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嘱我写一写我眼里的丁玲，这实在是一个难题，我们通常难以把一个人和他所展示出的某种现象加以区别，这就有可能伤害已故之人并且伤害到世人的感情。
很小的时候，母亲曾在晚上临睡前要我给她读报，想不起那是为了她手里有什么事要做还是为了让我增强阅读能力。我磕磕巴巴地读着各种社论和批判文章，从中知道了丁玲，知道她是一个“反革命分子”。
八十年代初，得以有幸近距离看见丁玲，那是大批蒙冤受难者平反的时候，当然也就知道丁玲的“反革命右派”属于错划。而且严格地说，有些人可能是说了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被扣上“右派”帽子，丁玲被戴上这顶帽子恐怕真正地属于“莫须有”。
第一面往往给人深刻的印象，丁玲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那双眼睛，那双眼睛里放射出的神采，你只有亲眼和她对视，才能明白何以陈明先生能和年长他许多的丁玲女士甘苦与共几十年。这使我很钦佩，要知道，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啊，我肯定我自己没有这样的精神力量能在长时期的梦魇之后依然保持青春的气息。现在我打算写下这个话题时，对于作为一个人来说的丁玲女士和她的忠实伴侣陈明先生，依然保有尊重和敬佩。
但是我想说的是“现象”，据说“XX现象”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九十年代人们提出了“周-扬现象”这一“新名词”，有杜导正先生在一本书的序中说：“‘周-扬现象’这个词，说的是周-扬同志，其实也是我们这样一些现今已到了迟暮之年、能够独立思考的人的心态。”
我现在想说的就是“丁玲现象”，所有的言谈都仅仅针对一种现象，是一种备受磨难历尽艰辛之后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心态。我这样的芸芸众生既不具备史学修养也没有什么文学功底，说“现象”基本上是依据自己的近距离感受，加上众所周知的一些事件，好在我本蝼蚁小民，说了也就说了，无甚大影响。
想不起来是哪位哲人说过，距离产生美感。的确，我们站在远处看丁玲，看见的是她的文学才华，她的作品，她的热情和勇气，还有她的得到的荣誉和崇拜。她以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蜚声文坛；她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她得到了毛泽东的褒奖——“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甚至在她被国民党特务绑架软禁期间，还有张道藩来请她为国民政府写剧本（当然，丁玲一口回绝）。
总之，站在远距离看丁玲的文学创作，虽不能说有多么高，至少也是才华横溢的。问题是，自从逃出南京奔赴延安后，那一篇篇的文字，那文字中的人物和后面表达的信息，就开始起变化了。
“神要人忍耐着生活，安排许多痛苦在死的前面，使人不敢走近死亡。我呢，我是更为了我这短促的不久的生，我越求生得厉害；不是我怕死，是我总觉得我还没享有我生的一切。我要，我要使我快乐。”
“是的，我了解我自己，不过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女人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们身上。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的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赐给他的吻呢。”
“我忍不住嘲笑他们了，这禁欲主义者！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裸露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
“我看见安安闲闲坐在我房里的凌吉士，不禁又可怜苇弟，我祝祷世人不要像我一样，忽略了蔑视了那可贵的真诚而把自己陷到那不可拔的渺茫的悲境里，我更愿有那末一个真诚纯洁的女郎去饱领苇弟的爱，并填实苇弟所感得的空虚啊！”
————《莎菲女士的日记》1927年，23岁的丁玲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主人公对爱情的呼唤表达了丁玲的心声，也是她的形象，勇敢、热情、开放、坦率，热爱生命，追求“真的爱情” 和“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拒绝 “可鄙的浅薄的需要”。
1941年，丁玲在延安发表了《我在霞村的时候》有评论说：作品塑造的是一个在遭受日寇凌辱后又忍受着灵与肉的双重折磨而做着地下形态的抗日工作的乡村青年女子的形象。特殊题材的择选以及作者对于主人公寄予的深切同情和敬意，表明了作者的思想胆识和艺术创新方面的追求，尽管对于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基本上是从侧面进行的。然而女性作家特有的观照视角，用作者的话来说作品提出来的是“一个更广泛的社会问题”（《丁玲谈自己的创作》），仍然使得作品具有深沉感人的力量。
在这篇小说中，丁玲借“我”的口说：“我是一个喜欢有热情的，有血肉，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
“但她应该有些温暖才好，她是受过伤的，正因为她受伤太重，所以才养成她现在的强硬，她似乎是无所求于人的样子，但我总以为如果有些爱抚，非一般同情可比的怜惜，去温暖她的灵魂，是必须的。”
此时，丁玲已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是以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身份来创作，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小说中看到熠熠动人的人性之光。
同样在1941年，小说《夜》发表了。有评论说：作品所揭示的在抗日民主根据地里成长起来的新人物面对追求个人情感与革命工作（包括维护革命者的道德人格形象）的冲突，表明作者对于男女主人公的深层的精神世界有着较为深切的把握，因而作品也就具有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
然而作品的主旨之一在于颂扬主人公最终自觉的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念去压抑情感和克服思想矛盾，这又表明作者在基本接受了另一种意识形态之后对于某种普遍的人生现象有了相异于本人先前的认识。
1942年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说：“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一切的诱惑，和无声的压迫，她们每人都有一部血泪史，都有过崇高的感情，（不管是升起的或沉落的，不管有幸与不幸，不管仍在孤苦奋斗或卷入庸俗，）这在对于来到延安的女同志说来更不冤枉，所以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而且我更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使理论与实际不脱节，在每个共产党员的修身上都对自己负责些就好了。”
从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丁玲在不断接受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把这种主流意识形态一点一点地融进了自己的头脑、血液之中？
《莎菲女士的日记》时代的丁玲是个求解放特别是求女性解放的女子，到了《太阳照在桑干河畔》时，她就已经完全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女性了。
让我们拉近距离，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丁玲，我有幸面见被很多人崇拜的丁玲，也很不幸曾经见识过她的一些蜗角之争。其实，既然是人，总不免有些琐碎的凡俗的计较，这本不该作为话题，我也不想说细节。问题在于，丁玲自己是否认为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感知有欲望的人？
丁玲天性聪慧，勇敢，同时也自视甚高。二十多年的磨难，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啻为一份丰厚的生活赠与，如果有理性的思考，如果有基于人文关怀的反思，她应该能写出比《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惊世骇俗，比她以往所有著作都更具历史人文价值的作品。可惜，我们——至少我没有看到。
丁玲曾经的秘书在回忆中说：“有一次在纪念七一的座谈会上，她很动情地说：马克思主义和党是我青年时代的追求，是经过多少挫折和徘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在任何处境下我都不会有丝毫动摇。我何必诉苦，埋怨也没用处，我受难，党不也在受难吗？共产党员对党只能一往情深，不能和党算账，更不能去讲等价交换。”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丁玲在这里说的是“党不也在受难吗”，而不是如很多人想到的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是每一个人的灾难。丁玲把党放在第一位，最高位，的确是个忠诚的好党员；但是，人呢？每一个有尊严而价值无量的人的青春年华和生命呢？
翻开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开篇第一句说：“宇宙中有多少生物，就有多少中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因此当一个沙哑的声音向你说‘你被捕了’，这个时候，天地就崩坼了”
两者相比，差距几何？
每个人都是宇宙的中心。难道可以因为一个伟人三年不吃肉，就把普通百姓饿死的岁月轻描淡写地掩盖过去？难道可以因为个人的忠诚，就否认那段荒诞的历史？ 丁玲面对过去，看到了自己的苦难，她把这些归之于和党共同受难，她以自己的苦难作为和党同心同德的标志、资本，她没有看到（或者说无视）大众的苦难。
我不想面对丁玲二十多年的苦难表示冷漠，遗憾的是，从她的讲话中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如果不视自己为有独立人格的“大写的人”，我想他也不会把其他的人，把所有的芸芸众生视为“大写的人”。
胡凤的夫人梅志先生在纪念张中晓的文章中说：“《我与胡风》一书，原是约请与胡风同案的友人们来回忆过去并叙述自己及家人亲友因此而遭到的种种悲惨境遇，为的是希望这一段曾经残害了这些有远大抱负、革命热情的进步青年的青春以至生命的历史永不再演！”
顺便说一句，我也有幸见过梅志先生，询问她在监狱里的感受，她给我的回答很简单：“相信自己”，除此再没有任何大道理了，读到这篇文章，我在心里对梅志先生爱敬有加！
八十年代初的一个三八妇女节，我有幸听到了丁玲对青年妇女们的讲话。丁玲的讲话要点有三。
首先说资本主义是万恶之源，腐朽堕落。在那之前。丁玲曾作为访问学者到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讲学半年。丁玲阿姨挟着从美国讲学归来的气势，对年轻一代开讲美国为什么腐朽堕落：纽约地铁里抢劫案不断，这是一；妓女赤身裸体地坐在橱窗里招摇，这是二；三呢，好像是性解放，因为她本次讲话的主旨是教育我们青年妇女不要性解放。反反复复就是这几条，我猜想那第二点应该是红灯区里的景象，为此感到困惑，她去那儿考察？
第二点是狠批精神污染，这是当时的时髦话题，以丁玲阿姨的知识经历和口才，说这些简直是小菜一碟。当然在批判的同时把某仇人捎带敲打敲打，也算是不失时机地对两人有史以来的恩恩怨怨出口恶气。
最后就谈到现在的年轻人，主要是指女青年，那叫一个糟糕！胸无大志，没有革命理想，就知道谈恋爱，结婚要“十几条腿”，谈恋爱也是随随便便，说结婚就结婚说离婚就离婚甚至未婚先孕极不严肃；结了婚的呢，就知道孩子和丈夫，更没有革命斗志了。总而言之，一竿子打翻了所有在座的女性。
丁玲阿姨说：有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当年在延安不是发布个声明就同居了吗？那可不一样，你们怎么能和我们比呢？我们那时候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这种无产阶级感情你们有吗？你们现在可没有当年我们那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
（这是最令我晕倒的一段话）
这还是那个写《莎菲女士的日记》的丁玲阿姨吗？是那个写《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丁玲阿姨吗？这还是那个“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丁玲女士吗？
说丁玲就不免提到周-扬，正如人们说起周-扬也必然谈到丁玲一样。五十年代丁玲的蒙难总是和周-扬分不开的，我们可以看看蒋祖林的回忆：“夏去秋来，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给我的几封信中，表露了一些异样的心情。
一封信中说到《红楼梦》里的贾雨村，大意是说，她从四岁时死了父亲起就看到贾雨村这样的人了，而现今社会中仍不乏贾雨村式的人物。一封信里说到巴尔扎克的《贝姨》。她称道巴尔扎克对嫉妒的化身贝姨这个典型人物刻画之深刻，谈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这种阴暗心理，可以不择手段。一封信里谈了她在四川看川戏《打红台》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简述了戏的内容。我后来看了她写的那篇《看川剧（打红台）》，信比文章要简单，只是对萧方这个人物，从当今现实社会的角度，抒发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几句。
这几封信里写到的都是谈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申到当今现实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
说实话，看了蒋祖林关于母亲在1957年前后时期的回忆，不能不从心底里同情我们的丁玲阿姨，她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有预谋的打击迫害，还有她对党的一片忠心，怎不令人恻然？那历史的恩怨由来已久，几乎就掰拆不清了。但是，至少在五十年代那场灾难之前，丁玲始终是谦让与对方的。
虽然后来有一些研究考证，认为丁玲的冤案并不是周-扬首先发难，甚至一些老同志回忆认为周-扬不过是执行者，是中国的法捷耶夫，但是我现在不想细究这一点，我更想说的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到了八十年代，周-扬开始反思忏悔了，丁玲反而不依不饶地趁着反“精神污染”之风来不断攻击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1983年在中央党校会议厅召开的“纪念马克思主义诞辰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周-扬作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报告。XX部原拟定的报告中心主旨是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文化问题，当时任XX部副部长的贺-敬-之还特地为周-扬选了几位文艺方面的意识形态专家来帮助他起草报告稿，但是周-扬自己改变了报告中心内容，并且亲自选了王-元-化，王-若-水和顾-骧三人协助他起草报告。事后，周-扬又违逆了胡-乔-木的要求，原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当然有王-若-水-秦-川-和胡-绩-伟的支持），为此而受到批判，王-若-水也因这起事件受到解除《人民日报》副总编职务的处分。
这一事件可以说是后来一场范围广大令人深刻印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主要起因。
就在周-扬被批判的期间，上面对周-扬的意图“已经日趋明显，丁玲联系了十四名党员，写信给小-平同志告了周-扬一状。中纪委专门派人下来，……调查落实信中反映的情况。”
那时，丁玲经常在作协老作家党支部活动时发言批判“精神污染”，浑身上下一派意气风发精神焕然，她牵头召集一些志同道合的老作家在自己家里开会写材料，被她的司机在背后讥讽为“整黑材料”，这在当时几乎就是公开的秘密。
这种落井下石之举，实在让人心寒。那时，周-扬已经被击垮了，病倒，失语；主流媒体上天天充满了批判文章，名人大家们带着尚未消失的文革余悸纷纷表态，还有什么可揭发的？人为鱼肉，尔为刀俎！如果丁玲真的是为了坚持心中的马克思主义，完全可以写文章在报纸上正大光明的发表，何必要写信呢？是为了向中-央表忠心？如果我这样的猜测有诛心之嫌，那么剩下的合理解释无非就是出一口恶气罢了。
很明显，丁玲可以原谅“党”，可以“一往情深”地不算账，说穿了就是因为“党”又给了她荣誉和地位；她决不原谅具体的人，因为具体的人除了道歉不能给她任何补偿————岁月，生命和艺术成就。
让我们再从政治的丁玲回到文学的丁玲，回到她生命的最后两年，她在文学事业上留下的最后一片亮丽的光彩。
关于丁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为创办文学双月刊《中国》而付出的一切，我偷懒抄一段文章：“1985年7月13日，丁玲终于不堪重负，因病住进了医院。这次病倒与其说是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和艰苦创作的劳累，不如说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无限烦恼，使她难以承受。《中国》文学双月刊的诞生是丁玲文学生涯的又一辉煌，也是她生命的归宿。丁玲从1984年开始筹办《中国》文学双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招待会召开，直至1985年春天，《中国》文学双月刊创刊号问世，花费了多少心血，有谁能算得清呢？申请刊号、编辑部的人事安排、找经费、找房子，到刊物组稿、印刷发行无一不渗透着她的苦心。创刊号上刊载了她亲笔写的报告文学《一代天骄》，她不顾疾病缠身，亲自去采访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体现了她自己对改革的献身精神吗？一位八旬高龄的老人去创刊并主编这样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实属罕见。她为什么要执拗地这样做呢？回答自然很简单：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释都显得多余和累赘。丁玲和《中国》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进了协和医院。住院期间，她一直关心《中国》文学双月刊的工作，在医院多次召集、接待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终于未能闯过这一关，留下了许许多多的遗憾，离开了我们。”
另外，有回忆者说：《中国》的四月号要发《聂荣臻同志谈“二月逆流”》，以及报告文学《中国：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没人敢拍板，只好由人念给她听。……她听得很认真：敏感的题材，、尖锐的思想锋芒，引得她常常需要再三斟酌，这时，她就让“再念一遍”……。
《中国》双月刊从诞生到停刊，不过短短两年时光。究竟为什么丁玲要以八十高龄去执著地办一个文学刊物？在当时说法各不相同，我个人认为各种说法并存不悖，但我不是动机论者，所以不谈它。
这份杂志办得如何，是否展现了丁玲的文学天赋？我们且以《中国》面临停刊时许多文人学子的反映来映证。
北京大学首届学生文学艺术界执委会（1986年）给作协党组的信中说：“《中国》文学月刊着力进行新时期文学的探索，大胆扶持具有创新精神的青年作家，推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品。《中国》的办刊方针体现了改革精神，深受北大学生欢迎。”
“青年诗人北*-*岛在为《中国》的生存，多方奔波努力无效后，愤而宣布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以示抗议”；青年评论家刘*-晓*-波认为，这是一份“有个性的刊物”；刘*再*复*和谢冕认为《中国》办的“很有生气”“很有锐气”；邢晓群女士干脆明白地指出：“丁玲晚年的言论特别左，而她创办的《中国》却特别右。”
关于《中国》被停刊，除了有经费和人员编制的问题，据了解主要还是有关部门的决定，在XX部某领导不点名的讲话中，提到有些刊物“走偏了方向，引起中央关注”。
生命短暂的《中国》文学杂志给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丁玲也因此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拥戴，这就是文学的丁玲，丁玲的文学光彩，丁玲有幸。
1986年3月4日，丁玲离开了人世，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谓之一生苦难，不仅仅在于她年轻时坎坷的奋斗生涯，中年时蒙受不白之冤，也在于她终究未能挣脱开心灵的桎梏，没有能够像她笔下的沙菲女士那样自由奔放地追求“那些会醉我灵魂的幸福”。
纵观丁玲风雨沧桑的一生，窃以为她最大的悲剧就在于浪费了文学的艺术的天赋去攀爬权力的险恶天堑，去追求政治上的辉煌，在这方面，某著名官员作家的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当然也很尖刻：
——丁玲屡屡批评那些暴露文革批判极左的作品，说过谁的作品是小学水平，谁的是中学，谁的是大学云云。我坚信，丁玲骨子里绝对不是极左。那么怎么理解丁玲的某些说法和做法呢？丁玲和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是一种明星意识。她最最不能正视的残酷事实是，出尽风头也受尽屈辱，茹苦含辛，销声匿迹二十余年后，复出文坛，而她已不处于舞台中心，已不处于聚光灯的交叉照射之下。
丁玲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有一次是中篇小说评奖大会后的合影留念，她来了，坐下了，忽然看到了身旁座位的名签：XX ，就是她最不喜欢的那个领导。她噢了一声像被蝎子蜇了一下，立即站起身来。她的表现毫无政治风度。再比如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阔，窃为丁玲不取。然而，这才是丁玲，她的个性，她的光辉，她的感情气质，常常也表现在这里。
画虎不成反类犬，本来是非政治家，太政治了反没有了政治，只剩下了勾心斗角。
这最后一句话让我想起了在唐德刚的书里看到的两句话。
第一句是他本人说的：“搞政治的光彩是一时的；搞学术的成就则是永恒的。”
第二句是他引用清末时期一个外国人评论慈禧太后的：“太后一向做事都是留有余地的，只有这次她这个政治家只剩个女人家了。”（指庚子年间西太后对十一国宣战）
二十多年前偶尔见到几次丁玲，说实话是比较烦她的，这主要出于她的极左言论，她对同行后辈的极不宽容和她对普通人的傲视。几年后丁玲走了，渐行渐远，现在再来回望她的一生，她的追求和她所遭受的磨难，我突然对她有所理解了，甚至于想到当年她的那些斤斤计较，或许也是她几十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的反弹。都是血肉之躯，二十多年的不白之冤，北大荒的风雪岁月（这在我是有所体会的），文革中被批斗被秘密关押；更重要的是，二十年的大好年华，文学的才华被耗费在劳改农场里，待到复出时，已是“人老珠黄”，文学新人如雨后春笋斑勃勃成长；这一切，怎么可能不在丁玲的内心深处留下伤痕？
丁玲平反复出后，人前人后总是不断地表白自己是经受了党的考验的，下放北大荒是“去体验生活”，文革中入狱是和党共同受难，“她认为自己的革命信念没有丧失，她一直认为她是革命的，被误解。” 她的长诗《“歌德”之歌》“通篇都是叙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竭尽笔墨赞颂中国革命和党，被接近她的业内人士称为“政治表态”。
我不禁想，如果她真是在心里这样想的，又何苦要对当初整过她的人那样耿耿于怀不依不饶呢 ？难道那些人不是在党的领导下去批判她，难道不是党组织决定她下放劳改的，难道不是组织上又把她秘密关押起来？我只能认为她的那些表白根本不是她的心底里的真话，否则，怎么解释她最后的岁月里苦心经营的《中国》双月刊呢？
这两天看到五岳散人谈瞿秋白的帖子，想起了读过到的有关丁玲和瞿秋白的记述。1923年，年轻的蒋冰之离开家乡湖南常德，和密友王剑虹住在南京，认识了瞿秋白，并经瞿秋白介绍而去上海大学读书。就是在这以后，丁玲不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名震全国，而且从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瞿秋白在丁玲的心中有着怎样的分量，我们后来人无法臆测，但是丁玲在1942年纪念萧红的文章中提到了秋白，这时秋白牺牲六年多了，以后在1946年又专门著文《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文革结束后不久丁玲复出，针对当时对瞿秋白遗书的争议，又发表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中确定《多余的话》确系秋白所写：“那种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我一下就联想到他过去写给我的那一束谜似的信”。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说：“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
丁玲清醒地意识到秋白之“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难道丁玲她自己就真的变更了自己吗？还是为了什么难以言说的原因而自己欺骗自己，不惜以一幅咄咄逼人的极左的政治面目站在大众面前？我不知道在经历了那样严酷的政治风雨——延安整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回想起当年的挚友秋白，想到他的“不能变更自己”，想到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决然地从“二重的生活”中挣脱出来，坦言“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丁玲的心中是否有所触动有所思？
丁玲在《三八节有感》中说，“我是拿着很大的宽容来看一切被沦为女犯的人的”。
我想那时候的她是宽容的，可叹的是，从风霜刀剑中走过来后，她反倒不宽容了。不仅对自己的“宿敌”，而且对自己的同行和所有的普通人。
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现象，这种耿耿于怀致死不能开释的情况在文化界是很多见的。想起来，带着到死都不宽恕的心态走向天国，不也是一种悲剧吗？但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我和朋友谈到过丁玲现象，觉得在整个文化界里能够宽容到底的人很少，能够自始至终宽以待人的大者就更少了。反而是普通的平民百姓更能够宽容他人。
一个人也许在幼小年少时还不懂得什么叫“宽容”，到了青年时代也还没有学会宽容，可以理解；人到中年以后懂得了宽容，经历风雨沧桑后学会了宽容，这是大多数人都能做到的。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阴暗的一面，承认这一点，用我们先天的教养或者后天的修养去抑制甚至甩掉那些嫉妒、虚荣、偏执、狭隘和自私等等人性中的丑恶，宽容这一美德才能被我们接纳。
怕的就是不承认自己也是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把自己看成（或者被别人捧成）神一样的高高在上的完美无缺之人，这样的人就很难做到宽以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