现实中是幸福美满的，他的作品会是怎样的呢，还会是凄美动人？或许茶花女会是个女巫也可能。

人怎样才算幸福，有许多愿望未实现，许多憧憬。我们看到生活在社会地层的人们总是顽强而坚韧，象沙漠上开出的小草。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激发他们生命的火花。而锦衣美食生活富足无忧无虑的人们总是无病呻吟，敏感而脆弱。

我们还是回到圣母院吧，钟声在回荡，卡西莫多身躯在阳光和兴奋情绪的融合下，丑陋的脸上竟然闪烁出了英俊的刹那，爱斯梅拉达拿着小花，盈盈而笑……

小仲马第一次在风月场所看见茶花女，年轻的绅士注视着漂亮的女人，犹如黑暗的夜空划起了一道闪电……

莎士比亚说：结果是好的，那一切都是好的。但莎士比亚只给了我们一种选择。

我想说，如果开始是美好的，那么，我们注定无处可逃。

 

好战化爱国主义的表现：从怨妇诉苦到暴力爱国

虚幻的自信自傲和盲目的仇恨好战，使大陆爱国者泯灭了一切普世价值，沉迷于一片咒骂喊杀之中。鼓吹武力攻台和向美国宣战的言论，成为从官方智囊、知识精英到爱国民众的一大时尚。

在知识精英的笔下，这种好战化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霸权的“大拒绝”，另一反面表现为时刻准备着的“大出击”。前者以伪学术化和伪理性化的形式出现：政治上拒绝西方的“政治霸权”，反对和平演变；军事上准备与美国的“军事霸权”对峙，提倡国际秩序的多极化；经济上防止“资本霸权”对中国的控制，保护民族经济成为不证自明的绝对前提；文化上防止“文化殖民”和“拒绝西方话语霸权”，提倡学术的本土化。

有人还提出了所谓当代国际秩序的“制度霸权”：即全球化规则的制定和仲裁都由强者垄断，弱者只能接受而无权置疑，资本全球流动的结果，是赢利主要流入发达国家。具体到主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奖项，其游戏规则和评价标准皆是由西方价值操纵的。政治上的联合国，经济上的WTO，军事上的北约，文化上的诺贝尔奖、欧洲三大电影奖、美国的奥斯卡、体育上的欧文斯奖、音乐上的格莱梅奖、绘画上的威尼斯双年展等等，到处都是西方的标准和规则。在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眼中，之所以产生这种主导世界的制度霸权，绝非由于西方文化及其制度优于其他文化或具有普世性，而是因为西方在经济上科技上军事上的强大，是器物层面的实力使然，而非精神层面的价值使然。

另一方面，国内的爱国学者中唯恐天下不乱者也大有人在，他们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国际冲突”论、“你死我活”论、“战争不可避免论”，甚至有人宣称：台湾问题迟早要引发中美的全面交恶，中国需要一场新的“太平洋战争”，因为“争取世界领导权的斗争必须通过打一仗才能解决”。同时，他们借助于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研究，把中国的国际处境描绘为背水一战，中美冲突将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外交主轴，要求中共政权放弃韬光养晦，转而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采取强硬态度。在外交上，不遗余力分化西方盟国，改善与印度等周边国家的关系，拉住俄罗斯、残余共产小国和阿拉伯世界，即联合世界上一切反美力量，明确执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战略。

古代中国的回光返照是新世纪民族主义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帝王们的祭奠仪式全面复活，官方出面主持“祭黄帝陵”和“祭孔”，知识界的保守主义掀起“尊孔读经”运动，论证“王道政治”在当代中国的合法性；王小东、左大培、扬帆等人发表了“保卫社会主义宣言”中，他们宣称：“中国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超级大国，被人打败只不过150年以来的事，最多追溯到300年。即使如此，目前在综合国力方面，仍旧是除美国以外的，第二流的超级大国。建国50年来的腾飞，民族文化的复兴，已经指日可待，凭什么要在腾飞和瓦解的关键时刻，选择自我瓦解？”换言之，他们认为，中共执政的50年来，国力和军力齐飞，民族文化和民族自信同兴，对内是千年未有之“盛世”，对外已经取代俄罗斯而成为抗衡美国的主要大国，中国取代美国也“已经指日可待！”

另一本表达民族自傲的书叫做《变乱中的文明》，该书受到王逸舟、胡鞍钢、阎学通、扬帆等新左派的强力推荐，书中表达的核心观点是：1949年执政的中共，已经带领中国人民建造了第二座长城，“我们用自己的手消灭了帝国主义奴役。我们正在摆脱贫困，重新崛起，重振民族之风。”为了保卫这座新长城，作者用了一大段极为做作的抒情文字，最后号召道：中国人必须“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必要时我们也敢于诉诸武力付出碧血。”

有人专门论述：只有激发尚武精神，中国才能强大。一篇名为《尚武中国》的文章获得普遍的好评。该文开篇就是：“要国家强大，必要抛弃奢谈仁义道德、重文轻武之风。”接着从春秋战国一路论列下来，直到当下的台海战略。作者把是否尚武作为解释朝代兴衰的钥匙，结论是尚武者兴而轻武者亡。他推崇秦国在与赵国的长平一战中，秦国大将白起活埋赵国俘虏40万的野蛮，因为这是秦盛赵衰的决定性因素；他把汉朝为了一匹宝马而消灭一个国家作为千古美谈，因为这显示了“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和自信，“那是何等的啸傲天下！”；而宋朝之所以饱受凌辱以至于亡国，就在于喜谈“理学”和“心学”，“酣嬉太平、尤厌言兵”。现在的中国，既受到美国霸权的围堵，又经常受到周边国家的挑衅，自身又承受着人口庞大和资源匮乏的压力，作者反问道：“难道中国就应该死守一块陆地，无所作为？”结论是：当下中国的扩军尚武势在必行，不必小心翼翼、偷偷摸摸，而应该大张旗鼓行尚武之道，被指责为“强横霸道”和“中国威胁”又如何？

对于“血浓于水”的台湾，中共政权屡屡进行武力威慑，御用学者辛旗甚至放言：如果陈水扁及民进党执迷不悟，我们不惜把台湾打烂重建。中共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所长许世诠也口出狂言：“美国最近一连串反中行动，严厉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不要忘记，中国曾因为同样理由出兵去朝鲜半岛和美国打了一战。”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也主张“武力遏制台独越早越好。”再看看大陆的互联网，陈水扁当政后，网上一直充斥着近于疯狂的喊杀声，爱国网民们称陈水扁是美国的傀儡，面对日益嚣张的台独势力，必须不惜一战，打沉台湾这艘美国反华的“航空母舰”。网上出现众多武力攻台的战略方案和两岸军力对比的帖子，认为“解放军打击台湾具有绝对优势”，所以“打比不打好，早打比晚打好”的言论非常普遍，还有主张导弹奇袭和经济封锁的双管齐下。民意调查也不断地放出好战的结果：95％以上的受访者坚决反对台独，80％以上主张“武力统一”。更有心理阴暗者说：最上策是坐享其成，等到阿富汗把美国拖垮之时，中国就出其不意地一举解放台湾。

对美国，政权和民间爱国者都把美国视为头号敌人，虽然中共政权基于实力对比的实用主义立场，也基于权贵集团的经济利益（权贵们的大量亲属移居美国，惊人资产转移到美国），一直对中美冲突保持现实低调，但是明里暗里都在加大军事开支和抓紧军备，意在对抗美国和威慑台湾：连年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增加福建沿海地区的导弹部署、从俄罗斯大举购买先进武器、并与那些与美国为敌的国家保持密切关系。而民间情绪的主流则开始抨击“韬光养晦”，转而支持“大国外交”，支持一切针对美国的强硬政策，即便在国内问题上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知识精英，在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上，也与中共政权完全一致，坚持一种与美国为敌的大中国主义。甚至直呼其名地批评江泽民和朱鎔基对美国太软弱。一篇署名周志宏的文章《合围》称：围堵中国是“小布什政府的狼子野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大声疾呼：“打起精神来吧！狮子！！！”

《环球时报》2002年6月10日发表文章，驳斥美国新近流行的“中国崩溃论”，顺便也驳斥了早已在西方流行的“中国威胁论”，认为无论是唱衰中国还是视中国为威胁，皆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和阴谋政治的产物。《联合早报》6月12日报道，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办《美国的战略调整、新战略秩序与21世纪中国的国际安全》研讨会。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美国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甚至认为布什实际上已经把中国列入“邪恶轴心”或“邪恶国”。南方网发表题为《美国新战略笼罩亚洲欲建立包围中国的隐形长城》评论。该文分析了反恐战争以来美国的外交战略，结论是布什政府“正在认真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而这一秩序得以顺利建立的主要战略前提就是围堵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此新战略的格局下，美国与亚洲的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日益走向军事化，俄罗斯和中亚西亚也正在融入西方，中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和同盟国家正在美国的利诱下，一个个弃中国而去。甚至象缅甸这样的军政权，也通过释放昂山素季来寻求与美国改善关系。所以，中美正面冲突将不可避免。

网民们更不会放过任何宣泄仇恨的机会：撞机事件引来一片打杀声，9.11后是一片幸灾乐祸和对超限战的鼓吹。恐怖分子偷袭的成功，给国人带来了向美国挑战的自信，弱者也可以用生命向强者挑战，本。拉登成为爱国者心中的圣战英雄，世贸大厦瞬间的灰飞烟灭和几千平民的死亡，更证明了不可一世的美国是多么脆弱。到处是“阿富汗是又一个越南”、“美国的噩梦刚刚开始”、“反恐联盟出现裂痕”、“本。拉登是受压迫民族的英雄”、“一个拉登倒下去，千万个拉登站起来”等标题……有人献言：中国一定要尽快发展可以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远程核武器，从现在就着手准备不择手段的超限战争。为了加强民族自信和激发好战意识，许多人重新翻检毛泽东时代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印战争、中苏珍宝岛之战以及邓小平时代的中越战争等当代历史，以此来证明我们曾打败过各种敌人，包括最强大的美国。

虽然，邓小平的发展经济为主的战略代替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敌人意识和火药味随着小康生活的来临而逐渐淡化。但是，一党独裁在本质上的权力恐惧症，不可能放弃“敌人意识”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论。只不过，敌人意识由普遍的阶级斗争转向针对极少数反华势力的代理人，由国内转向国外，仇恨理论由阶级仇恨转向民族仇恨，暴力崇拜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转向“枪杆子里面出统一和出民族尊严”。由仇恨心理、敌人意识和枪杆子崇拜构成的野蛮传统在爱国主义借口下的复活，在对内统治上，构成共产信仰崩溃后的新的意识形态；在对外关系上，构成对台湾和美国的武力讹诈。这些好战的狂热爱国者所依据的理由是：对于美国霸权以及台独分子来说，他们唯一能够听懂的语言只有“导弹的爆炸声”。爱国者们现在的毫无顾忌的好战言论，很可能就是将来的为所欲为之暴力行动的准备。

如果说，90年代中期，作为大众读物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民族主义煽情，还主要精明的书商基于商业利益的炒作的话，那么，新世纪里新左派学者们和网络爱国者的民族主义煽情，主要是出于盲目自傲和献媚于当今独裁者。但二者都表达了同一种嗜血的称霸世界的民族主义野心。

 

皮诺切特死了。

邓小平也死了。

前者活到了九十一岁，后者活到了九十三岁，他们都逃脱了法律和道德的审判。皮诺切特至死也不认罪，他宣称：「我不是独裁者，因为独裁者都不能善终，而我却过得很好。如果上帝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依然会选择像从前那么做。」

邓小平生前也没有公开为六四屠杀认罪，他坚信「屠杀二十万，换得二十年」的「硬道理」。但是，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列宁、史太林和毛泽东等独裁者一样，皮诺切特和邓小平皆无法逃脱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跛脚政策被批评

皮诺切特被称为「智利的邓小平」。大陆媒体在报道其死亡的消息的时候，多突出其经济改革的成就。皮诺切特採纳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说，在其统治期间，智利保持每年百分之七的经济增长，是整个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三倍，其国民人均寿命、收入水平、医疗保障系统和育质量，均高於其他拉美国家。就连刚刚去世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大师佛利民，也曾撰文为其辩护.但是，少数大陆媒体也曲折地批评了皮诺切特施行的经济开放、政治独裁的「跛脚政策」。如《新京报》发表的学者周庆安的文章指出：「民主政治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公认法则.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共同选择了人民决定执政的方式。任何现代政权，都是建立在政治合法性的基础之上。重视和保护民权、公正、自由，已经变得和提升社会物质水平同等重要，甚至更加重要。」「那些通过政变、武装暴乱上台的政权，不得不接受政治制度的挑战，经历民主政治的转型。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一个合法、健康、良性的国内政治秩序，是一个国家得到世界认可，创造良好外部发展环境的前提。」

大肆暗杀反对派

作为一个被控诉犯有严重侵犯人权罪的老迈逃犯，垂老的皮诺切特不得不辗转於多个国家的司法机关之间，受尽羞辱。根据「政治犯与酷刑」国家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大约有三万五千多名智利公民，声称遭到过军政府的酷刑折磨。通过恶名昭着的「秃鹰行动」，皮诺切特还与其他拉美国家的军事独裁者一起，大肆暗杀和刑求反对派。

而作为「中国的皮诺切特」，邓小平似乎更加高明。从反右运动中充当迫害数百万知识分子的先锋，到「十年改革，一夜屠城」，他也没少干过坏事。但是，邓小平从来没有自信到像皮诺切特那样，允许全民公决和选举.换言之，邓小平比皮诺切特更清醒地知道：民众心有多么厌恶他和他的党.皮诺切特的自信其实是轻信。当他获知在全民公决中大败的消息之后，气急败坏地召集三名高级将领到总统府，命令他们执行戒严令。三名将军拒绝从命，其中一名将军当场将命令撕碎丢在地上。反对党的领袖拉格斯在电视上直言不讳地痛斥皮诺切特说：「一个智利人竟敢在野心驱使之下肆无忌惮地抓权长达二十五年，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一天，圣地牙哥市民开车上街，大按喇叭，如同狂欢节一般。

不尝试任何选举

邓小平不敢尝试任何形式的选举，因而逃避了失去权力并被追究罪责的噩梦。邓小平的后继者江泽民和胡锦涛，更是不敢越雷池半步。即便是像彼岸的国民党那样实施党魁自选，於中共而言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共甚至竭尽全力阻止香港民众直选特首，「一国两制」逐渐沦为「一国一制」。但是，按照「皮诺切特模式」治国的中共，究竟能比皮诺切特走多远呢？

苹果日报

 

本文这个主题是在一年前去拜访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朱厚泽先生时，听到他老人家谈的一个命题。这句话极其经典地概括出了中国今日所面临的状况，可谓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今日我借用这个主题是因为在我前日一篇《中国必有一战–走出吊诡时局的门槛》被转载到《博讯》网站后，有位网名叫柯林的先生就此文作了很详细的评论，我深感有些问题牵涉到中国大局，事关中国何去何从，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于是决定就此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由于柯林先生的评论是以对江泽民十三年功绩辉煌、路线正确为前提展开，并以此来比较时下路线的错误的，所以如何评价“江泽民的十三年”就成了问题的核心。如果柯林的立论前提是正确，那么今天与江路线的分歧显然就是错误，而相反如果柯林的前提是错误，那么今天的分歧虽然不是说必然正确，但至少说明已经认识到错误，并在努力改进这种错误。

对江泽民十三年的是非功过这个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好象都有一些争议，形成两方面不同的看法。从国际社会而言，可以分为江泽民在台上与下台后的评价：应该说江泽民在台上时正面评价相对较高。这是由于国际社会一则基于利益的考虑，无论是作生意，还是国际秩序的维护，一则由于中国大陆信息的封锁，让外界根本无法了解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所以形成这种评价。随着江的下台，伴随许多矛盾不可扼制地暴露，江的十三年在国际社会评价日益低落，至今应该说早已是臭名昭著，成为中国在人类历史上极其黑暗血腥的权力资本化时代的代表，肯定的声音已经极其微弱，几难听见了。在国内则可以分为官方与民间两种不同评价：在官方，由于中共极权统治下，官方控制的舆论还是给予江十三年以肯定，甚至有“盛世”的高帽，但这种“盛世”也是局限在2002、2003、2004这几年的宣传中，近年来就是官方媒体也没有敢厚颜到还吹“盛世”的地步了。与官方高调相对应的民间，对江泽民这十三年的评价，却恰恰相反，民间普遍因为这十三年而带来孩子上不起学、老人看不起病、工人上不了岗、农民种不起田的灾难性情况，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民众普遍感到生存压力加大，社会未来希望渺茫，因此肯定似乎听不到，而怨恨以致诅咒却随处可闻。当然应该说对这十三年真正评价高的还是那些新兴的权贵阶层。

江泽民统治中国的十三年究竟是怎样的十三年，今天可能还没有能作出客观中肯评价的条件，因为在极权统治下，许多信息外界还根本无法知晓。但是，从已经表现出来的，无法掩盖的事实来看，有几个方面的结论是基本可以形成的：

其一、贫富两极分化。应该说目前国际国内普遍探讨的是中国贫富分化的现实与这种分化导致的社会矛盾，其实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问题是形成这种分化的不公、不义、不法，这才是导致社会问题的根本症结。如果说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那么真正的资本主义也只能算是用钱买着血，而极权专制来到人间再走向权力资本化，那就是用公民让渡的权力来喝公民的血、吸公民的髓，其暴戾血腥远胜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在江泽民统治的十三年是中国权力资本化赤裸裸公行的十三年，是导致社会普通大众相对与绝对贫困增长的十三年。是社会矛盾激剧演化的十三年。

其二、社会价值体系崩溃，人性极度扭曲。江泽民的十三年是摧毁中国传统价值体系，颠覆世界文明准则的时期。这十三年把人完全往动物化引导：高标“生存权”是第一人权，将人等同于猪狗类；在经济上唯GDP是从，一切为了所谓的经济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社会评判人的价值完全沦陷到钱包的涨落；官场极度腐化，一切社会道德败坏的风气全发端于官场，源生于权贵；社会文化宣传完全为堕落开道，替颓废扬名；整个社会谜失在末日的物欲中，社会都丧失了基本的人味，冷漠无情、厚颜无耻、心恨手辣、肮脏猥琐被祭奉为人的至高能力。—-这个社会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难以看见的各种怪象，整个社会行止已完全离弃了正常人类的标准。

其三、社会丧失了发展的希望，普通民众熄灭了对未来的幻想。一个社会不管多艰难，只要社会中的普通大众还满怀着信心，那么这个社会是有前途的，正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胡赵改革时期，当时普通民众对未来充满信心，生活中流露着阳光。而江泽民十三年中，让中国百姓一天天陷入绝望。他们发现经济发展以丧失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以自己可利用资源的枯竭为基础，自己眼前的收入似乎增加了，可需要的开支却十倍于收入的增加，自己活着的压力变成了恐惧，自己未来可能出头的机会丧失殆尽。人们为所谓的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失去了今天，而且也断送了明天。今天的痛苦成了

一个永无止境的开始，而不是可能改善的起点。当然更具体的说掠夺性的疯狂开发，导致社会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怪病流行，潜在的个体及社会发展机会丧失。如此整个社会沦陷在一种无望的挣扎中。

其四、人权被践踏殆尽，人的尊严荡然无存。江泽民统治的十三年中，人权灾难不断，且不说八九民主运动之后的残酷清算，人人过关。后来基本上每年都有因言论思想被迫害入狱的，其中涉及全国成千上万人的人权灾难就有迫害法轮功，迫害“九八”年组党等大案，这是人类的重大灾难，是人为争做人的权利，为享受人的基本尊严而付出的惨重代价。当然还有打着发展旗号而事实为官权掠夺开道的征地、拆迁、转制、破产等等，带来大量农民、工人家破人亡的事，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在这些生计财产被剥夺者上访时，又被官权进一步迫害，许多被关押、殴打、判刑，也有被秘密处死，被关入精神病院。如此等等的人权灾难，在江泽民十三年中可谓罄竹难书。

还有更多的我就不需列举了，仅仅以上几个大的方面，我们怎么能得出“盛世”二字呢？如果一个国家的所谓强盛是以该国普通大多数民众的苦难、血泪为代价，那么请问这样的强盛是谁的强盛？这样的强盛对谁有意义？谁需要这样的强盛？

柯林先生在评论中开篇就提到“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沿着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向前走，与世界接轨，实现中国现代化，还是倒退复辟， 清算改革，走回中央集权，个人独裁，收回十三年盛世时期人民享有的相对比较高度的言论自由？”需要指出的是这个问题中的几个前提的真实性有待商榷。

首先需要弄明白，江泽民是不是就是沿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从十三年来看，只能说他将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中的糟粕放大了，推广了，负面做足了。而不能说全部继承了邓的改革开放路线。比如邓一再说到衡量改革成败关键还得看政治改革，改革要避免两极分化，要实现共同富裕等等，而江泽民却是不谈政治改革，制造两极分化，抛弃共同富裕。可见江泽民并非继承了邓小平的改革路线。

其次是“沿着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改革开放路线继续前走，”谁能肯定就达到“世界接轨，实现中国现代化”？未来我们权且不说，就看看他们在位时所作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践踏人权的事，哪有什么现代化的苗头？我们怎么能相信这样就会走向现代化呢？

再次“收回十三年盛世时期人民享有的相对比较高度的言论自由”，这个结论是怎么得出来的？江泽民十三年哪一点能举出有言论自由？如前面所述，连做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还谈什么言论自由呢？江泽民十三年因言论而入狱者实在太多了！

对于柯林这个评论者所建立在对江泽民十三年的虚假功绩膜拜前提下的与胡锦涛的比较，说实在的我原本不想作什么驳斥的，因为今天国际国内人们对“十三年”日益看得清楚了。但是中国在历经这十三年浩劫之后怎么办？这却是个严酷的现实问题。

从柯林的评论可以看出，中国还是有许多人迷恋那权力资本化的时代的，也还有许多人醉心于那为所欲为的岁月的。事实上中国极权政体下的官僚集团通过十三年的豢养，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肯定要想尽办法继续沿着权力资本化的道路前行，然而中国社会民众的现实苦难，已经承受不起进一步的所谓“改革开放”了。这样摆在中国社会面前可供选择的道路就是：其一，继续沿着所谓的邓江改革开放路子走下去，继续以牺牲普遍国民的生计、以营造社会的灾难为代价，中饱权贵的私囊，填平权贵的欲望，达到中国进一步的“盛世”？其二，检讨近十几年来的所谓改革，走出这种掠夺搜括式的经济发展，开启一个公正、法制、文明建设的时代，将人权、民主、宪政引入社会改革中。因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绝不只是物资的，而首先应该是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制度的现代化。从而实现对传统所谓改革的超越，也即是超越邓小平；其三，往回走到毛泽东时代。事实上走到毛泽东时代是不太可能的了，精神上不可能，思想上不可能，社会客观物资条件上也不可能。今天中国的许多现实情况，似乎使人产生要回到毛时代的印象，事实上我们深入去看看，还是发现有许多不同的。毕竟依法治国、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这些理念是远超于毛时代，也远胜过邓江时代的。

纵观今天现实，对中国未来路径选择上存在与几种群体相对应的几种选择：其一、中国官僚集团及其形成的权贵阶层是希望继续沿着邓江改革前行，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最安全化，让中国没有任何修复灾难的可能，直到最后社会矛盾总暴发，他们要么残酷镇压，要么逃离这个国度。其二、中国老百姓向往公平、正义，而中国百姓对美好通常不是前瞻而是怀旧，所以产生对毛时代的一些缅怀情节，其实这本质上跟中国千百年来老百姓对尧舜禹时代的缅怀是一样的，对这种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不能指望回归，事实上这种回归是不可能的，若作此努力显然是愚蠢的。其三、中国知识分子对人类文明、世界发展、社会责任有着真切的理解，他们立足本国致力人类普适价值在本民族落实，他们希望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科学、文明的政治制度，以保证人的基本权利、尊严、自由，也长远保证一个社会平稳快速发展。应该说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追求也必将促成老百姓向往公平、正义愿望的实现。也只有这条路才能将中国带出困境，并最终解决现存的社会矛盾。如此，中止已经造成社会巨大裂痕的跛足的所谓经济改革，引入现代文明社会价值体系，构建现代文明社会制度，实现中国从极权专制向民主文明的和平转型，这才是中国的唯一正途！

2006-12-18于北京

ＹＳ论坛

 

1998年9月27日，南京世嘉广告公司（经理顾文海）独家赞助的，中国第一个民间电信问题研讨会，在南京召开。来自几省市的有关专家、学者、消费者代表，就中国电信的弊端、改制诸方面的问题，畅所欲言，并基本达成共识。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教授并就体制改革的有关方案，提出了较为具体的设想。这次会议的主角是半年来领头叫阵中国电信的，山东矿院自动化系副教授、济南市政协委员沈洪嘉先生。沈洪嘉先生不是搞经济的，更不是搞邮电经济的，他的意见在他之前也有人懂，与他同时或之后，也有人说了不少；但是在维权上，沈先生是最执着、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在他之前，很多研究经济与法律、邮电的学者、专家却充耳不闻，似乎民间的声音都不屑一顾，有的竟站在掠夺人民的垄断行业一边！这就有“白吃”阶层之嫌。可见，人格比学问、知识、技术等等更重要！中国公民质疑中国电信已形成自发的集体局面，它标志着中国公民运动进入了公开的权利抗争阶段，其意义不在目前水准的政治抗争之下。现在，中国电信正开始出现改良，但只要政治体制不变，还会有新账，而旧账也将拖延清算期。

南京的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头天晚上，为了准备发言，我特别打电话给在美国的朋友陈惕洁先生、刘青先生。两位兄长的介绍使我能够在提交给会议的发言中集中批驳了《人民邮电报》迷惑、欺骗老百姓的歪理邪说。其具有迷惑性的说法是：“电话初装费的收取有电信设备线路的客观原因。每一部电话的接入线路及号码占用的信道都是唯一的……”这句话甚至连一些搞经济学的教授也给唬住了，可见诡辩之害。具有欺骗性的说法是：“收取初装费是国际惯例”。（见《控诉中国电信》）

2001年6月，中国电信蛮不讲理的初装费终于在一片诅咒声中取消了。但是，这是为了加入WTO迫于洋人的压力。难怪人们嘲笑狭隘民族主义时，常问：知道什么叫假洋鬼子么？那么，电话初装费的历史债何日清算？月租费不给免打的流氓做法何日中止？

据当年邮电部的良心人士透露：中国电信的硬件设施投资中，有至少48%的资金来源于电话初装费！此项消息透露于1998年，直到初装费取消，应当有几千亿民资被中国电信掠夺了！此外还有15-28元不等的月租费呢！这里必须说到至今尚未被专家更不待说民众提及的一些“特殊项目乱收费”，例如“来电显示”、“三方通话”、“呼叫转移”等等，买进来的程控机本来就已经有这些功能可以提供给电话用户的，用户进行了初装费投资后，这些特殊功能理应无偿提供给用户，可是它们却被电信部门人为控制起来，你要使用此项功能吗？请特别提出申请，另交一笔费用吧！不懂的人们以为提供特殊服务必须在技术上给程控机增加什么，否，根本用不着，只需开通一下而已！这不是欺骗、压榨又是什么？

现在稍带看看中国邮政。广东邮政局拿着20个行业最高的工资，却一直做巨额亏本生意。当记者问到中国邮政是否每年亏损数十亿，而中国邮电业平均工资收入却居全中国20多个行业之首时，广东省邮电管理局邮政运营部主任陈全国说：“中国邮政的亏损有多方面的原因，而中国邮政的员工收入却是和电信员工收入一致的，这是经国务院规定，邮电合营的结果。”……另据报道，1997年北京市邮政系统职工，虽行业亏损，年底却照发几万元奖金。

1999年邮电分营了，但它们的官营本质都没有改变。

有人说，电信拆分之后有竞争了。是的，不但有了竞争，而且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拳头棍棒、砍电缆、锯铁塔等只有黑社会犯罪分子才干得出来的事情；但是，一是普通民营企业不得染指，能够分一杯羹的都是有国家级权力后台的人物们办的公司；二是在例如降价竞争出现之后，总是被信息产业部叫停了，无论是移动通信中的单项收费，还是其他运营计费的下降，明明能够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竞争，过去叫做“人民邮电部”的政府部门，硬是要卡死这样的竞争。所以，与其说几家公司有竞争，倒不如说几家公司在信息产业部的带领之下，异体同构地一起继续盘剥新老用户！

中国公民对中国电信的质疑，是世纪末中国公民权利觉醒的重要标志。这方面材料的丰富、集中，完全堪称近几年来中国的新闻热点之一。2001年7月底我一直比较喜欢的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在谈到中国价格听证制度时，将中国电信与中国民航乱涨价作为反面典型。那时我想，在中国做领导人，即使别的素质没有，这一条也不能没有，那就是：首先成为李宗吾厚黑学说的研究对象。厚黑学绝不比一些“指导思想”更脱离中国实际。

现在中国的电力行业改革寸步难行，据说有太子党人从中作梗。其实，垄断性行业侵权哪一行业也少不了太子党的功劳。太子党流风所及，像海南崖城电业公司多年来私自乱提高电价（每度电由1.02元提到1.20元）、增容费（由400元增加到800元甚至1300元）等等的“电霸”行为，比比皆是。在自来水行业，某地一家自来水公司居然恶浊到派职工夜里偷拨水表，以超收水费。在液化气行业，垄断部门公然短斤缺两；在管道煤气行业，竟出现人为鼓风让气表疯转，煤气输送反倒不正常的无赖行为。在城市公交，车辆翻新很快，但车路车次却日益紧缺，票价却一涨再涨——我怀疑那些公交头头热衷于涨价拿钱买新车拿回扣……真是流氓文化源远流长呀！

据2004年4月7日《中国经济时报》报道：中国《电信法》24年前就“怀胎”了，可要到2005年底才能“分娩”——大概又是来自WTO契约洋人对开放电信市场的逼迫所致吧：真是应了“官府怕洋人”的民谚！人们可以看看“依法治国”的“牙膏型”诚意了！可是，就是这样一部靠了洋人呼唤才姗姗来迟的即将报呈人大的《电信法》，在我看来，无非是着重在对用户的剥夺如何有所减轻上面，而根本不会把人民的利益真正放在心上。例如，真正讲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的话，就应当对来自用户投资的产权给予明晰界定，使既往的巨额初装费、月租费得以认定为股本。这也才与刚刚修进宪法的保护私有财产相一致吧

1998年以来，几十家报纸和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数家电视广播台，陆续集中报道了中国各地电信乱收费的情况。其中广东省《南方周末》报率先刊载山东省济南市矿业大学沈洪嘉副教授对中国电信的有关异议，并发起讨论，更为全国舆论所注目。其后，讨论受到来自某方面越来越大的压力，理性而规范的舆论监督有无生存权有了又一次验证。

沈先生曾在接受《中国妇女报》的采访中，列举了中国电信的17项侵权，其中说得最深刻的是“违反宪法”！我注意到，在相关争论中，一些人将国务院某部、局的有关文件，说成是国家为了国家利益而制定的国家政策，这样，沈先生的异议就成了不仅是针对国务院某部的，而且是针对国家的。我们说，现代国家的本质是：代表全社会，通过军队、警察等政治上的中立力量，以及立法与法院等执法机构，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跟社会犯罪现象作斗争，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维持人民生活和工作秩序提供服务和保障。国家只对全社会的公共利益负责，而不保护任何人、任何组织或集团的特殊利益。沈先生对“月租费”和“电话初装费”的异议，是直接针对当时的邮电部的，谈不到针对国家。1994年9月29日邮电部发布的《关于收取市话初装费问题的通知》中，所述“邮电企业收取市话初装费是国家给予电信部门的一项重要政策”一语，是挟国家的名义自重。

计划经济的做法、国务院文件，不是将初装费、月租费与其他有关费作为经营收入收取的最高合法性证据。例如赵涯先生这样说：“在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的体制下，上述法律规定的做法必然有其合理性和现实的需要性……”其实，利用行政力量侵犯私人财富决不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而是失去制约的权力偏私滥用的必然。赵涯等人以国务院及其有关部、局的文件为依据，证明两费的合法性，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相关的法规、文件，至多只证明了邮电部的有关做法是有行政程序依据的，而不能证明其法制程序有依据与实质上的合法。即便从行政程序看，也有权利实用主义的随意性，例如一些地方电信局，将不利于自己的地方政府的行政裁定置若罔闻。沈先生在法治与行政的关系上，追问两费是否具有实质上的合法性，具有突出的现代理性。进一步说，如果仅仅泛泛地以有无法规（律）依据看问题，那么，国际社会对德国二战战犯的审判就不可能；那么，“莫非王土”也就是天经地义的祖制了。沈先生异议的重要性实在于：提醒政府——请按照正义法原则自觉规范自己的行政行为。

一些读者很关心沈先生上不上法院的事。我说，对邮电部诉讼与否，不只是沈先生个人的权利，每一个电话用户如其同意沈先生的观点，都可以提起诉讼，都有权利提起诉讼。无可置疑的只有一点，即为了凸现法治的紧要性，检验依法治国的诚信度，这件事还是以诉诸法律为好，尽管富有此间特色的调解是最具可能的结果之一。但将起诉者像江西丰城电信局那样诬篾千众用户为“煽动闹事”，便只能是中国式的荒唐。说到诉讼的法律依据，我以为行政诉讼法也是适用法律之一。那么，诉讼对象是谁？仅仅是邮电部吗？不对，至少少不了国务院。我说至少，意在指出：凡是对邮电部门不合理的收费行为有这样那样实际责任行为的机构，也应当是诉讼对象，包括党政企不分体制下的中共中央，这叫一切组织与个人在法律面前都平等，任何主体都没有治外法权。当然，由国情决定，有关追诉期必定是很长的，舆论还是当下的急务。响应沈先生关于召开“电话消费与法律研讨会”建议的京城传媒食言了，但地方媒体上的相关讨论仍顽强坚持着，南京一民间公司独家赞助了一次跨省研讨会，信息产业部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广泛持久的“关注”。

1996年3月11日，沈洪嘉先生曾就有关问题给邮电部吴基传部长写信。《南方周末》披露后，人们纳闷：吴部长他收到没有？如收到看过了没有？为什么未予沈先生答复？在这个并不算小，相反应该说是很大的问题上，包括部长在内的邮电部有关工作人员，是不是少了点应有的职业道德和多了点衙门习气？1999年沈先生算是收到了一封回复，自然是老掉牙的官调重弹。于是，沈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再批判，说什么也发不到报纸上了，众编辑泄露了同一个秘密——“上面打招呼严哩！”

《人民邮电报》、《经济日报》曾先后针对沈洪嘉先生质疑中国电信的数万言，说了些一张嘴里出来的话，大多不值得一辩。但有一种说法具有迷惑性，还有一种说法则具有欺骗性。前者是：“电话初装费的收取有电信设备线路的客观原因。每一部电话的接入线路及号码占用的信道都是唯一的……”这句话甚至连一些搞经济学的教授也给唬住了，可见诡辩之害。

沈先生的观点是经济学的：所谓初装费实质是老百姓掏钱买利润远超过100%的产权。这是说得极为中肯的！无论技术使用性能上有没有唯一性，事实上都丝毫没有影响电信设备、信道作为产权出售。“唯一”的使用权并不能决定产权要卖和不卖，不卖则“唯一”本身也毫无意义；卖了则与任何商品一样，其产权与使用权都是唯一的了──即在经济关系上作为商品而让渡、而表演过了。这样，对于沈洪嘉先生的产权逼问，上述“唯一性”云云，不是所答非所问，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吗？这种技术上的唯一性，能够证明：钱花了几倍也还是买不到产权的剥夺行为，是经济学的正确吗？正如沈先生所说：这里的经济学是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学，离开这一前提，则不必质疑了。

银行服务中也有账号、户头、密码，储户可以随时随地都拥有使用它们的唯一性，那么，银行是不是也该收取“初储费”？或曰，你不装电话没人强求你装。是的，难道这句话能证明我来装电话，你电信局要怎么宰就怎么宰是社会主义的正确吗？恐怕连资本主义也远远不如吧！这里讲愿宰愿挨是否有些痞气？但经济学不是草头王专政学，万万痞不得的。宪法上没有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就可以侵犯了？那宪法上规定的公有财产不可侵犯，怎么会侵犯的官人多的是呢？

信息产业部的喉舌抛出一大堆说词中，一个最具欺骗性的说法便是：“收取初装费是国际惯例”。我为核实，曾特意打过两次电话请教在美国生活了多年的朋友，这里有必要加以戳穿。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初装费”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因而问题的实质是：“初装”时电信局收了用户的“什么”费？其次要说明的是，所谓“国际惯例”与“国际准则”是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即以“国际惯例”而言，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社会的一些合法律行为，当然又一般指的是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合法律行为。那么，收取“初装费”是“国际惯例”吗？事实不支持谎言！

以美国纽约市为例，有两种情况：

一是户内已有线路，用户买电话机（10几美元）、申请一号码后，电话公司即为用户输入电脑相关系统、接通、调试，有时还要派人上门服务，一般只收25～40美元的劳务费，余皆不收任何费用。美国工人工作一小时，就有几十到一百多美元的收入。如管道工为用户清理堵塞的下水道，几分钟也要收80美元左右的报酬。所以说，25～40美元的劳务费完全是出于竞争而做的赔本生意。连“服务售出税”都没转嫁于用户。像为用户建立有关档案（如进入电话号码薄）等，也是免费的。

二是新接线路，由于劳动时间必然长得多，收费一般为80至100美元。这也仅仅是劳务费，而且也是赔本的。至于新架线，即使单独为某用户架几公里的线，也不会多收一分钱。

此外，如用户退出某公司，成为新公司的用户，则新公司一般还要付给用户100美元的感谢费，或赠送200小时的通话时间。

总之，美国诸电话公司的所谓初装费，只是象征性的劳务费，是远低于实际劳务成本的服务费。根本不收哪怕是一分钱的设备、材料费的。这使我想到，初装费在美国该叫做初次服务费，而在中国起码得称为高额本利剥夺性的“摊派费”。

因此，官方喉舌的有关辩护性言论，纯属糊弄百姓。

此外，例如迟至2001年8月初，江苏电视台“地球村”节目请来南京市电信局局长，让他说些圆溜溜的官话。其中局长重弹的官腔之一便是：中国电信用户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提前进入先进的电信消费，这是中国电信做出的重大贡献。局长先生是针对现场听众提出的“不给免打并还想提价的月租费”问题讲的，听得出来南京的月租费电信局还是在想提高的。这种荒谬论调以前是官方用来为初装费辩护的，相似的辩护词还有：“初装费是国家给予电信超越式发展的特殊政策，完全是适合中国经济现代化发展国情的”，等等。初装费终于“基本”取消了，但还可以继续用来无耻地为月租费辩护。这种诡辩首先是扛“国家主义”的招牌压人，避而不谈“国家政府”的行为是否合于正义，是否违背法律，是否践踏了人们的财富权，是否侮辱了市场规则；什么叫“超前”不“超前”？我花钱消费了就应当拥有相应的消费权，国家能够按照权利明晰原则办电信，包括向老百姓借钱或者集资、合股办电信，能办就办，不能办就不办，不存在超前不超前的问题。故意模糊、故意剥夺人们的权利，只存在正义与否的问题。“超前消费”是现代商业鼓励消费的一种促销方式，例如住房按揭、小轿车分期付款等等，那么国家“超前”办电信，凭什么借老百姓的钱不还哪怕是分期偿还呢？

中国电信奉行的完全是一套强盗逻辑！

1998年3月20日中国公民通过传媒公开质疑中国电信以来，提出了种种不仅限于电信改革的问题，而且仅江西丰城一地就有数以千计的电信消费者，欲上法庭（被法院冷处理）“讨说法”。 尽管各地例如同一事实的诉讼，法庭却给出了不同的裁决，有的胜诉了，有的败诉了，但完全可以说，中国电信在年底年初作出的改良，与公民们争权利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当然，政府的有关反应还是决定因素——权力部门就是不改，百姓又奈其何？

公民们提出的具体问题主要有：

1、电话初装费该不该收。公民的观点是不该收，哪怕是一分钱，只要是“初装费”，就不该收，至于安装入网调试等等的材料费、劳务费该不该收、该收的话又该收多少则另当别论。

2、月租费收了却不给免打该不该？公民们的观点是不应该，因为不通话也得缴通话费，是利用权力强行收费。

3、手机双向收费该不该。公民的观点是不该，应该实行单向收费。

4、通话费应该按秒计收。公民们认为应该向制度先进、文明的社会学习。

其他尚有质疑10数种。

公民的质疑关涉的实质有：⑴产权该不该明晰；⑵垄断暴利该不该还民与终止；⑶非法所得该不该依照宪法、民法、价格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清偿。

面对公民的质疑，主要是权力部门的喉舌《人民邮电报》作过一次集中的辩解。遗憾的是，它的辩解要么是搬用命令经济时代的话语，要么是狡辩（如所谓线路信道的唯一性之类），要么是撒谎（如美国也收初装费、中国电话收费的综合费用比发达国家低几倍等等）。而理应尊重民意、乐于与人民对话的信息产业部官员，则始终不肯对人民的舆论监督作出反馈，这使得社会上下各界十分不满，结果使得部分人大代表不得不提出有关议案；一些作者用了“死猪不怕开水烫”之类的过激却未必无理的比喻。未必无理的法律解释是：电信乱收费违反了宪法、侵犯了人权——公民的合法财富权。（参见《中国妇女报》、《法制日报》等评论）

ＹＳ论坛

 

11月7日是苏联的冥诞。从前每到这一天中国人都要看电影《列宁在十月》。从前的从前还有《保卫查里津》。今年11月前后，中国各地也放映了一部关于“十月革命节”和苏联的影片，所不同的是这次是由中国人拍的。它的片名叫《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教训》。

这部内部影片共8集，题目分别是“苏共兴衰的历史轨迹”、“苏共的基本理论及指导方针”、“苏共的意识形态”、“苏共的党风”、“苏共的特权阶层”、“苏共的组织路线”、“苏共的领导集团”、“苏共对西方世界西化、分化战略的应对”。不难看出，中共是希望通过这部片子揭示苏共亡党的原因，警示全党不要重蹈覆辙。

兔死狐悲的無奈哀號

不可否认，影片真实地展现了导致苏共垮台的许多因素，诸如“思想僵化”、“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卖官鬻爵”、“党政机构重叠”等等。但是影片不敢指出，或说故意隐瞒了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那就是历史宣判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破产，实践推翻了无产阶级专政，生活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抛弃了专制腐败的共产党。

片中有一段解说词：“ 一个有着将近2000万党员的大党，就这样在执政74年之后丢掉了执政地位，整个党也随之溃散。迄今为止，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的历史档案中，人们都没有发现在敌对势力取缔共产党时遇到来自党的各级组织进行抵抗的记载，没有发现苏共党员们有组织地集合起来为保卫自己的区委、市委或州委而举行任何大规模抗议活动的记载，也没有发现人民群众为支持、声援苏共而采取任何有组织行动的记载。”多么无奈的哀号！兔死狐悲之情难以掩饰。

可惜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中共没有真正的反思。他们反而把苏联的“变天”归咎于党内出了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这样的改革派，归咎于他们提出的“全民党”、“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他们由此得出的“教训”竟然是，“‘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

中共大限將至還是冥頑不化

不带偏见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目前中共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和苏联解体前的状况非常相似。他们本应从苏共亡党的史实中吸取必要的教训，顺应历史潮流，改弦更张，脱胎换骨，以求新生，也许可以在未来的世界求得一席之地。但是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声称要更加握紧“斯大林这把刀子”，坚决反对以“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来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相抗衡”，绝不能“听任和放纵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猖狂进攻”，绝不“允许成立各种各样的非正式组织，……成立反对党、实行多党制”。古人言，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想到中共大限将至，还是如此冥顽不化，“其言”还是如此声嘶力竭。竖子不可教也，中共步老大哥后尘，“整个党溃散”也就为期不远了。

这部片子是胡锦涛的一部呕心沥血之作，被誉为比江泽民的《大决战》具有“更伟大的现实意义”。有少将军衔的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受命主导制作。此人因主张“不信邪，不怕鬼”“绝不能示弱”，而被学界称为“朱成虎式的人物”。也因此被胡委此重任。他领命亲任主笔，并调集中国社科院“苏共亡党与苏联解体”课题组、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会、吉林省出版集团全力参与，由解放军艺术学院电视艺术中心承制。日前中纪委下令全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必须观看，每人必须写出观后感，交上级党组织审查。

一部電影救不了中共

目前这部片子还不允许社会公众观看。其原因不言自明。今日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比垮台前的苏联更加尖锐百倍。片中提到“特权阶层的子女，仅凭借父辈们的特权地位轻易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后再进入最优越的部门，并很快走上显贵的权力岗位。”请查一查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和所有书记、部长们的子女吧。片中提及苏联的最大一笔腐败案涉及100万美元，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令贪官因被“同行”叽为无能而羞愧脸红。片中提到了苏联的社会不公，但是它没说苏联是不是用过装甲车和机关枪把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驱赶走，是不是用过黑社会组织强拆民宅，是不是把公园里做健身运动的老人抓进监狱，是不是把红场上呼喊口号的学生用坦克碾成肉酱……公映这部片子也许真的会成为中共亡党的催魂曲。

“亡党亡国”之说，具明显的中国特色，从毛泽东吵到邓小平，从江泽民吵到胡锦涛。美国从乔治•华盛顿以降，历经43任总统，没有一位担心“亡党亡国”，他们的国家却日益强大。在没有外敌入侵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共时时刻刻感到要“亡党亡国”呢？说穿了，就是因为中共的政权是非法的，他们的制度是违背人性的，他们的统治是与人民为敌的，他们的利益是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尖锐对立的。积累多年的罪恶使他们无法摆脱被清算的恐惧，死亡的梦魇挥之不去。他们就像坐在火山上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苏共那样的灭顶之灾。中共如不翻然悔悟，必亡无疑。不过党亡，绝非国亡。恰恰相反，共产党的灭亡将使中国摆脱苦难的深渊而走向光明的未来。

一部电影救不了中共。各地传来消息，那些看过这部电影的官员们，有的感到末日将至，加紧敛财，安排后路；有的则说“吵了40年，党也没亡，国也没亡”，找秘书写个“心得”交差了事。“亡党亡国”的警讯成了“烽火戏诸侯”。不过这次恐怕“西戎”真的要来了。想看褒姒娘娘的艳笑吗？这怕是最后一次了。

 

中国总理温家宝11月13日与文学艺术家谈心，11次呼吁思想解放，9次强调自由，语重心长。改革开放快30年了，政府领导人如此尖锐提出思想解放与自由问题，不可能是偶然的感慨，而是抓到了中国社会继续发展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抓到了拖延已久时至今日已无法回避的问题。过时的观念习非成是、根深蒂固，实现思想解放绝非易事。愚意以为其中有三个不可忽视的关键。

（一）在制度与观念互动中解放思想。

30年来，告别文革，改革开放，中国走出了死胡同，成绩斐然。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简单得很：基本上恢复了经济自由。解散人民公社，结束只有共产党各级书记会种田的历史，中国人不再挨饿，粮票、布票成了历史陈迹。从一大二公的农业集体化到分田到户承认个体耕种的优越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罕见的思想大辩论、大解放，成为制度大变革的开端。

在城市，伴随姓资姓社的激烈辩论，实现了思想大解放和制度大变革。打破政府对城市各行各业的垄断，有了贸易自由，各种购物券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制造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摆满海内外的货架和地摊。

不过，我们赚的基本上是苦力钱。对数以亿计的民工说来，8小时工作、双休日，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路在哪里？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自由，把制度改革进行到底！

中国的发展要上一个新台阶。中国这样的大国更应该在各行各业中都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企业家，包括大银行家和可与（新闻集团）默多克争高低的传媒巨头。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可是，珠三角、温州等地的企业家们冀图办银行，花了几年时间，仍然“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遑论其他！行政垄断把中国企业家的手脚捆起来了。把自由还给他们，他们就会大展身手，把中国的发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扩大自由，前提是思想解放，落实则体现在制度上。如果制度改革不跟进，思想解放的成果无法巩固。总结30年来的经验，两者是互动的。市场经济制度确立后，公民的权利意识空前高涨就是明证。

必须澄清两个糊涂观念：

一是扩大自由就会乱。一切按上级指示办事，不准乱说乱动，自然鸦雀无声，天下太平！可是，人民只能在动物生存线上挣扎，生计无着，甚至沦为饿殍，屡见不鲜。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禁锢解除，负面因素如影随身。可是，整个社会生机勃勃，人民显露希望的微笑；只要法治成为习惯，国家就会有序发展，何乱之有！

二是有人以为自由所以没有在中国生根，原因在于没有跟传统结合起来。19世纪下半叶以来，启蒙先驱们为了减少引进现代观念的阻力，鼓吹西学中源说，煞有介事论证从个人自由到议会制度及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古代中国固有的，学西方不过是“礼失求诸野”。

他们用心良苦，在梁启超笔下这是“以复古为解放”，有点西方文艺复兴的味道了。可是，这既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不过是“为俗人说法”的权宜之计；也掩盖了路径选择错误的惨痛教训。时至21世纪，再穿上宽袍大袖的古装上场，未免低估了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和外来制度的承受力。

总结历史经验，思想解放的最好方式，是围绕具体的制度改革而开展不同观念的交锋。从要不要解散人民公社到澄清姓资姓社之争的无聊，就是观念变革与制度前进的光辉历程。

（二）端正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

要摆脱世界苦力的尴尬地位，就要提高公民的文化、科学、技术素质，培育人力资本，让杰出的创新人才源源不断涌现。正如温总理说的：“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社会发展的源泉和动力。创新与思想解放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

要实现这些要求，关键也在扩大自由。可是，钱学森喟叹：中国“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温总理大惑不解：“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那些现任和卸任的大学校长和教育官员们，在总理面前说得头头是道，但多半是皮毛之见。从新闻报道看，没有一个人敢于触及要害，没有一个人说清楚大师、巨人成长的障碍在哪里！

应该毫不含糊地说，症结所在是我们的教育指导思想有偏差，以学术自由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没有建立起来。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着意培养乖孩子！整齐，划一，听话，乖乖地学好功课；这就是教育官员和教师心目中的好学生。这样的乖孩子能在各个领域冲破陈规陋习，在世界舞台上领一代风骚吗？

更令人痛心的是：自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竟自觉不自觉沿用革命干部学校的模式去办现代大学！从中学到大学，千篇一律的政治课听得人们昏昏欲睡。学生的管理是半军事化的。这样的管理领导得心应手，教师、学生乖如绵羊，叱咤风云的豪杰却难于破茧而出。转系、转学比登天还难；校际、国际交流关山阻隔；没有真正合乎要求的通识教育；没有不同学术背景的知识交流和冲撞的环境；选课的自由度很小。举目是培养技术员和小公务员的训练班景象，难得一见现代大学气象万千的恢宏气派！说到底，这是失去现代大学的灵魂——学术自由的恶果。

中国政府不是打算不惜重金，不分国别、肤色从全世界引进杰出的一流人才吗？首先应该在全世界招聘杰出的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顾问，推动中国教育改革，方有可能在本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引领潮流的杰士、大师。

礼聘大师入校，实实在在在学校工作多年，当然可以推动某一学科水平提高，甚至取得一些重大成果。可是，如果不以制度变革为基础，这些“客卿”只是浮萍和花朵，最终是人去楼空。

为什么不敢变？原因之一是怕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自由与资产阶级联系起来，又对又不对。资本主义兴起，确实把人类的自由度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这是应该继承发展的人类文明的重大成果。要是反其道行之，把自由说成是资产阶级独有的品格，那是对人类文明的亵渎，远离马克思主义不止十万八千里！

为什么西南联大在抗日战争的困苦日子里，能够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那里有学术自由！梅贻琦校长和教授们以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和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顶住国民政府的压力，坚持现代大学的通例：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

温总理说得好：“一切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发明、新的创造，它的产生、发展和完善，都需要思想解放作为必要条件。”铁的事实是：不是知识阶层和普通民众不想解放思想，而是缺少有力的制度保障，不敢解放思想。如果不健忘的话，今年是提出双百方针50周年。众所周知，这个方针没有真正落实。主要原因是提出这个方针的时候，不但没有站在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现代公民不容侵犯的宪法权利的高度，而且设定这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敌人”是没份的；但所谓“敌人”没有法律界定、不由法院判定，实际是由大小单位的领导确定的。接踵而至的反右派，11%的知识分子被戴上帽子（毛泽东说过，当时有500万高中以上毕业的“知识分子”。其中55万当了右派）；跟着是发动学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只要得罪了本单位的领导人，很容易堕入“敌我矛盾”的深渊。如此肆意侵犯学术和思想自由，践踏人身自由，祸从天降，迫使人们不能不明哲保身。

对症下药，应该把教育干部懂得这些现代社会的常识或宪法权利放在第一位。爱好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嘴巴的功能是吃饭和说话。只要高悬在头上的利剑撤走，没有外来威胁，思想解放自然水到渠成。

为此应该让我们的官员牢记温总理所说的四条重要意见：

一、记住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为此，必须发展民主与法制，实现公平与正义，保障人权与自由。”

二、提高对中国命运的责任感，牢记：“ 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让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更为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中，探索自然界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最终要靠实践的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三、转变观念，“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理念”（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的话），懂得“实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保障学术自由和创作自由，鼓励解放思想，提倡兼收并蓄，尊重客观规律，为文学艺术家探索真理、勇于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和学术土壤。”

四、懂得学术和艺术发展的规律：“判断学术上的是非得失和艺术的优劣高下，都不能靠行政命令”。

破旧立新，不容易！但是，成熟了的历史要求，一定会实现；压制，阻挡，徒然拖延时间，增加改革成本。“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暄，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这就是历史！

 

最近惹得大陆媒体烽火四起的事件，是弃龙与挺龙之争。争论的起因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领导的重新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品牌课题组发现，由于“龙”的英文名字“Dragon”指喷火食人的巨兽，象征邪恶，为改变外界对“龙”的负面观感，课题组策划抛弃龙图腾，塑造新的国家形象标志，且很有可能将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用。消息传出，网上一片沸腾，吴书记一方虽然也有些个学界的哥儿们帮忙吆喝，怎奈敌方势众气壮，在滂沱的唾液中差不多沦落成了过街的小鼠。

其实西方对于“Dragon”一词具有不愉快联想，早不是什么新发现。英国的著名史诗《贝奥武甫》（Beowulf）里头，大英雄贝奥武甫就跟巨龙有过一场血拼。德国民间史诗《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飞（Siegfried）也曾铸剑杀死化身巨龙的法夫纳。据传说，跟龙有过遭遇的还有基督教圣徒圣乔治(St. George) 、圣米迦勒（St. Michael）、亚瑟王传奇中的骑士特里斯坦 (Tristan )和大法师梅林 ( Merlin)等等。然而中国之龙与西方之Dragon本不是同一事物，两词对译无非是勉为其难之举，学者们很少计较到如此操作会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想入非非地要替祖宗换换图腾，更是闻所未闻。

究其本义，图腾（totem）不过是原始先民们不过是为自己壮胆的精神慰籍之物。既然要靠这种东西战天斗地，吓退异族，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可以拿来做图腾的多是些狼虫虎豹这类凶神恶煞的东西，或是山魈水魅，树精藤怪这类神秘兮兮的玩意。花蝴蝶、金翅雀这样的小可爱很少成为某个民族或部族的图腾，即使有，那也是经过了崇拜者的思想投射，被赋予了某种超越现实的神性。由此而论，要在有籍可考的现存图腾中挑出个八面玲珑，瑕疵皆无，人见人爱的主儿绝非易事。那么，世界上这么多的民族和部族都顶着个不那么完美的图腾，怎么没看见人家的教授们着急上火，倒让中国学者们又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世界前列？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很简单。在西方发达的文明国家，多元文化，宗教宽容之类的概念早已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准则，而沉积为普通民众的行为规范。每逢重大节庆，华人聚居的地方耍狮舞龙，闹得天昏地黑，从不用担心会吓跑西方看客，也没听说有谁曾经引经据典，历数龙在西方之恶，试图制止华人玩这些花样的。

发一番这样的议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大陆骚动着民族主义情绪的“挺龙派”的观点。吴书记带领的课题组至少有一点儿认识并没有错——中国的国家形象品牌需要改善。但是论到中国的国家形象具体哪一点儿需要改变，吴书记们却顾左右而言它，有胆掘祖坟，无胆说实话，把八杆子搭不到边儿的龙牵出来为可怜的中国形象顶缸。

用最简单的话说，所谓国家形象无非是指该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诸方面的总体状况和公众对于这些状况的总体认识和评价。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说，共产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都绝非龙的负面影响所能比拟。中国至今依然奉行着臭名昭著的共产主义制度，政治理想上（如果还有理想的话）和北韩、古巴这样的破落户酱在一起。一党专制，大权独揽，敌视普世价值，肆意剥夺人权。唯我独尊，无法无天，以阴谋与暴力消灭异己。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里，自由度常年徘徊在榜末。经济方面，不久前还是饥馑遍地，把千百万国民生生饿死，最近虽然经济有所发展，但贪腐横行，贫富差异巨大，经济运行成本惊人。社会生活方面，法制形同虚设，民众道德沦丧，社会保障体系只为官人和阔人服务，普通民众生老病死，形同蝼蚁。文化方面，教育水平低下，学术造假严重，文艺作品只为小脑和下半身服务，传统文化遭到党文化肆意强奸，繁衍出种种骇人的怪胎。地理方面，徒有广阔的国土面积，但由于缺乏发展的眼光，处处童山污水，资源耗尽，生存环境恶化到极点。外交方面，无视国际准则，敌视文明社会，与无赖国家勾肩搭背，沆瀣一气，成为许多独裁者的金主和靠山。共产党独裁统治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破坏用罄竹难书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如果说龙的“罪孽”可以由吴书记的课题组数落得清清白白，中共的“罪孽”至少需要一千个具有同等“智慧”的课题组才能言其万一吧。

不过，一般国外民众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也难得会像百科全书那样面面俱到。他们的印象大多来自于感性资料。比如，美国的老外看到的九死一生逃离中国的福建计划生育难民和拎着成箱的美钞购买豪宅的大陆客，澳洲的老外看到的高干子弟们一掷千金，宝马香车的排场，荷兰的老外看到的一下飞机便直奔红灯区和赌场的中共高官，英国的老外看到的被活活闷死在集装箱里却又被朱总理斥为“丢人”的中国偷渡客……。当然现在资讯发达，并不是非得亲眼看见才能获取信息。只需鼠标轻叩，便可以了解到在东方那个高叫着“崛起”的虚幻大国总统是指定的，军队是党有的，土地是国有的，媒体是撒谎的，多生孩子是要剖腹的，上了国外网站是要坐牢的……这当儿，那些形形色色的老外们，除非神经有毛病，才会把中国如此不堪的形象怪罪到中国的龙身上。

其实，有条件的读者也不妨亲自做个试验。把dragon（龙）, communist（共产党人）, Mao（毛）, Maoist（毛分子）这几个词写给哪个方便的老外看，问问他们读到这些词语的最直接感受，是龙还是后者更可憎可厌可恶可怖。

中国民间有龙虎斗一说，且不管这一虚一实的两样东西是如何斗起来的，若是让中国人自己做个比较，虎之狠毒想必为龙所不及。子曰：苛政猛于虎。就是放开老外不论，请孔子来评价中国今天的形象，也断不会放过比虎还恶的苛政，反而跟龙过不去吧。

话又说回来，这些教授大人们的所谓“科研”其实也认真不得。离开了思想独立与学术自由，人文学科的某些研究不过是带了点儿学术姿势的沽名渔利的小动作。但是钓来了经费，总还要发出些声响，要么低声下气地诠释、演绎伟光正何以且伟且光且正，要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地唠半天空嗑。吴书记带领的课题组没有一味地去歌功颂德，该不算太失名节，但是把专制独裁的可怖——很难相信这些比一般民众更了解西方社会的教授们不知道这一点——绕弯子扯到龙身上，即便民众不去计较，被生生拉去当替罪羊的龙——存在的可能性绝对不会比共产主义空想更低——也不会轻饶吧。

 

中非论坛期间我” 回避 “到故乡待了近一周。村里新修了柏油路，两公里不拐弯直通106国道，小村子一下子跟活了似的。每天各种叫卖声不断，比先前不知多了多少倍。农业税免了，乡亲们感到轻松很多。想起过去每年交公粮，跟打淮海战役一般，是不忍回首的噩梦。那么我问他们现在最大的心事、心病是什么？先后有几位乡亲不约而同地告诉我是火葬和计划生育。计划生育属于老话题，新问题是现在村民不愿生孩子，基层干部怂恿他们生，然后好罚款创收。这个不多说。今天细只谈火葬的问题。

火葬怎么会成为乡亲们的心事、心病呢？我的故乡是河南省杞县宗店乡焦庄。这里位于中原腹地，自有三皇五帝以来就没有实行过其他埋葬方式，几千年来一直是入土为安的土葬。现在政府提倡火葬，乡亲们接受不了。按道理说，既然是提倡，就有选择的自由，可是实际上可选择的空间很小。一方面不想火葬，一方面不火葬又不行，矛盾，怎么办呢？基层干部与乡民之间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也可以说出现了一些新的殡葬方式，实际上也是一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方式之一是” 偷着埋 “。家里老人死了，也不发丧，也不哭灵，偷偷摸摸、人不知鬼不觉当天夜里抬出去就埋了。据乡亲说，近两年我们村死的人几乎全都是这么埋的。与 ” 偷着埋” 并行的还有一种 ” 拿钱埋” 。家里老人死了，给村干部一些钱之后，就可以像过去一样操办，发丧，举殡，笛子喇叭吹着，一整套办丧事的程序。具体需要给干部多少钱？这笔钱究竟算什么名堂的费用？是哪一级政府让收取的？就此问题我曾访问在我们县委工作的朋友。他们说县里知道这个现象，但是这笔费用不是县里让收的，县里也没有提成，更不是市里、省里让收的，是乡、村两级加收的。那么这笔费用该不该收？如果该，算什么名堂的费用？如果不该，县里为什么不制止呢？我的朋友说他们回答不了这些问题。

据乡亲们说，除了” 偷着埋 “、 ” 拿钱埋” 之外，还有一种埋法，叫” 光棍埋” 。光棍在我乡有” 特殊” 的意思。说谁谁光棍，意思是那人很特殊，有特权。儿女、女婿等等有权有势的，家里老人死了，就无须偷着埋，也无须拿钱埋，光明正大一如既往大操大办，有的甚至一些地方大员都来吊丧。既无须偷着，也不用拿钱，这叫 “光棍埋 ” 。这三种埋法满足了所有乡民的需要，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各取所需，都可以把自己的老人埋了。因而在乡村火葬实际上成为一纸空文。

可是这三种新埋法各有弊端。过去我在家读书时的一位老师分析道：” 偷着埋” 伤风败俗。爹娘死了本是一件很伤心的事，就这么偷偷埋了，哭都不敢哭，比死一条猫狗都贱，情何以堪？慎终追远是我们的传统，也是人情、人性所在。像这种偷埋，哪还有一点慎终追远的影子？ “拿钱埋 ” 实际上变成乡村两级干部敛财的手段，是一种权力腐败。” 光棍埋” 是一种特权行为，乡亲们更是多有微词，流失的是政府的形象资源。

关于火葬本身，有乡亲提出质疑：说土葬污染土壤，污染水源，所以要火葬，可是几千年来土不还是那土，水还是那水吗？谁看见它污染了？我们只看见了造纸厂、化工厂的污染，没看见埋人的污染。另有乡亲说：说土葬浪费土地，可是一坟头之地一年的出产不会超过五块钱，城市人买一块墓地得多少钱？我们为我们死去的爹娘一年 “破费 ” 五块钱怎么就算浪费呢？即便是浪费，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愿意’ 浪费’ ！何况我们在坟头周围种树，种南瓜葫芦的，那土地并没浪费呀！

有些情绪激烈的乡亲则说：什么浪费土地呀，什么污染环境呀，火葬污染和伤害了我们的心他们知道吗？农民的喜怒哀乐也是喜怒哀乐，农民的感情也是感情，也应该当回事。他们应该学会重视农民的感情，听听农民的心声。乡亲们怨气挺大，看来河南省人大应该为火葬政策和火葬政策的执行情况举行一个听证会。

2006年11月15日 北京
──《观察》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