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最近对改革的反思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的许多问题都跟经济自由主义有关。贫富差距太大，是因为商人太自由了，发展到惟利是图，不顾消费者的利益，更谈不上国家的利益，社会的利益。贪官污吏也是太自由的结果，没有人监督，自由自在谁不想多捞一点。至于社会的道德沦丧，寡廉鲜耻更是人性的大暴露，是过分自由的结果。于是把当今的经济社会问题统统都推给了经济自由主义。而且经济学理论里确实有经济人的假定，假设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而且这种追求个人利益的立场还得到承认，说是社会创造财富的推动力。正因为经济人的假定，许多人认为当今的丑恶是和经济自由主义有关。

这样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经济人的假定确实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石，经济学中不但不反对企业追求利润极大化，而且还要求企业这样做。公有制企业的大毛病就是领导人不追求企业的利润而追求个人的利益。经济人的假定还要求个人或家庭要效用极大化，买东西要精打细算。总之经济学要求大家追求利益，而且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这样看来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责难似乎并不错。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错了，意味着市场经济也错了。那么我们整个改革就是走错了路。下一步就应该回到计划经济去，这也给政府干涉市场创造了理论根据。我认为这种看法非常危险，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澄清。

我同意经济人的假定有其片面性，它没有把经济人假定的背景条件明确地说出来。这个背景条件就是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自由人，他们的利益都同样受到尊重。因此每个人享受自由的同时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这个背景条件非常重要。它必须和经济人的假定同时列出来，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可是现在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却没有这样做。这就很容易误导读者，以为人们追求利益可以不顾别人的利益，甚至于去追求特权，通过特权得到比一般人更多的自由。这完全违背了经济人假定的精神。

中外的大学问家都谈过自由。比较一致的意见都把自由解释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孔子说“六十而知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是这个意思。不认识客观规律，自以为得到了自由，其实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不过经济自由主义中的自由，意义又更深一层。它不仅仅是一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且还是行动的规范。我把经济自由主义解释成“不妨碍他人的自由”，或者更进一步“自由选择形成双赢”是为经济自由。

为什么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反而成为自己的自由呢？这要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创造了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妨碍自由的环境里，岂不是得到了最大的自由。这个例子说明从个人的立场看问题不同于从全社会的立场看问题；从个人看是自由的减少，而从全社会看则是自由的增加。人类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里普通百姓是没有多少自由的，原因就是有些人的自由太多了，干涉了别人的自由。而现在讲究人权，反对特权的社会里，人人平等，大家的自由更多了。反过来看也是一样。在一个特权盛行的社会里普通老百姓是很缺少自由的。

限制自己的自由，不要妨碍他人的自由。所以说“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我们往往看到由于爱的方法不对，干涉所爱的人的自由，好事变成了坏事，父母干涉子女的婚姻，配偶干涉对方的交友，把原本美好的事搞糟，令人非常惋惜。即使对于自己的孩子，由于爱而不得不干涉他（她）的自由时，也要非常谨慎。因为自由是人的基本权利，旁人无权干涉。所以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有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所以尊重别人的自由，不要麻烦别人，勉强别人做不情愿的事，是个人修养的一条原则。

从社会上讲，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是一个平等社会的必然结果。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享受的自由是同样多的，因此每个人要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来看看，是什么人起劲地反对自由主义，正是那些想保持特权的人。当然也有少数不明白自由真意的人以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所以反对自由主义，那是对自由的误解，并不是真的反对自由主义。可是想保持特权的有心人，往往利用对自由的误解的人来反对自由主义，后者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利用，最后损害了自己，那是很可悲的。

团体与团体之间，甚至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尊重对方的自由也是避免大规模冲突的原则之一。自己看不惯的事也不许别人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强迫别人也去做，往往是国家间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现在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在市场上配置，通过市场可以以合理的价格得到资源，争夺资源的战争不大可能发生，而干涉自由的战争正在成为战争的主要原因。

就经济学而言，尊重别人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国家不但不能富强，而且往往是内乱的原因。缺了自由平等的社会很容易走向动乱。

在平等自由的社会里，一切交换都使双方得益。如果企业家赚了一百万，那么和他打交道的人也能同样赚差不多的钱。并不是企业家赚了一百万，社会就少了一百万。所以企业家赚钱对社会有功。这和我们普遍的认识大相径庭。传统经济学认为交换不产生财富，那么一方得益另一方必定受损。交换是零和游戏。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了交换的障碍和经济的停滞，甚至人民的内斗。把创造财富的企业家看成是剥削者。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自由主义有多么重要。

离中共十七大召开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虽然我等对政治并不感冒，但至少也知道“十七大是权力斗争的大会”这类说法。是不是权力斗争大会，咱先从一个侧面“猜测”之：涉及十七大的人事问题，在大陆互联网上早已成为言论禁区。著名的天涯社区里曾有某论坛，因为谈论十七大人事安排，最后落了个被“关坛”的下场。

胡锦涛彻底掌权意味着什么？

按民主国家的精神，政府官员只不过是人民的雇员，人民议论猜测一下何错之有？问题是，中国的政府官员是人民的大爷，而且我党又凌驾于政府之上，所以党的问题容不得小民议论。事实上也是如此，大陆的媒体偶尔会批评一下政府，但党是不敢批评的。

党的问题集中到最后，也就是个人事问题：一个腐败的执政党，内部争来争去斗来斗去，无非就是利益如何分配，而任何一次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划定，无不从人事斗争开始──从这个意思来说，人事安排既是我党内部斗争的最后问题，也是最初问题。

我知道国内有不少人寄希望于十七大，寄希望于胡锦涛的彻底掌权，这些人当中，包括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锦涛彻底掌权意味着什么呢？用我党一贯的说法，就是“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由总书记上升为核心，胡锦涛才算是无可置疑的一把手；也只有上升到核心，在党的历史上，胡锦涛才有了与江泽民“平起平坐”的前提。

这些个论断，不是我捏造出来的，而是完全根据我党一贯以来的品性做的判断。曾几何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这句话，听得我们耳边起了茧，忽有一日，改成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难道是胡锦涛比江泽民谦虚不成？或者是胡锦涛上台之初底气不足，不敢以核心自称？我当然倾向于后者的解释。为了证明自己的倾向正确，我这个对政治并不感冒的人，居然也很有兴趣期待十七大呢，我倒想看看，过了十七大，胡锦涛会不会成为核心。

“核心论”跟皇权有什么区别

“核心论”当然是中国特色了。试问读者诸君，你可曾听说过“以布殊总统为核心”，“以布莱首相为核心”？不过你应该听说过“以金正日为核心”──好在还有朝鲜这样的国家与中国为伍，中国倒也不寂寞了。

我是十分厌恶“核心论”的。要求一个国家的人民，团结在一个指定的核心周围，是一件多么荒谬而又危险的事。好比一个苹果，一旦核心部分腐烂变质，那么整个苹果也就坏了。我看“境外媒体”的分析报道说，江泽民是党内最大的腐败分子──既然核心腐败，你还能指望这个党不腐败？就算核心不腐败，但“核心论”跟皇权又有什么区别？皇权之下，出现一个李世民，那是千年才能碰到一次的事情，咱就不指望胡锦涛了。

皇权意味着絶对的权力，毛泽东的文革教训还不够吗？

那中共宣传“核心论”，到底为什么？是因为中共缺乏信仰，以至于不得不立一个核心出来，让党员们“瞻仰供奉”？只是不知道哪天“核心”一命鸣呼，这个政党会乱成怎样。

依权力斗争的逻辑，胡锦涛拿下陈良宇之后，离核心的位置是越来越近了。胡锦涛强调这是反腐斗争，可是离陈良宇下马有一段时间了，陈良宇会受到怎样的“法律处分”，却没有任何下文。照我看，陈良宇犯下那么大的事，够枪毙几次了！胡锦涛，你可不能把全中国人民都忽悠了，如果陈良宇只是落个“党内处分”最后不了了之，那你这政治斗争的意图也太明显了，谈什么反腐败！

思想控制胡已经超出了前任

是的，到目前为止，在个人的清廉问题上，胡锦涛是没有他的前任江泽民那样受人诟病，但胡锦涛政府对新闻管制、对人民思想控制的加强，却已经超出了他的前任。

简单列数一下胡锦涛任内至今的新闻管制案例：一、二００五年三月以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为名，强行改造高校ＢＢＳ，使之成为“实名制下的校内交流平台”；二、二００六年六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二次会议提交了一份《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该“法”规定，新闻媒体“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由（突发事件）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三、二００六年十月，信息产业部称将推行博客（Ｂｌｏｇ）实名制，消息一出，立即引起网民情绪强烈反弹。随后，中国互联网协会方面澄清说，信息产业部门并未正式出台有关“网络博客实名制”管理的政策规定，但对网络博客进行实名制管理，肯定是中国网络博客未来规范发展的方向。

．．．．．．

虽然有种种操作上的阻力，但官方对网络的“规范决心”，却让人不得不为互联网的命运担心。这网络实名制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这是我党进行思想控制的一个“阳谋”。中共宣传部的官员说，“中国是新闻出版自由最充分的国家”，外交部发言人又说“中国无人仅因网上言论而被捕”，这些，统统都是只有恬不知耻的人才说得出口的欺世大谎言。法国人说：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法国人用“三权分立”解释了他们的“自由和枷锁论”，中国人却用了一党独裁和专政，和伟大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一个接一个的核心。

胡的思维和说话方式一成不变

读者诸君想必也注意到了，中国的官员讲话，喜欢动不动就说“我代表”。这“我代表”的发言习惯，絶对是一种思维逻辑使然，和我党的“核心理论”是一脉相传的──以某某为核心，实际上就是个人权力的放大。于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就成了全国人民的皇帝，理所当然的，他可以代表全国人民、市委、县委书记，就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中国人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一个动不动就“被代表”的社会里，神经早已麻木，麻木到当他们有了代表别人的机会，就会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自然而然地说道：“我代表．．．．．．。”

想必胡锦涛以前也是被化表惯了的。至少，他被江泽民代表了十几年，现在终于是翻身的时候了。

一些对十七大抱有幻想、对胡锦涛抱有幻想的人，请擦亮你们的眼睛罢，大的不说，就从思维和说话方式的一成不变，比如动不动就代表别人──你以为在胡锦涛任内，政治民主的出现是可能的事么？

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国家？中国民间的一句“顺口溜”说：不反腐，亡国；真反腐，亡党。这就是以党为核心、以某人为核心治下的中国。

一、大国崛起，细说你的来龙去脉

大国崛起，是最近几年来一个流传已久的学术伪问题。最开始是一批搞国际问题的专家为了忽悠领导捣腾出一个概念叫中国“和平崛起”，翻译成英文叫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但“和平崛起”的提法本身就有问题，如新加坡的李光耀就很不认同这种提法，本来大家是平起平坐，你一Rise，你就崛起升高了，就变得高高在上，你在高，我在低，那我就会受到威胁。而且Rise本身有威吓（Startle）的含义，你Rise了，其他人没有Rise，大家就对你感到不安，为你的Rise感到担忧了，结果岂不军备竞赛的重新开始？本来“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好好的，公开提出“和平崛起”后在国际上反倒起了负作用，很多周边国家还有美国乘机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于是2004年后官方对外不再宣传“和平崛起”，而改成了“和平发展”，叫Peaceful Development，结果Rise这个劲头给缩了回去，主要强调“和平”的发展了。改成“和平发展”就像放了个没臭的屁，等于没说，试问世界上哪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不是在“和平发展”？这也就宣告“和平崛起”这个概念基本完结。

不知何故，最近央视又开始大张旗鼓的谈论大国崛起，虽然很隐晦的先说历史上其他国家的崛起故事，但最终的落脚点却还是在中国崛起上。但大国崛起的说法也有点问题，这里的大国，应该不是指Big Country，而是指Big Power，如现在的美国，我们就叫他Super Power，但真正成为一个Power，决为易事。一个小国家，比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就算当年也谈不上是一个Power，哪怕他们当时声称自己拥有了世界，拥有了无敌舰队，这些国家能够风光一时只是因为处于无人挑战的历史时期，这是经不起考验因而非常短命的。这种Power，只是独脚戏，它不能称为Power的根本原因是他们有限的资源和人口这些最基本的禀赋缺陷。

如果要说Power，在世界打通以前，中国其实一直就是Power，而且是Super Power——再怎么落后，如此庞大的国土和巨大的人口数量，永远都不会有生存的危险，也足以让其他国家担忧。其实中国的过去并没有那么的糟糕，我们为什么总是鄙视旧社会，大概是和我们长期以来受到“污蔑旧社会”的历史史观有关。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根本就没有必要妄自菲薄，不管怎么说，我们一直就是Power，至少在地区层面上是，如果还要说大国崛起，那一定是向着Super Power的目标迈进了。但是要真想成为Super Power，那就意味着改变世界格局，意味着挑战美国的霸权，和平的崛起，历史上没有先例。即使我们一再强调自己是和平的，但哪个国家敢把自己的国家命运放在一个挑战国的外交承诺上？反复强调自己是和平的崛起，反倒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嫌疑。所以说，无论是和平崛起还是和平发展，都是个糟糕的概念。

二、中国崛起，美国怎么想？

说到大国崛起，我们无法摆脱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应对美国——美国也在大洋的彼岸一直盯着中国。无论中国说崛起也好，发展也罢，对当今的全球霸主美国而言，那只是外交辞令，让他们放心不下也不容许的是，新的霸权兴起并向美国挑战。就算像布列津斯基那些非鹰派的人物，在尝试建构一个由美国霸权主导的世界新秩序中，中国也只是被赋予扮演维持亚洲大陆稳定的一个地区大国的角色而已！而中国现在还远远谈不上对东亚地区能起到主导地位。

美国的外交政策，如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战略，也就是Engagement，其主调是把中国“拉进来”，希望中国能够逐步进入国际社会，接受国际的规范，这个地区大国就有利於维持国际社会秩序，也就是美国全球布局重要而有用的一员。 所谓Engagement，说白了就是轭制，轭的意思是给牛套上枷锁，牵着牛鼻子走，牛要听话就牵着，不听话就抽一鞭子，正如克林顿时期的接触战略，强调的是软的一面，而现在小布什时期的战略，更强调硬的一方面。不管是软的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迫使中国融入美国的战略圈。

最近美国的对华政策又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作为美国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实务人物，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今年九月发表了一篇有关美国对华战略关系的重要演讲，最新政策不但要把中国拉入国际体系，而且要进入让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扮演“利害与共”的角色。而其用词是Transform这个字，Transform就是“变成、改造”，也就是实质上进入另一阶段、另一形态。 佐利克要中国成为国际上利害与共的国家，其含义重大，利害与共不一定是盟友，但关系却可能比盟友更重要。中国不再在国际团体内受到限制，而是成为涉及利害关系的持份者，是利害关系把中美拉在一起，所以美国会跟中国合作，但仍然步步为营。佐利克有一句名言：“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真正走”和平崛起“之路，但是谁也不会把自己的未来作赌注。”简而言之，佐利克是两手准备，一手搞合作，一手搞防范，也不理你是崛起还是发展了。

美国曾经公开声称，在近30年内没有和美国同等量级的对手出现，美国已经在经济、政治、科技甚至文化上全面领先。目前看来是这样，未来30年也应该是这样。但留给世人的这30年，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挑战美国霸权显然不现实，反而会打乱自己的战略计划，葬送几十年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如此看来，和平崛起这样的说法显然就是一个伪问题。我们的和平崛起到底是在哪个层面，是地区层面还是世界层面？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在这任何一个层面崛起都要受到美国的强烈打压。那我们在最近30年提和平崛起到底是自我激励还是自我梦呓？

在当今的国际格局里，留给中国的空间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大。事实上，旧有的体制，也就是美国现在把持的国际体制我们还没有完全参与、没有完全理解并利用。如果我们想重新提出自己的规则，我们首先要思考：我们有规则吗？我们能够为世界贡献什么？我们有这个实力吗？正如美圆的国际地位是依赖于美国强大的经济能力，美国的文化在世界传播是因为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我们现在显然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世界的，除了那些出口的廉价Made in China，我们对世界的优势只是廉价的劳动力。我们现在奢谈什么大国崛起，未免为时尚早。

跟着强者走是国际政治中的不二法则，参与而不是挑战，是中国未来三十最好的选择。我们的近邻日本给我们上了一课。晚清时期日本民治维新后很快抛弃了中国的传统体制并迅速成为发达国家；二战结束后元气大伤的日本紧跟美国，一举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不善于学习和利用外来力量，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这是我们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新世纪我们面对美国，能否报着学习的心态而不是抵触的心态，这很重要，跟着强者走，这无关奴才汉奸思想，国际上搭便车如人民币对美汇率，本就是高超的外交艺术，是值得研究学习的。参与现有的国际体系，中国需要更多新思维，而不是外交革命家。

三、大国崛起，你的背后是谁？

大国崛起是一个充满了想象力的词语。但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可不是这样，无论是英国还是德国，或是美国、日本，他们的背后终归是有强大的力量在支撑、在推动。不过，除了科技，除了民主，除了思想，甚至除了那些英雄人物，人们很容易忘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归根结底，所有的这些东西，科技也好，民主也好，只有真正有利于老百姓福利的，才能够真正被老百姓接受并加入到其运用的行列中去，才能算是真正的大国崛起。反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除了禀赋缺陷外，他们所谓的崛起过程不过是少数人的游戏，所以只是昙花一现，至今都只是个循规蹈矩的普通国家。而几个失败的崛起国家，如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后来的苏联，他们的强行崛起没有为国内老百姓创造足够的福利，有的甚至带来灾难，这样的崛起，是崛而不起。真正的大国崛起，目前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英国，一个是美国，最重要的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国的维多利亚时期创造的辉煌是全民共享的，而二十世纪的美国也美国人共同的荣光。

大国崛起，最终目的是为百姓谋福利。科技、民主、思想传播等等，都是这个过程中的因子，最终的落脚点是服务老百姓，而不是服务于祖国荣誉。只有为老百姓生活创造便利的才能叫科技，只有让老百姓感觉自在的才是民主，只有让老百姓认可的才是正确思想。正如一句老生常谈的话，科技以人为本，科技首先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改善人的生活，而不是像某些科学家动辄把国家荣誉放在嘴边所描述的那样神圣。再如民主，民主不仅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当家作主，民主的本质是制度，是为了提高国家和社会事务治理效率而产生的，它不是洪水猛兽，也不是万灵仙丹，那些一味鼓吹民主万能的人和曾经的“一股就灵”有着同样的可笑性。

脱离老百姓认同和利益谈论大国崛起是可笑的。如果崛起是以老百姓的利益牺牲为代价的话，这样的崛起不如不起。如果大多数老百姓对这个崛起没有兴趣，那所谓的大国崛起也就成为了部分精英阶层的个人晚宴，老百姓又何曾分享？一个漠视老百姓的大国崛起是可笑而不可靠的。如果推动者只限于学术圈的话，如美国国务卿赖斯说的，这样或那样的学说也许养活了学者，但外交政策首要的是为国家利益服务，那中国的大国崛起，又是为谁服务呢？

四、中国的战略：韬光养晦不是战略，和平崛起也不是

中国历史上一向夸耀自己有战略，但事实上这些战略倒更像是孙子兵法的权谋之技和权宜之计。战略不是态度，而是方向；战略不是计划，它比计划更加长远；战略不是高谈阔论，而要具备可操作性。战略需要调研、需要制定、需要评估，它是未来较长时期的一个蓝图。改革开放时期的韬光养晦不是战略，而只是权宜之计。韬光养晦不解决问题，只是缩起头来做人，现在提和平崛起，主张伸出头去，这也不是好办法。伸出头去人家会打你，缩起头人家要打还是会打，倒不如以平和的心理坦然面对。

伸头和缩头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出发点在哪里？未来中国30年甚至50年，我们有什么办法做到国强民富？显然，国强民弱不行，国强民穷也不行。民是国之基，没有老百姓，就没有国家的强大。宁可藏富于民，也不可民穷国困。我们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其实是完全错误的，大河有水的前提是小河先有有水，建国前三十年的建设不成功，关键就是把老百姓搞得太穷。

国家强大与否不仅仅是经济。大清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GDP仍然占世界的20%，但还是抵抗不住洋人的炮火，更赶不上人家的发展加速度。现在的中国经济看起来样子不错，每年的GDP增长速度接近两位数，可老百姓还是不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这些数字的背后，老百姓得到了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反思。

更可悲的是，我们面对那些用人民的血泪和汗水凝固的高楼大厦、高尔夫球场、、豪华盛宴、高档公车、公款旅游等等，已经司空见惯，对于现在的腐败和黑势力见怪不怪，而那些弱势群体，比如八亿农民，换来的却是半个世纪都不曾改变的无社保、无医疗保障、无养老金，甚至因户口带来的无迁徙权的窘迫境地，他们是没有任何福利的一大批人，却占了中国2/3的人口。新三座大山，房价高企让年轻人痛苦绝望，教育产业化让中年人胆战心惊，医疗产业化让老人心惊肉跳。还有失业问题和下岗问题，因为找不到工作和因下岗生活无望而自杀的新闻已经不希奇，国内的这些社会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却在奢谈大国崛起，这也应该算是盛世奇谈罢？

繁荣的GDP背后，却是来自于多数人的牺牲和泪水，这种繁荣与强大意义本身就要打问号。中国的战略立脚点应该放在老百姓的利益上，而不是为了繁荣而繁荣，为了崛起而崛起。这些空洞的口号早已唤不起老百姓的激情。只有真正考虑到老百姓利益并让老百姓参与其中的国家战略才是国家的战略。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国家战略还是应当以内为主，以外为辅。内部问题不解决，不但不能崛起，连存在下去都是疑问。正如我们现在因为社会保障问题、土地和拆迁问题、长期的环境、就业问题、教育问题、房价问题等，几乎引得是民怨沸腾，和谐社会，从何谈起。尽管中国现在因为体制和人口红利还没有用尽，经济还在往前发展，一旦经济停滞，恐怕祸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了。

大国的崛起，在于民主与科学的进步，但前提是要为老百姓谋福利，得到老百姓认同才行。虽然早在上个世纪初我们的先辈就喊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问题，同志们还需要努力。解决内部问题，看来也只有通过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而外部问题，恐怕还是要跟着强者走，尽可能的融入国际社会并争取自己的利益和有利地位，早参与比晚参与好。正如大国崛起系列片中隐晦指出的，科学是国家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民主是大国崛起的辅助剂，人民才是推动大国崛起的主要力量。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人的崛起，没有老百姓的推动和参与，任何崛起都是不长久的，也是荒唐可笑的。目前的问题不是崛起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国内矛盾的问题，不解决目前社会保障问题等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久，社会也难以稳定。精英们在谈论中国和平崛起的时候，或许应该多考虑一点国内老百姓的想法并让他们参与进来，共同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和国家地位提高的荣耀，不然，再多撅起也只是豪门盛宴，与老百姓何干？

几年前，就听说中国已经“盛世”了。今年又听说，中国不但“盛世”了，还“和谐”了。有人问了，“盛世”与“和谐”有什么不同呀？其实这里面包含的高深理论我也讲不清楚，好象听邓二世还是江三世讲过，“盛世”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至于富起来的是老百姓还是贪官，那就不重要了。“和谐”更不得了，“和谐”意味着狼不再吃羊了，贪官不再贪了，官商也从煤矿撤股了。只要打开中国的电视，每个人都在讲：“和谐了！和谐了！”听起来就象阿Ｑ嘴里喊的：“革命了！革命了！”弄得我这个流落异国他乡的浪子心里痒痒的，也想回到祖国享受“和谐”的美好日子。但是上周末一南一北发生的两起矿难，几十具血淋淋的尸体，却给“和谐社会”蒙上了一层阴影。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上周六（11月25日）17点多，云南省富源县一煤矿发生气体爆炸事故，截至发稿时已有32人死亡，28人受伤。这是同一天中国发生的第二起煤矿气体爆炸事故。同日较早时间，大约在13点50分，黑龙江省鸡西市远华煤矿也发生气体爆炸事故，据新华社报导，爆炸发生时井下有31人，当中仅有四人生还。目前找到21具尸体，还有六人下落不明，估计生还的可能很小。

煤矿已经成为中国高危行业，按照公开报导的资料，每年都有数千人死在矿井下，隐报和瞒报的更多。据中国国家安全生産监督管理局官员透露，今年前八个月，全国煤矿总共发生事故1,824起，造成2,900人死亡。鉴于各地矿难频繁，而且死亡人数衆多，有关方面从去年开始大力整顿中小煤矿，关停了一些不合安全标准的小煤矿。但是在整顿的同时，仍然连续发生动辄死亡几十人的恶性事故，我们不得不怀疑所谓的整顿到底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还是利益集团的重新洗牌。在一些産煤区，官商勾结，甚至官商不分，煤矿大多落在与官员关系密切的商人手里，甚至就在官员本人手里，官和商组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因此所谓的整顿仅仅做个样子而已。这些人为了获取最大的利润，煤矿拿到手后只顾恶性开采，哪里去管矿工的死活？

我相信，煤矿发生的大多数灾难性事故，都是官商勾结的结果。据报导，在云南富源县发生事故的昌源煤矿，属私营企业，2004年2月开办。报导指该矿场拥有《采矿许可证》、《矿长资格证》和《矿长安全资格证》，但其他证照尚在办理。我不太清楚开办一个矿场需要办理哪些证照，但是一个开办了近三年的矿场，竟然还有证照尚在办理中，岂不是太不合情理了吗？我一个小老百姓，如果想开一辆破车到马路上兜风，也知道必须证照齐全，否则警察叔叔会扣车罚款的。一个贮藏量600多万吨的矿场竟然证照不全开办了三年，也没有一个警察叔叔来管一下。如果这个矿场没有一个比警察叔叔更大的官罩着，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当然，没有人罩着，这么大的矿场也不可能落在私人手里。有可能这个矿场本来就是富源县利益集团手里的一块奶酪，因此才会证照不全开办了三年。

同一天发生矿难的黑龙江省鸡西市远华煤矿，报导没有说是私人煤矿还是国营煤矿，只说它年生産能力六万吨。这种産量只能算小煤矿，属于私人的可能性最大。我不是说私人煤矿就容易出事，问题是中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煤矿，所谓的私人煤矿可能换成官员煤矿更恰当一点。这种官员煤矿，由于无人敢检查，即使检查也是走过场，因此安全隐患颇多。从报导中我们知道，这次爆炸是由于违章排放气体造成。工人操作违章，说明平时没有很好地进行安全教育。那些人既当官又当老板，哪里有时间顾得上搞什么安全教育，因此出事只是迟早的事情。

同一天两起矿难，60多人死亡。这些在新闻里都是一些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在现实中却是60个多个破碎的家庭，以及更多伤心的亲人。更重要的是，这些死难者代表一个群体的生活状态，他们可能有几十万人，也可能有几千万人，这些死难者的今天也许就是他们的明天。据说“和谐社会”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有数千万人在死亡的阴影下讨生活，又何来“和谐”可言呢？官商勾结的煤矿，在岁末给“和谐社会”献上一份血的祭礼。阿Q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后不再喊“革命了”，在这份血祭面前，我们的大人先生们还能唱出“和谐”的赞歌吗？

人与某一个群体有利益依存关系以及行为上的制约关系，这个人就很自然地成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如果这个群体利益的取得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不符合公开，公正程序，和个人行为规范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公认的契约制度。那么这个群体就是个黑社会群体，个人则就是黑社会成员。基于上述论断，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社会则具有典型的整体性黑社会特征。

中国社会整体的黑社会的利益结构和行为表现为：从利益的取得和分配看，打家劫舍是中共积累财富的最基本和最原始的手段。打土豪分天地。是中国社会几代人仍然记忆犹新的口号。这个过程使所有的人变成无产者，此后所有个体利益的取得，必须依赖于这个社会控制体系的自上而下的计划分配。这跟黑社会的利益取得及分配结构并无二至。暴力，是整个社会运行的常规手段。

个体丧失独立的经济地位，因此丧失独立的人格。所有人的行为因受到这个集团的控制而出现盲目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先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很显然，这个宪法，既是共产党控制这个社会的帮规。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非观念，行为准则对至高无上的共产帮没有约束能力。个人崇拜是典型的帮会文化。

从成员结构上看，中国共产党员是这个黑社会的骨干份子。所有的党员，祇要你效忠于党的利益，忠于上层帮主，则利益分配和权利享用就会有一定的保障，三心二意或者犯上做难则小命难保。 这个集团的控制者实际上就是这个大黑社会的帮主。人民，则是被这个黑社会盘剥的对象。

生存的需要使人们学会忍耐，屈从了暴力的淫威，并逐步适应了中国的黑社会环境，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但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一部分人在中共恩威并施的手段下，患上了斯德歌尔摩综合症，对这个黑社会群体产生认同，甘愿享受这个利益集团的嗟来之食，甚至是对这个黑社会集团感恩戴德。这是令国际社会百思不得其解的。也是中国社会很难发生根本改变的主要原因。

中国社会的整体性黑社会化的恐怖性更在于共产党帮派一党独大，对其他的社会性群体施行坚壁清野，除了附和和屈从的组织外，如八大民主党派，其他任何形式的社会群体均没有任何的生存空间。这使得这个社会无法形成搏羿和平衡，即便是其他形式的黑社会的产生也是非常困难的。人们无法从善如流，切不能趋利避害。没有选择的自由是人类个体最大的悲哀。

认识到这个残酷的社会结构，我们才有可能找到清理这个黑社会残渣的基本途径。对于黑社会而言，当今潮流，放下尊严，融入其中同流合污是很多人的选择。我们这批人选择了逃避。逃避当然也是一条出路。但祇是为了逃避，还在这里讨论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2006年10月15日，林牧（本名骆荃桂）先生在中国西安的家中遽然辞世。这位甚至有些刚烈的彪形大汉，在恬然的睡梦中，像传说中的很多高僧大德一样，圆寂般静静地赴了彼岸。连他同床午休的太太宋湘林女士，都没有受到丝毫惊扰。他的家人没有想到，世界各地关爱他的人士在噩耗传来的第一刻，没有一个不感到突然，没有一个有过承载丧痛的心理预跑。

并不脆弱的人们懵住了，一个个丰富的头脑刹那间被格式化为空白；一颗颗拥有最美好、最健全情感的心灵，一下子木然了。过后，悲怆在五湖四海散开，唁电从四面八方传向西安，中国以外的中文网络涌起阵阵悼念热浪。老友故旧、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知识分子，甚至一些林老生前从未交往过的城乡良心人士，一改平日吝啬于颂词的积习，尽情于不无奢侈的赞美。“伟大的民主运动领袖”、“反对一党专政的英雄”、“钟情于草根的党国叛逆”……许多高傲的良心人士称他为“精神导师”，严肃的学者称他为“老小孩”……“中国人民忠实的儿子”、“进步青年慈爱的父亲”……特别多的来自民间的甚至措辞有点凌乱、稚拙的炽热怀念，让我感到冰冷的电脑都有些温暖了。

作为林牧先生的学生、忘年交，有一刻我甚至忘却了悲痛，有些妒羡起先生来了。一个人能够在身后拥有如此完全自发的挚爱，真的很值了。难道需要因为多活少活些年份而或喜或悲么！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宋教仁、李大钊、闻一多、王实味、林昭、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王申酉……顾准、王若望、王若水、李慎之、吴祖光、刘宾雁、林牧、何家栋……这些名字注定是要流芳百世的了！而西太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则注定要遗臭万年！

人权受难者觉醒的楷模

中国除了暂时做着奴隶主的权力恶棍及其手中的专政机器，别的人都是不同程度的人权受害者。林牧先生曾是共产党内职位较高的官员，但他除了例如土改中多给一两人戴过地主帽子交差，余则几乎没有干过任何整人的事情。这在共产党内可算是凤毛麟角。我曾揣摩中间的原因，觉得有缺一不可的几点：林牧先生受过国民党时代的高等教育，青年时代虽数进步青年，但是在民盟西北负责人、有着深厚国学修养的杨明轩先生（1980年我在南京大学听过杨先生讲解《文心雕龙》）身边做过事，青年林牧是国学修养、革命理想、民主风格、文人浪漫（甚至散漫）兼而有之的人，这（特别是知识结构上的杂家特色、旧体诗人的逍遥气质）使他很早出现了羞于不择手段趋炎附势官俸当头的社会性格。

应当是1949年之后的一波波“改造运动”、“反智运动”，使林牧的文人一面大大磨蚀，而他的工科素养，和在共产党人中较为领先的马、列文本修养，使他将文人气质、社会理想、妥协务实融合出了新的模糊人格。这样的林牧总算生活得风平浪静。但是，身不由己，他与陕西人一起偏偏过早遇到了共产党内的少壮派大好人，来到陕西省第一书记任上的胡耀邦。胡书记发起了让“文革”后的“改革”显得乏善可陈的“超前试验”，林牧先生将之概括为“解放思想、解放人，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时任省委副秘书长的林牧成了热心其事的干将之一。迄今为止，共产党都是坏事干得快又实，好事干得慢而浮，胡耀邦1965年发动的好事快而实，但是好人不长寿、好事难久长，陕西人民的各项工作满打满算祇好了一年，就又中断于不干好事专整好人的极左。胡耀邦被弄到京城写检讨去了，助手林牧们可就惨了。经受过种种丑陋、出卖、中伤之后，林牧入狱了。38岁的林牧拜别年轻的妻子、还在少幼期的子女，开始了十二余年的政治受难。期间两度入狱、两次被开除党籍、近九年时间接受繁重的体力劳动改造。

从风华正茂、仪俵堂堂的青年学子，到参加革命成为共产党的青年高官，再到因为人民工作优秀、稍微多了些真诚与真实多了些创造精神，而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青年政治犯，不过短短10余年！真可谓风诡云谲、朝不虑夕、世事难料、人有旦夕祸福。

青年林牧是一个非常有生活情趣、非常喜欢孩子的人，政治迫害首先使一家人的生活陷入黑暗，孩子们失去了父爱，失去了正常的家庭抚育。从小没受什么苦更没受过任何虐待的林牧，遭遇其同党的专政铁拳，颇有些桀骜不驯、自以为是，但面对高墻、电网、呵斥、体罚，他能够做的祇是没完没了的精神自刈和身体自残。看林牧的相关回忆，最令我震惊的除了他的几次自杀，就是长期的饥饿折磨。这些天，不止一个晚辈的怀念文章，提到曾跟林老一起吃家常便饭时林老的饭量之大，让人更加慨叹林老的走得突然。如果没有一位饭堂师傅的暗中照顾，我们的林牧先生很可能早已瘐死狱中，那岂不是对中国人权事业的更大损失！

“文革”中止不久，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战役打响之前，林牧先生即在老领导老同事的帮助下，先期获得恢复名誉、恢复工作，然后则帮助许多老同事、老部下昭雪反正。在劳动人事部科技局供职期间，林牧主要协同各方开明力量，为恢复、重建全国的科研队伍，建立国家的相关政策而工作。其后，回到西安履任西北大学党委书记，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项官职，也是知识丰富、品格端正、勤于思考、心胸开阔、敢作敢为的他，独当一面地干得最爽快、最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位。这期间，最重要的人生经历无疑是老领导胡耀邦的政治蒙难。这一牵动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大事件，使林牧先生的内心悄悄地发生了一次彻底的裂变，一次革命性的跃迁，那就是：一个深刻认同“自由化”的、马克思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水乳交融的思想者，义无反顾地成型了！这在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成员素质（主要是人格品质）大多糟糕的政治群体中，并不容易、也决不多见。

中国民运学者、理论家胡平认为：共产党中国能够有自由人士、人权人士的蜕变新生，主要不是靠了学术、学理资源的滋养，而是主要靠了没完没了的民族民众各界各层发生的深重苦难、靠了少数先行者的多少带有偶然性的生命觉醒（例如流传较广的遇罗克，影响甚大的“四五运动”、“民主墻启蒙”、文化知识界的“自由化”人士们）。我的理解：就是靠了一种近乎本能的刺激反应。当然，这期间多少也有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内外思想遗产、开放后从欧美来的观感等等的碰撞激发。胡平先生的这一总结到了1990年代便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例如顾准、林昭等伟大先驱，1989后李慎之为代表的一代离退休文化知识官员们的觉醒（全国应当数以千计），主要地还是因了血与火的苦难、苦难面前的良知，其次才是例如来自港台的书刊，来自互联网的民运之声、人权之声。如果说这种觉醒还有些许缺憾的话，那应当说主要还是因了人性升华上的不够，因了良知的力度与硬度不够，而不是因为例如对哈耶克等人的译着读得太少。当着胡耀邦最后一次经受大挫折，林牧先生一定在脑海中将种种人生阅历一一筛过，内心一定倾向了他一定已经不生疏的魏京生们、方励之们。

这些天我看到山东李昌玉先生的悼念文章，其中说到：“我忽然想到在林牧工作的西北大学我还有一位朋友……毕竟林牧是一位敏感人物，我的这位朋友又是老党员，所以我祇能小心翼翼地提林牧。没有想到这位朋友爽爽快快地说开了。……我说，不是开除党籍了吗？他说，那是省委的意思，可是林牧所在的支部不同意，所以也就不了了之。他说，林牧这个人，没有官架子，平易近人，群众威信很高，大家对他的印象很好。”

林牧先生所在的党支部确实用各种办法与开除林牧党籍的指令周旋过。这当然与支部成员平时对林牧思想的认同有关——而这不可能仅仅开始于“六四”。

我的意思是林牧先生1987年思想上发生巨变了，于是才有了1989年中国高校不多的几位大学领导人，公开支持学生运动的壮举——1989年5月18日林牧先生“于北京天安门前”公开以“原西北大学党委书记”的身份，发表了立场鲜明的《公开声明——献给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绝食请愿的人民英雄们》。声明称：“可敬可爱的青年同学们、朋友们：你们以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慨，为推动改革、争取民主、反对腐败、振兴中华而进行绝食请愿。你们的爱国行动得到首都百余万群众和各省市、各行业数以千万计的群众的坚决支持和声援。……我们那一代大学生发动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在每个大城市不过有几千人参加。‘四五’运动也祇是在北京、南京、西安、武汉等几个大城市充分展开。这一次和平的人民运动，规模之大、扩展之广、水平之高、秩序之好，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而且不是由某一个政党、某一些救世主扶着站起来的，是自己站起来的。……不论运动在发展中还会遇到多么大的挫折，受到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历史终将证明：这次运动是在中国深化改革、加速实现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和里程碑。

“我们要问：是谁破坏了并在继续破坏中国社会的安定团结？是谁损害了改革开放和民主化的大局？不正是那些打击人民爱戴的胡耀邦同志，打击学术文化界一批知名人士，镇压1986年底到1987年初的学生运动的人吗？不正是那些一面以权谋私，一面专制独裁，以感想代替政策，以致朝令夕改，使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人吗？不正是那些宁可让学生饿得生命垂危，让许多大城市生产工作和教育陷于停顿，却拒绝承认学生和人民的和平请愿活动是爱国行动，反而把坚待正义的人民运动诬衊为‘动乱’的人吗？”

林牧先生的这个书面声明在广场上广播后又经外电转播，被学生印发，在西北数省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

人们看到，从“六四”的血泊中挺出来一个名叫林牧的共产党叛逆。

与1989联结在一起的不屈战士

“六四”后林牧先生去外省和故乡浙江义乌避难，次年三月回到西安后即遭到共产党组织的围攻、批判。面对汹汹局面，林木先生于1990年5月10日写了《给中共西北大学党委和陕西省委的声明》，顽强表露了自己的“五点说明”：“（一）1985年5月18日，我在天安门当场写出并被学生印发的书面声明，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由衷之语，是清醒而自觉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个声明的起草和印发负完全的政治责任。（二）我不作违心的检讨，让历史去作出公正的结论。（三）1989年6月以后，我所以长期在外，不过组织生活，是由于我的思想一直不通，不愿意回来作违心的检讨。如果这违犯了党的纪律，我愿意承担责任。（四）我支持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不作违心的检讨，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对待群众运动的正确立场，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五）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我同目前执政的一些同志有所不同。但是，我相信，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年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声音尤其在共产党的暴富集团内甚嚣尘上。对此，正如著名学者秦辉先生深刻指出的那样，在中国出现的权力如此捉弄民众财富的严重不公，即便是互相对立的哈耶克与马克思，都是一样要坚决反对的。任何人，即便他反对马克思的其它所有思想，祇要他反对马克思的基本道义立场，他就是可疑的、值得警觉应当受到反对的。当然林牧先生在相当程度上确实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在至少同样大的程度上，林牧先生又已经是一位坚强的人权战士、一位反专制的自由英雄了。

猴子变成了人就不能再变回去了——许良英、王来棣、丁子霖、蒋培坤、江棋生致林牧家人的唁电说到：“林牧先生的离去，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刚正不阿、直言不讳的有胆有识之士，失去了一位不事伪饰、性情率真的难能可贵的公民，失去了一位崇尚自由民主，服膺普世价值，以自己的思想剑锋直指一党专政制度的无畏老人。

“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在林牧先生的提议下，中国知识分子发出了1995年的《宽容呼吁书》。我们不能忘记，正是出于对中国大陆和平演进与推展公民自由运动的思考，林牧先生签署了1998年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

江棋生先生接受自由亚洲电台张敏女士采访时说到：“1995年春在林老的提议下，由许先生和林老共同努力完成了《宽容呼吁书》，而我除了是一名签署者之外，还受许先生委托，骑自行车满京城转悠，上门征集了不少老先生的签名。在1995年邓小平还在世的情况下，出面组织和发出那样的呼吁书，没有足够的勇气是绝对不行的。而那份呼吁书，也完全称得上是中国民间发出的一份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性文件。

“1998年9月初，我受丁子霖老师的委托，怀揣《自由与公民权利宣言》和《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宣言》征求意见稿，专程去林老家，请他过目和提出修改意见。林老仔细阅读了文本，在明确表示赞成的同，认真写下了他的补正意见。

“在决定正式发布两份《宣言》的前夕，我们每个签署者都意识到所面临的风险。我记得林老几次托人带信给丁老师，他愿意签在第一个，愿意承担主要风险。而丁老师则认为应由她来承担。由于《宣言》的发布由我们来完成，因此最后公布时丁老师签在首位，林老第二。

“我重读了两份《宣言》。尽管我是《宣言》酝酿、讨论、起草和发布过程的参与者，但我仍然不得不要说，它们和《宽容呼吁书》一样，称得上是中国民间发出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历史性文件。晓波说：”两宣言的宗旨，不仅在于敦促政府关注社会公正和尊重公民权利，更重要的是推动公民运动，呼唤公民社会。特别是后一个宣言，用今天的话说，实际上就是公民维权宣言。‘我认为晓波的话是中肯的。“

作为中国的大觉悟者，林牧先生的突出心理特征是怀有强烈的“六四情结”。1995年倡议宽容书以后，林牧先生每年都呼吁人们关注六。四血案。2002年，林牧先生在《六。四是什么》一文中写道：“‘六四’是什么？是试金石和阴阳界；真在这边，假在那边；善在这边，恶在那边；功在这边，罪在那边；人在这边，鬼在那边。‘六四’是什么？是惊天雷和警世钟；它惊醒了半个世界、一个世纪的狂想……”此外，林牧先生还发表了《人民万岁！——纪念六四国难十五周年》、《我在六四前后》、《六四感言》、《五四、六四和未来》、《如何评价六四事件──纪念八九民运十二周年》、《纪念六四理性前进》、《八九民运决非激进主义》等大量文字。

林牧先生始终将重新评价六四、共产党必须给予六四死难者、受害者以烈士般的抚恤、赔偿、不长，与政治改革的启动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共产党若能真正实行民主改革，必以宽容异见为先行步骤；祇有宽容才能求得人们的拥护，而现实中很多仁人志士都是六四的幸存者，他们当然不能忘记死去的人们，不能疏淡了烈士的遗属，这就必然要求共产党通过相关作为来谋求政治和解。没有这一和解别的和解能够办到吗？办不到的话又何谈和谐社会？1997年、2002年，中共召开十五大、十六大前夕，一向在特殊时刻要受到中共高度控制的林牧先生，都向中共发出严正呼吁。在《致中共十五大公开信》中，林牧先生指出：中国的“民主化和法制化可分三步进行。”第一步即关联着以宽容求和解。“第二步，以一九八二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准绳，修改或废除与宪法相抵触的一切法律、法令和政策，保障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不折不扣地付诸实施，特别是要保障人身、通信、言论出版四大自由，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大众传媒，废除书、报、刊物检查制度。”“第三步，修改宪法。重点是修改一九八二年宪法中那些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属于人民’的主权在民的国体相矛盾的规定。例如：一党独大和把执政党一党奉行的原则，用法律的形式变成国家意志和全民意志的那些规定。”

以丁子霖为代表的“天安门母亲”，是中国政治和解的枢纽型群体。林牧先生是“天安门母亲”最忠实坚定的战友。在一些问题上存有不同观点的林牧先生与丁子霖老师的友谊，堪称中国仁者之交的典范。仁人志士将永远与“天安门母亲”同心同德，与林牧先生的英灵共存。

与仁人志士合作最广的人权领袖

这些年陆续有不受共产党欢迎的进步老人去世。噩耗传来，总会有许许多多各界仁人志士，如丧考妣地哭喊着祭上一份哀思。我看到，已有的悼念、怀念林牧先生的人士，很可能是分布最广泛、草根阶层最多的了。这至少说明林牧先生交往、合作的不拘一格——这当然是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等级传统的中国，最难得、最需要的了。

这些天来，众多悼念文章都说到林牧先生敢于、乐于花去最多的精力、时间、收入，与普通的民运、维权人士交朋友，并给予他们多方面的真实关怀与帮助。我自己就是深受其惠的一个。我还亲眼看到林牧先生为几位普通作者的文章所作的修改，那是常常需要爱心、耐心、细心的事情。阳光不择亲疏，雨露不择荒沃，启蒙也好，播种也好，教导也好，交流也好，合作也好，都或多或少需要林牧先生这样的大平等精神。

很大程度上我是一个见证人——林牧先生与普通民运人士、维权人士、知识分子的合作最多、最经常。在领袖、名人中，他到外地见普通朋友，外地普通朋去西安见他，都是最多的。如果统计全面，我相信，林牧先生发起、组织、参与性指导的各种联署文献，可能有上百件。（这是今后需要搜集、整理的）其中大多数都是“草根文献”。人们可以说这些价值不大，影响也不大，但都无法否认，它们很多都至少对某一个人权受难者有着特殊意义。我最早看到林牧先生的文章和有林牧名字的文献，是在1997年。1998年我便经常能够看到林牧的大名了。身处西安的林牧先生，首先是西北的核心人权领袖，还是全国老一辈中最为活跃、最富于奉献精神的人权领袖。有悼念文章说到，老一辈中，共产党最恨、最难对付的是林牧。林牧先生固然有明显的想骂就骂、想怎么骂就怎么骂的战斗风格，但他当然也很有经验，很有思想理论行动上的智慧。这样说不必要硬比什么，也未必要立即得出什么权威定论，但可以引起对中国仁人志士研究方面的注意。

随意举些实例吧：……1999年5月9日，林牧先生领衔与西安朋友发表《西安民运人士对当前时局的四点声明》；2001年1月，林牧先生率众发表了《新世纪第一个春节就释放所有政治犯──119名中国公民致全体中国公民暨政府的公开信》；2001年3月16日，林先生发出《致贵州民运同仁的一封信》，对国内民运提出重要意见；2001年8月5日，林牧先生参与发起120位民运朋友发出《我们的呼吁》公开信；2002年2月18日，林牧先生领头发表了《呼吁民主法治、社会公正，释放政治犯——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的公开信》……

林牧先生曾数次外出遭到专政部门的围追堵截，即便在西安作为普通人上街、走亲访友，也会数次遭到专政部门的纠缠甚至绑架。在克林顿抵达西安的时刻，在赵紫阳先生去世的时刻，甚至在外国政要远在京城做国事访问的时刻，林木先生都会经受到严重的人权侵害，有时甚至要受到身体侵侮，甚至要被突然绑架、秘密关押十天半月。而当局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林牧这个人的恐惧，因于它们知道林牧先生有着极大的公众影响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弄出动摇其权力的事件来。

作为著名的“中国人权”的前理事、前名誉理事，林牧先生为了中国人民的人权作了大量具体而微的工作。近两年更是越战越勇。2006年2月22日，林牧先生和近前刚刚被捕的著名维权律师高智晟等人，共同发出《关于取缔中国特务机关的严正呼吁》的公开信，并在多次接受外电相关访谈时，点名道姓地严辞痛斥中共政要，疯狂实行特务统治的恶行。中国听众闻之无不大快朵颐！2006年9月4日，林牧先生以《迟到的呼吁》营救被捕的高智晟律师，要求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高智晟先生。据林牧先生的爱女林红介绍，林牧先生在他自己也没有任何准备的人生最后一刻，所做的主要工作不是别的，恰恰是宣传晚辈高智晟律师——10月14日，也即林老去世前一天，林牧先生给海外几位友人写信，请他们通过世界人权理事会、大赦国际等，为高智晟律师申请欧洲萨哈罗夫人权奖和美国肯尼迪人权奖。另据家人接受采访说到，“林老的突然去世与中共抓捕高智晟律师有些相关。10月12日中共当局正式以‘颠覆罪’逮捕高律师，10月13日林老在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愤怒，当时就大声痛斥中共当局，导致情绪久久不能平息。10月15日林老感到身体不适，中午吃了点中药就躺下休息，从此再也没有起来。”实际上，林牧先生去世当日上午一直在伏案写作，而内容还是与高律师等人权受害案有关。我们的林牧先生，真如有的悼念者所说：为了中国的人权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或许完全可以这样说：林牧先生是累死、气死在苦争人权的阵地上了。

林牧先生在今年10月号《争鸣》月刊发表文章阐释对“和谐社会”的国是立场。他说：政治和谐必然涉及民主、法治、人权的问题，如果没有政治和谐，就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问题。这应当可以看作对胡耀邦的“团派”后人们的教诲了。

著名维权人士刘飞跃先生在其悼文中说到：“杜导斌先生请我转达对林老去世的哀悼，他写道：”林牧先生是中国良心，是中国人权与自由运动的先驱！他的一生堪为后世垂范！‘“

江苏省曾荣立国家二等乙级伤残警察称号的维权人士郭少坤先生，在闻知林老去世的那一刻：“眼前顿时一片漆黑，我的脑海里也是一片空白，我坐在床上，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了，……爱人经常听到我说起林老，而且她还在我入狱时受到过林老先生和其他西安朋友的经济援助，因此她对林老素有好感，她听后也非常难过，不仅叹息道：”真是好人不长寿啊，他还应该多活几十年！‘“

林牧先生将永远活在视人权为生命的人们心中。永远！

首发北京之春１２月号

德国宗教哲学家卡尔。洛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一书中指出：“基督徒并不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他们在世界上休戚相关，祇是以信仰为基础。……它不是一种哲学，而是在十字架的标志中对行为和承受的一种理解。”基督信仰与世俗世界之间的密切关系，贯串于圣经及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之中。与崇尚出世的佛教不同，基督信仰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而孤零零地存在；与强调人伦的儒家不同，基督信仰也不能成为世俗伦理准则和人际关系的协调者。在基督信仰体系之内，如何厘定政教之关系，一直是焦点中的焦点。政教关系从来就不是死的、僵化的、凝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处于不断调整和变动的状态之中。近年来，美国总统布什基于信仰而作出的若干倡议及政治改革，堪称政教分离的大前提下引人注目的变化。作为其国家议程的中心，布什通过诸多法案，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地向基于宗教信仰的组织，如戒酒和戒毒中心、工作培训计划、监狱团契、收养儿童机构、防止青少年意外怀孕工作等，提供政府资金，扩大联邦政府与宗教非盈利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布什认为，与传统的官僚机构相比，地方上的宗教组织更具有利条件来对付诸如家庭破裂、酗酒、吸毒、贫困和青年问题。此种变革成效显著，亦引发激烈争论，因为直接触动了政教关系这一敏感问题。基督信仰与政治之间究竟应当处于何种关系？如果我们接受对“政治”这个概念“中国式”的定义——政治是权力运作，以获取和掌握权力为旨归，是厚黑学、帝王术和纵横家的集合，那么基督信仰与此种政治当然格格不入，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远离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政治”原初的质地——政治是一种公共管理，它直接关系到公民权利、社会公义、自由与平等，那么基督信仰必然与此种政治发生不可分割之关系，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积极参与它。在此维度上，政治乃是神赐予基督徒和教会的责任和使命的一部分，因为良治必得之于真理。将暴政改造成良治，即是“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在今日公义失落、自由匮乏、百姓哀哭、君王暴虐的中国，基督徒和教会更应成为“试验过的石头，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当然，基督徒不必成为“政治家”，教会也不必成为政党，但基督徒和教会对社会公义问题理应有是非判断，并将其公开彰显出来。

然而，今日大部分中国基督徒和教会仍未“因真理得自由”，仍受错误的神学观念和内心的怯懦的双重捆绑。于是，两种极端的状况出现了：一是把信仰作为其政治权谋的一部分，信仰完全被策略化了。有一位自称已经决志信主的维权人士公开在教会里表白说：“我要信基督教，同时让我妻子去炼法轮功，这样我们夫妇就能同时得到两大宗教团体的支持。”一个真正得生命的基督徒绝对不会说出如此荒谬的话来，这也是鲁迅所说的“吃教”之一种。还有一位基督徒策划将数千万家庭教会信众的信仰自由维权活动“归纳”到其“全国山河一盘棋”之中，其重蹈的岂不是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杨秀清之覆辙？另一极端则是政治恐惧症，闻政治而色变，将福音与政治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楚河汉界来。有人撰文故作公允地指出：“在国内家庭教会那些有呼召从事政治活动的弟兄，不应该担当牧师和教会带领人的职务。他们不应该去讲道……绝不能去当他人生命的带领人。或者你专心当牧师，就不要在讲道的时候大谈政治。”此人将教会当作与世隔绝的“属灵的孤岛”，还建议将该论点立为中国家庭教会的“规矩”。既是民权运动领袖也是宗教领袖的马丁。路德。金，如果看到这样的“规矩”，真不知道该作何感想——金所在的教会并没有因为他参与追求社会公义的民权运动便取消其牧师身份，如今中国教会中的某些聪明人倒要如此而行了。中国基督徒和教会理应避免此两种极端取向，在政治领域彰显信仰与真理，成为追求社会公义的重要力量。

马丁。路德。金的《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

中国人（当然包括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追求社会公义的道路才刚刚起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漫漫其修远兮”。今天中国的基督徒当然不必像昔日的诗人屈原那样“上下而求索”，因为圣经的真理已经为我们立定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而马丁。路德。金所所领导的以美国黑人为主体的民权运动，即可作为今日中国人追求公义的榜样。金的信仰历程和人权之路，乃是上帝为中国准备的一笔富于刺激性和共振性的思想及实践资源——如何处理教会与世界的关系、基督徒与社会公义的关系、福音的传播与人权的拓展的关系等等，金早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

美国南方黑人民权运动始于蒙哥马利市的公车抵制运动。那时金才36岁，刚刚迁居此地两年，在教会中资历尚浅。抵制运动由一位普通的黑人妇女帕克斯在公车上坐下来而触发，“她坐下来的一刻，黑人站了起来”，初期的组织者也并非金。但人们逐渐发现，牧师最能够动员黑人群众。由于年纪较大也较有地位的牧师不愿出面，金便因上帝的呼召和个人出众的能力而脱颖而出、担任运动的领导人。美国学者彼得。艾克曼和杰克。杜瓦在《非暴力抗争》一书中描述说：“金果敢过人，即使面临死亡的威胁，甚至有人扬言以炸弹攻击他家，他仍然不为所动；他同时也是优秀的组织家及深具感召力的演说家。在他的号召之下，他的听众全都充满了斗志，争取目标不仅限于公车上的座位，更包括正义的理念。他长相英俊、口齿伶俐、学历良好，而且是基督徒——在那个电视刚刚问世的时代，这些特质使他成为向美国白人传达黑人抗争运动之意义的理想人选。”

在金深切介入人权运动的早期，基督徒群体和教会一度对其产生疑虑，尤其是白人教会大都将其视为像“奋锐党人”那样的激进分子。此一时期，金与主流教会的关系可以从其《寄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中透视一二。在这封给白人教会和宗教领袖的信件中，金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意见：“我对教会甚感失望。我这样说，并非作为对教会吹毛求疵的批评家。我这样说，乃是作为一个热爱教会的牧师，一个靠教会的乳汁哺育的人，一个汲取教会的属灵福祉而生存，并且祇要一息尚存便会永远如此的人。”这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金发现，许多教会人士赞赏那些“维持秩序”的警察，却完全无视警察驱使警犬撕咬手无寸铁的黑人示威者的暴行，他们“拒绝理解自由行动，歪曲此一运动的领袖；而更多的人则更加小心谨慎而绝不是勇敢，在彩色玻璃窗后令人麻木的安全当中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不符合耶稣“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的教诲，与“爱人如己”这一最大的诫命更是背道而驰。参与民权运动之后，金多次在阿拉巴马、密西西比和其他南方各州的广阔大地上旅行。金感叹说：“在炎热的夏日，在清秋的早晨，我注视南方魅力的教堂及其直指苍穹的尖顶，凝视其宗教教育建筑令人过目不忘的轮廓。我一次次自问：是怎样的人在这里做礼拜？谁是他们的神？当巴内特州长宣称干涉和拒绝法令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何在？当华莱士州长公然号召对抗何仇恨的时候，他们又在何处？当身心交瘁的黑人男女，决然从自满的黑暗地牢，走出到建设性抗议的明亮山冈的时候，他们支持的声音又何在？”某些宗教人士对黑人同胞悲惨命运的沉默和排斥，既是出于神学观念上的偏差，更是出于人性深处的怯懦与恐惧。一个白人教会的牧师或会众，如果公开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将立即面临巨大的压力。于是，他们削足适履地将社会问题排除在福音之外。对此，金尖锐地指出：“当喧嚣的不正义强加于黑人身上时，我看到白人教士们作壁上观，他们虚情假意，离题万里。在消除我国的种族及经济非正义的猛烈斗争里，我听到许多牧师讲：”这些全都是社会问题，福音才不关心呢。‘我也看到许多教会致力于彻底彼世的宗教，而在肉体和灵魂之间，在灵界与世俗之间，做出了不合圣经的奇特区分。“福音不会不关心社会问题。圣经真理是整全性的真理，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能被局限和封闭于某些领域之内。政治不是大麻风病人，不是患血漏的妇女，不是不可接触的对象，政治领域应当被上帝的公义所充满。政教分离并非意味着基督徒和教会拱手将政治领域让给撒旦；政教分离的真义乃是不以教会取代政府，不以己之宗教信仰压迫彼之宗教信仰。在此意义上，基督徒参与归正国家政治的方向是应当的。

那么，基督徒和教会应当如何追求社会公义、如何克服政治冷漠症和政治恐惧症呢？在这封写自监狱的信件中，金诉诸于教会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传统，那是基督教面对罗马帝国的大逼迫的时代：“有过这样一个时代，那时教会极其有力——正在那时，早期的基督徒快乐地觉得，值得为自己的信仰而受苦。在那时，教会不仅仅作为记录了公众见解的观念与原则的温度计；它也是转变社会习俗的恒温器。祇要早期的基督徒们进了城，当权者总会惊惶失措，马上企图把他们判为‘搅乱和平的人’和‘外来的蛊惑者’。可基督徒们不屈不挠，坚信自己是‘天国的拓荒者’，必服从神而非服从人。他们的人数虽少，而成就的事业巨大。他们献身于神，而不惧怕‘笼罩天地的恐吓’。”耶稣说过：“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耶稣又说：“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对于不公正的社会秩序而言，基督徒的存在本身便是一种“不稳定因素”，这是由基督信仰的本质决定的。可是，此种“顺从神而不顺从人”的教会却举步维艰：官府的打压自不待言，教会系统内部本能性的排斥和无端的指责构成了更大的拦阻。此种情势必须加以纠正和突破，正如金在信中所说，他对教会的批评不是出于恶意，乃是出于爱：“我为教会的麻木而哭泣。但是相信我，我的眼泪乃是爱的眼泪。没有深切的爱，便不会有深切的失望。是的，我爱教会。除此之外，我何有选择？我的地位甚是独特，我是传道人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是的，我将教会视为神的身体。可是，哦！我们何能通过对社会的无视，通过生怕当不成顺民的恐惧，而污损了圣体？”教会不能沦为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亦不能蜕变为文人雅士的文化沙龙。金对此类教会发出先知般的警告：“若今日的教会不恢复早期教会的牺牲精神，它便会失去其可靠性，丧失千百万信众的忠诚，被视为无关痛痒的社会团体，对于20世纪绝无意义。”

这样的大声疾呼被人们听取到了吗？

基督徒和教会在民权运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在此历史的转折关头，从南到北的基督徒和教会，以及越来越多的同胞，都听到了来自马丁。路德。金的铿锵有力的声音。因为金的声音“实际上是在坚持美国梦想的精髓，坚持犹太－基督教遗产中最神圣的价值，因而把美国带回民主的那些伟大源泉，带回由国父们在制订宪法及独立宣言时开拓的泉源”。

马丁。路德。金之所以决心参与人权事业、追求社会正义，就神学方面的影响而言，得益于神学家尼布尔。在基督教自然法的架构之中，尽管世俗政权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但它毕竟是人类罪性的后果，是人类陷于沦落状态之后的权宜之计。基督徒可以容忍世俗社会中许多不合理的状况，如奴隶制、暴力、战争和歧视妇女等，并愿意顺服掌权者，但决不从根本价值上认同此种种状况。正是由于人堕落之后，“天使与魔鬼参半”，尼布尔指出：“人行正义的能力使民主成为可能，但是人行不正义的倾向则使民主成为必须。”人的正义与不义并存于自然法对人的理解和阐释中，它们构成了近代民主政治理念的信仰基础。换言之，基督信仰产生了限定国家权利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思想，此思想正是民主宪政的大旨所在。

马丁。路德。金服膺于尼布尔的神学思想，进而在基督教的原始教义中找到了非暴力的的宗教依据。一九五七年，金和其他年轻黑人牧师联手创立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意在美国南方汇集地方领袖、统合黑人社群的作用。该组织依托于教会，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此后不久，若干颇具声望的黑人牧师和白人牧师也相继加入此协会，基督徒和教会逐渐成为民权运动的中流砥柱。可举两个例子说明之：毕业于范德比尔神学院的卫理公会牧师劳森，在所在教会的教堂中开办了非暴力抗争的研究班。劳森授课的两个主要人物是甘地和耶稣基督。劳森希望学生了解“真理之力”——他称之为“灵魂的力量”——对抗不公的方式：遭受欺压的民众没有打败压迫者，而是通过让压迫者看到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苦难，而唤醒其心中的人性。对于劳森而言，非暴力运动不祇是社会运动的一种技巧，而且是发掘权利根源的手段。劳森牧师的学生们，此后大都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有的还当选为国会议员。这些学生每周在克拉克教堂聚会两次，美国浸信会神学院学生拉法叶日后称此研习班为“一所非暴力学院，与西点军校相当”。劳森的成功祇是民权运动中的诸多个案之一：如果没有教会所提供的资金、场地、人力资源和联系网络等方面的持久支持，劳森至多不过是一名孤立的“勇敢者”而已，根本无法将自己的信仰、理念和策略传播出去，也根本无法藉此改变美国的历史。

在一次参加废除种族歧视政策的游行时，年轻的白人歌手卡拉迈唱起了一首名为《我们终将克服万难》的歌曲。这首歌曲原为黑人教堂中的圣歌，前些年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黑人罢工妇女拿来当成抗议歌曲。由于这首歌曲琅琅上口，游行队伍里的人们全都跟着哼唱起来，很快歌声便响彻云天。后来，《我们终将克服万难》成为全球抗议人士的共同歌曲，它超越了种族和宗教团体的原初色彩，而成为人类渴望正义及坚信正义的标志。开普敦、布拉格、雅加达等地的和平示威群众都唱过这首歌。此一细节亦表明，基督教信仰及其文化传统，为人权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对此，金这样概括说：“他们的行动是出于这样的信仰，便是败绩的正义也强似凯旋的罪恶。他们的建政乃是属灵之盐，在这些纷扰的岁月里保持了福音的真义。是他们打开了一条穿过失望的黑山岭的希望隧道。”

可以说，金、劳森以及圣歌《我们终将克服万难》都祇是这场民权运动中的象征性符号，在这些符号的背后则是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和教会。基督徒和教会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中成为中流砥柱，并非历史中的“例外”和“出轨”。自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自从教会得以建造，基督徒和教会就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社会公义的追求及捍卫。美国学者赫茨克在《在华盛顿代表上帝》一书中回顾说，自从康斯坦丁大帝以来，教会与宗教领袖尽管各异，却第一次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国家，因此便处于一种独特的政治地位来抨击时代已知的邪恶。因此，反奴隶制的鼓吹在卫理公会、浸礼会及其他福音派教徒不屈不挠的虔信热诚中得到最有力的表达，就像在禁酒运动中一样，他们把反奴隶制十字军运动视为美国社会道德重建之潜在机会，而道德重建则是福音派思想恒久的主体。废奴运动领袖威廉。劳埃德。加里森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宣称“我要像真理一样锐利，像正义一样不屈”，他的演说“继承了伟大奋兴布道家”的风格，并且“激励了福音派基督徒将人生视为极善和极恶两股势力斗争的理想主义倾向”。赫茨克指出，美国宗教传统中的“福音派行动主义”是马丁。路德。金得以诞生的丰厚土壤。晚近历史中的“福音派行动主义”最明显的例子，当属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宗教的自愿性及与之相关的行动主义冲动，在南方培育了一个真正独立的、由黑人控制的福音派教堂网络。这些黑人教堂代表了政治行动主义的某些独特资源，它们为黑人自己所拥有。黑人牧师不仅是黑人社区的天然领袖，在经济上也独立于白人社区。此种独立政治行动主义的潜力经由更具政治性的较为年轻的牧师、如小马丁。路德。金等的努力而最终得以实现。小马丁。路德。金按照美国传统，以新的宗教远象来对抗旧的远象。”如果没有黑人教堂的存在，人们很难想像会有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而作为社区的中心的黑人教堂，如此生动地体现了美国多元主义和行动主义宗教环境的遗产。无论从价值皈依、思想基础方面，还是从信息网络、组织系统和财力及人力支援等方面来看，基督徒和教会乃是美国民权运动的强有力的心脏。与之相比，弱小、分散、疏离于公共领域且神学观念存在偏差的中国基督徒和教会，要对中国未来发挥类似影响力，尚有一段相当遥远的路要走。

中国基督徒和教会如何成为光和盐

对比马丁。路德。金的信仰和实践的遗产，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如何克服内在的怯懦、自私和恐惧，如何“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作神无瑕疵的儿女”，如何成为世上的光和盐？在海内外的诸多华人教会中，许多牧师带领会众为胡锦涛、温家宝祷告，自诩此做法遵循“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的圣经教导，并不由自主地为这种“善良”自我感动。但是，一旦有会众提议为天安门母亲祷告，他们立刻幡然变脸，激烈指责这是在“搞政治”。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为凶手祷告的时候不能同时为被害者祷告呢？有些中国基督徒以有资格参加所谓的“CEO团契”为最大的荣耀，他们希望在此类“团契”之中寻找到若干商机。他们理直气壮地排斥那些“资产不足”的弟兄姊妹来参加此“CEO团契”，似乎不设定门槛便不足以显示其尊贵身份。有的富裕地区的地方教会，不惜耗费巨资竞相兴建规模宏大的教堂，他们认为教堂越大便越蒙神的恩典。同时却不愿将奉献款用于供养牧师、神学教育以及慈善事业。中国教会虽然人数迅速扩增，但一个让人忧虑的事实是：信仰正在变成趋利避害的面具，教会亦正在走向完全的空洞化。有人杞人忧天地劝告基督徒和教会远离政治，故作惊人之语说：“如果教会成为政治工具，接踵而来的就是遭受打压。如果不受打压，情况也许会更坏，因为如果教会里大讲政治，长期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政教合一的专制。”甚至还预言说“一种要进行灵魂专制的更可怕的专制、法西斯就会产生”。此种言论让人莫名惊诧：在一个连起码的宗教信仰自由都还没有的国度里，却忧心忡忡于宗教专制，这不是无中生有、杯弓蛇影又是什么呢？这种诛心之论跟政府的宗教事务局局长惊人相似，叶小文不是多次污蔑家庭教会是帝国主义渗透和破坏中国传统文化的工具吗？中国的基督徒和教会长期处于遭受残酷逼迫的境地，如今祇有少数人在遭受迫害之后敢于诉说真相并通过法律途径寻求救援，难道这就使得“教会成为政治的工具”吗？难道一味地逆来顺受就能够免于被迫害的处境吗？难道官方的打压是由于被迫害者的申述而引发的吗？这是怎样的一种为强盗辩护的逻辑啊！这样的逻辑与马丁。路德。金所驳斥的那些白人宗教人士对种族主义的默许有什么区别呢？遗憾的是，此种法利赛人的思维方式正在成为基督徒和教会中的“主流”。

作为一个基督徒，自然便成为了人权战士；作为一个教会，自然便成为了自由的庇护所。基督徒的人权观乃是神学背景下的、基于“神爱世人”的前提的人权观。1948年，“普世教会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全体大会上，通过了这样的一份宣言：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自由在其他的个人自由权利与人身保护权利实现后才能实现，教会不能等到自己的宗教自由遭到威胁的时候再去寻求保护。为了人们的幸福与自由，教会现在就必须呼吁人的权利。1968年，在瑞典乌普沙拉召开的全体会议也宣称：“在当代世界广泛的社会共同生活中，个人的权利不可避免地要与争取生存条件的斗争紧密相联，因为许多国家仍然处在贫困落后的社会状态中。在一个社会处于极度不平等与冲突的世界上，人权是得不到保障的。”

基督教的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为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它从来没有削弱个人的责任。伟大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指出，教会的任务是宣教和教导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负责属灵的王国和领域；而政府的任务则是通过约束和惩罚非法者以保证社会的和平和次序，它从来不能使一个人从内心拥有属灵的公义。在属灵的领域里，基督徒的功用是作为基督的门徒；在世俗领域他则作为一个公民。虽然这两领域分别独立，但是一名忠信的基督徒却会活跃在两个领域当中，因为神运行在一切之中。基督徒就是基督徒，将基督徒贴上“文化基督徒”、“经济基督徒”和“政治基督徒”的标签，是一种极其可笑的做法。基督徒的身份贯穿在其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职之是故，基督徒必须创造性地、批判性地参与和缔造社会公义的政治活动，因为耶稣基督所允诺的公义，不是基督徒私有的、独享的公义，不是部分的和特殊的公义，乃是所有人的公义，是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向那些被压迫者和被侮辱者开放。固然祇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才能得享永生，但此岸的公义却面向所有人。

基督徒争取社会公义、追求人权和自由，乃是其信仰的自然结果，而不是外在于其信仰的个人选择。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上帝赋予我的使命就是在教堂里信仰，教堂是一处可以躲避外界侵扰的世外桃源；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政治是一个由外邦人所垄断的肮脏的领域，我们不必参与其中。德国学者莫尔特曼在《基督信仰与人权》一文中论述说：“基督教不会退出为实现人权而进行的探索和斗争。由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由于道成肉身是为了世界与上帝和好，由于上帝之国的来临是人类历史的完成，教会就要对现时的人性负责，同时也要对现时的人的权利与义务负责。就基督教神学通过圣经的见证反映了解放、立约与上帝的权利而言，基督教神学也发现了今天的人们的自由、团结和权利。”是的，我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处并不完美的世界，也无力将此世界改造成天堂——此种巨大的诱惑，还得深深警惕之。那么，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如何彰显神的大能，如何追随耶稣的脚踪，如何使信仰变得“又真又活”？莫尔特曼指出：“基督教神学使他们醒悟倒自己现在内外备受奴役的悲惨处境，并要求人们在尊严、权利，以及与上帝团契的义务中，去释放生命的委身。在一个上帝之国尚未降临的世界上，基督教没有不去见证神圣的解放、不去见证与上帝立约、不去见证人的尊严的空间。圣经对解放、立约和上帝权利的见证，把整个基督教世界引向了相应的实践之中。”

捷克神学家洛克曼指出：“人权问题的解决是教会生死存亡的‘契机’，是上帝给予教会的挑战与机会。”是的，中国教会既不能被“奋锐党人”所控制，也不能被“法利赛人”所控制。中国教会必须走出自我边缘化的困境，像光一样照亮世界，像盐一样成为防腐剂。中国教会不是各种政治力量角力的时候可以被利用的一支，而是整个社会的公义的盾牌。为了承担此使命，中国教会需要自己的司提反。当作为七执事之一的司提反因传讲神的道而被带到公会审判的时候，他没有考量采取何种策略能够保全自己，而是刚强壮胆、当众申述并谴责那些拒绝真理的人：“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常时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的呢？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义者要来的人卖了、杀了。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为此，司提反被众人用石头打死，以身殉道。中国教会也需要自己的马丁。路德。金、图图主教和高俊明牧师。在这兵丁横行、谎言肆虐的时代，惟有战胜内心深处的怯懦、自私和恐惧，方能做到“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在此与每一位弟兄姊妹共勉之。

（2006年10月10日至13日）

首发北京之春１２月号

经济清算问题是个大问题，有必要深入讨论。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清算”的意思是：（1）彻底地计算。（2）列举全部罪恶或错误并作出相应的处理。平常我们说清算，那不仅仅是要算新帐，而且还要算早先欠下的帐。清算总是包含有对早先犯下的不义之事的延后纠正的意思。俗话说“秋后算帐”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延后，为什么当时不处理呢？主要是因为在当时，该恶行受到强权的保护，正义无法伸张。所谓清算，也就是哲学家诺齐克说的矫正正义。由于这种矫正常常发生在政权易手或制度改革的转型期间，是转型期间必须处理的问题，因此也有人称之为转型正义。经济清算和通常说的反腐败是什么关系？经济清算包括通常说的反腐败，但又不限于反腐败。中共当局也说要反腐败，但是中共的反腐败是很不认真很不彻底的。我们要求经济清算，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反腐败。此其一。第二，经济清算不限于反腐败。平常我们所的腐败，是指那些以违法或非法的方式，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但问题是，许多按照现行法律、政策和规定是合法的行为，其实也是对人民经济利益的侵夺。做出这种事情的官员未必算腐败分子，但是由此造成的民众的经济利益的损失也应该得到补偿。这也属于清算的内容。譬如一家国营企业以改革的名义解雇了一大批职工，本来每个职工该领到一万元遣散费的，由于官员贪污，每个人只领到了7000元。我们要经济清算，首先就要贪污的官员退还贪污的款项，给被解雇的职工补齐。可是清算并不到此为止，因为国营企业属于全民所有，厂长书记并不是老板，他们根本无权单方面作出解雇职工的决定。要清算就要推翻原先的决定，就要遵循民主的原则重新安排，其中也就难免要对原来被解雇的职工做某种经济上的补偿。还有一类情况，例如土改，剥夺了地主的土地，现在就需要物归原主，或者是给别人适当的经济赔偿。这些事不属于通常所说的经济腐败，但无疑也是经济清算的内容。

有人说，经济清算会不会搞成打土豪分田地，搞成当年共产党的土改？会不会导致毛泽东式的革命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我们说的经济清算和当年共产党的土改完全是两回事。当年共产党搞土改是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只要你拥有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量就没收，不管这些土地是用正当的方式还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经济清算则相反，经济清算的对象是不义之财，是针对那些来路不清白的财产；只要你的财产是通过正当的方式获得的就秋毫勿犯。土改是侵犯私有产权，清算是确立和保护私有产权。两者截然相反。

有人说，清算就是要算老帐，就是要追溯历史；可是，人类的历史充满了对财产的巧取豪夺，追溯，要追溯到何年何月呢？不错，追溯确实有个时间的问题。我们不能无限追溯，我们总需要确定一个比较合理的追溯期限。比如说我们可以追溯到中共开始搞共产的那一年，也可以追溯到中共开始搞改革的那一年。这个期限可以通过广泛的讨论与民主程序来确定。虽然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绝对合理的追溯期限，但我们总能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追溯期限。问题是，无论确定这样一个期限有多少争议和困难，那也决不构成拒绝清算否定清算的理由。

有人说，因为老账算不清，不如干脆一刀切，既往不咎。这种主张能否被民众接受，我深感怀疑。再说，权势者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并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眼下的现实，不是过去完成时，而且还是现在进行时。连中共领导人尚且要说反腐败，我们怎么能对贪官们说：你们尽量地贪吧，我们不会追究。

那么，经济清算是不是可以避免呢？我要强调的是，除非共产党专制继续维持50年100年，漫长的时间把黑钱漂白了，后来的人把原来的事忘记了淡漠了，活着的人没几个还想清算了；否则，这个经济清算的问题就不可避免。你以为共产党专制还能继续维持50年100年吗？再说了，共产专制从不吃素，它天天都要喝人血吃人肉，衹要哪一天它不喝人血吃人肉了，哪一天它就呜呼哀哉了。难道你愿意它继续喝人血吃人肉50年100年吗？

首发北京之春１２月号

撒谎的行为我们见过很多，可是像蔡武此人撒谎撒到如此厚颜无耻，如此惊世骇俗，就没有那么容易见到了。10月25日，蔡武在美国华盛顿“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费和中国研究讲座”上发表演讲，语出惊人地说：“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天地”！对中国政治现实稍微有一点认知的人，都知道这是弥天大谎，可是蔡武先生脱口而出。

如果蔡武先生是一介平民，这顶多是道德问题，旁人肯定懒得管教他。可是蔡武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换句话说，从职权上讲，他是最有资格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双料发言人。这个蔡武，就是这样代表中共和中国政府，在西方的学术机构撒下了荒谬到不可思议的谎言——中国的互联网是世界上最自由的新闻天地！

这件事说明了几个问题：第一，谎言是中共政权的本质特点。任何观察、分析中共政治运作的人，如果不是对这样的本质有清醒的认识，就祇能得出可笑的结论；第二，政权的谎言本质，会滋生出以谎言为生存功能的人。蔡武如此坦荡发言，自己并不觉得好笑，恐怕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所说的谎言。在极权社会中，很多人跟着政府撒谎，但是自己都没有知觉，这是极权统治生存的秘密所在。于是，中共这样的政权仍然能够存在，就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首发北京之春１２月号

在《世界周刊》看到曾慧燕对大陆著名自由记者高瑜的采访报道，深受感动。我认识高瑜，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后期，那时她已经是大陆新闻界的名记者了，也是我们《世界世纪经济导报》北京办事处——大石作胡同小院子里的常客，她还时常带一些港台同行来访问。因为有这样的基础，1989年春天“两会”期间，曾首访大陆的台湾记者徐璐来我们北办，促成了《报导》与台湾媒体签订合作协议，冀望通过两岸新闻同业的民间交流，促进大陆新闻体制改革。

89年以后，中国大陆前进的历史出现了大逆转。应验了中国新闻界前辈徐铸成有一句名言：“没有做过牢的记者不是好记者！”在今天中共集权体制下，好记者确实都难逃中共的牢狱之灾！高瑜的经历相当典型。难能可贵的是，在经历了牢狱之灾的磨难，她依然不改对新闻自由的追求，依然以自由记者的角色坚持在新闻第一线，继续以自己手中的笔，不懈地揭露全世界最庞大的专制集权的黑幕。这在中国大陆那种特殊环境里，实在是凤毛麟角。

高瑜当年是中新社写专稿的“大牌记者”，如果她还留在体制里，或许也是今天大陆新闻界的“大腕”，或许会成为一个养尊处优的既得利益者。与众不同的她，先是自觉脱离这个体制，与何家栋、陈子明他们一起努力将《经济学周报》改造成民间报纸，而后是在新闻空间被完全窒息的情况下，依然坚守职业良知，率先成为现今中国大陆最早的独立的自由撰稿人——自由记者之一，把自己的活动舞台拓展到港台中文媒体，继续实践探索大陆新闻改革的理念。可见，她对新闻自由的追求完全是一贯的，事实上这已经就她的生活、她的存在方式！她是中国新闻界的异数。

中共向来把新闻媒体作为统治人民的宣传工具，把新闻工作者当作自己的喉舌耳目，近三十年来，大陆虽然在经济上“崛起”了，但在迫害人权、新闻控制方面，一直与国际社会的文明准则背道而驰，胡锦涛政权在这方面又创造了“胡不如江”的新纪录，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关押新闻工作者最多的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看高瑜所作的努力和贡献，她无疑是中国大陆新闻界的英雄，她创纪录地两度获颁“新闻勇气奖”，的确也是当之无愧的。

高瑜的勇气和精神，代表了中国大陆新闻界从史量才、储安平、钦本立、刘宾雁、何家栋，到戈扬、胡继伟延续下来的追求新闻自由的薪火，这是中共集权专制半个世纪统治都无法扑灭的火种。当中国社会涌现越来越多象高瑜这样的自由记者的时候，当大陆记者自觉地以高瑜为楷模的时候，当有更多的大陆记者获得“新闻勇气奖”的时候，当政府对讲真话的记者不再压制、歧视的时候，当民办报纸可以在中国大陆自由发行的时候……中国的新闻自由也就水到渠成了。

（图片来源：香港动向杂志2006年11月号封二彩页）

－－新世纪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