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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11月 30 日，星期四

中国记者无国界呼吁明天的上诉裁决无罪释放赵岩

北京高等法院明天将对纽约时报研究员赵岩的上诉进行裁决，预计这次裁决不会举行任何的听证会，记者无国界今天要求中国司法当局无罪释放赵岩。

该言论自由组织说：“人们已经为海峡泰晤士报通讯记者程翔被维持五年判刑深感不满，现在正是（中国）政界和司法界当局向国际社会作一个姿态的时候，马上释放赵岩。”

赵岩是2005年法国新闻自由奖得主。2004 年9月 17 日遭囚禁，8月以欺骗罪被控而判刑三年。

赵岩的律师关安平昨天告诉记者无国界组织，北京高等法院预定在明天早上 9时对赵岩的上诉进行判决。律师坚持他的被辩护人无罪。赵岩被判完全是因为吉林一官员的证词，该官员指控赵在担任吉林日报记者期间，曾于2001年以帮助村民为由向当地村民索要2500美元。在审讯中，（法官）不允许辨方律师诘问证人。

赵岩一直坚持自己无罪，并要求做测谎测验。

 

(本期封面故事包括以下内容)

24 “文革”结束时刻

28 1976年10月6日，中国政治大地震

36 1976年的低级稳定:“文革”末年的经济生活

42 1976:“文艺生活太单调”

48 1976年青年现实:上山下乡之外)

记者◎朱文轶

1976年是充满不安的一年。18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在不安中得到了可以重回城市的消息，更大规模的返城还没有真正开始。大家都在等待指令。

这场以防止修正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建立政治新秩序为动机的运动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却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成功。城市青年们没能融入农村社会，也没有如号召他们这样去做的领袖所期望的那样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民”.农村的一系列生活和观念，除了成为他们青春苦难的胎记之外，并没有成为普遍接受和推崇的价值观。另一面，农村，也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城市来客，相反农民们有点抱怨知青成了他们的负担——1957～1976年，中国农村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运动发起者致力改造的城乡差异没有消失。

一个叫任毅的知青在江苏江浦县插队期间写了首名为《南京知青之歌》的歌曲，被广为传唱，他也因此获罪。一伙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的一个知青在开会前的拉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为了让它更具代表性和传播力，他们把歌名改为《知青之歌》。

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继三年前的”李庆霖事件”后再次在知青来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的几个重要指示之一。由陈永贵任组长的知青办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做准备，但直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头绪。1976年一开始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知青问题”不是最紧迫的。

毛泽东一系列的最后指示，和他从前的话一样从来没有失去过感召力。除了知青指示，他还指出，革命将来还会发生，因为”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他说，”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针对邓小平的，后者在1975年令人印象深刻的整顿努力已经深入人心，”安定团结”恰好是他自1975年复出以来的办事原则。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者”.接替周恩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张春桥。

毛泽东的政权后期就由一连串这样的格言固定着。而当这些话在1976年元旦前后一次又一次令人紧张的政治局会议被”四人帮”拿来作为武器，被争斗的两派争相引用时，充分表明了这个国家1976年正在经历着的、权威即将失去时的不安和茫然。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突然逝世让中国从上到下都加剧了这种感觉，让错综复杂的紧张势态在1976年冬达到了高潮。”四人帮”加快了攫取未来权力的步伐，他们打算孤注一掷。在过去的几年，周恩来一直是邓的政治庇护人，他的离去让邓小平处于困境之中。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的北京路，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着：”打死她。”香港九龙一黑白电视机销售店前，排队观看周恩来逝世新闻的人们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8个月后，他们又在同样的地方同样在黑白电视前目送毛泽东的离去。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很冰冷。邓颖超对张春桥的态度似乎介于两端之间，不冷不热。

邓小平仍然没有能逃脱再次被罢黜的厄运。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这一年的最后一次露面——这一次，距他的退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四人帮”后来攻击邓小平时选择的一条理由，就是在下乡政策和大学生选拔方式上做文章。极左派抨击他赞成知青返城，他们要让知青扎根农村，而邓小平则要”拔根”.1976年9月《光明日报》第3版上的一篇文章称，发动和领导”批邓”斗争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强烈反对邓小平修改知青下乡政策。毛泽东绝不允许其他领导人质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乡观点，这是他为这个国家开出的药方之一，是他针对人内心的教育方针。他担心邓小平的全盘政策动摇他的遗产。

“那个人从来不讲阶级斗争。”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公开指责在《人民日报》第一次发表出来仅仅一周，他就听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些混乱。

围绕”四人帮”争夺权力的政治纠纷是1976年整个过渡期的混乱最外化的表现，另一些同样深刻的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60年代，毛泽东树立了一种包揽一切的权威，他主张的新思维方式主宰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对权威和旧事物的畏惧心理大大减退。在与现实激烈碰撞后，到70年代，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愤世嫉俗。1976年开始的知青返城趋势下，一些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所造成的影响的确对社会气氛造成了破坏力，知识青年的命运与城市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

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情绪在1976年4月5日清明这一天被集中地释放出来。人们隐约察觉生活的哪个部分可能出了问题，却并不知道新的方向，人们迫切需要新的有力量的指引。人们通过对作为他们心目中道德品格象征的周恩来的思念来表达这种政治诉求和情感诉求。纪念碑前纪念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对中国现状的焦虑。”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有人站在”闲人莫入”的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1976年10月对”四人帮”的粉碎给这种种疑问和困惑一个光明、充满希望的交代，也给这一年间，周恩来逝世、朱德逝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画上了句号。中国在接近谷底的时候获得了重生。

这一连串事件背后，政治话语笼罩着一切，它至今可能仍是关于1976年这一年的公共记忆的主流话语方式。人们谈到邓小平1976年和1977年政治生命的起伏时经常会说到，那一年北京一些街头的清晨忽然会被发现在街边的树上挂满了玻璃瓶子，很快被人理解为”树小平”；在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人们还习惯用旧路子来传递内心的喜悦和放松，郭兰英含泪演唱《绣金匾》来歌颂周恩来，唱到”三绣周总理”时总是泣不成声；那一年最富标志性的符号仍是《十月里响起了一声春雷》、《周总理，你在哪里》、《祝酒歌》这些广为传诵的诗词和歌曲；1976年第40届广交会是所有广交会中最特殊的一次，广州组织了参加当届交易会的十几个贸易团的代表和交易会的职工，差不多2000多人沿着东方宾馆、越秀山、环市路绕交易会走了一圈，队伍喊着”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游行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展馆。这一行为，不过是人们在运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方式来表达某种新的情绪。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延续，又是另一个时代开始的征兆——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关心个人命运、关心自我了。

1976年的经济生活仍然一片惨淡。1976年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比1966年的636元下降了4.9%，这还只是计算的”名义工资”，很多人实际每月拿不到50元。但人们已经有了从令人窒息与茫然的氛围挣脱出来的苗头。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私分自留地事件；年广久开始摆摊做生意，许多年后他不无吹嘘地说1976这一年自己挣到了第一个100万；对一些消费品所表达的羡慕和深刻记忆流露出社会对物质的渴望已经开始，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海鸥牌照相机，蝴蝶牌缝纫机和海鸥牌、上海牌手表尽管在1976年对大多数家庭还是奢侈品，但它们很快就会进入”三大件”的选择行列，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1976年底的上海大街上，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和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一年后，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透过一片阴霾，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和北大一名叫王选的年轻科学家跳过二代三代照排机直接研究的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获得欧洲专利的消息还是鼓舞人心的。

社会风气也在酝酿着改变。1976年人们对《春苗》注意的重点已经不在那些对这个剧本中”官职最大的竟是一个走资派”之类的批判上，人们更喜欢电影里扮演赤脚医生田春苗的李秀明，他们称那个穿着白色的确良衬衣楚楚动人地站在电影杂志封面上的明星是中国的”山口百惠”；1976年的另一个电影偶像应该是吴海燕，她主演的《海霞》也让新的城市青年为之难忘；刘晓庆在《南海长城》里的亮相令她崭露头角，她和李秀明、张金玲一起很快被称作”北影三朵花”，三人中前两位的身上都极富转折时代的痕迹，她们都在90年代由艺而商，李秀明经营”大家宝”薯片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晓庆则成为备受争议的明星；1976年，在日本的邓丽君偶然穿了一件腿部开着高衩的中国旗袍并上电视，带动了她的唱片在日本和港台地区的销售，邓式情歌的声音被录制在各式各样的翻录带里在大陆流传则是1978年以后的事。

逐渐打开被太多重大事件遮蔽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1976年以每个人各自的故事和方式结束。1976年这个国家的众多遗留问题依旧存在，它们的解决和落实还要等待邓小平复出之后，但新的时代已经在拉开序幕。-

1976年的中国，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从周恩来去世、”四五”运动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毛泽东去世。10月6日，在中国政治的最中心发生的那场政治大地震，结束了不平常的1976年，也结束了不平常的10年。这是一个终点，却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记者◎李菁

不寻常的会议

1976年10月6日，星期三。

下午15点多，叶剑英就动身从玉泉山9号楼的住地来到办公室所在地——军事科学院2号楼，为晚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这让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有些迷惑不解。”离20点的会还早着呢，叶帅为什么这么早就来参加会议了？”关于这次会，王守江已经接到了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晚20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题是审议《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清样；研究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要求叶帅提前一个小时到。看到这份通知时，王守江在心里嘀咕了一下：平时开会，只要提前10分钟到就可以了，这次为什么要提前这么多？但这一行的特殊纪律要求又让他把种种疑惑压在心里。

像往常一样，王守江把会议要讨论的几份文件准备好，装进了叶剑英的公文包，又简单汇报了一下。叶剑英只是点头应着，表情也看不出任何有异于以往之处。工作人员让叶剑英先在卧室里小憩一下，但叶剑英有点坐不住。”走吧，我去跟他们谈一谈。”他起身离开卧室，让工作人员备车去中南海。

当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坐上红旗车、离开2号院时，王守江习惯性地抬腕看了眼手表：刚16点多一点。几年前，马锡金从中央警卫局调到军委警卫局，担任叶剑英的贴身警卫，起初大家都喊他”小马”，又有一个姓马的女护士加入后，他就被叶帅喊成了”马头”.在这个圈子里，”马头”比他的真名——马锡金要有名气得多。作为叶帅的警卫，他的行踪只有一个人——办公室主任王守江知道。

马锡金很早就接到指令：10月6日晚上有会，他和司机老赵都不能回家；叶帅又亲自叮嘱：开会期间，”马头”站在会议厅门口不能离开，老赵坐在车里不要出去。时隔30年再回想这一幕，马锡金说，”老帅从来没有嘱咐得这么细”. “红旗”刚驶出军事科学院不久，坐在后排的叶剑英说：”‘马头’，你看看，机场的飞机还都在吗？”那时的北京，树没那么多，楼也没那么高，从西山这里放眼望去，便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远处西郊机场里停的飞机。1、2、3……马锡金一直数到了”18″，”飞机都在！”——马锡金解释说，当时西郊机场本来有20架三叉戟，1971年林彪叛逃时带走了一架，后来机场自己出事故又损失了一架，就剩下了18架。叶剑英应了一声，没有说话。

1976年的北京，大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车很快过了五棵松，一路向东急驶而去。过了一会儿，叶剑英又想起一个问题：”‘马头’，怀仁堂正厅有没有后门？”对中南海很熟悉的马锡金马上回答：”有，前面有个大草坪还能停车，东边还有一个门，平时毛主席都是从东门进来，进东侧休息室。”叶剑英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快到军事博物馆时，叶剑英又开口了：”‘马头’，你看一下钓鱼台那边有没有’红旗’出来？”马锡金知道，叶帅关心的是张春桥和王洪文的动静，他们一直住在钓鱼台，他赶紧盯住钓鱼台方向的来车，还好什么也没看见。”我现在想起来，叶帅是担心走漏了风声，江青等人先动手，他们的全部计划就打乱了。”车行驶到六部口一带，叶剑英又问：”‘马头’，你对中南海熟悉吗？”马锡金回答：”熟啊！”说话间，车已驶入中南海。叶剑英又问：”你看中南海今天有什么变化吗？”马锡金向四周看了看，平时进进出出很多车的中南海今天显得格外安静，”奇怪，今天怎么一辆车都没有……”他嘀咕了一句。作为中央警卫局的一员，马锡金还曾参加过抓捕王（力）、关（锋）、戚（本禹）的行动，他在心里一边暗暗说了句”怎么那么像抓那三个人的那天？”一边纳闷叶帅今天为什么有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1976年的叶剑英

心底的诸多疑问虽然没有问出口，但无论王守江还是马锡金，都有一种预感：今天将有非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叶剑英一直享有比较特殊的地位，用王守江的话说，无论在政府和军队，他都没有自己的嫡系，但叶剑英的人缘较好，与许多老干部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如陈毅，王守江回忆：”陈老总喜欢到叶帅这里来讲他出国的见闻，有时打电话来，说’下个星期我要到你那里吃狗肉’，叶帅就让我们赶紧准备。”但这样的气氛随着”文革”的来临而逐渐荡然无存。”文革”一开始，叶家子女中，先是女儿叶向真和女婿刘诗昆被抓，后来儿子叶选平、叶选宁、女儿叶楚梅与女婿邹家华都相继被逮捕。1967年，被”上海帮”激怒的叶剑英一拍桌子将手拍得骨折——不过王守江纠正了一个细节：”很多文章想当然地写成是右手骨折，他们不知道叶帅是’左撇子’，是我带叶帅去的医院，骨折的那只手肯定是左手。” 1976年2月2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邓小平则被停止主持中央领导工作，只管外事；叶剑英由于”身体原因”，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王守江回忆，从那时起，仍保留常委的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10月14日，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王璇梅感慨，那时在中央工作的环境实在太复杂了。

而在那时，被称为”四人帮”的”文革派”，与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已愈演愈烈且日益公开。王守江回忆，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张春桥的账，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只跟他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

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4月27日，他出席了庆祝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一周年的招待会。5月1日白天和晚上，分别参加了首都群众庆祝劳动节的游园活动和焰火晚会。5、6月间，叶剑英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法国、朝鲜等国家军方来访的领导人和其他贵宾。

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与叶剑英在黄埔军校时期就结识的聂荣臻，特意从城内来到西山，与叶剑英相邻而住，两人频繁交谈。而肖劲光、粟裕、宋时轮、杨成武、苏振华等军队的高级将领们，都先后来到叶剑英住处，长期建立起来的信任使他们直接在叶剑英面前表达他们对这四个”上海帮”的不满。

据《叶剑英传》记述，大多数时间，叶剑英是只听不说。只是偶尔，他才会流露一点点内心的想法。有一次，以脾气火暴、性情直爽著称的王震来到西山，在谈到”四人帮”时说：”我看，干脆把他们几个抓起来，问题不就解决了！”叶剑英没有明确表态，他只是向王震做了一个手势：伸出一只手握成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说现在毛泽东主席还在世，投鼠忌器，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

在”四人帮”倒台后，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描写，大多有叶剑英与李先念在9月间数次频繁而秘密会面的细节。但王守江与马锡金谨慎地表示，他们能确切回忆叶、李之间的会面并不在9月而是4月。一天，叶帅办公室突然接到李先念的卫士打来的电话，告知李先念就在西山附近，想顺路过来看叶帅。王守江和马锡金回忆，叶剑英起初犹豫着是否见面，后来还是答应了。他让下面的人抬了两把椅子到院子里，10分钟左右，穿着风衣的李先念如约而来。王守江说，如那些正史与野史之描述，两人见面后的确有过这样一番对话——叶剑英问：”什么风把你吹过来了？”李先念答：”无事不登三宝殿。”或许是出于谨慎，叶剑英本来只想在院子里接待李先念，但后来可能担心失于礼节，还是把李先念从院子请到屋里的小会客厅，10分钟后李先念便告辞而去。两人具体谈了些什么，王守江、马锡金等人并不知晓。”但是没有外面传说的什么写了个小纸条，然后又烧掉的细节，因为我回来收拾时，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烟灰缸是干净的。”马锡金说。

从这年年初开始，叶剑英便让下面工作人员每天坐车到天安门观察形势，下面人回来向他汇报，他从不表态，只是偶尔叮嘱王守江注意具体观察哪几方面的情况。从叶剑英自始至终平静的表情中，即便是像王守江、马锡金这些在他身边最亲密的人也不知道，在79岁的叶剑英心里，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历史的计划已经形成。

“文革派”的垮台

17点多一点，叶剑英乘坐的红旗车停在了中南海怀仁堂门口，马锡金护着叶剑英下了车。平时来怀仁堂开会时，都是华国锋的车停在左边，叶剑英的停在右边。而这一次车尚未停稳，便立即被门口的警卫人员调到他处。马锡金准备扶着叶剑英上台阶，也顾不上追问原因。

刚走上台阶，中央警卫局的丁志友拦住了马锡金：”随员一律不得入内。”丁志友其实也是马锡金以前的老上级，但今天显得格外严厉。马锡金一看从门口到会场还有200多米，便搀着叶帅执意要送上去。丁志友不放心，紧紧跟在后面走了一大半。眼看着快到会议室门口，丁志友坚决拽住马锡金不让他进；但走在前面的叶帅又紧紧地拉着他往里走，一拉一扯间，叶帅的公文包就从马锡金的手里滑落，掉在地上。而叶帅好像没看见这一幕，也没停下脚步，兀自往会堂里走。马锡金赶紧借送公文包的机会，尾随叶帅进了怀仁堂——他一直相信，足智多谋的叶帅是故意把公文包”留”给他，让他有理由进到会议厅里面。

很多细节都是马锡金事后才知道的：当天的具体行动，都是汪东兴亲手布置的，执行抓捕任务的都来自中央警卫团的团职以上的干部，汪东兴都是一个一个地谈，但他们彼此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任务。每个人站在什么位置，怎么抓，抓后放在哪里，汪东兴都一一考虑得很周到。

当马锡金陪伴叶剑英到达怀仁堂正厅时，看见华国锋与汪东兴早就到达，他们同时站起来迎接叶帅。对于这一细节，马锡金特地澄清：”后来很多文章里写，是叶帅先到，起身迎接后来赶到的华国锋，这是不准确的。”叶帅坐下后，华国锋招呼汪东兴也坐下。汪东兴却反应很快地说：”今天是召集常委来开会的，我不是常委，我不能坐，我外边还有任务。”当马锡金老老实实地把公文包递给叶剑英时，却听到汪东兴、华国锋说：”今天用不着公文包了！”马锡金当时自然没有领会出话中的深意，他只好退了出来，出门时碰到中央警卫局副局长、8341部队政委武健华，忍不住一通抱怨：”今天是怎么了？车也被调走，人也被赶了出来！”武健华看了他一眼，马上说：”你的位置在里面，进去吧！”——武健华是负责”里面”的警卫工作的。

马锡金回忆，怀仁堂的会议厅大概有200多平方米，中间是一张很长的条形桌，华国锋朝南而坐，叶剑英正在他的对面。马锡金与汪东兴及其两个警卫秘书、华国锋的一个秘书、两个警卫都躲在了屏风后面，几分紧张又几分不安地等待着。

第一个出现在中南海的人，是41岁的王洪文。按照武健华的回忆，负责抓捕王洪文的是第一行动小组组长李广银和队员吴兴禄、霍际龙、王志民。”因为王洪文年轻、有力气，前两个警卫没摁住他，他往前踉跄着冲了一下，后面又冲上来两人将他摁住。”马锡金说，”后来有小报上写’王洪文挣脱开，冲到华国锋面前’完全不属实，他的位置离华、叶他们还远着呢。”刚把王洪文从后门押走，张春桥就从前门走了进来。第二行动小组解决张春桥，组长是纪和富，张春桥没有反抗，只是眼睛向上看天花板。

张春桥在这一天还经历了一个小插曲。

70年代，张春桥与有”历史问题”的妻子文静秘密离婚后，便委托徐景贤在上海为他再觅一个秘书。徐景贤起初并未领会张春桥的真实意图，而向其介绍了几个男性秘书，5月份，张春桥就给徐景贤送去一封”亲启”的”绝密”信，信中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不久，徐景贤果然为张春桥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10月6日上午，徐景贤把”她”的档案装进标有”绝密”字样的大信封，从上海派机要交通员乘飞机直送中央办公厅。然而就在当晚，张春桥被捕。徐景贤后来说：”一幕我为张春桥’找伴’的戏剧，刚刚开场，就落下了帷幕。”怀仁堂里等来的第三个人是姚文元。姚文元住在闹市口附近，因为他并不是政治局常委，得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到怀仁堂来。马锡金听见华国锋给他打电话：”今天讨论’毛选’五卷，大家意见很多，你对’毛选’比较熟，张春桥同志建议让你参加，你能不能马上来一下？”据说当时姚文元正在院子里散步，正在发牢骚说华国锋这么长时间不开政治局会时，便接到要他开会的通知，因为走得匆忙，姚文元都没来得及戴上一直不离顶的假发。在怀仁堂东休息室就被第四行动小组组长滕和松等截住。姚文元大声喊：”我是来开会的……”对姚文元的逮捕决定，是武健华宣布的，而前两位都是华国锋直接宣布的。

按时间顺序，第四个目标是毛远新。毛远新在哈军工毕业后，被周恩来派到辽宁，给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陈锡联做助手。据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回忆，毛远新初到辽宁时很低调，”不声不响，工作也很认真”.1975年10月，新疆自治区成立20周年，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前往庆祝，陈锡联是团长，因为毛远新的父亲毛泽民是在新疆牺牲的，墓地还在新疆，毛远新也被中央确定加入了代表团参加庆祝活动。”我们从新疆回到了辽宁，他却没有马上回来，一直留在北京，这是江青的意思，后来政治局专门讨论毛远新的工作安排，华国锋也让他回辽宁工作，但江青等不让他回。”从此，毛远新也上了江青等人的战车。

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后来回忆，20点30分左右，他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对中南海了如指掌的张耀祠，轻车熟路地找到了毛远新的住处。到了毛远新那里，张耀祠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强调，毛远新与”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

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立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将其押走。

已经解决完三个主要人物的怀仁堂已是一片轻松气氛，马锡金听到汪东兴拿起电话，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这边已经结束了，快点把她弄走算了！”他一下明白，最后、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目标便是江青。

“文革”中，江青长期住在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这段时间，江青就暂居在中南海。

执行这一任务的也是张耀祠。当他带着江青的护士长马晓先走到江青住所时，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见张耀祠进来，点了点头，依然端坐着。

“江青！”张耀祠一张口，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因为平时张耀祠都喊她”江青同志”，”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张耀祠后来说，”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这两句话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内容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据马晓先回忆，在张耀祠向江青宣布那段话的时候，江青坐在沙发里一动不动，没有慌乱，好像并不意外，等张耀祠把话说完，她轻轻地说：”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说一遍。”张耀祠就把刚说的话，重复了一遍。

江青听完张耀祠第二次宣布了中央的决定后，才站起身来。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钥匙，放入一只牛皮纸信封里，折好口，拿钉书器钉好，用铅笔写上”华国锋同志亲启”，然后交给了张耀祠。江青很冷静，上车之前还带走了她常穿的一件深灰色披风。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红旗防弹车。张耀祠特地澄清：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没有用外界想象的”囚车”；而且在10月6日夜里，江青也并非被”连夜押往秦城”，而是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的，一直呆了半年多才转至秦城。江青并不知道，她的其他三位坚定的政治盟友都被押在中南海，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而这几处关押地点，细心的华国锋早在行动前就一一仔细探访过。

共商大事

若干年后，叶剑英为这场行动做了这样的概括：”抓’四人帮’我们没开过会，都是个别联系。只有我们三个人（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知道，没有第四个人。”而华国锋与汪东兴，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类似的意见。

据华国锋自述，他与叶帅很早便比较熟悉，”在林彪搞的第一号令时，把叶帅分散到长沙住了较长时间，我与他接触比较多。1975年8月，叶帅接见梅县地区县委书记时，还叫我去参加了见面”.华国锋对叶剑英的信赖，无疑是促成此事的最基本的条件。另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是，毛泽东在去世几个小时前曾示意叫叶剑英单独进屋见面，但无奈当时毛泽东已说不出话来。外界纷纷揣测，毛的”召见”之举有”托孤”之意，是想让叶剑英照顾好自己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但叶剑英对华国锋并不十分了解。据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传记撰写组成员丁家琪的文章，在毛泽东去世前一两个月左右，七八月间，叶剑英到中南海看望了病重的毛泽东以后，回家途中，曾绕到北京东四史家胡同华国锋住地，第一次登门拜访了他。看到70多岁的叶帅亲自来访，华国锋显得由衷地高兴。一番寒暄后，叶剑英说：”有的人要成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此番话的目的是想试探华国锋的态度。华国锋不难领会叶剑英所言的”有的人”指的是王洪文他们，他表示对这种做法也不赞成。这一试探，让叶剑英心中对华国锋的态度多少有了一点儿底。据丁家琪撰文回忆，他在1996年月11月访问汪东兴时，汪东兴这样说：”叶帅与我和华国锋谈这个问题（注：指解决’四人帮’问题），一开始不是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而是比较含蓄的，逐步试探。””华国锋对’四人帮’问题，一开始态度不明朗，他的办法就是不做声。”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汪东兴和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很熟悉，后来叶帅的子女在见到汪东兴时，提及这段经历，汪东兴说：”你爸爸考虑问题很周到，不愧为我们的’参座’！”——曾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延安时期就被大家戏称为”参座”.汪东兴在1996年接受采访时说：”抓’四人帮’的计划，是很机密的。最后决策，就是华、叶、汪三个人商量，三个人知道，别人不知道。我们三个人还不是一起开会，叶帅对这一条把得很紧。他说，我们不能开会。你也不能到我那里去，因为目标太大。还是我到你这里来，你这个地方好，房子不显眼（中南海南船坞）。””叶帅在人民大会堂先同我谈，然后同华国锋谈。同华国锋谈话后第三次又同我谈，除了开政治局会议外，叶帅一共找我谈了5次。””我们两人谈得非常融洽，非常投机，真是题目对题目。”马锡金回忆，那段时间，叶剑英去得最多的是到汪东兴那里。

9月29日左右，叶剑英又赶到汪东兴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谈话间，突然传来消息，说江青要找汪东兴这里”理论”某事，叶剑英赶紧起身离开。叶剑英后来嘱咐马锡金：以后到汪东兴那里，进、出不能走同一个门。马锡金依计行事，从这一次起，再去汪东兴家，如果是从西门进的，出去时就要走东门，”叶帅考虑问题比较周全”.有一次从汪东兴那里出来后，叶剑英问马锡金：”汪东兴的警卫怎么样？你打电话告诉汪，说，我对他的安全不放心！”马锡金将原话转告给汪东兴。汪东兴说：”是啊，有人要暗害我。”汪东兴问马锡金，手上是否还有子弹，经叶帅同意后，给了汪东兴300发手枪子弹。一边给汪东兴子弹，马锡金一边抱怨，说以后不能给王洪文子弹，”给他多少他打多少，给50发子弹他几天就用完了”.按照华国锋的回忆，他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天就已经开始酝酿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华国锋曾向原吉林省省长张根生这样介绍当时的情况：”我于9月10日下午，首先找李先念来家中密谈，指出’四人帮’正在猖狂活动，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野心已急不可待，特请李先念亲赴西山找叶帅交流看法、沟通思想。” 9月下旬，华国锋向来访的叶剑英明确表示了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决心。耿飙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华国锋同志告诉我，他请李先念同志去拜访叶帅，商谈如何解决’四人帮’问题，但是叶帅当时并未深谈。隔天，叶帅亲自来拜访华国锋，首先解释了未与李先念深谈的原因，然后两人进行长谈，详细讨论了对’四人帮’及其主要爪牙实行隔离审查的时间和措施，还研究了向政治局其他成员通报的步骤及接管重要新闻机构的人选。” 9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国庆节的活动安排问题，结果会上”四人帮”在毛远新的工作安排问题上与其他委员发生争执。会议开到最后，多数人都走了，只有”四人帮”对着华国锋和汪东兴，但华国锋对”四人帮”的要求始终不表态。

此时，华、叶、汪三人的沟通更加频繁。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们从不开会，总是个别交谈，汪东兴曾向叶剑英提出：”你年纪大了，还是由我来跑吧。”叶剑英说：”你住在中南海，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由我来跑。”据王守江回忆，好几次去史家胡同的华国锋家，叶剑英都是从运煤的后门进来的。有时在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开完会，叶剑英让司机拉着他在附近转了几圈，再拐到华国锋家。

国庆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开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但叶剑英对参加会议的安全问题还是十分担心。他几次向汪东兴了解当晚会议警卫工作情况，当得知城楼上的警卫是由汪亲自掌握的中央警卫团的部队担任时，他才最后决定参加会议。

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提出不能再拖，要以快打慢。接着又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华国锋，希望尽快下手。当晚，汪东兴也来到华国锋在东交民巷的住地，决定制定具体执行措施。此后，三人分别进行相关部署。10月4日和5日，三人又分别见面，决定将国庆节后准备10天再动手的计划提前到10月6日晚上实施。

其实，虽然决策的细节只有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知道，但是一些老同志已经对这场最终的对决方式有所感觉。老帅们经常出入叶剑英家，邓颖超也在这一敏感时刻看望叶剑英。陈云后来有文章回忆当时的情况：”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党内有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据王守江回忆，后来当叶剑英与华国锋、汪东兴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时，他决定再征求一下陈云的意见。他把王震叫来，让王震到陈云那里征求意见。

王震到了陈云家里，把叶剑英说的解决”四人帮”的办法跟陈云讲了。陈云经过反复思考以后，让王震转告叶剑英：”看来，只有采取抓的办法。不过，党内斗争，只这一次，下不为例。”

玉泉山的不眠夜

“‘马头’！马上回家开政治局会议！”中南海怀仁堂里，一场惊涛骇浪刚刚结束，马锡金从叶帅的脸上能看出些微的兴奋。听到叶帅的指示，他一时有些错愕：”回哪个家？” “玉泉山！”叶帅回答。

“谁通知开会？”马锡金又问了一句。

汪东兴接过话来：”我来通知。”马锡金陪着叶剑英向车的方向走去，刚走两步，叶帅又叮嘱：”一定要带好华国锋 的车，别让他丢了。”将叶剑英扶上车、坐好、关上车门后，马锡金特地叮嘱华国锋的司机跟上。临出怀仁堂西门时，他从反光镜里看去，华国锋的车已经稳稳地跟在后面。

上了车，叶剑英告诉马锡金：”告诉王守江，立即通知开会！告诉孩子们立即上床睡觉！”一会儿，叶剑英与华国锋的车相继到达。叶剑英让华国锋一起到自己的卧室休息，工作人员立即端上牛奶、豆浆，华国锋一向对叶剑英尊敬有加，他对工作人员说：”先照顾好叶帅！”叶剑英则推辞着说：”先照顾好华国锋同志。”接到马锡金的电话，王守江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赶紧离开军科院2号楼，奔赴玉泉山9号楼，为这个特殊的政治局会议做准备。正躺在卧室休息的叶剑英见到王守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用手比划了一下，说：”刚刚把他们抓起来了。”王守江一下子就领会了老帅的意思。用手势传递意思，也是叶帅和手下人默契的交流方式。林彪出事第二天，叶剑英向王守江伸出第二个指头，只三个字：”他跑了。”玉泉山9号楼有一个小会议室，平时是叶帅打乒乓球、看电影的地方，突然要来这么多中央高层，下面的工作人员一下子也手忙脚乱。有人说，干脆在乒乓球台上铺层东西当会议桌吧，这个意见又马上遭到否定。大家开始将乒乓球台抬出，抬椅子，忙得满身大汗，”那种木沙发很重的，大沙发4个人才抬得动”，工作人员为华国锋、叶剑英准备了高靠背的椅子放在中间，第一圈是单人短沙发，第二圈是4人的长沙发，晚上22点50分左右，临时会场算是有了个模样。而那时，1976年北京深秋的夜晚，从玉泉山看下去，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已有车陆陆续续地朝玉泉山方向疾驰而来。

考虑到皮沙发有些凉，工作人员又四处找来毛巾被铺在皮沙发上。马锡金说，遗憾的是当时没有留下照片作纪念，那些五颜六色的毛巾被，绿的、紫的——这么举足轻重的会议，现在想起来也有意思。

办公室的人又想起一件事：”这么多人，连夜开会，还要吃夜宵吧？”一旁汪东兴的秘书却不慌不忙地回答：”我早就安排好了，大会堂那边送包子、酸辣汤，护士、服务员也都一起过来。”马锡金一下子想起，10月5日那天，中央警卫局负责玉泉山的李钊专门跑到玉泉山9号楼，问马锡金：”你们需不需要什么办公用品？”马锡金觉得这句话问得有些莫名其妙：”大过节的，也没什么人过来，需要什么办公用品？”听了马锡金的回答，未多说一言，扭头就走。”我现在想起来，他一是来看一下这边的情况，为第二天晚上的会做准备，另一层用意可能是想试探一下我们是否知道消息吧。”事隔30年回忆此事，大家也不由得不感慨，不愧在中央警卫局服务多年，汪东兴的确心思缜密、考虑周到。

为安全起见，与会人员的车到了玉泉山之后，都停在另一个地方，然后步行一段距离到达9号楼。在会场还没完全布置好时，纪登奎就先赶来了，随后是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从一些细节来看，即便是李先念，也对这次活动并不掌握。叶帅的另一位秘书王文理回忆，当被通知连夜来开会的李先念到达玉泉山时，还以为是叶帅生了病，一进门便问：”怎么这么晚还开会？叶帅病得很重？”在”四人帮”被抓之前，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候补委员共15人。见开会的人都到齐了，工作人员请纪登奎、陈永贵等后面一排的人，坐到前面的空位上来，有人说：”不对啊，人没到齐，还缺4个人哪！”马锡金说：”已经齐了！”汪东兴也说：”‘马头’说得对！到齐了！”一头雾水的4个人犹犹豫豫地坐到了前面。

人坐齐后，华国锋、叶剑英手挽着手，笑容满面地走进会议室。华国锋曾谦让地表示让叶剑英先发言，而叶剑英则说：”你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责无旁贷，你就主持开会吧！”华国锋在通报了今天晚上行动的情况后，高姿态地表示，希望由叶帅主持中央工作。叶剑英听罢起来大声说：”国锋同志这个提议不妥。我年事已高，今年已79岁了，且长期从事军事工作，工作面窄。经过慎重考虑，我提议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他年龄比我小20多岁，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实在，民主作风好，能团结同志，尊重老同志，他现在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我认为他是比较合适的人选。这个担子是不轻，我们大家可以协助。请大家考虑。”最终，会议一致通过由华国锋担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议，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

这次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从10月6日晚22时开到10月7日清晨4时多，历时6个多小时顺利结束。当天晚上，华国锋住在5号楼；此后约半年时间，玉泉山成了中央一段特殊时期的办公场所，直至一切恢复正常，中央领导们又回到中南海。

终点与起点

“四人帮”倒台之后，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曾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的工作，而叶剑英对此则一直保持难得的清醒。他多次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岂不让人说是宫廷政变！”1986年，89岁的叶剑英去世时，中共中央审定的悼词中对他做了相当高的评价：”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同志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这个危急时刻，叶剑英同志同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做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阴谋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同志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职位有所变化，征求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据王守江回忆，在广州的叶剑英看了这份意见，说了这样一番话：”在抓’四人帮’时，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如果我们三个人当中的任何一人走漏了消息，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个是有功的，应该给予适当安排。” “四人帮”粉碎后不久，叶剑英便安排邓小平由城内搬到西山，在离叶剑英不远的25号楼住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写道：”有一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饭，叶帅的小儿子头头来了。他悄悄告诉我们，他是奉命来接我们家的’老爷子’，去见他们家的’老爷子’……叶帅是专程出来迎接邓小平的，父亲高声喊道：’老兄’，赶紧跑步向前。父亲和叶帅两人走到一起，热烈而紧张地握手，长时间不放。……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时间。”王守江回忆：”后来周启才（注：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就传达中央的指示，说是小平同志要住到西山，为了他今后的工作的方便，先给他一套文件，中央决定由你直接给他送。”此后给邓小平送文件的工作就由王守江和机要秘书李俊山负责。

曾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吴德回忆：在李先念的提议下，李先念、陈锡联还有我一起去西山看望了邓小平同志，表达了中央请他出来工作的愿望。邓小平见到我们非常高兴，他对我们说：”很好啊（指粉碎’四人帮’事）！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李先念讲：”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小平同志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说：”起码官复原职。”当时，邓小平同志住在王洪文在西山住过的房子里，他还兴致勃勃地请我们去看了为王洪文修的电影厅，邓小平同志说：”看，这就是电影厅！”经过叶剑英等多方面地做工作，终于克服阻力，于1978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领导职务。一场新的变革，由此开始。

“两报大展”、海子自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诗坛，还有什么能比1986年的“两报大展”和1989年的海子卧轨自杀更值得一提的呢？答案是肯定的：没有。即便是放到今天来讨论，它们仍然是近20年来中国诗坛不容回避的事件。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有着微妙的联系，它们都预示着一个诗歌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两报大展”结束了“朦胧诗”的“好日子”，点亮了“第三代诗”的辉煌（尽管部分“朦胧诗人”也参加了“大展”而且参加“大展”的许多“第三代诗人”的作品都相当幼稚）；海子之死则是一曲唱给田园与淳朴精神的挽歌，此后，中国现代诗歌道路开始分叉，一条是向“暧昧”，另一条通往世俗，而无一例外的是，这两条道路都抛弃了海子孤独的歌唱和对乡土的缅怀。如果说“两报大展”还属于纯粹的“诗事”，那么海子自杀所暗示的内容则要广泛得多，当今时代更多的是仰慕钢铁的秩序，不再需要古典而温润的心灵。

作为事件，它们是80年代烙在我心头的两个印记，今天，我仍乐意对它们表达我对前者的兴奋与对后者的忧伤。

顾城杀妻、自缢

2000年夏天，我在应“90年代诗歌论坛”（又称“衡山诗会”）主办者之邀列举“90年代最震撼人心的10个诗坛事件”时，列出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顾城杀妻、自缢，《诗歌报》停刊、复刊再停刊，《〈他们〉十年诗歌选》出版，盘峰会议，‘70后’诗人浮出水面并引起重视，诗生活、界限等网站的出现”等内容。尽管在行文时将《后朦胧诗全集》出版列于首位，但事实上我首先想到的是顾城。我至今忘不了1993年10月13日，那一天，正在四川乐山纸厂进行毕业实习的我从当天出版的《乐山日报》上看到了顾城于10月8日在新西兰辞世的消息。那个消息给我的是双重震惊，首先，我几近崇拜的诗人英年早逝，而更重要的是他离开人世所采取的方式以及此前的行为——把多年以来一直关爱着他的谢烨用斧头砍死！整整两天，我都神志恍惚，百感交集。我知道，受到震撼的绝不止我一个，直到今天，人们仍然不时谈论这一话题。在纷纭的传闻中，每个人都在对事件作出自己的甄别和判断，自然，结果不会相同。

顾城的死，不知道是不是如同某些学者所说的，是诗人的乌托邦的破灭。的确，十余年来，优秀的诗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或者出国，或者去世。单是去世的就有海子、戈麦、方向、阿橹、昌耀、徐迟……死因各不相同，却各有各的方式和理由。而无论崇高还是卑贱，这些身影会渐渐消失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来的是干净的诗篇。或许，相对于永恒的艺术，肉身是微不足道的，艺术之神是一盏明灯，需要人们忘我地寻求。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追寻者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有梭罗式的隐居者，也有艾略特式的银行家，套用顾城的诗歌来说，是“我唱自己的歌”，但是无论是诗人还是其他类别的艺术家，他们与普通人的区别也只是在他们进行创作之时，创作之外，所做出的一切行为都不应当被“特殊对待”。我们看到了太多对诗人的指责，而这样的指责往往只是缘于个体的行为被别有用心地“推广”——海子想用朗诵的方式与酒吧老板换酒喝而被老板视为“疯子”，于是许多人干脆就认定所有写诗的人都是疯子，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并不少见。

我如此饶舌不是没有目的的，在文学界内外，都有一种“不把诗人当人看”的观点，食指疯掉了，便把所有诗人当疯子；海子自杀了，就认为所有的诗人都不负责任；顾城杀人了，所有的诗人于是就成为潜在的凶手。或许乌托邦的确在破灭，但这乌托邦难道仅仅是诗人的吗？难道不是所有希望纯洁、干净的灵魂的共同追求吗？因此，当我重读顾城的旧作《我唱自己的歌》时，在这一瞬间，我忘记了前面所说的关于“文学的价值和文学史的价值”的分类，我想，即使仅仅是出于对一个逝者的缅怀，我们也有理由记住它们。

阿橹伏法

我对阿橹的作品的最初印象是他发表在1993年冬天的某一期《诗歌报》上的随笔，内容是喜欢清净的生活，安于贫穷，只有如此灵魂才会干净，才能写出优秀的诗篇之类。这篇大约2000字的短文于次年被评为《诗歌报》的两篇年度随笔奖之一，另一个获奖者好像是甘肃诗人林染。对阿橹的诗歌，我的印象并不深刻，90年代初期，我太年轻，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有限，更不要说“先锋诗”了，而阿橹却是“先锋诗”的代表人物之一，获得过某权威刊物评选的“中国十大先锋诗人”的称号。但他的诗才无疑是优秀的——当他东窗事发之后，太多诗人露出了遗憾的表情。

我对阿橹最深刻的印象是他成了谋财害命的杀人犯。他与顾城不同，顾城是一时情急之下杀了谢烨，阿橹杀人完全是经过周密安排和谋划，而且所杀不止一人。从一个崇尚安静贫穷的人沦为杀人犯，不过三四年时间！

终于，1997年的某一天，阿橹从一个诗人变成了“死人”。即使他写出了再多好诗也无法取得人们的谅解。这是阿橹个人的错，就像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做坏事一样，阿橹干了坏事，只能由他一个人负责，然而，我还是看到了下面这些我曾经担忧过的想象力丰富的文字：“当阿橹在骗取他的一个又一个的东北老乡信任，然后又残忍地杀掉，仅仅是为了谋财害命，由一个追求理想的诗人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时候，我们更深的思考着：真正堕落的不仅仅是阿橹个人，而是中国走在变革时期的诗歌。”（荒城之月：《海子、顾城、阿橹》）一个诗人犯罪，整个诗坛都要承担后果，这是什么逻辑？

最后，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为了写这篇文章，我不会写下“阿橹伏法”这个词条。

盘峰诗会

1999年4月16日至18日是诗坛一个里程碑式的日子，这三天，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室、北京作家协会、《诗探索》编辑部、《北京文学》编辑部联合举办的“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市平谷县盘峰宾馆举行。这次研讨会上，中国诗坛潜藏多年的两种写作流向引起激烈冲突。据有关报道，诗坛由此而划分为“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前者的代表诗人是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孙文波、臧棣、张曙光等，后者则以于坚、韩东、杨克、伊沙、徐江、杨黎等为首。评论家程光炜、谢有顺、沈奇、唐晓渡等也都尽力为各自“阵营”摇旗呐喊。此前出版的《岁月的遗照》（程光炜编）和《1998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因被称为“导火索”而一举成为世纪之交最为著名的诗歌选本。

因论争双方都是“朦胧诗”后最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双方所阐述的诗学观念各有建树，因此“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个概念逐渐被文坛接受。但严格地说，即使排除两大“门派”之间的口水仗和谩骂成分，这种划分既有道理也显得不甚科学。虽然诗人的诗歌观念在分化，但诗歌说到底只有好和坏之分，命名只不过是为了方便记忆的外在之物，如同这次研讨会被俗称为“盘峰诗会”一样。后来“民间”也进一步分化，分为真民间和伪民间，由此也可证明出两分法的片面性。但由于大量媒体的介入，这种分类方式还是对另外一些写作者形成了强大的压力，一批诗人开始另立门户，展开了“第三条道路”的大旗。

盘峰诗会后，一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参加诗会进行“身份认证”的诗人也在读到宣传文章后自动“归队”，争当“知识分子”或“民间”的候补队员。2000年，我到北方参加诗会，由于生性喜欢扎堆，我在房间和两个诗人聊了十多分钟后，便跑到另一个据说住着“民间立场”代表人的房间认识新朋友。待我再次回到我的房间时，一个诗歌写得比较“知识分子”的诗人很不解地问我：“你到底是属于哪一边的？”我一愣，反问道，难道来这里玩也要“分边”吗？那个朋友有些不好意思，连忙解释“不是那个意思”。我自然知道他没有怪我的意思，但他潜移默化地认同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立场”两分法是毋庸置疑的。可笑的是，当地一家电视台为这次诗会做的节目也口口声声“知识分子”和“民间”，不知是不是为了达到提高收视率的目的，该节目甚至安排了一个莫须有的对立面，说这次诗会由于“知识分子”诗人的集体拒绝参加而形成了“民间”诗人唱独角戏的局面。我在网上看到这个节目的解说词后，哭笑不得，然后是深深的悲哀。

诗歌写作是一件复杂的劳动，除了某些特定的部分外，它还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知性，因此，参加诗会的优秀诗人的写作还在持续着，任何结论都不见得可信。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盘峰宾馆可能因此而成为中国诗坛最为著名的一所宾馆。

诗歌污染城市

祖国南大门广州，经济发达，市民见多识广，但他们绝对想不到会有这么一天，被熟视无睹的性病广告、垃圾桶、电线杆、工厂墙壁上会在一夜之间出现难以计数的优美诗篇，让包括全国传媒巨头《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在内的50多家报刊和近300家网站白白捡到一个绝佳的新闻题材。

现在想来，轰动全国的“诗歌污染城市事件”是经过长时间周密的预谋和策划的，这一点仅从“行动”的时间就可知一二——2000年12月29日至2001年1月上旬。也许世宾、黄礼孩、浪子、安石榴等人早已设想好要以自己的行动将20世纪和21世纪串起来了。

持续一个多星期的“行动”反响是巨大的，它给身处中国开放最前沿的广州市民一个反思自己的内心和社会风气的契机。但从大处说，“行动”并不算成功。我从“行动”的核心人物世宾发来的“事件”的全部策划资料发现，按照诗人们的设想，“诗歌污染城市”在广州的行动只是开始，它的进一步目标是辐射全国，让这个行动在其他城市蔓延开来。结果如何我们都看到了——除了广州，再没有第二个城市出现过此类事件。据说有一些诗人曾经设想在自己所在的城市对世宾们的行动进行呼应，但最终不得不在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下无功而返。一个诗友提起这件事情时意味深长地说：“广州毕竟是一个观念开放的大都市，要是在我们这里，嘿嘿……”

北海诗会

如果“北海诗会”在2000年11月6日成功举办，那么这些文字就可能不会存在，但这次诗会在即将举行的前两天被突然宣布取消，使它成为一个意味深长的突发性诗歌事件。

与互联网出现以来的其他诗会一样，北海诗会举行前一个月，有关消息便在网上盛极一时。11月初，诗会突然宣布取消，部分消息闭塞的诗人已经坐在开往广西的列车上了！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这样的消息：200名中国诗人原定于12月6日到12日在广西北海市召开诗歌发展研讨会，但由于参加者中有许多地下文学刊物负责人与异见诗人，北京当局担心这项研讨会将由批评现代文学政策变质为要求政治改革，因此北海市公安局下令禁止举办，三名不顾公安警告继续筹办的诗人，于11月4日被以“非法聚会”为由逮捕……

这条不知来自何处的消息真实性值得怀疑，且不说其叙述有夸大其辞捕风捉影的嫌疑，单说消息中列举的“异见诗人”中岛，说中岛时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政策的诗歌，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许多诗人都知道，中岛在2000年根本不懂得怎样上网！怎么可能“时常在网上时常发表……”中岛在得知此事后，不得不委托朋友在网上替其辟谣：“他听说此事，十分震惊，由于未满（湖南诗人、诗会的筹办者之一）一直没有跟他联系，所以他不知道这个消息是真是假，未满一直跟他说这是北海市团委搞的活动。而且他有几次打电话找未满，也都是打到北海市团委，所以这应当是一个官方活动，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而且未满从来没有跟他说有关方面对他与会有什么异议，他本人早就决定不参加北海诗会，但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因为单位事务太多，实在脱不开身。中岛还很吃惊地说，他本人几乎从不上网，怎么会在哪里发什么诗？更何况他对政治一点兴趣也没有，根本没有写过那一类诗，关于这一点，看过他诗集的朋友应当很清楚。中岛对这一消息的来源表示怀疑，他说这一切简直不可思议。”（沈浩波于2000年11月16日在“诗生活”、“诗江湖”、“扬子鳄”诗歌论坛发表）

2004年4月，我在长沙的一个诗歌朗诵会上意外遇见未满，这时的未满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成功的商人了。说起北海诗会，未满一言不发。北海诗会的变故和各种传闻已烟消云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诗人仍在埋头创作、改行挣钱，好热闹者则开始收拾行装前往下一个聚会的地方。

诗人上网

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的批量出现，已经成为2000年以来文坛一大现象——2000年，诗歌网站的数目还屈指可数，至2004年夏天，数目之大已无从统计。

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诗歌网站和诗歌论坛有诗生活、诗江湖、界限、灵石岛、扬子鳄、或者、八千里路、唐、终点、流放地、滑动门、珊瑚岛等。比较齐全的诗歌网站包括了论坛、网刊、作品专栏等部件，在这些部件中，论坛无疑最重要最受人欢迎。诗歌论坛除了可张贴作品，更是诗坛消息的大本营，诗人行踪、诗会消息、评奖结果、诗集出版……几乎所有与诗歌有关的新闻都能在上面找到，因此从大处说，一个诗歌论坛其实就是一个门类齐全的网站，只不过没经过分门别类而已。因此，界定一个诗歌网站人气旺不旺，论坛的来客数目的多寡是主要参考因素之一。

从2001年起，国内的不少官方诗刊如《星星》、《诗潮》、《诗选刊》、《诗歌月刊》、《扬子江》也陆续建立了自己的网站或论坛，吸引了一批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由于上网的日益便利和这些传统刊物的介入，越来越多的在传统媒体上具有影响的诗人和评论家走进了网络世界。这些网络文坛的“后起之秀”在对网络的“规矩”逐步适应中也免不了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谈资，比如伊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在乎自己的帖子的点击数和网友的回贴，不怎么听得进批评，喜欢与不同意见者争论。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他在“指点江山”（后更名为“唐”）论坛上给一个版主留话，叫其将“诗生活”上一个对他的诗作持赞同意见的20字不到的帖子转过来，那语气明显地流露出高兴与得意。那可爱的模样让江湖老手们发出会心的微笑——我们最初上网时也是这样的！

网络是虚拟的，但上网的人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因此，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网络上也不鲜见。我们也可以说，网络是一个绝佳的“人心检测器”，从一个诗人的多次发言可以综合出其性情和行事方式。一些诗人因为宽容而成为网络上公认的“好人”或“中庸份子”，一些诗人因为放任自己而成为网络疯子，少数诗人热中于与人叫骂而成为网络恶人。2003年夏天，几个诗人不知从何处学得黑论坛的功夫，便充当黑客，相继将乐趣园属下的诗江湖、他们、扬子鳄等最具影响的几个诗歌论坛黑掉（后很快被恢复），闹得其他诗歌论坛的版主人心惶惶。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黑客的理由竟然是那些网站出现了“少儿不宜”的内容，他们扮演了一个纯洁的正义者的形象，而事实上，这些“正义者”大多数是因为热中于吵架骂娘讲下流滑而为人们抵制和唾弃，才起了黑人网站之心的。好在到了2003年11月后，不知是因为乐趣园增加了防卫功能还是黑客本人也觉得厌倦了，各个网站没有再出现“黑客诗人”。

柯岩“抄袭”事件

由《星星》诗刊于1999年挑起的“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选得是否妥当”的争论进入新世纪仍余波未了，《华夏诗报》、《银河系》等一批以老年人为主要作者和读者的诗歌刊物发表了大量抨击《星星》和该刊主编杨牧的文章。被指责为抄袭的老诗人柯岩在报纸上发表了致杨牧的公开信，有人赞扬柯岩此信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持反对意见者则不以为然，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杨牧则借答复《文学报》记者采访之机对《星星》此举的初衷作了说明和辩护，态度不亢不卑。而事件的“始作俑者”西南师范大学新诗研究所毛翰教授“毫无悔改之意”，继续在《书屋》杂志和网上发表了反驳柯氏及其他意见批评的长文。令人深思的是，在长达一年的争论过程中，老诗人喊得声嘶力竭，年轻人却置若罔闻。这情形会让你想起一句流行语：我们两个人中肯定有一个是傻子！

青春诗会

我从2000年开始订阅《诗刊》，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想收藏每一年度的青春诗会专号。据我所知，还有不少人有我同样的爱好，包括一些国外的诗歌研究者，人们普遍认为，青春诗会是当年度诗歌创作人才的大检阅，是诗歌创作的风向标，只要是真正的诗歌爱好者，就不会愿意错过这样一个绝佳的了解中国诗坛的机会。

自1980年到2003年11月，青春诗会已举办了19届，作为中国级别最高、历史延续性最长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推出了约三百名青年诗人，如今，这些诗人中的绝大多数成为诗坛的主要力量，少数人如舒婷、顾城、叶延滨、西川、欧阳江河、于坚等已经被写进了文学史。由于青春诗会的巨大影响，人们习惯将其誉为中国诗坛“黄埔军校”。我是从1992年开始知道青春诗会的，一次，我在学校阅览室里读《诗刊》，河南诗人蓝蓝的诗歌让我爱不释手，随后我就看到了这组诗所在的栏目：“青春诗会”。第二年秋天，我在期盼已久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又读到了河北诗人大解的诗歌，这让我死心塌地地喜欢上了这个诗人的所有作品。然后是1994年的叶舟、张执浩，1995年的伊沙，1997年的李元胜……每一届都会有一两个让我心仪的诗人出现。那几年，《诗刊》在整体上还是相当保守的，并不为年轻人喜欢，我们喜欢的是合肥的《诗歌报》，但无论如何，每年的《诗刊》“青春诗会专号”是必读的。

我印象较为深刻的2000年以后的几届诗会。由于1989、1990年停办以及90年代后期有几年为两年一届，故2000年4月24日至 28日举行的是第16届。参加者有汗漫、殷常青、姜念先、刘起伦、陈朝华、老刀、江一郎、宋志刚等12个诗人。这一届诗会一改以往在北京举行的传统，移师经济发达的广东肇庆地区。《诗刊》某位负责人这样解释移师广东的原因：“选择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来广东举办这次严肃的诗歌活动，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相对于80年代的青春诗会，9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届诗会的“重量级”无疑要差上一截，与会诗人实力悬殊，这一届除了汗漫、江一郎等少数几个诗人具有实力，有近半数诗人的创作并不引人注目。当然，这并不能影响青春诗会的巨大贡献——目前活跃的诗人中没有参加青春诗会的廖廖无几。

2001年8月，第17届青春诗会于在浙江苍南县举行，寒烟、马利军、李双、沈娟蕾、南歌子、友来、姜桦、李志强、叶哗、赵丽华、黄崇森、俄尼。牧莎斯加、金肽频、牧南、王顺健、东林、凌翼等诗人与会。此届诗会由于大部分与会诗人“面孔陌生”而招来颇多非议。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是吉林诗人董辑于2002年12月张贴在多家网站上的言论《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董辑认为与会诗人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当下诗歌的水平，甚至连中等水平的诗人都很难挑出来”，有些诗人“就是连多年浸淫诗歌的资深者都很少听说”。

本人幸参加了2002年5月在安徽黄山举行的第18届青春诗会。参加本届诗会的诗人有鲁西西、黑陶、杜涯、雨馨、李轻松、张祈、张岩松、江非、庞余亮、哨兵、魏克、胡弦、姜庆乙以及本人，共14人。据主办方说，这是90年代后期以来实力最为突出的一届青春诗会。鲁西西、黑陶、杜涯、李轻松、庞余亮都是60年代出生诗人中已在诗坛上具有一定的影响，而在这个名单里，黑陶由诗而文，其孤峭雅致的散文自成一格，引人注目；而杜涯的作品则是与会诗人中最令我认同的，她多年以前发表的《桃花》是我喜欢的诗歌之一：

最初看见桃花,是在我的幼年
那年春天,父亲和一群大人带着我
去给一个邻村的表哥上坟
走出那个村子,我便看见了
满园的桃花
当时我欢呼一声
一头扎进了桃林
那个上午,我在桃园中兔子一样
穿行着,桃花在我的头顶
开得绚烂而又宁静
猛然,我吃惊地站住
我看见父亲和那群大人
正坐在一座坟前  哀哀地垂泪
一堆纸灰被风吹得
四处飘散,然后像黑色的蝴蝶
消失在桃花间
后来我知道,那座坟中
埋着我的从没谋面的表哥
他在十八岁的那年死于一场疾病
那个春天,我记住了桃花
还有纸灰  坟墓  大人们的泪水
后来我注意到，在我们的村边
也有一片硕大的桃园
每年,桃花都开得异常绚烂
那时,我常坐在门口
看着父亲走在路上
然后消失在桃林的那边
后来父亲死去,桃树也被一棵棵砍掉
如今许多年过去
那个地方不再有桃花开放
那故园的人也相继老去

除了上述60年代出生的诗人，生于70年代的江非、魏克等亦具有不凡的实力。此届诗会还有两个特征区别于往届。其一，作为“国刊”的《诗刊》开始注重宣传。中国最有影响的两家文艺类报刊《文艺报》和《文学报》均派了记者全程采访；影响广泛的《华夏时报》也与诗会进行互动，在诗会期间分三次将与会诗人的作品请资深诗人评点并发表。安徽电视台、《新安晚报》、《江淮晨报》等当地媒体也对此次诗会做了跟踪报道。诗会的所有内容也同步上网，读者可以很容易地从“扬子鳄”、“或者”、“新散文”等文学网站浏览到诗会进程和各种花絮。其次是更大程度地关注有实力的青年诗人。在入选的14名诗人中，70年代出生的就有5人，这一现象在青春诗会历史上绝无仅有，可以作为新世纪来“70年代出生诗人”在众声喧哗中走上前台的一个标志。作为此届诗会的与会者，我唯一的遗憾是诗会期间初选上的拙作《基本功》、江非的《到北方去》、魏克的《到处都是魏克》最终没能在当年第10期《诗刊》“青春诗会”专号上露面，而是换为其他的更“保险”的作品。

作为中国历史延续性最长、主办者级别最高的文学笔会，青春诗会影响广泛、成就卓著，为推动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外界对青春诗会也不乏批评之语，前面提到的董辑的《什么是诗歌，什么又是垃圾——青春诗会批判》一文是我所读到过的言辞最为尖利的一篇，该文从第一届一直点评到第17届，认为青春诗会的与会诗人中，只有极少数是“选对了”的，其他的大多数人则是“垃圾”、“阿猫阿狗”、“省略号”；由于参加过青春诗会的某几个诗人后来“发达”成为官刊编辑，所以青春诗会是为这几个诗人办的；这个诗会“充满了错选、误判、糊涂和黑色幽默，充满了可笑的似是而非和标准”……总之，在董辑笔下，青春诗会之过远远大于功。其实，无论如何，即使仅仅凭着于坚、韩东、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大解、陈东东……这一批名字，也足以证明青春诗会的成功了。当然，从更长远看，最终究竟是青春诗会成就了这些诗人。还是这些诗人成就了青春诗会，很难说，我想，应该是双方面的吧。

尽管非议不断，但诗会还是要开，2003年11月8日，最新的一期《诗刊》下半月刊推出了第19届青春诗会专辑，又一批青年诗人成为“诗坛黄埔”学员。和以前各届一样，他们的组诗和照片出现在刊物显眼的位置，每个人都踌躇满志，但十年后他们会成为诗坛上的恒星还是一闪而过的流星，天知道。

衡山诗会。沈浩波

我不知道在其他诗人的眼中，2000年8月18日至21日举行的“90年代汉语诗歌研究论坛”究竟地位如何，而在我的印象中，这是近几年最有特色的诗歌笔会。由于“论坛”在南岳衡山举行，人们习惯将其称为“衡山诗会”。整个诗会的气氛既宽松活跃而民主，又紧张而严肃，即使是在宣读论文时气氛也兼具上述特征——采取了听众自由提问、宣读论文者当场答辩的形式。

在衡山，伊沙、徐江和沈浩波无疑“风头最健”，几个人在论文宣读会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不仅他们本人说得神采飞扬，台下的听众也不时为他们（以及提问者）的表现投以热烈的掌声。“下半身”主将沈浩波是天才的演说家，他的即兴发言信手拈来却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其中最精彩的无疑是对众多朋友“开刀”的那部分。从韩东小海徐江到阿坚杨键贾薇巫昂，一口气指出了十余个诗人的缺点（当然，是沈本人所认为的缺点），妙语如珠。他这样批评韩东——“韩东上真正出类拔萃的文本有多少？真正具备先锋性的文本有多少？除了姿态以外的文本有多少？……韩东在80年代就说诗到语言为止。那么你的诗是不是到语言为止，你的诗在语言探索上有多少。在以前我没有看出来。只有《甲乙》……可惜的是，韩东在90年代的好诗仅此一首，《甲乙》之外的韩东变成了一个抒情诗人，变成了一个经常自哀自怜的情绪柔弱的看见街边的小姐也要哀怜一下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诗人，变成了一个有感而发的诗人。我觉得除了《甲乙》，韩东变成了小诗人，而且他的诗歌充分展示了中国南方诗人的那种柔弱、精明式的才子性，小柔弱小情调在他的诗里愈发明显了。”这些言语遭到韩东数月后在《作家》杂志上的反击，并因此而酿成“他们”、“非非”和“下半身”主要人物在“诗江湖”论坛上的一场恶战，几个朋友差点反目。

在这个习惯于遗忘的年代，我相信衡山诗会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人们津津乐道，8月19日深夜衡山最高峰上的诗歌朗诵会、20日晚上的喝啤酒大赛、21日上午在互联网上突然冒出来的“伊沙死亡事件”……那是多么快活的时光啊！2001年春节期间，西安诗人周公度在“诗江湖”论坛上危言耸听，说“伊沙因病去世”，马上有一个朋友笑呵呵地回帖：“你这一招太老套啦，这个方法去年我们在衡山时就用过了……”

麦城

也许在1999年，诗坛上还有许多人没听说过“麦城”这两个字，但是到了2000年，没听说过这两个字的人们可能会少了一大半。麦城无疑是2000年极为活跃的诗人，在大大小小的刊物上，人们不时可以看到他的名字。他甚至“名扬东瀛”了——11月3日至11日，他与王小妮、杨克、徐敬亚、沈奇等人一同到日本参加了“世界诗人节2000东京诗会”。

许多人认为麦城诗才平平，只是因为他是千万富翁，赞助了许多文学刊物（由此，人们对麦城能频频发表作品的猜测是有其道理的）而成为诗坛一“霸”。最近几年，麦城在诗歌上投资了近200万元人民币，其中数额最大的一笔是2000年12月25日到27日在大连召开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 董秀玉、牛汉、郑敏、李欧梵、芒克、李陀、叶兆言、于坚等近70名诗人、学者、文学编辑参加了这次研讨会。

至今，麦城已出资在《山花》、《上海文学》、《作家》、《当代作家评论》刊物设立了28个诗歌奖项。对于麦城的举动，有人认为是以利买名，也有人欣赏他对诗歌的热情。所有评价中，南方某大报的标题最为经典——“一半是诗歌，一半是金钱”。

海子诗歌入选教材

尽管作品被选入教材并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但海子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入选仍然令我欣慰，中国新诗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这百年中，出现了大量优秀之作，但这些年青少年对现代诗越来越隔阂，这不能说与教材中所选的作品老化、跟不上人们的审美需求无关。

诗不长，姑且引用如下：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
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
我将告诉每一个人

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
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
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
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
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
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这是海子的代表作之一，它语言优美，意韵悠远，颇受读者的喜爱。但从艺术角度上说，这只能算是海子中上水平的作品。在我的印象中，海子还有不少作品比这首诗艺术含金量更高，但这些作品要么太长，如《弥赛亚》、《祖国》；要么太短，如《村庄》、《秋》（此次被列入高中二年级语文的辅助阅读篇目）；要么“消沉”得近乎绝望（可能是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诗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成长），如《春天，十个海子》、《九月》、《七月不远》；要么深情得足以令人想入非非（不入选的理由可能和前面一样），比如《四姐妹》、《日记》；还有的太热烈，如《麦地与诗人》，太“先锋”，如《黑夜的献诗》、《打钟》……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海子那些充满了死亡、黑暗、宿命、忧伤的诗歌中少有的语言干净优美、节奏明快（特别是最后一节，明快得近乎俗气）、主题健康向上（考虑到读者主要是高中生，教材编者有必要把这一点放在首位）的一首。在海子的数百首诗歌中，具有与其相近的质地的，大约只有《幸福的一日，致秋天的花楸树》、《祖国、或以梦为马》等有限的几首。所以，教材的编选者在选海子的诗时也是煞费苦心的，可能是多种因素折中的结果。

在欣慰于它的入选的同时，还想说几句题外话，对此事作一些“小人之心”的揣测。从众多的佳作里，只选海子的作品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是这些编者——传统知识分子——对诗歌形式的理解问题（比如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诗歌要讲究语言优美、意象贴切、意境优美等等，海子的诗歌几乎都满足了这些条件），还是想抓住海子传奇的生活经历这一“卖点”？如果是在“选人”而不是“选诗”，那也还罢了，如果是“选诗”，那么西川、欧阳江河、于坚、韩东等人就不应被忽视。这些诗人创作了很多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优秀的作品。更令人担忧的是，这首诗已被好事者谱成了歌曲，我不止一次听到过。说真的，我觉得曲作者把好端端的一首诗给糟蹋了。它变得深情而近于矫情，而实际上这首诗的情感底蕴应该平和而澹泊。在“歌迷”多如牛毛而“诗迷”凤毛麟角的今天，再优秀的诗歌也不会比四流歌曲更受人关注，中学校园更是如此——对于这首诗歌，学生们是否会像平常日子一样，以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代替了对原著的阅读？我还担心教师对诗歌的理解能力，无法给予学生更为精到的讲解，从而无法让学生对作为“流行歌曲”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作为诗歌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作出区分。

从诗歌风格而言，也有遗憾之处。既然选了一首“华美”的诗作为教材，为什么不再选一首风格迥异的口语诗呢？8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作品的影响并不比以海子为代表的那一类诗歌小，比如《尚义街六号》、《对一只乌鸦的命名》、《我们的朋友》、《有关大雁塔》、《看一支蜡烛点燃》等，早已成为公认的经典，在诗歌发展史的意义以及在文坛上的影响都超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它们进入中学教材资格绰绰有余。乃至于影响相对较小的秦巴子、南野、郑单衣等人都有质量不在上述作品之下的佳作，如《怀念未来》（南野）、《中药房》（秦巴子）、《夏天的翅膀》（郑单衣）等。尽管此次教材改革，也将韩东的短诗《山民》列入选读篇目，但这是韩早期作品，根本不能代表其创作风格。其实，且不管这两种风格的诗歌艺术价值孰高孰低，如果能够同时入选，必能让学生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状况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此次教材改革选取了海子的诗歌是试探性的、有所保留的，除了考虑诗人的影响，更考虑作品的风格意韵等方面的因素。当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入选，好歹是向前迈了一步，至于更为精到、更能体现中国现代诗发展大潮的作品的入选，我们不妨寄希望于下一次。

春天送你一首诗

新时期以来，《诗刊》最大的品牌是“青春诗会”，直到今天，“青春诗会”仍然是诗歌界乃至文学界最为有影响的诗会，当前活跃的诗人大部分都参加过这一活动。而这一活动的参与者是优中选优，每年只有十余位青年诗人能够得到这一荣誉。随着2001年《诗刊》下半月刊的创刊，诗刊社开始酝酿第二个品牌，那就是如今广为人知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2002年3月，首届“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以北京为主会场，广州、上海等地为分会场同时举行，大量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加入了进来。除了诗人朗诵关于春天的诗歌，诗刊社还专门印制数十万张诗歌卡片，分发给群众。2003年4月12日，第二届“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开幕，主会场设在湖南长沙，分会场包括上海、广州、重庆、中山、秦皇岛、南京、杭州、兰州、太原、无锡、宁波、佳木斯、厦门、重庆、南京、杭州、兰州、开封、深圳、桂林等则30多个城市。据统计，全国有近50万人参与这次大型诗歌公益活动。2004年度的“春天送你一首诗”场面更是隆重……

与“青春诗会”一样，“春天送你一首诗”也是一年一度。关于这一活动，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高洪波说：这次活动的主旨在于让诗歌回到群众，回到人民的生活。活动总策划、著名诗人林莽说：举办这次活动，不但是唤起人们对春天的热爱，也是在呼唤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感。

排除这些形而上的目的，“春天送你一首诗”活动对《诗刊》下半月刊的发行也有相当大的益处，据说，刊载有此项活动作品的当期刊物加印了10万册。在地摊读物横行书市的今天，诗歌刊物发行10万册有百益而无一害。作为一个诗人，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支持活动主办者对正在遗失的诗心的拯救。

《北岛诗歌》出版

如果说要有谁的诗集出版可以成为“事件”，那么只有北岛才可以享受这项荣誉。其他诗人，无论海子还是昌耀，都不能。自北岛1989年离开中国后，由于种种原因，在祖国大陆出版一本诗集已经成为比登天还困难的事情。别说是出版诗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在国内发表文章的机会也是渺茫，甚至连名字也成了省略号。我曾经读过大量论述“朦胧诗”的论文和论文集，一个令人惊奇又愤怒的现象是：那些学者竟然连“朦胧诗”最重要的成员北岛的名字都不敢提及，或者只是提提名字而不敢分析其作品，倒是其他不那么重要的“朦胧诗”成员被连篇累牍地分析、解释、夸赞。历史事实在面前摆着，都敢自顾自地否决掉，这样的“学者”你就是想不小瞧他也不行。——当然，也不能总是责怪这些书生，文学要看政治的脸色，是这个国家的国情，我们不能指望每一个学者都有顾准般的学术良心。

90年代后期，北岛的诗歌和散文在零星地出现在国内的刊物上，新世纪以来，《读书》、《书城》、《天涯》、《收获》等刊物开始较为密集地出现北岛的文章，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良好到“再开始”。而2003年伊始，南海出版公司竟然出版了《北岛诗歌》，此举如同一颗重磅炸弹在诗坛上爆炸，激动得诗人们一时之间回不过神来。

由《北岛诗歌》的出版，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言论空间在进一步加大，政策环境在日益宽松，当局也相当开明。这是好事，有容乃大啊。然而，即使是北岛的作品已经频频在国内媒体上发表，即使是《北岛诗歌》也已出版，许多报刊仍不敢提“北岛”二字，他们的理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呜呼，除了你自个儿在莫须有疑神疑鬼，这世界已走得太远了！

甲申风暴

朦胧诗以后，号称“大展”的有规模的诗歌展示事件并不多，印象中只有1986年的“两报大展”、《诗歌报》“1989中国实验诗集团展示”、1993年成都诗人黎正光依托民间诗报《浣花》举办的诗歌大展、2001年8月至2003年12月间《诗选刊》相继举办的四次“年代大展”。“甲申风暴”是最近的一次。

“甲申风暴”全称“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由星星诗刊、南方都市报、新浪网联合举办，时间跨度颇大，为2003年8月至2004年4月，目标也相当高远，据大展启事说，此次大展“旨在大规模展示当代汉语诗人的优秀创作，真实反映中国诗坛现状，呈现国内各诗歌网站、社团和个人的最佳诗歌创作成果，强档推出当代实力诗人，为积蓄已久的中国诗歌搭建舞台，摇旗呐喊”。在此期间，三家主办单位每月都以专栏形式推出大展专辑，并随时对有关情况进行追踪报道。

2004年第3期的《星星》以两本刊物的容量展出了国内数十个著名诗歌网站、民刊和单个诗人的作品；《南方都市报》则一次性推出了近十个专版的诗歌作品，并陆续刊登对参加“大展”的诗人的专访。

由此看来，堪与“甲申风暴”比较的只有《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举办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但两者也区别甚远，那次大展是由两家资历较浅的报纸举办，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学事件，并在诗歌史中稳占一席之地。这次大展的三家主办单位则分别在文学界、报界和网络媒体中深具影响，在资历上与当年的《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有天渊之别，而且操作方式与气势远胜当年，除了“两报大展”出现过的以社团和个人的名义参展，此次大展置于首位的是“网络”，充分肯定了新世纪以来现代诗歌在网络上的繁荣局面。但这次“大展”最终能否对中国诗歌达到当年那般深远的影响，值得怀疑。自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传媒事业的长足发展是重要原因。如果说当年的“地下诗人”有可能因为错过“86大展”而错失成名的良机，那么，一个年轻的诗人错过“甲申风暴”肯定算不上什么大的损失，毕竟，在当前相对发达的作品发表环境中，要想埋没（或封杀）一个有实力的写作者简直是天方夜谭。

在接受宁夏一家晚报就“甲申风暴”进行的采访时，我说了这么一句话：“甲申风暴”可能会成为一次好诗展示而不具备进入文学史的价值，它不会成为让人无法躲避的“风暴”，而只是一次较为大型的文学活动而已。当然，如果真正能够将近20年来中国现代诗的最佳成果展现于世人眼前，这一活动的结果将具有极高的资料价值，对现代诗的发展也不无借鉴意义。

张僖这个名字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他写的《只言片语——一个中国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我却买了一本。就像勒口上的“内容提要”所说的，他“不是作家而是作协领导，这一独特的身份，使他撰写的这本回忆录，极具亲历性、真实性”。张僖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后到东北，又转赴北京，从此就一直在中国作协工作。中国文艺界几十年风风雨雨，他几乎都亲身经历，参与其事。现在他用那平静的语调娓娓道来，真不知让人生多少感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的各个政治运动中的大事件，虽然张僖书也有一些有价值的补充，但特别令人感到震惊的是一些从未见诸文字的小人物的悲剧。

在反胡风运动中，我们知道胡风和他那个“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们都被打倒了。但被运动顺便带及的小人物也不少，其命运之悲惨，也是难以想象的。

1955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主持部署大会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议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开会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舒芜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这在当时是非常严重的“泄密”事件，于是对参加会议的人进行了排查。最后疑点落在做记录的束沛德身上。束沛德说他回到宿舍，阎望问他开的是什么会，他就告诉阎望，要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他不是故意的。他绝没有料到阎望又告诉了胡风。

就因为这样一句不经意说的话，“束沛德不能再担任记录了”，当然还得写“检查”。“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河北涿鹿地区劳动锻炼”。还是张僖有仁心，对涿鹿的县委书记王纯说：“束沛德就在涿鹿当地做一些编小报的工作。”

束沛德毕业于复旦大学，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工作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当时，能够被周扬看重的人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就为了束沛德那么一句话，他和阎望的锦绣前程就被断送了。

“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中，大约是四月份，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张僖是“在一次中国作协党的会议上”，听刘白羽说“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刘还说：“根据上面的交待，要集中一些同志到公安部去研究整理。”张僖“也要去”。

由于舒芜的交信，一些在《七月》《呼吸》《泥土》上发表过作品的诗人和作家如田间、严辰、陆菲、艾青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作协机关的肃反运动也开始对胡风的揭露。“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许多同志纷纷交代自己和胡风的交往。”田间连到胡风家洗过澡，胡风亲自擦澡盆，胡风曾经请他们到马凯餐厅吃饭等生活小事都“交代”了。

但田间并不能因此过关。在五月的一次会上，有人说田间在胡风的《七月》上发表过很多诗，胡风的泥土社还出版了田间的书，要田间交待与胡风的关系。“当时田间很紧张”。第二天天刚亮田间就到刘白羽家。后来刘白羽对张僖和阮章竞说：“那天，田间很紧张，天一亮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田间神经有点错乱……”

一天下午一点多钟，田间到严文井家说，他有支手枪要交。严急忙把张僖叫到他家，说：“田间有支枪要交给党总支。”

从下面田间与张僖的对话，可以看出田间当时的“紧张”程度，我就照抄原文了：

我说：“你拿来好了，交给高铮同志（当时的党总支秘书）。”

田间说：“我的家里有一支枪，我有些害怕。”

严文井说：“你拿来交给总支给你保管。”

田间说：“我不敢拿来，怕路上出事。”

我说：“这好办，你怕路上出事，我向司机班要个车，你坐车回家去拿。”

田间还是不同意，“我不能拿枪，有人监视我。我上车的时候在门口出事怎么办？”

田间对领导说“有人监视我”，可见他紧张到了什么地步。当张僖陪同田间回家去拿枪，还有更惊心动魄的一幕：“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大约有五六分钟，他又走进再靠里面的房子里去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突然从那个房间通向院子的门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不能活了！“‘

田间右手持枪对着秘书的脑袋。当张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夺下他的手枪，他又转身往外跑，跳进了后海。好在后海水并不深，他被过路人救了上来。后来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

田间虽然神经错乱到如此程度（周扬也说“田间是诗人，容易神经紧张，跳后海是神经错乱”），却并没有送去就医，只是把他的妻子从张家口叫了回来。“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刘白羽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在会上对田间批评了一下。最后，党支部给了田间一个警告处分。”田间在运动中无端被逼迫得“神经错乱”，还“批评”什么，“警告”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田间就这样与死神擦肩而过，总算过关了。而阎望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公布后，公安部就来人把他“带走了”。他被定为胡风分子。

以上只是反胡风运动中几个小人物鲜为人知的悲剧。此后在反右以及“文革”中，这样的悲剧就更多了，这里不再转述。其实，此书的作者张僖，也是个悲剧人物。他有写作才能，周扬就曾鼓励他写评论文章。但他“亲眼看到多少人都是因为写文章出了问题”，认为写文章是“很危险的事情”，就一直没有写。直到“文革”之后，应赵树理家属的要求，他才为新出版的《三里湾》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写的第一篇文章。对一个有写作才能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地可悲！

《纽约时报》委托国际笔会成员、曾以日本为背景写过小说的美国作家杰伊。麦金纳尼对村上所做访谈

碰巧从演《为什么我恨哈姆雷特》剧院的遮篷旁走过，我顿时浮想联翩，影响的焦虑和弑父的罪行在脑际浮现。这叫我想起，我们给村上春树发出的邀请函，称他为三岛由纪夫的继承者。这个先入为主的见解，可得上是恰切地表现了对近来日本小说发展的无知。村上春树与三岛的相似，主要在于他们都是日本人，但除此之外别相似处却非常牵强。三岛是杰的浪漫派文学家之一，富有英雄情感的悲剧家，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唯美主义者，一个浸透西方文化修养的人，但在生命的尽头，他却转变成一个本军国主义者。

而村上春树，我认为，甚至在写比较不可思议主题——比如对绵羊的痴迷——的时候，他的感情仍含有对现实的怀疑。他的叙述者必定是平常人，一个当代东京人的翻版，一个三十来岁的城市男人，跻身不温不火的白领行当，比如广告和公共关系；在某种程度说，他是一个被动的人，对生活没什么企盼，无论发生什么，都以一副迟钝的泰然态度相对。他的座右铭兴许是“毋庸大惊小怪”。如同绝大多数日本人，典型的村上人物认为己纯系中等之人，援用村上先生小说《挪威的森林》的话说，他出身“普通家庭”，“不特别富，不特别穷。有一处实惠的平住房，小庭院，丰田皇冠。”但意外的事情，却又很有可能降临在村上先生小说的反英雄主人公身上。女朋友自杀身亡。朋友变成绵羊。心爱的大象消失得踪影皆无。不过，要是他们有心借机发财，却非遭诅咒不可。

村上先生的主人公身处边缘，与一个要求其成员完全投入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只愿在社会边缘飘荡。这种对集体的拒绝，对当代日本读者必定有巨大的吸引力。这并不是说，他的作品对于我们没有同样的吸引力，但却明显代表着一种对村上前一辈主题的突破，比如，川端康成世的唯美主义者，谷崎润一郎板的贵族，以及三岛受折磨的青年人。

麦金纳尼：开始以职业作家身份写作时，你想到过要反叛像三岛那样的日本老作家吗？我们都熟悉青年作家的影响焦虑和弑父意图；父亲必须被杀死，要为儿子们腾地方。

村上：在日本，我前面一代的三个重要作家，是三岛、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他们当中，我必须说，我最喜欢安部，最不喜欢三岛。我几没读过三岛，因此我想我与三岛间没有什么相似点。

我丝毫没有对前代作家的反抗意识，或者叛离诸如川端和谷崎等作家的意思。要说有区别的话，我想应该更确切地说，是与这些作家无关。我的意思是说，直到29岁我动手写长篇小说，我从未带着真正的兴趣读过任何日本小说。1960年代在神户，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发现自己不么喜欢日本小说家，所以就打定主意不读他们那时的美国文化生机盎然，它的音乐、电视节目、汽车和衣服，样样东西都深深影响着我。这并非是说，日本人崇拜美国，这说明我们只是热爱那种文化。那么鲜亮、明媚，有时似乎像是奇幻世界。我们热爱那个奇幻世界。那些日子只有美国才撑得起那种幻境。我是独子，十三四岁时，我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听美国爵士乐和摇滚乐，看美国电视节目，读美国小说。神户是港口城市，有很多旧书店我很容易买到非常便宜的美国平装书。像是打开一个百宝箱。我大多读精悍侦探的故事和科幻小说——雷蒙德。钱德勒或者埃德。麦克贝恩或者米基。斯皮兰。后来，发现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杜鲁门。卡波蒂。他们与日本作家是那么的不同。他们在我房间的墙上打开一扇小窗。我想，我的经历注定要与阿根廷作家曼纽埃尔。普伊格相似，他成长在对好莱坞电影的献媚环境中，以后走上小说写作道路。

麦金纳尼：我认为，可用一些共通的特征来解释日本年轻一代作家。我仿佛觉得，我们都有一个相当共同的参照背景，即国际流行文化的积淀——莱昂内尔。特里林大概会说是低等文化——但无论好和坏，这种积淀似乎是给意大利、瑞典、日本和美国的作家提供了共同的试金石。你们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从欧洲的高等文化，而且从世界的流行文化里，汲取共通语言——或比美国作家汲取的更突出。我想严肃的美国作家，在处理电影、电视和摇滚相关的话题时，他们依然感觉到不自在。在年轻一代日本作家身上，我看不到这种拘谨。我想知道，这是不是部分地、有些悖缪地缘自日本人时时感受到的海岛独和差异意识。我能意识到一种尖锐的吁求，想用最便捷上手的武器，闯过把日本和其他世界隔开的鸿沟。

村上：是的，非常正确。在这个层面，也许是有些非民族性，但是并非我自己追求的。如果那真是我所追求的，我想兴许我得把故事背景放在美国。如果我真把故事放在纽约和旧金山，写起来就容易了。但是，你知道，我的首要追求是，透过纽约和旧金山发生的同样事物的另一侧面，反过来描写日本社会。你或许也应称其为日本本性的东西，那种你扔一个又来一个的东西，所有那些堆起来显得极其“日本”的东西。我认为我的小说将愈加朝这个方向发展。

十几岁的时候，我想，要是我能用英语写长篇小说，那该是多么棒啊。我能感觉到，我那样写的话，会比我用日文写来得更直截。但是，凭我有限的英语熟练程度，是不可能的。在勉强用日语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前，我努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29岁才写出小说来。因为我得创作，靠自我创造一种用来写我的小说的新日本语言。我不能从现存的语言中借取。在这个层面上说，我认为我具备原创性。雷蒙德。钱德勒是我1960年代的崇拜对象。我读了十几遍《长久的告别》。他的主人公都很独立，他们独自生活的方式给我印象深刻。他们孤独，但在追寻一种体面的生活。

如你所知，日本是一个有极度群体意识的社会，要想独立很难。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都想更加独立，但是很困难，他们受到孤独情绪的折磨。我想，这也是年轻读者支持我的作品的一个原因。

麦金纳尼：你作品的主人公总有某种性格，这些性格与雷蒙德。钱德勒的主人公性格相近。多疑，玩世不恭，生活在社会以外某个地方。但是，他未必清醒地视自己为反叛者。

村上：从风格层面讲，我肯定从钱德勒那里借取许多东西。自我写那本书到现在已有10年，从那时到如今，我已经有了很多变化。我必须说，把钱德勒的风格置换到日文中，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首先，日文和英文的文化观念传达完全不同。但是这正是我切实尝试去做的事情，在语言置换的同时，更新观念。我的同代人和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谷崎曾经写过，日本语言与英语或者其他西方语言完全不同，它在某种程度上比西方语言优美。他说，这种美应该得到非常谨慎的保护。谷崎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小说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但是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一种语言与其他的语言没有什么优劣差别。他的说法不对。

麦金纳尼：但是，谷崎说日本语言优越性的话，肯定并非那么非同一般。决非少数人在日本感到，日本人的性格中有种特别的东西，它无法穿越翻译的障碍。而且，这种情感，经常通过一种认为日本是个特殊的地方的文化帝国主义来表达。你的作品特点之一，也是你的一些同代人作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对这种观念的拒绝。

村上：很多日本人认为，他们的语言那么独特，以至它的神髓、美和细腻，外国人无法掌握。而且，如果某个外国人声称他抓住了本质，无人相信他。他们这么想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日本是一个相当同一种族的国家，除了二战后短暂被占领外，从来都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侵占。它的文化没有受过其他文化的威胁。因此日本语言始终是孤立的。孤立了大约2000年。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对其独特性、本性、结构和作用那么肯定。我想，一些年轻日本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打破和摧毁这种顽固，反抗这种肯定。我曾在希腊一个岛上住过几年，虽然是一个非常小的岛，可每一个我打过招呼的人都会说，“我开尼桑轿车。很不错的汽车。”一周后，我对此感到厌倦，但我认识到，尼桑，卡西欧，精工，本田，或者索尼，是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语词汇，他们所知道的仅有的日本东西。他们对日本文化，日本文学，日本音乐，或者任何诸如此类的东西，都一无所知。所以我想，我们必须做些事情，来打破日本人长期以来所珍视的这种隔绝。我想日本青年作家正在做的事情，是试图重构我们的语言。我们欣赏三岛所运用的语言的美和细腻，但是那些日子已经一去不返。我应该干些新的。我们所正在做的，是打破孤立的藩篱，以便我们能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同其他的世界交谈。应该有个居中的地方，我们能到那里和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交流信息。人们必须自尊，这种自尊源自你向其他的人自由表达自我的能力。日本人民在全世界都取得了物质胜利，但是他们并没有从文化上向其他人民发言，作为结果，他们并没有寻回他们的自豪感。他们一直都想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现在他们开始反思自己。日本政府非常积极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组织项目把歌舞伎和能乐介绍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但是，歌舞伎和能乐，虽然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和传统形式，但都属于过去，并不能对当代日本人发言。

麦金纳尼：我料想，日本文学界对你的走红，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愤慨，况且你还拒绝承认日本文学中的某些传统。年长和较为传统的日本批评家，如何看待你的作品？

村上：很简单。他们不喜欢我。日本文坛存在着代与代之间的斗争。日本文学界有很强烈的等级观念，你必须从最底层一步步往上爬。一旦攀上高峰，你们就已成为其他作家的裁判。你们相互阅读对方的作品，然后相互给对方颁奖。但高高在上的人们，却未必真关心正在攀登的青年作家的努力。我的小说处女作刚问世，他们就说日本文学在衰落。其实并不是衰落，仅仅是变化。很多人不喜欢变化。老作家生活在非常封闭的世界里，他们并不真的清楚什么在发生。

李苏滨  昝爱宗  李建强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是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

来到美国，我对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我知道，国家和公民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契约关系，这里面还有个感情基础，就是国家能够保护公民，公民自愿爱这个能够自己做主的国家。国家这个概念，对于公民来说是个笼统的概念，除了让公民产生荣誉感之外，并没有特别保护或不保护每个公民的意思。可公民对于国家要做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国家好，让每个公民都能够以维护这份荣誉为荣，要为这个国家争更多的公义，领导者要为这个国家的同胞争取更多的福祉和平安。假若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有一部分没有解决温饱（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未解决温饱的人口大约有三亿多人），还没有实现教育公平（中国文盲有一个多亿，女性居多），对于腐败、道德沦落等，这个国家的公民们都应该献上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切。同样，这个国家一些地方的人权状况不好，公民也应该监督，为国家做出自己的努力，尽自己的责任。

举个例子，山东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先生揭露临沂地方政府侵犯人权、暴力计划生育的真相，就是他努力实践为国家做什么，而不是对政府掩盖事实视而不见，逃避责任。

还有上海的维权律师郑恩宠先生，一向仗义执言，以公义和勇气挑战上海执政队伍中的反动派，却接连受到政治迫害、司法迫害，甚至是司法构陷，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所谓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只不过他将中国公民随意可以花钱订阅的所谓新华社内参一部分内容发给一些朋友）被判刑三年，刑满释放后依然被监控和打击，作为基督徒他连礼拜天去教堂拜上帝都不能做到，但重压之下的他仍然坚持为真理得自由而服务，可以说他正是以自己的诚实和行为来为国家的形象不因反动派的腐败势力蒙羞、消损而付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当然，这个名单上的名字还有很多，比如北京律师高智晟仅仅是写了几篇文章就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名而任意拘禁，捍卫宗教信仰自由的北京牧师蔡卓华、说真话的北京记者赵岩、帮助农民维权的广州维权律师郭飞雄等等先后被关进大牢，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中国的民众都不甚明白，我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党报党刊以及党网这些”国家公器”却不能公开报道，司法程序操作也不透明，难道这些人都是危害这个国家形象和危害政权执政的国家罪人吗？

对于每个公民来说，确实是”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是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我们不是国家的奴隶，甘愿被统治者奴役，我们是国家的合格的公民，是国家的一分子，又我国家荣誉的捍卫者，我们不想破坏国家声誉，更不想颠覆政府，我们只是说，我们为国家做什么，不是为国家当奴隶，而是为国家荣誉、国家形象少蒙羞少消损、为国家避免反动派的腐败和颠覆，尽自己公民对于国家的责任。作为公民，不是仅仅要尽义务，而放弃所有的责任。有责任，又有义务，为国家好，也是为我们自己好。

我当然希望，每一个公民都是真心爱国，但如果他的国家的实施者——政府不幸迫害了他，他应该以曝光真相、揭示真理、捍卫国家荣誉的行为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不是为自己伸张正义，而是为国家增加荣誉，他是真心爱这个国家的，所以他选择了为公义、公正和公平得自由而献身。这个公义、公正和公平得自由的背后，就是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一样的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也是让公民真正得到人权、法治、自由、民主的神圣体现。

所以我说，当我们国家的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者们（即人民公仆）为这个国家做出什么的同时，我们国家的陈光诚、郑恩宠、高智晟、蔡卓华、赵岩、郭飞雄们（公民）也在以实际行为为我们这个国家做出什么。这里面，人民公仆和普通公民的法律地位、国民责任和义务，都是平等的，方向也应该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中国而服务，为了中国形象多增光添彩、多得自由、少蒙羞而服务。

中国，不仅仅是胡锦涛、曾庆红、温家宝等领导者们的中国，同时还是陈光诚、郑恩宠、高智晟、蔡卓华、赵岩、郭飞雄们的中国。中国国家利益高于一起，中国国民的利益同样高于一切。任何人、任何机构糊弄民众的权利，就是糊弄自己的权利，毁灭自身的未来，毁灭国家的前途。

李苏滨  昝爱宗  李建强2006年11月26日写于美国德州米德兰

世界报业协会2007年自由金笔奖颁奖公告

中国系狱记者获世界报业协会自由金笔奖
 
师涛——因美国搜索引擎公司雅虎向中国当局提供信息而被捕后系狱的中国记者，被授予2007年自由金笔奖，这是世界报业协会年度新闻自由奖。

师涛先生因在2004年写的一个有关天安门屠杀十五周年前夕媒体限制的电子邮件被加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正在服十年徒刑。这个电子邮件被几个海外的互联网门户网站获得，也在雅虎公司的帮助下被中国当局获得。这个国际互联网服务器供应商给了中国国家安全当局有关师涛的电邮使用细节，最终使他们从邮件追踪到他在所工作的《当代商报》报社使用的电脑。

雅虎创始人之一杨致远在师涛先生被捕时被问及雅虎的涉案，他为该公司辩护说：“为了在中国做生意，或者世界任何其它地方，我们必须遵守当地法律。”

师涛先生散发的信息是中国当局传达到其报社，警告新闻从业人员有关 “社会不稳定”的危险，以及关于某些异议人士要回中国悼念天安门屠杀的风险。1989年6月4日，民主支持者——大部分是学生——在屠杀中被中国军队残忍地枪杀。

师涛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新闻从业人员监禁国中数十位系狱新闻从业人员和网络异议人士之一。

金笔奖将于2007年6月4日在南非开普敦召开的世界报业大会暨世界编辑论坛上颁发，以表彰师涛突出地维护和促进新闻自由。

“监禁师涛先生是一项暴行，也是西方公司因相信拒绝会有损在该国的活动而帮助并协从镇压的一个可悲的例子，”设在巴黎且正在乌克兰的基辅开会的世界报业协会理事会说，“作为一个要世界注意的主要媒体公司，雅虎有义务带头支持国际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雅虎应该向压迫者当局指出，如果它们继续绑架信息、监禁新闻从业人员、剥夺其公民公开辩论的权利，它们将被抛在后面。而在此案中所发生的正相反。”

世界报业协会理事会呼吁立即释放师涛先生及其他被监禁的中国新闻从业人员。

世界报业协会自1961年以来每年颁发金笔奖，过去的得主包括：阿根廷的哈科沃·狄默曼（Jacobo Timerman，1980），南非的安东尼· 哈德（Anthony Heard，1986）， 中国的戴晴（1992），越南的段越活（1998），津巴布韦的杰弗里·纳诺塔（Geoffrey Nyarota，2002），苏丹的马裘·穆罕默德·萨利赫（Mahjoub Mohamed Salih，2005）。2006年的得主是伊朗记者阿克巴尔·甘吉（Akbar Ganji）。

世界报业协会在全世界维护及促进新闻自由，代表18,000家报纸，成员包括73个全国性报业协会、102个国家的报社和个人报业主管、11个通讯社、9个地区性与世界性的新闻集团。

（独立中文笔会翻译）

前些时，一位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是否知道《大国崛起》，答曰不知道。朋友便让我关注一下，后来还传来了网上地址让我看，感于朋友的热心，我回了信。信里有这一句：这片子的题目我就不感兴趣，非但如此，我还有点害怕“大国崛起”之类的宏大叙事。为什么？地球就那么大，大家都要崛起，那别人的空间在哪里。事实上，按照片子的叙述，那些大国崛起的过程，就是在全球称霸的过程。这其实是中外历史上的一个通则，中国先秦时代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是这样，当年葡萄牙、西班牙、英格兰轮番海上呈威是这样，今天，在这个地球上，只要“丛林原则”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大国崛起云云，还是摆脱不了这样的惯性。否则要崛起干什么。

因此，这个片子播完之后，在它获得了相应的反响之后，我很想真实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想法。我不认为这个片子有什么新颖之处，至少对我来说，它没有脱离一百多年前就形成的某种窠臼。从当年洋务运动时的“富国强兵”到今天的“大国崛起”其实是一条线，但，一百多年下来，情况若何？如果我们声称要崛起时，那只能说明还没有崛起。那么为什么一个多世纪的努力下来，却老是崛而未起呢？我固然不是什么崛起论者，但，我从旁看来，问题未必就不在那个窠臼式的思路上。“富国强兵”强调的是“国”，“大国崛起”的立足也是“国”。一个片子的主题和一百多年的历史是如此的重叠，它们的价值出发点，毫无例外都是“国”以本位而非“人”以本位。

“大国崛起”的最后一集是试图破解“大国之谜”的“大道行思”，作为结穴，我听到的是这样的声音：“必须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很明显，经济脆弱的国家，不可能成为大国。”“国家强大必须经济发达，政治稳定，特别是民众与领导者之间要相互信任，互相尊重。”“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规模，一定的能力，一定的军事实力，一定的内部凝聚力。”“一个国家要崛起，它思想得创新。”“我们可以说文化因素很重要，比如说国民教育水平很好，这非常重要。”以上撷取的都是中外学者的看法，当然，编者自己也有看法，那就是“体制创新”。以上哪一句话不对呢？从经济到政治到军事到教育到文化到体制，方方面面，齐了。句句可以是经典，句句也可以是废话。谁不知道树立一个国家要从这些方面做起。花那么多的钱，跑那么远的道，就是要寒碜各位专家说这些开水般的白话？

全部问题在于，以上的方方面面是以什么为本位，国家，还是个人。显然片子的思考框架是国家，这里我们看不到个人的影子。是的，在庞大的国家面前，在国家的崛起面前，个人的确显得太渺小，甚至不足道之。然而，这也正是它在描述欧美大国崛起时的一个重要疏漏，西方民族国家的起来，比如英美，是以“个人”为本位而非“国家”为本位的。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挨打之后，奋起直追之时，其视线的聚焦始终是国家而非个人（当然中国传统儒文化本身就是家国优先于个人的）。可惜“大国崛起”无改于这一历史的惯性反而以电视方式强化了它。

上述两种本位有何不同？国家本位就是“权力”本位，个人本位则是“权利”本位。权力本位，权利只有服从权力；权利本位，权力则服务于权利。与其看西方大国崛起，不如看它们如何步入现代。现代社会是一个“权利”社会，它的形成，就是中世纪的“权力”本位逐步让位于“权利”本位。我们看到，从13世纪英国的“大宪章”（我个人认为这是现代之始）到18世纪的美国宪法，作为英美立国之本，它们都是定位于对权利的保护和对权力的限制。这其实就是英美强盛的公开的秘密。试想，国家用它的权力保护国民个人的权利，亦即“国以民为本”，那么，本固而后国强，这个国家有什么理由不强大呢。“大国崛起”并非没有涉及到（个人）权利，但它显然没有成为表述的中心。而在现有的表述语境中，它能达到它所要达到的崛起目的吗。

其实，只要把个人权利作为立国本位，崛起与否并非需要那么刻意。像中欧、北欧、南太平洋诸国，谈不上什么大国崛起，可是这些中小国家和平安定富足，权利又得到保障，这就很好。

这个题目涉及中国电影中对于文化革命的理解和表述。这些理解及表述同时体现在文革时期（1966－1976）制作的那些影片中，如《春苗》、《战洪图》等。本文将视野限制在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