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人物

　　《陈衡哲早年自传》

　　陈衡哲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16.00元。

　　陈衡哲，中国最早的官派留美女生之一，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女教授，中国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的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陈衡哲得风气之先，并为现代文学与历史的研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她在文化与思想方面的重要先导作用，远远没有得到重视，相反，她与任鸿隽、胡适之间的关系得到更多的关注。陈衡哲创办了现代史上的重要刊物《独立评论》，并多次在《新青年》、《东方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她在西洋史的研究方面更是颇有建树，曾著《文艺复兴史》、《西洋史》等。陈衡哲在其早年自传中说:“我的早年生活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标本，它揭示了危流之争中一个生命的痛楚和喜悦。”
　　
　　小说

　　《新闻界》
　　
　　朱华祥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10月版，28.00元。

　　本书作者据说是新闻界的内线，把新闻界泡成小说，既需勇气，也需才力，新闻界可是藏龙卧虎之所，忽悠不起的。《新闻界》讲述了这样的故事:南方某报常务副总编辑陈元应《东方商报》出资方之邀出任《东方商报》总编辑，带来全新的办报理念；与此同时，何大龙走马上任《东方晚报》一把手，他想借各种资源来实现他的新闻梦想……由此，作者开始了所谓的揭示新闻界“内幕”的文字之旅。中国人喜欢内幕说阴谋论，《新闻界》能否合读者的胃口，有待市场过滤。作者特别补充:“本书内容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当然，说不定作者巴不得有人跳出来对号入座，谁知道呢！
　　
　　文化

　　《胡适选专业》
　　
　　胡适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8月版，18.00元。

　　本书读来盎然有趣，大师的大学生活更多了几分传奇色彩。胡适自嘲老不成器，他认为，大学选择学科就是选择职业，“社会上需要什么，不要管它，家里的爸爸、妈妈、哥哥、朋友等，要你做律师、做医生，你也不要管他们，不要听他们的话，只要跟着自己的兴趣走”，“性之所近，力之所能”，胡适更看重自我选择的自由，这些话，看得见，摸不着，今天读来，尤觉沉重。此外，冯友兰、杨亮功、田炯锦、梁实秋、何炳棣、郑骞、朱家溍、吴阶平、汪曾祺、蒋梦麟等人分别讲述了他们的大学生活。他们的名字各自为他们的大学增添了光彩，今人读之，既可知史，亦能受教。
　　
　　学术

　　《同工异曲》
　　
　　张隆溪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10月版，13.00元。

　　张隆溪为当代学者，曾著有《道与逻各斯》等，《同工异曲:跨文化阅读的启示》一书为其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该书收入《文化对立批判》、《“沧海月明珠有泪”:跨文化阅读的启示》、《“这柔弱的一朵小花细皮娇嫩”:药与毒的变化之理》、《“反者道之动”:圆、循环与复归的辩证意义》等文章。作者引用博尔赫斯的话强调自己的比较文化立场与信念:“我们总爱过分强调我们之间那些微不足道的差别，我们的仇恨，那真是大错特错。如果人类想要得救，我们就必须着眼于我们的相通之处，我们和其他一切人的接触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避免强化差异。”比较文化之终极目的，除了差异，更应该是相通。
　　
　　经管

　　《现代管理词典》

　　现代管理词典编委会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版，88.00元。
　　
　　《现代管理词典》是有关管理学方面的专业词典，据出版方的信息显示，词典由经济学家于光远、厉以宁、萧灼基等担任顾问，历时三年编撰完成出版。《现代管理词典》编排比较有特色，该词典选择了2100条比较常见、比较有代表性的管理专业词条，每个词条都有具体的概念界定，在每一概念之后还列有经典个案，编者对个案及概念进行了具体的分析。理论与实例的结合分析，有利于读者理解管理学的理论与现状，国内外企业发展的理念动态也可以从中得到局部了解。该词典信息量大，案例丰富，说理得当，有较实用的参考价值。

让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扬名国际的作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终于在捷克正式出版，成为畅销书。这本书的捷克文版本从10月底上市销售以来，颇受捷克民众青睐。书中内容谈及捷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革命活动，过去一直被列为禁书。作者米兰。昆德拉从1975年移居法国，这本书是1984年在法国首次出版，这次昆德拉也特别参与捷克版的重新编辑。捷克首都布拉格一家书店老版说，新书从10月26日销售以来，一直都热卖，首版已销售一空，现在等候再版。不少民众过去都听说过这本书，但没看过，也有些人看过电影，但没有读过原著。昆德拉呼吁读者将这本书当作小说来看，而非政治评论。

“在‘拒郭风波’之前，‘六四’难属丁子霖发表了批评高智晟的公开信，有成都读书会的公开信指控该文章为刘晓波或余杰起草，并由刘晓波首发于“观察”网站。我们乐于看见当事人对此‘捕风’之说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但就该文思想而言，我们很遗憾丁子霖的文章在逻辑上是完全失败的，并对暴政下苦苦坚持的中国维权运动造成了严重伤害。”（引自：《呼吁“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引咎辞职》，载《自由圣火》网站，2006-11-14）

从网上读到了上面这段文字，决定写这篇文章。题目就叫“请把勇气用于说真话”。

上面引文中提到了我给高智晟律师的那封公开信，那么，我就从这封信的撰写和发表说起吧。

今年2月中下旬，我从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听到一则消息，说的是郭飞雄先生二进太石村，有几位村民接待了他，结果，其中一人被政府雇用的黑社会分子剁掉了两个手指头，而郭飞雄则在被羁押几天后获释。听到这个消息，我几天都寝食难安。我想起了此前的东洲血案，总有一种不祥之感。这个月的22日晚，正好“自由亚洲电台”的一位记者来电话，我就要求她对那条消息作出证实。她答应了我的要求，回答是：“确有其事”。

那一夜我和我丈夫无法入睡。我很担心太石村的事情这么下去会演变成第二个东洲事件。那时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抗暴运动正得到各地维权人士的响应，并迅速向全国扩展。这更增加了我的担忧。因为我知道，民间的这类大规模绝食抗争，不可能得到政府方面的善意回应，就像1989年大学生的绝食行动没有得到政府方面的善意回应那样，最终很可能拼个鱼死网破，给民众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不希望再发生东洲血案那样的小“六四”，更不希望89年那样的惨剧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

行文至此，我想我有必要说说2005年12月6日广东汕尾东洲村发生军警枪杀平民的血案后我当时的心情，因为这是促使我给高律师写信的原因之一。那个时候我正居住在南方，我从外电听到这个消息后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次小“六四”。我随即给北京的刘晓波打电话，希望他尽快作出证实，尤其是关于死亡的人数。两天后，他来电话告诉我，西方的一些权威媒体都已作了详细的报道，死亡人数说法不一，但至少有多人伤亡。于是我要求他立即草拟一份抗议声明，在网络上征求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签名。这就是200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发表的由我和包遵信、刘晓波等牵头的《关于广东汕尾市东洲血案的声明》。东洲血案也在我们难属群体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随后的几天里，有多达20多位难属参加了签名。

必须承认，从东洲村军警枪杀平民的事件到太石村村民被黑社会分子无辜剁掉手指的事件，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都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当时我的一个最直感的想法是：维权人士介入底层民众的维权行动，必须考虑到给民众带来的风险，宁可步子慢一点、动作小一点，也要避免民众受到伤害。

这就是我当时决定给高律师写那封公开信的初衷和心情。

那天晚上，夜已经很深了，我和我丈夫忍不住披衣下床，用最短的时间商议并起草了那封公开信，没有等天明就立即发给了几个海外网站，请求予以刊登。然而，也许是考虑到这封信的发表会引起争议吧，多数网站善意地回绝了我的要求。我现在已记得不太准确，最后大概是在“博讯”上发表的。

现在，有人指称我的那封公开信是刘晓波或余杰捉刀代笔的；并说：“我们乐于当事人对此‘捕风’之说提出令人信服的反驳。”我不知道我算不算上述引文中所说的“当事人”，我也不知道我在上面说的那些话算不算得上是“令人信服的反驳”。按理说，我的所谓“反驳”是完全多余的，因为根据“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是应该由写那段文字的人举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我的那封公开信确系刘、余两位所代笔。可惜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反倒要我这个谣言的受害者站出来“反驳”。不言而喻，假如我不作“反驳”，那就一定是默认了。这不能不令我感到遗憾。

其实，写那段话的人心里明白，这一则在网上已流传很久的所谓指控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他们也一定清楚，最早把这一则谣言贴到网上（《不寐论坛》）的成都读书会人士已经向我作了道歉，我也已经原谅了那两位人士对谣言制造者的轻信（来往E-mail如果征得对方同意，我可以公开）。可是，写那段话的作者还是要把这一则捕风捉影的指控堂而皇之地放到他们的文章里。我不知道这样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里，我要郑重声明：我给高律师的那封公开信，根本与刘、余两位无关。因此，如果说这封信对高律师发起的绝食抗暴运动造成了什么伤害，那么，这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至于判定我的公开信“在逻辑上是完全失败的”，那也是我自己的事，无需由他人来负责。我不想由此给一些不相干的人造成伤害，更不希望由此给独立笔会带来无端的损害。

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不由得要想起那些坚持“说真话”的人们。我想起了中国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杨宪益老先生。杨先生在1989年即北京发生学潮那一年已经七十多岁了。在6月4日清晨那个腥风血雨的时刻，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接受BBC记者的采访。他急促地对着话筒发出了愤怒的吼声：“我谴责戒严部队屠杀北京市民的罪行！中国人民是杀不绝也吓不倒的！他们可以将我也加在杀害的名单之上，但是他们不能够杀光我们所有的人！”接着他宣布：“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人们将永远记住杨宪益这个名字，他将受到世人永远的尊敬。

真话总是与正义结伴同行的。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人，大抵是人们所钦敬的正义良知之士。这里我们还可以举出2004年写公开信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他被人们誉为“说真话的英雄”。我也不会忘记我们难属群体中的30多位母亲、父亲和妻子，她们早在上世纪的90年代，就以非凡的勇气，用一桩桩血淋淋的事实，向世界揭露了1989年那场大屠杀的真相，愤怒谴责了邓、李、杨的反人类罪行。

十七年来艰难跋涉，十七年来的苦苦挣扎，有一个信念始终支撑着我们，那就是：必须向世人说出真相，必须用真相来拒绝遗忘。我们曾多次告诫国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时时刻刻生活在一个戮杀人性、视生命如草芥的专制制度下，而这个制度是靠警察和谎言来维持的。我们无力抵御军警的肆虐，却可以用真话和真相来击破专制者制造的谎言。一个人要获得自由，要获得作为人的尊严，首先要让自己切切实实地生活在真实之中。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挣脱了中共所编织的谎言世界，竟又落入了另一个谎言世界，一个由“自己人”编织的谎言世界。在一个警察国家里，说真话要冒极大的风险，因此必须要有足够的勇气。但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是把自己的勇气用于说真话，却偏偏要用于编造假话呢？

我们必须承认，搞政治不可能带上白手套，政治需要谋略，也可能包藏着狡诈、攻讦和叛卖。这一点有时甚至连民主政治都不能幸免。原因在于恶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人人皆然，历史上的所谓圣人，即使有，也仅仅是与凡人相对而言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必须对一些不如人意甚至令人丧气的人和事采取宽容的态度。然而，话说回来，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史，毕竟是一部改恶从善的历史，而绝不是一部改善从恶的历史。因此，我们都应该对自己人性中的恶有所警觉和克制，不能任其泛滥。

2006-11-17

影响较大的韩国电影《那时候的人们》描写了1979年10月26日，韩国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枪杀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历史片段，使我记忆尤深的是，当金载圭向朴正熙汇报三天以后釜山等地将会有数千学生举行反政府的民主游行时，朴正熙蛮不在意地说杀他一万人看他们还敢不敢再闹了，金载圭则低调的反驳，意思是残酷镇压只能把仇恨压在心底，数年之后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或政变。两人的意见很不统一，再加上总统府侍卫长的跋扈飞扬，最终促使金载圭动了杀机，此后总统被刺、全国戒严、光州事件……

10年之后，中国北京，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平安，一举杀出个二十世纪世界25个最重大历史事件（CNN）之一的“六四血案”。

亚洲和中国的政权，都非常善于用屠刀制造自己的仇人，把中间或中立属性的群体逼成反对派，在台湾有蒋介石的“二二八”，在越南有吴庭艳的“镇压佛教徒”。

历史上看，对比于西方各国的政治反对派，由于缺少了议会、宪政，中国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绝大多数的反对派都是被镇压、被屠杀后苦大仇深、冤家路窄的群体或组织，与其称其为政治反对派，不如称呼他们为“抵抗运动”更合适。

“清党反共” 清出了个“新中国”

1900年清政府起先容忍、放纵、利用、煽动“义和团”，之后兵败八国联军又挥起屠刀屠戮、镇压义和拳民，活生生的把民众的仇恨压到了心头、膨胀到极点，数万拳民的血染红了孙中山兴中会“驱除鞑虏、还我中华”的标语。暂且不论义和拳是否愚蠢和盲目，政府在拳民发展之初没能按大清律例治理，造成其膨胀壮大，利用其攻打使馆之后，又使其充当替罪羊，怎能服人？砍了拳民的脑袋，还有拳民的家庭、亲属、邻居，还有经历过这场事件的旁观者，他们可能不敢哭诉、上访，但这戾气终会爆发。

武昌首义、辛亥革命，焉有孙中山的功劳？成绩和荣誉其实都属于大清的屠刀。

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不管有没有我们现代所说的法治，都有它一定的规则或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不成文约定；在规则范围内，政权缉捕大盗、查禁烟花柳巷或其他社会管理行为，其实都暗含社会共同的授权或背书，因此不会制造大众的怨气。但当政权超出了这个范围，任意按政权的意愿处置尤其是未加审判的镇压、屠杀，则只能制造自己的仇人和反抗者，或按文人的说法叫“掘墓人”。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同为革命党兄弟的国共内讧，蒋介石以军队的暴力对一个政治组织及其相关群众团体，发动了一场史称“清党反共”的镇压，成千上万的左派民众、工会成员、共产党员遭到了枪毙、逮捕或投入牢狱。愚蠢的镇压者以为干掉了一个组织、一群人，就能够消灭一个理想、一种社会思潮和倾向。

本来正与国民党“同志加兄弟”两党合作、协力北伐的共产党，遭此巨变，正如夫妻反目、其恨愈烈、其仇更深。遭遇灭顶之灾的中国共产党及左派组织受到了海内外社会的极大同情，即便那些以前并不欣赏左派或共产党思想和行为的人们，也因蒋介石蛮横粗暴的武装镇压，转而欣赏、同情或支持中共或其左派了，恐怖当头或许不敢表达出来，但至少在内心中很多人会这样思考。

镇压必然引起反弹，历史上无数的先例可以验证。虽然不是每一个被镇压者都能反抗成功，但万中有一，或许就能成事。尽管不能说当年中共完全无辜，但这场镇压毫无规则的手段和盲目扩大化的惨烈后果，既罔顾了民意中天生具有的社会平等的理想化倾向，又把“以暴易暴”的丛林思维强加给了被镇压者。

中国共产党经此一难，迅速从一个左派温和知识分子领导的政治团体被压制并堕落为地下暴力组织，创党领袖陈独秀被开除出党。而中国共产党所代言的左翼社会思潮和政治理想，则成为燃烧的地火，既帮助了中共的逆势成长，也铺就了革命和灾难的温床。

“反对邪教”反出个“黄巾军”

中国的历史书，往往是一本当政者愚蠢无知的陈列馆，前有大清，后有国民党，今日共产党；暴力崇拜、固执己见、罔顾民意，都是其愚不可及的表现。而中国历史，又何尝不是国民愚昧盲目的展览室，把同情当支持，汉贼不两立，黑白分明，爱恨对峙，也是造就政权愚蠢、家国灾难的根源。

“清党反共”62年后，政权在手的中国共产党，像他的党大哥国民党一样，愚蠢的对着那些充满社会理想的知识分子群体举起了屠刀，制造了10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抵抗组织——民主运动。

“四一二镇压”72年后，政权因自我恐吓祭起超越法治的专政手段，愚蠢的镇压了那些充满信仰的宗教群体，亲手催生了最具颠覆性的抵抗运动——信仰抗争，更为中国的未来制造了无法估量的不确定性。

尤其值得讽刺的是，无论被镇压的早年共产党，还是民运诸公、宗教社群，在被镇压前，都是镇压者曾经的盟友、同志或同伙。中国的反对派往往诞生于政权的怀抱，而其力量则源自于政权所拥有的社会资源。

近百年来，从袁世凯反出清廷、联手孙中山建立民国，到孙中山以护法战争、自组广东国民政府反击袁世凯，及至蒋介石建政、国共反目、挥刀相向，中共建政，国内恐怖统治，以镇压为维护手段的政权固然没有善终，而因被镇压而形成的反对派在最终获取政权之后，却往往继承了镇压的手段，成为新的镇压者，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是这样苦难的走了过来。

曾经有一句名言：对共产主义者，不是看他们怎么说的，而是看他们怎么做的。具体到中国历史和现实，其实，对每一个政权或反对派组织都要这样，毕竟，中国人经历的欺骗和背叛不仅仅来源于共产主义者。

培育忠诚的政治反对派

1975年西贡陷落和1979年中越交战，分别酿成了两波大规模的越南难民潮 ，数百万的难民（包括华人）乘坐大小不等的渔船逃往南中国海，在经历了苦海余生之后，却遭到了东南亚诸国包括中国的拒绝，其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防止共产主义势力或敌对势力进入本国，一大批的难民在接近这些国家的公海上听天由命、直至死亡。

与亚洲国家相比，一百年多来，英国收留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拥有各种政治倾向的流亡者和难民，但这个国家并没有因此而遭到颠覆或灭亡。奠基于宪政和民主体制上的联合王国，因言论自由，宽容并催生了各种政治思潮，但基于法治治国的理念，各种政治思潮和势力并没有超越社会及法治的约束，因而也没有造成政权的镇压或大规模的人道灾难，也就没有产生“以暴易暴”的国内政治反对势力。绝大多数的政治反对派代言于社会或政治理想，通过议会斗争方式一步步的推进英国的演变。

这或许就是“忠诚的政治反对派”，没有了历史上的血债深仇，执政党和反对派都能够深入民间，倾听百姓和选民的呼声，以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为政治底线，去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同样，由于国家财政通过议会和政党组织方式对政治家的生存提供了保障，执政党与反对派之间不再以“你死我活”斗争方式通过攫取执政权力而竞
争国家资源，双方都能够相得益彰的尊严和体面地进行政治活动。今日英国第三大党自由民主党，自1904年赢得大选之后，100年来从来没有执政的机会，而他们仍然兢兢业业扮演者作为政府监督者的政治反对派角色。

与国内执政党与政治反对派能够在一张桌子谈判相近似，英国在其殖民地的治理和独立的历史进程中，也尽量通过教育培养殖民地国家潜在的政治反对领袖，使其最终能够在民族解放风卷云涌之时，把反对运动建立在政治的谈判桌上。这里边最为着名的就是新加坡独立运动领导人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独立运动领袖东姑阿都拉曼，这两位都毕业于着名的剑桥大学。其实顺着“牛津剑桥俱乐部”名单，我们可以发现许许多多殖民地国家独立运动领袖的名字。英国人用教育培育了他们未来的反对派，使反对运动往往建立在能够彼此对话并具有相近价值观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的平台上。

面对中国残缺不全的宪政和言论自由的现实，我们今日并不期待中国的执政党与反对派能够坐在同一张谈判桌上，但是政权是否值得考虑首先在自己的执政党内部培育起“忠诚的反对派”，以完善政党自身的良性化建设，反之亦然，反对派只怕也要学会面对自身组织内部的“忠诚的反对派”。但是，执政党和反对派也很有必要超越自身政治组织的利益，以民众的福祉为共同的底限，把国家治理或反对运动始终建立在政治层面上。这样，未来中国也许就不会是“逃出了狼窝又落入了虎穴”。

近三十年来，发轫于大学思潮的89学生运动，因其受教育水准相对较高，本来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合适的忠诚的反对派，惜乎屠城之下，政治反对行动被逼向抵抗运动了，中共也丧失了一次绝好的校正自我的机会。放眼中国的未来，目前仍在执政的中共有必要慎重思考一个问题：是让镇压造就的抵抗运动进行复仇或清算，还是用教育培养政治反对派来谈判和妥协更好？

铁凝是非法当选

2006年11月12日下午传出“现年49岁的女作家铁凝以161票，继茅盾和巴金之后,当选中国作协第三任主席”消息后，大陆主流媒体一直没敢发表异见，直到三天后（11月15日），《南方都市报》才“敢为天下先”，以不显眼处转载一篇博客文章《铁凝能否将中国作协凝聚成钢》，委婉地表达了众多作家和公民对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的质疑——主流媒体这种不能遵照新闻规律自由发表公众关于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的不同意见的“超级谨慎”，证明民间传闻可能属实：铁凝任中国作协主席并非民主选举产生，而是官方事前钦定。

据深圳《晶报》11月14日披露，此次参加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的作家代表有“900余名”，但铁凝却能以区区161票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这“161票”说明什么呢？

我想，第一，此选举严重违反了“得票必须过半数才能当选”的选举常规，创造了以17.8%的得票率当选的世界奇迹（可入迪斯尼纪录）；在中国作协历史是，无人能以如此之少有选票当选——铁凝是在有人破坏选举法后非法当选。

第二，官方关于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的理由是谎言——官方报道说，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是因为她 “人缘不错，文学地位也可以，反对的人最少。中国作协副主席谭谈如是评论铁凝──具备良好亲和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许多作家也普遍认为，铁凝人品好，在作家中有凝聚力。”试问，只有17.8%的得票率，怎么就是“在作家中有凝聚力”？“能保证文学界的团结、稳定、发展”？有网上消息说，铁凝的许多书，皆是市场上“半价出售”也卖不出去的书。如此，“半价作家”当中国作协主席，中国作协能凝聚天下文人？

“铁凝特色”有三

为何有人要制造谎言保送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这与“铁凝特色”有关。

据介绍，“铁凝特色”有三：

其一，继承“荷花淀派”，只写“新和美”——“原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小放评价铁凝说，她善于在凡俗的生活中发现新，发现美。”“她的眼睛总能在时代的变迁中发现那些迷人的‘秀色’”。铁凝自称：“作家应该表现美，这种美不分民族种族，是全人类的！”她说，“这是我向往第三性写作境界的一种努力。我认为达到第三性的写作境界可能需要我一生的时间。”

其二，铁凝从不批评人，既不与同行争鸣，更不批评现实与政府。铁凝说：“晚年孙犁也搅进了文坛中文人间的一些是非争论，那也不是我这样的后辈所能评说的了”她连恩师的名誉也不愿澄清与维护，为了避免学派之争，她干脆声称：“我也不认为河北迄今为止已经形成一个‘荷花淀派’”。其堪称一个“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好好女士”，这极其符合当今“新核心”的“和谐社会”需要。

其三，铁凝“政治可靠”无人可比。她在中国作协河北分会副主席任上就是中共十六大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以省级作协分会副主席当候补中委，这是大陆作家五十七年来从未有的宠幸。可见其虽然写作平平，既不“德高望重”，也非有佳作“洛阳纸贵”，但与官场“和谐”的手段却远胜同行，非同寻常——能具备“三重身份的和谐：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

王蒙等三人竞选败北

网上有文说这次有三人竞选中国作协主席，即前文化部长王蒙、反腐作家张平、老诗人贺敬之，但这三人皆不为当局放心：王蒙在作协副主席中排名第一，曾为中央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又出身团干，机智伶俐，一向巧于回旋于官民之间，本是中国作协主席的较佳人选，但王蒙“六四”期间以“思想解放”闻名，曾以拒绝看望“戒严部队”获取民望，后虽然表态赞同“三个代表”，依然在“新核心”中留有阴影；至于反腐作家张平，其作品虽然有不小影响，但艺术上无高度，更因执政者深知，若真的鼓励作家大写反腐败，社会定难“和谐”；而老诗人贺敬之，虽然有现代舞剧《白毛女》闻名，也曾担任文化部代部长，但“左”的历史太深，“左味”太浓，让其当选，不利于“新核心”保留退路。于是当局以“年轻化”为名——年过七十者一律退出中国作协领导层，不但不让王蒙等当主席，连原有的“副主席”也拿掉了，并由此轻松地将白桦、邵燕祥等“右派”老作家排除于“中国作协主席团”之外。可以说，中国作协中的“思想解放派”，在此次选举中全军覆没。

“十七大”的缩影和预演

从铁凝当中国作协主席，可见，中共曾给予中国作协的“特区政策”全部取消——虽然毛泽东1942年就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文化人全部纳入党的严厉领导之下，但一直还是将作协文联与党政部门略有区别，选作协主席、文联主席，没有像其他行业，用外行领导内行，前两届中国作协主席茅盾、巴金，两人均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和领军人物，皆是多数作家认可的文坛“精神领袖”，皆有公认的流行巨着。可此次产生第三任中国作协主席，则完全抛弃“祖制”，仅仅以“政治过硬”、“年轻化”为中国作协主席标准，与选任党政官僚的方法毫无区别。

这就预示，今日中共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艺术，实则大大倒退——中国历代专制帝王，虽然屡兴文字狱，但总还是给文化人一点“特殊奴隶”的优待，如明太祖朱元璋，错杀了才女苏妲妹，会立个“罪己碑”；对入朝的名士刘伯温，会在其“逆鳞”之时想到其文人性格，稍予宽容，任其永葆文人心志。就是毛泽东，虽然一再大抓“反右”，但也知道要树一个永远批判执政者的鲁迅来笼络文化人，知道文学的本质是批判现实，古今中外的名着皆是“悲剧文学”，因此只能用“社会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之巧名来悄悄限制作家们不越“红线”。可而今，“新核心”却敢于去掉一切“面具”，直接钦命一个绝对听话的“美女作家”来当全国文人的“奴隶总管”，赤裸裸地要求作家们只能赞美“和谐”，不顾这一事件将使民间关于“中国作协是二奶”的传说更加形象化。这真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一叶知秋。中国作协第七届代表大会其实就是中共明年十七大的缩影和预演。从中国作协第七届领导人的平庸保守，可以预见中共十七大也只会产生一个保守平庸的新领导层。未来几年，中国文学不会有什么自由写作的新希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有什么顺应民心和世界潮流的“共生主义”新建设。

铁凝啊，你升官加薪换大房当然是喜事，但你可曾想到，你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笑话与悲剧的帮凶？！

(注：本文中铁凝自述引自《南方周末》2006年2月9日记者夏榆、实习生纪冰冰报道《铁凝：任何状态都能回到自己的灵魂中》。）

2006年11 月15 日于深圳

畸形的制度产生畸形的事件。本来狗权要靠人权来维护的，但是，却在今日谈政治色变的中国，亿万人民的人权保障也许只有通过维护养狗的权利才能带动。这也许是人世间最荒谬的讽刺事件。

据境外媒体报道，北京近一个月来所展开的强力捉狗行动，引发爱狗人士于06年11日在北京动物园前的抗议，警方驱散人士。过程中，警方陆续带走部份抗议人士及多名记者，并和抗议人士发生口角冲突。

尤其当笔者看到颇为宏大壮观场面的彩色图片时，深深感觉到，这来自人民群众的浩大力量实在太震撼人心了。

本应该，作为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严格说人权至上才是合情合理的。并且，只要每个公民的人权得到充分保障，至于其它任何权利，即便作为一般动物的权利，也许才能得到切实保障。但在中国，由于继承的是中世纪的君权至上所演变而来的党国统治，即党权大于国法，党委书记大于整个党。所以，亿万人民的人权首先就无法保障，而作为同样是生命，所有动物的权利，就根本无从谈起。

虽然狂犬病及“违法养犬”问题近年来日趋严重，但不至于就发展到了北京市政府随意发布限狗令和大规模杀狗的行动吧。固然，当北京警方出动警察展开大规模捕狗、杀狗的实际行动时，便立即招徕众多养犬爱犬人士同仇敌忾、一鼓作气的坚决抵制与强烈抗议。

很明显，在互联网极其发达的今日时代，任何只要是违反民心民意的事情，最终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这为长期以来习惯于传统管制的北京警方无疑提出了新的执法考验。

但是，如果养犬爱犬人士把此主题升华一下，就可以由此而迅速发展到保护每个公民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是，毕竟养犬爱犬人士绝大多数都是中国时下的有资闲情一族，否则，穷人连混饱肚子都极为艰难，又哪来这等闲情过上养狗的逸致生涯哩？

而作为这些养犬爱犬人士，也许根本就无人权基本思想和概念，毕竟作为他们，当混到这样一种地步时，一般情况下，其自身基本人权由于金钱和地位的作用，也许得到充分保障了。而在眼下的中国，属于绝大多数的人应该是工人、农民、学生和士兵，以及所有下岗失业人员，大概这些人就占整个社会的80%左右，而在中国所经常发生人权不保的事件中，往往属于这些人群的人占绝大多数。而作为这类人，由于各种方面的原因，即便遭遇人权迫害了，也想不到，或者根本就无法自卫。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当权利遭受来自政府或某官员强力威胁与迫害时，一般都选择退缩或甘心认命。毕竟对于他们来说，在这被金钱完全腐蚀并同化成极为冷酷如同钢筋水泥般的冰冷城市时，每当他们受到来自强势群体的直接威胁与赤裸裸的迫害时，他们都仿佛处于漆黑夜晚中的一盏柔弱的油灯，由于本身无如同团伙的强有力的保护与帮助，无便利渠道的正当申诉出口，无金钱作为依托的长期奔波与辛劳，也无很多时间长期泡磨其中，何况还知识有限，信息闭塞，等等等等，便限制了其作为受害者的当事人，面对本该维护的神圣人权，果真就软弱无力，极其无可奈何，固然就得不到及时、切实、高效的任何维护与保障。所以，这中国人的人权远远不如狗权，也便成为当下中国整个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困惑与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这种仅仅通过有资有闲阶层维护狗权的运动，即便广大民主人士全部都参与其中，给其着重启蒙、开导、培训和扶持，也无法让这类仅仅只沉浸于狗感情的类似纯粹动物式的人们彻底把其动物思想完全转化到人性上来。虽然有民主人士说这种维权也是民主启蒙的一种契机，但笔者以为，这绝对不可能。比如那些因多年上访无果的职业上访户们，就成千上万地长年游走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里，并且也在光天化日之下，频繁遭受所谓”人民”警察的威胁、驱赶、恐吓与关押等，而真正同情者又有几人？又有多少有资闲情之人确实为之伸出援手了，而给予其最实际的关怀和帮助？实际就根本不存在。更不要说立刻组织与此类似的大规模的集会、声援、游行与抗议行动了。关于在这一方面，在眼下中国，狗权绝对大于人权，也便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以此说来，由于党权大于国法，并高高凌驾于人权之上，所以，便在实际生活中，这狗权也自然而然高高凌驾于普通百姓的人权之上。这实际就是把中共党权高高凌驾于国法与人权之上的最大恶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则真正才是恒久不变，伴随其一生的大灾难。

也就是说，在一个国家，当狗权大于普通百姓的人权时，这个国家的普通人民还会享受到本属于他们的神圣尊严、人格、自由和充沛人权吗？固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是绝对没有这种保障的。除非，只要是善于察言观色，溜须拍马，跟风突进者，即所有根本就不讲究任何道德和法理，仅仅只向往通过非正常渠道巧取豪夺者，为了满足他们的野兽欲望，在眼下一党专制大黑窝中，他们利用非人道的方式投机钻营其中，果真就获得巨大收益与至高地位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他们这些人，仅仅只能也是极少数，便果真过上了属于他们这类人的悠哉悠哉的天堂生活了。这实际还依然充分证明了，在当代中国，仅仅只是罪犯的天堂，正义人士的地狱，广大普通百姓的大监牢。难道现实不正是这样吗？

2006-11-16

震惊中外的浙江萧山教案目前正在审理过程之中，六名无辜的基督徒仍然被关押在当地监狱之中。萧山教案并非基督徒蓄意对抗当局，而是源于当局粗暴涉足公民的信仰自由和心灵自由领域，并使用暴力手段强行拆毁由当地独立教会主持修建的一所教堂。萧山教案的责任完全在当局一方。

萧山教案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最大规模的一起教案，当局出动了数千武警、警察、城管以及其他政府工作人员围攻捍卫教堂的基督徒。此次教案彰显了中国大陆缺乏基本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不争的事实——因为，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理应包括信徒拥有自己的敬拜场所、以及在此场所中履行自己的崇拜仪式的自由。如果信徒没有不受干扰的崇拜场所，其宗教信仰自由则无从谈起。同时，此事件也表明今日中国大陆的私有财产尚未有明晰的界定、且未受到法律和政府有力的保护的事实——因为，土地是所有社会财富中最大一部分的财产，大部分的土地理应属于公民所有，而不应被某个政府所独占和垄断。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所有的公民都对土地没有真正的所有权，那么这个国家必然是一个私有财产遭到政府的无法无天的侵犯的国家。

中共当局在媒体上指责萧山的独立教会自行修建教堂，谴责此举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因此所修建的乃是“非法建筑”。与此同时，当局却不允许信众公开发表其意见与看法。这种坚持“一言堂”、自说自话、不敢呈现真相让公众自我判断是非的做法，恰恰显示出当局缺乏起码的自信心。在当地媒体上，仅有的报道是“拆除非法建筑”，甚至连此建筑是教堂也不敢提及，执政党比地下党还不如。萧山基督徒在网络上发表公开信辩解说，他们自行修建教堂乃是基于政府的“不作为”才不得已而为之：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萧山区党山教会的众基督教徒要求在党山镇车路湾村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地（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老教堂废址）上修建一座教堂，计划占地三点九九亩，面积八百二十平方米。经过多次书面申请，迟迟得不到建设和规划部门的批准。在无法正常办理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下，众教徒向党山镇、村两级政府组织紧急反映情况。党山镇政府承诺一个星期后，待政府为他们办齐各种手续再续建。七月二十七日，期限已过，政府依然不作答复。教徒们经过足够的等待之后，眼看工程已经延期，经济损失相当巨大，就准备继续实施建设。这才引发了当局的暴力拆除，数十名基督徒受到军警的暴力殴打，教会财产也遭到了严重的损害。

此块“集体承包地”，本来就是当地农民的私有土地。几位拥有这块土地的基督徒愿意将自己的土地奉献给教会、用以修建教堂，这就是农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应当受到政府无端的干涉和阻拦。当然，修建教堂以及其他建筑物，理应向建筑规划部门申请并获得正式批准。但是，当政府有关部门完全不作为，且出尔反尔、欺骗公众的时候，在公民投诉无门、如同面对无物之阵的前提下，当地的教会自行修建教堂，并未违宪。

此情况既已发生，当地政府部门的正确做法应该是：与教会加强协商，即时为教会补充办理修建教堂所需要的各种手续，最终求得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此官民争端。但是，当地政府根本不顾及基督徒纯洁的宗教感情，悍然动用国家暴力机器，伤人毁物，连老人与孩童亦受到身体伤害。从表面上看，此次行动政府大获全胜，那些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完全是刀俎上的鱼肉，教堂也在瞬间化为废墟。但实际上，政府却是此事件中最大的失败者，因为一旦到了随心所欲动用暴力的阶段，就表明政府已经不能继续“代表”民众利益，政府的合法性亦荡然无存。

我在为六位系狱的弟兄祈祷和呼吁的同时，也提醒广大具有宗教信仰的同胞以及其他公民一起来关注萧山教案。萧山教案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它已然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如果土地私有权一直得不到根本解决，数亿宗教信仰者的信宗教信仰自由便无法落实，而更多普通公民的财产权也只能处于残缺不全的状态。萧山教案凸现出宗教信仰自由与土地产权之间的“重合点”。抽象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存在的。在第一个层面上，宗教信仰自由与其他自由密切相连，它不可能独立地、突兀地存在。比如，传播福音的自由，就需要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在背后支撑。在第二个层面上，宗教信仰自由与其他公民权利密切相连，自由、民主、平等与权利乃是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

公民如果不能完全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和住宅，其他的权利和自由便难以维系。比如，没有明晰的土地产权，信众和独立教会便无法修建教堂，也就无法实现其完整的宗教信仰自由。当下中国存在数以千万计的家庭教会会众的事实，即说明这些独立教会难以通过合法的手段购买土地、修建教堂，以供会众崇拜。所以，会众只能在各自的家庭中持守信仰。这一畸形现象，使得宪法中所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被架空了。职之是故，如果中共当局不即时将土地所有权归还给广大民众，那么“和谐社会”的宣告便永远只能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如果普通公民的私人住宅和宗教团体的建筑物不能成为“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自由堡垒”，那么“以民为本”的诺言便永远只能是“以民为敌”的现实。

中共建政之前，在“苏区”、“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之内，即开始以血腥残暴之手段非法没收和侵占私人拥有的土地。待其君临天下之后，更是将非法“充公”私人土地的政策席卷全国。这一剧烈变更产权关系的方式，与中共长期坚持的公有制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政策紧密有关。中共从来就不尊重包括土地、房屋产权在内的私有财产权：所谓“国有”（包括“全民”与“集体”两种所有制），无非是“党有”而已；所谓“党有”，无非是“少数几个独裁者所有”而已。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间，虽然中国的经济制度逐渐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扛起社会主义的旗帜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但中共对土地的独霸并状态没有得到任何的改变，中共继续使用非法手段侵占城市市民和农村农民的土地。土地产权的“悬置状态”，成为中共统治阶层疯狂地掠夺国家财富、与民争利、竭泽而渔的腐败行为的制度保障。

数千年来，中国的土地一直处于私有状态。经济史家王亚南在《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指出，在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古代中国，与土地流动相呼应的是生存环境的流动，这种“地主制”的经济制度“包含了不少纯化或缓和内部矛盾的弹性”。作家胡平指出，正是因为土地可以买卖，使得有人家殷实一方却可能五世而斩，有人家本无寸地经三代披星戴月而广有阡陌，土地的自由转让带来了相当程度上的自由竞争。长期研究土地问题的学者方行也认为，地主制经济通过土地买卖、农民经营和实物地租的综合作用，能够容纳以铁制手工工具为内容的生产力以高度发展，能够容纳以个体生产为主体的商品经济以高度发展。可以说，古代中国比欧洲更加自由的土地买卖和转让制度，是中国农业生产首屈一指和文化成就辉煌的经济基础。

然而，中国共产党为了获得农民对革命和战争的支持，实现其“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并建立政权”的政治纲领，便以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为口号，在农村煽动阶级对立和阶级仇恨，诱骗数百万“翻身农民”成为其颠覆国民政府的战争的炮灰。中共以土地为诱饵让农民上钩，其成功大半得益于农民的支持。农民之所以选择中共，并非为实现中共宣传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是为得到眼前的“两亩三分地”。然而，在土改中刚刚分到土地的农民，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田园之乐没多久，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就被迫将土地权交给“集体”。中共的“土改”是以剥夺数百万地主、富农的土地，甚至杀害其生命的血腥代价完成的；而突然变脸剥夺农民的土地，亦广泛使用暴力手段。一名作者回忆其父亲当时被迫交出土地时的情形时说：“他不愿入社，坚决不入社。不光是他，那么多贫农也不愿入社。……不入不行，不得不入。父亲是最后一个被强拉进社里的。交出土地证，牵走了牛驴，拉去了铁轮子车，父亲一下子没了魂，也没了劲，怔怔地蹲在院子里的捶布石上，久久站不起来。他的眼泪正向肚里流……”此后的历史证明，中共在农村和城市实施的土地公有化和吃大锅饭的社会试验，以惨败告终，并且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造成了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几千万人被饿死的“人祸”。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改弦更张，实施“新政”。邓并非“总设计师”，在农村政策方面，他仅仅是顺应民意，解散人民公社，将土地“承包”给农民罢了。但是，土地所有权的基本归属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学者秦晖在分析中国的土地到底属于谁的关键问题时指出：土地并不是无主的，它的处置权（无论叫所有权还是叫使用权）总得有人掌握着，抽象地谈集体、个体意义是不大的。归根结底，今天掌握着地权的不是老百姓（农民），而是官府（官员）。土地所有权是“上位权”，使用权是“下位权”。按照“使用权服从所有权”的原则，所有者只要愿意，就可以把使用者使用着的土地收回。中国的有权者可以不受租期限制、任意撕毁契约，以“所有者”的名义随时收回农民拥有的土地。这实际上不仅否认了农民的土地产权（所有权），而且也否认了农民的佃权（使用权）；不仅不把农民当成独立所有者，甚至没把农民当成佃户，而是把农民当成农奴了！这种“骗人没商量”的土地制度，导致了中国农民普遍的贫困化。根据现行宪法之规定，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有。但是，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和买卖，只能由“国家”征用，其实也就是由当地官员出卖。国家征用一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能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这是明火执仗的强盗行为。所以，如果土地产权问题不解决，“新农村建设往往变成一场收地拆房运动”。

今天，城市所面临的土地产权的问题同样严重。近年来，中国各地的房地产出现了火爆局面。很多大中城市的房地产成为“第一产业”，房价格越炒越高。北京上海的房产价格已经可以同纽约、东京相媲美了。但是，中国人花费巨资购买的房产，却没有下面的土地所有权。换言之，老百姓买的房子仅仅是可以使用七十年的“空中楼阁”——按照现行法律，住宅建设用地的使用权，最高年限为七十年。如果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地上房屋仍然完好无损，如何协调“房”与“地”关系呢？老百姓（大部分属于正在成长之中的“中产阶级”）倾尽积蓄购买的“产权房”，是否会因为土地权收回而成为“他人的嫁衣裳”呢？学者秋风指出：七十年后某一天，如果地主——也即各地“人民政府”——硬要以“人民”的名义收回土地，那么所谓的“恒产”就会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从而出现“野蛮拆迁”的又一个历史轮回。而“野蛮拆迁”正是今天房地产开发中的一个“必要阶段”。以北京为例，在“兴办奥运会”的崇高名义之下，数以万计的市民一夜之间便被从他们几代人长久生活的地理区域和文化传统中连根拔起。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对住宅的拥有权，失去的还有整个“昨日的世界”。在政府日趋黑社会化的背景下，房地产开放商一般都是与政府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士（如高干子弟），他们对拒绝拆迁的居民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手段，使得在西方国家往往要耗费数年之久才能完成的拆迁工程，在数日之内便大功告成，并美其名曰这是值得炫耀的“中国速度”。

如今，胡锦涛政权在强调保持社会“稳定”的同时，又许诺要建设“和谐社会”。然而，一个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础，正是对私有财产的有效保护。中国的先贤孟子早就说过，“无恒产者无恒心”，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常识。在此意义上，胡锦涛及中共当局不妨以美国为师：美国的建国先贤们在制定宪法的时候，便确定了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则：那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先贤们深刻地认识到，土地私有化是民主和自由的基本保障。只有农民拥有自己的土地，他们才会有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权利；只有“耕者有其田”，社会才能稳定发展。后来美国国家的建设，西部的开发，以及工业化的发展经历，证实了土地归私人所有这一做法的明智。美国百分之八十的土地属于私人所有。历史证明，以土地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民主制度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好的社会制度，社会也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在美国这样的土地产权明晰、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的国家，根本不可能出现萧山教案之类的恐怖事件，政府根本不会如此蛮横地侵犯公民及社团的私有财产。因而也就能够轻轻松松地保持官民相安无事的状态。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情况是：中国的城市和乡村的土地，几乎全都处于某种“没有私有制的私有制”状态之下。这种特殊的私有制，乃是中共特权阶层的“私有制”。土地成为中共当局手上的最后一张王牌，中共自然不愿自动放弃这笔巨大的财富。但是，中共当局垄断对土地的产权，俨然成为中国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和谐的事实，成为滋生大规模的权力腐败的温床，也成为刺激官民激烈冲突的风头浪尖。如果一天这种垄断不能解除，那么社会的“长治久安”及“稳定和谐”就无法得以实现。萧山教案仅仅是其中一例，温和谦卑的基督徒们所采取的仅仅是“非暴力抗争”的方式。而在其他愈演愈烈的、因土地问题催生的官民冲突中，是否会生发出剧烈的冲突，并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在上掌权者理应警醒深思。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一日

首发民主中国

【导语：中国审计署几年来公布的审计问题，哪一条不超过“台币一千四百八十万八百四十八元”，谁下台了？笔锋先生连起码判定是非的良知也丧失殆尽了吗？笔锋先生明白“倒扁群众运动早已疲惫不堪”，所以要出来加一把油，把水再搅混，“这或许才是大家必须注意的！”】

一，对法治的亵渎和藐视

笔锋先生在《台湾有恶不能除的困境》(《亚洲周刊》2006年四十六期)中说，台湾的检察官陈瑞仁认定陈水扁夫妇涉及“国务机要费”案，共同贪污了台币一千四百八十万八百四十八元。“换了任何社会，这样的领导人皆必然下台。”并铁口直断曰：台湾却是当今全球一个“有恶不能除”的特例。

笔锋先生此言差矣！笔锋先生对台湾、对陈水扁充满着仇恨，以至让仇恨迷住心窍而失去理智，到了不能完全控制自己情绪的程度。请问：“台币一千四百八十万八百四十八元”，不过三百多万人民币。这点钱，在中国那些“为人民服务”的老爷眼中，不够塞牙缝呀；堂堂的中华民国大总统会为这点小意思毁了他的令名、清誉？陈水扁分明说“国务机要费”是用於“秘密外交”，北京大学贺卫方教授认为，这不过是“权力划分的问题，外交权力的涵意如何，总统是否享有支配某种外交经费，包括秘密外交经费的特权，这一特权不受某些立法和司法机构的管制。”(江迅：《台湾可以大陆不可以？》)

但不管怎么说，至今还没有“司法最后结果”可以証明“秘密外交”的“国务机要费”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么就能肯定陈水扁“必然下台”呢？对有司法独立的中华民国来说，笔锋先生的“舆论裁判”是对法治的亵渎和藐视。

二，台湾是“有恶不能除”的特例？

笔锋断言之“换了任何社会，这样的领导人皆必然下台”，又何以见得？贪污台币一千四百八十万八百四十八元，甚至更多的，在亚非拉许多独裁国家中比比皆是。例如赞比亚总统Levy Mwanawasa为竞选连任，竞选期间每星期用大货车运土制啤酒免费派给村民；副总统为拉票，所有居民都有免费午餐、免费T恤和免费裙。(《A45》)这样大规模的贿选，岂是“台币一千四百八十万八百四十八元”可办？结果LevyMwanawasa成功连任。

至於贪汚受贿数目比这大得多的许多中国官员，中国审计署几年来公布的审计问题，哪一条不超过“台币一千四百八十万八百四十八元”，谁下台了？

《亚洲周刊》本身就有许多例子。所以，“台湾却是当今全球一个『有恶不能除』的特例”，完全是信口开河。同为《亚洲周刊》作者的江迅先生便常常在打笔锋先生的耳光。

三，看江迅先生怎样打笔锋的耳光？

江迅先生《半年来维权事件的典型》(《亚洲周刊》2006年四十七期)列举的中国近半年来的几起与贪汚腐败有关的典型维权事件，就是赏给笔锋的有力耳光。

十一月十一日，福建省莆田新度镇顶厝村民不满徵地赔偿金额，多次上访不果。是日，五十多村民与政府官员理论，双方纠缠间一百多名武警突然杀到，手持警棍、盾牌，打伤了十多个村民，致多人昏迷，其中一名伤势严重，需做开颅手术。村民说﹕“这简直是法西斯啊，这样的政府还谈什么和谐。”

十一月八日，广东省顺德三洲村民在当局举办大型粮仓开幕式时到场聚集，要求解决被佔用土地的赔偿问题。

十一月五日，山东省济南市张庄村近千村民，抗议政府提供的赔偿房屋偷工减料及维权代表被捕，包围村政府及软禁官员，遭警方镇压，有三十多人流血受伤。

十月十六日至十一月一日，甘肃省天水市过百名基督教徒连续静坐两星期，要求政府归还原本属於教会的土地。

十月十九日至三十日，江西省南昌两所学院上万学生抗议校方欺骗学生、伪造文凭，放火焚烧教室、宿舍及警车，并号召十校联合大游行。

十月十五日，广东省顺德杏坛镇马齐乡村民因不满逾亿元卖地款被贪污，约八百村民准备到省政府抗议，与警察冲突，数十名村民受伤，二人危殆。

十月十日，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岗头村两百村民，不满公安在清拆违建行动中打伤村民并拘捕伤者，连续两日包围公安派出所要求放人。

九月二日，上海市复旦大学与一所进修学校合办的课程突然停课，引起已报读的七百多名学生及家长不满，从周六起一连三日到大学外静坐抗议。

六月下旬，河南省郑州大学升达经贸管理学院的学生连续多日在校园内示威，抗议校方没有履行入学承诺，发给一级大学毕业文凭。

六月中，浙江省杭州求是学院上百学生，连续多天在校园内和浙江省政府大楼外示威，抗议校方没有履行入学承诺，向学生发出大学毕业文凭。

这几例群体维权事件，不管是征地问题还是文凭问题，哪件离得开贪污？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主任严义明说：“造房子往往是两种情况，一是房地产公司与政府联手造房子的，另一种是房地产公司从政府手中买下土地，投资量颇大，基本上都会将政府和法院『搞定』的。这就是官商勾结。”（江迅：《游行示威是理性维权》）

四，谁更没有“羞耻之心”？

笔锋先生“铁口直断”：陈水扁绝无可能主动下台，讥笑“统治者和统治者政党不再有任何羞耻之心硬混到底”。陈水扁是凭选票上台的，除了罢免案在立法院通过，他不会下台；否则凭乌烟瘴气的“天下围攻”就下台，法治何在？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前，不是有更多的“群众示威”，共产党不但不曾“理睬”，反而用坦克、机关枪屠杀学生和市民。笔锋先生，邓小平和陈水扁、共产党和民进党相比，谁更没有“羞耻之心”呢？我忘了先生当年是否歌颂过“群众示威”并谴责过共产党。

笔锋说：“国务机要费案”，“让台湾人以及全球华人为之愕然”？笔锋先生做过民意调查？鄙人也是华人，鄙人并不“为之愕然”。

福建莆田新度镇顶厝村村民、广东顺德杏坛镇马齐乡村民、广东顺德三洲村村民、江西省赣江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河南省艾兹病患者……会不会“为之愕然”？则请笔锋先生拿出証据来！

笔锋先生也和中国共产党的江泽民们一样，成了无需被代表者授权的“三个代表”？这倒令我“为之愕然”。

五，靠法治还是靠暴民政治？

为什么要说陈水扁一站出来就是“鬼扯一通”？民进党内的保皇派不能“站出来挺扁”吗？谁剥夺了陈水扁和他的“党内的保皇派”的言论自由？

“民情激昂”，“全台湾有六成三的人都认为他是在说谎和转移焦点”，他就该下台吗？中国土改、镇反、清理阶级队伍时的大规模杀人，许多都是靠“民情激昂”，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文革中高喊“打倒刘邓陶”的，全中国一定超过六成三；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时，除陈少敏外全都举手表示同意。这些暴民政治的教训不值得记取吗？

只要立法院不通过罢免案，陈水扁就该“稳如泰山”。这不叫“有恶不能除”！这正是“台湾的民主品质”进步的証明，反之就是“倒退”。笔锋先生之颠倒如此，不亦怪哉！

六，世袭的独夫民贼欺负民选的总统

我不知道笔锋先生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我以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都应当留意：现在不仅是“外省人欺侮台湾人总统”的问题，而是私相授受的、毫无合法性的独夫民贼欺负民选的、合法的总统的问题。“中共与国亲勾结的阴谋”岂可等闲视之。

究竟是把“非本土”和“统一”视若寇雠与异类呢，还是把“本土”和“独立”视若寇雠与异类？笔锋先生正不遗余力地参与打压“本土”和“独立”的政党政治内战，“党同伐异”“并造成凡事皆用阴谋论来抹黑对手以求自保的恶劣积习”的恰恰是笔锋先生自己。

“台湾政治的双重标准化”是否“就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但笔锋先生对中国和台湾、共产党和民进党，却实在有“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非常可怕”的“双重标准”。也正因此，当为社会公器《亚洲周刊》主笔政的笔锋先生出现了双重标准的时候，“就是再也没有任何标准，只剩赤裸裸的权力和废话”了。

七，孤注一掷，也更加不择手段

当笔锋先生说“陈水扁目前人格与信用已完全破产。一个人『已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通常这种人也就更会孤注一掷，也更加不择手段”的时候，我请他拜读一下同是《亚洲周刊》上的一段话：“江西省防暴警察和武警部队封锁学校，装甲车开进校园，向学生发射催泪弹”。究竟是谁的“人格与信用已完全破产”？谁在“孤注一掷”，“更加不择手段”？

笔锋先生连起码判定是非的良知也丧失殆尽了吗？笔锋先生明白“倒扁群众运动早已疲惫不堪”，所以要出来加一把油，把水再搅混，“这或许才是大家必须注意的！”

新世纪新闻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11月9日，上百名民工冲进武汉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暴力讨薪，学校被迫停课一天。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更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民工以过激行为讨要工资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事出有因。该校的建筑工程竣工已经一年，但欠民工的工资却仍未付清，民工在以温和途径无法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自然会选择暴力措施，虽然暴力行为并不值得提倡，但在有关部门严重失职，温和途径几乎完全失效的时候，运用暴力手段就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讲，民工的行为合情合理，值得同情。

 

非常可悲的是，事发以后，武汉当地的主流媒体《楚天都市报》竟然简单地指责民工“莽撞”，这是很多了解民工处境的人所无法忍受的。媒体应该秉承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客观报道，用心监督社会的丑恶现象，用舆论的武器对不遵纪守法的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打击。然而，《楚天都市报》记者却不分青红皂白，只认为民工不对，对校方没有提出丝毫的质疑。这样的报道十分有违新闻道德和做人良知，它既然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主流媒体的大雅之堂，足可见得媒体的堕落已经不仅仅限于记者个人，而是整个新闻行业。曾几何时，笔者在《楚天都市报》上面同样看过一篇歧视民工的报道，因为武汉的卫生状况不尽人意，所以该报记者在其报道中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外来人员。可见，该报的非人性报道已经是由来已久。

 

尚在孩提时期，笔者就跟随自己的父亲去过武汉很多回，亲戚倒是热情有加，但陌生人却给我留下了极为不好的印象，因为，很多武汉人见到土模土样的人就知道是从乡下去的，本来是中性词的“乡里人”在很多武汉人的口里出来就变成了具有歧视性的贬义词了。很多武汉人在骨子里就保存着一种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傲慢，他们对外来人口的歧视使得很多人都对这座城市敬而远之。外地人在武汉一般只有卖苦力的份，要是希望自己能够在武汉找份轻松一点的工作，如果没有武汉户籍和熟人介绍，几乎没有可能，以前如此，现在亦如此。在《楚天都市报》作该报道的想必也是一个没有呼吸过乡土气息的武汉人，否则，他的心就不会如此明显地偏向原本无理的一方。

 

在中共建政之初，武汉原本是中国城市中比较有魅力的城市，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很多不起眼的城市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包括经济和市民素质、社会道德水平，而武汉却自甘堕落，经济上落后于其它地方暂且不说，在市民素质上也是和这座城市先前的排名极不相称。徘徊于武汉的大街小巷、公汽轮渡，打架骂人的事情时有发生，很多城市的人都忙得不亦乐乎，唯独武汉有很多男男女女成天到晚沉迷于麻将桌，然而，武汉人却戏称打麻将为“爱国活动”，因为摆好的麻将形同长城一般。曾经坐过一个地道武汉人开的出租车，当我问及他对武汉这座城市和武汉人的看法时，那位司机也表示对武汉人的印象极为不好，所以他讨厌这座城市，并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迁徙到其它地方生活。

 

因为曾经有武昌首义在武汉爆发，所以武汉堪称历史名城，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惜的是，武昌首义的主力却不是武汉人，而是鄂州人，很多武汉人只知道以此为荣，却对历史的细节不太了解。《楚天都市报》是湖北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确实不假，但其办报水平并不为内行人看好，因为其内容不但刻意迎合中共当局的意识形态，更不懂得用其舆论资源去关注老百姓的生存环境。在该报从业的记者、编辑不仅欠缺文字水平，而且丧失最起码的职业道德，这从该报不一而足的非人性报道不难看出。

 

自毛泽东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对农民的政策性歧视并不因毛泽东的一命归西而划上句点，中国的农民在走进二十一世纪和高喊“和谐社会”的今天，依然是制度性的“贱民”。“三农”问题的严重性使得很多农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他们艰难的打工生涯。他们虽然好不容易告别了田地，但置身于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仍然倍感压抑，他们除了要忍受一些制度性的歧视之外，更要时时刻刻面对城里人的不屑眼神。笔者不到18岁就走出校门，开始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游离，武汉是我打工的第一站，虽然在那里只呆了总共一年时间，但当地的世态人情却令我大失所望，在打工拿不到工资之后，我才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南下的路途。我的很多朋友都有在武汉打工拿不到工资的痛苦经历，想起他们那到过年时仍然不名一文的情景，我的心至今都感到一丝悲凉。人之所以是人，就因为人具备其它动物所不具备的人性，很多黑心的老板既然能够置良心与道义于不顾，拒发工资给民工，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算是人。曾经看过一篇令人震惊的报道，那便是王斌余讨不到工资而连杀四人的事情，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他太坏，在我看来，那是一种无奈、是一种对邪恶势力的挑战，中国的黑心老板和贪官污吏如此之多，或许是因为王斌余这样的人太少。

 

温家宝总理为一位民工讨薪的事情曾经在神州大地传为笑谈，他而且发出狠话：“欠民工的钱一定要还”，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温家宝的话却并不能起到长足的作用，如今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仍然层出不穷。武汉是中原地带，在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在拖欠民工工资方面却走在了中国的前列，这既有制度性的原因，又有武汉地方的社会原因。民工无奈之下的暴力讨薪行为表明有关部门的不作为和公信力的缺失，媒体对此类事件的不公正报道势必纵容更多老板走上黑心的道路，也势必使得更多的民工拿起暴力维权的最后武器。正在武汉民工暴力讨薪事件后不久，河北唐山就传出了农民工侯印怀在向包工头讨薪时被打死的消息，没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没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国家机构、没有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民工暴力讨薪和民工被打死的惨剧必将愈演愈烈。

 

2006年11月17日

首发议报

因台湾第一家庭的所引发的台湾政治风潮持续了几个月。最近司法部门的终结检调结果，认定第一夫人有罪并提起公诉，更是把台湾的政争推向了高潮，挟裹着台湾朝野的鼓荡，牵动着海内外华人的神经，考验着台湾的民主制度。

脱胎于威权政治的台湾民主制度，在监管上存在着制度的缺失。国务机要费案既有制度的缺失，也有历史的沿袭，更有政治人物的道德操守。此次政治风潮，表面上是因为第一家庭的贪腐所引发，其中蕴含了台湾这些年所积累的统独、族群、党争等问题。理性的看待台湾的这次政治风潮，笔者以为将会对于台湾民主宪政的走向成熟和巩固，具有深远的意义。

台湾司法部门不屈从于行政部门的干扰，不受民众情绪的的影响，不为媒体的鼓噪所动，独立介入调查，独立提出检调结果，说明了台湾的司法已经完全独立。一个国家的司法独立与否，是衡量这个国家民主的重要指标。台湾司法部门所具备的法律勇气，对于一个年轻的民主国家来说，对于一个有着悠久人治的传统的社会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彰显台湾已经步入法治社会。民国肇始将近一个世纪以来，所谓法律一直是政治强人的奴婢。就是蒋氏父子时期的民国，法律依然屈从于政治强权。毛泽东的中共建政以来，更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法制荡然无存，社会陷于黑暗。因此，台湾此次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司法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并对行政权实行制衡，这对台湾的民主宪政的成熟乃至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这是值得全体华夏子孙庆贺的幸事。

这次台湾政治风潮虽历时数月。可是，台湾的武装力量始终恪守中立，没有介入国家的政治，尽管台湾政潮汹涌澎湃，可是社会保持基本稳定。有史以来，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左右国家的政治，军人干政屡见不鲜。此次军队的恪守中立，表明了台湾有了一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以保卫国家为己任的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不再是政治人物的私人卫队。武装力量独立于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宪政民主的基石。反观泰国最近的军事政变，再次表明台湾的宪政民主的成熟。

此次台湾的政治风潮表面上虽然交相激荡，可是由于司法独立，检调部门的有条不紊的进行司法勘查，加上军队严守中立，所以对社会的稳定没有造成过大的影响。相反，几个月的政潮实际上是一次全民范围的法制教育。通过这次全岛朝野的政治争拗，不仅是对一般百姓，更是对政坛人物进行了一次廉政法制教育。同时，也对一些制度上的却失进行弥补，将会建立更为严格的监管制度，把掌握国家公器的政客，置于全民的监管之下。“九州生气恃风雷”。在民主和司法框架下的台湾政治风潮，不啻是一次民主和法制的洗礼。通过这次洗礼，台湾的民主宪政将更加成熟巩固。只要是在宪法的框架内，只要是遵循司法的程序，陈水扁总统是否下台，都不重要了，台湾的宪政民主已经成熟运作，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这就象当年美国的尼克松水门事件一样，非但不会对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伤害，反而会促成国家的政治生活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是吗？水门事件教育了美国人，同样，台湾的国务机要费案也将教育台湾人民。

台湾此次蕴含着反腐廉政的政争，对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大陆人民，也有着启示和教育的意义。恰巧的是，最近陈良宇因贪腐而下台，引起了海内外华人的普遍关注。可是，整个事件都是在暗箱之中、凌驾于司法之上的、人民毫不知情的进行操作，这不得不令人感到失望！因此我们更有理由为台湾的民主进步而庆幸。台湾每一次的民主进步，都给了追求中国大陆民主化而努力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2006年1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