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县镇级人大代表选举即将举行，到处都贴满了选举委员会的公告，标语也是睁开眼睛都看得见，简直让人睡不着也睡不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大代表制度是中国的根本制度”……。搞选民登记几乎一个下午就能搞定，速度乃是奇快的，可惜青年与中年远走他乡者实在太多了。也不知道究竟谁是候选人，也看不到哪个人站出来竞选。仿佛从头到尾都是一种硬性要求的政治任务，选是终究要选的，但具体人选没有哪个人晓得，只能象对待一种与己无关的游戏那样，看看罢了。这种意识已经普遍化，要不是常常有个“两会”，恐怕人们也不知道“人大代表”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敢象姚立法那样做，去搞独立竞选，拉拉选票，挑战挑战。前段时间，湖北省有位青年独立竞选人大代表，结果被打了，还诛连到自己的亲生母亲，本属草根民主范畴之内的政治，却搞成了地地道道的刑事案件，想来也是十分恐怖的事情。

我发表过声明：绝不投票给任何人，任何人也无权在选票上“替我”写上我的姓名。说白了，我就是不信任在当前这种实际制度安排之下会选出谁来真正堪称“议员”级别。今后的事情也许比今天更开明，也许比今天更恶劣，总之，我对这帮人是没有信心的。按照现代政治的授权契约法则，被选者应当响应选民呼吁，并为之专职奔忙，这才谈得上民主选举的真正价值所在。不管官方筹备得多么充足，如果不能让被选者尽量精彩起来，诸如演讲、张贴、散发等，实在让人见不到身影，也就谈不上认识，“不知之”却要强行选上，这就是暗箱操作或者蛮横霸道了。有人认为自由竞选会消耗成本，会破坏稳定，会带出很多新问题，其实都是恐惧症、假想敌。一种制度能否起效，关键在于其利益倾向于谁和提供了多大的施展空间。即使选上的人，有权不用，不为民谋，那也是活脱脱的浪费，乃是一帮废物，说他们是“橡皮图章”都高估他们了。

我不否认中国已经涌现出了一大批精英人物，有的确实历经挫折、百折不挠，但有的也确实是攀附权力而上的朵朵青云。在中国这个大染缸里，要能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实在困难，除非有相当的信念所在，否则任何人都可能丧失底线，没有原则，办起事情来才不管你是中国人民还是中国共产党。总之，他们能扩张多少资源就扩张多少资源。我们需要的人，乃是需要有一定水准和道德高度的，他们不一定熟悉中国的政治内幕，也不一定要象当年魏京生、胡平那样能够发出惊世之言，但是一定要能做事。做事要有水平，就要先调查研究，与人民打成一片，这个家庭、那个家庭，这个社区、那个社区，这种现象、那种现象，都要纳入自己的视线之内。人大代表是选出来做事的，不是选出来剥瓜子、发名片、举举手、摇摇尾的，我们太需要在各方面锻炼自己的人，也许这样的人在官场里会失败得一蹋糊涂，但是最起码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职业道德。

有选举权的人却不知道这权利是什么，就算知道一些，也觉得跟自己没有关系。跟中国人的第一经验一样，人们不相信究竟谁堪称“代表”，顶多在公告上知道谁是党委书记，谁是市长，谁是人大主任，谁是搞共青团的，谁是搞司法的……。就象一张商业广告，人们知道谁是谁就ＯＫ了。没有谁去真正追问任何人的权力来源是否合法，谈不上监督，也谈不上反思，只晓得“都是些官”。在中国，官是一种阶级，民又是一种阶级，你有再多的Money，也不如人家手中的Power。权力至上，因此公务员的竞争才会那么激烈，下面的小官员都在唉声叹气地说自己的工资不如人意，但活起来还是蛮滋润的，毕竟是一种“特殊身份”嘛。但市民并不这样看，他们仿佛在自己身上安装了一套不染风尘的薄膜，只要不求官员办事，一般情况下都是一脸漠然乃至道路以目，可谓“各有各的生存哲学”。

不过，站在长远展望的立场上看，我鼓励人们站出来独立竞选，即使是被内定安插的人，我也希望他们占着茅坑就要拉屎，该干什么就要干什么。现在这个社会讲“信息透明”嘛，自己建个网站，哪怕就是个免费的二级域名和百兆空间，也希望他们能够公布自己的档案，放上自己的承诺与联系方式，并且开设一个免费留言版或者免费论坛，每到周末都能出来回答选民的问题，并挑选出一些焦点来，为这些选民做点事情。有的人是慈善人物，其实可以建立基金会嘛，那么多钱来得不明不白，不如拿出一些来为选民办些实事，诸如建个图书馆，修一条路，救济一些穷人，或者想办法找些培训点来训练一些人的技能，为其解决就业问题。人大代表要干的事情实在大有空间，中国大陆之内哪里都是活动的场所，随便把眼睛一睁，看看周围，浏览一下网站，都能听到真实的呐喊。为什么只顾自己的生意，只顾自己的权力呢？钱再多，权再大，放着不用，让它失去本来的意义，那还算个什么意义？

其实，很多人并不是不知道中国的现实，他们精明极了。真到了“读心时代”的话，人人都是托尔斯泰，都够得去深深忏悔一番了。人生在世，哪能没有遗憾？哪能没有悔恨？哪能没有冤屈？人人都生活在同一个大环境之中，谁能看不清楚呢？其实大家都明了，不需要太深奥的解释就能听懂我说的这些话。但是，他们偏偏还要当缩头乌龟，偏偏还要自欺欺人，甚至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去侵害他人。人大代表的负面新闻实在太多了，从被人杀到杀他人，从受贿到行贿，从黑老大到保护伞，把自己的权力放到天上去了，又把自己的良心拿去喂狗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看得也多嘛。很多会议开起来没完没了，人民币花得行云流水，磕睡困得漫天纷飞，一个个无精打彩，一个个装腔作势，没有“我反对”，没有“我弃权”，真是太团结、太胜利、太圆满了。这样的场景会让我们相信什么呢？有的人一心想涉入政治领域，看见人大门前悬挂国徽，真是牛啊！于是，权力欲膨胀了，但“责任是什么”又抛得远远的了。

我们今后是肯定会有专职议员的，绝对是极高的工资，而且都是从事着社会性的工作，就象ＮＧＯ的那些高手一样，能够实实在在地做一些政府没有办法完成的善事和大事。议员多是律师、法学家组成的，到最后甚至连国家总统也多来自颇有法学素养的人。人民需要的是深刻了解权责界限的人，而不是一个又一个草包。我们今天的体制全部来源于一套完整的垄断体系，似乎没有拒绝垄断或反抗垄断的迹象。每年我都看中国的“民主报告”，当然也能看到一些英雄出来了，但是他们的空间是相当狭窄的，处处受限，有的还有生命危险。我们要努力扩展的，就是这种不同声音、不同现象的存在，稳定的长远存在是必须与人民的自由、人权相对应的。倘若总是虎着脸，套牢着人民不敢乱动的手脚，那么这个国家就会一天天地衰老下去，没有自己的生命力所在，这样的状况乃是极其危险的。尤其对于后代而言，更给他们添加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人大代表很难起到大作用的大背景之下，人民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冷漠对待，与己无关，任其
自生自灭；第二种是积极参政议政，各显神通，自己当自己心中的“人大代表”。是的，人人都可以是“人大代表”，因为人人都可以代表自己，并服务民众与国家。当自我意识觉醒之时，即是希望燃烧之时。同样一种思想，可以有诸多表达嘛。写文章的人，一篇就是几十万、几百万读者，那又何尝不是一个“提案”？何尝不是一个“议案”？做企业的人，心放得更远一些，也可以做成很多大事，这些大事是真正谋福祉给人民的，并且这种福祉又可以反作用于企业本身，包括它的文化内涵。孙大午就是这种人嘛。当我们已经没有必要去争取一个“公权力”身份时，“无权者”的身份同样可以做出许多有益的事情来。因为，无权者之权乃是占据着社会格局的绝大部分，人人皆有机会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向实现自己的极限能量而迈进，而且根本不需要进入体制或者所谓的“打入内部”。

首发议报第281期

 

《中国时报》有专题报导说：“本月中美国财长鲍尔森又将访问中国，显然，带着国内商界压力的鲍尔森，会再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端上台面。上月人民币汇率连闯五关，达7.8331元人民币，这意味从去年七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已升值3.53%，不仅突破了港币汇价，海内外不断的升值期望也造就外资大量涌入，股市、地产欲小不易。”该报还说，大陆股市半年涨六成，人民币升值功不可没。一位港民感叹地说：“在香港赚钱，在中国花钱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他预料，到香港旅游购物的内地大军，将会年盛一年了。

这些好消息传来，也叫我联想翩翩。记得一九八○年九月经过香港离国，身怀九十美元的羞涩，内衣里还有几十元人民币的私藏，……前途则是一片茫茫。在罗湖入境处迟滞了许多个时辰，只见一个赤脚广式村妇挑来一挑“可乐”兜售，那时我还没有见过“可乐”，于是掏出了一元人民币来，她竟嗤之以鼻。我忍痛掏出五元人民币来，她依然一面孔的轻视，非要十元方可，于是我只得罢休……直到几天后上了“新（加坡）航”飞机（也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才尝到了第一口免费的“可乐”。

记得文革期间我被判刑到农村劳改，姐姐不时寄五元钱来接济，于是我就成了生产队里最大的富翁。出国的那年，政府死要了面子，人民币的和美元的比值几乎相等，想不到出了国门就一钱不值，到了美国才知道一瓶“可乐”只值二十五美仙，可是五元人民币也无法从一个新界农妇手中换一瓶“可乐”。说来，人民币的币值也是中国人民价值一部分，政府把人民币的币值压得低低，也就是把中国人民的人格贬得低低。

作为中国人，我当然乐见人民币的升值，祖国的“崛起”。但是这不是一两个领袖在白宫走走红地毯，听听礼炮声，国家就崛起了。一个“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自然不可能是一个世界的强国的。我想，人民币的升值，是中国民族摆脱廉价的自我定位的一个重要契机。当然，共产党对人民币升值也有过千思万虑：唯恐出口优势被削弱，唯恐国内就业难题加剧……。如果不是美国两院放出狠话，如果不是两名参议员来华催促，升值可能还是遥遥无期。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人民币究竟应不应该升值呢？”前年我写过一篇文章，说自己在“沃尔玛”化了二十九美元买了一台中国制造的微波炉；而把它的价格提高到五十九美元，销路或许会更好。美国逼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的“崛起”很有贡献，但一年前共产党还认为“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美帝事事包藏祸心”……，而今升值却见到少事多益、利国利民的实效。

当今中国共产党所行之一切，是要把中华民族驯养成一群“温饱小康的奴隶”。它口口声声说中华民族没有实行民主的素质，而非洲国家也大部分实行了民主，甚至连专制的北韩也有公开的选举。我们不妨问：“中国人民的素质果然如人民币一样不值钱吗？”这回，共产党尝到了“美帝逼我人民币升值的甜头”，就也应该体会到“美帝逼我实行民主”，是要把中国人民提升为“温饱小康的主人”的善意，非此中国领袖们在世界上实在是无脸见人的。

二○○六年十二月六日

首发动向2006年12月号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发生在贵州省兴仁县的中共县委书记文建刚被杀案，尚不算严格意义上的“灭门血案”。我们应当为活人庆幸，也该安慰这场血灾中留下的他的儿子。但是，无论案件被以什么名义迅速审结，凶手也可能被执行枪决，文建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务员或从政人士。按较为开放的国内媒体报道：他在受了涉及煤矿事故的处分之后，开始以“铁的手腕”来整治小煤矿。接下来，就衍生一系列问题：

其一，当初是作为兴仁县第一有权人物的文建刚，是号召兴业主们投资采煤的。这多少有点深圳股市初兴的时候，干部们被强行摊派要卖股票的情状，谁知道以后连购股许可证也成了“金鸡蛋”了呢？

其二，中国政治文明中“灭门知县”一说，言为知县权力之大，但并一定非去杀一家的所有人口。然而，这“铁的手腕”终于成了问题，他文建刚可以完全不管自己当初热情洋溢鼓励投资的讲话，反过来为保官位，来它个“翻脸不认人”。

于是，投资者就苦了。这样的惨剧在陕西民间小石油事件时就发生过，所幸那里没有发生灭门事件。

文建刚全家被杀，必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成为“灭门的知县”的逆对风向，形成“知县的灭门”之悲剧。

中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灭门知县”的事件，发生在东汉顺帝刘保时代。县官黄昌，生年不详，卒于公元142年。他在任宛县（今河南南阳）县令时，有人偷了他的车盖（一个伞一样的东西），他私下侦知是负责治安的贼曹（相当于巡警大队长）干的，迅速带干员直扑贼曹之家，拿到赃证，杀了贼曹全家。后来，黄昌到另外一个地方任县令，也使用这类“铁的手腕”，竟然又杀了一户的全家人口，原因是这家（姓彭）的妇女们凭借高楼居所，从上往下瞧他县令出行的细节。

还好，黄昌从政于东汉顺帝刘保时代，没赶上东汉最腐败的桓灵政治。否则，也会成为中国最早的“知县的灭门”主角。

我无意考察历史上和平时期有否“知县的灭门”的例子，但动用黑社会（那时叫侠客）除掉政治对手或伤害自己的强势，则是历史一大奇观，也在历史的流变中成了文化遗传。

众所周知，司马迁是尊重侠客（黑社会）的，故给他们作了传，但要说到皇帝雇黑社会实在没人敢相信。不相信不等于没有，唐代宗（小）李豫，斗不过权臣（老）李辅国。小李干脆雇了黑社会扮成盗贼，入室抢劫，砍下了老李的脑袋。活干得很利落，杀手拿一条老李的胳膊向雇主小李交帐。小李大喜，赏了刺客后，又假惺惺地派人往老李家送钱，声称：国家把丧葬费他包了，请一定妥帖办好“尚父”

的哀荣大事。

我无意用李豫雇凶杀人影射今日文建刚案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吊诡的是：倘使入室抢劫就是案件的全部，那么，这多少有点因果报应的含义；倘使若干年后证明是一起雇凶杀人案，毫无疑问地印证了1990后期一位中国旅英学者的话：“中国中下层政权将会被黑社会控制。”

依此论来对照文建刚案的含义，选项是：

1、“铁的手腕”本身就是黑社会性质，它的黑要比来自黑社会的一方的黑，更黑，因为它是本身具有国家暴力的合法外衣。

2、可能的私人利益纠葛无法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主谋者采取“黑暗的公正”。此则预示着中国社会已经不得不认可“黑暗的公正”

的合理性。

孔丘哀叹“苛政猛于虎”，柳宗元说究问苛政“有甚蛇者乎”，而今天各种不要脸的专项整治、重拳出击乃至对狗发泄，不正是苛政的私生子吗？不正是“灭门的知县”在发病吗？如此，“知县的灭门”还会有其他表现方式。

民主论坛

 

上海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在介绍《永不服罪》的徐洪慈敢于对中共说不的精神气质时写道：“全无自由的社会，监狱内外几无区别，只是一为有形之监，一为无形之狱；控制的程度有些微之别，但监狱的性质无实质之异。很多跨出监狱大门的人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自由了！很多偷渡到异邦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我自由了！可见他们都曾没有自由，都曾生活在有形和无形的监狱中；即便不在铁窗之内，他们也是狱外之囚。”沙先生的话只是针对处在专制统治下的普通中国人而言，如果你是一位大胆敢言的异议人士或者是曾经参加过“六四”运动的民主人士，即使有幸生活在相对自由的中国社会，也大有置身监狱之感。

据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迪报道，著名民主人士和人权活动家任畹町先生自今年8月17日开始，就遭到北京当局的软禁，至今未能解除。任先生在几天前曾准备外出，不料，却遭到警察的谩骂和跟踪。任先生1944年出生于江苏一个经济学者家庭，自幼性格坚毅、特立独行，而且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正义感和勇气。任先生曾积极参加当年的学生民主运动，并因此而获罪，先后两度入狱。任先生在中国的民运圈子里被人尊称为“民运老人”，曾获罗伯特。甘迺迪人权奖，可谓德高望重。虽然屡遭挫折，任先生依然不改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初衷，因为过度劳累，他患上了严重的骨结核病，生活起居都十分艰难。

很多年前，我就已经知道了任先生的名字，但和他真正接触还不到一个月时间。任先生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虽然他的资历、学问和年龄远在我之上，但从他的言语中却感觉不到一丝傲慢和不屑，与其说他是民运阵营中的同道，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慈祥的老师或者父亲。正因为有了任先生这样的民运前辈的关怀和鼓励，作为晚辈的我们才更加坚定了以温和的方式争取言论自由和实现中国民主的信心。任先生早在“六四”之前的西单墙民主运动中就已成为著名的人权活动人士，而且他还是最早重申“人权”概念的倡言者之一。凭借任先生渊博的学识和高山仰止的人格，如果他不走上寻求民主的道路，他完全不会遭受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刑期，更不可能患上严重的身体疾病。他为中国的民主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他一直都主张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促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但在中共当局的眼中，他早就被贴上了“反党”的标签。此次任先生在身体状况稍有好转的情况下，只是想出去看一看美术展，顺便探亲访友，但却遭到北京警察的粗暴对待，北京警察的执法犯法和我行我素由此可见一斑。

从参加民主运动开始，任先生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虽然在“六四”后被判重刑，但他却始终没有为自己当初的行为而后悔，面对不计其数的“六四”冤魂，他觉得自己的使命更重，需要做的事情更多。在国内媒体拒绝发表任先生作品的情况下，他只得突破网络封锁，将自己的作品发到海外媒体，让海外人士感受他的理念，让国内民众接受他的启蒙。中共当局对当年参加过“六四”运动的人一般都监控得比较严，对于任先生这样的资深民主人士更是毫不放松。如果任先生不是身患重症，对他的软禁也许早就开始了，之所以今年才对他进行这种非法的限制，是因为北京警方知道他现在勉强可以走出户外活动。

任先生能够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得如此坚决，和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夫人张凤颖女士的支持是分不开的。只要看一看师涛在入狱后妻子和他离婚的悲惨事实，看一看郭国汀被逼出国后他妻子对他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张凤颖女士对任先生伟大的爱和高度的理解，这种支持也许是任先生不屈不挠地抗争的另一种精神支柱。中国要走向民主，必须有人付出代价，同样，也必须有家庭要付出代价，任先生自己以及他的家庭堪称民运阵营中的楷模。

高智晟律师的被捕是中共当局向维权群体释放出的一个明显信号，继高律师入狱之后，锒铛入狱的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便接二连三，中国的维权运动因此遭遇空前危机，一些原本活跃于网络世界的异议作家纷纷三缄其口。高智晟在维权人士中的巨大影响力使得北京警方时刻担心会有人发动新的运动向中共当局施压，任畹町先生的崇高威望自然会引起中共当局的注意，为了防止任先生发动或者参与营救高律师的活动，他们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毫无顾忌地将任先生软禁在家，不让他自由活动，连不带政治色彩的走亲访友都不允许，北京警方的这种非法行为理当受到舆论的强烈谴责。

在中国国内的民主人士当中，有三位年纪较大的民主人士最令人敬佩，分别是鲍彤、林牧、任畹町。鲍彤先生虽然在“六四”前贵为中共的高层智囊，但人格的力量促使他和学生们站在了同一立场，他因此而失去自由。虽然他的行动也受到有关部门的密切监视，但他仍然抓住一切机会发出自己肺腑的声音，包括对如今的当权者胡锦涛“和谐社会”的批判。林牧先生曾被誉为“民运老将”，他也曾有过在中共官场的辉煌历史，但正义感终究会将他由体制内推向体制外，他将民主活动进行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虽然无法看到中国实现民主的那一天，但他的精神却如同不灭的火炬，照耀着后来者前行。任畹町先生在出狱之后依然需要忍受着中共当局对他的骚扰，忍受着没有铁网高墙环绕的另类牢笼，这是中国社会所独有的风景，也是中华民族的莫大悲哀。北京的人权展刚刚落幕不久，据参官过展览的人透露，那里的展出内容几乎全都是为中共当局涂脂抹粉的。任先生在遭遇北京警察的谩骂之后，愤然向海外媒体表达了他的抗议，他的遭遇也许是对中国人权状况和“和谐社会”的最好诠释。遭遇软禁的民主人士应该还有很多，他们虽然无法走出专制社会的大监狱，却可以像任先生这样让精神走向自由。

2006年12月16日

首发议报第281期

 

国人向来有个顽固观念：影视圈导演、演员很开放，性交易算不得什么。对此恶象，人们有充分的宽容和理解。但是一旦性乱的标签贴在谁头上，“淫乱”、“脏污”等道德讨伐铺天盖地而来，让当事人难以招架。在今天社会，道德评判依然主宰世俗社会。从始至终，演员张钰都处在弱势地位，在于她有求于导演。双方都心知肚明是一场“交易”，跟感情、金钱没有任何瓜葛。既然是交易，双方就构成了契约关系，那就有成本、收益的算计。导演违约在先，张钰反目在后。按照性爱的三原则：自愿、私秘、成人，还因为不涉及现金交易，现行法律无法判导演强奸、诱奸、卖淫嫖娼等等罪名；即使按交易原则，性违约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那么，公众便成为事实上的法官。张钰唯一能够反击的武器也是竖起道德大旗，以污攻污。性交易失败，张钰们被动地沦丧为受害者和弱势群体。性交易跟影视圈内同行彼此有好感，玩一夜情、婚外恋，完全不同，比如曾经的张艺谋与巩俐。

一个简单的逻辑，却被人们忽视：早先从影视学校毕业的张钰难不成就会勾引导演，达到扮演角色的交易？性交易是她们多年浸淫影视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张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所言：这是一个被男人主宰的名利场，无名小卒多的是，愿意上床的女演员不乏其人。一个次要角色，对整部电影、电视剧质量构不成瑕疵，对导演来说，用谁都一样，那何不“秀色可餐”进行交易；一个无名小演员，得到一个跑龙套角色，确非易事。每年毕业的影视表演专业大学生，胜不胜数，但是，每年生产影视剧有数可查。演员供大于求，无形中加大了导演的霸道和嚣张。导演用权力寻租女演员肉体，如同腐败官员可以利用权力寻租一切一样，只不过导演的权力比起官员还太小，寻租的对象逊色太多。性贿赂构不成现在官员的道德耻辱感，他们也不会单纯因为性贿赂丢掉乌纱帽。人们对官员的道德期许远大于导演，官员对社会构成的损坏也远比导演严重千万倍。女演员或自愿或被动性交易，间接目的都是为了艺术，而不是仅仅为了金钱。假设只为了金钱，她们凭姿色完全可以当小姐、二奶，收益高，付出成本低，远强于当个演员。

两年前，张钰原以为牵出一个证人“小霞”就可以撼动色情导演。张钰没有达到扮演角色的目的，预计的性交易失败。她很不服气，感觉吃亏，所以，她才有限度公开真相。假如性交易永远成功，她如愿得到一个个角色，张钰还会揭露吗？她的道义形象从开始就不那么纯洁，舆论资源并未如她想象的那样，全部倒向“被同情者”和“被伤害者”的张钰。第一次性交易纠纷渲染到最后，张钰不但输了官司，还引来一身骚，只徒增了坊间的笑谈。在第一回合的法律较量中，张钰败下阵，她并未撼动能量强大的影视圈导演。事隔两年之后，张钰有备而来，录音带、录像带、保证书，证据俱全。张钰显然吸取了前次稚嫩、留有余地的做法。她先将自己摆在“无耻者”的位置，封住了外界的口，那么，一些导演被她死死攥在手里。看得出来，张钰这次豁出去了，她要用江湖手段清理门户，并非只为炒作，浪得虚名。

公众最为担心的是，张钰私下与那些涉黄导演达成妥协，得到经济等补偿，公众的同情心会被利用、出卖。

我欣赏张钰站出来的勇气，这足够让人感佩。不管她的动机和事情的结果如何，客观上揭开了影视圈性泛滥内幕，这已经够了。在次坏和最坏之间，她选择最坏的结果，宁可牺牲自己的演艺事业，也要揭露影视圈性交易潜规则，这是张钰的可贵之处。用她的话说，自己做好坐牢的准备，要将无良导演送进监狱。张钰较真的个性，弱势身分，给这次事件涂染上悲壮的色彩。行业潜规则，掩藏在丑陋的政治文化权谋的背影里，在社会普遍欣赏纵欲的娱乐导向下，市场的法则被歪曲、异化，并赋予市场万能的期许，这是现实社会最为悲哀的关键。

性交易事件，最终要靠法律裁决。这种行业普遍堕落恶行，需要法律个案来宣示，才能达到惩戒恶导，提升行业职业操守，净化文化市场的目的。完全动用民间道义力量，对那些还未牵扯其中的恶导，构不成威慑。可能会被当事人在法律诉讼上反咬一口。

（2006-12-15）

民主论坛

贺卫方按：本文发表于2006年12月16日出版的《南风窗》“年终特刊”。该刊能够把那家已经消失的网站列入“2006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亦属勇气之举。借转载之机，向《南风窗》表达敬意。

网络时代的一个特点是信息的迅捷。只要一上网，各种信息就扑面而来，令人目不暇接。当然，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来得快也往往去得快；每一条信息似乎都只是过眼烟云，轰轰烈烈发生的，一转眼也就悄然无声地消失了。这样的情形让那句“世事无常”的老话变得毫无夸张意义。

不过，在无常之中，还是有一些网络上的人和事给人长久的记忆。例如，“世纪中国”这个网站，尽管在2006年7月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由于自己是其中的一个注册网民（网名“守门老鹤”，一个差不多等同实名的ID），而且积极地参与过对一些话题的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这家网站的怀念的情感却越来越经常地涌上心头。

“世纪&中国”存续的时间只有六年多的时光。从一开始，这个网站就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定位。在主页上，可以看到许多一流的学术文章。在时事评论类网站多如春笋的时候，“世&纪$中国”另辟蹊径，以严肃的和富于建设性的学术研讨将网络时代的言论提高了一个档次。可以想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困难不仅来自这样的定位缺乏商业前景，而且也来自学界自身。迄今为止，国内学术单位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上大抵上还是重纸质而轻网络的，发表在网上的文章，再有深度和影响，通常也不会计入研究成果统计的。不宁唯是，还有所谓“核心期刊”等等标准推波助澜，引得学界一味地惟核心马首是瞻。但是，“世纪中国”的主持人却能够约请重要学者发表网文，不仅让这些成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而且也强化了学术成果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良性互动。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2004年初，网站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改版，设置一些固定的栏目，包括“第一时间”、“世纪周刊”、“公共平台”、“星期文粹”与“学人文库”五大板块，学科几乎涵盖了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网络巨大的空间给读者查阅相关文献提供了便利，这种平面与纵深交相辉映的学术成果呈现模式也只有在网络上才能实现吧。想想以往在一些比较偏远的地方，一个学术爱好者要搜集一些新近文献作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了“世纪中国”，尽管达不到应有尽有，不过资料匮乏的程度肯定是大为缓解了。这样的网站所发挥的传播知识与思想的功效可以说是功德无量的。

除了范围广泛的主页文章，“世纪中国”更大的贡献是若干自由参与式论坛的建立，尤其是那个著名的栏目“世纪学堂”，引来的注册网民何止千万！也许没有人能够对于数以十万计的网友的身份作出仔细划分，但很明显他们来自五洲四海，来自各行各业。由于绝大多数网友都是用网名发言，也由于人们背景以及视角的差异，学堂中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观点坦率，交锋激烈，话语风格丰富多彩。非常可贵的是，也许受到网站整体风格的影响，这里的言论大多是说理的，即便是极为对立的讨论者，也倾向于摆出事实和资料，以求说服更多的人接受自己的观点。理性的气氛成为学堂的显著特色。已经记不清有多少重大问题在这里得到富于深度的讨论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讨论话题包括“北大人事体制改革”、“孙志刚事件”、“刘涌案”、“郎咸平炮轰事件”、“卢雪松停课事件”以及一些严重的学术腐败事件等等。我个人的暂停招收硕士生以及后来对于一起剽窃事件的评论也在这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一个话题动辄引起数百个跟帖，其中可谓新论迭出，智慧闪烁，它们记录了同时也塑造着我们这个变革的时代。

当然，要维护这样一个带有开放论坛的网站是十分困难的。一些激愤之词或许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某些人士由于身份的缘故而导致所发言论受到特殊关注。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是，在我们的法律中，有关言论的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尺度经常是难于把握的。网络言论常有的匿名特色也会令网站间或代人受过，不得不强化事先审查。不像其他类型媒体，网络要全天候开放，为了能够及时审查“放行”，网络就必须设立全天候的值班编辑制度，这无疑又会加大运营成本。我观察“世&纪&中国”，几年来也是风风雨雨，经受了很多挫折。不过，不少网友在这个过程中也学会了节制，学会了妥协。看到一些“愤青”从剑拔弩张逐渐变得温和说理，我们应当为“世纪中国”这种独特的学堂气氛而自豪，她难道不正是培育公民精神和共和美德的一所大学堂么？

“世纪中国”生存了六年，对于这种类型的网站而言，不算是短寿。不过，她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理性、兼容的精神无疑是有着永恒的意义的。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阿伦特之于今日世界

 

当代最优秀的几位德国作家，无一例外都偏爱与政治有关的题材，无一例外其最优秀的作品中都有反思德国法西斯历史的小说，伯尔有《女士及众生相》、格拉斯有《铁皮鼓》和《蟹行》，还有就是伦茨的这本《德语课》。

虽然有这么多大师写过类似题材的作品，《德语课》仍然可以称得上其中最优秀最独特的。伦茨避开了那些最残酷的法西斯场景——大屠杀、集中营或者战争，而是选择了一个远离战争中心的德国北部海边乡村，通过一个少年天真而轻快的叙述，描绘了法西斯的另一种残忍和荒谬。不过，我认为，《德语课》的迷人之处更多的不是来自于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和思想——虽然思想和主题对于任何一部作品来说都十分重要，而在于它的叙述，在主人公少年西吉那些色彩斑斓、看似轻逸的回忆中，潜藏着不动声色的紧张和痛苦，正如作家余华所说的，让人看得“惊心动魄”。

故事是从少年管教所里的一堂德语课开始的，主人公西吉被一篇《尽职的快乐》的命题作文难倒了，他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太多的东西要写。于是，这篇作文从冬天写到了夏天，直到写满了厚厚一摞的本子。在这段日子里，西吉在回忆和现实里穿行往返，通过回忆，治愈并解放了自己，虽然回忆并没有带来和解与宽恕。

表面看来，尽职的意义似乎是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故事从这里展开，也围绕着它进行，西吉也正是被父亲的“尽职”带到少年管教所里来的。尽忠职守一直是被人们推崇的美德，但谁能想到，这一美德和法西斯主义国家机器一经结合，就仿佛吃了菠菜罐头的大力水手，面目陡然狰狞起来。西吉在说到担任乡村警察的父亲一穿上警服时，就犹如动物园里周末被梳洗打扮来接待游客的黑猩猩，可以说是对这一点极为形象的譬喻。

但伦茨谴责的并非“尽职”。说到尽忠职守，被法西斯政府禁止作画的画家（正如那个被指派来监督他的警察父亲一样），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工作。但是这两个尽职的人之不同，正如法西斯政权与民主社会之间的对照，一个专横狭隘充斥着仇恨，一个宽容丰富充满善意。因此，说到底，这本书讲的还是法西斯。

然而，《德语课》企图清算的不仅是作为一段耻辱的历史或备受唾弃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法西斯，还包括作为人类固有的内在天性的法西斯。西吉的父母，可以说是这种内在气质的典型代表。在对画家的禁令解除之后，乡村警察的敌意并没有随之终止，他仍然在继续自己的工作，销毁画家的作品。到了这个时候，就不是国家机器的问题了。更典型的是西吉的母亲，那个阴郁的女人，那个毫不犹豫地要把自己受伤的逃兵儿子交出去送死的母亲。即便战争结束、法西斯政府已经垮台，对于自己当了逃兵的儿子，西吉的哥哥、警察和妻子也始终不予谅解，虽然其实他们才是需要谅解的人。这种内在的法西斯精神，比任何国家机器都更顽固，更难以清算，因而也更让人绝望。

 

在当下的大众阅读光谱中，是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社会学热”？这也许不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至少其可能引发的探究欲没有早前的“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等等来得强烈，但有种现象却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在社会问题受到高度关注之下，积极就社会问题在大众媒体发言的社会学家受到了追捧，而此中的代表人物当非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莫属。孙氏接连推出的《断裂》、《失衡》、《博弈》称得上是“社会问题三部曲”，其中诸如“断裂”、“博弈”等概念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上的高频词汇。

在这股“社会学热”中，社会分层和流动又是“热中之热”，这从不时见诸媒体的所谓“中产标准”的划分和讨论就能看出一二。实际上，社会分层和流动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坊间关于（中国）社会阶层的著作已有多种，甚至有作家也加入到了这个问题的表达中来，当然影响最大的似应首推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和《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这自然要拜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名头所赐，但其理论视野的开放、调查方法的谨严也有助于人们接受其描述和结论。

不过，社会分层的标准并未“定于一尊”，而标准不同，方法不同，结论也就不同，在陆学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之后，继续书写“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并不是“可耻的”，反而是必要的，何况这个书写者又是杨继绳！

毫不夸张地说，杨继绳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的标杆式人物。这不是因为他是新华社高级记者，而是因为他是《炎黄春秋》主编；这不是因为他写了数以千计的新闻作品，而是因为他写了《邓小平时代》（1998年）和另外一部更为重要的著作。至于刚刚由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其实已然吊足了读者的胃口，因其早于2000年就在香港出版了（有人说这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比陆书还早两年），只是多数内地读者一直无缘得见。

按权力、财富和声望分层

杨继绳是记者，也是学者，这一双重身份必然为他的学术著作带来有别于学院派的性格。一如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所说：“我并不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著作。我所期待的读者也不仅是对社会学有兴趣的人。我希望写得更自由一些，读者读起来更轻松一些，当然也不是通俗小册子。我的着眼点不是论证某一社会学的假设，我想用现实材料来分析中国社会阶层。我没有力量像社会学机构那样为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的社会学调查，但我可以综合利用各方面学者和机构的调研成果，尽可能集中各方面调研成果的精华。”有鉴于此，我们期待此书的就不是其学术价值（这点留待专家去评鉴），而是其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这幅图景是否切合甚至强化了我们的日常感受和认知，刷新这幅图景使之更为合理的可能出路又在何方。仍如作者所说：“这本书是从分析社会阶层这一个一个的社会横断面，深入分析中国国情，分析各个阶层面临的问题和阶层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寻求社会和谐的办法。”质而言之，作者撰写此书旨在呈现和求解社会问题，学术创新非其所求。

当然，社会阶层的划分必须在某种理论的观照下才能做出，因此本书还是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标准，并在经过一番甄别取舍之后给出了作者的标准，即现代西方学者普遍坚持的区分社会阶层的三大标志：权力、财富和声望。这一分层标准其实与陆版《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秉持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无甚区别，只是由于在这一“三分法”中，“每一种因素的占有情况如何量化，每一种因素的量化数据再以什么样的权数组合成不同阶层的量化指标”，实在是“很困难的任务”，不同的量化和组合就得出了不同的指标，因此社会阶层的划分结果也就有所不同。根据权力、财富和声望的标准，杨继绳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当代新买办和社会有害群体八个阶层。而按照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标准，陆学艺们则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十个阶层。两者相比，似乎只能说杨的划分更“自由”些（比如杨把“当代新买办”定为一个阶层居然只是为了矫正一些出版物对这个群体的离谱描述），而陆的划分更“规范”些。有意思的是，杨继绳对陆学艺们的分层没有作太多评价，而只是近乎自由心证地“觉得还是用权力、财富、声望来作为分层的标准比较好”。

实现社会公正需要机会均等

杨继绳在一一分析了八大社会阶层后，归结出中国当前阶层结构的几个特点，即80％以上的工农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64.8％）和社会下层（17.9％），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中间阶层比重太小，上等阶层中的不少人财富和权力的获得渠道不透明，阶层之间在财富、权力、声望方面有错位现象（如官员的权力地位高而财富地位低，企业主的财富地位高而声望地位低，这就可能导致官员和企业主在权力和财富上互通有无）。平心而论，这几点结论我们早已非常熟悉，而作者此前对八大社会阶层的考察也多半给人“至今已觉不新鲜”之感，但我们显然不能以此来忽视本书的价值，因其价值主要不在这里，而在对问题根源的揭示和解决之道的提示本身。

杨继绳认为，社会分层的存在意味着社会不平等，而绝对的社会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区分哪些不平等是合理的，哪些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人们不能得到完全平等，但人们不能容忍以不公正的方法制造新的不平等。当前的社会不公实质是对改革代价的承担和对改革收益的分享不对称。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朋友，获益最小的是工人和农民，但对改革成本和风险的支付方面后者却远大于前者。社会结构先于制度定型后，某些既得利益者利用手中的权力资源，扼守新生阶层向上流动的通道，或阻挠改革继续深入，或使改革朝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企图使制度始终保持对他们有利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制度性社会不公。破除制度性不公的不二法门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要义则是推进社会结构的开放，使得新出现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合法位置和利益保障，有向上流动的均等机会。其实这也就是孙立平所说的培育一种相对平衡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使得利益各方能够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平等博弈。

再度平心而论，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是“卑之无甚高论”，实际上比这更“激进”的主张我们不是没有听过。但今日中国的一大尴尬就是“理论超前”，以至理论兀自后浪推前浪，现实却鲜有丝毫改变。处在这样一种局面之下，重复真理需要毅力，更需要勇气。因为即便是如此浅显的真理也并非随处可见的。

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

作者有勇气，文字就有生气。读杨继绳这本《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分析》，感受最强烈的不是认知冲击，而是作者的真诚、勇气和贴地而行的态度。作为一名记者，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杨继绳在“忧愤深广的阶层——知识分子”这一章中着意点出“人文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他认为，作为知识分子，不仅不要趋炎附势，还要主动使自己边缘化，即独立于主流之外，保持客观、冷静、超然的态度。作为思想者的人文知识分子，应当是非功利的，必须为自己的思想付出代价，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并非矫情的高调，也应是他的夫子自道。

对于舆论知识分子的尴尬，杨继绳将其归结为新闻腐败，其本质是不说真话、不讲真理，失去了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的基本属性，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奴隶。舆论界要走出“一仆二主”的困境，就要改变“舆论一致”年代留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处在利益主体多元的时代，各种利益主体的声音只有通过多元的舆论才能得以表达。这确乎只是一种设想，但能见到这样的文字本身就已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