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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在今年8月31日以间谍罪被判处五年徒刑后，虽然立即上诉，却 为了安抚香港民意的强烈反弹，中通社引用中国消息人士的话说： 如果真正相信这位消息人士所说的，中国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考量程翔的案情，因为牵涉到胡锦涛的智囊陆建华，有人会想，怎么 １、台湾中华欧亚基金会不是间谍机构，只是要给程翔定罪，才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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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达：乌克兰纪念大饥荒的意义
纪念是后辈幸存者对前辈所遭遇苦难的尊重，对他们生命的尊重。这样的纪念也在提醒人们反省发生灾难的原因。
这个星期，在乌克兰各地，人们聚集在一起，纪念73年前的一场灾难。
一般来说，人类历史上的大灾难，都会被全世界看作是人类共同的事情而记入历史。例如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几次黑死病瘟疫流行，造成人口骤降；又如19世纪爱尔兰由于土豆病毒引发减产而造成大饥荒，这是美国突然增加了许多爱尔兰移民的原因。这些灾难是局部的，却都可以在世界各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里读到。这是人类悲剧遗产的一部分，放在教科书里，然后一代代传下来，作为一种警示，也是一个纪念。
可是，还有一些大灾难却没有写入教科书，那是因为这些地区曾经封闭在铁幕之后，里面出了再大的事情，外部世界的人是不知道的。
比如，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乌克兰人就有整整73年，对这段历史转过头去。
乌克兰曾经是前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之一，权力却集中在莫斯科的中央手里。
农民是不是必须组成集体农庄，必须上交国家多少粮食，这样的大事都是高层说了算，下面的加盟国没有还嘴余地。由于强制交粮的数额太大，一向被称为粮仓的乌克兰农民竟无粮可吃。农民如不能满足规定缴纳谷物，将被充公全部粮食，没有了粮食的农民还不许离开农村。如此苛政，导致饿殍遍地，出现了人相食的惨象。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饥荒中，饿死的人数从来没有得到精确统计，据学者研究，有可能高达一千万。如今在乌克兰公开纪念这场大饥荒，也和前苏联的一大批历史档案解密有关。解密文件里赫然有斯大林以红笔亲自签署的命令，凡大饥荒中的偷食者，一律当场击毙。
前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现政权和俄罗斯有着政治冲突，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对这段历史提出一个民族主义的定义，把乌克兰大饥荒定性为俄罗斯对乌克兰民族有预谋的种族大屠杀。在乌克兰国会中，一些议员支持他的说法，也有一些议员反对这样的定义。于是，引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否认。普京否认这是一场种族屠杀，理由是当时除乌克兰之外，还有大量俄罗斯人和哈萨克人被饿死。普京希望乌克兰人不要把这一事件“政治化”。我想，他的意思也许应该是不要把此事件作为民族之间的矛盾来处理。粮仓乌克兰一千万人被饿死，和爱尔兰的土豆病毒导致的饥荒，显然性质不同。这是一场人为灾难。这是所有政治家必须正视的事情。
对大多数乌克兰民众来说，纪念这场灾难是纪念悲剧本身，不管灾难的原因是什么，悲剧不能遗忘。在乌克兰希腊天主教的教堂里，人们是聚集在这样的横幅之下举行纪念仪式，“但愿你的屋子里，总是有够吃的面包”。
教堂的主持人说，对他来说，是“要提醒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我们的前辈在大饥荒的日子里，曾经有过怎样可怕的经历。这些事件在提醒我们珍惜面包，记得我们中间还有挨饿的人”。
乌克兰人民在灾难被隐藏多年之后，大规模地公开纪念，应该被看做一个历史观的进步。如何对待曾经发生的灾难，确实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历史观。如乌克兰总统所说，以前在乌克兰，“我们从来就承受不了讨论七十多年前大饥荒所带来的羞耻感。”现在，在乌克兰，人们终于超越了这种历史观。纪念活动中公开展示了大量历史文件和历史照片。乌克兰人以自己的纪念活动在告诉世人：纪念是后辈幸存者对前辈所遭遇苦难的尊重，对他们生命的尊重。同时，这样的纪念也在提醒人们反省发生灾难的原因，重视前辈用生命给子孙留下的警告：既然它曾经发生，它也就可能再次发生。这是人类避免下一次灾难的惟一有效方式。
乞讨作家洪峰退出中国作协的声明
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及沈阳市作家协会：
前几日，总理温家宝先生在会见中国作家代表期间发表了鼓励中国作家保持精神独立和保障中国作家创作自由的讲话，这让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中国人感到十分欣慰。我也预感一个期待已久思想解放和精神自由的时代将再次来临，也必将给中国文学一个繁荣昌盛的契机。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愿意在实践中张扬温家宝先生的讲话精神，积极行动，努力创作，争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鉴于一次个人（从未打过作家旗号）乞讨导致了关于中国作家以及体制方面的论战，鉴于本人的职业身份因此遭受百般质疑和辱骂，还鉴于我曾经很尊重的个别前辈和同行指责洪峰利用乞讨闹文坛，更鉴于我个人的日常生活陷入无休止的重复性解释和辩白之中……我不是一个善于和公众以及舆论打交道的人，同时也不是善于屈从他人摆布的人，因而我认为我有必要脱离这个我曾经爱戴和尊敬的团体，不再给它增添困扰和难堪（虽然原本就不曾存在过）。我认为这是对公众和对个人都很负责的选择，也是和辱骂歪曲我的人做一次各自身份的清理。
对于洪峰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自我否定时刻，也是一个人生命途中的必要丧失。我由衷地祝福各级作家协会能真正关心和团结广大作家、真正为作家服务：专业作家的体制好和坏都与这些作家无关，他们不应该成为寄生虫的代名词；我祝福各级作家协会不再被众多精英与大众所诟病，祝福它摆脱人们关于官僚机构的质疑；我更深切地祝福我曾经向往、爱戴、尊敬的作家协会这个团体能平静快乐和幸福繁荣地度过它余下的时光。
我声明：
从即刻起放弃中国作家协会、辽宁省作家协会及沈阳市作家协会会员资格及其各种相关职务。
洪峰
2006年12月2日0时
在巴金胡说八道时，这个人说真话
吕荧，这位文学长者，1953年批判胡风的时候，全国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因此受到株连，最后迫害惨死，年仅54岁。只活了巴金的一半。至今大陆没有给他开过追悼会，是在香港开的。当巴金在安全的处境下要说真话时，我们不该忘了这位冒死说真话的学者。
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吕荧之殁
摘自从维熙《走向混沌》
从海河工地回来，全队整体了两天。整体之后的第一次出工，是我劳改史中不能忘却的一天。那正是1969年的2月末，我与同组成员张奎令奉命赶着马车到靠近老残队的芦苇塘去拉芦苇，是冥冥中的天意？还是文化人的缘分？不知道，直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这个问题。那天，我见到了一度被打成胡风分子的美学家吕荧。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吕荧在“文革”中被发配到了这里。十分凑巧，我们在苇垛上往大车上装芦苇的时候，老残队有一个看上去还很年轻的病号，也来这儿用小平车拉芦苇。他面黄肌瘦，在往车上装芦苇时，突然晕倒在芦苇垛旁。“都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和张奎令忙跑过去把他从苇堆旁扶了起来。他说他心脏有病不能动，在地上躺一会儿就好。
张奎令因打架进的劳改队，他身强体壮，为人豪爽，他让我照顾一下这个病号，独自一人去装苇车。我替那个病号，装好一小平车芦苇，张奎令看那病号的神色，仍不见好，便叫我帮他把苇车拉到老残队去。
来拉芦苇的老残队病号，名叫姜葆琛。当我也报了姓名之后，他说他知道我过去是个青年作家，并说我是他未曾结识的同类，我最初有点不大相信，因为我的同类老右，在气氛宽松的日子，都曾谋面于三畲庄，当时并无姜葆琛这一号。他告诉我他并非劳教人员。“文革”开始以后的1966年，一部分社会上的不可信任分子，被勒令“强制劳动”，先送至北京城郊的天堂河（离团河农场不远）农场，后又被押送到了茶淀。他在清华大学攻读水利系的时候划右，属于“自谋出路”的三类处理，由于是自谋生活出路，他先在社会上干些零散活儿糊口，后来曾流窜到云南西双版纳原始森林（此人后来与我在山西劳改队再次相逢，成了我的朋友，他在老右中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详见《走向混沌》第三部离离“原上草”）。姜还告诉我，他的忘年之交——我昔日的一位前辈同行吕荧，也被囚禁在“585”老残队。
我当真吃了一惊：“在哪儿？”
他手扶着我拉车的车把，有气无力地向老残队的监舍指了指。
“他怎么也来到了这儿？我记得反胡风运动以后的第二年，他就结束了‘隔离审查’，消息是见诸于《人民日报》的。”
“天空时阴时晴，而今连老帅们都打倒了，他不来谁来！”
尽管他的话说得合乎逻辑，我还是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据我所知，这位文学长者始自于1935年——他在北大史学系读书的时候，就参加过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后来在武汉《七月》丛书中开始了他最早的文学生涯。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之初，他只身离开台湾，绕道香港回到北京，是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他会德、俄、英几国文字，我在解放初期，就在西单旧书店里，读到过他的几本译著。归国之后，笔耕不辍，翻译过莎士比亚、普希金的作品，是个非常受读者尊敬的文人。
姜对我说：“你没有忘记在你们作协批判胡风的时候，文艺界噤若寒蝉，只有一个为胡风申辩的人——他就是吕荧。胡风被定性为反革命后，敢于去看望胡风的，还是吕荧。”
我说：“那时我还是小字辈，没有资格参加批判胡凤的会议。可是我听到过吕荧当众为胡风辩解的事。”
“你想想，就凭这一点，‘文革’能放过他吗？”
不用再多说什么，我已然全明白了。
我拉着芦苇小车，因为姜葆琛要不断地歇息，我们走走停停，走了很长时间。这倒也好，路上，我从姜的嘴里知道了很多有关吕荧的事：姜在社会谋生期间，已经结识吕荧了。“文革”前夕，姜几乎成了吕荧的生活助手（因为吕荧与妻子早已分手）；虽然那时候吕荧有时还写一点文章，但精神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每每姜去他家时，常见他木呆呆地摆弄古字画之类的东西。有一两次，姜甚至发现吕荧在屋角大小便。姜出于对吕荧的尊敬，有时为他打扫卫生，或干些零星杂事。姜葆琛家在张家口，北京只有个姐姐，所以有时间常到吕荧家走走。但是姜没有想到的是，“文革”乍起，他和吕荧都分别被认定是不安定因素，同时受到“强制劳动”处理（在劳改队内部简称“强劳”）。也算是一种缘分，两个苦命人先后都被押解到了天堂河。
姜葆琛告诉我，吕荧的生活能力很差。他是抱着一台英文打字机和译成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走进劳改队的。大概是出于怕停电的心理障碍，还把一大包蜡烛带进了天堂河农场。一个蓬头垢面的文化人，进了劳改队，已然受到小流氓们的注意，加上英文打字机以及蜡烛等东西，因而吕荧在强劳人员中被视为一个两条腿的怪物。小流氓们常常拿吕荧找乐，而找乐的方式，就是不断地偷拿他的蜡烛。因为他每每丢失一支蜡烛，都要东找西找，找不到时，他就变得疯疯癫癫。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没有任何文化的小痞子，对此乐不胜收。待从天堂河转移到茶淀时，吕荧带进来的那些东西，已经一无所有。吕荧伤痛的心，为此而一次次流血是可想而知的。
茶淀的生活条件，比天堂河还孬，这儿地处渤海之滨，冬天盐碱滩的大风一刮，吕荧冻得浑身哆哆嗦嗦。姜葆琛知道这个大文化人的价值，为保护吕荧的身体，常把自己穿的破棉大衣，给吕荧披上。但是这里不仅仅是寒冷，还伴随着饥饿，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吕荧，形神枯槁得如同叫花子一般。在好天，他惟一的去处，是蹲在墙根下晒太阳；到了大风吼叫的日子，他身穿着麻包片般的褴褛衣衫，躺在土炕上等死。
“该怎么对你说呢？”当我们走近了老残队的队址时，姜葆琛对我感伤他说，“那形象就像是《红岩》电影中的华子良。华子良还能围着监舍跑步，他不用说跑步，连走路都不行了。狱医说，他熬不过今年夏天。”
我拉着苇车，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为什么，我怕见到吕荧了。我之所以帮着姜把苇车拉到老残队，一是出于对这位来自清华大学的同类的关照，更为重要的心理需求，是想见上吕荧一面。我把车把往地上一放，十分矛盾他说：“就送你到这儿吧，我们的苇子车怕是在等我了。”
姜说：“你既然已经到了这儿，还是见上吕荧一面吧！”
我迟疑地望着那几排破落的房子。他抄起小车车把说道：“走，跟着我走，老残队没有你们队那么多规矩，反正他都是快要去见上帝的人了，队长都怕进这个院子。”
自我斗争的结果，我还是跟他去了——当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笔下会出现吕荧的名字，我去看吕荧，完全来自于“物伤其类”的良知感召。直到今天，我也忘不了那令人心碎的一刻——吕荧躺在炕上，已经完全丧失了人的外形；昔日的一位大写的人，此时抽缩得如同一个小小侏儒。说得更确切一点，他成了一具只会出气的木乃伊。我在劳改队见到过不少的死者，但从没有一次，像这次这样使我为之泪落并为之动容的——在吕荧这具活尸面前，我失去了严酷生活赋予我的冷静。归途上，同组的成员张奎令与我说东说西，我则缄默得像个哑巴。我似乎觉得我们的车上，拉回来的不是“腹中空空”的芦苇，而是沉重如铅的历史。
老残队在茶淀西荒地，是距离“586”坟茔最近的一个分场。就在我们去拉芦苇的几天之后，吕荧走完了他的路程——当年他仅仅55岁。不久，在那芦苇塘围起的一片乱坟中，拱起了一个新的土丘。土丘前竖起的一块红砖上，只留下粉笔写着的两个白字：吕荧。
黄永玉：在艺术的蜜缸中游走
黄永玉近些年出版的书均会在书中插一张藏书票。图为本书的藏书票。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作者：黄永玉
版本：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
定价：38.00元
在画笔中领略美丽的碎屑
前些日子读《烟霞万古楼诗残稿》，卷中有“忽闻荷花香，风静不知处”一句，令人想到黄永玉先生泼墨彩绘的荷花，浑然红黄蓝绿，挥洒浓淡枯焦，正应和这样的江南好句。老画家在万荷堂那轻漾的碧波边抽烟养狗赏荷，怡然自乐的神情，看上去也是一幅岁晚菊花黄的悠然景象，孤松南山夕阳，旁人多有羡慕。但这些荷花不过是黄永玉先生的一个侧面。
要说我对黄永玉画作的喜爱，还在他画的小品。往往数笔传神，配一行机智诙谐的小文，哲理精到，耐人寻味。譬如收入《永玉六记》中的那尾雨燕，配文字“我从不停留在人的赞美声中”，何其有趣。这些兴致所致，笔墨间留有戏谑，玩的是文人情趣。再看画面上那群苍蝇的定语是：“我出身于肮脏世家，却喜欢考究的食物。”虽是至理，也叫人哭笑不得。
其实这之外，老画家另有拿手活计，便是他的重彩写生。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是黄永玉十余年前游历欧洲，在巴黎与佛罗伦萨居住期间，写下的游记文章，分“沿着塞纳河”和“翡冷翠情怀”两大部分。那时候他67岁，老当益壮，文字绘画都臻纯熟。书中收录的插图皆黄永玉对城市建筑和乡村风光的写生。老画家笔底流畅准确的线条技艺，以及着色后的明暗关系的处理，都有绝妙之处，黄裳序中所说“随着作者的‘画笔’领略一些美丽的碎屑”，尤值得一谈。文字插图皆好，情趣性格都在书中体现，兼及版式与设计都秀丽可爱，是那种拿在手上便“喜欢得不得了”的小书，比之十余年前的出版物，到底胜出许多。
画家眼中的巴黎和佛罗伦萨
黄永玉眼里的巴黎，带有画家的感受：“巴黎的大街齐整、名贵、讲究，只是看来看去差不多一个样，一个从近到远的透视景观又一个透视景观，缺乏委婉的回荡，招引来一群又一群鲁莽的游客，大多聚集在辉煌的宫殿、教堂或是铁塔周围，形成20世纪的盛景。”这大抵还是游客走马观花的感受，老画家的话未免偏颇，显出一些生疏。这里我要替巴黎做些辩护，因为华丽精致和贵族气息主导并照耀着巴黎，掩盖了她的婉约和清芬。其实巴黎不仅有她的绚丽，还有陈旧和斑驳。
从书里插图可以知道，老画家并未深入到左岸拉丁区那些街巷，算是一个缺失。
然而画家对艺术的领悟，似乎比对一座城市的理解，要来得深彻：“俄罗斯有强大的文化阵势和根底，但很少有与西欧文化绝缘而有成就的文人。近代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甚至高尔基都在欧洲住过。俄罗斯大地给艺术家无比幻想空间，而欧洲文化给他们的幻想赋予了某些可能性和实质。”
就整本书而言，“翡冷翠情怀”部分更好。大约是佛罗伦萨这样的环境更适合黄永玉，不仅文字写得轻松洒脱，绘画写生也来得精妙。因为“创造翡冷翠周围诸山的上帝是一位艺术大师……”这就不难理解老画家为何要在此处买置房屋，作为自己在欧洲停憩脚步的所在。因此书里对在意大利生活的叙述，更有可资圈点处。
这座城市拥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但丁、拉斐尔、薄伽丘，圣三一桥、老桥、梅蒂奇家族，足令黄永玉“慌乱，自作解脱，被伟大的前人牵着鼻子跑，连挣扎也谈不上”，体悟到“千余年来意大利大师们的宏图伟构罗列眼前，老老实实膜拜临摹尚来不及，哪里还顾得上调皮泼辣和个人性格的表现”，这些都成为黄永玉在翡冷翠那段岁月的所思所想。由此他这个章节的散文与平常写作不同，老画家似乎换了风格，许多格言式的句子俯拾即是：“文艺复兴三位翡冷翠巨匠，都是大师，只有莱奥纳多是天才。”另还有“画画的时候，背后总有个伟大的影子在微笑”等等，文字与绘笔都豁然开朗，使得《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充满艺术、酒、还有美女的想象。仿佛艺术家自有高明之处，对世界对人物的看法，总有超常的地方。但要把这些思考表现到画面上，我则喜欢那幅《罗马，最初的黄昏》，夕阳从罗马废墟后面透射过来，温暖而沉重，很值得玩味。“除了艺术，我看意大利人没有一样是认真的。”黄永玉这样总结，虽属调侃，却可视为心得。
老而依然调皮的黄永玉
黄永玉一贯任性调皮。书中用两个章节谈薄伽丘，可以看到黄永玉幽默之趣：“用不着替咸湿书乔装打扮，有没有历史、社会、文学意义都无关涉，咸湿书就是咸湿书。它是人类重要智慧结晶。”“人无咸湿之事焉得传宗接代？”“综观世界闲湿之书，权威评论家数百年来都喜欢在浏览之余，给它一种历史学、社会学的非常崇高的意义。”这是实话，可见他的练达与诙谐。接下来又有点睛一笔：“贞洁列女虽有牌坊，风流娘儿们却有口碑，两样都是万古流芳的。”
令人掩襟而笑。这里不妨做点补充：当年黄永玉先生在莱颇里眺望对面山坡上那座相传是薄伽丘写《十日谈》的宏大的中世纪住宅时，不会想到二十一世纪的意大利少女梅丽莎写出的“咸湿书”《100colpidi spazzolaprimadiandare adormire》会把全世界吓一跳，这书的台湾译本为《100下：17岁少女的爱欲日记》，单看书名就知道“咸湿”的程度远超薄伽丘。如果“照薄伽丘的心态来看，地狱原本是个玩笑而调皮的美妙譬喻”。
《静静的顿河》手稿影印本解文学史谜案
肖洛霍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手稿影印本日前在俄罗斯科学院举行了首发式，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大历史谜案就此彻底结案。
此书由莫斯科作家出版社根据1999年末找到的小说手稿制作。总共885页的手稿除一小部分是肖洛霍夫妻子抄写的之外，其余605页都是作家的真迹 ，均没有誊写过。手稿影印本还收入了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为小说所做的详尽注释。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苏联著名作家肖洛霍夫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反映了十月革命时期哥萨克人的生活和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小说第一部刚面世不久，围绕其著作权就产生了争议。
1929年，苏联成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此事，经过严格审查之后专家们一致认定《静静的顿河》当属肖洛霍夫所作。70年代，西方出现的《湍急的〈静静的顿河〉》一书使得当初未彻底平息的小说著作权之争变得扑朔迷离。由于找不到这部作品的手稿，长期以来人们对其著作权的归属始终存有争议。
90年代末，经过长期寻找，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的专家终于在肖洛霍夫的密友库达绍夫后代之处发现了该书手稿，专家在严格鉴定之后确认了手稿的真实性。近年来该手稿曾先后在法兰克福、莫斯科、布拉格和北京的国际书展上公开展出过。
近来，随着根据《静静的顿河》改编的同名电视连续剧在俄罗斯电视台的热播（详见本报11月15日相关报道），俄罗斯人对肖洛霍夫的创作再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静静的顿河》手稿影印版在距肖洛霍夫开始写作该书整整80年之后问世，无疑会为此次的肖洛霍夫热升温。
陈村为身患重疾的史铁生呼吁是哗众取宠
北京的史铁生与上海的陈村同属著名的“病人”作家。北有史铁生，南有陈村，一直是文坛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史铁生身患“尿毒症”，陈村病症的医学名称叫“强直性脊柱炎”。史铁生原来一直坐在轮椅上，患“尿毒症”后，每隔一天就要去医院做肾脏透析，经常只能躺着；陈村的病症叫“强直”，可其症状却是不能直身站立，平常多半是或坐或躺，自称“弯人”。为此，1996年《陈村文集》出版时，他的散文卷即名为《躺着读书》。2003年，史铁生出版的随笔集同样从自身境况汲取灵感，取名《病隙碎笔》。
也许是惺惺相惜吧！近日，“专业作家”陈村在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替身患重疾的史铁生呼吁，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史铁生配得上“专业作家”
陈村的呼吁公开信中说：“史铁生目前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这是一种临时雇佣关系，不但经济收入不如专业作家，还很不稳定，更糟糕的是没有医疗保障。他接下来年纪更大，写作会更困难。而他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即使有出版社的工作，也没多少财力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作家，我们怎能袖手不理？人要老去、要生病，写作会有低潮高潮等实际情况。文学创作是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玩不起了。”
陈村认为，吸纳史铁生为“专业作家”其实并不是一种“照顾”。“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作品也相当好，创作能力绝对符合相关条件。与其每次在他病重的时候施以‘救济’，还不如给他稳定切实的保障。”陈村说，此次北京作代会期间，史铁生正在发烧，但他仍坚持前来投票。“他在作代会上得的满票，就是他的创作和为人得到大家认可的标志。”
陈村此举哗众取宠？
陈村，提出了这样一个“议案”。问题也随之而来。同为“专业作家”的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也很支持陈村的建议：“这体现了作家朋友之间彼此的关心，要求也很合理。像史铁生这样纯粹而优秀的作家，身体又确实不好，我们应该多给他一些保障。”然而，这一呼吁招来更多的是一片“骂声”，甚至被指责这是“被包养的最终可悲结果”。再联想到前段时间作家洪峰沿街乞讨的闹剧，引得众人惊呼！“中国作家的脊梁骨早被打断！”
遭到众人批评后，陈村辩解说“我是想做成一件实在的事情”。有人感慨，这话听来真是有点悲哀，犹如笼中鸟悲戚之哀鸣！事实果然如此吗？这是一己之私还是哗众取宠？以下几点，便是综合了大家看法之后的一个概述。
首先，没钱看不起病的人在当下中国有许多，并不是只有作家。
其二，没有哪个国家的作家是被“养”起来的。这个制度应不应该取消也值得商榷。在中国有一个怪现象，如果你不是作协会员，纵使有再多作品，也不是“作家”；如果你是作协会员纵使只发篇小文章也是作家。中国作协近年来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为“作家”。目前，中国作协会员总数达7690人，其中，近五年间新增会员1661人。中国有这么多的“作家”，创作出来的可以看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并且，有不少人反映作协官僚作风严重。扼杀作家初始的灵性，令其暮气缠身。
据了解，史铁生的医疗费用问题早已经解决了，每年有二十多万的钱给他作透析专款专用。像他的病状，医生说只能活二十年，而他现在已经是三十年了。
金海涛：中国进入了性乱伦时代
要问咱们这个地球上最近什么地方最热闹？那肯定非中国莫属了，因为整个中国最近都在热腾腾地闹着“性事”。什么高级官员，甚至最高级官员情妇的曝光呀，性爱录像搬上了重要的门户网站呀，性爱日记贴上了网站呀，舞蹈学校把未成年的女学生弄到娱乐场所去陪酒呀，以及各种网站对这些性事的评论、争论呀，漫骂呀，等等见怪不怪的事都冒出来了，套用赵本山和宋丹丹娱乐小品中的一句话，那可是“相当的”热闹啊。
官方的性事相当热闹，不久前，那位安徽省宣城市委副书记杨枫运用自己学得的MBA知识管理情妇的高招还真创造了中国官场包养情妇的新局面。此新闻甫一面世，就引起网上轰动，也给众多官员提供了包养情妇的另类门路；而他与副省长王昭耀共用情妇的旧闻又使中国官场的腐朽升了一级。而一个没什么学历、业绩平平的女办事员尚军竟然为两位副省长献上“下身”而升任为省一级的副厅长，真是令人跌破了眼镜！让人们知道了“性”在中国官场所具有的超常价值。如果说这还只是省一级的官员的“性事”的话，那么，陈良宇、贾庆林、黄菊等最高层级官员包养情妇的丑闻一夜之间就传遍了全世界，让人家睁大眼睛来看看中国，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更有意思的是，一位担任某报首席记者的仁兄竟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整理出了近年来中国官场上包养情妇的12项吉尼斯排名：什么“数量”吉尼斯呀（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有包养140多个情妇的骄人业绩）、“质量”
吉尼斯呀（重庆市委宣传部原部长张宗海选女人有三个“标准”：一要大学本科毕业生，二要漂亮，三要没结婚）、“年轻”吉尼斯呀（四川省乐山副市长李玉书包养的情妇才仅仅16岁！），其他还有什么“创意”吉尼斯、“滥交”吉尼斯、“供养”吉尼斯“等等。中国官场上性行为的泛滥已经无所不包，中国官场已经成了古今中外最无耻的性场所！就连中共一直批判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从未出现过现实中国官场这样的性解放、性泛滥的狂潮。
中国官场的性泛滥、性乱伦必然波及到整个社会，相关的新闻、丑闻不绝于媒体、网络了。随着一批高官性丑闻的曝光，商界、影视界、文艺界、甚至教育界，各种各样的性丑闻也已经掀起了狂潮。就在这几天让人大跌眼镜的事频频出现，桂林舞蹈学校竟然将女学生骗到杭州去陪酒，其实就是做三陪小姐吧；而湖南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竟然声称要找个富婆让其包养。然而，更吸引人们眼球的恐怕就是张钰和饶颖这两个女人了。摸透了演艺界“潜规则”的张钰将自己的身体献给了那些影视剧的著名导演，虽然她演技不怎么样，但终于挤进了影视圈，拍摄了影视剧。她在两年前控告导演诱奸败诉之后，一气之下于日前把自己预先打造的与名导演之间的性爱录像放在网上，让众人争览。她说要把那些用“戏和角色”当作诱饵，进而对女演员进行诱奸的导演们进行曝光，她说：“我用明摆着的无耻对付潜在的无耻。”也就是说，当她（们）无法，或无力对付那些“潜规则”时，他们只能选择无耻对无耻了。
这位张钰的故事引发了网民的热烈争议，虽然有人骂她卖身、无耻，骂她对导演进行“性贿赂”，但也有不少人同情张钰的处境，甚至争相要娶她，包括留美回国的博士和商界富豪。而更多的人则抨击娱乐圈的无耻，谴责那些无耻的导演们所奉行的“潜规则”。而且，从目前中国娱乐圈的实际来看，潜规则已经幻化为众人皆知的显规则，掌管一些权力的主管们、导演们就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换取女性的身体，以实现自己的“性福”。这就是现今中国的现实──权色交换的现实。实际上，娱乐圈的权色交换只不过是官场权钱交换、权色交换潜规则在演艺圈的复制而已。
比起张钰来，那位饶颖更可怜了。张钰毕竟还以身体换取了参加影视剧的演出机会，还让社会知道有这么一位女演员，饶颖的遭遇似乎更值得人们同情，那位中央电视台的大腕赵忠祥长达七年以一副党的面孔把饶颖当做性工具，极尽性虐待之能事，最后竟然公开说不认识饶颖。而饶颖的下场是不仅被赵忠祥抛弃，还丢失了赖以生存的工作职位。
张钰也好，饶颖也罢，毕竟只是个案，然而，如果将目光放开，除了官场的性泛滥，整个社会的性乱伦也已经令人目瞪口呆了。为什么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越来越多？如果说前些年穷人卖血导致艾滋病的迅速传播，那么最近几年整个社会的性紊乱、卖淫、嫖娼的风起云涌则成了艾滋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从各地对娱乐场所实行“100%安全套项目”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而各地普遍开办所谓的“小姐培训班”不是明知娼妓横行而无所施其计吗？全国到底有多少明娼、暗娼，恐怕谁也无法统计精确。如果说前些年一些流入城市的农村女工因无法维持生计的而被迫沦为娼妓，那么，现在娼妓则向着更高层次发展，一些高等学校的女学生也加入了卖淫的队伍，并不以为娼为耻。
而一些冠以“专家”头衔的人在制造性混乱方面更是推波助澜。那位“性学专家”李银河就是极为前卫的性开放鼓吹者，她不仅鼓吹一夜情，声称自己也愿意去尝试一夜情，更鼓吹，只要“同意、安全、健康”，换夫换妻不过是成人游戏，不用大惊小怪。怪不得，“换妻俱乐部”就在一些城市出现了。试想，如果整个社会接受了这种“游戏”，频频换妻、换夫，那么，这个社会还配称作“人类社会”么？
它岂不成了原始社会，与动物世界又有什么不同？有人统计，中国的网站70%都与情色有关，再想想那些暴露出的网上裸聊、明码实价的招妓广告，这个社会真的进入了乱伦时代，那真的是没治了。
要找出产生这种乱伦的原因其实不难，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党政官员的性泛滥、养情妇、包二奶、小蜜等等恶行毒化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而且，即使一个官员在经济上贪污、受贿被追究，但他们的私生活也极少被提及。这就是中共一直强调的所谓“大节、小节”问题，看看毛泽东糜烂的性生活，共党官员的有样学样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是，随着毛泽东统治时代的终结，也随着人们对那么多年来风风雨雨的政治运动的反思（当然是百姓自己的反思），看透了中共原来所鼓吹的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虚无，整个社会的各个人群再也没有了任何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既丧失了中华民族原有的道德观、价值观，也不接受其他的价值观，整个社会变成了精神空虚的黑洞，一个做了小姐的年轻女孩说的话极具代表性：“前途很渺茫，生活没希望，活着没意义，死了没勇气”。而且，随着思想的空虚，没有了目标与追求，剩下的就是追求钱财了，“一切向钱看”成了整个社会的准则，娼妓就是想的钱，嫖客为了嫖就去赚钱，仅此而已。
三是，中国各地的娱乐场所、夜总会、洗脚屋、桑拿浴等处很多是明娼、暗娼聚集的场所，政府部门并非不知情，而且法律关于禁止卖淫、嫖娼的条文也历历在目，但相关部门完全放弃管理。既然明了艾滋病的传播的危害，既然法律明令禁止卖淫、嫖娼，却只是被动的实行“100%安全套项目”、搞什么“小姐培训班”之类，那为什么不运用法律武器去予以解决？难道法律只是用来对待老百姓，对待持不同政见的异议者？
看来，整个国家还要烂下去，整个社会的道德还要堕落下去。
郭罗基：刘宾雁与报告文学—-纪念刘宾雁逝世一周年
刘宾雁作为记者和作家，在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傑出意义在於开创了报告文学这一写作形式，为新闻和文学开拓了空间，为记者和作家增添了武器。
正如王若水之对於中国现代哲学史的意义，抽掉了刘宾雁，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就会出现残缺。据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博士研究生，在刘宾雁逝世前不久，居然没有听说过“刘宾雁”这个名字。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有的“知识”，就只是残缺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残缺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残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残缺的现代史。反对刘宾雁的人们，确是成功地在中国的新生代中扼杀了他的意义。作为他的友人和后人，我们有责任挖掘他的意义，宣扬他的意义。
刘宾雁首倡报告文学
从字面上来说，“报告文学”是个矛盾概念。报告是叙述事实，与报告相对的文学是虚构故事；是报告就不是文学，是文学就不是报告。但是，为什麼报告文学在中国兴盛一时且历久不衰？刘宾雁首倡其事，后继者摩肩接踵，如今薪火又传到新一代的记者和作家了。正确的思维方法不是用概念来否定事实，而是据事实来限定概念。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兴起和发展，具有历史的理由和现实的理由。历史和现实比任何概念、比任何规范更有力量。
先说历史的理由。中国历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司马迁的《史记》被公认为既是历史文献又是文学作品。他在《史记》中不仅以优美的笔调叙述人物、事件、情节，同时也描写心理、抒发议论；议得不过瘾，最后还要来一段“太史公曰”。可以说，作为记传体的《史记》就是古代的一篇一篇报告文学。《项羽本纪》中记载，项羽攻佔咸阳，有人建议：固守关中，可成霸业。他不听，掳掠而去。司马迁说，原因是“心怀思，欲东归”，他要回江东老家去也。如果按照现在有些人的说法，可以提问：“你司马迁又没有採访过项羽，他项羽也没有向你暴露过思想，你为什麼说他想念家乡了？”这样，就《史记》可以对司马迁提十万个“为什麼”。但前人从未提过一个这样的“为什麼”。相反，《史记》被尊为二十四史的第一史。可见，几千年来这种夹叙夹议的文体，是中国人乐於接受的。
在古代，非但“文史不分家”，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也不分家。到了近代中国，西学东渐之后，哲学和科学，科学和科学，文学和史学都分了家，新闻是新生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分化是近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分化的前提下，又出现新的融合，分了家的又重新不分家。例如，化学不是物理学，物理学不是化学，新兴的物理化学既是物理学又是化学。这就是边缘科学，或交叉科学。生物化学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交叉，分子生物学是物理学和生物学的交叉。这些非驴非马的学科却是现代科学的前沿。除了两门学科的交叉，还有多学科的交叉，如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知识体系在分化的前提下重新融合，又是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但在人文学科中，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还不够发达。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体现了新闻和文学的交叉。
报告文学满足一个时代的需要
新闻是新闻，文学是文学，从新闻和文学的边缘生长出来的报告文学，适应了现代历史的进步趋势。国际上就有一项“尤利西斯报告文学奖”。继承刘宾雁传统的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得了奖，而在中国他们也像当年刘宾雁的命运一样，官司缠身。可见，报告文学恰恰符合国际文坛的规范，倒是不符合当今中国现实的规范。事实上，不但新闻和文学的边界不是不可逾越的，有些写家和刊物，他们发表的不少作品，新闻不像新闻，评论不像评论，或者说既是新闻又是评论。文学和新闻、新闻和评论虽有确定的边界，却不是不可以融合、交叉的。
更重要的是现实的理由。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的中国，是思想领域激烈动荡的岁月。粉碎“四人帮”后，为了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人们首先热烈讨论的是经济问题。当时哲学界发出浩歎：“经济繁荣，哲学贫困”。随着拨乱反正、澄清是非的进程的展开，哲学问题被提上日程了，一切是非中的根本是非就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分歧。真理标准的讨论，反对两个“凡是”，破除了对毛泽东的迷信，出现一场冲决禁锢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一解放，问题更多了。本来习以为常的说法，产生了疑问。对现实生活的困惑，对个人命运的诉愿，越来越强烈。这时，哲学又不够用了，远水救不得近火。求助於文学，隔靴搔痒；因为任何天才文学家头脑中虚构的故事，远不如中国大地上发生的真实的故事来得震撼人心。“伤痕文学”是事后消极的歎息。“大牆文学”是面向过去的控诉。“朦胧诗”更是叫人猜谜。还有一些名家的作品，不过是玩世不恭的嘲弄。已有的文学品种都不能直接回答现实问题。“报告文学”应运而生，适时而发，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需要。它是以文学的形式报道事实，又是以干预生活的姿态提升文学；它从现实生活中提出问题，触发人们由表及里的思索，又具有文学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刘宾雁比别人更有资格写自己的“伤痕”、“大牆”，但他不写。他专注於别人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由於牵动广大读者的关切，他的一篇报告文学可以立刻引起全国轰动。王守信案件，《人民日报》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就作了报道，八月十六日又发表长篇通讯，并没有造成轰动。待到一九七九年九月《人妖之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才引起街谈巷议，满城争说人与妖。这就是报告文学不同於新闻所产生的力量。
开辟了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
报告文学的流行，还有中国的特殊原因。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的社会，遊走於新闻和文学之间，也是为了开闢一条争取表达自由的新路。一九七八年，宾雁还在哲学研究所资料室做翻译工作，在一次讨论真理标准的会议上我们相遇。当时他尚是戴罪之身，不便多说。会后他对我讲：“你今天的发言，假如在一年以前还是「反革命」，现在没事。看来，理论界是活了，文艺界也会跟着活起来，最死的是新闻。”我的发言好像是批评毛泽东，具体内容已经忘了。一九七九年，他发表报告文学后，我忽然想起他一年前讲过的话，原来他身处冷宫之时早就在思考如何向“最死的新闻”发起冲击。
刘宾雁得心应手地运用报告文学的武器，为民申冤。胡耀邦虽然大刀阔斧地纠正了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那都是有案可查的，社会底层还有多少无案可查的几十年的沉冤？“找刘宾雁！”刘家门庭若市，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排着队向他倾诉冤情。他因此而获得“刘青天”的美名。“青天”是清官头上的一方天。刘宾雁不是官，手中并无尚方宝剑，也无龙头铡，何以成为“青天”？如果有人写一部《“青天”列传》，从古到今只有一个刘宾雁是奇特地靠笔桿子支撑“青天”的。“刘青天”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这样的：一篇报告文学出炉，广泛地动员了舆论，广泛的舆论产生强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推动权力机构的运作，中纪委、检察院什麼的派人调查，或本单位党委重新审查，於是进入纠错程序。为什麼不说中纪委、检察院或党委是“青天”？因为他们是被动的，始发站是刘宾雁，到他们那里差不多是终点站了。为什麼冤民们不去找别的记者？因为仅仅报道事实不一定能产生动员舆论的作用，写真实还要加上作家的眼力和笔力，才能毕其功、奏其效。报告文学在国外已有先例，只有在中国这种写作形式居然能驱阴霾、开“青天”。正是“刘青天”催生了中国的报告文学，中国的报告文学又造就了“刘青天”。刘宾雁五十年代的成名作《在桥樑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都是小说，一九七九年以后则专门写报告文学。由於报告文学为民请命，惊扰了权势者的清梦，不少省委纷纷告状，指责刘宾雁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胡耀邦颇觉为难，曾带信给宾雁，叫他“不要写报告文学了，写小说去吧。”宾雁说：“我的笔记本上有那麼多人的血泪，怎麼能罢休？”
改变命运要靠制度
中国人太迷信“青天”了，其实“青天”意识是迷幻药。改变命运要靠制度，不是靠“青天”。结果，“刘青天”本人头上都是乌云密佈，成了一片黄霉天。
对报告文学这种写作形式在新闻史和文学史上的评价，与对报告文学作品内容的评价，两者不是一回事。刘宾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人妖之间》和《第二种忠诚》，当时起了什麼作用，现在应当怎麼看，是可以讨论、值得反思的。
（本文是即将出版的《刘宾雁纪念文集》序言的一部分。十二月五日是宾雁逝世一周年，谨以此表示纪念。）
首发争鸣杂志
陆 文：假如铁凝是我妹妹
假如铁凝是我妹妹，我一定凭血缘关系，劝她不要当作协主席。因为尽管姿色上乘，具有杨贵妃风度，妹妹才华却平常。其作品，一看就晓得回避现实、瞻前顾后，以墨水键盘，而不是以心血泪水写作的。说实在话，妹妹写作，就像开自来水，只要龙头打开，自来水就源源不断，又像更年期老太，逢人废话说个没完。
要是朝廷抓壮丁，至少应该推辞，说几句“不敢当”，以表示谦虚。仅仅会议期间躲在某个偏僻角落，说图个清静，显然在作秀。其实，真的图清静，只要洗洗耳朵、学陶渊明的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据说，选举作协主席，铁凝得票最少。妹妹再担任此职务，我为她脸红。得票最少的当作协主席，梁山泊最有资格当寨主的，不是鼓上蚤时迁，就是白日鼠白胜了。这么做，不是玩了一把参与选举的人吗？我不能因为铁凝是我的妹妹，而昧着良心给她捧场。
妹妹凭漂亮温柔当作协主席，朱文颖也可以当作协主席；凭小说《哇，香雪》当作协主席，她的哥哥凭小说《梦莲》、《细麻绳》，也可以当作协主席；凭作品众多当作协主席，王安忆、范小青的作品不比铁凝少；凭作品优秀当作协主席，刘恒的《伏羲伏羲》、苏童的《妻妾成群》、方方的《风景》、张贤亮的《习惯死亡》，都远远超过铁凝的小说；凭语言的创造力和颠覆力度，王朔理应当作协主席；凭评论才华、人缘人脉、朋友义气，王干也可以当作协主席；凭文学才华、评论水平，以及良知与正义的多少，独立中文笔会一大批作家，更可以当夜郎作协主席。
作协主席，这只果子按理王蒙品尝。王蒙德高望重，饱经沧桑、著作等身，对汉语娴熟的驾驭有目共睹，论资排辈，又是作协第一副主席。只怪王蒙当时生病住院，没精力探望解年部队，再者，还主动辞去文化部长职务，以表示出淤泥而不染。大概朝廷讨厌洁身自好、置身事外的莲花，才使用了仿佛赌场出老千的技法，以人为的手段延长巴金的寿命，以压制王蒙。天下人看在眼里，哪个不知夜郎朝廷的算盘。如果朝廷能让巴金活一千年，估计他们亦有兴趣。王蒙先生有生之年，不能当作协主席，表明了命运的刻薄和朝廷的无情。难道王蒙当作协主席，非要以巴金的及时死亡为代价？朝廷有啥权利，将不拉屎的巴金硬按在茅坑上！
即使朝廷讨厌王蒙，不让他当作协主席，愚以为，接下来也应轮到张贤亮、流沙河。可朝廷硬以年龄的借口，将这些具有卓越文学成就的右派元老排斥在外。而那些站在金銮殿上、染了黑发的御前大臣，其实都是些六七十岁的老汉。凭什么聘任官吏使用年龄的双重标准？公平、公正，体现在哪里？
就算将王蒙、张贤亮、流沙河排斥在外，接下来亦轮不到铁凝。因为还有赵本夫、韩少功、沙叶新、余秋雨……他们的资历名望与文学地位也在铁凝之上。苏童、叶兆言、王朔、莫言、刘恒、杨显惠、阎连科、刘震云、孙甘露、毕飞宇、葛红兵、余华、马原、阿来、吴思、陈村、史铁生、冉云飞、春桃夫妇……年轻有为，才华横溢，难道他们不能当作协主席？就算史铁生身体有毛病，可其余的都没毛病啊。如果重女轻男，因为下面有个疙瘩，而不能当作协主席，那么，王安忆、王心丽、迟子建、徐坤、唯色、方方、池莉、林白、海男、残雪、陈染、叶弥……她们下面可没有疙瘩，才华也不逊于铁凝，总可以当了吧。
考虑根正苗红，王安忆难道不根正苗红？考虑得奖，我不知妹妹得了什么奖，王安忆凭《长恨歌》、徐坤凭《厨房》，可得了茅盾文学奖。考虑人缘好，费振钟、陈思和、姜利敏，难道人缘不好？作协主席非要中央委员当，我不知这规矩谁订出来的。难道这个社团，是执政党的下属组织，隶属于中宣部？要是妹妹政治可靠，有培养前途，我认为，尽可以让妹妹当政治局委员，哪怕政治局常委，估计大家都不会有意见。黄先生、贾先生这点手段可以当政治局常委，陈良宇可以当政治局委员，我的妹妹当然也可以坐他们这些座位。
我这么说，并不是看不过铁凝当作协主席，相反是为妹妹着想。妹妹漂亮，外表具有亲和力，她那丰满的身材、明媚炯炯的大眼也让人倾心。她那单身女子的身份更让我们这儿富有的单身汉动心。妹妹已当了省作协首长，一生足够富贵荣华，再任夜郎作协主席，不过锦上添花，京城有座房子，换辆车子，银行多点存款而已。我担心一旦翻烧饼，她会成为世上的笑柄，就像炒股、击鼓传花接了最后一棒。坦白说，我不希望我的妹妹成为东德的过街老鼠。我希望夜郎作协主席，哪怕让给在拉斯维加斯发牌的卢新华当，或者让给写红楼评论的、善良正直的刘心武当，妹妹也不要当这个作协主席。妹妹实在要当，我希望她当政治局常委，因为翻了烧饼，反正一样做过街老鼠。当然我希望夜郎朝廷晚一点翻烧饼，让妹妹能够终老于作协主席这把交椅上。
江苏／陆文2006、11、29
陆文说明：对体制内外的名家，排名不分先后，限于孤陋寡闻、文学阅读范围，如有遗漏，敬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