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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13日，为了摆脱迎面泼来的“卑鄙、谎言和诽谤”的脏水，法捷耶夫在自己的寓所开枪自杀。他在遗言中将斯大林称为暴君，并对赫鲁晓夫表示了强烈不满，其时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百花”运动。当法捷耶夫“自绝于”人民的时候，中国的“法捷耶夫”周扬正在从批丁玲、胡风的“战役”中向人生的“最高境界”迈进。

由于参加过大规模军事作战，并由此体现了强烈的战斗精神，法捷耶夫深受斯大林的赏识，在斯大林的一再提议下，1934年进入苏联作协领导层，并逐渐成为苏联文学事业的最高领导者和组织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起，参与了苏联文学发展中所有的重大事件和运动。在较长时间中，中国文艺界的最高领导人周扬的经历与地位几乎就是法捷耶夫的翻版，所不同的是，法捷耶夫以自杀的方式了结了生命，而周扬却因抑郁，在医院中毫无知觉地静静地躺了四年，于1989年撒手而去，没有留下任何遗嘱。

一

周扬一生引以为自豪的，是他首先向中国引进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我们不敢就此认定他在党内地位的提升和巩固与此直接相关，但可以看出其本人所代表的文艺观念、体系与苏联的深刻关系。“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曾使法捷耶夫的走势一路看好，这个理论在苏联提出，很大程度上源于斯大林自己的政治斗争的需要。在这位领袖不断整饬作家队伍、打击异己、处分和处决作家的过程中，法捷耶夫的朋友、同事、领导纷纷落马，深得斯大林赏识的法捷耶夫的地位却在直线上升。有人是这样叙述这个过程的：“拉普是二十年代初几个青年组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三十年代已发展成为遍及全国的强大组织。斯大林看到拉普这样发展下去可能对他个人的权力构成威胁，1932年4月突然决定解散拉普及所有文学团体，成立便于统一领导的作家协会。拉普多数领导成员都反对这项决定。同年9月至10月法捷耶夫在《文学报》以《旧与新》为标题发表系列文章支持斯大林的决定。法捷耶夫的行为被拉普领导成员视为叛变，遂与他绝交，但却得到斯大林的赏识。斯大林对敢于违抗他意志的人从不留情，拉普主要领导人均被镇压，唯独也曾是拉普领导成员之一的法捷耶夫成了斯大林的红人。”[1]到1946年以后，法捷耶夫已经成为文艺界的最高领导。

法氏政治地位的显赫，显然并非因其文学创作，而主要源于他对斯大林的崇拜、敬畏和斯大林对他的信任、赏识，是他顺应了斯大林的个人意志。他和斯大林之间的关系是很微妙的，用艾伦堡的话来说就是严守纪律的士兵和总司令的关系。总司令在士兵面前永远正确，他的每一句话对士兵都是命令。这位领袖仅仅把他当成有用的工具，“文学总管”，通过他领导文学。法捷耶夫负责贯彻执行他的每项指示，表达他的好恶和情绪变化。反观周扬，如果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称周扬为“取了工头立场”的“奴隶总管”多少有些揶揄和厌恶情绪的话，那么建国后周扬则是地地道道的“文学总管”了，这一点和法捷耶夫是完全一致的。在更多的时候，他必须听命于毛泽东的意志，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很密切，刚从上海来到延安，便被信任和重用，甚至为这种力量而忘情。据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周扬把他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与美》送给毛泽东，毛对他说：“你对于生活与艺术的看法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相似。”于是周扬很快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撰写了长篇序言，极力推崇毛泽东的文艺思想[2].他说：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课本……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3]

周扬将毛泽东推崇到了与马、恩、列并驾齐驱地位，这固然是看到了毛泽东在文艺上的独特之处，同时也是一种敬畏之心的驱使。从《生活与美》到《序言》的转换，周扬轻轻地遮掩起自己关于文艺的真实想法，从此更加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在这种信任的感召下，他越发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性，认为自己必须这样，而且应该这样。甚至在文艺整风时期，因“鲁艺”和“文抗”之争而与周扬产生芥蒂的丁玲都认为在党内只有周扬能够代表毛泽东。她说：“1949年6月，我从东北到北京参加文代会筹备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见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晚饭。在谈话中，毛主席问我：”文艺界党内谁来挂帅？‘我表示：“周扬比较合适。’我原打算开完文代会回东北深入工厂去，但党组织决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决心拥护周扬。因为党把文艺界的领导责任委托给他，同时，我觉得文艺界党内没有旁人比他更合适，也愿意同他搞好关系。”[4]今天看来，丁玲向毛泽东推荐周扬大概有着很复杂的心理，但对周扬而言，他之走上文艺界最高领导岗位，对于解放区来的作家而言，大概也是“众望所归”。

二

在“大清洗”和文艺的极左路线发展过程中，地位直线上升的法捷耶夫与大批被打倒和停止写作的作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人们怀疑他在这场持续数年的文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于是他不仅失去了大多数的朋友，而且在斯大林去世之后，遭到了唾骂，激愤的情绪在苏联迅速传播。人们将苏联文学界恐怖时期的全部罪责加在法捷耶夫头上，称他为“贪权的总书记”、“斯大林的打手”，是斯大林的“影子”和“棍子”[5]，很多作家遭逮捕和枪杀都与他有直接关系。实际上，在这场大清洗中，法捷耶夫思想上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像当时许多人一样，认为这场运动是必要的，他必须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另一方面，当他看到许多他了解的人遭到清洗时，不免产生怀疑，站出来替他认为受冤枉的人辩护，并想方设法来保护他们。曾长期住在苏联、担任过国际革命作家联合会书记、三十年代被捕过的匈牙利作家吉达什为他辩解说：“法捷耶夫在他所处的‘严酷的时代’里有他的难处。我相信，要是占据他的位置的是另一个人，‘严酷的时代’卷走的作家将会多得多。法捷耶夫尽其所能减轻这地震的损失这是我亲眼见到的，至少他曾不止一次力图减轻它。”[6]他举例说，从1953年到1956年，法捷耶夫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给各个有关部门写了五百多封信，说明事实，替受害者辩护，为他们洗刷罪名，相当多的作家得到平反，是与他的努力分不开的。法捷耶夫个性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渴望当领袖，他总是想显示自己的超凡性，他从事文学活动伊始就比较注重自己的公众形象。对他来说，成为一个较为完美的人是与为革命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融成一体的。他善于克制自己，镇静自如。在公众场合热情洋溢，风度翩翩。在照片上他给人的印象是真诚坦率，性格开朗。然而，为此他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却鲜为人知。他严于律己，几近苛求，神经总是绷得紧紧的。那著名的法捷耶夫式的笑容往往掩盖了他真正的内心活动。他从来都认为自己具备文坛领导人的素质，而且当之无愧。出于高度的党性原则和责任感，法捷耶夫必须绝对服从上级的指示，表现出政治家严酷的一面[7].

类似情况在周扬身上也同样发生。很多人在回忆周扬时都谈到了他风度翩翩的外表和沉郁谨严的内心。跟他多年同事的张光年说：

周扬为什么形成这样奇怪的性格或个性（我曾戏说是性格的“异化”）：表面上谈笑风生，内心是孤独郁闷……我认为这跟他长期担任文艺界领导工作有很大关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是残酷的、经常的，而文艺界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周扬何以领导这些斗争？何以自斗斗人？何以在斗争中自保自励？何以推进自己看重的工作？这需要很大的自持力。决不能随便乱说，决不能自由主义，决不能授人以柄（话柄），决不能让敌人利用而损害党的事业……一个人本来有性格上的弱点，加上长期在这样心境中生活，还能不病吗？性格还能不受到扭曲吗？周扬的死，是一个悲剧啊！[8]

基于这样一种分析和认识，李辉说：“在漫长的岁月里，和许多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一样，他献身于一种革命事业，但其生命的表现形式则是在这两者的拥抱、排斥、搏斗中得以完成的。完全可以这么说，在他的内心，两者或许有过短暂的统一，更多的时候则是矛盾的。内心的矛盾就决定了行为的矛盾、人格的矛盾，甚至产生出异化的力量，改变或扭曲他的人格。从而在人们的眼里，在任何时候，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存在。这两者的矛盾存在，制约着他的一切选择，决定着他的善与恶的挥洒。”“周扬就这样处在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每一次政治运动来临时，他都面临着选择。在对领袖的崇拜与个性之间，他矛盾着，或者改变自己，或者由别人来取代。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最终他选择了前者，而且每次运动中，他依然是指挥者。”[9]李辉还说：“周扬更愿意以一个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人们中间，也就是说，他个性中的领导欲和权利欲，决定着他许多时候许多场合的选择。”[10]李辉的分析基本上是正确的，但说周扬崇拜毛泽东，毋宁说他崇拜政治权力更为准确。

三

据研究，尽管法捷耶夫对斯大林满怀崇拜，但并不是盲目的，他时常与斯大林之间表现出了原则性的分歧。他不看斯大林的眼色行事，敢于直言和坚持自己的意见，有时甚至与斯大林争论。1956年，法捷耶夫在极度的抑郁中开枪自杀，应该说抑郁来自斯大林时代，但更主要的是来自他对寄予了很大期望的赫鲁晓夫的失望，他最终是为自己对文艺的真诚追求而死的。

周扬却比法捷耶夫更为“圆滑”和内敛，他不论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修正还是对一些作家的认识与帮助，都不是通过争论和坚持来实现的，很多事情他是“偷偷摸摸”地进行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不断地屈从于自己在特定政治环境中已经形成的习惯。于是在反“丁、陈反党集团”、反“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出现了诸多的所谓“没想到”的“积极”工作的状态，这一点到现在还深遭病诟。

恐怕没有什么词汇比“激进”二字更能概括周扬的人生色彩了。当1927年那种针对“赤党”的动辄得诛的白色恐怖从沪、汉两地向全国浸漫之时，刚过十八周岁的周扬却在上海滩披上“红色”战袍，公开宣布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37年抗战爆发，周扬辗转来到延安，不仅没有因为“鲁迅事件”遭到批判，反而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于是在激进当中又增加了感激和崇拜。当延安整风运动波及到文艺上的时候，他必须站出来批判王实味等人，从而维护毛泽东和党的统一领导。这正如在斯大林解散和改组拉普的时候，作为文艺界的领导，法捷耶夫必须站出来发表文章支持斯大林的行动一样。

因对政治权威崇拜而产生的恐惧心理大概是法捷耶夫、周扬这类作家的共同特点。法氏曾说过，他最怕两个人，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母亲，而这也是他最爱的两个人。但周扬大概只怕一个人，这就是毛泽东。周扬几乎没有谈论过母亲或者其他的亲人，但他言必称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表达对毛泽东的感激和崇拜之情。即使经历过“文革”的大灾大难，也一如既往。老朋友张光年说：“（有时）他倾向于周总理的意见，但他非常崇拜毛主席，当然还是以毛主席的意见为准。他不止一次谈到毛主席是一个非常特出的人物，中国出了这样一个特出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事情。只要毛主席批下来的东西，包括批胡风的按语，他从来是毫无保留地办，从来没有一点牢骚，更别说有不同的意见。”[11]这种心理固然反映了周扬的性格上的一种优势，但说其因惧怕所致也未尝不可。

周扬对毛泽东的“怕”主要体现在五十年代对丁玲和胡风的批判上，但也和毛泽东对他苛责有关。据夏衍、张光年回忆，从1952年开始，毛泽东就多次批评过周扬，说他政治上展不开，撤了他文化部副部长的职务，并下令到湖南参加土改，这种做法和不满对周扬这样一位有着极强领导欲和权力欲的人来说是致命的。因此他必须进一步将自己整合到毛泽东的意志中去，并以此作为他一切言行的出发点。所以韦君宜回忆说：“上边那时确实把周扬当作可以随心所欲使用的将才，听老帅的话，指到哪里打到哪里。”[12]他从来也没想到对胡风、丁玲的批判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既然已经闹出来，他只能按照毛泽东的思路走下去，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周扬一个很深的惧怕情结。

四

斯大林逝世以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了个人崇拜，矛头指向斯大林，由此开始了思想上的“解冻”。这一过程对法捷耶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开始回顾过去深刻反思。他认识到了在过去的文艺工作中党是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的，并对党如何领导文艺和制定文艺政策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他接连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和马林科夫及赫鲁晓夫上书，对党的现行的文艺政策提出了批评。但他的建议和批评没有得到理睬，他要求会见领导人的要求不仅被拒绝，而且还常遭斥责。所以他在遗书中说：“当我总结自己的一生时，仍然不堪回首那些呵斥、告诫、训斥。我自认为，我们伟大的人民有理由为我发自内心的共产主义式的忠诚和谦逊而自豪，可向我扑面而来的却是没完没了的所谓理论批评。”[13]于是他在抑郁、孤寂中开枪自杀，并以此向世人证明他多想做一个有血性的汉子啊！

周扬又如何呢？近十年的监狱生活，他有三千多天的时间来回顾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或许他发现了一些荒谬的东西，所以韦君宜才说：“‘文化大革命’时，江青把他（按：周扬）打倒，才使他从一场大梦中醒过来。”[14]“文革”一旦结束，他就通过自己真诚的道歉和身体力行的工作获得了全国作家的谅解，获得了原有的地位和权利。1985年1月，在北京召开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时候，周扬抑郁成病，未能参加，与会代表中有三百六十六人联名给周扬写了一封慰问信，信中说：“自信和勇气在我们心中百倍地增长起来，请你相信，我们一定尽力写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作品，使我们的文学自豪地走在世界文学的前列。这当然也是你和前辈作家们所期望的。”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湖南等十一个代表团也联合致函说：“你对自己在‘文革’前工作中的缺点，曾多次诚挚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种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使人深受感动。你是在我国文艺界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以上的老战士，虽饱受摧残，却仍有昂扬的精神和坚毅的意志，的确足为我们的楷模。”[15]但这些感人与宽容的话语并没有阻止周扬的落选，也许是因为人们对周扬的记忆太深，也许是因其静卧医院人事不省。

晚年周扬最值得书写的一件事情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而赢得声誉。但由于这一点涉及意识形态的重构，所以他遭到了高层人士的严厉批评。这给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并因此抑郁而逝。陆定一说“他是被气死的”[16].

1983年12月，也就是周扬因“异化”问题而检讨之后不久，借着给《邓拓文集》写序言之机，他说了下面一段话：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任何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在根本政治立场上得应力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但在特殊情况下，或者由于党的政策和工作上发生了偏差，或者是作家本身存在着错误的、不健康的观点和情绪，出现两者之间不一致或不协调都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决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当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使党的正确主张真正为自己所理解，所接受，所融会贯通，从而在思想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17]

这是周扬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块垒，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但作为一份准遗嘱，和法捷耶夫的比较起来，缺少了刚烈和决绝，这是不是表明他对未来还充满了希望呢？

注释：[1]蓝英年：《作家村里的枪声》，转引自林大中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8][9][11]王蒙等主编《回忆周扬》，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16、633、636页。

[3]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页。

[4]《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7]夏中宪：《法捷耶夫与“持不同政见者”》，《俄罗斯文艺》2002年第3期。

[6]此段主要参照张捷《法捷耶夫的悲剧》一文，《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1月。

[10]李辉：《往事沧桑》，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12][14]韦君宜：《思痛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49、49页。

[13]转引自《法捷耶夫为什么自杀？》，《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

[15]参见顾骧：《晚年周扬》，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17]周扬：《〈邓拓文集〉序言》，《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2日。

 

历时两天的“2006北京文艺论坛”昨天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幕。由北京市文联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主办的此次活动中，喻国明、张颐武、朱大可等近50位专家学者围绕“传媒与文艺”，纵论文艺领域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

批评格式化酷评成了规则

在上午的发言中，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在题为《文学批评当下的境遇或向死而生》的演讲中指出，今天规范的文学批评日渐式微，以商业性报纸为中坚力量的媒体逐渐发展出一套以“酷评”甚至“恶评”为理想的批评规则，这直接造成只有“酷评”才会在媒体叫好，而学术性的批评则被视为学究气十足。

图书库存多出两本存一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潘凯雄阐述了目前中国出版领域的十大困惑。他提到，虽然2004年中国图书出版品种突破20万，但图书年总印数和品种印数却在下降。目前出版界库存严重，2004年全国库存449亿元，全国有500多家出版社，平均每家库存1亿元；而平均每家出版社的年发行能力也是1亿元，“基本上每生产两本书，只能卖一本，那本就积压在库房中。”

他指出，目前图书结构不合理，品质也不怎么样。“图书品种中，70％～75％都是教材辅导，其中大量是垃圾；而25％～30％的大众出版物大量是剪刀加糨糊、跟风之作。”

全民娱乐化众声喧哗显成熟

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朱大可提出，娱乐化已经深入人民生活的各个角落。“在文学上表现为‘韩白之争’和‘韩赵之战’；在教育上有李湘就任教授一事；扩展到道德领域，是著名的‘铜须门事件’。”他认为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成熟，在这些被娱乐化的事件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不再是一边倒。

【2006年12月19日狱委讯】 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星期二（12月19日）透露，与香港记者程翔案有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陆建华被当局判刑。  人权民运信息中心称，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泄漏国家机密”罪判处陆建华有期徒刑20年。陆建华并无聘用律师辩护。  有关媒体报道引陆建华的妻子、任职记者的曲女士表示，她还没有收到法院的通知，无法确认这一消息。  香港记者、新加坡《海峡时报》中国首席特派员程翔被控间谍罪，在今年早些时候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他的上诉在11月底被北京法院驳回。  检控方指控陆建华从2003年起通过程翔向国外投稿，其中四篇涉及国家机密。  程翔去年4月被捕时，正与陆建华进行合作项目。陆建华不久也被当局拘捕。  据报道，陆建华的家属一直无法与他见面。  程翔一直坚持并没有间谍行为。他的家属正设法申请他保外就医。

　

 

朱学勤近日发表《鲁迅的思想短板》（以下引用的朱语均见此文），可谓惊世骇俗：“鲁迅精神不死，能够活到今天的遗产只有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胡适晚年曾回顾五四之后分手的两位同道，说他们倘若活得足够长，一定会殊途同归。说陈独秀的那一句很对，说鲁迅的那一句则靠不住。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这句话对一半，错一半。对的这一半，对应鲁迅这一份精神遗产。错的那一半，正好与当今”鲁学界“所回避者重合，大多可商可议，甚至是可歌可泣——”

一个历史人文学者说这么无知的话令人吃惊。鲁迅留下的灿烂的文学篇章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犀利的批判，是迄今中国文学、思想都未能逾越的高峰，这是后人的悲哀，亦是先生的伟大——这一切，朱学勤轻飘飘的一项“对当权势力的不合作”就能涵盖、抹杀和否定吗？柏杨在海内外影响巨大的“酱缸文化论”即脱胎于鲁迅先生的“染缸文化论”：“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热风。随感录四十三》），“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药可救的”（《花边文学。偶感》）。鲁迅先生的小说和散文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的杰出贡献就更不消细说。

朱学勤的无知每每令人惊叹，例如：“毛称鲁迅的骨头最硬，谢泳发问：为什么最硬的骨头会成为打人的棍子？辩护者说，这是鲁迅身后事，与鲁迅无关。若果我是谢泳，一定追着问：胡适未见得”软“，陈独秀则更”硬“，同样也有一个”身后“，为何他们没成为、也不可能成为打人之”棍“？”

胡适去了台湾，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这两位大师“身后”都是上世纪8、90年代才开始在大陆得到较为公允、正面的介绍与评价，想被人当“棍子”亦无可能。和无耻攻击鲁迅先生的朱大可一样，朱学勤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朱学勤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与格局，一再声讨鲁迅思想的短板：“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虽然不乏消极因素，但它对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及其进步意义完全应该得到肯定：

新文化运动期间，无政府主义作为激进主义的核心得以广泛转播，北大教师中的三个团体之一即为无政府主义组织，与“《新青年》派”和“保守派”并列。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钱玄同、倡导过“新村运动”的周作人，都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者。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重要参与者、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匡互生，即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作为思想的深远存在，为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独立的批判视角。对于当时僵化的现实秩序，无政府主义也提供了一种清洗腐化思想、输入新鲜空气的途径“，”无政府主义是现代民主思想的产物和源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如工读计划培养了革命的许多重要领导力量，工农联合、农村公社成为国民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设计来源。“（见《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特点》）。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尽管终未免破灭之命运，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近现代化过程中，在中国人民探寻真理、追求理想社会的目标的过程中，还是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完全无视这一点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绝不可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中的章太炎、蔡元培、廖仲恺等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张继、吴稚晕、张静江等更是无政府主义者中的骨干。第一代共产主义者如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彭湃、恽代英等也都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定影响。据统计，中国共产党“一大”时期，全国50多位党员中有22人不同程度地受到过无政府思潮的影响。（见《论近代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 》） .

鲁迅受过各种思潮的影响，无政府主义不但不是鲁迅先生思想的短板，甚至是促使他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的重要原因，是鲁迅思想的“长版”。由于对同志阵营的失望，鲁迅对冯雪峰（中共左联负责人）笑言：“你们胜利了，我第一个逃跑。”

鲁迅对于“染缸文化”的巨大能量有着清醒的认识，也因此才认定彻底砸烂“染缸”之前，胡适所倡导的西式民主在中国无从得到切实的贯彻，必将扭曲、变形，这也是鲁迅先生身后，胡适沉痛地地说出“鲁迅是我们的人”的来由，朱学勤怎么会发出“即使鲁迅与胡适齐寿，能证明”是我们的人吗“”的疑问呢？

在《鲁迅的思想短板》的最后，朱学勤甚至把鲁迅的“国民性改造”与“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是得益于这一条思想脉络的，文化革命之所以能发生，也是得益于这一思想谱系。国家社会主义（简称纳粹）推行种族清洗，是有文化”理由“的：为净化国民性，不得不然”联系起来，他要不是无知，那真是无耻得无以复加了，真正体现出染缸文化的最大效应：嗅觉比猎犬还要灵敏，学了几个新词、一些术语，为了迎合“和谐”，便生搬硬套，什么脏水都敢往鲁迅身上泼。

鲁迅所谓“国民性改造”以及著名的拿来主义，不过是要铲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请问朱教授：这与由政治斗争引发的文革以及要从肉体上消灭“劣等”民族的法西斯算得上是同一“思想谱系”吗？您如此信口雌黄，欲置鲁迅先生于何地？如果鲁迅这样的民族精魂都要任由这样的文字无耻地栽赃和陷害，那这个民族真的活该下贱和堕落，处于萌芽状态的新人文运动不过是纸上谈兵。

亦忱云：“中国的犬儒们根本就不配谈论鲁迅。朱学勤及他们的粉丝们只会呻吟和呓语，怕死却不敢承认，无知却冒充有学问，没有思想只会在中西过往的思想家著作中寻章摘句。他们全是给鲁迅搽鞋都不够格的文化和思想侏儒，无一不是道德小人和精神阉夫。”

我在《文化小丑朱大可》里提到：朱大可的本家朱学勤，涂脂抹粉、美化历史的人奶喝多了，也十分仇恨鲁迅痛斥传统文化是一种吃人文化。两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现在提倡和谐社会，一些帮闲文人，朱大可、朱学勤一类，就开始借攻击、否定鲁迅来迎合和谐。然而，和谐不是你们胯下的尿不湿，不是合污，不是和稀泥、表面上一团和气里面一团糟，稳定不是吻腚！理性、犀利的批判是促进和谐社会的必要手段，也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意。

嗅觉+无耻+无知==朱学勤们思想的长版！

 

2006月11月16日，94岁高龄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因心脏衰竭在美国三藩市自己的家中与世长辞。我从“美国之音”获得这一信息之后，立即打电话给上海一个著名官方媒体一位过去熟悉的负责人，告诉她：作为一个“要做大做强”的财经媒体，是否应该有所表示？我的希望当然落空了。我不知道，中国官方媒体对弗里德曼辞世的冷漠，是由于对这位当今世界经济学泰斗的生疏，还是对他一生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恐惧？唯其如此，我们更应该表达深切的哀思，为了值得景仰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也为中国方兴未艾的自由主义事业！

一、弗里德曼对自由的价值怀着坚定信念

1976年，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奖仪式上，瑞典皇家科学院艾立克•伦德伯格教授在致辞中说：“弗里德曼对经济政策可能性的结论大部分基于他对运行中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的、积极性质的自由信任。”

在人类二十世纪大部分年代里，集权主义高歌猛进。强化政府职能的凯恩斯主义如日中天，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舞台；苏联快速工业化令人眩目的光环显示了计划经济制度的“空前优越性”；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获得独立的众多民族国家急于赶超西方，普遍采用了计划经济模式以期通过行政手段高度集中有限资源发展本国经济。这一切，构成了二十世纪集权主义的国际大合唱。由于战争、经济危机造成的人类巨大灾难，当时，即使是许多自由主义者，也由于关注提高大众福利而淡忘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对背离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严重后果失去了警觉。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奠基人、激进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家米塞斯1937年移民美国，此时的美国经济学界盛行“凯恩斯主义”，米氏竟不为任何学术组织所聘用。1961年，在有着“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自由主义基本价值”声誉的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在他的就职演说竟然说出了一段洋溢着集体主义精神的经典语言：“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应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面对甚嚣尘上的集权主义风潮，弗里德曼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他为自己撰写的重申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的著作《自由选择》加上了一个鲜明的附标题“个人选择”！他曾这样批评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那句“经典”：“具有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显著特征”的“整个句子中的两个部分中没有一个能正确的表示合乎自由社会中的自由人的理想的公民和它政府之间的关系”。

在弗里德曼的绝大部分学术生涯中，不管是公共政策领域还是经济学领域，他的观点都与那个年代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尖锐对立：在公共政策领域同福利国家的观点争论，在经济学领域同凯恩斯主义争论。1962年，弗里德曼撰写的、旨在通俗阐述自由主义价值观、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知识的大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首次出版，由于偏离主流观点太远，全美国没有一份全国性的重要刊物发表对这本书的书评。

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顽强信念来自他的坚定理性。他通过分析浩繁的第一手历史数据和扎实研究，证明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于美国而后席卷西方的那场经济大危机，并是什么马克思揭示的私有制的固有矛盾，也不是凯恩斯主义者所断言的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是源于美国货币当局一系列错误的货币政策。是他们的失误把一场正常的周期性的萧条转化为危害甚烈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后来的历史证实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从那以后，由于美国独立于政府的联邦储备银行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危害深远持久的经济危机。

在弗里德曼看来，保护自由并不仅仅是为了限制政府权力，而是因为：人类所有文明的巨大进步，从来不是来自集权的政府，不是响应政府的号召，而是“强烈坚持少数观点”、“允许多样化和差异化的产物”。弗里德曼对自由价值的坚定信念，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时至今日，大部分大陆民众仍然认定“五四”运动是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起点。在我看来，那个同新文化部运动分道扬镳、丢掉了“自由”、片面弘扬“民主”、“科学”的青年学生运动，即使能够主导中国未来，其结局恐怕也跳不出明治维新以后逐渐步入军国主义轨道的日本工业化模式。就象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自由缺乏深刻理解的个人能够恰当使用民主权利一样，怎能保证一个不珍视公民个人自由的政治集团带领这个国家走向宪政民主？

对自由价值的麻木，是当代中国人不幸的根源之一。

毛泽东为了夺取政权，对执意要“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的蒋介石大打民主牌。殊不知，号称“解决了农民问题”的毛政权在组织农民选村长、乡长的时候，却悄悄摧毁了自由的基础：土地私有制度——人民公社运动之后的中国农民，有了民主权利吗？

几十年后，悲剧再一次上演。

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其所以释放出那么大的能量，其全部奥秘就在于那一场改革的着力点是把权利落实到了作为经济主体的个人。而这正是用中国自己最鲜明的事实证明了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是正确的。可是，这个基本事实以及需要挖掘的深远意义一直被中国主流思想界有意无意地回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面对昏庸前任留下的烂摊子，粉墨登场的朱镕基大刀阔斧治理整顿，举国上下为之欢呼。殊不知这一场治理整顿公开扭转了中国改革向自由市场经济前进的方向，于是，厄运悄悄降临——集权式整顿最终一方面造成数千万工人下岗，另一方面则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泛滥成灾！——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在中共十四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幌子下，剥夺普通职工财产权利的“经营者持股”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结局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中国社会对江泽民朱镕基时代复辟专制集权的怨恨竟然转换成世纪之交对自由主义的声讨！这难道不是的一场社会悲剧？

顺便说到目前中国中央电视台已经第三次重播的纪录片《大国崛起》（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第三次重播，这在近几年十分罕见）。该片不乏精彩之处，但“美国篇”中对罗斯福“新政”的诠释却及其肤浅。为什么罗斯福说的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而不是“免于匮乏”本身？片中竟未置一辞。

人类文明史的事实是：“自由是古老的，专制才是现代的”。因此，作为直接对抗专制的民主，其最终价值是保障自由，这是完全合乎历史逻辑的。而在中共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人的历史好象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成了中华民族的“原生态”。其实，离开了保障个人自由，民主的终极价值又在哪里？统治当代中国人的这个政治集团，宣称要发展民主（虽然只是口头）却绝口不敢提“公民自由”，这其中的奥妙难道不值得深思？

这些事实说表明中国人对自由的真谛有多么生疏！今天，当改革的欲望再一次在中国大地躁动之际，中国人多次在得意忘形享受集权主义摆设的盛宴时，不知不觉被套上枷锁的历史教训，难道不值得反思？

二、弗里德曼具有捍卫自由的超人勇气

在许多中国经济学人的眼中，弗里德曼只是经济学一个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的领军人物。的确，弗里德曼主要是在向政府推荐一种货币安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同那些以自己的学术观点为政府服务的专家学者截然不同，弗里德曼推荐的这种安排的要害在于：它赋予了政府调节货币的责任，但同时又限制了政府的权力，从而使政府不会以那种将削弱自由社会的方式行使权力。这就是说，弗里德曼扮演的从来就不是一个幕僚的角色，而是向政府讲解自由主义的治国方略。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战时经济状态结束，“新剑桥学派”占据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舞台。 这一群年轻的凯恩斯主义的忠实信徒主张中央控制和计划经济，认为这是解决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认为“个人自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目标，由千百万在不因政府控制而被束缚的状态下做出的计划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体系” 因此，在那个年代，他的政治与经济观点由于“不属于政治观点正确”而在大多数美国的校园里总是少数派。这种孤立状态占据了弗里德曼的大半生。但是，弗里德曼始终敢于坚持少数派观点，从不迎合潮流。“在人们将扩大政府职责作为一种社会准则的氛围中，他却试图让公众聆听他的限制政府干预这种新奇的、异端的观点”。

1947年，他和哈耶克等志同道合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这是遍布全世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交流和传播自由思想和市场经济思想的联合会。

1955年，弗里德曼接受艾森豪威尔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邀请担任印度政府顾问。当时印度政府“热恋”计划经济，受苏联经验的影响正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请求美国对这一计划进行援助。在进行实地考察之后，弗里德曼写下了题为“对目前印度经济发展中问题的初步评论”的备忘录，结论是“……我个人认为，印度的基本问题是提高她的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唤醒希望，打破僵化的社会与经济结构，引进灵活的机制，让人员流动，向所有阶级的人开放社会与经济阶梯。……” 局外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在那个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年代，在印度那样一个墨守成规且正做着“强国梦”的僵化社会，需要怎样的勇气才能与专家委员会的其他委员采取不同立场，公开表示坚决捍卫市场经济与私营企业而不是支持政府计划经济！

1989年，一名当年赞同并坚持弗里德曼观点的大学生在回忆三十多年前的经历时，这样写道：“……最糟糕的是，绝大多数同学和所有的教授在多个专题上对我的观点公开表示鄙夷。” 那时，弗里德曼的著作在一些著名大学被拒绝列入图书馆的检索目录。一位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访问弗里德曼时，充满敌意地当面说道：“我必须要亲眼看一下‘中西部的巫师’是什么样子的！”

但是，弗里德曼决不从自由主义的立场退缩，他经常在充满敌意的氛围中演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他作为主要策划和组织者之一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会在美国的分会 “费城学会”。弗里德曼同他为数不多的同道试图通过这个组织，鼓励那些年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经常充满敌视的日常生活中增强勇气”。弗里德曼捍卫自由的勇气值得我们钦佩！

1990年代中国的产权改革，确实借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些重要思想，如“科斯定理”。但是，那一场改革最后引发激烈的社会矛盾，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在不具备实施条件的情况急躁冒进。

科斯定理的完整表述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当交易成本为零，只要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

可见，在科斯定理中，“产权的初次界定并不重要”是有前提的，这就是“交易成本为零”和“产权可以自由流动”。只要这两个前提存在，则无论最初的产权怎样分配，市场机制都将通过平等交易把资源配置效率引向最大化。科斯定理的逆命题是，从效率的角度看，如果存在交易成本，产权不能自由流动，则产权的初次界定就很重要。

不难看出，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在正交易成本的现实世界中，要通过界定产权建立起一个有效率的产权结构，就必须大幅度降低交易成本，并完善产权自由交易的市场机制。

决定一个社会交易成本大小和影响产权交易秩序的主要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这就是说，针对中国的现实，要“清晰产权”（中共十四大语），要建立一个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按照科斯定理的逻辑，首先就应该进行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改革，为清晰产权创造一个制度条件。不难理解，科斯定理并没有错，是一些人有意搅和或没有弄懂。

然而，在江泽民朱镕基时代错误的产权改革方式导致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引起民间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发泄不满的日子里，中国大陆居然没有一个自称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经济学家勇敢地面对公众说一句：这不是科斯定理的错！更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错！而是中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错！直到今年上半年，一篇洋洋数万言却概念混乱的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在一个具有官方背景、且一些在体制内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经常出没、号称“中国改革论坛”的网站上，置顶数月竟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澄清，直到有网友对网站提出尖锐批评才撤下来。

三、弗里德曼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思想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弗里德曼向同时代的人指出政府干预的危险与自由竞争在建立和维护自由社会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经60多岁的弗里德曼在志同道合的妻子的帮助下，认识到了“电视可以吸引广大的观众，由此可以把自由主义的思想传递给他们”，这让他“非常兴奋”。1977年，他应邀为美国公共电视台制作了旨在传播自由市场经济理念、题名为“自由选择”的系列电视纪录片。这套纪录片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制作完成，1980年1月在美国公共广播系统遍布全美的196个电视台中的72个同时播出。该片后来在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西方小国播出，受到了广泛欢迎。纪录片的文字版《自由选择》成为1980年全美最畅销的非虚构类畅销书。

没有制作过电视节目的学者可能不容易理解，由于理性思维和形象思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个擅长理性思维的学者要把自己的思想通过电视画面表达出来，最初是很别扭、很困难的，需要同电视编导进行非常繁琐、被动的磨合。因为学者关注的是“逻辑严密、理论完整透彻”，而电视编导则要考虑形象、生动，“怎样才能使陈述打动受众”；很多时候 “要在西红柿地里或五金商店拍摄，用那里的实物做道具讨论某些理念”。

据弗里德曼的妻子回忆，弗里德曼最初被弄的“心里很烦”。后来，电视制作人向他解释了电视拍摄与书面写作之间的差异，以及怎样才能将书面和演讲的内容转换成电视节目，怎样才能吸引人；弗里德曼终于心平气和地同电视制作人合作。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弗里德曼，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电视扬名的书斋学者，而是命满天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全球经济学界“顶尖人物”、“超级大腕”。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弗里德曼是一个陶醉于自我倾诉的知识分子，他能够作出这样的“委屈”和“切换”？

弗里德曼捍卫和传播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是广泛参与公共政策辩论。这一点，不容笔者赘述，仅从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自由选择》两本大众读物中涉及的那些具体甚至繁琐的问题，就可以看到弗里德曼是以怎样的情怀关注着现实社会，关注着大众的生存状态。

自由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主义事业是大众的事业而不是精英主义的孤独梦呓。象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传播自由主义，是我们在纪念这位逝去的伟大自由主义战士时应有的自勉！因为，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政民主是仅靠执政者的自我克制和让步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各利益集团艰苦、持久博弈的结果。在这场艰苦博弈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承担着重要责任。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划时代进步，决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政治集团的恩赐，只是证明了自由的价值！——以至于中共政府总理也不得不公开承认，那是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面对中国的现状，我们怀念弗里德曼先生、我们希望自己或者自己的子弟在不远的将来能够享受到自由和自尊，就要学习他那种持久博弈的勇气、能力和技巧。我深信，这是对伟大的自由主义战士米尔顿•弗里德曼先生最好的纪念！

最后，我们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不得不提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作为美国芝加哥大学校际交流的经济学教授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之间的那段“公案”。最近《南方周末》刊载的一篇署名“薛涌”的纪念文章还以此作为弗里德曼留下的遗憾。限于篇幅，笔者无法提供更多材料，仅引用1977年西班牙文报纸《先锋报》上一段评述予以说明：“……真正能证明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即弗里德曼作为领军人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笔者注）的理论在智利的应用效果的是经济复苏，还有同时出现的与人权相关的真正的政治自由（工会与政党）。也就是说。唯一的证明是：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在自由社会中正常运行。”

一九八八年九月，弗里德曼访问中国时曾经同赵紫阳会晤，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精彩建言。“六四”之后，他本人以及他领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共御用文痞口诛笔伐的对象。然而，令我诧异的是，足以澄清弗里德曼同皮诺切特之间那段“公案”事实真相的《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于2004年1月由处于体制边缘的中信出版社翻译出版，而不是由体制内的主流出版机构出版。这至少表明，迄今为止，中共当局并不愿意恢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正面形象。这也就是笔者一定要公开表达对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敬意并宣传他的思想的原因之一。

（说明：本文中的引言出自《资本主义与自由》、《自由选择》、《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弗里德曼文萃》、《诺贝尔获奖者（经济学奖金）演说文集》等，恕不单独列出）（06、12、18）

 

2006年11月11日至12月2日，我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华盛顿、阿肯色、密苏里、加里佛里亚等地考察美国的农业政策和农村社会的非政府草根组织。一路上，我的陪同翻译总是在机场租一部福特汽车前往目的地，每到一处车门从来不上锁。当我提醒他锁上车门时，他告诉我说，他自己的家的福特车从来没有上过锁，他在华盛顿的家也从来没有锁过门。停车场的几乎每一部车都没有上锁。有一次他坐在车上很长时间没有发动起来，下车看了看才知道自己认错了车。

在阿肯色的小石城，一位女性农场主告诉我说，她的农场是委托自己的侄子管理的，她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个家，她的两个家都是从来不锁门的。她的农场所在的乡下虽然偶尔会有吸毒的人偷窃农业机械，只要在农业机械旁边拴上一条狗，贼就不敢来了。阿肯色州的经济水平在全美国排在40名之后，属于相对穷贫地区，这位元女性农场主却自豪地告诉我说，“我们这里不象纽约、三藩市那样的大城市，我们这里没有无家可归的人。”

在密苏里的普兰德县，我见到了当地的农会主席。他告诉我说，他们的农会是地地道道的草根组织，每一位元农人只要交纳30美元的会员费，就可以享受到相关的优惠保险。每一位农人的意见，都可以通过自己选举的农会代表传达到州议员和国会议员那里。在农会主席的农场旷野里，停放着几十部农业机械，其中最昂贵的是一辆崭新的大型集装箱货车。他告诉我说，这辆车每年只能使用一个月左右，主要是把粮食直接运送到城市卖一个较高的价钱，其余时间就停放在旷野的草地上。当我问他有没有担心货车被盗时，他笑着回答说：要是被盗损失就太大了。这辆车的车门一直没有锁，钥匙就插在驾驶室里，你可以上去看一看的。

我爬上驾驶室，果然是车门没有锁，车箱里插着钥匙。联想到中国的小学课本里一再出现的为保护国家或集体财产而牺牲生命的英雄故事，我感受到的是极其强烈的文化震撼。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是需要通过宪政民主的制度建设来予以保障和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着掌握最高权力的几个人，扮演既“作之君”又“作之师”的皇帝加教主的全能角色发明什么教化别人的新式理论，就可以实现的。在我看来，中国大陆迟早要象台湾那样走上欧美先进国家的宪政民主制度的，这其中也包括美国近100年来的农村社会改革和农业NGO组织的建立。

回到国内，无意中看到网友梁泉先生收集的几个关键性的统计数字，摘编整理如下：

其一、2006年8月10日，在《人民网》的“时政综合报导”栏目里，发表了“国家资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范剑平等三人写的文章《收入制度改革，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其中披露说：2004年，国家用于公款消费的财政支出总共是12，086亿元，占当年税收总值的47%（不包括各种农业税）。这一资料，竟然比全国企业退休职工全年的养老金总数3496亿的三倍还要多！公理何在？真是天理难容！

其二、国家人事部和财政部在2006年6月20日联合发布的60号档中规定：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职工，根据其在岗期间的职务和级别，分别一次性增加退休金每月180～750元。而企业退休职工所谓的“一次出台，三年连调”的增资方案，竟然比机关事业单位退休职工一次性增加的退休金还要少得多。

其三、据山东省政府的通知，给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当然包括已经退休的），在10月份里按级别和职务不同，一次性发冬季取暖费1，200～3，800元。企业退休职工的冬季取暖费却只有每人每年24元。其实哪个省市的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都有各种各样的补贴。

其四、2006年7月24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记者“汪晓东”的文章，其中披露说：2004年全国企业退休职工平均年总养老金为7831元，而机关退休职工的年平均退休金为15，932元。这个数字既然能见报，肯定是由政府部门提供的，真实情况还要比这个二倍的差距大得多。而且，从2004年到2006年9月，企业退休职工再没有增加养老金，而机关退休职工每年都增加。

其五、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5年全国城镇人口平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远远高过全国企业退休职工的年平均养老金7，831元。原本属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强势集团的一线工人和企业退休职工，早就变成了水平线之下的贫下中农。

其六、据报导，一个2005年毕业的女大学生在上海当了一年的公务员，她一年的各种收入折算总共有十万元还多。而一个为所谓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了一辈子的从企业退休的高级工程师，现在的基本养老金却仅仅在每月700～1，000元左右。种种现象表明，当下中国社会的分配不公，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另一个网友的跟帖中，我又看到标题为《震惊世界的25个倒数第一》的一首歌谣，其中以更加充分的例证，展示了在没有宪政民主制度的所谓“和谐社会”中，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和谐”的怪现状。由于其中有一些乱码和错别字，我在抄录时做了一些技术性处理。

1、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

2、中国贫困家庭子弟考上大学，因为贫穷而导致父母自杀、家破人亡的案件数，世界第一。

3、中国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世界第一。

4、中国每年的矿难发生次数和死难人数，世界第一。

5、中国近十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500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世界第一。

6、中国政府每年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折算的金钱损失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02年为2，000亿，等于一个三峡），世界第一。

7、中国政府每年公务用车费用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2，000亿人民币以上，世界第一。

8、中国在其农村尚存在无数失学儿童和破旧危房校舍的情况下，其中央电视台修一座新楼预算就达70亿，堪称世界第一。

9、上为数不多的大国中居倒数第一。

10、中国曾经彻底消除了色情业、解救了无数妇女，但目前中国被胁迫的风尘女人数和发生的逼良为娼案件，为世界第一。

11、中国扫除色情业的行动，一般仅仅针对最弱势的妇女施用暴力和法律，堪称世界第一。

12、中国的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相当，但绝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贫富悬殊为世界第一。

13、中国完全不具有城市人身分和福利待遇，但却在帮助建设城市和服务城市的所谓农民工人数，世界第一。

14、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在针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其他大国都免费向其国民提供）。

15、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历史、区域性大国，是唯一一个尖端武器净进口国家。

16、中国那些在现代工厂工作的打工者们，其工资待遇远低于墨西哥甚至远低于其邻国越南等国家，堪称世界最低。

17、中国与非洲小国一样，只能靠出口衬衫、裤衩之类产品换取其急需的民航飞机等工业品，堪称世界第一。

18、中国各级政府办公大楼的豪华程度令人咂舌，连自称最富有的美、日政府也相形见绌，世界第一。

19、中国官方公布的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1：28（一说1：15），绝对创世界第一。

20、中国目前处于分裂状态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另有大片领土和领海被俄罗斯、印度、日本等国侵占而没有收复，世界唯一（另有朝韩未实现统一）。

21、中国中央各部委监督处理地方政府违法行为的“中央／部委督察小组”工作最勤勉、常年奔波在外，堪称世界公务员典范。

22、中国农民进入北京、深圳等大中城市，必须办理“暂住证”暂住在中国，堪称世界奇观。

23、中国有官员和参政议政代表提出“人口城市准入制”限制所谓“低素质国民进城”，创“种族内歧视”之最。

25、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全球第一。

 

二、九十年代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

“六。四”屠杀之後，中共政权的正统意识形态迅速衰落，合法性危机空前加重；邓小平为挽救个人信誉和政权合法性的严重受损，以南巡的方式警告保守派和强调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于是，稳定第一和经济优先的官方政策出台，经济改革甚至比八十年代更为开放；与此同时，被六四枪声吓破了胆的精英们纷纷转向商海和所谓的“纯学术”，官方对精英们的高压政策也随之转向利益收买，中共权贵变成新一轮经济改革的最大受惠者。权贵们可以一夜暴富，平民阶层的利益受损加剧，贫富差距之日益悬殊和腐败迅速漫延，社会公正危机迅速加深，人们对现政权及其跛足改革的不满，转化为此起彼伏的草根维权行动。

在精神层面，人们在对政治改革的前景绝望之余，对面包的如饥似渴代替了八十年代的自由激情，压抑的中国大地被新一轮对金钱的疯狂追逐所冲破。利益至上和机会主义的贪婪左右着社会，吞食了人们心中仅存的良知和正义感，价值真空所造成的信仰危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赤裸裸的短视的狭隘的功利主义庸人。

在此种背景下，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的失败，对执政党的虚荣心的打击和对公众的民族自尊的伤害同时发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发泄不满的对象。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大陆骤然掀起了铺天盖地的本土化和民族主义的狂潮。其速度之快，来势之猛，情绪之烈，持续时间之长，为一九四九年後官方所倡导的历次爱国主义运动之最。

无怪乎国际舆论惊呼“中国威胁”已露倪端。

（一）中共当局的全力倡导

一方面，中共官方出於凝聚民心的意识形态需要，希望以爱国主义化解合法性危机。执政者制定了《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动员一切媒体高倡民族自尊，回顾近百年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所经受的耻辱，不遗余力地举办以宏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宗旨的各类晚会、报告会、读书会、音乐会、艺术节、画展、祭孔仪式，电视中每天播出一部爱国主义影片，出版社大搞爱国主义丛书工程，从天安门广场到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每天举行升国旗仪式。在一九九六年三月召开的人大会议上，李鹏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於精神文明建设的部分，已经把热爱祖国提升到“五热爱”之首，而正统的爱社会主义则沦落到“五热爱”之末。

另一方面，执政者以民族主义周旋於国际舞台，官方利用复关受挫和申奥失败，利用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讨论和知识产权谈判，利用西方国家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和李登辉访美所导致的两岸危机，利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和支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在民众中煽动反西方和仇美的情绪。面对西方社会的制裁和压力，特别是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中共执政者以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利益的诱惑为底牌，以国情、传统的差异和主权不受外来干涉为理论依据，指责西方，特别是指责美国的霸权主义，替践踏人权的行为辩解。

一九九六年三月以来，中共更抓住两岸关系的危机和香港回归一周年倒计时的机会，对内激发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对外高扬民族主义旗帜。然而，奉行功利主义原则的中共高层，绝不会有超越功利之外的国际正义的追求。它也会用金钱收买第三世界国家，也会利用在联合国的地位拉拢第三世界诸国，甚至投弃权票默许萨达姆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对中国的宿敌日本，其态度格外暧昧，从教科书事件到日本政坛高层参拜靖国神社至最近的钓鱼岛事件，中共对日本光说不练的软弱，对国内民间自发的保钓运动的压制，都证明了中共在外交上高扬民族主义的赤裸裸的功利准则。

对西方国家亦如此。中共传媒抓住一切机会丑化美国社会，而在暗中，中共高层人士都希望有机会正式访问美国。

（二）民间的伪民俗热

在民间，申办奥运的失败，复关申请的屡屡受挫，知识产权谈判的曲折艰难，两岸危机中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指责和美国的武力威慑，英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自作主张，特别是中共传媒对这一切的不公正的舆论引导（把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挫折全部归罪於西方霸权的干涉内政），都加深了中国民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敌视。於是，历朝历代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以及各类嫔妃，太监……纷纷在影视屏幕上尽显风流；易学、卦书、气功奥秘、兵法经营学、历史人物传记、国学丛书、诸子精华众书，中华文化精粹丛书遍布大小书摊；锦绣中华园，中华民俗村、炎皇纪念馆、古代蜡像馆、西游记宫、三国演义、水浒村寨、大观园等以传统文化为资源的游乐场所遍地开花；由北京示范，迅速遍及全国的飞檐式建筑，把中国的城市装点得不伦不类，不中不西，新建的北京西客站也因传统飞檐盖顶而变成了丑陋的建筑大杂烩。

漂泊海外的游子也不失时机地加入民族主义大合唱，以“洋插队”为题材的小说、记实文学、随感录、影视作品更是独领一时风骚，遍布北美、欧洲、澳洲、东洋、苏东的炎黄子孙，纷纷把自己的洋插队经历变成畅销品；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的火爆创近几年电视剧收视率之最。

这些通俗作品大都表现了飘泊异乡的艰辛、积怨、乡愁和自立自强的民族自尊，用浅薄的、扭曲的中西文化对比来讽剌西方文明，宏扬中华传统。在通俗音乐中，红极一时的是《中华民谣》、《大中华》以及来自民族传统的爱情歌曲，甚至连电视台所插放的公益广告也以突出五星红旗、国徽、天安门为主题。

然而，一个缺乏价值支撑的民族，根本无法建立起民族主义的统一根基，功利主义的动机仍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表面的民族主义狂热中，几乎无人肯放弃去西方、特别是去美国的机会，非法移居西方国家的中国人仍然有增无减；青年人在消费上仍然以追逐西方名牌为时尚，商品广告，店铺招牌仍然想方设法沾上点洋味，甚至连过“圣诞节”也成为青年一代的时尚；曾引起一时轰动效应的《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作者王山，也要冒充西方汉学家的名字来推销自己；以赢利为目的的大众文化也把民族主义作为促销手段，最近颇为流行的《中国人可以说不》即是成功的一例。

中国人追逐功利的堕落，已经到了除了比谁无耻之外，再没什么可比的地步了。如果说，“六。四”刚过的几年间，大众文化的大腕们在比谁平庸，“咱也是个俗人”成为一时的招牌，那么，到了1995年以後，无耻代替了平庸，专制主义加金钱诱惑、暴力镇压加利益收买，已经彻底瓦解了中国人作为人的仅存的善良。这种无灵魂的民族主义完全可以用利禄来收购，扔给这类民族主义者一叠美元，他们就会象面对权贵时一样，媚态可掬，频频应诺，出卖从灵魂到肉体、从祖宗到国宝的一切，直到再无可出卖的为止。

（三）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知识精英

在这种民族主义狂潮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知识精英们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强烈程度为一九四九年以来之最。表面上，他们提倡的学术本土化，既不象官方爱国主义那样，出於赤裸裸的政治功利目的，也不象大众文化的民俗热那样，出於浅薄的金钱功利目的，而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的学术包装和道义修饰，因而更具有迷惑性。所以，我在此要着重谈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

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学术视野，拒绝西方的文化霸权和强势话语的本土化姿态，批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的正义立场，似乎都在显示着中国当代学人的渊博、新潮、良知和尊严。北京大学的一批中年教授高倡振兴国学，回到乾隆的考据时代，以抗拒追随西方新潮的轻浮学风；张颐武、王一川、王岳川等青年学人，从后现代、后殖民对西方文化的批判中找到了捍卫本土文化的学术立场，认为中国学人应该重新标举“中华性”，以振兴衰落的民族精神，重建中国人的灵魂支撑；邓正来、甘阳、李陀等人强调人文学的本土化乃中国当代学术的唯一出路；林毅夫等留学镀过金的经济学博士，坚信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学非中国的经济学家莫属，就象当年杜维明等海外新儒家坚信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样；被舆论界称为经济学“四少”之一的盛洪，坚信只有中华文化能把人类从核威胁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就象当年的李泽厚等人用“天人合一”、“乐感文化”为世界指明路一样。

围绕着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所展开的学术讨论，几乎把目前中国人文学界的所有重要刊物和中坚人物卷入其中，《读书》、《东方》、《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重头刊物，几乎每期都有关於民族主义的文章，并且不定期地发表成组的讨论民族主义的文章，前一、二年关於《人文精神》的讨论，所涉及到的主题之一就是民族主义。一九九六年初，影响日隆且被中宣部内部点名批评的《东方》和《战略与管理》，组织了围绕着盛洪提出的“什么是文明”为主题的讨论会，文明的抉择这一近百年来绐终困扰着中国知识界的重大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还有一些八十年代文化界名角，出国归来後大骂西方，似乎西方人出钱请他们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骂。一些在八十年代以模仿西方现代派起步而走红文坛的先锋作家和新潮艺术家，大都回归黄土地和悠远的传统来寻找灵感和包装。最富有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捧回了“金狮”、“夏纳”等国际电影节大奖，为中国电影赢得了世界声誉，专以黄土地为素材拍电影的名导演陈凯歌和张艺谋，在坚信民族主义的学人眼中，却成了专向洋人献媚的“后殖民化电影”的典型：专以展示中华民族的愚昧和丑陋来博得洋人的欢心的洋奴心态。

这一切民族主义的学术化讨论，其锋芒所向直指西方中心论和白种人优越论以及西方文化的殖民主义霸权，直指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热中的西化思潮和民族虚无主义，由此确定了文明基本构架抉择中的民族主义立场。

然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无论是人文学本土化的学术定位，还是立足於中国传统的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论是把西方作为崇尚物质和武力的“恶的文明”加以痛斥，还是以崇尚精神与和平的善的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幻想；无论是抗拒西方文化霸权的民族自尊，还是重新确立中国人的价值信仰的努力；无论是後现代主义的解构方法，还是绝对相对主义的价值立论；无论是经济学的新颖角度，还是生造概念和术语的文风；没人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和理论来开掘民族主义精神，反而大都是用从西方移植来的方法、理论和概念来哗众取宠，甚至就连所谓的后现代问题也是来自西方，而中国的方法和理论，中国的概念体系和问题意识，则一片空白。

这说明，目前中国语境中的知识界民族主义，表面上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则是骨子里的自卑、焦虑、失落、排外、无所适从和对现存的专制秩序的认同。如果说，《中国人可以说不》是一种浅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歇斯底里式的发泄，那么，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则是经过学术修饰和道义伪装的歇斯底里。

其一，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把中国文明在近现代的失败和落伍，完全归罪於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压迫，而拒绝检讨自身文化的弊端，特别是拒绝反抗现存的专制主义秩序；他们把西方人对自身传统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作为中国人维护自身传统和本民族利益的方便口实。本来，西方人的现代相对主义是针对西方中心论所作的自我检讨，是针对西方的殖民主义扩张所作的自我批判，也是针对西方传统中形而上学的一元决定论所作的学术突破；本来，西方的後现代主义是对在文艺复兴的启蒙传统的统摄下的种种现代性弊端的全面批判和彻底消解，是在解构自身的传统。而西方人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平等的心态来面对其他文明与全球的未来，是为整个人类寻找相互融合的共同点。在不可阻挡的世俗现代化潮流面前，西方知识界反思现代化的精神努力，甚至带有一种“名字不可为而强为之”的悲怆情调。

而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们，却把这种严肃的自省和人类情怀理解为西方的没落和中国的复兴，完全无视自身传统的弱点和当前专制主义的严酷，放弃对自身的批判性反省和对既定秩序的抗争，一味沉缅於“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幼稚幻想中，使发源於西方的现代相对主义和後现代主义的激进批判，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保守立场。

这种只对外批判而不对内反省，只虚构光明未来而回避当下黑暗的民族自尊，是一种阿Q式的家奴自尊。我不相信，一个每天在家里对主子摇尾乞怜的奴隶，一跨出家门便会有人的尊严；我更不相信，一群每天都能目睹到一党专制残酷践踏人的权利和尊严的知识分子，却对身边的非人状态，要么熟视无睹，要么因恐惧而不敢公开主持正义，他们能够真心地关怀民族的未来和人类的未来，能够具有诚实而正直的良知。特别是在经历过“六。四”泣血悲剧的短短几年後，中国知识界在白色恐怖下的整体大逃亡、大退却、大沉默的氛围中，能够有几个人凭良知为死难者伸冤，为维持中国人最起码的生命权而抗争？

千万别再对大洋彼岸和遥远的文明摆出一付大义凛然的姿态，因为在中国知识界的身後，不要说作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崩溃了，就连知识分子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也崩溃了。对於中国知识界来说，诚实、良知、独立和尊严，都是太高贵太奢侈的品质，他们根本不配！如果他们还想关怀人、关心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未来的话，他们首先要重新回到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上，站稳後再说微言大义。

其二，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以从西方搬来的术语、方法、理论体系来包装苍白的民族自尊和狂妄的夜郎自大。只要翻翻近几年的人文类刊物，内中充斥着故作高深、云里雾里、不忍卒读的洋术语、洋理论、洋大师，有人把此概括为“洋浜泾文风”。这些知识精英，甚至连现代文化还没有弄透彻，就忙不迭地去追赶后现代时尚，就为了赶时尚而频频引用连在西方学界都被视为阅读畏途的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大师。近几年颇为风光的青年经济学家盛洪，更以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门徒自居，从西方制度经济学中移植方法、原理和概念来重新定义什么是文明，进而定义什么是西方文明和什么是中华文明，再进而作出对西方文明的否定和对中华文明的肯定，最後虚构出以中华文明来拯救世界的神话。

当年，我曾向新儒家们请教过这样的问题：中国文化完美到足以拯救世界的程度，您们作为它的捍卫者和宏扬者，怎么就不能从中提炼出一套方法和概念来捍卫和宏扬，而非要从洋人那里移植呢？一种连整理自身文化资源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体系都挖掘不出来的文化，其优越和完美何在？值得我们捍卫和宏扬吗？今天，我还要以此问题来请教九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者，用西方舶来的主义来发现和肯定中华文化，岂不是自甘西化、滑天下之大稽吗？

盛洪曾经谈自已的读书体会，说他上大学时从亚当。斯密那里懂得了市场经济的理论，知道了“看不见的手”；後来他翻阅先秦诸子，才恍然大悟地发现，亚当。斯密经济学的精髓早在孔子的《论语》中就已经昭然於天下。这就象近百年来中国学人经历了无数次的先西後中的幡然醒悟一样。难怪崔之元在美国知道了“後福特主义”，就打起背包来回国寻根，如梦初醒般地在毛泽东主持制定的“鞍钢宪法”中找到了“後福特主义”的源头。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那么自信，相信西方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源头，那又何必留学西方呢，何必用亚当。斯密来肯定孔子，用“後福特主义”来肯定毛泽东主义呢？岂不是多此一举！

其三，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者用绝对的相对主义和以无包万有的大而化之的定义与比较，来混淆不同层次的文化构成因素，进而否定文明的进步和制度的优劣之分，否定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的普世价值——发源於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系统及其制度安排。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可以从中餐与西餐无价值优劣之分，推论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私有制与公有制无优劣之分；从长袍与西服无好坏之分，推论出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无好坏之分；从京剧和芭蕾、水墨画与油画无高下之分，推论出个人本位主义与国家本位主义无高下之分；从古老的审美象征和道德象征至今魅力依旧，推论出工业文明并不比刀耕火种更进步；从不区分德国传统和英美传统及政体的根本差异，笼统地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归罪於整体的西方文明。

他们不愿意正视历史事实：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发源地，恰恰是极端民族主义加政治专制的德国和日本，而不是以人的自由为优先目标加民主政体的英、美诸国；他们根本无视二战後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大都发生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加专制主义国家之间的当代历史，无视西方的自由世界在近五十年来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而只凭臆想天开或以古代今的方式，把战争的根源归罪於引导全世界走向现代化的西方文明；他们更无视中国古代社会从未停止过的征伐夷族和频繁内战，无视古代帝制在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对人的残酷杀戮；他们从不提及二战结束後，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致力於和平重建之时，中国的土地上却爆发了一场远比八年抗日战争更为惨烈的内战，被日本人砍杀过的中国人，还未来得及掩埋尸体、揩干血迹、医治创伤，就开始了更残酷的自相厮杀。中国人自相残杀的血腥历史，中国家天下独裁传统之邪恶，家天下变成党天下之后的更加邪恶，怎么可以用儒家传统中的一个“仁”字掩盖住呢？即便是这个“仁”字本身的历史，也是鲁迅所说的“吃人”的历史。

同时，这些民族主义者对席卷全球的以工业化、市场化和民主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浪潮意味着什么，却不置一词。在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已经成为国际正义的公认准则的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们，居然以泯灭任何普世价值和正义标准的绝对相对主义、多元主义，来宏扬中国文化和否定西方文化，其灾难性的後果只能由中国人民来承担。他们的这种狭隘、傲慢而怯懦的民族主义，根本不知道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基本的共同价值何在。他们不仅模糊了中国现代化和文明抉择上的未来方向，而且使中国人陷於狭隘盲目的民族主义陷井，失去了人类所应共同遵守的正义准则，堵塞了与和其他民族相互交往的通道，卸下了与主流国际社会合作、共同制止恶势力的责任。

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中，民族主义用相对主义、多元主义的诡辩所取消的价值，恰恰是我们最需要的、发源於西方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制度安排；所保存的价值，又恰恰是我们最应该抛弃的专制主义文化及其制度安排。一言以蔽之，对自由主义价值及其民主政治的拒斥和对现行专制主义价值及其一党专政的默认，才是此种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被打垮了脊梁的古代士大夫和当代知识精英，都有一腔“宁为家奴，不为外辱”的浩然正气与民族自尊，但这样的正气和尊严实在乖巧：甘愿当家奴，可以得到主子的宠爱，而怒斥蛮夷又能显示出大义凛然，何乐而不为呢？

其四，正因为有了以上的种种特征，知识精英的民族主义和官方的爱国主义，在拒绝西方文明的理由和说辞上，才能如此地一致：拒绝霸权主义，一为文化霸权，一为政治霸权。他们都把西方霸权地位的取得，简单化地归结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对外扩张的尚武品质——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经济强大和军事优势以及称霸世界的野心。在他们眼中，西方人只是靠金钱加大棒，才能够征服世界并行使其霸权。所以，他们又回到了洋务运动时代，以“船坚炮利”来理解西方的强盛，似乎完全忘了梁启超、胡适等人曾经论述过的西方制度的优势——私有化、市场经济、个人自由和民主政治，忘记了曾经称雄世界的大英帝国和现在的世界超强美国，在各自崛起的时代里，两国的制度文明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历史的轮回竞如此神速，多少在“六。四”前和“六。四”中还高呼民主自由的西化论者，转眼之间就回到了百年前的士大夫情结而变成了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一些在八十年代提倡西化自由化的学者也被民族主义思潮裹胁而去，如甘阳、李陀等人，他们因“六。四”而流亡海外，但在九十年代他们却变成了新左派，加入到反省西化谬误、宏扬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行列。

如果说，中共官方出於维持既得利益的政治功利主义策略而拒绝接受西方文明的话，大众文化出於发财的经济功利主义而用民族主义来推销其商品的话，那么，知识精英们也拒绝西方文明、特别是拒绝自由主义的价值，就太有辱於知识分子的良知了。尽管他们以超然的学术立场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为标榜，但其中出於困惑的善意者置疑者是少数，大多数在骨子里是出於攀权附贵、向大众献媚的功利动机。因为，历经独裁政权蹂躏的中国知识界，大都清楚他们的人格、独立和尊严之所以被全部剥夺，皆源於一党专制的残暴及其对知识、知识分子的仇恨。

其五，最值的警惕的是，在官方的灌输和煽动之下，民间民族主义越来越变得狰狞化、下流化和好战化，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就是典型的代表。书中到处都是纳粹式的仇恨意识和独霸世界的豪言壮语，如“贱坯”、“报复”、“打仗”、“完蛋”、“不许放屁”等等。最有代表性的语言颇有嗜血的诗意：“如果和解变得极不可能，我号召中国人民记住仇恨！”“台湾海峡将筑成一堵无形的哭墙！”“我们郑重建议：华盛顿建造一座更大更宽的阵亡军人纪念墙，……那座墙将成为美国人心灵的坟墓”。而中华民族的“顶尖人物”将在这血染的风采中“注定要崛起”，他们的使命就是“领导二十一世纪”。

这种好战而嗜血的民族主义野心，对于仍然专制而贫困的中国来说，既是虚幻的又是危险的。

（四）鲁迅和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批判

在煽动民族主义的狂热上，既然大陆精英喜欢引用中国先贤和西方大师来壮色，我这个死不改悔的“西化论者”也来凑凑热闹，引用两位大师级思想者来为自己壮胆：东方文学大师鲁迅与西方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两人恰好都对民族主义持有相似的批判态度。在这两位各自民族的伟大良心的笔下，民族主义仅仅是懦夫的面具与独裁者的避难所。

鲁迅先生的话，国人大都熟悉：“合群的自大、爱国的自大，是党同伐异，是对少数的天才的宣战。……他们自己毫无特别才能，可以夸示于人，所以把这国拿来做个影子；他们把国里的习惯制度抬得很高，赞美的了不得；他们的国粹，既然这样有荣光，他们自然也有荣光了！……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大凡聚众滋事时，多具这种心理，也就是他们的心理。他们举动，看似猛烈，其实却很卑怯。”

显然，鲁迅看得很清楚，爱国主义容易滋生专制性的狂妄和党同伐异，更容易成为群体性的懦弱和虚荣之面具，真正的爱国心没有，而只有爱国舌的巧舌如簧。

哈耶克对民族主义的评述，虽然在词语上没有鲁迅这样激烈，但是他那冷静的智慧更有更尖锐的穿透力。他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的自白中，陈述自己不是保守主义的理由之一，就是说自己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民族主义者常常是保守的。

他指出，爱国主义起码有二个方面的特征，容易导致文明向野蛮的退化。

第一，制度建设上，爱国主义容易成为强制性的理由。他说：民族主义常常是通往集体主义的桥梁，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把所有资源置于政府的管制或命令之下，以多数的名义实施暴政，而这恰好与自由制度背道而驰。

第二，爱国主义在辩论中不尊重对手的自大和霸道，容易导致言论自由的丧失。爱国者常常不是以理服人，而是祭起国家、民族、群体等整体利益的大旗压迫别人服从和沉默。他说：那些经常以“某种理论出自某国”作为否定性论据或肯定性论据的论辩，根本不是真正的辩论；或者“仅仅因为一种错误的或邪恶的理想出自本国一位爱国者的构想，就将它说得比其他理想都好，当然也不是真正的辩论。”

这样的例证太多了，希特勒的歇斯底里的鼓噪之被德国人接受，就因为他的煽动起了狂热爱国主义激情，他被作为拯救日耳曼民族的救世主。萨达姆称霸海湾的野心和对抗世界主流文明的无赖行为，也声称是捍卫伊斯兰民族的圣战。

我想补充的只是，当共产主义极权已经不可挽救地颓败之时，爱国主义已经越来越沦为专制者们抗拒自由民主的普及化的最后借口和政客们的工具，中共拒绝政治改革的重要借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从另一个角度讲，爱国主义从来就不能、现在更不能作为自由秩序和普遍正义的伦理基础。而在后殖民时代的今天，爱国主义已经无助于人之自由的获得和扩展。

“六。四”前，我作为极端的民族虚无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既暴得大名又颇受人非议。“六。四”後，我作为黑手之一被官方定性为卖国主义者而痛加讨伐。今天，仍有当年被我挑战的学术权威、著名作家批判我的激进主义。而对这一切，特别是面对当前的民族主义狂潮以及丧失了做人的起码诚实和良知的中国知识界，我只能说：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坚定的西化论者，因为我坚信尘世间最可宝贵的是人的自由、尊严和创造力，而西方文明的精华——自由主义——恰恰为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和激发人的创造力提供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发源於此的现代化已成为人类的共同追求。作为一个人，我渴望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创造性的真实生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渴望历经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顺应人类主流文明，埋葬专制政治，在民主政治中获得新生，成为无愧於维护人的自由、尊严的人类成员。所以，除西化之外，我别无选择，中华民族亦如此。

（1996年9月写于北京家中，2005年8月修订）

（五）西方思想家如何批判相对主义

既然中国知识精英喜欢用西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来反西方文化霸权，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西方杰出的思想家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吧。

其实，在西方的思想界和学术界，不光是后现代相对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存在着坚守普世价值的人对相对主义的批判，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 1899-1973）就是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政治哲学史》一书，集中批判了西方的相对主义思潮。他认为，西方陷于现代性危机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东方共产主义的威胁——尽管共产极权成为覆盖半个世界、延续半个世纪的暴政，而是来自西方自身的内在的信仰危机，相对主义的盛行就是内在危机的症候之一。他说：“西方，在其最高知识权威影响下，不再相信自己、自己的目的、自己的优越之处。”具体到国际政治层面，西方知识界不再相信自由民主具有普世的价值，而代之以与邪恶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主义。

施特劳斯一反西方知识界的左倾主流思潮，对政治理论中的“实证主义”和“相对主义”作出尖锐批评：相对主义的实际结果，不仅在于使西方容易受到外部攻击，更包括西方内部的自由民主向随意的或墨守成规的市侩作风的退化——不再相信自由主义及其制度安排具有引领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理性。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相对主义道德观的最大特点，不是宽容而是无道德，即取消一切道德标准。相对主义是愚民的现代蒙昧主义，导致了道德上“新蒙昧主义”的盛行。

1，相对主义崇尚“价值中立”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提出“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方法论原则。而在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价值中立”象“形而上学”本体论一样，不过是方法论乌托邦，是思想史上的假问题。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群、社会、民族、国家、文化及其关系，特别是涉及到对价值取向、社会制度和历史趋向的研究，完全没有价值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真正的政治学家能够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极权的优劣的问题上，在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上，在伦理的善与恶的问题上，保持“中立”吗？如果“中立”，西方政治学中的“人权”、“言论自由”、“宪政民主”等正面概念，“暴政”、“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反面概念，就将在政治学、伦理学、历史学和社会学等人文学科中失去理论意义。

事实上，西方的人文学者大都要使用这些具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恰恰说明他们在西方的人文学中、特别是政治学中已经被普遍接受，说明西方的人文学、政治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价值判断。相反，某些持有相对主义立场的著名左倾知识人对斯大林、毛泽东、霍梅尼的青睐，既说明他们的政治学是有价值指向的，也说明西方的左派知识界在价值选择上的迷失。

2，相对主义的主要思想资源，在哲学上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在科学上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但“重估”并不等于“泯灭”，“相对”并不等于“无标准”或“怎么干都行”。如果相对主义将自身的原则贯彻到底，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使相对主义绝对化，不但泯灭了“事实与价值”之间的联系，而且否定了人类的共同价值和一个社会的基本公德，也就等于否定了人类在何为政治上的正义和非正义问题上形成基本共识的任何可能，甚至连“奴役邪恶”的制度常识都被相对掉了，人的行为和国家的行为便失去了共同的底线，机会主义和绥靖主义的大行其道的时代就将降临，其现实结果必将是纵容邪恶政权的为所欲为。

特别是在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之间的价值选择上，西方的思想和学术的主流不可能采取相对主义立场，而只能坚持单一而完整的西方核心价值。事实上，当相对论的创造者爱因斯坦本人，由对自然的研究转向对社会的关注时，其价值选择恰恰不是相对的，而是明确反对一切奴役制度和极权主义。

3，随着现代科学的兴盛、政教分离和基督教权威的边缘化，科学主义崇拜逐渐成为西方精神的另一副毒药。在人文思想领域，社会科学研究过于依赖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沦为“实证主义”的奴仆。虽然，自然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会有所补益，其经验观察、试验证实和量化标准，皆能增强社会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然而，由于二者的研究对象——无伦理无精神的自然和有伦理有精神的人类——的不同，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必然有其界限，也就是人类伦理的界限。换言之，无视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也就必然忽略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和人的伦理行为的界限。同时，迷信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会贬低大量非科学的人文知识，使那些对人类的公共生活和价值选择具有关键性影响的人文遗产——神话、宗教、伦理、意识形态、甚至哲学——被排除在政治学之外，最终形成“自然科学方法论拜物教”。

人类在科学上的进步，并不能自动转化为伦理上社会上的进步，道德蒙昧主义会在每个时代复活，古代有神学迷信，启蒙时代有理性迷信，现当代有科学迷信，而当代世界中最极端的“唯科学主义”，莫过于共产极权的无神论政权。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都是科学主义的最极端滥用者，把共产主义称为空前绝后的最科学的主义，也都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并用科学来反对宗教，所以，科学主义沦为实施“信仰垄断”和“精神迫害”的工具。苏联军事工业的发达和对东殴各国的奴役，加加林上校的升太空和著名科学家萨哈洛夫下地狱，核弹爆炸和文化大革命，就是科学进步和道德蒙昧主义之间的悖论性共存，是科学主义走向狂热迷信的典型例证。

 

世上本无百年的主编、千年的栏目、万年的报纸。莫说十岁的《冰点》、二岁的《新京报》总编之位，便是已活二百二十二岁的《泰晤士报》、一百四十五岁的《纽约时报》、一百四十二岁的《费加罗报》或一百三十二岁的《读卖新闻》，也总有关门大吉的那一天。所以无论”停刊整顿”《冰点》，还是《新京报》总编易人，原无足怪。足怪的是怎样”暂停整顿”和怎样易人。杨斌先生把自己去职的经历私吞了，外人犹如看一场黑市交易，无从知晓；李大同先生则以一封公开信和怯生生接受有限的海外采访，使得我们略知被”暂”停的大体情形。

满世界的人都知道《冰点》要关门了，而作为编辑部主任的李大同却毫不知情。无人不成事，凡事都由当事人。根据与其事的关联度，人分第一、第二、第三……第 N 级当事人。李大同作为《冰点》主任，理应是第一当事人。第一当事人却最后知道关门的信息，这算哪一国的工作程序 ?即便是中共各级官僚体系内部，虽然党委书记和组织部长对于其人的升迁黜陟享有全权，可毕竟还走走与其人谈谈话、征求征求部门群众意见之类的过场。可是你考察一下中宣部封刊”拿人”的路数，常常是说撤就撤、突如其来，不仅谈不上合乎文明的工作程序，有时甚至连做人做事最起码的礼节、礼貌都不讲。他们比皇帝动用权力时还霸道，还气势（势读轻声时气势是一个形容词）。究竟谁赋予了他们这等绝对的、可以肆意凌辱当事人人格的权力？

一家报纸，如果说第一当事人是报社的记者、编辑、社内领导，那么第二当事人就是它的订户。以目前中共意识形态控制的运行现实而论，中宣部当然也属于当事人之列，但是它是第 N级的当事人。以继承权大小先后的梯级作比方，中宣部这个当事人跟小舅子或姨外甥这个继承人的位次差不多，应该很边缘很边缘才对。现在一切全颠倒了，第一级当事人任人宰割，而第 N级当事人却反为刀俎。

改革开放初，中国只有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区区三两家新闻系。现在，中国有 600多家大学设有新闻与传播院系专业，执业的新闻传播学教授、副教授好几千、上万人。可是面对中国近两年网络禁锢越来越死、新闻审查愈演愈烈的行业丑行，这几千上万的新闻学教授、副教授们却自觉践行万马齐喑，仿佛与他们毫无干系。

中国新闻媒体常常报道公共场所发生的强暴、抢劫事件；许多时候，有的是袖手旁观者，却没有上前制止者。像《冰点》事件、《新京报》事件，与发生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强暴、抢劫有什么不同？中宣部肆无忌惮对新闻自由的扼杀，是比暴徒在公众场合对女性身体的冒犯更野蛮的行径。它是全体中国人的耻辱，可是试问累千巨万的新闻传播学的教授副教授、研究员傅研究员们，对此你们感到耻辱了吗？

中宣部那几个糟人儿就能把上万家媒体、上万名所谓新闻传播学者、五六十万记者编辑收拾得如此这般妥帖。这种局面好比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占领中国时期，十几二十几个日本兵就能把一个数十万人口的百里大县统治得稳稳当当、服服帖帖。当今中国的新闻学者、新闻记者就是亡国奴，中国新闻自由王国的亡国奴。谁能说中国行政机构效率低下呢？中宣部、外交部怎么能不内外夸口说”他们的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呢？

然而这样的国族，等待它的命运只有灭亡。中国的愤青不服气，整天跟日本较劲。我告诉你，中日不战便罢，再战还得打成个甲午战争。不，比黄海大战还惨。你们要真有本事，先反反中宣部试试。当年英格兰和苏格兰议会合并，苏格兰愤青不服气，说要把伦敦撕个稀巴烂。除了给英语贡献一个谚语——苏格兰还没有谁长有足以伸到伦敦的指头（ Nobody’s nails can reach the length of London ）——之外，这种不服气没有留下任何结果。今日中国愤青，够得着的区区中宣部你还反不了，还反什么日本？你够得着人家吗？　
 
《中国青年报》属于胡锦涛的旧封地，那里发生的一切不可能越过他。那么为什么胡能听任团中央和中宣部对人脉甚广的《冰点》胡来呢？想必他认为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是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行业管理模式，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文明世界看来，中宣部如此随意修理媒体，就跟天安门广场的巡警看哪个女性游客顺眼便任意实施强暴一样荒唐和野蛮。

去年我客居华盛顿的半年时间里，上下班的地铁上有五六次与同行的乘客攀谈有关中国的话题。每当告以我在中国做新闻工作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都表示惊讶，并随口跟一句：”在你们中国做新闻工作可不容易呀。”这些美国人，不是新闻业同行，有的甚至连白领都不是，可他们居然都知道在中国做新闻工作不容易。你中国政府不是誓言不惜花巨资打造形象吗？”在你们中国做新闻工作不容易呀！” 就是你的国家形象。

这形象显然不是你花巨资打造出来的。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人家从诸如修理《冰点》、《新京报》、禁锢互联网之类的反文明行为中总结出来的。中国政府各行各级都在努力减少责任事故，中宣部却开足马力，一个接一个制造着文明人不齿的责任事故。
 
                                          
                                           2006年 12月6 日于科隆 　　

　　　　　　　　　　　首发民主中国

 

“平反”真是一个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一次又一次的王朝更迭、时代转换乃至皇位更替、政策变迁，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怨假错案在眼巴巴等着平反。2006年12月12日，曾经震动中外并改写了历史的“西安事变”已过去整整70个年头，这一幕历史主角之一的杨虎城将军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也已经57年，近日传出的消息是杨家后人向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提出了“平反”要求，杨虎城的孙子杨瀚曾先后给国民党两任主席连战、马英九写信，至今尚未得到明确答复。

在海峡对岸，马英九确实为“二二八”道过歉，为1950年代的政治受难者家属鞠过躬，历史的恩怨正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消解，昔日颐指气使、杀气满脸的国民党已转变成为选举中的一个普通政党，再也不是蒋氏垂拱而治的时代了。在马英九的鞠躬、道歉、忏悔背后，无疑包含着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如果还停留在旧式的“平反”思维上面，我们是不可能理解这种进步的真实内涵和意义的。换言之，马英九今天以在野党主席身份背起的“十字架”，与那种“上”对“下”的平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海峡那边的潮汐起落，国民党的脱胎换骨，也已经远超出了我们对脸谱化国民党的认知范围。我不知道台湾岛上清理历史旧帐时，是否使用“平反”一词，但我相信，即使是同样的词，恐怕也不能划等号了。面对一个我们陌生的政治文化环境，我们也许还可以使用相同的语词、概念进行对话，但是这些语词、概念所蕴涵的含义事实上已起了变化。

我可以理解杨虎城将军个别后人的心情，也许他们依照“解铃还须系铃人”的逻辑，渴望国民党站在党的立场，给予“一生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籍二级上将杨虎城一个历史交代或重新定位。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那么，对于西安事变和杨虎城将军的功过是非，都应该交由历史学家去评判，而不是寻求国民党的平反和重新评价，或者所谓的“归队”。千秋功罪，毕竟不是包括国民党在内的某个政党能够论定的。即便有一天国民党正式发文件为杨将军平反，也丝毫不会给这位历史人物增添什么荣光，同样也不会损及他什么。这一切都已与他无关，他已隐入历史的晨蔼暮烟之中。可以肯定的只是，不管是谁下令处死杨虎城及身边的人，那都是侵害人权、剥夺生命的一桩罪行，蒋介石秘密囚禁杨虎城12年也完全是违反法律程序的侵犯人权行为，这都是值得永远谴责的。

西安事变是在70年前错综复杂的民族危亡背景下发生的，时过境迁，我们更应该把包括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在内的所有当事人，放在大历史当中进行审视和评价，决不是游离于那段大历史，转而希望一个今天台湾岛上的在野党对历史人物给出一个说法。即使在杨家后人中也有不同看法，杨虎城的另一孙子杨协认为，“共产党对杨虎城已经有评价了，老百姓也认可他，国民党平不平反不重要。”今天的国民党之所以能对“二二八”事件，对“雷震案”，对岛上千千万万的政治受难者作出道歉，首先是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岛上，与生息在岛上的男男女女血脉相连，它不能不对这些历史旧账作出应有的交代，这不仅顺应了人类政治文明的逻辑，也完全合乎岛上现有的政治生态。而杨虎城将军的悲剧是1949年以前在大陆发生的，源头远在70年前，那是年轻的马英九们挑不动的一幕大历史，就算他站出来向杨虎城的亡灵三鞠躬，现实的和历史的意义都将微不足道。何况对那段大历史的认识，国民党可能有着不同的看法，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导致了不可预测的后果，被软禁了差不多一辈子的张学良因此而被认为“千古罪人”。如果考虑到1949年以后的新政权带给全民族的灾难，“西安事变”是功是罪，千秋史笔，自有定论。

现在，最重要的是超越“平反”意识，走出旧传统中的“平反”思维，告别帝王时代的臣民心态，以现代思维、公民心态，重新认识历史。“平反”是帝王时代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统治者对含冤受屈者的一种恩赐，一种事后的纠错和补偿机制，其目的往往是强化原有制造冤案的制度，这不是一种真正的公正。历史的公正只有通过历史的进步来体现，而不是祈望施暴者未来的施恩。这种祈盼的结果往往是悲剧的循环，是冤案与平反周而复始的轮回。

基于此，包括杨家后人在内，与其把精力花费在向国民党写信呼吁“平反”上面，不如超越长期以来困绕我们民族的“平反”意识，下功夫寻找历史真相，关于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复杂背景、事变后的遭遇以及最后被杀害，等等，都有许多的历史细节没有搞清楚。马英九曾委托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铭煌至少要搞清楚：一是杨虎城在欧洲访问，为什么突然回国？二是1949年蒋介石是否曾下令杀害杨虎城？这两个历史疑问迄今还没有答案。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相信，不仅这个历史疑问，还有很多围绕着西安事变，围绕着张、杨两位主角的疑问都会渐渐浮出水面，那要靠新的档案史料的发现，靠史学界长期不懈的努力，当然更要靠时代的持续进步。“不信青史尽成灰”，不断恢复历史真相的过程就是一个找回公正和尊严的过程，这一思路与寻求平反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在历史的天平上，真相远比“平反”来得重要。

──《观察》首发

反常的深圳新低保标准听证会

中国大陆自1996年开始颁布“听证会民主决策制”，至今已然十年了。“听证会”到底给大陆带来了多少民主决策？不妨先看一个新个案——

2006年11月29日，《南方都市报》有条“深圳民政局昨日举行新低保标准听证会”新闻：政府欲将深圳市低保标准由原来的每人每月344元提高到361元或388元，结果，“多数市民及专家认为不宜一次调得太高”，“听证会上八成代表赞成前者”——“深圳市低保标准由原来的每月344元提高到361元”。深圳市低保标准每月344元定于4年前，而2006年的深圳日常生活用品（粮、油、菜等）物价已比2002年上涨17%，但此次低保标准仅仅增加4.9%，致使实行新低保标准的深圳低保户（5061户，14942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仍比4年前至少下降12.1%。相比之下，深圳公务员从2001年10月以来，三次大幅加薪，4年来实际收入至少提高45%。

为何出席听证会的“多数人”乐意公务员大幅度涨工资，却不愿意深圳市低保标准更高一些？

一个自愿申请后有幸被批准参加该听证会的深圳市低保户高先生说，此次与会正式代表共16人，其中14人为听证会主持者深圳市民政局指定，只有他和另一名低保户刘先生为自愿申请参加者，因而整个听证会只有他和刘先生不同意听证会主持者“就低不就高”的“低调方案”。那14人中有11人属于永不会沦为低保户的公务员，另有3名虽属低保户，但系听证会主持者深圳市民政局“特邀”的“放心户”，故也一致赞同低保标准“不宜一次调得太高（388元）”。如若将听证会重开一次，严格按照深圳市民、低保户和政府利益集团人员在深圳总人口的比例来分配代表名额，自然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论。

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听证会，其能否得出公平公正理性的结论，关键在于能否程序公正——而程序公正的首要基础是能否合理地选择出席听证会的代表：让听证会主题所涉及的相关利益集团的代表能对等和平等地参与会议。否则，听证会的主持者容易通过增减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而预先控制意见倾向直至操纵听证结果，即使是无意中没有考虑各利益集团的代表的平衡，也会无意识地制造不公正的听证结论。

不幸的是，“深圳民政局新低保标准听证会”并非个别与偶然，实为大陆“听证会”十年来一再重复的“老生常谈”。十年来大陆“听证会”虽然逐渐由生活费用的价格变动的“物价听证”扩大到行政处罚听证和立法听证，但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以民主决策的形式”剥夺真正的民主决策的伪现代化病态。

“假听证会”三大致命伤

早在2003年5月8日，《南方周末》就发表学者周汉华《对我国听证会制度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批评大陆“假听证会”存在三大致命伤。而今专家和百姓的共识是——

其一，听证会不由公正中立机构来主持，使听证会先天不公正。如民航价格改革听证会由民航局主持，水电涨价由水电部门主持，个税法听证由税务局主持，皆是“运动员兼裁判”，谈何公正？即便由代表相关利益集团的行政机构主持听证会，也难以确保公正地主持听证会。如“深圳低保费用”系由深圳民政经费中拨出，而由主管此事的深圳民政局来主持此听证会，因为只有花钱的责任而享受无低保的可能，其主持心态绝难公正，多会千方百计以减少“深圳低保费用”而留财另用。

其二，听证会只听鸡毛蒜皮的皮毛问题，对亟待解决的舆论监督、民主选举等重大体制建设，则讳莫如深；如此避重就轻，难以产生真正的公平和谐社会。十年来，大陆听证会几乎都是“物价听证”，而行政处罚听证和立法听证不过做了几例“示范”。对今日中国最重要的“短线产品”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关键问题，却从不召开听证会。

其三，听证会参加者不按程序公正法则产生，使听证会不可能有符合社会多数人意愿的公正结论。简单地将听证会法则等同于民主选举，会使听证会失去应有的专业水准；而一味强调专业水准，则将使听证会难以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失去“草根关怀”。听证会参加者的产生程序可以“因事制宜”：对比较专业的深层问题，可以多邀请相关专家学者和文化人；对于事关百姓日常生活的问题，则还是可以按民主法则分配参会代表。总之，既要防止听证会变成为专家们的智力游戏，更要杜绝听证会沦为替专制涂脂抹粉的假民主。

对“假听证会”问题，人们一再质疑，但毫无结果。《新华日报》2002年10月28日曾有评论：《听证会贬值与社会公信力》——“‘听证会，听而不证！’——一份民意报告显示，听证会的价值正在广州市民心目中滑落，有六成被访者认为听证会已是流于形式或成为摆设。广州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此前的调查表明，认为听证会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没有作用’、‘作用不大’和‘是形式主义’的受访者三项合计竟有62．5％，其中15．5％的人认为‘是形式主义’”。

时隔四年，值此大陆听证会实行十年之际，“假听证会”问题不但毫无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到底原因何在？

如果联想到大陆宪法中的“言论自由”已出台五十三年，至今仍是一纸空文，真令人有“不治之症”之恐惧！

2006年 12 月 6 日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议报第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