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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辛亥革命的意义

1911年的辛亥革命造就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政治变迁，那就是：中国从此永久性地告别了传统帝制，“皇帝”的尊号被一劳永逸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此后昙花一现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不过是两场可笑又可气的政治滑稽剧。若干年之后，那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伟大领袖”，也曾处心积虑地要从垃圾堆里重新找回那顶蒙尘已久、腐恶污秽的皇冠，他不惜发动文革内乱、毁坏党国体制，其不可告人的真实目的便是要将一党专制的党国体制置换为毛氏王朝家天下。然而，尽管暴虐不下秦始皇、阴毒不让朱元璋，他却也终究时运不济、无力回天，只能徒然地从万岁声里遥想秦皇洪武、在性放纵中意淫三宫六院。

有鉴于举世无匹的中国君主专制之悠久漫长、皇权体系之博大精深，我们不难意识到，那场切断帝制命脉的辛亥革命乃是一次推倒重来、另起炉灶的政治和历史大断裂。由于身为“鞑虏”的满族皇帝无法满足革命者的民族主义要求，中国只得义无反顾地选择民主共和体制。若以事后诸葛亮的眼光来看，当年的维新派、保皇派倒并不一定就比革命派、民主派更加“落后”或更加“反动”，可以合理地猜想，若当年立宪君主制能够成为事实，则此后颠覆“北洋政府”和颠覆南京政府的一连串血肉横飞的革命或可避免，革命领袖们骚动不息的打天下坐江山的豪情壮志也或可消弥。如果历史允许选择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英式的虚君共和显然是要比俄式的党国专政更加开明、更加和谐、也更为可取。然而，在那个辛亥年，中国似乎已别无选择，那曾经巍然屹立了几千年的帝制大厦忽然坍塌，腐朽没落的大清朝廷土崩瓦解，中国还来不及发育公民社会、来不及进行自治锻炼、来不及深化民主启蒙，而几乎就在一夜之间，这个“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老大帝国就不得不立即改换门庭，我们的先辈必须匆匆忙忙地从头创建一种没有皇帝的新型政体。

然而，辛亥革命终归是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革命之后的几度共和全都虚有其表，那些不敢称帝的党魁、那些不叫朝廷的中央，一个接一个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专制政治总是阴魂不散，不是借革命之尸以还魂，就是附党国之体以显灵。1911年以来，中国政治的实质形态仍然一如旧贯、了无新意，掌权者们纷纷承接起隔代遗传的专制基因，这个亚洲的第一个所谓“共和国”从此滑入了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变态帝制”之中，至今仍不能自拔。

孙中山临终前说，“革命尚未成功”，诚哉斯言！我们有理由认为，自1911年迄今，中国仍一直处于一场未完成的政治震荡之中。真帝制换了假共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此左冲右突，至今远未定型。这正是我们今天关注中国政治转型问题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实验实在是乏善可陈，但好在今天的人们也不是从零开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血与火的教训可供吸取。

2、中国的政治合法性问题

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政治合法性应该来源于“天意”与“民心”，君主必须“以德配天”、“保民而王”。在先秦时期，“民心”与“天意”大概还是二位一体的，《尚书》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而董仲舒以后，神圣的“天意”却越来越儿戏化，诸如祥云异彩、天降符瑞、儿歌民谣、陨石地震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往往就成了“天意”的传声筒。更可气的是，皇上的母亲动不动就要与神鸟怪兽交配，中国的政治神学竟然退化到如此不堪！至于“民心”，则似乎一向就散漫无边、毫无测度，人们更喜欢荀况那句“载舟覆舟”的假语虚言，而孟夫子“国人皆曰、然后察之”的建设性意见却大受排斥，从来未见付诸实践的制度化尝试。——对于古往今来的中国统治者来说，只要那艘满载私欲的权力之舟尚未倾覆，就不妨闭上眼睛以“天命所归”、“民心所向”去自欺欺人，哪里用得着“国人皆曰”那么麻烦。

其实，除了极少数的糊涂蛋以外，统治者与人民大都心照不宣，都知道所谓“天意”与“民心”是并不管用的（不可全不信、但更不可全信），它们不过是装饰在沾满血污的皇冠上的两颗廉价的膺品宝石。在中国，自古以来，关于统治合法性的真实规则只有两条：第一条规则叫做“打下来的江山”，第二条规则叫做“祖宗的江山”，即乱时武力夺权，治时世袭罔替，除此之外别无“第三条道路”。至于所谓“禅让”，据说曾风行于神话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但所有有文字记载的真实的“禅让”都不具有规则意义，如汉禅魏、魏禅晋或溥仪禅位袁世凯，那纯粹是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恶作剧——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无情羞辱和嘲弄，是丢失掉“祖宗江山”的人被迫给“打下江山”的人盖橡皮图章的确认仪式；李渊禅位李世民分明是政变，乾隆禅让嘉庆则十足是作秀，背后起实质作用的还是那两大法则。我们可以认为，“禅让”从来就不是具有合法性涵义的程序规则，这一装模作样的古老仪式至少与全国人大的选举表决程序具有同样的虚伪。而象雅典人、罗马人那样以公民大会投票，或者象威尼斯人那样以议事会抽签的方式确定最高统治者，这在古代的中国人看来大概纯属于“礼乐不兴、文教未明”的幼稚与荒谬，那样获得的权力居然也能被认可，这对中国人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

辛亥革命一举消灭了世袭君主制，使得“祖宗的江山”失去合法效力，但民主制度却没有同步建立。那么，中国的政治合法性便从此失衡——成王败寇的规则异常凸显，而权位的和平交接却丧失了一致公认的法则。于是，我们见到，1949年以前的政治演变是以鲜血投票、拿子弹选举，军阀“北洋政府”、蒋介石国民党、毛泽东共产党相继戎装亮相，一场接一场的“革命”均与宪政民主无关，倒是与刘邦项羽、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的改朝换代大混战毫无二致，最终，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获得了“打下来的江山”。1949年以后，“接班人危机”便如约而至，“伟大领袖”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焦虑：既无从公开合法地建立传女传妻或传侄的世袭规则，又不情愿将权力移交给其他的党人，更不打算破釜沉舟引入民主宪政，因此，围绕刘少奇、林彪、江青、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权力继承人的夺嫡斗争便成为这一时期中共高层政治的核心因素，无规则的权力之争一直伴随着整个中共统治时期。

3、关于僭主政治

政治合法性规则的嬗变，使中国的新型专制政体无法以名正言顺的方式确立，尤其是无法以制度化的方式实施代际权力更迭，于是，做不了真流氓，就只能做伪君子。从西方古典政治学的视角，对中共政体最贴切的归类应该是“僭主政治”。所谓“僭主政治”，是指统治者事实上按照君主制的内在要求来行使权力、组织政府，但因为种种原因，它又不敢或不能获得君主的正当名份，或虽有自封的君主之名却无法获得对其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普遍承认。1949年以来的中共政体完全符合这一特征。首先，它不是“共和国”，它甚至极端地敌视真正的共和原则；其次，它又不是循规蹈矩有章有法的真正的君主制，它声称自己是辛亥革命的正宗传人，是最最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其三，它的最高领袖象皇帝一般行事，所掌握的实际权力比历代君主不遑多让，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制是君主制的“邪恶变体”，它以追求局部的特殊利益为目的，因而是一种不正当的统治类型。1813年，自由主义思想家邦雅曼•贡斯当对法国大革命之后以拿破仑为代表的僭主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僭主政治既不能给人们提供君主制的好处，也不能提供共和国的好处”、“僭主政治需要的背叛、暴力和背信弃义竟是如此之多！僭主当然会乞灵于原则，但只是为了践踏它们；当然会签订契约，但只是为了撕毁它们；他会骗得一些人的忠诚，从另一些人的软弱中捞取便宜，他要唤醒蛰伏的贪欲，鼓励隐藏的不义和担惊受怕的腐败；简言之，他好象一定要把所有的罪恶激情放进一间暖房，那样它们就可以尽快地成熟，获得更大的丰收”、“人们指责过很多国王不理朝政，愿上帝把不理朝政还给我们，我们宁肯不要一个僭主的勤奋！”在贡斯当看来，僭主政治显然要比绝对君主制更加令人厌恶，他坦言，如果要从僭主政治与稳定的世袭君主制之间做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僭主与君主最大的不同在于君主的权位得自于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即使是一个天资平庸的君主，他也无需额外的粉饰与包装，因为他和他的臣民很清楚，他就是君主，而僭主则不然，为了让他的臣民服从他来路不明的权威，为了证明他配得上享有等同于君主的资格，他就不得不无休无止地运用超乎寻常的暴力和连篇累牍的谎言，把无情的杀戮和丑陋的伪善当成日常政治中的家常便饭。僭主永远感觉不到权位的安全，因此他绝不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全，僭主永远对未来充满恐惧，因此他的统治必然让国家和人民也充满恐惧。1949年之后的中共政体，正是这样一副僭政图景。

僭政是国家与人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僭主个人的不幸。苏格拉底的高足色诺芬在《希耶罗或僭政》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僭主希耶罗的政治困惑与人生困境：僭主不敢到人多的地方，因为怕不安全，不敢轻易远行，因为怕被人篡权，虽然享用山珍海味，却达不到平民享用普通饮食时的快乐，虽然可以和最美的女人做爱，却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而“最悲惨的地方”，则是僭主甚至无法放弃他的权力回归平民的生活，因为他曾经为捍卫僭政而多行不义，一旦失权必遭清算，希耶罗无奈地说：“一个僭主怎么能充分地补偿那些被他剥夺金钱的人们，补偿被他大兴牢狱所带来的苦难，尤其是补偿被他夺走的生命呢？……，如果吊死自己对什么人有益的话，我个人觉得这是最有利于僭主的。”在这篇传世经典的最后几段，色诺芬借诗人西德蒙尼之口训戒希耶罗要做一个仁慈的好僭主，但他的教诲似乎并不足以为天下的僭主指明一条政治与人生的光明大道。

4、中共僭政的前景

僭主政治不是常态政治，它只是一种过渡形态，它的前景是：或者从第二代起演变为真正的世袭君主制，或者经过渐进或激进的政治转型而转变为贵族共和制或民主共和制。那么，中共一党制之下的僭主政治将走向何方？

文革的失败意味着毛泽东帝制自为之梦的彻底破灭。可以肯定的是，以血缘和婚姻为准绳的世袭规则在中国已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最高统治者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准世袭制”的方式来维系“祖宗的江山”，这种“准世袭制”相当于古罗马的“义子继承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禹禅让就是义子继承，比如舜是尧的双料女婿兼养子），毛泽东三易接班人，最后指定了华国锋（毛泽东的真实用意应该是希望由华国锋过渡到江青和毛远新——如台湾两蒋之间由一个平庸的严总统做临时过渡一样，以此最终实现他毕生未能完成的家天下之“体制定型”，他那份“你办事，我放心”的传位诏书的后一句是“有问题，找江青”，但华国锋拒绝执行“太后听政”的安排，发动宫廷政变拘禁了江青），而以逼宫方式篡位上台的邓小平也三易储君，最后，他不仅指定了继位的义子，还霸道地指定了隔代继位的皇太义孙。

在江胡实现和平交接之后，拍马屁的官方媒体据此认为中国的“现代禅让制度”已经体制化且趋于成熟稳定，亦即“接班人危机”已不复存在，但此论言之过早。义子继承的可行性完全取决于前任僭主的“超凡魅力”，毛是“打江山”的红朝太祖，邓既有“打江山”之荣，更有朝代中兴、体制再造之大功，这是毛邓拥有义子指定权的基础条件，而此后的僭主已不能分享“打江山”的光荣，亦无从在日常政治中树立起个人的“超凡魅力”，要保住自己在任内不被权位觊觎者篡夺已属不易，义子指定权必将不保。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确信，义子继承式的中共僭政其实已经终结，中共“第五代”将不得不以新的方式产生，中共政体在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将再次遭遇瓶颈。可以推断，如果没有来自于体制外的强大外力，中共僭政最可能的惯性走向将是某种形式的“贵族政治”，这意味着：一方面，个人的独断权威会明显趋于弱化，小圈子内部的民主会明显趋于强化，另一方面，中共核心官僚层会更加趋于“贵族化”，由此，便形成一个基本上是封闭的、世袭的、拥有特权地位和巨额财富的政治小圈子（“太子党”、“高干一族”便是一个已具雏形的贵族政治模型）。而欲推动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体制，则必须既要削弱中共的僭政，又要防止和瓦解中共官僚阶层的贵族化。

 

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百年现代化过程，由于无法摆脱民族主义恶魔的纠缠，往往陷于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如果说，一百五十多年前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遭遇了“千年未有大变局”，那么，一百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变革在屡次错过机会之后，也在经过了令人痛心和焦虑的曲折反复之后，赶上了“千年之未有的大机遇。”因为，直到1949年中共掌权的百年间，中国的变革所处的内外环境皆无法为我们提供明晰的方向：先是列强的炮舰政策使中国连连受辱，让国人看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于是，国人选择了办洋务的“器物救国”；继而是“甲午之战”的溃败，先进铁甲舰武装起的北洋水师不足以救国，让国人省悟到制度的弊端，于是走上“立宪救国”之路；最后是“辛亥革命”后的乱相及其袁世凯的尊孔称帝，促使国人开始超越“器物”和“制度”的层次，而深入到对文化病根的反思，儒教作为帝制意识形态的吃人本质才是误国之源，遂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与民主”，也就是打到孔家店的“文化救国”。

由“器具不如人”到“制度不如人”再到“文化不如人”，国人对自身弊端的反省确实在一步步深入。然而，支配着这种反省的深层意识，不是“人的解放”和“民的富足”，而是丧权辱国的国耻意识，一切改革均被限制在狭隘民族主义的目标之内，富国强兵的国家主义代替了人的解放的自由主义。正如经历过“五四运动”的知识人所体验的那样：除了抵制日货、拒签和约、打倒卖国贼等爱国主义之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五四运动”还有其他意义。（参见：《邓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内部限量发行版P161-168）而正是这种以民族主义目标优先的救亡图强运动，使国人在学习西方的强国之路的实践屡屡受挫之时，苏俄的“十月革命”获得了成功，遂使国人在现代化模式的选择上出现了模仿对象的两级化。

中共执政五十年里，即便毛泽东时代强调所谓“解放全人类”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仍然是中共政权道义合法性的主要支柱之一。只不过，中共治下的爱国主义在每个时期有所不同，从毛泽东时代的自傲好战型到邓小平时代的务实防守型再到江泽民时代的自傲好战型的重新抬头，也没有摆脱自卑与自大之间的恶性循环。

（一）毛泽东时代的好战式爱国主义

9.11后，很多大陆人表现出了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好战、嗜血和不择手段，这种无人性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根子深植于毛泽东时代的战争叫嚣中。最近，有一篇贴在众多网站上的文章，看题目，似乎就是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社论：《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该文把美国称为“政治、军事、经济全面流氓化无赖化”的“真正的流氓无赖国家”，把美、英、日、以称为“真正的邪恶轴心”，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丢掉幻想，坚持斗争。埋葬美帝国主义独霸世界的狼子野心，阻止其对全人类的巨大灾难发生。”为此，中国应该重点联合穆斯林世界和俄罗斯，向美国霸权主动出击。针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怖战争，该文居然得出如此荒谬绝伦而又耸人听闻的结论：“伊斯兰亡，则中俄危，世界危。中亡俄必亡，俄亡中必亡。”因此，中俄要借助穆斯林的仇美情绪，不惜动用一切手段打击美国，本。拉登式恐怖袭击无疑是目前最有效的手段。从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上看，首选的同盟甚至不是传统共产集团内的兄弟国家（如朝鲜、古巴、越南），而是与美国为敌的伊斯兰国家（伊拉克、伊朗、巴勒斯坦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其恐怖主义，非但不是世界文明之敌，反而是中国基于战胜美国的需要而必须联合的首要盟友，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佳屏障。江泽民在9.11后访问伊朗和叙利亚就是正确的外交选择。

该文跟贴中的大部分网文也颇为凶狠，什么“要把台海变成彻底葬送台独分子的火海血海”，什么“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等等，这些网络言论颇能代表了新世纪大陆爱国主义的好战倾向。

当下中国社会对毛泽东的怀念，不只是身处两极分化最底层的弱势群体对铁饭碗及平均主义时代的怀恋，更是民族主义狂热中的爱国者们对敢于同时向两个超级大国说“不”的毛时代的怀恋。进入新世纪，“纸老虎”和“东风压倒西风”等毛语录重新泛滥，恍如回到了打杀声不绝于耳的毛时代。所以，谈论当下大陆的好战爱国主义，有必要溯源到毛时代的“天下心态”。

在中国的传统中，帝制时代的帝王们没有民族、国家等主权观念，而只有“天下意识”，即中国作为世界的中心怀抱着俯视天下的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之意识。在清末之前的漫长帝制时代，中国的发展基本是封闭的，没有遭遇过强有力的外来挑战，元、清的异族统治最终也被华夏所同化。所以，国人很少主动向外看，即便看见周边的外在世界，也从来没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而只有统领宇宙的“天下观念”。统治精英们相信：自己治理的不是一个边界明确的国家，而是包容一切疆土的“天下”，以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俯视周边国家。国人称自己是文明的“礼仪之邦”，而把其他国家及族裔贬为“蛮夷”；把自己作为万邦来朝的中心朝廷，而视其他国家为臣属。蛮夷诸小族与文明大汉族之间的关系，是下对上、边缘对中心的不平等之君臣关系，诸臣属“蛮夷”只有自下而上的“朝贡”义务，相应地，中心国也独享自上而下的“恩典”权威，而绝无平等的外交往来和利益交换。甚至在西方列强用现代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国人的天下心态仍然没有实质性改变。那时的满清贵族和士大夫阶层，很少用不带贬义的词汇称呼西方人，甚至真的认为洋人“其种半人而半兽”，或为“人鱼混体”、或为“人虫杂交”。保守的官员和愚昧的士绅为了维护天朝大国的虚荣，造出各种谬论和谣言来煽动民众的排外狂热，比如：那些为中国带来外辱和不平等条约的重大教案，大都来自士绅们制造的谣言，诸如，传教士食婴、挖心、挖眼、致幻、投毒、掘坟、诱奸妇女、拐骗孩童、私藏军火和教民为匪等等……直到甲午之战大败于被视为“弹丸之地”的日本，国人才不得不被迫收敛起君临天下的大国傲慢。但是，朝廷又利用“义和团”暴乱来宣泄对外仇恨和维护华夏中心的虚荣。直到今天，“洋鬼子”仍然是国人称呼非我族类的惯用词。

落伍挨打的百年耻辱并没有消除这种自我中心的民族傲慢，只不过暂时转化为另一极端——自卑自贱，而一旦自以为重新强大起来，自我中心和自恋自傲必然随之复活且膨胀。

中共在野期间，一直宣传中国革命的第一目标是“反帝”，其次才是“反封建”。中共在1949年掌权后，马上宣称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帝国主义”。毛泽东的反帝檄文《别了，司徒雷登》，成为中国告别半殖民统治的反美宣言。当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国人的民族主义便由懦弱自卑转向了盲目自傲。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武力入侵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而采取闭关锁国的愚民国策；另一方面是为了充当全球领袖和恢复天下帝国，而高喊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在这里，传统的天下心态全面复活，好战型爱国主义泛滥成灾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毛时代的好战型爱国主义的产生背景，1，在国共内战中，由苏联支持的中共打败了由美国支持的国民党，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和闭关锁国。2，世界两大制度的力量对还处于冷战均势，苏联和中国一起对抗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打成了平手（却被宣传成打败了美帝），在越南战场上打败了美国，战争胜利被无限夸大，导致了盲目自信、军事化经济及其大跃进。3，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和援助第三世界的国际主义，成为称霸世界野心的意识形态包装。4，随时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备战意识。

毛泽东本人的狂妄野心和主观臆断充分利用了这一切。毛迷信主观意志和枪杆子，掌权后一直陷于自己终将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的幻觉之中。故而，毛时代的经济建设，与其说是计划经济或赶超经济，不如说主要是服务于战争或战争准备的军事经济。从朝鲜战争开始，毛就把中国带入了战备经济的轨道，重工业优先、以钢为纲、放纵生育、三线计划和研制核武器等国策，皆是军事经济的产物。毛泽东在国力完全不具备的条件下，不顾人民死活而支持共产集团对美国的战争，发动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为了与前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霸主交椅，在反修防修的借口下，在人为制造的战争不可避免的紧张中，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还抛出第三世界论，对落后国家输出毛式革命，领导世界性的“农村包围城市”（落后的第三世界包围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鼓吹解放全人类的国际主义……这一切极富进攻性扩张性的好战言论和外交举动，说到底，只是在自我中心的天下心态之全面复活的纵容下，毛泽东想做全球帝王和人类救主之野心的极端膨胀。比如，毛泽东为了让苏联帮助发展核武器，使中国变成一个超级军事强国，全然不管大跃进饿死了4000万人左右，还要向苏联出口粮食。毛泽东之所以如此，完全是他本人称霸世界的野心使然。1958年8月19日，毛泽东曾得意地对一些省市领导人说：“未来我们将成立地球管理委员会，为全地球制定统一计划。”

毛泽东全凭手中的绝对权力贯彻个人意志，煽动起国人蔑视一切的狂妄。那时的毛泽东，真的具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权威；那时的国人，真的相信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美帝和苏修也不例外；也真的相信世界的未来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中国人民一定能解放全人类。在这些冠冕堂皇理由背后，却是野蛮而原始的天下心态、霸主野心、仇恨教育、敌人意识、斗争哲学和暴力崇拜（对枪杆子的迷信）。这种意识不但是毛泽东本人的信念，也是全中国的信仰，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普遍信仰，并在文革中达到高潮。

1949年后成长起来的所谓“红旗下一代”，从小接受的就是报仇雪恨、暴力崇拜、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灌输性教育，绝对相信毛泽东的信口雌黄。他们在红色爱国主义的鼓动下，陷于暴力革命的疯狂之中，而文革，正好为他们提供了践行暴力革命的舞台。在造反的红卫兵群体中，有人冲砸焚烧外国驻中国的使领馆，有人专门骚扰国际列车，还有狂热者不满足于国内的暴力造反，怀着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偷越边境，潜入越南、泰国、缅甸等国，投身于当地的毛式游击战争，甚至组成过“知青营”。

1966年9月1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在《打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一文中豪情万丈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红卫兵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死刑的执行者，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们将亲身参加埋葬美帝国主义的战斗”。1967年，由红卫兵集体创作（主创者中就有后来被称为蒙胧诗奠基者之一的食指）的叙事长诗《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风靡一时。这首诗所表现的那种横扫世界的英雄主义豪情和解放全人类的扩张野心，其疯狂程度已经达到了毫无常识的荒谬绝伦。该诗讲述了一个红卫兵战士怎样投身于“第三次世界大战”，怎样驰骋欧洲，又是怎样把毛泽东的旗子插在美苏两强的首都最具象征性的建筑物上——克里姆林宫和白宫。诗中描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中国英雄们，将饮马顿河和占领莫斯科，把五星红旗插在克里姆林宫的最高处；他们还将抽美洲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让五星红旗飘扬在白宫尖顶，如同解放军攻占南京一样。

很讽刺的是，最近有一部收视率颇高的描写贩毒的电视连续剧《黑冰》，剧中的最大毒枭，正是当年去缅甸献身于世界革命的老红卫兵。他已是中年，仍然穿着一身将校呢黄军装，戴毛泽东像章，对当年的造反岁月念念不忘（如同大多数不肯自省的老红卫兵一样）；他心狠手辣，满脑子阴暗的权力欲和统治世界的野心。他制毒贩毒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实现他年轻时的权力野心。当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无法达到这一目的时，他就与时俱进地利用邓、江时代的金钱手段来达到。换言之，当年的红卫兵变成今天的大毒枭，跨国革命变成了跨国犯罪，准确地表现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准确地勾画出国人的劣根性：统治天下的权力野心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

 

序言：

研究一个社会除了要看这个社会的人们做了什么之外，还应该看这个社会的人们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做。通过这一对比我们能够更好地看清社会的本质，挖掘出社会病态的深层根由。一般说来，导致人们应该做却没有去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无知，二是恐惧。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们主要是出于无知而犯错的话，那么在今天，无知的人虽然还不少，但大部分罪恶是由于人们知法犯法、知义而行不义造成的。因此，造成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集体失语、集体无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无知，而在恐惧。对一个社会恐惧心态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真切地认识该社会的普遍生存状态，从而有助于探讨解开社会困局的路径。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致国会的咨文中， 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尤其这“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提出，显现出罗斯福总统的睿智，而广为后人所称道。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在这个《宣言》的序言中确定“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

1975年4月，捷克异议人士哈维尔在《给胡萨克的公开信》中说到：“恐惧并不是当前社会结构中仅有的建筑材料。然而，它是主要的、基本的材料，没有它甚至没有表面的统一、纪律和一致，断言我们国家可以获得稳定局面的官方文件即基于此。”并且哈维尔先生通过大量事实阐述了：后期极权社会最高的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谎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既然无所不在的恐惧成为后极权社会运转的基本条件，那么追溯这种恐惧现象背后的根源，就成为解开后极权社会谜团的钥匙，并为最终结束后极权社会提供参考依据。

一、 恐惧笼罩下的生灵

关于什么是后极权社会，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的序言中曾经对此有过一个经典的概括：后极权社会“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

哈维尔曾经细致而深刻地描述过后极权社会那种无所不在的恐惧现象：“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因为恐惧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入团和参加不管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政治信誉的制度下，因为恐惧他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了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义务的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次被要求的事。因为恐惧拒绝的结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被推荐的候选人投票，并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前程的恐惧，他们不得不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至少保持沉默；是恐惧使得他们经历自我批评、赎罪、不光彩地填写一大串丢脸问题的令人羞辱的行为。恐惧或许有人会告发他们，将他们驱逐出现存社会，他们通常在私下里表达他们真实的想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使得劳动者以他们名义的所谓‘工作义务’，是那种恐惧忍受经济倒退、努力想改善自身和为了讨好权势者。实际上，同样的动机也隐藏在建立‘社会主义劳动突击队’的背后，存在于这种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主要功能是在给上级的合适的报告中被提及。恐惧导致人们出席各种官方的庆祝会、示威和游行。因为恐惧被从正在进行的工作中驱赶出来，许多科学家和艺术家效忠于他们事实上并不接受的观念，写他们不同意的或明知是虚假的东西，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参与他们认为是几无价值的工作，要不歪曲和删改他们自己的作品。在保存自己的努力中，许多人甚至报告恰恰是他们自己对被报告人做的那种事情。”哈维尔的描述经典地反映了后极权社会恐惧的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在后极权社会恐惧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深层动因。恐惧笼罩着每个人的心灵，左右着每个人的行为取舍。在这个社会人们的行止不是发自于对善的追求，对真的渴慕，也不是本乎于自身的权利，而是完全权衡于政治权力的暗示。说其暗示是因为许多东西并没有明确陈列在某个法规或文件中，而是通过各种宣传、教育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尤其现实中一些人因企图超越政治限制而被迫害的实例一再昭告人们不得不屈从于某些大家心照不宣的规则。在后极权社会，表面的规则已经日渐合理化了，但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们都只按潜规则办事。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恐惧。

后极权社会的恐惧蚕食了一切私域，使恐惧无所不在。人们不仅无法逃离社会生活，不得不与共公权力打交道，而且在这个社会没有可以躲避的私域，这个社会没有提供给任何私人以逃离恐惧获得喘息的空间。这个社会公权被肆意用于营造社会控制的杠杆，各种最先进的技术进步不是首先用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而往往首先被用于社会控制，使人们顺服于极权的意志。为了这种控制，极权触角延伸到每个可能的角落，以致私人电话被监控，通信被检查，私人住宅被安装窃听，私人聚会被跟踪骚扰，私人电脑被设埋木马，甚至夫妻的床头夜话都可能成为政治迫害的依据，这一切都是有现实的案例作为明证的。许多异议人士被判刑，他们的私人信件、私人通话竟被作为罪证堂皇地供于法庭；姚立法先生在家里与人交流都被冲击，在饭店与朋友聚餐都被拘押传讯；还有夫妻在家看黄碟被抓被罚的，等等。极权的无所不在导致这个社会没有任何隐私，更没有躲开公权侵害的任何私域。西方早在近代初期就已形成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私人空间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难以觅得一丝影子。

后极权社会的恐惧也贯穿于它的始终，恐惧无时不有。后极权社会的恐惧支撑着极权的运转，如果一旦没有恐惧，极权也就不复存在。这种恐惧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换着形式，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突出重点，如在某时期镇压异议人士，在某时期镇压宗教团体，在某时期镇压民间NGO，在某时期镇压上访，在某时期镇压维权，等等。但这种镇压是一贯的，只是在不同时期有所侧重而已。变化的只是镇压名单中的先后秩序，镇压的本质是不变的。这种“长期保持高压政策，主动出击，露头就抓，坚决消灭在萌芽状态”的统治方针就是赤裸裸的恐怖统治，它的宗旨就是要在社会营造一种恐惧的气氛，使社会中人人自危，互相提防。长此以往，社会中的个体完全屈服在这种恐惧中，从而半被迫半自觉地依从于统治者的意志。

后极权社会制造恐惧的手段有些是延续极权社会的。比如说它会充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利用一切可以触及到人的情感、精神、意志的因素。如近年来对一些异议、维权人士的乡邻进行动员，除了一些可能被收买成奸细、告密者外，更多的是使他们疏远孤立异议人士，不仅如此还对这些异议维权人士的三亲六眷进行排查，找他们问话，让这些沾亲带故的人感到压力，产生恐惧，从而给那些异议、维权人士形成亲情上的一种压迫感，以掐制人的最原始情感来达到控制的目的。但另一方面，后极权社会的统治又具有新的特点。由于后极权社会已经丧失了它的原动力，信仰已经崩溃，道德早已沦丧，法制只是伪饰，统治者已完全受个人利益的支配，从而更加无所顾忌。他们甚至利用社会黑恶势力来制造恐怖气氛。由于黑恶势力的阴暗、残忍、不可捉摸、无理无法、无情无义、唯利是图性，使社会恐怖的历史记忆得到现实强化，让这些异议、维权人士陷身于随时生命有危险的困境中，如去年以来郭飞雄、高智晟、刘正有、姚立法、孙不二等等维权人士屡屡被地方黑恶势力殴打就是明证。同时统治集团还会对一些典型的人物采取全方位、不间断的监控、骚扰，形成庞大紧张的压迫态势，以给社会树立起恐怖的范例，警示社会其他潜在的可能效法的敌人。所以，后极权社会的统治表面看来似乎不再是那种赤裸裸的暴力，但本质上它更多地运用了人性的一些弱点来制造恐惧的氛围，从而达到统治的目的。这种从肉体威胁的恐惧向情感、意志等精神恐惧的转化，体现着后极权统治的精细化特点。

二、 追溯恐惧之源

人们为什么会产生恐惧？显然在这里所讲的恐惧并不是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机体反应，它是一种社会伦理学意义上的普遍状态。哈维尔先生说：“我们涉及的恐惧是在更深的意义上，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它是在伦理学的意义上，即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我们国家的任何人在本质上都是十分脆弱的。每个人都有东西要失去，因此每个人都有理由担忧。一个人可能失去的东西的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享有的各种各样的特权，所有提供给有权有势者的特殊机会，享受诸如宁静的工作、提升和执掌权力，在自己的领域里工作的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及对其他公民来说都享有的仅仅是基本生活的有限水平。”

在这里哈维尔先生将恐惧概括为对有东西要失去的担忧，“对于一种持久的、普遍存在的、危机的集体意识的或多或少的分享，忧虑什么是或可能是受威胁的”。可见后极权社会的恐惧指的是社会的一种普遍生活状态，是人们对不可预知的外在威胁的担忧，对自身命运不可控性的恐慌，它是个体没有依靠（指法律、公理、道德）而完全依从外力、任由外力摆布的随机性命运的写照。具体而言，就是这个社会的个体随时面临着：1）失去目前拥有的东西；2）丧失未来可能的机会；3）承担过去留下的问题。但是，任何社会的人们都会面临生活的风险，为什么在后极权社会就成了一种恐惧的状态呢？要回答这问题显然需要弄清不同社会人们行止的依据。

纵观人类有史以来的社会形态，从人们的行止依据而论大际可分为三种状态：其一、法律未予明文禁止的就是可行的。在现代文明的法治社会，人们的活动是以法律未明确禁止的为范围，即法律未禁止的就是可行的；其二、法律明确规定的才是可行的。在所谓的半开化式的法制社会，人们的行动以法律明确许可的范围为活动范围，人们的行止由法律来划定，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不被允许的；其三、在地球上还存在着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依照统治者的意志来限定人们行止的社会。这种社会无论法律禁止之外的，还是法律规定之内的，都不能成为人们行为的依据，而在法律之上的统治意志的好恶才是人们行止遵循的准则，这就是极权社会。在前两种社会状态，无论是法律禁止的，还是法律规定的，人们的行止都是有依据的，什么该行与不该行还是明确的，一个人触犯了什么，该受什么惩罚还是清楚的，生活在这种社会的人们对自身命运还是可把握的，至少他对今天要失去什么，明天可能丧失什么，过去自己所行要承担什么还是清楚的，是有据可依的，因而也就不存在太大的恐惧了。只有生活在极权社会的人们，他们的行止是由一种看不见的统治意志所支配，由于统治者意志的可变性、随意性、隐蔽性，使得这个社会的人们行止失据，一个时期可行的，往往到另一个时期又成为禁止的，如此一来人们对自身行动的后果就没法预测，因而对今天拥有的，明天可能的，及过去所作的均没法把握，这种随机性、不可测性，就必然导致恐惧。所以在后极权社会人们对不可预测命运的担忧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实。

普遍的命运无定，形成了普遍的社会恐慌，导致恐惧弥漫在每个人的心间。那么是什么导致了极权社会人们行止的不确定？为什么后极权社会的统治意志就不能成为确定的一惯的法规来引领这个社会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得先弄清社会政权合法性的要件。

一个合法的政权应该具有三层意义，或包含三大要件：其一、合符自然律，即合于天道。人类社会的诞生不过是自然演化的一个插曲，人类只有依从自然规律，才能更好地延续、发展自身。一个社会政权的建立应该首先要合于自然发展的规律，否则必遭“天谴”，灾难不断，且绝难持久；其二、合符人性律，即合于人道，符合人的发展需要，使人性健康全面，使人的恶性得到有效控制，人的善性得到有效张扬，政权成为民意的代表，作为民心的向往，社会处于良性的运转中；其三、合符人文法，即合于社会普遍认同的法制原则，按照法制的程序来实现政权的合法性。在今天，一个政权不管它如何标榜自己符合天道与人道，它必须履行人类社会总结摸索到的确认合法政权的程序，即民主选举、民主授权、民主监督下的政权运作。这三方面，在古时通过“君权神授”来反映，而现代文明政治认为体现这三层意义的是民主宪政，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最根本保证政权三要件的统一与完整。既然现代社会政权应该具有这三要件，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后极权社会合法性的缺失。

后极权社会是个既无法延续“君权神授”，又不愿意履行现代文明合法程序的政权；既不敢认同权力来自公民的授予，也不敢高扬暴力抢夺权力的正当，于是权力合法性就没法找到依托。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就没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就如同飘浮在半空的云雾，一时往东，一时往西，随风而动，无可依靠。这种统治意志的随意性与不确定性就导致社会行止失据，所以地球上一切极权国家都上演过反复的社会大动荡、出现过循环的民族大悲剧。中国近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就活生生地注释出这种缺失合法依托下的政治反复大震荡。在这么一种震荡中，身为其中的任何人的命运都是不可确定的，包括统治者本身，都生活在恐惧中。毛泽东之所以发动一次次的运动，是因为害怕权力旁落，至于他下面的人更是被整得死的死，残的残，没有几人善终的，普通百姓就更苦不堪言了，整个社会都沉陷在恐惧泥淖中。这种全社会性的政治恐惧，在今天主要转化成一种物资性的恐惧，对人生没有保障、没有安全的恐惧，由此也可探索到官僚们疯狂贪污的一些心理因素。

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权为什么就必然导致社会的普遍恐惧呢？因为没有合法性的政权，权力就不可能得到依法的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就如没有关锁的猛兽，没有设堤的江河，肆虐、泛滥就成为必然。没有监督的权力与人性的恶相结合，就必将衍生出无尽的罪恶，导致社会普遍的灾难。这种灾难在普通百姓那里表现为权利被无端地侵害、剥夺，发展机会的丧失，一切保障的空置。这种恐惧在掌权者那里就表现为疯狂摄取式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然而这种疯狂攫取又不得不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追诉。

合法性的缺失与人性罪恶的联姻产生出权贵阶层这个怪胎。权贵阶层的不法不义是有目共睹的，一个不法不义的阶层要想维系其统治就只有以不法不义的手段，于是他们在恐惧法理与道义清算的前提下努力将罪恶进行到底，将自身的恐惧转嫁给社会，将一切可能反抗罪恶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让社会普遍的恐惧来平衡权贵犯罪的恐惧，这既是犯罪心理的需要，也是掩盖犯罪事实、保障犯罪成果的现实需要。于是恐惧通过权贵阶层进一步转嫁到社会普通大众，因为这些普通大众是权贵的侵犯客体，他们随时有可能起来追讨正义，这样普通大众就是权贵的潜在敌人，对普通大众的打压就是权贵的必然选择。事实上权贵阶层除了恐惧民众外，他们还恐惧权贵之间的内斗，因为体制性犯罪也给体制性内斗提供了充实的依据。所以他们不仅恐惧未来的正义清算，而且恐惧现实权力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这种双重的恐惧下，中国大量官员不仅向外转移资产，而且直接外逃他国。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公安部内部通报，仅仅从2000年到2003年6月30日，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失踪就达6528人，外逃8362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外逃3905人，自杀死亡1252人。可见这个社会之人心惶惶。

由此可见，后极权社会产生恐惧的根源是政权合法性的缺失，没有合法性的政权是不会建立起有效的法制体系来约制权力并为社会提供行止的依据的，没有约制的权力与人性恶的结合产生罪恶的权贵阶层，权贵阶层因恐惧正义的追讨，为了掩盖罪恶就采取一切手段来镇压民众反抗，民众在面临剥夺的恐惧后还将面临因维权带来的更深层的镇压的恐惧。如此一环环地恐惧衍生，形成吞噬整个社会的恐惧综合症。社会就是这样被层层的恐惧裹挟着，谁也无法逃离，谁也不能幸免，谁也不能超然于恐惧之外。后极权社会营造了恐惧的社会氛围，然而没有提供解决恐惧的正当途径，正如前面所言没有提供社会行止的法制规范。那么这个社会如何才能走出恐惧？

三、 消解恐惧之路

既然恐惧之源是政权合法性的缺失，那么重建政权合法性就成为解开社会恐惧的钥匙。一个政权如果合法性问题没有解决，是不可能有长治久安的。所以要想使社会免于恐惧，首先必须解决好政权的合法性。重建政权合法性就是要落实主权在民，权为民授，在民主监督下行权，在政党民选中轮替，实现中国百年宪政的梦想。只有一个合法的政权，才会建立起社会合理的法律体系，使社会行止有法律的依据，使社会矛盾有法律的裁决，社会个体的命运才会在法律原则上得到自我掌握，任何外力都不致无端干涉个体的自主，都无权左右个体的发展，当一个人有法律的依靠时，他就与强大的政权在法律前处于同等的地位，他就无惧于强权加于他的无妄之灾，他就可以免于无端的恐惧。

那么如何才能重建起政权合法性呢？在一个充斥着罪恶的极权政体中，从中外的历史先例来看，我们没法找到它自身革新以实现合法化的路径。当然这不排除极权体制内一些良心人士在文明感召下的抗争，但体制性痼疾与人性的罪恶决定着这种抗争的艰难与弱小。若指望体制内生出完全革新体制的力量，这不仅渺茫，而且几近幻想。所以这个极权政体自身是没有重建合法性的能力的，那么重建政权合法性的力量就只能来自外力。到目前为此，可以援引的外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国际文明世界的促进力，二是民间社会成长起的抗争力。

先看国际文明世界的促进力。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一、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以及近年来恐怖集团的活动，使人类日益认识到文明休戚与共的意义。作为产生恐惧的极权社会，如果不受到约制，不能实现根本变革，那么早晚它必将把这种恐惧输入其他文明的国度，让他国也不得安宁。这从伊拉克、朝鲜及古巴都可以看到，灾难绝不只圈限在它一国之内，早晚必将漫延到它的邻国，祸及其他民族。所以人类社会现在已认识到，人类恐怖的最大策源地是罪恶的极权政体，要想使人类免于恐惧，就必须结束一切极权政体。基于这种认识，文明世界日益关注那些生活在极权统治下的生灵，并努力支持那些致力于改造极权政体的力量。国际文明世界的声援与帮助，对生活在恐惧统治下的人们无疑是有着巨大的精神支持的。在人类日益融合成一体的今日世界，文明世界的努力对促进极权政体的终结永远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当然，更重要的力量还在于极权社会成长起来的民间抗争力。极权社会中虽然恐惧笼罩着每个角落，但一些响应人类良知与正义召唤的勇士总能冲破恐惧、奋起抗争。我们看看极权社会在地球上存在的历史，会发现反抗从来就没有止息过。一部极权统治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反抗极权的历史。试看中国近半个多世纪来，从反右到文革，从西单民主墙到八九民运，从九八组党到近年的维权运动，抗争此起彼伏。虽然在极权统治的沉沉暗夜中，我们也总能看到星光在天际闪烁。应该说中国人民反抗极权统治的努力从来就没有间断，然而这种努力历经半个多世纪，至今尚未凝聚成根本改变极权统治的力量。总结其中的得失，我们固然可以看到多方面原因，然而国民的普遍恐惧实在是保证极权社会延续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今天中国社会，应该说民众对社会的不满是普遍的，但不满却没能结成有效的促成社会革新的力量，究其原因在于人们的恐惧在阻止着人们采取行动来改变这种不满。一方面是对现实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又不敢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实，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悖谬现象。如何将普遍的不满转化成一种变革社会的行动？显然驱散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恐惧是促使人们迈出切实改革步伐的前提。那么，如何驱散人们心头的恐惧呢？

首先，在意识上要认清恐惧，藐视恐惧。要知道人类最大的恐惧是恐惧自身。要改变自身的恐惧状态，屈服于恐惧绝不是消止恐惧的方式，相反这会强化恐惧，使恐惧更加有效，这样也会给产生恐惧的方面提供进一步实施恐惧的依据和动力。如果我们认识到恐惧原来是实施恐怖者自身的恐惧，施予我们身上的恐惧不过是为了掩盖它们自身的恐惧而已，我们就会藐视这种恐惧，就会在精神上超越这种恐惧。当我们进一步认清，极权社会的恐惧原来是极权政体合法性缺失，引起政权统治者的恐慌，进而将这种恐慌转嫁给国民，制造社会的恐惧时，那么我们就端正了我们自身的心态，我们就知道了正义、公理、法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就有足够的底气走出恐惧。所谓理直而气壮，义正而词严。真理、道义在手，敢问天下何惧之有？

其次，针对极权统治对不合作者重点打击、各个击破的手法，联合抗争成为必然。随着极权社会统治的不断走向精细化的特点，它们制造恐惧往往利用人性的弱点–亲情、意志、耐力等等，通过孤立、隔绝、干扰、监控等手段，来形成强大的压力。针对这种恐惧，公开、联合、声援显然是战胜恐惧的重要方式。反抗极权的恐惧是因为个体在庞大专政面前的弱小，如果有国内国际的同仁们互相勉励，互相声援，那么就会打破孤独、封闭，就会精神上强大自我，就会战胜自己的恐惧。针对极权社会统治的精细化，民间反抗力量的联合既有现实的必要，也有现实的可能，因为毕竟赤裸裸的血腥已经成为过去，抗争力量的存在空间在不断加大，抗争力量越是联合紧密就越不易被掐死。

再次，现代文明的抗争方式是避免恐惧的有力保证。人类社会在反抗极权政体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从中外的先贤们总结摸索的抗争路径来看，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原则，有理、有利、有节是方法，依法、公开、合作是手段。维护人的基本权利是正义的事业，是阳光下的事业，阳光下的事业就是要阳光下的手段，要告别那种传统专制下的阴谋政治，而公开也是战胜恐惧的最有效法宝，是攻破极权政体阴暗特务统治的利器。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恐惧就是不公开，而一旦呈现在阳光下就没有什么恐惧了。

最后，对人性要抱有信心。要相信那些施予恐惧的极权体制中人比我们更恐惧，并且他们也会力图摆脱这种恐惧的，也就是说施加恐惧的主力本身也具有反叛恐惧的动因，理性最终会促使他们放弃极权体制。所以对生活在极权政体中的人们包括那些极权体制的维护者我们应该要保留信心。从根本上说这是对人性的信心，相信挣脱恐惧的笼罩、过一种正常的生活是每个人的共同愿望。让我们给予那些极权体制中的良心复苏人士以最大的鼓励，为他们为结束极权恐怖统治的任何一点努力而鼓掌。当一切不愿意生活在恐惧下的人们都携起手来时，结束恐惧的日子就到来了。到那时我们都会发现，原来极权体制也不过是纸老虎而已。只要我们大家都抛开恐惧，它也就灰飞烟灭了。

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可见，一个社会变革的到来，最根本的动力还是社会自身变革力量的成熟、强大。中国在根除极权恐惧之源时既需要国际文明世界的支持与帮助，同时主要还得靠自身抗争力量的成长壮大。面对泛滥于极权社会的恐惧，让国际国内一切正义的力量紧密联合起来，为实现人类共同免于恐惧的自由而努力！

2006年12月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上帝把我造就成一个孩子，把我留下来以便永远像一个孩子。但是，他为什么让生活打击我，为什么拿走我的玩具从而让我在游戏时间里孤独一人，为什么让我用稚嫩的小手把胸前的泪痕斑斑的蓝色围裙抓皱？

既然我的生活中不能没有慈爱，为什么要把慈爱从我身边夺走？

当我在街上看见一个小孩哭着，一个小孩不被他人理睬，这件事在我紧缩内心的无疑恐惧中，比我看见一个小孩的悲惨，更能伤害我。我在自己的生活的分分秒秒都深感刺伤。揉着围裙一角的小手，还有被真正哭泣扭曲了的嘴脸，还有柔弱和孤单，那全都是我的故事。而成人们擦肩而过时的笑声，像火柴在我心灵敏感的引火纸上擦出火花。

——费尔南多•佩索阿《惶然录》

当孩子的心灵生病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在广州某中学的课堂上，一个初二的男生拿出刀片对着自己的手腕一下一下地划下去，渗出的鲜血把老师和同学都吓坏了，他本人却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已经感觉不到疼痛了，因为他的心灵生病了。老师们发现，近年来，孩子们越来越乖戾和脆弱，一些学校发生了学生吃报纸、或在课堂上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哭大笑的情况。

广州真光中学开设了一个名叫“心语”的互动网站，孩子们自由地在上面发表言论。这些言论令老师和家长大吃一惊——

“老师要到我家来家访，全班那么多同学，为什么偏偏挑中我呢？我好怕啊，我想自杀！”

“老师没有选我参加歌咏比赛，我偏偏要迟到、不做作业，气死他！不让他当优秀班主任！”

我不知道老师和家长们看到这些言论之后，会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如果变本加厉地训斥孩子、或者认为这仅仅是孩子自身的问题，那么毫无疑问，以后还将发生更为严重的情况。有错的不仅仅是孩子，至少孩子不应该负主要责任。更确切地说，孩子是受害者。老师和家长都应当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中国家长批判》的书，书中用丰富的素材发出这样的警示：绝大多数的成人都算不上合格的家长和老师！

新一代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在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次调查中发现，中小学学生普遍存在着多种心理障碍，如考试综合症、多动障碍、焦虑情绪、社会交往能力缺乏等问题。以前，我们对“健康”的理解，一直局限于“身体”健康的领域，却忽略了同样重要的“心灵”的健康——连成人的心理健康都没有引起过关注，更遑论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了。于是，“教育心理学”一时间成为“显学”。

这又是一种“科学崇拜”。心灵最深处的疾病，单单靠量化的“心理学”是无法解决的——那么多的心理学家，其实自己的心理也有严重问题。如果我们希望“救救孩子”，首先就应当“救救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希望“救救孩子”，首先就要恢复成人与孩子之间“爱的能力”以及理解与信任的关系。当我们全都不会爱的时候，再先进的心理治疗也枉然。如今最大的困难便在于：人们失去了“爱的能力”，父母不知道怎样爱子女，老师不知道怎样爱学生，反之亦然。许多时候，我们自以为在爱，殊不知这种畸形的爱却增添了阻隔和猜忌。

在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中，父母与孩子是平等的，孩子是上帝给父母的礼物，父母只是短期的“托管者”而已，孩子终将以他的自由意志开始独立的生活；相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父母是绝对的权威，父母的意志必须成为子女的意志，子女是父母“私有财产”的一部分，今天的“小皇帝现象”只是这种观念的“反向后遗症”而已。同样，在老师与学生之间，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师道尊严”，学生仅仅是任凭老师塑造的“材料”，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感情、有人格、有尊严、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在这样的精神环境中成长，孩子们的心灵注定是残缺的。他们一般会走上两个极端：或者故意叛逆、性情偏激；或者无比脆弱、依赖性强。这两种心灵状态，都不是正常和健全的心灵状态。

孩子们的心灵生病了，大人们如何才能医治他们呢？在让孩子获得医治之前，先医治自己吧。

孩子们的心灵残缺了，大人们如何帮助他们修补呢？在修补孩子残缺的心灵之前，先修补自己同样残缺的心灵吧。

面对街头擦车的孩子，我的心被刺痛了

在北京一些车水马龙的街头及餐厅门口，一到夜色降临的时候，便不知从什么地方涌出了成群结队的孩子。他们是专门擦车的孩子。这些小孩浑身上下都脏兮兮的，一手提着小水桶，一手拿着比他们的衣服更脏的一小块抹布，全身上下，唯有一双眼睛还是亮晶晶的。他们见缝插针地穿梭在街道两边停泊的车辆之间，时刻警惕着警察和保安的干涉，简直像一群游弋在海水中的小鱼。

擦车的孩子中以女孩居多。年仅十三岁的小芳，在东直门一带算是“老江湖”了。她告诉我说，在这一行干活也需要经验。什么样的车不给钱，擦了也白擦，她一看便知。小芳还总结出三个原则：第一是看时间。下午五六点钟来的车擦完最容易给钱，晚上八九点钟来的车就不爱给钱。二是看车型。开大车的，帕萨特、别克还有新奥迪，都不给钱，小奥托也不给；而像捷达、桑塔纳、富康等都给。三是看人。十个女的八个不给钱；一男一女带一个小孩，一般都不给钱；两个女的一起就肯定不给钱；一男一女多数都会给钱；独自来的男的最爱给钱，一般男的都给十块，女的都给五块，给两块的时候多。

提起上学，小芳沉默了，眼睛看着地，不说话，半天才冒出一句：“有钱谁不上学呀！”

孩子们晚上睡在哪里呢？有的睡在建筑工地上，有的睡在街道两边的绿化带里。有的是几个人自发形成一伙，有的却受到黑势力的控制和组织。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这些孩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封闭的“群落”。

擦车的孩子的“顾客”当然是车主了。车主们对擦车的孩子一般都很厌恶。他们说，有时将车停在餐厅门口，吃完饭之后，雨刷已经被竖了起来，孩子们涌上来嚷着说：“叔叔阿姨，我们给你擦了车，给点钱吧！”他们根本没有要求孩子们擦车，孩子们却“先斩后奏”擦了。孩子们通常用肮脏的抹布擦车身，擦了之后还不如不擦，车主非常担心车被擦坏。好心的车主不得已付了钱，凶一些人却根本不接受这样的结果。孩子们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过被辱骂和殴打的经历。车主与擦车的孩子之间，好像是在玩“老鼠与猫”的游戏。

这些孩子几乎都是学龄儿童。一年以前，曾有媒体报道安庆教育局派工作组将十八名在北京擦车的安庆籍小孩接回原籍并重返学校的新闻。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当时被接回去的孩子却又出现在北京的街头重操旧业。媒体报道了前半段，却没有报道后半段。在朝阳公园、酒仙桥等地，还出现了父母带着孩子一起擦车谋生的现象。我们不能一味地指责这些可怜的父母，如果不是被逼无奈，谁会忍心牺牲孩子的未来？父母们必须想方设法填饱今天饥饿的肚子，哪里来得及去考虑明天的前途呢？

曾经参与“拯救”行动的一位老师指出，要让这些外出流浪的孩子重返家园和校园，仅仅依靠教育工作者是不够的。如果贫困和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两个关键问题得不到根治，还会有更多的孩子流落街头。

什么时候，这些擦车的孩子才能像北京本地的孩子一样，高高兴兴背着书包上学堂？

孩子与小鸟

后海一带是北京城中最美丽的地方。当年，满清王朝中权势最大的亲王们都选择在这里修建府邸。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最雍容华贵的女性——宋庆龄、中国最熟悉政治运作的文人——郭沫若，也都先后住到这里来。今天，主人已乘黄鹤去，此地还留故居在。在一轮又一轮的城建开发热潮中，北京正变得越来越不像“北京”了。迄今为止，惟有后海一带还保留着浓郁的北京的韵味——虽然这种韵味随时也可能消失。

外地来了朋友，我经常带他们去后海游览，一起感受老北京的风韵。秋天是北京最美的季节，蓝天白云，秋水盈盈，杨柳依依。后海的风景，既不像苏杭的江南园林那么小家子气，又不像承德避暑山庄之类的北方园林那样粗糙和单调，可以说兼容了南北的精华，融秀美与博大于一体。因为旁边都是密密麻麻的平凡百姓人家，这里又多了一层浓郁的生活气息。

春天，在湖边的树梢之间，我突然发现安放着一个又一个的鸟巢。各个鸟巢造型不一、颜色不一、安放的高矮也不一。它们成了鸟儿们安居乐业的地方，我看见时不时地从里面飞出几只外出觅食的小鸟来。

显然不是有关部门统一制作和安放的，那么这究竟是谁的杰作呢？

一名住在这里的大妈告诉我说，这些鸟巢是一群小学生安放的，上面还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呢。我仰头仔细辨认，在阳光和绿荫之间，在木板钉成的鸟巢上，果然用稚嫩的字体写着一个个的名字呢。

多好的一群孩子啊。他们爱护鸟儿，也就是爱护自己渴望飞翔的心灵。在那以鸟儿为敌人的年代里，从老人到孩子都拿着长长的竹竿驱赶麻雀和其他飞鸟，不让鸟儿们栖息在任何地方，直到把它们活活累死为止。我无法理解伟大领袖为什么会有板有眼地向全国人民发布这一伟大命令。我只是感到纳闷：没有飞翔能力的人类，为什么不是热爱而是嫉恨拥有飞翔能力的鸟呢？那是一种怎样阴暗而邪恶的心态啊。那是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演出的一幕多么耻辱和荒唐的闹剧啊。如今，我们终于醒了过了，我们的孩子不再苦大仇深，我们的孩子总算懂得了爱比恨更有力量。今天的鸟巢与昨天的红宝书形成显明的对比。有时，时代的进步，并不体现在暴风骤雨的革命事件之中，而是体现在一些和风细雨的温柔与关爱之中。

我不喜欢那些爱养鸟的老人，一般都是老头。鸟儿生来就是为了飞翔的，剥夺它们飞翔的权利，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把鸟儿关在狭小的笼子里，固然可以暂时地满足主人欣赏的需要；但这样做就等于将自己的欢乐建立在鸟儿的痛苦之上，是何等的自私啊。因为，鸟儿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它们飞翔的时候，是在它们轻盈的翅膀优雅地划过蓝色的天幕的时候。鸟儿最悲惨的时候，是在它们被囚禁的时候，是在它们的翅膀在笼子里耷拉、羽毛在在笼子里黯淡的时候。老头们自己已经行动不便了，便去剥夺鸟儿的飞翔的自由，让鸟儿陪自己度过这暗淡的晚年。

让我欣慰的是，今天大多数的孩子们不再挥动竹竿去打鸟儿了。相反，他们利用星期日的时候，精心为这里的鸟儿们制作和安放了能够遮风避雨的巢穴。孩子们被沉重的学业压弯了腰，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仿佛入了重点，便意味着今后能够拥有“人上人”的生活。在此意义上，孩子们比囚犯快乐不了多少，他们多么渴望像鸟儿一样飞翔在天空之中啊。

──《观察》首发

 

现在是2006年8月6日早上8点半，朝阳怒放，令晦暗如洞穴的厨房亮堂起来。一阵阵圣歌飘入，还伴随着隐隐约约的鸟叫，霎时就冲淡了笼罩住我们的悲剧氛围。一位大嫂泡上了方便面，我们匆匆吃罢，就跟着双拳捶腰的张牧师出门，融入到瓦顶重叠的山村。牛铃噹噹，马蹄哒哒，人畜在同一条践踏如泥的鸡肠道上遭遇多次，即使是德高望重的张牧师，也只能侧身紧靠庄稼地边的篱笆，两掌朝外，让圆滚滚的可爱牲口先行。我反手从背包挖相机，要抓拍点东西，不料一条马尾巴凌空而起，呼的甩了个圈儿，我急忙扭头，正好挨了火辣辣的一嘴巴，只好掩面扶眼镜，放弃非份之想。而脚底也险象丛生，人蹄得一下接一下垫起，避开重心不太稳的畜蹄。最可恶的是粪便，前头拉后面踩，搞得热火朝天，我的裤腿以下都一塌糊涂。

几分钟的路，我们走了十几分钟。赶马或赶牛的汉子们，在扬鞭的同时，还不忘向张牧师点头致敬。在一个稍微宽敞的岔道口，我刹步整理鞋面，刚擦两三下，让鞋鼻子从稀屎里绽露，老张就回头催促。还以农民特有的方式安慰道：“一会儿就晒干了，干的好整，跺两脚就干干净净。”

我闻之一愣，舌尖突然涌起一股甜滋滋的回味。眼前的场景像过期彩色胶片一样缓缓褪色，我中年人的躯体也缩小成儿童，而我去世的父亲在胶片里刚巧是我这把年纪。全家人跟他下放到一个叫“柏梓”的农村中学，校园与四周的村庄混淆一体，篮球场在农忙季节就变为打谷或晒麦场，教室在寒暑假也可以是猪圈或牛圈。大人们正经历文化大革命，学校的走资派、保皇狗、反动学术权威（也包括我父亲）隔三差五挨斗，有时也将他们与农村的地主、富农弄一块，浩浩荡荡十几二十个“土洋结合”的牛鬼蛇神，游校、游田坎、开大会，都显得极有声势。学校几百人，贫下中农上千人，夹杂着搞运动，时间眨眼就过去好多天。所以那阵儿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份子难受之时。”

父亲作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天天认罪，已喘不过气了，还在晚上给我补课。我对牛屎，还有其它牲口的屎印象深刻，不仅源于儿时的社会环境，而且源于一篇课文。其大意是面对一泡刚出炉的鲜牛屎，下乡知识青年四处寻铲子，可没料到一位贫下中农女孩二话不说，弓下腰，双手捧起稀屎就往集体粪坑里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个知识青年通过狠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精神面貌彻底改变，见着地上的粪便也用手了。”学校的高音喇叭广播了这篇范文，还点评道，“到底是粪便臭，还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臭？到底谁的内心美，谁的内心丑？相信同志们从一堆牛粪中，能得出答案。”

记忆深处的破喇叭回荡了几秒钟，还是被当下的圣歌一点点屏蔽了。白得耀眼的教堂就在我们头顶，嘎嘎电流贯穿在歌声里。我想，仅从喇叭的质量看，这几十年似乎没进步多少。但肩负着社会改造重任的牛屎却归朴返真，与多种粪便一道，成为这个彝族村庄人人都看见、人人却看不见的日常风景。

眨眼间，太阳又上窜一大截。水汽在蒸发，蝉子叫也刚猛起来。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进了昨晚有些魔幻的黄泥大院，浪漫的外壳一下子剥掉了，眼前一派熙熙攘攘的世俗图景。我拿出相机，镜头内全是人，男女老少，每个角落都是衣衫褴褛的人，都是被信仰点燃的笑。我有意将镜头抬高，使之越过短墙或屋檐，可天空透白，已经布满了太阳的钢刺。

张牧师的白发闪烁了几下，就消失在正屋里。我晓得他作为方圆数百里的撒营盘教区的唯一牧师，要把圣餐分发给来自几十个村子的支堂长老和执事，可得忙一阵子。老张陪我留在露天院坝里，我问他为啥不跟张牧师进屋？他压低声音回答：“我还不够格。”我不以为然道：“不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吗……”话尚未落音，老张就将指头横在嘴唇间。

真像演戏，松弛的肌肉一下子又绷紧了。台阶上下的人们停止了走动和交谈，全都支起耳朵，聆听房子内部的声音。又是彝语，与我年轻的时候听诗人艾略特的英语朗诵差不多，一句不懂，只能凭鼻子去嗅那语义之外的气味，那被肢解的血肉浸润舌根的气味，还有一波接一波的弹音。

持续时间不太长，房子里外的人就一道“阿门”了。生活又恢复了它熙熙攘攘的原貌。老张大声笑道：“等我们的事情一完，我也可以回村子领圣餐。”

我疑惑道：“你不能在这儿领吗？”
老张解释道：“长老和执事在总堂牧师手里领，再回去发给支堂的一般基督徒。月月如此，不会乱的。”

由于语言交流的障碍，我只能拎着相机在人堆里晃悠，遇感兴趣的人脸，就喀嚓一下。靠院门的两面墙根，垃圾与杂物混合堆放，猪圈和鸡圈也没有分界，而人类挤在中间，臭味虽不相投，色彩上倒还和谐。我拍了4个老太太冲着阳光排排坐，其中一个，刚才下台阶颤巍巍的，我抓拍了她紧张的脸部。密布的沟壑里，两只眼球浑浊如泥，却相当锐利。

接近正午了，苍蝇越来越密。记忆中，我是第一次遭遇如此多如此勇猛的苍蝇，人稍微一站，就没头没脸地扑上来。我周围都是基督徒，修养好，根本不把这种下贱的军团当回事，他们或立或坐，每人身体上起码有几十只，甚至一个加强连队。他们谈话、笑、拉手、拍肩，苍蝇们也随之起落、盘旋，似乎也属于他们情绪的一部分。除非某几只苍蝇高度近视，在谈兴正浓之际向口鼻眼俯冲，他们才漫不经心地抬手，抹一把面孔，或者在脸前扇两下。我亲眼见有人在两三分钟内，从鼻孔、嘴角，还有舌头上，抠出些活物来，然后遗憾地捻两捻，扔地下。

我是一个外来人，是整个村子唯一赶苍蝇的傻子。我老是站不住，到后来，拍照也有困难了。因为稍微停顿，手背和秃瓢就成了苍蝇的停机坪，这些裸露的地方咋会这么敏感，那么细的蝇腿、蝇须一碰，就痒得不行。没办法，我揣了相机，在人堆里穿插着兜圈子，将苍蝇逗得恼怒又兴奋，嗡嗡地跟着撵，我往上瞅了一眼，在波纹般眨动的光线里，至少有一个飞行大队。

张牧师从正屋门槛冲我招手，我进门，室内气温要低些，苍蝇相对就少些。张牧师给我挨个介绍各村的长老和执事们，他们的汉话不利落，却一直点头微笑，并将昨晚就塞过的糖果与瓜子再塞我一遍，仿佛我是个天生嘴馋的顽童。我一一认清他们被至高的火种所点燃的面容，跟云贵高原遍布的红泥真没区别，除此之外，我能了解他们多少？

转眼间，院坝里摆开4张红饭桌，这让我又一次重温了旧梦。自小到大，我在四川乡下吃过不少各种名目（以婚丧为主）的筵席，可在圣餐会期间，与如此众多的乡村基督徒一道共进午宴，却是初次。除了云南人习惯矮桌矮凳，四川人习惯高桌高凳，一开始，我的确没觉得两省乡间的风俗有何不同，从古至今，中国各省都保留了逢年过节杀猪宰羊、大盘大碗的老传统。

厨师和房东大嫂进屋多次，点头哈腰，请张牧师及众贵宾入席。大伙起立又落座，落座又起立，反复谦让，“请啰，请啰”不绝于耳。我这个既要混饭又疏于礼仪的文人，跟着谦谦君子们起落了两次，就极不自然地僵在原地，无所适从。幸而张牧师及时牵住我的手腕，主角亮相一般出门槛，下台阶，于是大家才依次坐下。我扫了一眼，4张大红桌都满了，按每桌8至10人算，也该有38位吃客。另外还有数量相当的两轮吃客在院墙周围候着。

上菜了，猪羊鸡鸭、豆腐花生，照炒炖烧凉拌等样式登场，至少有10来种，一下子就把桌面布满了。日已登顶，饥焰如焚，不料苍蝇比人类更没耐性，亡命徒一般成群降落，争夺起我们的口中食。若在往日，我早就赶在苍蝇发起轮番冲锋之前，运力执箸，冲最厚实的那块去了。可今天当着张牧师和满桌长老，我暗暗发誓，绝不先动筷子。眼瞅着那只翘出汤面的鸡腿刹那间粘上了10余只苍蝇，我心潮难平地垂下头。

区别于所有世俗筵席的时刻终于来临，全场突然之间静默了。本来应该是碗碟交错、你请我请的大热闹，却反而很深地静默了。只剩下苍蝇军团的嗡嗡，由含混到清晰，终于连成了一大片。我情不自禁地仰头，屋檐之上是山峰，山峰之上是日神，遥不可及。而在日神和我们中间，是苍蝇的活动屏障，它们还在飞过来，降落；飞过来，降落。

张牧师从矮桌边起立，眺望远方，开始祈祷。由于我们坐得低，他就显得特别高。此时的日神，笔直笔直的，用它那光线的细脚，踩住他那银白如雪的头发。所以我相信，他的祈祷能够震颤阳光，直达天庭。

老实说，我依然一句不懂，可又觉得每一句都那样美丽。我听过不少彝族的民谣，前不久，我在云南大理的酒吧里碰见一个法国人，他刚从四川大凉山过来，用他那非常精良的录音设备，采集了两三个光碟的彝族古歌。其中有闹的，类似火把节的集体狂欢；也有静的，游魂一般，极其孤寂。后来这种孤寂进入我当夜的梦里，周围都是黑黝黝、光秃秃的环形山，那单线条的歌声就在里面回荡，每个音符都滴着蚯蚓般滑腻腻的泪。

醒来时我的双脚冰凉。这就是我对彝族下意识的了解，他们都是从阴暗、潮湿的山里来，从站不稳人的陡坡上来，半神半鬼半人。可在此时此刻，一个彝族牧师的投影罩住我的头顶，他的声音浑厚，在天地间都引起了共鸣。这种祷告的音节，令我想到的不是传统，也不是现在的信主的彝族，而是黑人、印第安人或大西洋岛国的土著人敬神的旋律。

连苍蝇都感动了，神圣了。张牧师的祈祷分三段，上一段与下一段中间，约有十来秒的间隙。而令人厌恶之极的蝇群，此时如个头最小的唱诗班的孩子，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遍布苍穹的孩子，紧追在张牧师波澜壮阔的赞颂后面。当主祷的声音一停，蝇群的嗡嗡立即起来，波涛般越涌越高，形成天籁的混声合唱，填满了世间的每一个空隙。

张牧师还在祈祷。
苍蝇还在嗡嗡。
我抬眼直视日神，苍蝇笼罩下来。不知有多少只歇在我的眼皮、鼻翼和嘴唇上，透过睫毛，我触及到它们的腿与翅膀。天空是一个反扣着的蚁穴，刺满了嗡嗡的针孔，赞美造物主的针孔。我不禁吟道：

你们这群天堂的蚂蚁，
从粪便里脱胎换骨，
一波又一波，嗡嗡嗡，
引导我们向至高的地方迁徙……

当张牧师道完“阿门”坐下，集体的圣歌就唱响了。这次是人类与苍蝇，与鸟，与其它益虫及害虫的合唱，我也跟着哼哼。然后悄无声息地用餐。为了向上帝祷告，汤里牺牲了几十只苍蝇，大伙动筷子将它们打捞上岸，便吃起来。

不断有热菜添上桌，但我没吃多少就饱了。旁边的张牧师和邻桌的老张都边吃边张大嘴巴，笑得挺开心。我想，他们与周围的彝族兄弟一样，已习惯了信主的长久快乐，而我呢，是否只配享有怀疑论者转瞬即逝的快乐？

下午1点多钟，我们离开这个乡村伊甸园，去另外一个更老的伊甸园——位于撒老乌的西南神学院旧址。

沿途很顺，两点过就拢撒营盘镇，然后从一条岔道上规模比德嘎稍大的撒老乌村。车子在村中的水泥路穿插了一截，遭遇了好几辆黑烟弥漫的手扶式拖拉机，最终停靠在一畜粪遍地的空坝里。

接下来是贴着红土墙根七拐八拐，被我赞美过的猪、狗、苍蝇无处不在，其一如既往的超常热情令我们不断跳跃，不断小跑，终于一溜烟扎入郁郁葱葱的苞谷地。于地坎边刹步，孤岛般的西南神学院在对面浮现了。在两座深绿色浅丘的正中缺口，散落了两三幢寻常房屋，灰瓦白墙，跟川西平原的朴素农舍并无二致，却与云南乡村普遍的红泥石墙对比鲜明。

回顾第一次路过撒营盘，曾沿着孙医生的食指恋恋不舍地眺望，几十年前就埋骨于此的澳大利亚传教士张尔昌夫妻，还有张长老、张牧师等系列脸谱就走马灯一般转动在眼前。心跳加快，本来可以绕个半圆，从同一水平面的正规小路散步过去，我却率先直下直上，自此端达彼端，经历一巨大锅底。老张连连呐喊无效，只得与我一样气喘吁吁地撵路。

我到底走进基督教在中国西南的一个重要的早期发祥地，不仅外观，它的内部也没任何堂皇的结构与装饰。学院正门和一般民居的门差不多，作为主要建筑的“撒老乌福音圣堂”连个牌匾也没有，那几个字嵌入半个黄太阳图案，一并涂画在二楼眼睛般分布的窗户正中。不断有信徒自小小的门洞进去，我们也加入了。圣堂内倒十分宽敞，砖木结构，有特别大的窗户、黑板、红十字架，还有讲坛与一排排漆成草绿色的长板凳。如果不是头顶的楼板太灰暗老旧，这儿就是能容纳几百人的大课教室了。

稀稀拉拉的村民，犹如提前进教室的勤奋学生，安静地等候着。我却张大眼睛寻找曾经辉煌一时的西南神学院的痕迹。我拎着相机屋前屋后、满院子转，甚至还爬上了依山而建的红泥后墙，也没寻出它的创始人张尔昌夫妻的墓或碑。有几块砖也好啊，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

每一个房间都进入或窥视过了，灰尘、蜘蛛、苍蝇、粪便，还有一只用铁链子拴住的凶猛黑狗。二楼的木板早就朽了，我小心翼翼地往前探了五六步，就听山崩地裂一声响。老张吼了声：“快回头！”下面院坝已出现一滩看热闹的信徒。

在另一间较小的空教室，我为在黑板和十字架旁剃头的一对信徒拍了照。可怜的老张尾巴一般紧随，担心还闯出什么祸来。直到我惘然若失地蹲在石阶边，盯着一串串从四周村子赶来的乡民发愣。

在过去的西南神学院，如今的撒老乌村福音堂周围，我拦住好几个人问：“你知道张尔昌吗？你知道西南神学院吗？”

这些虔诚的基督徒，有的点头，并指指脚底：“这就是啰。”有的却摇头，听不懂一个外乡人在嘀咕什么。

首发民主中国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到今年12月，已经五周年。 12月中，美国财政部长率团前往中国，参加” 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然而，在美国国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当局没有履行加入世贸的承诺，美方一直寄望于通过双边对话，来寻求解决之道。

每次对话，中方几乎都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改进，但对话后，却又毫无作为，或者一再拖延，致使对话流于形式，而毫无成果。为此，美方逐渐失去耐心，声称，如果对话不能解决问题，美方将控告中方违反规则，提交世界贸易组织（ WTO）裁决。

美方披露：中国入世前，美国征收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达42% .中国入世后，这种关税剧减为2.5%.这是美方送给中方的 “一份大礼” .然而，中方对此，不仅没有回报，而且利用美方的善意，向美国大举倾销廉价商品，致使美中贸易逆差急剧扩大，不断创下天量。仅今年 10月，美中贸易逆差就高达238 亿美元（中方公布的数据），又一次打破历史纪录。

与此同时，中方仍旧违背保护知识产权的承诺，继续大规模盗版美国产品、技术、著作、影像等，中国地方政府甚至公然鼓励这种做法，无异于将奸商的盗版行为国家化。更令文明世界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政府人为操纵人民币汇率，使其在国际贸易中非法获利。虽然，最后，中共开始有限的汇率改革，却是故意迈牛步，应付国际压力，虚与委蛇。

中方的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当年入世的承诺，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而且直接损害了他国利益，等于公然转移或 “盗取” 他国财富。这是美国、欧盟、以及其他发达国家普遍愤怒的原因。

在美国，期中选举使民主党成为国会的主导力量。而民主党素来以反对美中贸易不平衡著称。国会开始激烈辩论美国对中贸易政策，许多民主党议员抨击布什政府对北京过于软弱。民主党领袖指出：中国政府玩弄不公平竞争手段，在美中贸易中大发其财，然后又投资美国政府债券，操纵美国的经济命脉，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也损害和威胁到美国的国防工业基础。

民主党将美中贸易摩擦上升到国家安全高度，反映了美国国内对这一问题的严重关切。毫无疑问，美国朝野对 “中国威胁” （实为”中共威胁 “）的感受，进一步升级。

实际上，如果美国朝野对中共的本质有深刻了解的话，就应该明白：与这个毫无信用、谎言连篇、不择手段的共产政权打交道，所谓 “对话” ，几乎就是对牛弹琴，或与虎谋皮，不仅成果寥寥，而且可能被一骗再骗。

毕竟，中共当政，谎言第一。对国内民众如此，对国际社会亦如此。如果没有谎言，中共独裁政权，几乎一天都不能维持。再说，中共从他国盗取的财富，也绝对没有用在中国人民头上，不过用以妆点门面、扩充军备、培植特务，强化一党专制、满足一党之私。中共的行径，威胁国际社会，更威胁本国民众。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网上传出，以中共总书记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为总裁的IT企业威视公司（Nuctech），于本月12日争取到了中国民航总局向机场提供液体爆炸品检测扫描仪的供应合约。该扫描仪将被设置在中国所有机场内。主管中国航空行政的民航总局表示，本次合约规模达到数十亿元人民币。

威视公司生产的扫描仪是利用X光在五秒内就能确认目标液体对人体是否有害的产品。中国政府计划，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之际，在全国147个机场内设置该扫描仪。民航总局公安局局长杨成峰解释说：“由于威视公司的产品比其他竞争企业更突出，因此仅仅签订合约，不存在任何政治因素。”

初看此消息，感觉又是一个权力背景下的商业买卖。可以肯定发布此消息的人也是想让读者看到中国胡锦涛权力与他亲人的经商关系。然而我在读了此消息后，感觉反而不是这样。我从这消息中看到了一些现代文明的影子。这恰好说明了胡温时期与他前任的不同之处。

首先，胡海峰争取到这单合约是公开的，为此民航总局还公开作了说明。请问哪一个读者此前看到过中共那么多官僚的子女做生意、签订合约公开过？至少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一公开就将这份合约放在了阳光下，其一说明这份合约的获得程序是合法的，是经得起别人质疑的；其二这份合约的执行是在社会监督下的，产品质量及其服务都能够接受大众的监督。

一个权力的腐化最怕的是公开，而权力腐化肯定是暗箱操作，让社会无法监督。权力腐化的结果不仅仅是金钱流到了权力者的腰包，而且常常带来严重的社会后果，那就是质量低劣，如工程上的豆腐渣工程等，这常常是要祸及子孙、危害人命的大事。所以老百姓通常痛恨的除了官僚以权谋私外，更痛恨那些权力谋私下的遗害社会子孙的事。

因此权钱交易下的东西没有敢拿到阳光下的。胡海峰所在公司拿到合约后公开让社会来监督就充分显示着其正当性。

其次胡海峰的公司也是透明的，不是那种藏头露尾、躲躲闪闪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公司。威视公司是清华大学于1997年以产学联合方式创立的企业。这说明这个企业不是胡海峰的私人企业，这个企业可以让社会来监督了解。请问中国多少高官办的企业，我们能了解到其中的情况？这些企业的性质根本就是说不清楚，也从来不会给外界信息，想尽办法让外界无法了解。能象威视公司这样直接公开的实在太少了。

其三说明胡海峰敢于承担责任。要知道这单涉及安检的合约，如此公开后，万一有点安检问题，那直接受到质疑的就是这产品质量与胡锦涛的权力。责任的重大是显而易见的。威视能公布出来就是对中国安检的负责，愿意接受中国乃至世界的监督。

应该说任何社会的掌权者都有子女，他们的子女也都要参加社会活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总统的子女也有经商，也有从政，西方社会对此习以为常，毫不奇怪，也不会对他们的活动有什么权钱的联想。就是出现父子作总统的，总统子女经商发财的，公民都不会想到中间权力是否起了作用，因为民主国家权力是公开的，受限制、受监督的，谁敢滥用权力，谁就得面临责任追究。而不民主国家由于权力行使不公开、没有什么限制、不受什么监督，所以老百姓常常对当官子女，无论从政，还是经商，都会与权力可能从中起了作用发生联想。而结束这种权力谋私的方式就是公开，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的监督检验。因为当官的子女也是人，他们也总要参与社会的活动，担当社会的角色，不论经商还是从政只要是正正当当合法合理的，老百姓是能够接受的。老百姓害怕的就是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去从事些他们根本不知道，却与他们利害密切相关的事。

从威视公司这次拿合约的公开来看，中国领导干部亲戚活动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的工作又在往前迈了一步。我乐于看到这种进步，从这种进步中我也看到中国通向公布当官家属情况、财产情况，以接受社会监督的阳光政府的可能。

（2006-12-19）

民主论坛

 

纽约的富翁市长拿着一美圆的年薪为市民做事，市民似乎并不担心市长会在暗地里大捞特捞，而贵州兴仁的县长文建刚做县长之前就积攒了万贯家产，并且公开声称自己的钱早就够用了（意思是不需要贪污受贿），却不料在他死后许久，好官坏官的争论仍未停息。

对一个刚刚惨死者的人品提出疑问，似乎有违做人的宽厚之道，但文建刚案中的重重迷雾不能不刺激着人们的想象，以至于国内纸质媒体也打破了警方的重重阻挠，开始对案件的侦察结果以及文建刚本人的清廉问题提出疑问。

我们不知到警方对文建刚案的躲闪态度是出于什么具体原因：案件侦破的需要，还是别有隐情？但在文案的焦点效应之下，贵州警方对新闻记者的过分防范乃至千方百计限制记者人身自由，反而弄巧成拙，使本已降温的文建刚案重新升温。

透过这些报道，我们知道，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家属都对侦察结果提出了疑问。既然警察宣布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动机是抢劫财物，为什么不公布有关被抢财物的证据呢？目前所知，犯罪嫌疑人仅仅抢了文建刚的一部手机，可是，并不贫困的犯罪嫌疑人会为了一部手机而连杀六人吗，何况被杀者还是犯罪嫌疑人的熟人？

《南方都市报》的最新报道透露出本案的一些微妙信息，

“一位与嫌犯曹辉相熟的人士则表示，11月28日，他们和曹辉等人一起吃中饭时，大家谈到文建刚被灭门一事，曹辉曾说过一句：”文建刚那个贪官。‘“

很遗憾，中国的贪官实在太多，如果不是由于文建刚被灭门，无论他贪与不贪，老百姓都不会过分在意。尽管文建刚也曾有过一些廉洁从政的誓言，可是太多的贪官都很熟悉这套作秀的技巧，一个个大贪官被抓之前，冒充清官的水平实在太高，久而久之，真假难辨，无论表面上多么清廉的官员，人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了。假如要断言一个官员廉洁与否，与其把宝压在他的人品上，倒不如压在他的职位上，遗憾的是，文建刚所担任的县长（产媒大县）职务，是一个很不容易让人信任的职位。

在文建刚死亡之初，媒体的溢美之辞似乎有为文建刚盖棺论定的意思。但令人怀疑的侦破结果以及对记者的过度防范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本案背后另有猫腻。

现在所了解到的信息显示，文建刚似乎并非他的同学家人所说的那个“能力强、年轻有为、政绩突出、刚正不阿的好县长”。以低廉补偿费强力推行拆迁的行为说明，他对于普通居民缺乏必要的同情，而让自己的小舅子在拆迁后的废墟上创办汽车城的计划则说明，这个县长很可能也有打算在治下捞上一把。如果这些报道中提及的问题确实存在，那么，一个好县长的形象也将就不存在了。

根据常识判断，我们很难说文建刚会是一个清官，在当下权力体系之下，就是把全国的县长们全部梳理一遍，又能找到几个真正的清官呢？如果说这些县长们有什么不同的话，恐怕也只是“不清廉程度”

的不同而已。

此前的报道中试图把文建刚描绘成一个贫困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普通干部，但最新的报导却清楚地告诉我们，文建刚的几位兄姐，都是当地具有实力的干部，这种为了美化死者而有意掩盖事实的做法，已经破坏了人们对文建刚正面报导的信任。

联想到每每有公务员非正常死亡的事发生，总会有大张旗鼓的追悼会和事迹报告团，我们不禁要问，普通人死得，官员就死不得吗？对一个官员的非死亡，是否可以只谈论其死亡事件本身，而不去无限拔高死者呢？我觉得，《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旁敲侧击式的疑问，正是对前段时间舆论过分拔高文建刚的一种反弹──根据常识，一个产煤大县的县长很容易涉及经济问题，为什么文建刚却恰恰是这样一个好官、清官呢？如果奇迹般地竟有这样一个清官存在，而他的死又是如此血腥，如何能不吸引新闻记者的好奇与关注？

到现在为止，文建刚一案给我的感觉是：太多互相矛盾的说法，太多暧昧不明的巧合，太多吞吞吐吐的言辞，太多躲躲闪闪的表态。一个县长被谋杀了，从公安部到基层派出所都有民警参与破案，本是志在必得的一种姿态，却把大量精力用于防范乃至限制记者人身自由，这究竟是为什么？如果文建刚是一个贪官，严格的舆论管制会起到保护腐败的作用；如果文建刚是个清官，因舆论管制造成在猜疑和不信任，将会给文建刚第二次伤害。

我并非认定文建刚是一个多么惊人的贪官，到现在为止，关于文建刚的人品，我们不应胡乱猜疑，但作为一个县长，就算文建刚是个贪官，他能涉及的钱数也绝不会多到让人吃惊的地步，当贪官们动辄几千万乃至上亿地捞钱的时候，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数字出乎人们意料。

如果要我猜测，我倒宁愿相信本案背后有十分复杂的经济纠纷关系，近来屡屡看到官员被打、被杀乃至全家被灭门的消息，这些消息往往喧嚣一时，转眼就没了下文，是公众不具备追踪热点新闻的兴趣吗？

显然不是。

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当一个腐败链条崩紧的时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断裂，对环环相扣的其它组成部分可能会构成巨大的损伤。警察的侦破工作当然要进入死者生前的真实生活，而这些真实生活中又会涉及多少不便为外人知的真实关系呢？那些环环相扣的链条的其它组成部分，就那么喜欢自己的真实一面被摊在阳光之下吗？

于是，对媒体的过度防范就成了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本来应该活在公众监督之下的官员们，有几个不是越来越注重行事低调，有几个不是越来越注重“个人隐私”？而在这个社会中，他们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包括对待媒体的态度。

在一个腐败普遍存在的环境下，连对吹捧有时也会帮官员倒忙，甚至连累他周围的社会关系。正如为了获得文建刚死亡的真相，有些人与文建刚的关系只好被抽丝剥茧地揭开，但这种揭开只是对从事侦破工作的警察而言，相反，对于公众，有人试图使之成为永久的秘密。

当一个人处在县长这样一个职位上，他的本性如何事实上已不重要，中国各地的官员，在清廉与腐败问题上的表现，正如各地千篇一律的建筑，可能并无太大差别。但如果一个偶然死亡的县长被发现有太复杂的经济黑幕，那就一定要对这一黑幕的扩散加以控制，我倒不是说文建刚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特别见不得人的地方，但目前那些掌控形势的人，他们必须考虑到侦破过程中发现的真相可能具有爆炸性力量，他必须考虑到仇富仇官心理已经不是单一的特例。

一起简单的刑事案件被弄到如此神秘兮兮的程度，实在超出了我的想象。但这种神秘兮兮的气氛，或许暴露了与谋杀真相同等重要的真实。至此，除了对犯罪事实的探求欲望，人们似乎也在关注本案将以什么样的最终说辞作为结束，但愿不要无疾而终地给我们留下一个难以释疑的尾巴，毕竟，信息时代的民众具有一种探求所有真相的欲望和本能。

民主论坛

 

沈阳作家洪峰上街乞讨，既对作家供养制度包含着期待和隐忍，又不乏不满和抗争。他曾经非常矛盾──依赖制度又不甘被制度羁绊。等到他在博客发声明退出国家、省、市三级作协，人们终于读到洪峰的觉醒和骨气。他以“自找耻辱”的乞讨手段消解作家光环的虚幻，原来他们得到的保护有名无实。退出作协的姿态很重要。

洪峰现在正式身份是沈阳市文化局专职作家。作协会员是他的名誉身份。实质上供养方式一点没有改变，至于他与文联约定的作品数量、住房等待遇是另外一回事。当乞丐不耻辱，当作家不耻辱，作家乞讨更不耻辱，被纳税人供养的作家才耻辱。洪峰没有以上街乞讨感到耻辱，乞讨是他的自由和权利，单就行为而言，外人似乎没有必要说三道四，人们只是怀疑他乞讨的动机。实际上颠倒了。笔者以为，无论何种动机，都不值得怀疑和猜测，倒是一个中国作家乞讨的行为，很值得关注、深思。他们永远无法解决功名追求和创作自由的矛盾，他们首先是政治人，然后才是文化人。对政治风险、言语禁忌、意识形态考量，使得他们的作品远离现实社会。创作技巧不是他们首先考虑的。那些作家的人格严重撕裂和扭曲。洪峰的耻辱感被随后来自外界的批评和“辱骂”唤醒。证明他还是有耻辱感的人，对作家身份尚怀有虔诚和尊重。耻辱感是一种宝贵的气质，对一个作家更显得弥足珍贵。与耻辱感伴随的是个人尊严。丧失尊严，作家的良知和人道情怀都会消失。

精神自由和独立性，是作家赖以存在的唯一理由。这是说烂的话题，这里不罗嗦了。现在大陆民间对主流话语权的不满，通过恶搞、炒作、娱乐化、八卦等软方式得以释放和表达，有效消解了可能的政治风险，这是中国大陆文化繁荣的异化景象。洪峰乞讨，可归此类。恶搞、娱乐化、八卦、乞讨……还有未知的什么什么，都是对话语自由权的另类诉求，太有悲哀的意味！

写作是个人化行为，被世俗社会看作“知慧”的体面职业。好面子的国人，好面子的作家，究竟收获了什么，只有自己心知肚明。北大教授好面子，几十年没有一个教授捅破薪资低下这张纸。且不讨论北大距离一个一流大学有多远，且不论北大、清华能否代表中国大陆的高等教育水准，能否代表学术知识水准。对知识和智慧的崇尚，应该是一个健全社会的基本共识。教授获得公职人员中的高薪，是应该的。

作家靠文字产品获得高收入，而非靠供养获得较高收入，也是正常的。大多数作家单纯依靠稿酬赶不上教授的平均工资。不能因为有人吃不饱，就抱怨教授、作家收入太高，极端平均主义实际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是社会倒退。高收入永远没有标高，而低收入总有一个底线。世俗观念“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知足常乐的自欺欺人说辞。没有人知足，也没有人常乐。这是常识。

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发达，民间基金、组织对文学多有奖掖。不象大陆官方只重精神奖励，看轻金钱奖励。国家供养作家，显然负面作用更大，纳税人不会答应。新任作协主席铁凝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不会取消专职作家。在这个体制下，哪个行业都打上制度的烙印。有人呐喊文学死了，有人呐喊解散作协，在于文学不能承受政治的收买和重压。

文学需要来自人性的支撑，作家需要来自自由的力量。舍弃言论出版自由，文学和作家死不觉死。破坏未必不是寻找新生，墨守成规惟有死胡同。哪天由民间组织供养作家，哪天作家才能获得解放。诺贝尔文学奖不是唯一的目标，但却是一个标准。

（2006年12月16日）

民主论坛

帕慕克案（随笔）

◎ 奥尔罕·帕慕克 著   

  商  雨 译   

   

 

    本星期五，在伊斯坦布尔我度过一生的地方西西里，恰好对着我外婆独自一人生活了四十年的一幢三层楼房的对面法院，我将面临审判。我的罪行是“公开诋毁土耳其身份”。公诉人将提出判我入狱三年。也许土耳其－亚美尼亚记者丁克曾在同一个法庭上，根据第301条同样的法令所受的审判，同样会落到我的身上。尽管有此担忧，但我还是保持乐观。就像我的律师一样，因为我相信对我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我不认为自己会啷铛入狱。

     在这种情况下，看到对我的审判的夸大，多少令人感到不安。但我十分清楚，我的不少伊斯坦布尔良师益友过去仅仅因为一本书，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写下的东西，便受到过分的严酷拷问，在法庭上耗时多年、被判入狱。我所生活的国度是一个荣耀总是属于帕夏、圣徒和警察的国度，而这份荣耀，作家只有在法庭上、监狱里煎熬多年后才有可能赢得，因此把我投进监狱，我也不会表示惊讶。我明白为什么朋友们会笑着对我说，我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土耳其作家。”但是，我并不是为了这份荣耀才说出那些会给我带来麻烦的话。

     今年二月，在一篇发表在瑞士报纸上的采访中，我说：“一百万亚美尼亚人和三万名库尔德人在土耳其被杀害了。”我又抱怨道，讨论这些事情在我的国家里是一个禁忌。在世界上严肃的历史学家那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千上百万奥斯曼亚美尼亚人，因涉嫌反对奥斯曼帝国而遭到驱逐，其中许多人在路上被屠杀是一个常识。土耳其发言人，尤其是外交官继续声言死亡人数极低，不能把大屠杀归为种族灭绝，因为它不是有系统的，战争期间，亚美尼亚人也杀死了许多穆斯林。但不管怎么说，今年九月，尽管受到国家的反对，但还是有三家极受人尊敬的伊斯坦布尔大学，联合举行了一次公开针对不见容于官方土耳其阵线观点的学术研讨会。从那时候起，九十年来第一次有了对这个主题的公开讨论——尽管萦绕着301条款的鬼魂。

 如果国家执意要扩大不让土耳其人民了解奥斯曼亚美尼亚遭遇的范围，那么这就说明它是一个禁忌，而我的言词也引起了暴怒：各种报纸发起仇视我的活动，一些右翼（并非一定是伊斯兰教主义者）专栏作家竟然说我最好“住嘴”；一些民族主义极端分子组织会议、游行抗议我的变节；公开焚烧我的著作。像我长篇小说《雪》中的卡一样，我一时感受到了由于政治观点而被迫离开自己心爱之城的感觉。因为我不想扩大论战，甚至不想听到它，起初我保持沉默，含垢包羞，远离公众，甚至对自己也默默无言。接着，有个省长下令焚烧我的作品，而等我一回到伊斯坦布尔后，西西里检查官便公开起诉我，我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国际关注的对象。

诽谤我的人并非仅是仇视我个人，其恶意也并非只针对我一个人；我知道我的案子值得在土耳其境内外讨论。部分原因是我相信，玷污国家“荣誉”不在于讨论它的历史污点，而是根本不许讨论它。另外，还因为我相信在今天的土耳其，禁止讨论奥斯曼美亚尼亚人就是禁止言论自由，两者不可避免地相互联系。人们对我的困境表示关注，给予慷慨的支持，这使我感到安慰，但也有一段时期，发现自己已陷入我的国家和外面世界之间，这使我感到不安。

 最令人费解的是如何解释一个公然想进入欧盟的国家，竟会想到把一个在欧洲声名显赫的作家关进监狱，为什么它非得（康拉德也许会说）“在西方的注视下”演完这出戏剧呢。这种悖论不能简单地把它解释为无知、嫉妒或者不宽容。它不仅仅是悖论。对一个坚持认为，土耳其人（不像他们的西方邻居）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民族、不可能搞种族灭绝的国家，我能做什么？而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政治团体却正在对我进行死亡威胁。一个抱怨其敌人在全球范围内对奥斯曼遗产散布虚假报道，同时又接二连三地起诉、关押作家的国家，如此在世界上宣扬“可怕的土耳其人”意象，在这背后又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当我想到国家要一个教授提出其对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观念，而教授所写的报道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时便遭到了起诉，或从我开始写这篇随笔起，到我着手写你现在正读到的句子期间，有新闻报道说超过五名作家和记者受到第301条款的指控，这时候，我想象福楼拜和内瓦尔这两位东方学教父会说这些事件是“奇异”的，当然是！

据说，这出我们所看到的正在上演的戏剧，我想不只是土耳其特有的古怪的、令人费解的一幕，毋宁说，它表达了一种新的全球性现象，我们对它才刚开始认识，尽管缓慢，我们现在却必须开始去学会说它。近年来，我们亲眼目睹了印度和中国令人眩目的经济起飞，从这两个国家中，我们也看到了中产阶级的急速膨胀，虽然我不认为在读到反映他们私生活的小说之前，我们能真正了解这些人的部分转换。不管你称这些新精英为什么——非西方的资产阶级或者富裕官僚——他们像我自己国家里西化的精英一样，为了使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和权力合法化，不得不追随分离的、显然是矛盾的行动路线。首先，他们必须采取西方的方言和态度来证明他们在财富上的急速增长为正当；随着这种所需要的知识被创造出，随后他们会开始指导起他们的同胞来。当人民指责他们忽视传统时，这些人会挥舞起致命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来作出应答。福楼拜式的旁观者或许会把它叫做“奇异”的争论，也许仅仅是那些政治、经济项目和他们所创造出的文化热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是急剧地加入全球经济，另一方面则是把真正的民主和思想自由视为西方的发明的愤怒的民族主义。

V·S·奈保尔是首批描述后殖民地时代无情、残忍的非西方主流精英的作家之一。五月在韩国，我遇到了伟大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我听说，在他表示其国家军队侵略韩国和中国时所犯下的丑恶罪行应该在东京公开讨论后，也受到了民族主义激进分子的攻击。欧罗斯对车臣和其它少数民族及公民权利团体的不宽容，在印度，印度民族主义对自由表达的攻击，以及中国对维吾尔人谨慎的种族清洗——所有这些东西都通过相同的矛盾获得养料。

如同明天的小说家将会叙述新精英的私生活一样，毫无疑问，他们正期待着西方对他们的国家限制表达自由提出批评。但是，这些天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谎言，以及对中央情报局秘密监狱的报道，极其严重地损害了西方在土耳其和其他国家中的可信度，已经使得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在我所属的世界里，越来越难以制造属于真正的西方民主的案件。

 

　

《自由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