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雨好读书

三国时期的董遇有过“三余”读书法,即冬者年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时之余。冬日里,雪花飞舞,玉树琼枝,煮一壶清茗,幽馨溢满斗室,挑一些明清小品或诗词话本之类,静静地看,认真地体悟,妙不可言。夜半清静,月华似水,佳期如梦,捻亮床畔一盏青灯,选择一个舒适的姿势,或半躺半坐,或仰面俯卧,此谓读书一乐事。雨天更具高格,看窗外烟雨蒙蒙,听书中字里行间阵阵私语,或呢哝柔婉,或慷慨激昂,应是读书妙境。

雨天,访友行游,恐有诸多不便,然而却是读书好时光。无论细雨缠绵,还是大雨滂沱,手执一卷,静对风雨,虽有与风雨同飘之感,但是坐在自己家书桌前,会觉得庇风护雨的家更安宁。随便从架上抽取一本书,在雨叩窗棂声中读上一段儿,雨润泽了你的思绪,把你带入了一条悠长的小巷中,让你不禁掩卷凝思。这时,浮在心湖水面的可能是如雨如雾的惆怅,然而压在底下的却是无限的饱满,禁不住想与倾心的友人细谈一番。人不能多,只三两对坐,且声音不宜太高,唯此才能与雨境相谐。然而思来想去,深恐这样也是一种破坏,还是给远方的书友写封信更好些,于是提笔写道:在这风雨潇潇之时,我正在读某某书……

“细雨润石阶,凭窗静读书”。依个人习惯,雨天最宜读古书,且以竖排本为佳。不为附庸风雅,而只为探录一种心境。捧着古书念念有词一行一行地读下去,恍惚间便觉得自己是数百年前的一个身着青衫、脚踩布鞋的穷酸秀才。读书成了对话艺术,自然便容易融洽起来。若是读到妙处,觉得书中说出了自己一直想说的话,即非手舞足蹈,也要拍案叫绝。此时,窗外雨声楔入耳中,突然觉得这雨声简直是佛界梵音。嘀嘀嗒嗒,嗒嗒嘀嘀,雨敲打着窗台与玻璃,有节奏,有韵律,宛然有一种神游千里的韵致。

雨夜读书更有不可名状之趣。听春雨淅沥、夏雨急骤、秋雨萧然,看茶叶慢慢舒展,斗室有了一种亦梦亦幻的感觉。写到这儿,至今不会忘记多年前独居一室的那个雨夜。雷电交加,大雨倾盘,一个人守着偌大的一间空房,心慌,也心伤。这时候,书是最贴近心灵的朋友,找出一本古典诗词,在昏黄的灯光下专抄那些记风写雨的语句。从“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和风细雨,到“昨夜雨疏风骤”,到“黑云压城城欲摧”,直至“浓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顿觉凄冷。后来抄到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时,笔顿住了,眼前出现了一幅图景:九百年前,谪居黄州的苏轼,归途逢雨,同行的人皆狼狈不堪,独他从容不迫,“吟啸且徐行”,这位大师历经沧桑,心胸已如一片汪洋,无论风雨晴阴,不惊不宠,“也无风雨也无晴”这种从容和成熟的境界,仿佛给空虚浮燥的心灵注入了一剂清醒和镇静。

也无风雨也无晴,唯有从容读书情。读书累了,眺望户外,朦胧的烟雨,朦胧的行人。行人或披雨衣或撑雨伞,你成了看风景的人。看风景的人,顿时有了风雨兼程风雨无阻的豪气和自信。

余世存:布衣之身

在相当多的时候,布衣之身心忧天下是一种可敬的状态。以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布衣之身关心国家大事也是公民最本份最正常的状态。毛泽东说得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布衣之身必然要关心社会进程、民生福祉、世界和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但如果不是公民的时候,布衣之身往往只是我说的类人孩。他们关心起个人以外的事,往往是那些海市蜃楼般的东东,“人生就为你们窥见的半真理利用”,而与事物作感情的交易。他们津津乐道的那些宏大叙事,显得格外荒诞、可笑、可怜甚至可恨。要命的是,类人孩们乐此不疲地关心的事几乎都是一些伪问题。

类人孩们爱谈论历史人物,爱给历史人物排资论辈,什么“古往今来毛泽东是最伟大的人物”;类人孩们爱谈论国际国内大事,什么“美国如果打伊朗,我们乘机收台湾”;类人孩们爱谈论个体本位之外的大义、天理,什么“失去礼是我国近代落后的原因”……

我看见很多当代人谈论的话题,总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我想到的不是纸上谈兵的小孩赵括,而是王小波笔下的红卫兵们,他们最爱摆的pose是,身穿长布褂,手拿红蓝铅笔,在一幅世界地图面前思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战略问题”。从毛泽东时代到今天,几代人了,布衣之身们仍是同样的思维结构。甚至从中国人的角度讲,从纸上谈兵开始,中国人的思维结构仍是这样的空洞,不着边际。

这种思维水平的低能表现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年代里,最爱谈论改革如何、如何改革的几乎都是布衣之身,是那些跟改革不沾边的人,那些干着的、管着的反而多默不作声,那些有权力改革改良的反而真的是“没事偷着乐”了。有一次,面对一大群年轻的记者在那里高谈阔论中国应该如何改的问题,我们的“国士”愤怒了,他毫不留情地嘲笑座上客,你们以为你们是谁,改革是你们的事吗,你是厅局长吗,你是政策研究室主任吗,你是身家上亿的企业家吗,你没有这些资本,你们的改革落实于何地?皇帝不急太监急,你们承认自己是太监吗……原话比我的记忆还要糙。要义在于布衣之身首先在于争取自己的权利。

我后来想,中国人这么爱掺合,这么爱关心统治阶层的事,并不仅是他们的思维水平低,也跟他们的现实处境有关。他要表示他跟江湖世界的老大们站在一起。实际上,有些类人孩精着呢,他们自以为眼光长远得千秋后世,以为自己道不行于当代,但思考的问题,后人总用得着,后人总会念他的好。有些民族主义者就说自己并不反对市场经济,不赞成开历史倒车,但他们只是说,在某些有关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需要超越市场经济,需要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这样的话说得似乎智慧极了,其实是相当可怜的。从1840年到现在,我们并没有什么民族主义者留下什么治国、治世界的方略,就是一个明证。

在这方面,我倒觉得曹刿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当他的祖国面临入侵的时候,他要求上前线。“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别人这么指责他的时候,他并不气恼,因为他有掺合的底线,那就是统治者必须亲民、尽心于民,“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在这方面,我甚至觉得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先生有一种不错的态度,他说过:“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今天大批的中国人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实践了这一种叛逆心态)。我还觉得上个世纪80年代白桦先生的思考是一种不错的介入社会的方式,他追问:“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这种追问是一切前现代国家的个体应该持有的态度,只有如此,前现代国家的个体才能从中生长出健康的人生哲学,才能成就为伟大的公民个体。遗憾的是,这一追问被当时的政治话语和经济话语消解了。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的个人生存方式也就没有多大的长进。

朱大可:百花奖:一次被悍然代表的民意

百花奖:一次被悍然代表的民意
 
本届百花奖的结果,再次证实了许多业内人士的预言:一座残败的花园,即使再用新技术打扮,也只能是新一轮的笑柄。56名观众评委,集体“恶搞”了一回百花奖,让一部“鲜为人知”的影片,夺得所谓“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大桂冠,而票房看好的《天下无贼》,却以零票纪录刷新百花奖纪录。跟中国足球现状一样,这种违反常识和逻辑的“塑料花”式的大奖,不仅是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嘲弄,也是对中国观众智商的强烈讽刺。
 
中国大众电影在好莱坞电影、盗版碟和所谓的国产大片的三重挤压下,已经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了。百花奖的保留,无非是要在商业票房之外,保存一个民意表达的脆弱平台。但它根本无法重返当年民众踊跃投票的黄金时代。不仅如此,尽管作了“惊天动地”的改革,从投票观众中选出百名评委,并要以这种超女式民意去拯救百花奖,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场破绽百出的民意表演而已。
 
百花奖应当是一具衡量大众趣味的天平。但对整个评选过程的分析却不难发现,该奖的策划组织却露出一些奇怪的缺陷,例如,众多以“思想价值”见长的主旋律影片,不惜降低层次,混迹于娱乐影片之间,此外,那些在去年初就已上映的“超龄”影片(如《天下无贼》等),也被列入年度参赛候选名单,参选标准一片混乱,令观众无所适从。而那些优秀的小制作影片,像《疯狂的石头》,却因所谓选票提名的原因,根本无法入围赛圈。评选的范围和公正性,据此受到了广泛质疑。
 
一个严重不符常识与逻辑的票选结果,其产生原因只能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大众评委的脑子出了问题,要么组委会在进行幕后操控。
 
大众的文化判断失调症,正在成为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时下关于中医兴废的论争就是一个明证。在所谓“科学家”的诱导下,一百多人(号称“上万”)联署声明,要求废除中医制度。这场互联网闹剧打着“科学”旗号,却暴露了对中国传统价值的无知。值得庆幸的是,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七成网民支持弘扬中医。这就是草根民众的可爱之处。他们是本土文化传承的希望所在。
 
中医之争给我们的启示是,民众的意识如果出现问题,往往是所谓专家误导的结果。这种伪启蒙是传统文化价值空洞化的重要原因。在原有核心价值崩溃后,习惯于受控的部分民众,未能建立起独立思考的立场,以致一些人在获得投票权后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只能重演被操控的喜剧。
 
百花奖评选,再度验证了我的这一忧虑。从“金鸡百花电影网”的资讯中,无法获知这些观众评委是如何被选中的;他们也不许自主接受新闻采访,嘴巴被严密缝合,这种运作的黑箱化态势,已经足以引起舆论的怀疑。
 
从百名精心挑选或感恩戴德者手里争取到56张多数票,显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现实社会的语境里,当评委的风景地旅游费用被组委会包揽之后,出现幕后暗示、洗脑和交易的概率,至少高达七成以上。女演员李冰冰哭诉评选“不公正”,决非空穴来风。
 
无独有偶的是,一位署名“西南偏南”的大众评委,在自己的搜狐博客上“痛苦”回忆了自己参加作为百花奖项目之一的电影研讨会过程,揭出主办机构蓄意进行精神操控的事实,在他的笔下,研讨会就像是一场事先精心策划的洗脑学习班——
 
会议由组委会的一位同志主持,她首先主动的点名一位评委率先发言。那位评委也是北京人,他在会议前就宣传影片《张思德》好,导演也棒。在会上,他再次肯定了《张思德》,其他的评委也都“从善如流”,一片崇拜、赞颂影片《张思德》和影片《生死牛玉儒》的声音。这时一个年轻的评委问到:“请问:在我们来看片前,有几个人看过影片《生死牛玉儒》”?没有几个人举手。
 
在研讨会的结尾,主持人不顾一些头脑清醒的年轻评委的反对声音,声称:“今天从我们讨论看,多数同志都倾向于影片《张思德》和它的导演尹力、男主角吴军。”
 
这个比较可信的现场记录表明,许多“大众评委”只是一些可怜的前台傀儡而已,他们中的大部分,甚至连那些主旋律电影都没看过,却在研讨会上发出大声赞美;主持人混淆视听的“总结”,旨在暗示那些身不由己的评委,让他们日后在投票现场,按这一价值判断进行表决。组委会先生们的意志,就这样如愿以偿地支配了56个脑袋,进而悍然“代表”了13亿中国观众的民意。(作者:朱大可,原载《中国新闻周刊》)
 
说明:有关大众评委“西南偏南”提供的记录,发表在下列博客网页,特此链接,以备参考: http://019571005.blog.sohu.com/
 
本文题图:俸正杰《浪漫旅程 No13》
 
 
谨以此文向一次被悍然代表的作协大会致敬!
 
 
附:《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之文(对发表时由编辑所作的修辞性删改,作者深表理解):
 
 
悍然代表民意的百花奖 
 
今年百花奖作了“惊天动地”的改革,从投票观众中选出百名评委,并要以这种“超女式民意”去拯救百花奖,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它不过是一场破绽百出的民意表演而已
 
本届百花奖的结果,再次证实许多业内人士的预言:一座残败的花园,即使再用新技术打扮,也只能是新一轮的笑柄。56名观众评委,集体“恶搞”了一回百花奖,让一部鲜为人知的影片,夺得所谓“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三大桂冠,而票房看好的《天下无贼》,却以零票刷新百花奖纪录。这种违反常识和逻辑的“塑料花”式大奖,不仅是对中国电影现状的嘲弄,也是对中国观众智商的强烈讽刺。
 
在好莱坞电影、盗版碟和所谓国产大片的三重挤压下,百花奖的保留,无非是要在商业票房之外,保存一个民意表达的脆弱平台。但它根本无法重返当年民众踊跃投票的黄金时代。尽管今年百花奖作了“惊天动地”的改革,从投票观众中选出百名评委,并要以这种“超女式民意”去拯救百花奖,但其结果却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它不过是一场破绽百出的民意表演而已。
 
百花奖本当是一具衡量大众趣味的天平。但对整个评选过程进行分析后却不难发现,该奖的策划组织却露出了一些奇怪的缺陷。例如,众多以“思想价值”见长的主旋律影片,不惜降低自己的层次,跻身于娱乐影片之间;此外,那些在去年初就已上映的“超龄”影片(如《天下无贼》等),也被列入年度参赛候选名单,参选标准一片混乱,令观众无所适从。而那些优秀的小制作影片,像《疯狂的石头》,却因所谓选票提名的原因,根本无法入围参赛。
 
一个严重不符常识与逻辑的票选结果,其产生原因只能来自两个方面:要么是大众评委的脑子出了问题,要么是有人在进行幕后操控。
 
是的,大众的文化判断失调症,正在成为值得严重关切的问题。前度关于中医兴废的论争就是一个明证。在所谓“科学家”的诱导下,一百多人(号称“上万”)联署声明,要求废除中医制度。这场互联网闹剧打着“科学”旗号,却暴露了对中国传统价值的无知。
 
这场论争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原有核心价值模糊后,习惯于受控的部分民众,未能建立起独立思考的立场,只能重演被操控的喜剧。
 
百花奖评选,再度验证了我的这一忧虑。从“金鸡百花电影网”的资讯中,人们无法获知,这些观众评委是如何被选中的?他们也不许自主接受新闻采访,嘴巴被严密缝合,这种运作的黑箱化态势,已经足以引起舆论的怀疑。
 
从百名精心挑选或感恩戴德者手里争取到56张多数票,显然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在现实社会的语境里,当众评委的风景地旅行费用被组委会包揽之后,出现幕后暗示、洗脑和交易的概率,至少高达七成以上。女演员李冰冰哭诉评选“不公正”,决非空穴来风。无独有偶的是,一位署名“西南偏南”的大众评委,在自己的搜狐博客
(019571005.blog.sohu.com/)上“痛苦”回忆了自己参加作为百花奖项目之一的电影研讨会过程,揭出主办机构蓄意进行精神操控的事实,在他的笔下,研讨会就像是一场事先精心策划的洗脑学习班——
 
会议由组委会的一位同志主持,她首先主动地点名一位评委率先发言。那位评委也是北京人,他在会议前就宣传某部影片(暂称“甲片”)好,导演也棒。在会上,他再次肯定了甲片,其他的评委也都“从善如流”,一片崇拜、赞颂甲片和另外一部影片(暂称“乙片”)的声音。这时一个年轻的评委问道:“请问:在我们来看片前,有几个人看过乙片?”没有几个人举手。
 
在研讨会的结尾,主持人不顾一些头脑清醒的年轻评委的反对声音,声称:“今天从我们讨论看,多数同志都倾向于甲片和它的导演、男主角。”
 
这个网络上出现的现场记录表明,许多“大众评委”只是一些可怜的前台傀儡而已,主持人混淆视听的“总结”,旨在暗示那些身不由己的评委,让他们日后在投票现场,按这一价值判断进行表决。组委会先生们的意志,就这样如愿以偿地支配了56个脑袋,进而悍然“代表”了中国电影观众的民意。 ★ (2006年11月16日)        

秋 风:协会是如何带上权力背景的

沸沸扬扬的音乐版权使用费标准纠纷,其实不完全是卡拉OK经营者组成的行业协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纠纷,大体上是代表音乐版权所有人权益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与代表各地卡拉OK经营者的同业公会之间的冲突。国家版权局也再三声明,将要收取的这笔费用不是行政性收费,而是商业性收费。但是,国家版权局与那两家协会、尤其是与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的关系,却让事情复杂起来。

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早就成立,就不去说它了。奇怪的是那个带了个括号的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它还没有完成社团登记,就可以向国家版权局上报《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费标准》了,而国家版权局竟然也批准了这个标准。

奥秘正在于,这个还处于筹备阶段的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的上级主管部门正是国家版权局。而另一家并列在国家版权局公告中的机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当初也是由国家版权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共同发起成立的。

这倒不是国家版权局多事,这是法律所要求的。按照《社团登记管理条例》,成立社团的前提条件是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向社团管理部门申请登记时,必须出具业务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在社团成立之后,业务主管部门享有广泛的监督权,《条例》列举了大大小小共五条。

建立并维持这个业务主管部门制度的宗旨,可能是为了确保社团严格遵守法律、政策,不至于胡作非为。不过,有些时候,看起来严厉的监管,也意味着赋予监管对象以垄断权。比如,政府对国有垄断企业的监管就很严厉,然而,这种监管对企业却是一种福分。因为,监管对象可以借助这种业务主管制度接近主管部门的权力,甚至要挟这个权力,利用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来谋取社团的特殊利益。

正是这层业务主管关系,让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处于筹备阶段,就具备了向国家版权局上报收费标准的文件。设想一下,假设不是自己主管的版权人协会,国家版权局会不会受理这份报告?可以说,因为业务主管的关系,从一开始,国家版权局就授予了该协会以某种特殊地位。至于该协会将要享有的收取音乐版权使用费的垄断权,自然也会得到国家版权局的保护。

人们就不免怀疑,业务主管部门究竟是在监管它所主管的社团,还是在被社团利用?很多官办社团就是因为这种业务主管制度而偏离社团的民间性质,行使了部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大量企业对“协会扰民”无可奈何,原因正在于,那些协会个个都有来头,它们可以借着业务主管部门的招牌,威胁、诱惑企业。而这些业务主管部门也出于种种考虑,乐意为自己主管的社团出面张罗。比如,音乐版权使用费标准本来应当是商业性谈判的结果,但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筹)显然就没有准备谈判,在它看来,自己背靠专门管理版权问题的最高行政机构,只要由这个行政机构发个文件,就可以搞定一切。而国家版权局也确实这样做了,它以政府公告的方式、将自己主管的社团的意志单方面强加给交易对方。

面对这样的强制性交易条款,各地卡拉OK经营者协会的抗衡显得十分悲壮。这有点怪异。本来,社团没有什么上下之分,再大的社团与再小的社团都是平等的,一个行业的全国性社团与另一个行业的地方性社团是平等的。但现在,当各地卡拉OK经营者协会拒绝接受这个收费标准的时候,它们自己觉得、对方觉得、所有的旁观者也都觉得,这是在“以下犯上”。

导致人们形成这种扭曲认知的,正是社团管理中的这种业务主管制度。由于不同的社团由不同行政级别的政府部门“主管”,于是,本属民间性质的社团就相应具有了行政级别。负责收取音乐版权使用费的全国性社团,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天然地高于地方的卡拉OK经营者行会。现在,这些地方性行会呼吁先成立全国性娱乐行业协会,再与那个全国性版权使用费收取社团谈判。这里的潜台词其实是,到了那个时候,将有一个部级行政机构给自己撑腰,好与国家版权局抗衡了。

社团管理中的业务主管制度让大量社会所需要的社团无法成立,又让有幸获得成立的部分社团带上了权力背景,扭曲了它们的行为。因为可以轻易利用权力,这些社团也就倾向于滥用主管部门的支持,借用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谋取小群体利益,企业和民众则会在痛恨这些社团的同时把主管部门顺便骂上一两句。政府何苦来着?

朱学勤:美国是一次试验

一位已经在美国的朋友,问另一位来访的中国社会学家:“美国是什么?”

她是问后者赴美考察3个月之后,有什么综合性的感受,最好能一言以蔽之。后者没有被难住,略有沉吟,社会学家以北京人特有的儿化音回答:“这不是一个通常的国家,而是一个‘地儿’。”

如果社会学家转过脸来继续问我:这个“地儿”用来做什么?我也许只能这样说,当然是用来种庄稼,除此之外,这个“地儿”或许是上帝用来做试验的地方。

试验之一,人类能否在大国众民实行民主制度?

1776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时候,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所有居民都认为这一试验是行不通的。历史记载中的民主制度是在古希腊,那是小国寡民:国之小,一城邦耳,民之寡,四五万人耳,不超过今天一个大学社区。美国人以他们特有的莽撞接下了这一试验,果然风险不断。既是大国,就必须有中央政府,为了设立这样一个联邦政府,包括它的中央银行、财政部,1787年费城制宪几乎吵翻了天。就算需要一个联邦政府,它与地方自治——州权的关系怎么处理?州权是制约联邦权的必要配置,也是独立战争之所以打响的动力之一。为了州权,这个国家不仅仅是打了一次,还有第二次——1861年的内战,而内战规模远远超过第一次。南方的理由是:既然1776年我们为此而与英国作战,这一原则写进了《独立宣言》,今天为什么不能以同样的理由脱离北方,自我独立?他们理直气壮地认为,内战是外战的延续,为了“州权”,为了“民主”,南方不惜再战!林肯被迫应战,他应战的第一阶段,是把北方的立场设定于“统一”,越来越被动。只是到了第二阶段,他才把北方的立场转移至“废奴”,从“国家”立场转向“人道”立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抓住了程序正义,北方是以实质正义偷换了程序正义。故而林肯虽险胜,内心却为87年前的《独立宣言》竟为南方所用惴惴不安,由此才有葛提斯堡演说,而那篇经典演说必须从“87年前,我们的先贤……”那场著名试验开始。

试验之二,人类能否在不同种族间平等相处?

白昼与黑夜相连固然美好,白人与黑人融合却十分残酷。想想康有为当年出境,第一次见到黑人时惊恐万状,以及百年后中国大学生对黑人留学生的普遍疏离,就不难理解美国这个“地儿”被选来作如此试验,将会流淌多少血泪。只有上帝才能设定如此苛刻的人类学实验:将肤色差异最为分明的黑白两族,拉近至零距离,不许闪避,只许融合!实验不仅触及北美早期史中的贩奴血泪,而且触及个体内心难以抑制的心理甚至生理反应。北方竟然应声而起,为“废奴”而战,并在内战结束后以军事重建的方式,在南方推行种族平等。今天,国际上的亲美派以美国曾经军事占领德国、日本并成功实施民主改造而信心满满,反美派则因美国对越南南方、近年来对伊拉克的类似行为而义愤填膺。两派人几乎都忘记在对外部施行军事重建之前,美国曾在自己的南部有过一场刺刀下的民主试验,而这场军事重建首先是一次失败的记录。北方打赢了南方,却在战后重建中铩羽而归,所谓“种族平等”的诺言,是在内战结束之后100年,拖延至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方得以实现。悲观者有理由谴责种族主义下美帝国主义虚伪,乐观者则援引此次试验最终成功,证明人类大同还没有失去希望。

试验之三,人类在宗教热情与政教分离之间能否找到平衡?

没有宗教热情,就不会有美国,也就没有今天美国与欧洲的重大区别。没有宗教热情,上述试验也许早就失败,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的激烈争吵使富兰克林几乎失去信心,他从城里找来一位牧师,领着那55个人每天开会前向上帝作晨祷,才把此后的争吵控制在可忍受范围。美国是新教徒为追求宗教自由建立起来的,但也是这个新兴国家,在建国之后的宪法第一修正案(1791年),就以宪政语言,将政教分离这一原则肯定下来,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此,一部美国历史就摆脱不了宗教热忱与政教分离的撕扯。2001年“9·11”事件打中了这一要害,使得这一撕扯一直延伸到美国的对外方略。此前一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落败,具有强烈宗教热忱的小布什进入白宫,此后一年,本·拉丹袭击纽约双峰,这两件事内外呼应,珠联璧合,暴露上帝之试验还没有结束。政教合一激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召唤起美国人爱国悲情冲动,双方都有原教旨热情,只是宗教版本不一。从小布什历次口误中,人们能听出政教合一的冲动,这一冲动来自美国历史的深处,但在21世纪的世界,却显得分外刺目。民主党人只有世俗层面的“政治正确”,“政治正确”只能赢得都市知识分子的同情,不足以应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造成的恐怖。小布什凝聚基督教福音派,具有足够的宗教热忱,人们似乎找到了“以毒攻毒”的希望。但这一“毒剂”是否在打赢这场反恐战争之前,首先就毒化了合众国建国之初的政教分离?

类似的试验还可以举出一些。如第一宪法修正案中规定“人民拥有枪支权”,这是人民为维护自由以抗衡政府垄断武器必不可少的权利,这一权利十分古老,可以追溯到人类的丛林时代,以提醒历史学家注意,美国的民主试验并不是大机器工业时代的产物,但在现代社会又不是没有意义,至少能抗衡政府对人民的暴政。现在,这一古老而神圣的权利却造成日益增多的校园枪杀案,母亲们痛泣,持枪之手首先伤害的是手,而不是政府。自由是否能承受如此高昂的代价?又如移民法案,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移民是美国的母液,而这一国家却以颁布世界上最多的反移民法案而著称。最近一次的非法移民大游行,非法移民在大街上公开游行,合法移民则在人行道上沉默矗立。这一天的新闻照片应该收录进世界历史,使人想起古罗马灭亡于蛮族入侵。这一次“蛮族入侵”不是骑在马上,而是堂而皇之地坐在公共汽车上。30年前,我在农村集体户聚餐时,能够承担的一个笨活,是用鸡蛋撇去蛋清,以蛋黄搅拌花生油,制作色拉浆。曾经取得的最好纪录,是用一个蛋黄吸收四两生油,而又保持不败,色拉浆像固体那样浓稠,呈象牙状。取得如此成绩的诀窍,是在蛋黄与花生油之间维持平衡:要么是新添花生油点滴得足够慢,要么是已成母液的蛋黄搅动得足够快,方能吸收更多的花生油。美国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色拉”盘,今天能维持得下去吗?这是母液与外液之间的竞赛,看谁来得快。一旦前者慢于后者,一定会有某一个早上,人们走出家门发现,“蛋黄”败遚了,帝国瘫软了,试验也就结束了。

在上帝眼里,我们都是试验品。到目前为止,美国这场试验还没有结束,令人欣慰与令人忧虑一样丰富。小布什夫妇郑重推荐此书,或许有他们的出发点,我们阅读此书,则可检验这一出发点是否成立。我和出版策划人汪宇组织翻译这一套《美国丛书》,也只是想打破大陆有关美国史读物的不均衡局面,让读者能有另一只眼看看美国。此书引用史料并不冷僻,只要有中学程度的文化水准即能阅读。对我而言,惟有一处颇感陌生。1787年9月17日,当富兰克林步出制宪会议大厅时,费城市长的夫人伊丽莎白·鲍威尔正在等他。她问富兰克林,新国家将是什么样?这个八旬老翁回答:“一个共和国,夫人,如果您能够维持它。”

龙应台笔记燃烧香港情

龙应台笔记中对香港人、事、物的叙述和批评,虽然很多没写入书中,但显示她这外来文人二十一世纪初到港后的观感及对文化的执着追求。

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一书,四个月不到售出九千本,创下香港政论及文化类书籍的纪录。任职香港大学及台湾清华大学教授的龙应台最近再出新书《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沙湾径25号》,首印五千,书未开售,新书发表会已吸引了一众政要、名家。香港行政会议主席梁振英、前律政司长梁爱诗、着名企业家蒋震、蒙民伟、中原地产的施永青,还有台湾清大前校长刘□朗、好友林青霞等慕名而至,与龙应台的学生和仰慕者等,把召开新书发表会的港大图书馆挤得水泄不通。

从台北市文化局长职位上退下来,龙应台应邀到香港大学执教,于是,她把更革都市文化的火种带到香港。两年多来,她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面对不同阶层,叙述着同一个主题:在追逐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最大利益时,请留下传统文化中最美好的记忆;在不断拔地而起的群楼中,请留下创造文化价值的空间。龙应台说:“有什么比老房子、老街、老树、老地标更能唤起人们共同的回忆,能激动人们共同的情感呢?而最深的记忆其实就是乡土之爱,可以缝补代沟的裂痕,可以超越政争的对立。”

龙应台的《香港笔记》,是她这两年来香港生活文化记录的部分,无论是对人、事、物的评论叙述还是批评,背后都透露了这位学者对文化执着的追求。她务实地对待她生活的新环境,参与“西九龙”文化建设的讨论,研究“添马舰”,探讨谁是“香港人”。这两年,所有香港城市建设的重要议题,她都没有缺席,都敢于大胆提出一个“外乡人”都深深关切“所在地”的观点。

站在香港的土地上,龙应台是一个外乡人,但在对文化议题作探索时,她的建言,绝对是时代的主人。作家陈冠中为新书发表担任主持,他推崇龙应台,称她是带火种之人。早前,龙应台犀利的文笔差点把北京的《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融化”,陈冠中也称龙应台是“有种”之人,“她敢写文章叫一个国家主席用文明来说服她”。

但“说服”龙应台却不容易,因为她观察社会、思考现在和展示未来的论点、论据十分严谨。两年来,龙应台住港大沙湾径二十五号,一个置身香港高等学府又面对大海的优裕生活环境,却能让龙应台冷静地找到太多对这个城市现实的批判,构筑起她“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的思考。

龙应台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与大家一起分享,她希望更多的人能了解她“这个外来的文人,在二十一世纪初到香港后怎么看香港”。有一天,龙应台走进沙湾径附近的坟场。她并不讨厌坟场,这里透露出一个城市很多秘密和人生的悲欢离合。但抬头看到一大群雪白的鸟,她惊呆了。笔记本中记录了龙应台当时查找的结果,这是一种鹦鹉,学名为“小葵花凤头鹦鹉”,龙应台形容,它们很像一群小学生放学后一齐冲出校门聒噪着,彼此推挤的状态,在这个石头森林的城市,可以有这么大群的美丽小鸟为邻,“对我而言,这是不可思议的香港”。

观察细腻记录详尽

龙应台记下香港是个“老鹰城”,有记录的超过千只,而全台湾也只有二百多只。她发现一种草木皆绿时它却枯萎的植物,但这草科类却是外来物种,对本地生态具有很大威胁。龙应台在笔记中写下了香港有植物二千多种,其中一百四十多种是外来种;香港一百四十多种淡水鱼、其中二十七种是外来种;有二十二种青蛙,其中五种属外来等。观察细腻,记录详尽令人赞叹。

龙应台笔记之中,有老婆婆“打小人”的鹅颈桥;有行政会议主席梁振英的出生地;实业家蒋震最早的发明和贡献的所在地;香港有哪些凶宅及其来由;香港一些地名的来历及其含义等。这些都是龙应台的“收录”,虽然没有编入龙应台的任何一本书中,但也描绘出一个非常精采而又活生生的香港。

《品三国》雄霸排行榜 各界人士畅谈看法

最近,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再度引起关注,焦点正是易教授的大作《品三国》。该书的上半部自今年7月上市以来,一直“雄霸”国内各大文学图书排行榜首席,无疑已经成了近几年出版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品三国》太精彩,还是文学图书的出版出了问题?本报记者连线文学界、出版界人士,纷纷畅谈看法。
据了解,《品三国》自今年7月22日上架以来,已累计发行130万册,累计销售达123万,这个成绩在多以千册起印的今日中国出版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有意思的是,作为《品三国》出版方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却对这种现象感到担忧,该社总编辑郏宗培向本报记者表示,这多少还是反映出文学出版领域的一些问题,正因为好书不多,亮点太少,才给了《品三国》更多展现自己的机会。

不过新星出版社副总编辑、著名书评家止庵昨天却对本报记者直言:“排行榜只是反映了一部分读者的购书趋向,只能作为参考,却不能作为指针,如果唯排行榜是从,那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有时好书常常是寂寞的。”

自易中天在“百家讲坛”开讲三国,及至《品三国》出版,对此人此书的抨击可谓此伏彼起。然而据刚开完作代会回沪的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向本报记者透露的消息,参加全国作代会的作家们,对《品三国》的评价颇高:“无论如何,我们大家还是认为《品三国》对文学名著的普及起了很大作用,有不少积极意义。”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在《品三国》威风十足的这3个多月中,中国文学出版领域还是相当热闹的,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穆克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金庸的散文集、韩少功的隐居随笔《山南水北》、王安忆的《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等都是有分量的作品。《品三国》雄霸排行榜似乎只能说明,它更有读者缘,但并没有遮蔽其他力作的光芒。

不管怎样,易中天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将把《品三国》进行到底,这已是铁板钉钉的事情。郏宗培总编辑向记者透露,易中天目前正全力整理《品三国》下半部分的文字,明年年初将隆重上市。

史铁生因病致贫 陈村呼吁专业作家制度

继日前作家洪峰上街乞讨引出作家制度的话题,近日,上海作家陈村在BBS上贴出文章,替身患重疾的著名作家史铁生呼吁,希望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专业作家制度应接纳

陈村在文中说道:“史铁生是当代最好的小说家,他在今年的作代会上赢得出席会员唯一的满票即是证明。但是,史铁生的身体非常不好。在这社会转型期,他坚持的纯文学创作的经济效益也非常不好。他体质太差,常常要看病住院。这样一位病了几十年的人,身体很差,尚有肾透析之外的医疗问题。而我们国家还有‘专业作家’制度,支持纯文学创作,应该首先吸纳史铁生先生,帮助他解决后顾之忧……”

“合同制”没有医保

据记者了解,史铁生每周3次的透析费用,是由中国作协和北京市拨款的,每年25万元,专款专用。虽然有拨款,但对史铁生这样一位鲜有经济收入的重症病人来说,生活仍然显得非常艰难。“史铁生目前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他接下来年纪更大,写作会更困难。而他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也没多少财力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作家,我们怎么能袖手不理?文学是一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玩不起了。”

史铁生配得上“专业”

陈村认为,吸纳史铁生为“专业作家”其实并不是一种“照顾”。“他在写作上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作品也相当好,创作能力绝对符合相关条件。与其每次在他病重的时候施以‘救济’,还不如给他稳定切实的保障。”陈村说,此次北京作代会期间,史铁生正在发烧,但他仍坚持前来投票。

上海作协副主席赵丽宏也很支持陈村的建议:“要求很合理。像史铁生这样纯粹而优秀的作家,身体又确实不好,我们应该多给他一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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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八年的肾透析

史铁生1951年出生在北京,21岁时双腿瘫痪,30岁那年患上了严重的肾病,从1998年开始做透析。但就是他这样一位深受病痛折磨的人,却在病榻上写出了许多中短篇小说。1983年,史铁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其后,他创作的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获了1983年、1984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的著名散文《我与地坛》更是名列中国当代文学史,感动和鼓励了无数读者。

因为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史铁生每周必须作3次肾透析。为了避免加重肾脏负担,史铁生在日常生活中还不能多喝水。而每次做透析,在透走毒素的同时,史铁生体内的营养也被透走,让他感觉异常疲劳。

由于多年来病痛缠身,史铁生的文学创作从自身经历出发,直面死亡,逐渐升华出对心灵的真正探索和诘问。他常说自己“职业是生病,业余在写作”,一系列作品《活着的事》、《写作的事》、《病隙碎笔》和《我的丁一之旅》无不深具哲思。

名词释疑

专业作家和合同制作家

专业作家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体制,作家属于某个单位(比如广电局、文化局、作协等,洪峰就属于沈阳市文化局)的正式编制,有正式的国家经费作为工资收入,有一定的福利、医疗保障。作为计划时代的一种产物,这一制度曾经培养了大批优秀的作家,但是也有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终身制造成没有竞争压力,作家不写东西也能拿工资。

合同制作家是近年来催生的一种临时制度,作家跟单位之间是临时雇佣关系,不但经济收入不如专业作家,还很不稳定,要视作品的销售、获奖情况而定,而且没有医疗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