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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枝桠还嫩，我爬上树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一味地爬，兴致勃勃地边笑边往上赶，因为，别的孩子们在树下看热闹呢。我要把我的风筝扯下来才行。否则，他们会笑话我没用。

我从来不知道这棵树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叫它树。所以，它就是树了。

“快点啊朵朵！你是不是在树上睡着了？往上爬多几步就够得着风筝了！快点儿！风都快回家去了，没了风，风筝就不能放了！”不知道是谁在叫嚷，叫得我浑身发抖，脚都软了。

“哦！别催我！”

今天早上，我趁妈离开家门，我把家里的那些青苹果都一一偷了出来，给这帮小伙伴们吃了。他们家都很穷，每个人都穿着露出脚趾的布鞋，衣服也是哥哥姐姐穿旧了留给他们。我也穷，可是，我妈的手工艺很棒，她能绣花、织毛衣、做衣裙。因此，我的衣服有很多款式，尽管也是我姐姐穿旧的留给我的。

我把这帮家伙都当成好朋友，有吃的同享，有难同当。虽然，他们不比雪莲，我最最要好的死党。她和我，每天呆在一块儿，好事做绝，坏事最尽的那种好朋友。我跟着雪莲去偷农家的果果，还爬树、下井、上瀑布。这条命是上帝恩赐给我的，好几次几乎掉到井里被淹死，就因为没淹死，我还大胆地爬上“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上去。为了能追上雪莲，我命都不要了。

雪莲，脸是圆的，我也是圆的；雪莲身高1米1，我也是1米1；雪莲6岁，我也是6岁；她的头发枯黄枯黄的，我更是黄毛丫头了。她父亲是渔民，母亲是开小商店的小主妇小商人。他们一家去年才搬到这个村子来生活，因为她父亲的渔船在这个码头靠岸了。

我们家也是外地人，具体是哪来的外地，我妈从来不愿意告诉我。我父亲，他不在我们身边，也许死了，也许也像雪莲的父亲一样出海打鱼了。我多么渴望我父亲和雪莲的父亲一样，在大海里与风浪打拼，是渔船上的英雄。对我的想象，妈不反对也不解释。

我就默认了我父亲是一个勇敢的渔夫，所以，我从小喜欢戴渔夫帽。我是渔夫的女儿，一个勇敢的渔家女。

我的脚就是够不着那枝桠，使出吃奶的力气也跨不上。我热得一额汗。他们就在树下狂催我。我只好一个飞跃，手抓住头上那根树枝，希望这样就能撑上，并且脚也同步上去最高的地方。这样的话，我要取回我的风筝就轻而易举了。可是，当我正要赞美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没想到，我头上的那树枝是一棵刚发芽的嫩笋，噼啪一声就断了。我一时失去重心，整个人从树上摔了下来。

只觉脑子轰响了一阵，迷迷糊糊中便失去了知觉。

那是一棵大树，在一个6岁的孩子面前，再小的树也是大树。总之，它在我记忆中就是大树。我从大树上摔了下来，等我醒来的时候，天快黑了。周遭一个人影也没有。早上我偷家里的青苹果给小伙伴们吃，现在，他们却不知去向。我不知道自己在树底下昏迷了多长时间，可是，我知道，我爬树的时候是刚吃完早饭，现在是要吃晚饭的时间了。

这时候，我很惊慌。为什么伙伴们都弃我而去呢？我摔倒了他们没帮忙叫大人来救我，也没一起催醒我。为什么呢？我一时愣住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尝到友谊的破裂，那种失落感很酸涩很惶恐。我把这些人当成好朋友，我帮助他们，我偷家里的零食给他们吃，我和雪莲一起摘的果果给大家分享。他们却在我遇难的时候离弃我。

今天，如果雪莲在的话，她肯定不会跑掉不理我的。我坚信，雪莲是一个善良、正义的人。

所以，她是我最好的玩伴。是我儿童时代带给我最多快乐的朋友，她使我勇敢，懂得了正义。尽管，我和雪莲一起骗过一个傻女的鸡蛋，还骗过她的钱。后来遭受挨打也是一起共同分担的，我们都勇敢地认了错。

我的后脑勺摔伤了，流血。我从口袋里掏出手帕子，将头上的血擦干，虽然人感觉晕乎乎的，毕竟我6岁时候的体质还不错。没什么大碍。回到家，妈问我上哪儿去了？

我撒谎：“和雪莲到码头上捡螃蟹了。”

我妈知道我撒谎，但是她没拆穿我。因为雪莲找了我一整个下午都没找着。

我学会撒谎也是雪莲教我的。她说，对母氏家族不用这么诚实。反正做妈妈的，是也不满意，不是也不满意。

那天我没敢喊疼，怕母氏家族发现我从树上摔伤，怕她骂我。直到夜里，睡着之后，妈才在我头发上发现了血迹，伤口上还没停止流血。她吓坏了，赶紧用她那三脚猫的护士经验帮我包扎头部。可是，我妈有个怪癖，她总是在我摔伤了或者生病的时候骂我，而且骂得比平常还要厉害。我就在三更半夜里，被她一把拉醒。

“你今天到底干嘛去了？谁打你了？说！你不老实说，我就送你到工厂去当工人！一天干活12个小时，没吃没喝的！”

“不要啊！哇…不要啊！我说！我说！”我最怕的就是工厂了，她在我一睁开眼睛开始就给我输灌了工人的悲惨命运这样的人生观念。所以，每次我不老实，她就用送我到工厂当工人来吓唬我。我真笨，真被吓着了。

“我从树顶上摔下来了…嗯…上去取风筝…风筝给风吹到树上去了……”我支支吾吾，像个犯人。

我没把伙伴们弃我而去的事情告诉妈妈，如果说出去，她就禁止我跟他们玩了。我为一个6岁孩子成熟的心智感到欣慰。我总是喜欢替别人着想。但是，他们却不把我当成好朋友。

“你跟谁在一起爬树了？”妈是上帝制造出来的聪明女人，我眼睛一眨，她就知道我是否在撒谎。

“今天？我自己。”

“那下次要有很多小朋友在的时候才可以爬树哦！否则妈妈会担心的！知道吗，笨蛋！”

“知道了。”

当晚，我成了一个伤员躺在被窝里。妈妈还给我熬汤药，好像是田七什么的。很苦。

第二天一早，雪莲来我家了。她邀我到她家渔船上捡螃蟹。好像上帝早已经赐给我灵感，让我在妈妈面前先撒个谎，然后才把我撒谎的事情变成真实的。没想到，这却是真的。

“捡螃蟹？好哦！我最喜欢捡螃蟹了！”我顾不着头疼就下床穿鞋子了。

但是，我把我昨天从树上摔下来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她知道。雪莲很生气，她说：“咱们以后别跟这些乌龟王八蛋玩了！”

“好的。我知道了。”

可是，我这人记性特别差，在雪莲家的船往另一个码头上靠岸，她与家人迁离此地之后，我还是和那帮乌龟王八蛋玩了。并且，有好几次，仍然偷家里的东西给他们吃。

雪莲家的渔船不大，是到浅海捕鱼的渔船。木的，上面有一枝船桅。我远远的就能看见渔船上飘荡着一面船帆。码头上很多人在排队买鱼。雪莲的妈妈正在忙碌，把一簸箕一簸箕的鱼往鱼称上倒，然后，妇人们付了钱满脸欣喜地拎着鱼往家里去。这是一星期才有一次的村中盛事。我看到码头上一片繁忙的景象，头就不痛了。我和雪莲奔跑在码头的长堤上，迎着秋天的凉风，那些秋刀鱼和大马哈鱼在渔船上奄奄一息。一股熏人的鱼腥味扑鼻而来。

那些小伙伴们也到雪莲家的渔船上来捡没人买的小鱼。可是，雪莲不让他们捡，她说：“这些都是坏小孩，长大了也会当坏人的。”我不理解，为什么小孩在小时候坏长大了也坏呢。但是，我们都只有6岁的智商，没能很好地理解这句她从大人那里听来的话。

我没敢帮雪莲呵斥那些小伙伴们，因为我一叫头就疼个不止。本来妈妈不让我今天下床的，可是，我是一只活螃蟹，不动会死的。我站在船边，看着雪莲把已经死掉的螃蟹往竹篓里扔，还有一些虾和细细的白饭鱼。

雪莲的妈妈和我妈妈关系比较好，她有点崇拜我妈，据说妈在这个村子里是最有学问的女人。所以，雪莲的妈妈总是把鱼留着，然后叫雪莲送到我家。那样，妈就不用花时间去排队了。

可是，我和雪莲在那个渔村只相处了一年时间。而且，距离上小学只有二十多天。雪莲在我开学之前就搬走了。我至今也无法知道她究竟是否还记得我？是否在中国哪个城市或者哪个乡村过着幸福的生活。除了记忆，这个童年的小伙伴，在我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没再碰上，也许碰上了也认不出来。我为此，感到无比的伤怀和失落。

我在整个小学期间，也辗转住过很多个地方，猫换窝一样读过五六家学校。始终，我们都没再见过面。

2006－11－5

SAND BEACH

目前台湾的反贪腐话题转到了马英九身上，因为马英九在八年来使用“特别费”的过程中确实存在不少可能触法的疑云。但是，如果仅就事论事地看待这些事件，将很难看透台湾的整个政治局势。总的说来，今天的台湾是处於后国民党时代，许多事情都是依这个时期的潜规律在运行。

“主流媒体”不一定主流

由泛国民党掌控及影响的“主流媒体”带有政党取向和特定立场，因此民众要得到较全面和正确的讯息和评论，就要多些独立思考。

扁马两人的案子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犯了用他人的发票来核销公帐的法，都声称是被相关制度之不完善所累。但两人的犯案程度却有所不同。一个案子至今没有找到将钱纳入私人口袋的事证；另一个案子已承认八年来有一千五百多万元公款存入私人户头，并作为个人财产进行申报。

在扁马两案所受到的媒体待遇来看，却存在着大小眼。“主流媒体”对马案的报道明显“冷静、客观、中肯”，并尽量引导读者向马英九仅是“对下属监督不严”的方向去认知，更不会用整版整版的篇幅去鼓动数十万民众上街示威去倒马。这一严一宽的用意，无非是想用特定立场去影响民众情绪和司法判定。泛国民党仍掌控或影响着台湾绝大部份的媒体资源，“媒体独裁”取代了政治独裁，这是后国民党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根据台湾的现行法律，检察官和法官是依自己的“自由心证”来判定被审查的对象是否有罪。这个“自由心证”的制度，使得检查官和法官在具体个案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判案时可以轻易的掺入个人的感情和政治取向，他人难以制衡。“自由心证”的弊端相当多，成熟的民主国家没人採取这个制度。在蒋家时代，这个制度是为配合一党专制而设的，只要“上头”操控或影响某个检察官或法官，任何案件就可以由“党国”来决定是否有罪。仅在前几年，国民党秘书长就讲过一句在台湾人人都记得的名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现在，这个现象虽已有相当的改进，但是，各种有利於国民党的潜在因素仍在实践着“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不仅台湾的传媒有明显的政治倾向，而且司法人员内心也存在着政治意识左右司法公正的倾向。

这个以“自由心证”作为槓桿来操控的、带根本性司法制度先天公正性不足的现象仍没彻底改观。现在，通过“反贪腐”端上面的几个案子的不同待遇，已经揭示出要尽快纠正“法院是国民党开的”不合理现象和制度，不然，就和民主制度远远脱节了。这个偏离民主法治精神的制度，如今仍在公开全面的使用，这是后国民党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二。

兴票案是司法不公的范例

宋楚瑜的兴票案最离谱。他的儿子没什麼赚钱的能力，却在美国拥有五栋房子。私刻公章的行为是犯什麼罪不去说他，宋将二亿四千多万元的公款分散存入亲友的私人户口达八年之久，事情被揭发出来了，才声称刚要想归还，证据却是已开了十九张没写抬头的支票。这些支票不仅不能说明要还给公家，更可以解读为要再分散到其他私人户头，更不要说还有一大笔利息没提到要归还。这一大堆表面证据确实的犯行，检察官居然以不起诉结案，真是令人对该案检察官的“大胆”感到震惊。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不论蓝绿，心中都明白是怎麼回事。

现在，马英九已有长期将公款纳入私人帐户的确实证据，但是办案检察官那种“快速起诉”的魄力却不见踪影。上述泛国民党政治人物所享有的不成文的特权，提醒人们，现在是后国民党时代。

国民党党产主宰选举

马英九在最近的讲话中，透露了一个细节。他说，多年来他共捐出了五千五百多万元给慈善机构和弱势族群，其中四千八百多万元是竞选补助费。“党”补助其提名的某一个候选人有将近五千万元台币的钱，是巨大的数目，这就佐证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利用其庞大的党产来资助党提名的候选人选举。如果没有党产，选举就不易赢，国民党的日子就不好过，来投靠的人就会减少。所以，党产是国民党的命根子，阿扁一直要向国民党追讨党产，可说是犯了大忌。

数以千亿计的国民党党产如不合理地还财於民，台湾的民主政治就不能最终走上成熟之途。

由上面的社会现实看来，后国民党时代指的是，虽然专制的国民党已转型为民主制度下的一个在政治上平等的民主政党，但是一党专政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不完善的法律、制度、价值观及处事作风、人脉关系架构等仍在起作用，特别是媒体和公务员队伍仍不知不觉地在这些潜在因素的影响下运作，形成一个没有特定组织性的国民党影子政府，并在有力地支配着台湾的政经生活。

外界如果仅以台湾的“主流媒体”为观察台湾的唯一资讯来源，那不仅是不完整的，有时甚至是扭曲的。这种现象正符合中共的需要，因此他们挟持香港媒体加以配合，并压制不同的声音，以符合他们国内统治和统战的需要，因此，香港市民“配给”到的知情权就很有限。这次台湾的“反贪腐”运动给了人们一窥后国民党时代全貌的机会。

反贪腐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虽然马英九有不少的缺点弱点，如缺少锤炼，应付危机的能力不足等，但是他让人认同的是，善於折衷和妥协，不论是在族群问题上或是统独问题上都不轻易走极端。由他当总统，可以使台湾的蓝绿对立、族群对立的尖锐矛盾得到缓和。其实，在当今的台湾，谁有能力缓和这些矛盾，是较能赢得选票的。

不过，马英九将一千五百多万元公款纳入私人帐户，现在又急忙将这些钱捐给公益团体，说是要“凸显制度”的不当，这反而坐实了他将公款变私款的事实。媒体及司法是否还有能力为他的政治前途护航，那就难说了。

六年来，台湾进步了很多。阿扁现在在人们心目中是个“不是总统的总统”，因此司法敢碰他。但是一踫开了头，对其他高官也敢碰了，马英九就首当其冲；接着，很可能兴票案会回锅，宋楚瑜又要日子难过了。因此有人说，这是阿扁对台湾民主的又一贡献。这不是笑话，大家可以慢慢看。

政治效应与司法效应

《争鸣》记者：台湾倒扁风暴，自夏迄冬，已达半载。最近陈瑞仁检察官提出起诉书，但陈水扁似无引退之意。你看台湾政局发展的前景如何？

答：我一开始就讲，这齣倒扁vs挺扁的连续剧，会一幕幕演下去。这一幕是“红潮滚滚”落潮，悲剧英雄施明德退场，司法英雄陈瑞仁亮相。再插进马英九特支费假发票案，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问：陈瑞仁起诉第一夫人吴淑珍，陈水扁总统列为共犯，总统涉案部份，在职时依宪法规定不起诉，卸职后追诉。这样的起诉书，能否标志司法独立，树立了台湾民主宪政的典范？

答：相对於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制度，这当然是台湾民主宪政的一次突破。在中国，像李鹏家族的贪腐，国人共知，不但总理任内不准碰，卸任这麼多年也碰不了，而台湾在职总统都可以碰。但对台湾本身的民主进程来说，陈瑞仁起诉书的政治效应远远超过司法效应。

问：这怎麼讲？

答：你一看起诉书就知道。检察官陈瑞仁将吴淑珍等人以贪污罪起诉，把总统列为“共同正犯”，本身就有违宪之嫌。因为根据宪法，总统除犯内乱外患罪之外，非经罢免或解职，不受刑事上之诉究。而罢免总统，应由立法院按宪政程序进行。我们看到连续剧的前两幕，立法院“一罢”与“二罢”均未通过。施明德的群众运动“红潮滚滚”也已退潮。於是接下来让陈瑞仁出场演这一幕，目的有二：一是逼陈水扁自动请辞总统职务；或告假由吕秀莲代理，如李远哲、陈师孟等建议。二是迫使民进党内部分裂，增加“三罢”在立法院通过的可能性。

现在看来，这两个目的都难达到。一是陈水扁仍坚持自己清白，不愿辞职或告假；二是民进党内虽有个别人（如立法委员林浊水、李文忠）表示决裂，辞去民进党立委，但“三罢”仍难在立法院通过。再加上舆论焦点分散到马英九的特支费案，倒扁的压力反而比前一幕减弱。这是马英九始料不及的。

陈马自蹈制度陷阱

问：你怎麼看马英九的特支费案？

答：假如以同一标准衡量，马英九的特支费案与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案确有相似之处，两人都是自蹈制度陷阱。这两种费，制度上是供首长自行支配，但原则上必须用之於公，半数以发票报销，半数不需发票，首长开个条子，说明用途就可以。实际上有人条子也不用开，像马英九，就把一半的特别费直接汇入自己的银行账户，作为个人所得，还申报为个人财产，交了所得税。据马英九解释，他以个人所得捐赠公益事业的花费，还多过汇入账户的特支费。日前他又宣佈要把担任台北市长期间汇入账户的特支费共一千五百万元全数捐助公益事业。

问：马英九此举能否帮他脱困呢？

答：我看不能。同陈水扁一样，马英九无论做什麼，挺他的永远挺他，反他的永远反他。现在就看检察官起诉不起诉。那一半假发票的部份，已由马市长的下属承担责任。剩下一半马英九自己汇入个人账户的部份，法律上应已构成侵佔。所以施明德说，马英九现在拿出一千五百万，就像中世纪向教会购买赎罪券。

但即使检察官起诉马英九，也同检察官起诉陈水扁一样，挺马的永远挺下去，反马的也永远反下去。反过来不起诉呢，也一样。台湾现在没有是非真伪，只有两极对立。这是台湾民主的悲哀。

民主不是恶性廝杀

问：台湾怎麼会导致今天的两极对立？难道这是台湾民主发展不可逃避的命运吗？

答：当然不是。民主政治是公平竞争，不是这种不分是非真伪，“不是你下就是我倒”的恶性廝杀。

台湾的民主，从一九八六年民进党成立，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解除戒严到现在，不过二十年的历史。其中李登辉当总统的那十二年，发展比较顺利。一个重要历史经验是体制内外互动配合。民进党的黄信介时代做得最好。没有民进党，没有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的互动配合，李登辉很难克服国民党内反民主势力的阻挠，实现台湾民主化的制度转型。一九九六年是台湾民主进程的高峰，那年总统大选，中国以飞弹演习进行威胁，台湾人民以选票作出响亮回答。中国反对的两组候选人，李登辉得票百分之五十四，彭明敏百分之二十一，共百分之七十五；中国支持的两组候选人相加才百分之二十五。就在那一年，纽约“自由之家”评订台湾为全球自由国家之一。那时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对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观念是一致的。

二○○○年政党轮替之后，在台湾内部产生了极端主义思潮，背弃自由民主价值。譬如连战出任国民党主席后，宣称“过去十几年历史是一场噩梦，要一刀两断”！还要“卧薪嚐胆，拿回政权，再造党国！”民进党也学样，一笔勾消前人对台湾民主化的历史贡献，把所谓“建立台湾第一个本土政权”，归功於一个党、一个人；挺一个人就是挺“本土政权”！这同党国时代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有什麼两样？

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背叛

问：你是说，造成台湾社会的两极对立，国民党和民进党都有责任？

答：是。他们是两种极端主义，两种对自由民主价值的背叛。一种以中华民族主义背叛自由民主价值，一种以台湾民族主义背叛自由民主价值。他们製造“中华民族主义”同“台湾民族主义”的对立，撕裂生活在台湾的二千三百万人。他们把台湾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简单归结为蓝、绿，统、独，亲中、反中，爱台、反台的两极对立，抹煞了一切是、非，真、伪。他们之所以需要製造两极对立，目的全在欺骗民众，掩盖其贪欲与权势欲推动的权力争夺。这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反民主逆流，政党、政府、国会，还有媒体、名嘴、学者，都有份。

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克服两极对立的反民主逆流，让民主在台湾继续前进？

答：台湾该有新的力量，新的声音出现。现在台湾的政坛、媒体、学界，唱的都是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的老调子，争的都是“无事生非”的假命题。比如一方唱“反对台独”，另一方唱“走向台独”，这还是蒋介石“反攻大陆，灭共统一”时代的老调子。因为蒋介石要“灭共统一”（真假暂且不论），所以“通匪”和“台独”，都是杀头之罪。那时的改革者为摆脱党国恐怖统治，选择走向自由、民主、独立之路。今天台湾已从党国专制时代跨进自由民主时代。世界上独立国家未必是自由的，自由国家必定是独立的，这是天经地义。你还要“走向”，岂非倒拨时钟？台湾也早已放弃“反攻大陆，灭共统一”，你还在唱几十年前的老调子，岂不“无事生非”的假命题？这样的老调子继续不停地唱下去，是要把台湾唱完的。

新的声音在哪里？想从旧政客、旧政党中去找，是找不到的，他们唱惯了老调子，唱不出新曲。别看民进党只有二十岁，也已未老先衰，跟着龙锺的国民党亦步亦趋。台湾要让今天尚未在舞台上出现的新的人物，发出新的声音，开创台湾历史的新时代。

民进党国民党唱的是老调子

问：你说的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声音，什麼时候才能出现？

答：就是现在。你看台湾这些日子，老调子还唱得下去吗？老调子已经唱完。民进党、国民党，唱来唱去一个样。民进党是“四大天王”唱，国民党原来是马英九独唱。特支费、假发票一出来，连战、王金平、宋楚瑜三重唱又登台了，唱的是“连、王配加宋楚瑜行政院长二○○八梦幻曲”，还是从二○○○年唱到今天的老调子。

台湾民主化宁静革命的第一代，包括蒋经国晚年，李登辉、黄信介那一代人，他们有领袖气质，有明确的前进目标和价值观，有历史的使命感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力，所以能够在国际孤立的艰困之中成就台湾的自由民主大业。他们的失误，在没有培育出第二代新的领袖。新的力量，新的人物，新的声音，应在第三代中出现，时机就在明年，二○○七。

○七年国会选举是转机

问：现在大家都关注今年的北、高两市选举和二○○八年的总统大选。你为什麼说时机在二○○七？

答：今年北、高两市选举，谁赢谁输都差不多，无关大局。台湾要有真正转变，只能是二○○七年国会选举。

第一，现在的国会，是公认的台湾三大乱源之一。其他两大乱源是政党和媒体。你打开电视看看台湾国会像什麼样子？一个叫黄昭顺的女议员，在公众场合跑去同行政院长握手，然后拿着照片大闹国会殿堂，说行政院长握住她的手太久就是“性骚扰”，看得叫人作呕。重要的民生法案，连议程都排不上。所以改造国会，是改造政党、改造媒体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第二，明年国会选举，与以往不同，从大选区改为小选区两票制，国会议员减半。按这个新制度，全国划为七十七个小选区，每区选出一人，共七十七名区域议员。另一票选政党，选出三十六名代表各政党的全国不分区国会议员，总共一百一十三名，是现在二百二十五名的一半。原来国民党和民进党通过这个方案，是要排挤小党，但结果可能作法自毙。

问：据国民党方面评估，可以稳拿半数以上议席，怎麼会作法自毙？

答：过去那种大选区单票制，最容易选出极端主义政客，因为极端主义的支持者，人数虽少，凝聚力强，只要百分之五的票集中在一个极端主义政客身上，此人就能当选。明年的新选制，为新旧、大小政党创造了平等竞争、选优汰劣、推陈出新的历史机会。只要有新思维的新政党出来，推出各专业领域年轻优秀、形象好、能代表选民意志的新人物，完全可能击败形象丑陋、言语嚣张、行为怪戾，在旧选举制度下被少数极端主义狂热分子拥戴出来的老旧政客。这里必须重视的一个因素是年轻选民与女性选民。一般年轻选民和女性选民，对极端主义的政治对抗和权力争夺十分厌倦、反感，期待关注社会公平正义，能够提供个人发展自由开放空间的新政治环境出现。这就需要产生新的现代民主政党，以民主政党的良性竞争取代旧式独裁政党主导的恶性议会斗争。这种党国时代列宁式独裁政党遗毒，应当藉二○○七新国会选举予以扫除。

台湾的希望在新一代政治力量

问：目前台湾政坛流传的“第三势力”，或已经出现的“世代论坛”等等，同你说的新政治、新政党有无相合之处？

答：不，绝对不相合。在旧势力的夹缝中间，“第三势力”绝无独立生存的余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大陆国共斗争时期，美国就期待“第三势力”出现。结果所谓“第三势力”，不是倒向国民党，就是倒向共产党。所谓“第三势力”的政治性格，就是随风倒，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最后不是倒向这种旧势力，就是倒向那种旧势力。今天台湾标榜“第三势力”、“中间路线”、“世代论坛”等政治势力也一样，他们不过是旧势力遇到危机时分化出来的小派系而已。

台湾的未来，台湾的希望，是在完全超越旧势力的一代新人。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台北红树林）

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东方后裔或亚洲作家，似乎总要引来争议，乃至闹出一场政治风波。就作家而言，获奖本是好事，正如拜伦“一觉醒来已名闻天下”，却不料引来母国和同胞的强烈非议、讥讽乃至抨击，这种现象实比获奖本身更值得研究。

引起争议的获奖作家

近五十年来，因诺贝尔文学奖而惹来麻烦的，首先发生在共产党治下的苏联。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齐瓦戈医生》於一九五五年写毕，苏联的出版社拒绝出版，一九五七年这部小说在意大利出版，一九五八年获奖，竟然激起一场举国大批判运动，从共产党到共青团，从作家协会到各种官方组织，纷纷捲入大批判。一些狂热青年竟然围攻帕氏住宅，把帕斯捷尔纳克搞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位一举成名天下知的作家成了民族罪人、国民公敌，被迫发表一纸寥寥数字、拒绝领奖的声明。这场以政治偏见和国家迫害为特点的政治事件，自始至终由苏共操作。共青团中央在批判文章中谴责帕氏：“连猪都不肯把自己的圈弄髒”云云。

祖籍中国、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愤怒退出共产党、流亡法国的作家高行健，获得二○○○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自鲁迅、林语堂、巴金、老舍、沈从文以来中国作家第一次获得这一世界级荣誉。消息公佈，引起海外中国作家的激烈争议和国内文化官僚的负面反应。应当指出，海外人士的争议与国内官方的反应，性质和立场完全不同。海外的争议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海外从事民主运动的一些文化人士从民主运动的参与度来衡量和批评高行健，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衡量和道义要求；一是海外作家和学者从文学作品的质量、思想的深度、艺术的独创性等角度对高行健的作品有批评和质疑，这属於文学性质的争议。

中国国内的负面反应，主要表现在官方媒体对高氏获奖持的封锁消息、禁止谈论以及个别文化官僚对高氏採取政治诬衊和人身诽谤态度。

今年获奖者引起的政治风波

今年十月，五十四岁的土耳其作家奥汉帕木克（Orhan Pamuk）获得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立即引起本土作家们的强烈争议。二○○五年二月，他对瑞士一家报刊揭露土耳其政权的历史暴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屠杀一百五十万亚美尼亚人）和现今暴行（三万库尔德人死亡），同年十二月他遭到政府起诉，指控他侮辱了“土耳其人的民族性”。这个政府不愿面对和处理自己在现代历史上的这两项血腥罪行和惨痛事件，却辩称这不是一桩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为。这个政府试图假借土耳其法律的招牌、实际是靠强权对自己民族的一位敢言作家判罪和迫害。这种政府行为在全世界面前恰恰证实它自身的野蛮和卑怯，证实这位作家揭露的血案的真实性。

在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的强烈批评下，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於二○○六年一月撤销对帕木克的指控，因为这个穆斯林国家正在争取加入欧洲联盟，人权正是一项基本条件。现在，这位面对黑暗、敢於直言的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官方对这一事实，显示出犹豫和矛盾构成的一种尴尬和克制态度。它的外交部长对记者说：“一个土耳其人在文学界获奖，是件高兴事。”这一话语讲得谨慎、适度，旨在一种外交姿态，以给欧洲人一个通情达理的开明印象。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们愤怒批判帕木克，谴责他揭露了土耳其政权对亚美尼亚人和库尔德人的血腥镇压和屠杀行为。他们认为瑞典人把文学奖授予这样一个人，是一种耻辱。有些土耳其作家则认为，帕木克获奖，是他们丰富的文学传统的一个历史性际遇。此时身在美国纽约的帕木克发表谈话说，获奖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耀，也是我所代表的土耳其文学和文化的荣耀。”

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

上面那些有非议的本土作家，显然不瞭解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标准。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人创立，它对获奖作家的选择，毫无疑问实行西方国家的价值准则，依据西方国家的文明原则。有不少东方人说它偏重政治。其实，这无须挑剔。西方人应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作出决定，而不是根据东方人的价值观。评奖者不是依照作家在本国的排行榜或国内知名度，不是根据作家的作品在国内的畅销性，甚至也不是单纯在评比艺术技巧，而是着重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道义勇气和精神价值。换句话说，它不是俗文学的评比，而是精神高贵性和独特性的评比。因此，并不畅销乃至根本就不能在国内出版作品的作家，例如帕斯捷尔纳克的《齐瓦戈医生》，却能够获奖而一举成名。在本土爬上高位、在俗世享受荣华以及那些受俗世强权宠爱者，不能在孤独而高贵的精神界佔一席位，这显示天地之间的一种公平。

帕木克在採访中说：“在这片土地上，三万库尔德人、一百万亚美尼亚人被杀害，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敢把这些真事讲出来。”仅此一点显示出来的道义勇气、人格力量和精神价值，已使他远远超越那些同胞作家而赢得西方的尊敬和高度评价。妒嫉不必，争议可休，拿出人格、正直和勇气，做一个勇敢维护人类尊严、敢讲真话、敢批评政府的知识分子，这才是人间正道。这就是诺贝尔文学奖评比向人们透露的价值观及其看重的作家精神素质。如果说诺贝尔文学奖评比中有政治因素，那就是民主和自由的政治精神和人格精神。

西方批评推动政治进步的例子

帕木克获奖以及西方国家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对这个政府的政治思维有明显推动作用。十一月五日，土耳其总理埃尔多甘（T. Erdogan）表示，他的政府准备着手修改土耳其刑法第三零一条款，此条一向用於迫害本国作家和记者，最近的案例就是用这一条款对揭露政府罪行的作家帕木克控罪，使土耳其政府在国际上大丢其脸，招致欧盟的强烈批评。能够听取国际舆论的批评，并且作出修订恶法的决定，这显示土耳其政府在走上正确的方向，在推动民族的进步和文明。

亚洲是当今世界最複杂、最麻烦、最富悲剧性的地区。当今的以巴冲突，伊朗叫嚣，伊拉克国内伊斯兰教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流血残杀，朝鲜半岛核武的火药味，中国的人权问题、种族问题、台湾问题，凡此种种，都是未来大规模战争和大流血的悲剧火种。他们的文化人能否从鄙俗、势利和奴气中走出来，揭露政权的谬误，批判民族的堕落，为人们指引一条文明和尊严之路，将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中国色情事业的蓬勃发展早已声名远播，“繁荣娼盛”、“黄色娘子军”等都已经成了中国新词类。因为贪官们几乎百分之百有情妇，因而“扫黄”运动也成了笑谈，并且逐渐淡化。但是就在这种气氛下，深圳突然大张旗鼓的“扫黄”，而且“矫枉过正”地在11月29日对100名涉嫌卖淫嫖娼分子，其中有10余名香港嫖客召开宣判大会示众，不禁使人啧啧称奇。需知，现在中国的性产业，约占GDP总额的百分之六左右。对这些卓有贡献的性工作者与恩客进行如此公审，简直荒唐透顶，哪里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

当局之所以如此心血来潮搞这么一个运动，原来是因为中共的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吴邦国要访问深圳，因而要进行“清洁”工作。然而用这种手段，反映了共产党至今还是一个革命党，而且是漠视与践踏人权的革命党。从这个事件，人们就认识到，中国的公安，并不是专门来对付被他们认为涉及政治的维权人士，就连娼妓、嫖客这些只谈风月，并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寻常人士也不会放过。而且采用羞辱而无视他们尊严的手法。当然，中国也有进步，那就是允许他们中的一些人戴口罩，维护残存的一点尊严。奇怪的是，有些戴口罩，有些没有而要用手遮脸，想来公安也没有那样好心免费派发口罩，应该是以高价出售趁机对那些羊牯搞“创收”。

吴邦国的人大掌管立法事宜，深圳的公安在他面前公然违法，为何顶风而上也是十分令人好奇。但是如果了解内幕，也就觉得十分必然了。原来当局在11月24日公布《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条例规定，今后公安机关要将各项罚款全部上缴财政，公安加班必须补休或给予补助，以往的“以罚养警”将视为违法。

众所周知，公安捉强盗，自己都有生命危险；捉娼妓嫖客，既安全，又可以创收。这个规定出来以后，固然公安仍然可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继续敲诈勒索，但是到底“合法”的收入减少许多，灰色地带也缩窄了，他们怎么不会一肚子气？人们还记得，三年多前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所被公安人员殴打致死事件，迫使当局“废除”收容拘留条例，公安人员因而少了许多油水，因此消极怠工，使广东的治案情况转坏，以此向“领导”施压，迫使领导妥协。如今看来现在也有向吴邦国示威的味道。当然，这绝不是说吴邦国代表改革力量，下面公安就是恶势力。套一句老话说：“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公安长期的胡作非为、践踏人权，就是共产党领导人长期对他们进行“专政”教育的结果；共产党的专制体制也保障他们野蛮残暴的执法，更保护他们的腐败。根本体制不改，不能“合法”创收，仍然可以非法创收。

吴邦国到深圳以前，先在12月2日访问香港。这一天，香港一批爱护宠物人士为声援北京市民抗议中国捕杀宠物狗的残暴政策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哀悼晚会，以抗议中共当局为杜绝疯狗症而不文明地“乱棍扑杀”及“坑杀”宠物狗，预计最少300人参加，并有内地爱护动物人士专程从北京及大陆不同地方来港，以示支持。虽然这个活动并不是针对吴邦国，但是吴邦国到香港与到深圳，香港市民的爱心与深圳公安的坏心，也就是黄、狗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也是英国殖民地教育与中共马列教育的根本区别，也是西方国家与共产党本质不同所在。

最近以来，“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在全球甚嚣尘上，震耳欲聋。而本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则被一些人看作是为“中国崛起”举行的剪彩仪式。为此，中国甚至还奉上了一份162亿美元的厚礼，出手不可谓不阔绰。然而，未曾料想，这一“剪彩”，居然失了“彩”头，而触了霉头。当布什在白宫草地致完欢迎词，胡锦涛正准备发言时，一位华裔女士，突然“崛起”于记者群中，高声喊道：“布什总统，别让他杀人，别再迫害法轮功。”她同时挥舞着手中红黄相间的法轮功的旗子。一时间，胡锦涛似乎懵了，好一阵未能回过神来。

自从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祸国殃民的极左的经济国策，中国经济开始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总体规模的“崛起”是不可否认的。

总结“崛起”案例，自19世纪初到20世纪末，在世界体系中长期居于主流和领导地位的，唯有英国和美国。而先后气势汹汹地崛起并挑战世界秩序、挑战英美的，主要有德、日、苏。它们的崛起分别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它们崛起很快，失败更快。被人称之为“大国崛起的悲剧”。而二战结束后出现的新兴民族主义国家，至今仍未有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成功案例。

首发于2006年4月21日，重发于中国央视播出《大国崛起》电视片之后
──《观察》首发

老友席泽宗教授八秩在望。今年本有可能同他在柏林见面，因MG11大会邀请他做超新星1006千年回顾的报告。泽宗兄以他的“古超新星新表”（1955）在学界驰名半世。可惜，泽宗兄患眼疾，不能成行。八月，他来美治疗，住在Colorado州 Denver市, 距Tucson一小时飞程。我给他安排了两场在亚利桑那大学的讲学活动。但我不敢一个人接待他，一定要他的子女陪伴（八十不留饭之谓也！）。他子女太忙。讲学只得作罢，又不能见。好在，泽宗兄耳尚聪，不见面亦可纵论古今。以下就是三个月间，2006年8-11月，多次电话往来的一个记录。略去有关时事和往事的点评，只记席教授的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的精论。

F（方励之）：我看了你关于康熙的文章，你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直到清初康熙一朝才真正开始衰落。

X（席泽宗）：对。

F：那就是说，直到明末中国的科学并不明显地落后于西方（欧州）。

X：对。

F：有什麽证据？

X：实证方法论的发展是一个标志。西方在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1）倡导“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论之后，开始发展出基于实证方法的现代科学。明末的中国，也有了实证方法的萌芽。徐光启（1562-1633）就是一个代表，他的主张： “深伦理，明著教，精择人，审造器，随时测验，追合于天”。可比培根。当时中国也的确出了一批世界水平的成果，如朱戴（土）育的《律学新说》，程大位的《算法统宗》，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等。

F：培根之后，西方的科学，即现代科学有飞速发展。你是不是认为，如果照明末的状况维持下去，中国的科学有可能不会落后而是跟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浪潮??

X：是可能。实际上，当时的西来的科学文献已很多，现在还有上千册存在北京的北堂里。当时的一个困难是，中国学者大都不懂拉丁文（现在懂拉丁文的也不多），限制了交流。不过语言限制是一时的，不是决定性的。

F：我记得，明末学者方以智，字密之在“物理小识”中已经谈到伽利略。可见，尽管有文字壁垒，西方科学还是传了进来。

X：是。方以智在“物理小识”引用了《尚书纬.考灵曜》中的一段话：“地恒动不止，而人不知，譬如人于舟中，闭窗而坐，舟行而人不觉也。”这说明方以智很懂得伽利略对相对性(今天的教科书中称为伽利略相对性原理)的论证。不过，方以智反对基督教神学，他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也不支持。明末有一批学者同方以智一样，反对传教士的科学。但是，只要秉持“随时测验，追合于天”的方法，伽利略等开创的现代科学应会逐渐被接受。其实，在十七世纪欧洲，也有大量学者（并非都是神学家）不接受伽利略的科学。伽利略写《两个世界体系的对话》，就是为了赢得这场辩论。所以，明末方以智等对西方科学的反对态度，同康熙的“窒塞民智”不一样。

F：如此说来，如果方以智等也有机会加入那场对话和辩论，中国的科学可能早就同“世界接轨”了。当然，这里有一个不可靠的假定：明王朝能容忍“科学接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效应。一般说，专制体制可与腐败造假共存，但容不得自由交流，哪怕只是科学思想的自由交流。你说的康熙，就是一例。在清帝中，康熙似乎是最爱好自然科学的。他请传教士教他西方科学。他对算学和天学都有相当的了解。你说他是“窒塞民智”，何以为据？

X：康熙“窒塞民智”一说，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后来邵力子也论证过。确实，康熙学过算学和天学。不过，他的目的不是倡导科学，相反是为了堵塞现代科学在民间，特别是汉民族中的传播和发展。证据之一就是他请传教士的目的。明末的士大夫和学者可以同西方传教士自发地交流，万历和崇祯皇帝基本不管。而据传教士张诚（J. F. Gerbillon）的日记，康熙不准传教士在有汉人和蒙人的衙门里翻译任何科学文献。自康熙一百五十年以降，清廷的钦天监一直由西来的传教士担任监正或监副，从没有汉人和蒙人。康熙请传教士监理钦天监，目的不是开启中西交流，相反是为了“窒塞” 中西 交流。

F：据我所知，就在康熙年代，伦敦有了皇家学会，巴黎有了皇家科学院，柏林也有了科学院。它们对欧洲的科学发展是一大推力。

X：是。康熙同法王路易十四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在同一时代。传教士也向康熙介绍过路易十四创建的“格物穷理院”（Académie? des Sciences）和“天文宫”（Observatoire de Paris）。

F：创建科学院似乎是那个时代的帝王的一个时髦。据传康熙在上朝的时候还发表过他的数学论文，康熙是不是也有意要创建大清科学院？

X：你指的康熙的数学论文可能是《御制三角形推算法论》。不过，没有记录显示康熙对建立科学院感兴趣。路易十四访问过他的“格物穷理院”，没有发表论文。他建“格物穷理院”目的是倡导法兰西的科学研究精神，培养人才。康熙的政策则是巩固“御制”，遏制科学研究精神。在清初，还有“南王（锡阐）北薛（凤祚）”等精通数学，天文的非“御制”人材。那是明朝学界的残留。后来，就彻底没有了。

F：没有人材。似乎也没有“审造器”。如果去参观过北京的古观象台和南京收藏的古天文仪器。就会发现，大清朝的观象台竟然还没有一架天文望远镜。清朝的天文学家竟然还不知道造望远镜？

X：当然知道。徐光启在1629年就建议制造天文望远镜，那是在伽利略天文望远镜之后二十年，这是很快的了。康熙也知道望远镜。北京的故宫中就有上百架望远镜，多为康乾“盛世”所收藏。但是，康熙防备望远镜的扩散。康熙命令传教士不要去做望远镜。望远镜只能是御用，所以，观象台上反而没有望远镜。清宫中的御用的天文仪器比天文观象台上的仪器多得多。整个清朝发表星表都是没有望远镜的实测数据为根据的。那还能不落后？康熙是怕仪器一经拿出宫外，就会有人复制，改进，他就不能垄断了。

F：还有没有其他的垄断证据？

X：代数。不像算术，代数要靠一套符号。符号就是代数的语言。1712年耶稣会士傅圣泽写了一篇《阿尔热巴拉（代数）新法》向康熙介绍符号代数。康熙看不懂，他说此新法“可笑”。他下令不准代数新法传播。所以，直到1859年代数符号法才开始在中国流传，那已是150年之后的事了，早已不再是新法。

F：“可笑”一说，是典型的不懂装懂的心理表现。这不奇怪。1949年初，在北京，我初三，被叫去给一个文化补习班上初中代数（当时有很多文化补习班）。一当我用符号讲a=-(-a)时, 班上年龄大的人都不明白，年轻的则易于接受。1712年康熙已经58岁，弄不懂代数符号法，情有可原。不过，我记得康熙还很爱说别人不懂科学。

X：1689年，康熙在南京要捉弄（贬低）大臣李光地。康熙事先问耶稣会士南极老人星出地平几度。见到李光地上朝后，康熙考问他：“可识老人星？” 李光地无以对。康熙得意了：“老人星在北京自然看不见，在南京就看得见。到了你的老家闽广，连南极星也看得见。” 康熙得意忘了形，在闽广，南极星是看不见的。梁任公说，康熙的科学是用来打击他人（李光地随后被降级）的一个工具，一点不错。

F：从代数符号到南极星，证明康熙对近代科学所知也有限，是不是同传教士有关系？

X：有关系。康熙只向传教士学西来的科学，并没有真正开启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中西交流在当时已经没有技术上的困难。亚欧水上交通已很发达。前面说过，西方科学文献在明末就能及时地送到中国。当时有些欧洲学者还很希望他们的研究成果能得到中国学者的响应。开普勒的Tabulae Rudolphinae于1627年一出版，他立即寄到中国一本。传教士对西学东渐有很大贡献。有些耶稣会士的确是一流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也受到罗马教廷的影响。譬如，他们对哥白尼的日心说一直态度暧昧，可能并不只是学术上的原因。

F：我看到史书上说，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才将哥白尼日心说原本地介绍到中国。当然，他们也不会介绍“我的研究不需要上帝”的科学思潮。

X：这个问题可以用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遭遇来说明。现代数理科学的一大特点是有理论体系，任何有价值的论断都应当是可以被证明，或被证伪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体系是证明和证伪方法的一个原型。中国传统科学中没有类似欧式几何的体系。欧州从基督教发端到中世纪，也没有这种体系原型。《几何原本》于300 BC在希腊成书，但希腊原本后来失传了。直到1260年，意大利人Campano 才从 《几何原本》的 阿拉伯文译本再翻译到拉丁文。此后，该书对欧洲的科学，宗教和社会的影响极大。在西方，《几何原本》版本之多仅次于《圣经》。《几何原本》体系中是没有“上帝”的位置的。中国的第一个《几何原本》译本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在1609年完成的。比欧洲晚了350年。不过，1609也大体是欧洲开始建立科学体系的年代。那时出版中文《几何原本》，尚属及时。可惜，利玛窦和徐光启的版本并没有在中国流传。康熙时代流传的《几何原本》是传教士给康熙的进讲本。传教士把其中的公理演绎体系已全被破坏了。即把《几何原本》的精华，对现代科学最有用的启示，都去掉了。

F：有道理。不过，有人说中国传统不喜欢公理演绎体系这一套，可能是《几何原本》的精华在中国不流行的主因。似乎也不尽然。我的许多物理界的老师和朋友都有过对平面几何着迷的经历。严济慈先生告诉我，他的第一本书是《几何证题法》，写于二十岁之前，就因为对几何证明着了迷。我自己也是。直到初二，我的数学只能得60分。初二到初三的暑假，我一看平面几何，似乎一下子就开了窍。一个暑假不但把平面几何教科书中一个学期的题都做完了，而且找了许多其他题来做。按你对《几何原本》的分析，或许可以说，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社会标志，是看欧几里德几何是否像《圣经》（或中国的类似可比的出版物）一样普及了。

说得太远了。回到本题。你在文章一开始引用胡适的话说，明末还是可以的，但清代以降，中西“双方（科学）相差，真不可以道里计”。你能不能更定量地说一说，康熙一朝，中国的科学到底衰落了多少“道里”？

X：康熙在晚年（1713-1722）主编了100卷的《律历渊源》。其中《数理精蕴》53卷，他自认为是，也曾被誉为是当年的数学百科全书。十六世纪中叶以后，欧洲的数学进展主要有，代数符号（1580），对数（1614），计算尺（1620），解析几何（1620），加法机（1642），微积分（1665）。其中最重要的是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无此二者，很难明白和应用牛顿力学。然而，“数学百科全书” 《数理精蕴》中竟然完全没有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编撰者可能根本不知道有这两门新发展的数学。明末1630的“崇祯历书”虽也落后西方。但还远没有落后到全然不知最新重要发展的地步。

F：我离开中国快十七年，对“最新重要发展”也陌生。到是常听说有什麽“XX大帝”，“XX大帝”之类显灵于视频之中。好像也有“康熙大帝”。你对这位视频“康熙大帝”，有何评价？

X：哈哈…哈哈…不值一谈，不值一谈。

从康熙的 “窒塞民智”到 “窒塞民智”的再显灵，呜呼！

后记：席泽宗教授的答话，没有字字经他本人审阅(眼疾，难阅读)。如有误，我负责。席泽宗先生的更详尽的论证可见他的 “论康熙科学政策的失误”等论文（《古新星新表和科学史探索》，2002）。

11/23/2006, 美感恩节，Tucson

是否谅解民营（或戴民营帽子而实为权力资本）企业家的原罪，已经成了当下中国的一个热门社会话题，以致于有人抬出至今在自由知识分子及底层精英中素孚威望的胡耀邦来。这个动作不是重忆胡的开放、善良与廉洁，而是搞了个“皮影操作”，把胡的长子胡德平叫出来说话。胡德平认为不应该追溯“第一桶金”问题。[“胡耀邦长子胡德平：清算民企第一桶金就是否定改革”，博讯网2006年11月24日]

──《观察》首发

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接见媒体说：“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我在“民建”内部会上讲了此说不妥（见《民建座谈会发言纪》2006/10/30），做为“民建”会员和过去的基层干部，根据自己经历和观察现在阐述不同观点，与成主席商榷：

成思危先生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大陆八个“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近年频频在媒体曝光，论述民主党派不是政治花瓶（注1）

（一）一个“民建”基层干部的认知

本人1988年加入民建（比成主席早六年），同年当上济南市政协委员，不久成了民建山东省委委员，并被选为山大“民建”副主委、民建全国优秀会员。我入“民建”已18年，做为“民建”的基层干部，我深深感到“民建”远不是独立自主的政党。它事事处处都受到中共当局的严格控制。包括：发展会员必须得到中共统战部同意，决定民建内部选举的候选人、民建中谁去当政协委员或人大代表、谁去当“民建”省委委员，都必须得到中共当局的同意，民建省委、市委换届改选，召开代表大会都要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下进行。

中共为了直接控制“民主党派”，最近还在“党派”中发展中共党员，中共在“民主党派”市委、省委机关中，安插中共党员当干部，这些人享受公务员待遇。中共对“民主党派”的监控、操纵可以说无孔不入、从上到下，很多人将其称之为“花瓶”并不过分。

中国的“民主党派”在历史上如何定位？当前自由世界对其怎样评价？决不是中国 “执政党”或“民主党派”的当红人物能够决定的。

（二）从一个会员的遭遇看“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

本人今年2月发表了 “建议修宪除去‘共产党领导’”，以后又相继写了些维权文章登在网上，结果住处遭到几辆警车和数十公安人员包围，他们没有搜查证但进入家中查看盘问二个多小时，抄走了二台电脑，将本人带到山大公安处讯问。以后又被公安多次传唤。5月30日公安下达了“决定书”，剥夺了我的出境权利。从6月5日开始，我家电话受到恶性骚扰，经常一天能听到几百到几千次骚扰声，持续了5个多月。由于电话受到骚扰，山大“民建”主委打通知我开会，结果三天打不进电话，只能跑到我家下通知，我告诉了她电话骚扰的情况。有一次民建聚餐，我提出家中电话受到骚扰，建议民建山大主委向其上级省委提出，请他们帮助查问制止，结果得到的回答是，你自己支反映吧，他们不问也不管。今年五月民建山大的两位主委到我家，劝我不要去香港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原因不知道，是上级的意见，我说既然没有原因，我有公民权利，还是要去香港的。不久我就接到了公安局不准我出境的“决定书”。

从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现在的“民建”组织根本没有能力，也不愿维护他自己成员的政治权利，更何况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这样的“政党”不是花瓶是什么？

（三）中共建国伊始，花瓶政党已露雏形

“民主党派”发展到现在，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949年中共建国伊始，“民主党派”的花瓶形象就已有雏形。据章立凡（民建创始人章乃器之子）整理：“中共在新政权的领导作用，很快在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体现出来。历史上各民主党派内都有中共秘密党员，某些民主人士也曾秘密或公开地加入共产党。新政权成立以后，一些共产党人被安插进民主党派。根据中共的要求，各党派撤消了在港澳和海外的支部，并承诺不在军队中发展成员。

中共中央统战部还给各民主党派划定了发展成员的领域。民革：原国民党军政人员；民盟：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民建：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民进：教育、文化、出版、科学界知识分子；农工民主党：医药卫生、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致公党：归侨、侨眷；九三学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医药卫生界知识分子；台盟：台湾省籍人士。

各民主党派的经费，以往都是通过捐助等方式自筹，例如“民盟”总部在北京购买办公用房的费用，即是由“民建”赞助。自从成为新政权的成员之后，‘民主党派’的经费及人员工薪也变成由国库支出。“（注2）

从执政党的这些措施来看，中国“民主党派”的花瓶命运在1949年前后已具雏形。中共为了限制“民主党派”的自由发展，做了很多制度性的规定。这些规定，是违背政党间独立、平等竞争原则的，如：“民主党派”必须承诺不能在军队中发展党员，只有中共可以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发展党员，从而保证了中共可以完全控制军队。中共可以在港澳及海外设支部， “民主党派”不可以，这使“民主党派”断绝了海外的联系。大学生也是中共领地，禁止其他党派发展。中共自认为是工人农民的代表，当然禁止其他党派在其中发展，甚至成立于1930年的“农工党”也不准发展农工成员。中共把“民主党派”排斥在国内最广大的人群工、农、兵、学之外。

中共的严格规定，为中共垄断政权提供了空间，使其能够保持一党独大、一党专政的地位。这些制度性的规定，使“民主党派”完全演化成 “花瓶政党”。时至今日，中共党员已达到7000多万，而八个民主党派的成员总数加起来不到70万，不足中共党员人数的1％。“民主党派”成了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花瓶”。

（四）回忆57年反右

中共领导的1957年反右斗争，践踏政党独立、政党自由的普世价值，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在“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民建’154名中央委员中，有28名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中委总数18％；24156名会员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有3100多名，占会员总数的13％。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注3）

57年的反右派，是“民主党派”的一场浩劫，在他们的中央负责人中，“民建”创始人之一章乃器（粮食部部长）、农工党主席兼“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交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副主席龙云、“台盟”主席谢雪红、九三学社中常委（山东大学副校长）陆侃如都被打成极右派。（注4）反右之后的“民主党派”已经是伤筋动骨，奄奄一息。各省市基层骨干，凡敢于议政、批评中共的无不受到残酷打击。

回想1957年中共在“民主党派”中打了那么多的右派，在他们的中央领导和省市领导人中批斗了那么多人，作为一个“党派”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听不到集体的抗争。

中共可以到“民主党派”中打右派，抓人，关人。“民主党派”可以到共产党内部去抓左派吗？当然不可以。这叫什么独立的政党呢？这不是任人摔打的“花瓶”又是什么？

57年山东大学中文系著名教授、诗人高兰只因为说了一句话“‘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仪仗队”，就被打成右派，批斗得不亦乐乎。这还有什么“互相监督”可言？明明是花瓶，却不准讲“花瓶”，这不是暴政是什么？

1957年之后的“民主党派”已是面目全非，即使有些应景、应时的活动，也已经基本没有社会影响。在文革中他们的遭遇则更加悲惨，“1966年8月，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机关被查封，负责人被批斗，工作人员下放干校或农场劳动。许多人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凌辱，肉体上受折磨。有的甚至迫害致死。民建中央和地方组织被迫中断工作十一年。”（注5）直到1977年才恢复了一些活动。奇怪的是“民主党派”领导人在公开讲话中，从来不提1957年反右派时和“文革”中他们的悲惨遭遇。

（五）不该沾沾自喜于几个副职

成主席1995年加入“民建”不到二年就成了民建中央主席，不到三年就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家二级官员）。为了说明“民主党派”不是花瓶，成主席在今年8月17日接受香港《凤凰周刊》记者采访时说：“‘民建’11名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但是查看一下这些“重要职务”，全部都是副职，包括副部长、副省长、副总检察长、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为什么成主席举不出一个正职的的例子来呢？问题是中共只是把“民主党派”当做花瓶，当做陪衬，现在的局面还不如五十年代初，当时“民主党派”至少有五个正部长，还有两个非中共副总理（副总理共四人）、中央政府副主席共六人，其中二人为民主党派，现在一个也没有了。当然即使“民主党派”有人当了正部长，也不能说明这些“党派”不是政治花瓶。

现在中央的每个部委，都设立有中共的党组，这些党组要在政治上把关，重大决策没有他们的点头是不能拍板的。在那里中共的党组，才是真正的领导者。

“民主党派”绝对没有权力在部委中成立自己的“党组”，所以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成主席不该为自己的会员，当了几个副职而沾沾自喜。应该争取的是党派之间的平等关系、竞争关系、互相监督的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赏赐关系。“民主党派”是不是“花瓶”要看他们在政治上法律上，是否和执政党有完全平等的待遇；在活动上是否独立自主，与执政党有同样自主活动的空间。

（六）参政议政不讲政治

现在全国上下最关心的是政治改革，“民主党派”做为一个政党，谈到参政议政，主要应该议论政治问题。但是成主席在回答凤凰周刊访问时，说他受到的重视主要表现在经济问题上，他说：“民建这几年也提过

很多很有价值的提案，比如虚拟经济、金融全球化、中小企业发展。“有人问及胡锦涛曾亲自点名让他去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时，他说：”我们去年和胡锦涛总书记一年有九次高层协商，协商包括各个方面，你说的这个问题是胡锦涛总书记去年春节座谈会上提出来让我们研究的。“

成主席在谈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时说：“现在（我）作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我负责证券法、农村金融的执法检查”。作为一个政党的主席进入政府，应该提什么建议？我认为主要应该对大政方针提建议，这是“民建”章程明文规定的义务，在民间对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情况下，更应多谈政治和政治改革。

但是成主席讲的却都是经济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金融、证券问题。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吗？不是！他1954年在华东化工学院毕业，以后一直在化工部门工作，直至1994年升任化工部副部长，他学习从事化工专业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他的研究范围主要在化工的“硼资源”方面，也有不少专著，他应该是一个学有所长的化工专家。

就是这样一位从事一辈子化工、对“民建”几乎一无所知的化工专家，到了1995年（时年60岁），被中共看中，空降加入“民建”，第二年1996年（61岁）当上了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63岁）当上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为什么成思危先生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乘直升飞机当上民建中央主席和国家二级官员呢？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个“业务干部”，而且是专心干化工专业的专家。从他后来的讲话分析，他对政治问题缺少思考，他在大学上的政治课和以后接受的思想灌输使他只知道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他的亲身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依靠执政党才能享受高官厚禄。这样的人在执政党看来当然更适合担任花瓶政党的主席。

说他在经济领域里参政议政，他有什么条件？像证券法、金融方面，他都是一个门外汉，他过去没有专门的研究，没有论文没有实践。现在执政党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甚至专家组，成主席如果在这方面有些出格的建议在碰过几次软钉子之后也就老老实实地对中共的提案举手赞成了。

（七）不该误人子弟

成主席在平步青云之后，受到胡锦涛多次接见，他把这些当成自己的光荣，认为他的待遇提高了民主党派的知名度；他认为自己频频出镜，展现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听说有些年轻人要加入民建是因为他的个人影响，他感到很自豪，以为自己引领出一条青年人的道路。

其实成思危先生的从政道路，并不值得有为青年学习。

值此国家危机重重、上下腐败、人权不保、民主化举步维艰的时期，一个热心从政的青年，应该在政治上争当公众代言人，为弱势群众仗义执言、维护权益，为民主宪政探索道路。而不该只是追求眼前功利、官场的成功。为国家命运着想，为青年后进思考，成主席不该误人子弟，误人子弟会受历史谴责的。成先生应该三思、反省才是。

（八）不甘花瓶 要挺直腰板

“民主党派”成了“花瓶政党”，追究根源是来自于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在中国应该制定“政党法”，保障政党间的平等自主的竞争关系，保障公民参加、组建政党的自由权利，保障政党内部的民主活动。为了改变“花瓶党派”，应该修改“民主党派”的章程，应该修改国家的宪法和有关法律。

大陆“花瓶政党”的出现，主要的起因是中共推行一党专政，要领导控制其他政党，但是“民主党派”中有些人不知自重也是原因之一。“民建”的章程中甚至写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这样互相矛盾的内容。当然这也说明了“民建”内部存在不同声音。

“民建”成员应该自重、自强，“民建”章程规定了会员权利，其中第三项是“对国家大政方针及地方重大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民建”会员有很多当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们现在参政议政应该是围绕“大政方针”和“重大问题”；比如可以是从修改本党的章程开始，删除自我矮化的内容，再比如就政治体制问题建议修改宪法，建议制定《政党法》、《新闻法》、《出版法》，建议废除劳教制度等等；从维护人权出发，修改刑法，废除“煽动颠覆政权罪”等条文；修改“公务员法”，禁止政党机关干部享受公务员待遇；修改选举法，制止政党操纵控制选举过程，使用暴力对待竞选人的行为，保证公平公正的竞选活动；应该建议废除行政各部委建立政党党组的制度，禁止任何政党通过其政法委，直接操纵控制司法过程，应该促使司法独立；建议尽快制定直接竞争选举各级政府官员的时间表等等。

“民主党派”如果不甘花瓶形象就要挺直腰板。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众人的努力，中国的“民主党派”有近70万成员，而且多是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他们理应为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做出贡献，以实际行动改变花瓶形象。在这方面也希望成主席能起到带头的作用。

据传成主席曾准备在“民建”内部扩大民主，推行差额竞选制度，如果属实，这确实是件好事，在这方面，可以走在中共前面，请他们到“民建”来取经，也可以让社会耳目一新。扩大民主，不管在“党派”内还是“党派”外都是件好事。其本身就是在推动政治改革。

注1； 2006年9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注2：章立凡《 联合政府之梦：中国民主党派的前半生》

注3：《中国民主建国会五十年》P93

注4：汪国训《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P412

注5《中国民主建国会》P98

2006年11月30日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新世纪新闻

  章子怡和日本男人

安东尼奥尼和章子怡本来是不搭界的，他们也确实是不搭界的。那么为什么要把他们扯到一起呢？是什么把他们扯到一起的呢？其实不是他们俩本身的什么化学成份，而是针对他们的化学成份把他们俩粘在了一起。中国文化面对三大禁区，这已有了几十年历史，但是变化很大。德国之声记者分析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