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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战略，就是在亚洲和世界称霸。毛泽东时代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和美苏争霸。虽然不成功，但也留下了日后争霸的基础。邓小平时代有短暂的时间放弃了争霸的战略。在胡耀邦、赵紫阳的主导下，改行联合西方发展经济的政策。89年的大屠杀，是邓小平和中共承认胡赵政策失败的转折点。90年代逐渐发展出新的争霸战略。

从国际的角度看，中国的畸形经济需要依靠霸权来争夺资源。包括能源、原材料和市场。依靠西方的让步维持的巨额贸易顺差可能会逐渐丧失，腐败型经济将难以为继。能源、原材料和市场都将陷入困境。靠表面顺差维持平衡的金融也将陷入困境。争夺亚太的霸权是他们解决困境的唯一出路，其迫切性急剧上升。

从国内的角度看。靠强权维持的巨大的贫富差距，和这种差距所造成的社会心理的严重失衡。已经形成为阶级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越来越严重的社会冲突有两种解决途径。一种是像西方民主社会一样，削富济贫，实行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但这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前提下才能做到。在官僚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的现实情况下，从朱\x{9555}基到温家宝都试过了，行不通。道理很简单，这个阶级的专政当然只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要想维护大众的利益，只有民主的政治才行。其他的都是幻想或者谎言。

单纯靠暴力镇压，只能有短期的效果。而且镇压是恶性循环，越压越反，社会矛盾的张力只会越来越上升，而不是得到纾缓。中国古代改朝换代就是这个原因。特别是当社会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同时并存的时候，崩溃就近在眼前了。从历史上看，这种情况下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动一场成功的战争。在爱国心理和胜利的晕眩状态下，社会矛盾的张力得到纾缓。独裁者的权威得到加强。独裁者可以同时削富济贫和消灭对手，恶性循环得以从头开始。代价是消灭一大批有钱有势的阔人，和一大批无辜的穷人。而制度并没有改善。

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的意见，肯定不会放弃特权走向民主和法制。少数聪明人想放弃，大多数人也不会同意。这些前二十年早就试过不止一次了，行不通。另一些更聪明的人就准备那唯一的选择了。这就是战争。而且准备了十几年了，战略越来越清晰，条件也越来越成熟。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中共的这个战略可以总结为一个目标三个条件。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对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进行评估的结果，台湾的条件最好。第一，台湾的军队不堪一击；第二，世界列强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因此从法理上讲，这是内战而不是对外战争；第三，政治上有内应，战后治理不成问题；第四，一战可威慑东南亚和澳洲并进取南亚，获取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广大市场和资源。并保证对中东和非洲资源的争夺。选目标而不选台湾显然是错误的。

第一个条件是分裂日美联盟。目标选定台湾后，对手就可能是美国。如果中国在亚洲获取霸权，相应的就是美国和日本失去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因此台湾是美日的必争之地。没有日本的支援，美国无法在东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换句话说，日美联盟如果分裂，美国在无法单独介入台湾海峡争端的情况下，也只能放弃台湾。中共将轻取台湾并得到亚太地区的霸权。这方面的争夺还在激烈地进行，我们将在今后详细评论此事。

第二个条件是分裂欧美的联盟，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联盟。如果进攻台湾引起美日的参战，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战事可能发展为世界大战。中共很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和他们的一帮小兄弟们的力量，不可能赢得一场世界大战。因此分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中共在台海发动战争的重要条件。前几年欧洲的外交在法国总统希拉克的领导下，在朝着这个方向走得很远。中共使用了几千亿美元的贸易订单收买欧洲政治家，几乎成功地取消了对中国的武器禁运。从而达到分裂欧美联盟的目的。幸好，风云突变，德国右翼政党的崛起改变了局面，再加上《反分裂法》的帮忙，中共的阴谋暂时被搁置了。在海外民运和欧美政治家联手防守之下，将来过关的可能性也不大。

第三个条件就是俄罗斯的支持。在这方面中共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共成为俄罗斯军工企业的最大买主，并有希望在战时得到俄罗斯的援助。这并不是中共外交的成功，而是俄罗斯自己的需要。普京上台的最大支柱，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热潮。他的目标是恢复大俄罗斯过去的势力范围。这就和北约的势力范围相抵触。换句话说，以美军为主的北约军队，是普京达到他们的目标的最大障碍。如果中国和美国打起来，美国必将全力以赴地投入东亚战场。欧洲人单独无法抵挡普京恢复大俄罗斯昔日的势力范围。这是俄罗斯把先进武器大量卖给中共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中共一方面是出于传统的争霸战略；另一方面更是出于转移国内困境的需要。经多年的准备，正在一步步的走向一场战争。中国民主运动的海内外同仁们，几年来正在为阻止这场战争进行不懈的努力。这场外交战并没有结束。

前面我们谈到了中共的总体战略是一个目标三个条件。目标就是打一场对台湾的战争，解决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困境。而取胜的条件有三个：第一是分裂美国和日本的联盟；第二是分裂美国和欧洲的北约联盟；第三是俄罗斯的大力支持。其中的第三条已经成功，第二条基本失败，第一条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虽然有俄罗斯的全力支持，如果北约联盟和美日联盟稳固。中美之间如果因台湾而发生战争，中国失败的可能性远远大于胜利的可能。打平手的可能性也不大。即使战争处于僵持阶段，经济封锁也将导致中共政权的崩溃，内乱将随着脆弱的经济崩溃而成燎原之势。鹿死谁手，能不能建立起民主政权虽然不能肯定，但中共的政权将彻底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这是中共肯定不会接受的后果。

如果有北约的联盟，而没有美国和日本的通力合作，北约联军在东亚的战争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争。首先，绕过半个地球调动军队和保障后勤补给，不仅行动缓慢、效率低下，而且可以投入的军力将大大地受到限制，这就减小了中美之间的军力差距。其次，假如中共迅速攻下台湾，美军的介入将成为一场没有落脚点的远程登陆战。如果日本也像韩国那样限制美军在境外的活动，冲绳基地作为唯一的立脚点也将失去作用。可以肯定美国将无法进行这场战争。中国将毫无疑义地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因为这种十分清楚的国际格局，又因为中共发动战争的迫切需要，所以日本的态度就成了亚洲国际政治的制高点。美日联盟的松紧度，就成为了外交争夺的焦点。前几年小泉执政时代中国企图使用传统的对日策略，以历史问题为借口实施高压，结果得到的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强硬回答。他们惊奇地看到了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日本；既敢对美国说不，也敢对中国说不。日本似乎不再是一个被”和平宪法”束缚的小媳妇。

面对这一出乎意外的反应，中共的政策研究部门并没有认真地反思和调查。而是认为压力不够或者不到位。于是就出台了所谓的新策略，即利用北朝鲜进行的”核讹诈战略”.这个战略能够出台的理论基础是：日本是唯一的核武器受害国，过去多年来在核问题上反映强烈，民间甚至有一种”核过敏”的民众心理。而北朝鲜的金正日又是有名的无所不为的流氓。他挥舞的核大棒，像流氓手里的武器一样，具有现实的危险性。按中共谋士们的推论，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升级，必然导致日本社会核恐惧的升级。也必然会迫使日本政治向中国靠拢，并疏远和美国的联盟。按他们的推论，日本懦夫外交应该追求的是绝对的核保障。这只能通过讨好流氓来获得，不能通过联合君子来获得。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哲学。

但是他们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日本人的反应。顽强得有点儿蛮干的日本性格随着战后六十年渐渐恢复的国际地位而渐渐的苏醒了。已经成为经济大国的日本，正在谋求与其实力相称的政治大国的地位。来自最近邻国的核威胁，可能压断了一小部分日本人的神经，但显然没有压断大部分日本人的神经。反而刺激了他们的自尊心和自豪感，促使日本整体社会心理向强硬的方向发展。日本现在的右派政治家得势，和国际责任心增强，是中共错误策略所激发出来的正常反应。是和韩国民族性不同的结果。也是日本人民保护自己利益和生存权利的必然反应。

前几个星期我在日本访问，接触了左右两派政治家和民众。对日本社会直接的观感，正如我前面所说得那样，是既出乎中共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大多数国际观察家的意料之外的，但是合乎常理的反应。反核的心理依然强烈，反战的心理却并不那么强烈。可以认为，这是在中朝两国战争威胁下的正常反应。也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社会心理状态。日本国家和人民正在走出二战后的沮丧心态，迅速地恢复它的民族自信心和国际责任感。这对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是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对于中共的战争野心，是个沉重的打击。

对于面临中共称霸扩张野心的亚洲来说，日本民族责任心和自信心的恢复，以及日本和美国的紧密联盟，是最重要的稳定因素。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而中共对日本和美国的金钱外交，也一直都是对这个联盟的重大破坏因素。相信在最近的将来，中共肯定会利用他们在日本和美国政界的朋友，操作出破坏性的行动。但北朝鲜的核讹诈并没有达到中共预期的结果，反而成为促使日本觉醒的因素。这已经是不可更改的事实。

中共所操弄出的北核问题，已经有失控的倾向。亚洲核军备竞赛似乎已经开始。美国左派和平主义政治势力的上台，以及韩国左派政府的作用等等问题，都对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全，也直接影响着中国民主化的前途。因此在今后的几年中，海外民运的外交活动重心，也将围绕着亚太的和平展开。请朋友们给与理解和支持。

一、年鉴学派+口述历史+春秋笔法=有益的尝试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一、年鉴学派 + 口述历史 + 春秋笔法 = 有益的尝试

一向不对上了畅销书榜首的作品跟风，特别是专门写给外国人看、出口转内销的著作。但毛泽东这个题材，对笔者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不仅是因为算得上是半个“文革”亲历者（“文革”开始笔者上小学二年级），而且由于职业关系，过去对党史有所涉猎，加上一位作家朋友推荐，所以认真地读了起来。很快就被里面的内容所吸引，赶上万圣节假日，一口气读完，掩卷长叹之余，不免徒生一种游览一处名胜之后的不虚此行之感。

首先应该说，这是一本信息量非常大的书。洋洋600多页，时间坐标近一个世纪，地理坐标全世界，用一根红色指针，给毛的一生一个指向，从韶山冲的降临，一直到躺进水晶棺材。这种信息量读起来虽然让人有一种负重感，但是让人触摸到历史的质感，使人对两位作者十二年磨一剑沥血笔耕，油然而生敬佩。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多少人写书只要用google搜一下，然后加工一挥而就，所以翻翻该书后面的文献目录，加上那么多的人物采访，更是让人体验到专业历史学家（Jon Halliday）的敬业精神和素养。

资料的原始性和首次使用，是本书的另一个特点。研究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不外乎有三个，即中国中央档案馆档案、前苏联档案和共产国际档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的档案尚未开放，原始材料只能从公开出版物中钩稽。但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历史研究人员，敞开方便之门。两位作者有心人捷足先登，而且从书中看，大有斩获，许多材料都是第一次使用，这更加重了本书的份量。但遗憾的是，俄国人并未公布中国人最感兴趣的档案，即林彪飞机失事的黑匣子，我想俄国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公布。

就像每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出来，有史学派和文学派之争一样，每一部描写现代史的书出来，也都有文史恩怨情结。加入这样的讨论，不是笔者目的和兴趣。以前读过一本《文革十年史》，感到像是剪报。后来看了几本毛、周的传记，如同读金庸。直到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面世，才第一次领略到有份量的中共党史著述。高曾经是体制内人，虽然能看到大量内部档案，能接触到中共高干，但可能是由于身处中直要害部门，受到党八股文案浸淫有年，所以行文布局，有些放不开身手，可读性稍逊。顺便提一下，中共建政之后对大陆文风的影响，是贻害无穷的。马恩列斯中，数斯大林的东西最枯燥，大概是因为其早年为当牧师受教会教育之故。平心而论，“四人帮”的文风，强于胡乔木、邓立群之类党御用绍兴师爷的文笔。若论《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下称《毛》）的杀伤力，笔者认为首推它的可读性。可能是由于原文是英文的缘故，加上中文译本第二次创作，两位作者把将像珍珠一样散落在历史角落的素材，用一根引线串起来，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故事。如果说，这是两位作者的初衷，他们确实是做到了，而且超额完成了任务。西洋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远不如对希特勒、斯大林那样清楚，特别是他们不知道，有那麽多中国人，死在毛通向个人权力之巅的道路上。许多当年参加1968年欧洲红色风暴的人，仍然以兴奋的心情，谈到那段往事。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正在陆续上市，这有助于在西洋读者心中，扫除一个神话，揭开古老东方中央王国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只有当西方人看到从上海外滩望出去、那幅高楼耸立的现代化风景背后，曾经的那种血雨腥风和暗流汹涌，才能真正体会到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的意味，才能有一种更想建树的从外部推动中国政改的动力。据说，美国总统布什读了妻子劳拉送给他的《毛》书后，说还不知道毛比希特勒和斯大林更坏。我想，不光是布什，也不光是西方人，普通中国人读后，也会产生这种感觉。

本书的不足，笔者感到有三个方面。虽然在史料收集方面，作者煞费苦心、四处奔忙，例如上面提到的查阅前苏联档案，以及引用杨开慧家墙内找到的她的信和文章等，但仍感到有些重要资料作者没有看到或没有提及。例如毛泽东青年时，暑期曾同萧瑜一起讨饭了解社会，后来萧写了一本《我和毛泽东行乞记》。这一段好像书中没有提及。毛在年轻时，就想出人头地，曾经用笔名“二十八划生”登广告，征集志同道合者，开始只有李隆郅（后来的李立三）一个人前来应召。还有让毛读萧明太子《文选》、为毛打下日后文字基础的国文教师袁大胡子，借助通信向毛介绍共产主义思想、对毛早期影响很大的蔡和森等，这些都似嫌铺垫不够。王明的《中共五十年》书单中未见列出，不无遗憾。连毛自己都说，陈独秀和王明是对中共危害最大的。其次本书在谋篇布局上，给人头重脚轻之感。可能是因为后面特别是“文革”，大家都太熟悉了，再怎么写也写不出新意。好在还有一本《晚年周恩来》，正好衔接起来阅读，互相弥补。

最后就是作者根据自己掌握的史料下的结论，有些笔者尤不以为然。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不用说尼克松、基辛格都不是一般智商的人，就是他们真的如作者所说，轻易被毛忽悠玩于股掌，那么参众两院、各种小组委员会和智囊机构，也都是吃干饭的吗？你把美国也看得太简单了。当然，美国总统不能不考虑大选得失，但国家利益还是有底线的。你打美国牌，别人就不打中国牌了吗？“乒乓外交”之后，中国从美国的得分，并不大于美国从中国的得分。美国利用和中国的和解，摆脱了越南战争的泥潭，并且和前苏联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些都是实质性的。而中国从美国那里拿到的，是口头担保苏联进攻中国时有动作，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上海公报》。作者也许没有认识到，夸大毛对美国外交的胜利，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着毛泽东的神话。
 
谈谈蒋介石以红军换儿子、张治中和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这是作者献给读者的几个最爆料的新闻之一。作者认为，每次在红军陷入绝境、濒临灭亡时，都是因为蒋经国作为人质扣在苏联，蒋介石不想绝后。听上去像是春秋战国时，人质外交的重演，不无可信性。但仔细推敲，总觉得似是而非。人质只有在不杀的时候，才有最大的价值，难道苏联和蒋介石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吗？作者将蒋经国人质和红军联系起来分析，是在红军南下贵州、“四渡赤水”时。在此之前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分共大开杀戒，大批共产党人头落地，包括苏联顾问也存在生命危险，难道这时蒋介石就没有想到儿子的安危？如果要杀，这个时候是最应该杀的。很显然，蒋心里明白，儿子是安全的，苏联要用它达到最大价值。当时红军形同流寇，人少枪寡，根本成不了大气候，够不上苏联整体国家利益考量的筹码。张治中和胡宗南，前者作者肯定为红色代理人，后者定性为“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听说胡宗南的家人要打官司，不过他们在新加坡，已经不受治于两岸任何一方。但张的家属在大陆，如此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你说是让人家辩护还是不辩护？辩护大陆脸上挂不住，不辩护自己脸上挂不住。笔者不否认两位都同情共产主义，但在北伐时，谁不是这样呢？蒋介石在北伐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确，周恩来后来说过，当初遗憾没有把胡策反起义留下来。作者或许会说，他们是为了理想献身。如果说是一般中下级军官，还有情可缘，张、胡已经做到这么高的地位，荣华富贵应有尽有，有必要冒这个险吗？如果各位看官处在张、胡的位子上，你割舍得了吗？只要用平常心想一想就明白。延安整风时，毛要周回去接受批判。毛的为人，周是知道的，为此确实考虑过另寻出路。当时周的恩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可能是受蒋介石之托，曾劝说周投奔国民党。但周是聪明人，说国民党看重他是因为他在中共内的职务，如果一旦失去这个位子，也就没有利用价值了。张治中在上海淞沪抗战打日本和胡宗南部下在进攻陕北时被歼，其原因都不是只有红色代理人一条可以解释的。连最后张治中和邵力子等滞留北平，也是中共秘密把他们的家属送到了北平，给他们来了一个既成事实。
 
二、毛泽东的无情和“有情”

《毛》书中最令人拍案叫绝之处，就是描写了毛泽东的无情无义，让读者一窥一个道貌岸然、半人半神的开国领袖的龌龊内心，使人进而对当今执政党，油然而生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蒋纬国曾在一次采访中说，我的父亲告诉我，共产党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人性。共产党的没有人性，在毛泽东身上，做了最鲜明的人格化体现。毛泽东不是标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吗，确实从手段、时间、规模和害人之深而言，毛泽东的阴险毒辣、翻云覆雨，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与其攀比，秦始皇不行，刘邦、朱元璋不行，张献忠也不行。斯大林杀过不少人，但和毛泽东相比，斯大林至少有一点比毛强，就是他内心并不仇视知识分子。路易十四说过，死后哪管洪水滔天。据说毛在看了列宁的水晶棺材之后，发表议论说，人都死了，躺在那个东西里有什么用。毛一辈子只在乎一件事，就是手中的权力，就是想方设法在党内橡皮图章式的代表会议上当选，任何妨碍毛的人，都等同于惹上大祸，毛一定会迟早除之而后快。

毛不但无情，而且记仇，并且有些仇是记了一辈子的。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受到大知识分子胡适等的冷遇，这种羞辱想必让毛一想起来就怒火中烧。可偏偏就有哪壶不开提哪壶的人，“大右派”罗隆基对共产党统治不满，说现在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这不是明摆着揭毛的伤疤吗。整个“反右”的定性，和罗隆基的这句话有一定的关系。项英在中央红军撤离江西时，向博古和李德建议提防毛泽东，不要带上他，因此也就上了毛秋后算帐的名单。张国焘和毛争权，比其他人都更有危险，不仅因为四方面军兵强马壮，而且因为张本人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参加过一大，亲眼见过列宁，更有资格做共产党的领袖。所以毛无论如何要借刀杀人消灭西路军，让张国焘失去和自己争雄的政治资本。应该说，张国焘与中共分道扬镳是有先见之明的，因为毛泽东这样的人，深谙帝王统驭之术，是不会给政治对手留下太多想像空间的。王明是继张国焘之后，中共党史上对毛泽东真正构成威胁的人。王有莫斯科的尚方宝剑，而且本人精通马列，有理论水平，在延安差点掀翻了毛的宝座。从毛泽东的为人和一些事实来看，对王明下毒是确有其事的。幸好王明和张国焘一样，对毛是看透的，远走苏联避祸，两人都得以安度晚年。周恩来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有意延误周病的治疗，希望周死在自己前面，而且临死之前都还在推敲，在延安写的批周的九篇文章，可见在红四军和中央苏区两次被周夺权，这个心结毛是一直没有解开的。

人说毛的长相女了女气，没有胡子。据说这样的男人心狠。项羽因刘邦先入咸阳，要烹杀刘邦父亲，刘邦这个市井流氓竟然要项羽分他一杯羹。毛泽东就更有看头了，妻子老婆、兄弟和儿子等，都不过是政治斗争的筹码，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份量。但是不是毛泽东就像张献忠那样，三笑就要杀人，把心灵世界写在脸上呢？现实中的毛泽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他常常是人情练达，将老谋深算藏在世俗琐碎之后。比如，他为笼络张闻天和王稼祥，为他们做媒。在庐山会议期间，为了向刘少奇示好以便把刘稳住，避免刘支持彭德怀，毛邀请刘妻王光美游泳。其实，毛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目的的。像所有中外独裁者一样，毛泽东一方面是冷血动物，一方面也有恻隐之心，有时看上去挺“有情”。毛泽东一生嗜权如命，所以凡在关键时刻帮了他一把，或站在他一边的人，毛都记着的，这些人在毛那里，都等于是领了一张政治生命的免死证。

邓小平在苏区执行毛路线，是毛派“邓毛谢古”之首，从此一直受到毛青睐。不是“三起三落”邓小平永远打不倒，而是毛根本就没有想把邓小平打倒。叶剑英因为长征中，向毛密告张国焘电令陈昌浩武力解决中央，使毛甩下四方面军摆脱险境，因此被毛称为大事不糊涂，而且临死前向叶托孤。叶自己说毛的意思是要让叶做周勃，等自己死后翦灭后党江青。笔者深不以为然，毛是发信号敲打叶，不要学周勃消灭吕后。姚文元写的回忆录中，有一张毛拟订的身后政治局委员名单，江青是党的主席，张春桥是总理，下面清一色文革派，连张玉凤都是政治局委员，说明毛对江青的真实态度。林彪的表哥张浩是共产国际代表，在张国焘和毛泽东之间调解，态度倾向毛。张浩死时，毛亲自抬棺出殡。陈云是中共派往莫斯科介绍红军情况的，他在斯大林那里竭力为毛美言，使得莫斯科事实上接受毛做中共领袖，他为毛是出了大力的，所以文革中只是受了一点小的冲击。康生被毛记住的有四件事，一是护送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二是以王明追随者身份对王明反戈一击，三是为江青证明政治清白、以便毛与江青结婚，四是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扫除异己。林彪除了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之外，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昧着良心做了挺毛的发言，扭转会议进程，在政治上救了毛一命。毛林破裂后，毛只是想让林做个姿态，检查两句，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所以听到林飞走了之后，还说难道林彪是怕自己不能容他。毛对刘少奇在延安整风时对其的拥戴，报之以让刘做二号人物，毛以后打倒刘，是因为刘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三、“文革”前存不存在推翻毛的可能？

历史是由一系列偶然因素构成的。有人说埃及女王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如果短一点，世界历史将会改写。想像一下，如果毛泽东在组织“秋收起义”被民团抓住时枪毙，或者中央红军撤退时不带毛走，或者在毛尔盖被陈昌浩解决，或者在延安被王明夺权做了阶下囚，那样一来中国历史会是怎样？可惜历史是一个不可逆的线性过程，成王败寇是不能翻案的结局。不过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除了手段之外，其多次受幸运眷顾，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延安整风，经过“七大”和“八大”，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共经历了一个造神运动，把党和国家的命运，交给了一个政治迫害狂和权力崇拜精神病患者。毛泽东挟共产党以令天下，以冠冕堂皇的旗号，行一己之私，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整个中国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从建国初年毛泽东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来看，在那龙飞凤舞的毛笔字之间，透露着一种改朝换代、江山到手的自我成就感。毛泽东家乡的人，甚至考虑起了新王朝的年号。以后的岁月里，毛也确实像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一样，靠玩弄权术维系自己的统治。

毛一生只做三件事，即搞政治、搞女人和读线装书。这后一件事读线装书，是专门为了研究古代帝王驾驭臣下的。毛像斯大林一样，喜欢下面钩心斗角，这样可以各个击破，保持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平衡。而且毛泽东搞运动的本领，就像林彪打仗一样，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能够在认清对自己的主要威胁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然后借刀杀人。高岗事件其实是毛泽东一手挑起的。斯大林自从被迫牺牲王明、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以来，一直没有放弃搞掉毛泽东的打算。莫斯科看出东北实力派高岗野心不小，在下面与高有一些小动作。毛知道，如果没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中共内部的反对派，谁也奈何不了他，所以高是心腹大患。高在受到毛暗示可以取刘而代之后，向刘发难，结果中了套。

毛泽东打仗不行，对经济一窍不通，只会搞阶级斗争，而且是永远正确，拒不认错。由“大跃进”引起的大饥荒，导致1962年中共召开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这是唯一一次毛象征性地作“罪己诏”的时候，也是唯一一次能够推翻毛的机会。首先这个会议就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会，既不是中央委员全会，也不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没有做决议权和选举权。毛是想在这样的会议上，走一走过场。刘少奇最后在大会上的发言，着实让毛出了一身冷汗。当时天怨人怒，真理和人心都不在毛的一边，而且有国家主席刘少奇登高一呼，朱德、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等人也赞成让毛靠边，下面直接感受人民苦难的父母官们支持谁是可想而知的。并且当时负责军队的是贺龙，他对毛一向有些大不敬。据贺龙的女儿回忆说，当谈到读毛的书的时候，贺龙说应该多读刘少奇主席的书。一次在某体育活动仪式上，当演奏《东方红》乐曲时，贺龙竟扬长离去，在家看电视转播的贺龙妻子惊呼“槽了”。但是林彪的发言搅了局。虽然从彭真事前去四川见过彭德怀、贺龙随后也到了四川这个迹象来看，刘少奇、彭真和贺龙等应该是有倒毛计划的。但可能因为害怕没有把握，没有联络更多的人。笔者认为之所以功亏一篑，关键这其中缺少一个穿针引线的人。彭德怀最适合做这个人，但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把彭德怀打倒了。
 
四、共产党暴政的人文历史根源

网上有文章说，曾有过去的红卫兵骨干在美国作报告，话语中非但没有对自己在文革中所作所为有所悔悟，反而一种亲历者的自豪感溢于言表。有美国人当场拍案而起，怒斥其为什么不做内心忏悔。生长在西方社会中的人，永远是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有时我们自己都不能理解自己。我向看到我正在读《毛》书的中国人推荐一读此书，对方告诉我说，他知道毛很坏，但是不想去改变对童年的记忆，那里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这还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高智商的中国人。我相信有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这就涉及到一个本质性的问题，即共产党暴政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也就是说，柏杨先生的中国文化酱缸里面，有没有滋润共产主义在中国肆虐的养分，以怎样一种方式为共产党暴政推波助澜。笔者深知自己没有功力回答这个问题，但愿意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引起大家的讨论，以便对产生毛泽东的土壤，有一种更清醒的认识。

俄国“十月革命”的直接溯源，是法国大革命的暴力传统。由暴民推动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让人说理的暴力高潮，断头台下血流成河的革命恐怖，与法国香水和法式大菜一起，是法兰西贡献给世界历史的遗产。今天电视镜头上，巴黎街头熊熊燃烧的汽车，很容易使人将法国大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这样一些历史画面衔接起来。巴黎永远是一个骚动的城市，永远不乏期翼走上街头、用拳头代替理智的无政府主义者。俄国没有这个传统，是列宁把暴力革命思想移植到俄国来的。但光有暴力不足以成事，有时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列宁天才地把暴力以组织的形势规范化，由无序进入有序，从此布尔什维克党专政应运而生。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笔者认为，送来的是理论指导和共产党组织。中国不乏暴力传统，这个东西中国有资格做俄国人的老师。而且理论+组织这种操作方式，中国人也不是不熟悉，用本土化的术语，就是秀才+农民。这个东西在近代，尤其臻于完善，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到曾国藩的湘军，都是这个路数。毛泽东对此是看得很清楚的，就连对手张国焘在回忆录中，也承认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是农民问题的人之一。共产党是靠其严密的组织而夺取政权的，所以自己深知组织起来民众的危险性，因此才不遗余力取缔法轮功。

共产党暴政在本土的理念溯源，主要应该是历次农民起义打出的“均贫富”旗号，这是一个屡试不爽、一呼百应的灵丹妙药。这也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生动案例。“均贫富”和共产主义是可以无缝连接的两种乌托邦思想。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农民的国家里，土地占有和使用的分离，永远是一个动乱的根源。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仍然有机会战胜共产党，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军队躲在敌后忙于壮大实力，缺乏正规作战的经验，而且因为统一战线共产党停止了土地革命政策。如果国民党把后来在台湾实行的“三七五”减租，提前到这时进行，使耕者有其田，那么国共对抗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日本人在中国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国人也时常对日本人不知悔罪而怒火填膺。中国人在嗜杀成性、凶狠残忍方面，丝毫不输日本人。两国都是儒家文化，都是表面温良恭俭让、骨子眼里极端自私自利、寡廉鲜耻的，难道这是一种巧合吗？文革中那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暴行，甚至人吃人，是有正常心态的人之所为吗？是光靠一句受了极左思潮蒙蔽能解释得了的吗？有人说我们是吃狼奶长大的，主张对党文化大加讨伐。首先要肯定，这是非常值得干的一件事。但是往深处想，难道这不是有点舍本求末吗？中国传统文化，就不应该负责了吗？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缺少两个东西，一个是人本主义的终极关怀，一个是对善恶的内心反省，而恰恰这两个东西，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只有西方文明才有，前者来自文艺复兴，后者来自基督教。正因为我们肌体的先天不足，我们才对共产主义舶来品丧失抵抗力，把灵魂抵押给魔鬼，任其长出恶性毒瘤。好像是辜鸿铭说过，中国文化是一种自省的文化，中国人每日三省吾身。但这种自省，是基于功利主义的患得患失，与基督教文明嫉恶如仇、从善如流不可同日而语。黑格尔对孔子言论不屑一顾，认为无非是些生活中的浅显道理。儒家和法家实际上是互为表里，儒家掌了权，也会大开杀戒的。孔子也是杀了少正卯的。中国文化只知道告诉人追求功利，而不问真理。有人会问，德国属于西方文明，有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眷顾，但也发生了杀戮犹太人的罪孽。问题是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屠杀，基本上是一种国家行为，而且是以日尔曼民族优越论的种族主义宣传为掩盖的，不像中国是一种个人复仇式的残忍内心渲泄，越是周围熟人越是遭殃，完全是人性泯灭的歇斯底里。被打死的北师大女附中校长丈夫说，这么多年来，参与其事者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一声道歉。余杰要求余秋雨忏悔，是有其道义基础的。当然需要忏悔的，不是余秋雨一个人，我们所有从那个岁月走过来的人，无论参与或者没有参与其中，都应该忏悔，结束我们心中对那个暴政的无言背书。
 
五、重新评价毛泽东，化解政治改革僵局

邓小平对毛泽东有一个盖棺论定，所谓“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也就是说，成绩是主要的。邓从共产党统治长治久安角度考虑，希望把这个结论作为定论，以便把全党全国的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姑且不论“三分错误、七分成绩”的提法准确不准确，仅是这盖棺论定，就颇值得商榷。毛泽东的阴魂不散，就像家里衣柜中的骷髅一样，是永久的家丑，使中国人每想到此，就心有余悸、脸面无光。笔者认为，眼下需要的，恰恰不是盖棺论定，而是开棺鞭尸，让世人知道毛泽东的罪恶，向外界显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拥抱西方文明的决心。所以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应该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中国恶补否定前独裁者毛泽东这一课。

彻底否定毛泽东，可以收获这样几个好处。首先可以为党内不同派别，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化解政治改革的僵局。本来为“六•四”平反，可以起到这个作用，但“六•四”问题过于敏感，所涉当事人都还健在，有些还有可观的政治影响力，可操作性不强。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涉及现在的人，比较容易统一思想。其次，可以重塑中国的国际形象，有力配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宣传。第三，改善台湾人心目中的大陆形象，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历史从来都是英雄创造的。特别是中国政治中，由统治者自身素质决定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往往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即倒，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赫鲁晓夫是共产党世界里，第一个敢为天下先者，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是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倒退，但没有赫鲁晓夫，就没有日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前者为后者做了思想准备。当今胡温政府崇尚和谐社会，想方设法给人以亲民印象，笔者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希望他们在中国政治改革上有所建树。

所谓以赫鲁晓夫为榜样，当然不是什么都学，像焚尸扬灰，就大可不必。毛泽东纪念堂，是耗用了大量民脂民膏建设的，而且地理位置这样好，应该物尽其用，发挥其最大价值。笔者有一个建议，即将毛泽东水晶棺材，迁往韶山，由国家财政支出拨出一次性经费，建纪念馆永久存放。日后开支由旅游门票收入打理。将天安门原纪念堂，改为“中华民族先贤祠”，供奉从古到今的所有中华民族先贤先烈，并且在每年清明节，由国家元首携全体内阁成员集体参拜。另外将“人民英雄纪念碑”改两个字，更名为“无名英雄纪念碑”，前面设置长明火，由更名为“中国国防军”、直接隶属国家的军队仪仗队守卫。这是本人的一个愿景，希望它能实现。
（全文完）
 
 
（文章中引述他人话语或著作，全系笔者根据所阅资料之记忆，若有出入，责任全在笔者自己。）
 
2006年11月12日

从1906年清政府决定“变法维新”，颁布“预备立宪”上谕算起，中国宪政肇始至今正好历经百年。当此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回望来路，检讨得失，当对今后何去何从会有所参照。
 
一、回望百年来路
 
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王朝顽固派在镇压 ” 戊戌变法” 后，又企图利用义和团来反抗西方列强，结果招致八国联军的进犯，慈禧仓皇逃到西安，受尽惊吓，堪称奇耻大辱。为了缓和与西方列强的关系，更为了消弥国内革命思潮以保住清王朝的统治，清廷被迫开始考虑施行立宪。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以为立宪之预备，次年6月，诸大臣相继回国，奏请清廷实行立宪。

1906年9月，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发布 ” 上谕” 宣布预备立宪。在” 上谕” 中先谈了中国所处困境：” 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阽险，忧患迫切，非广求智识，更订法制，上无以承祖宗缔造之心，下无以慰臣庶治平之望” ；总结了造成困境原因：” 国势不振，实由于上下相暌，内外隔阂，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卫国。” 找到走出困境的路径：” 各国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用，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又兼各国相师，变通尽利，政通民和有由来矣。” 确定行宪目标： “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 具体步骤：考虑到” 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 ，” 故廓清积敝，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亟应先将官制分别议定，次第更张，并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之基础。著内外臣工，切实振兴，力求成效，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

在推进预备立宪期间，1908年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近代第一个 ” 宪法性文件” ，虽然因其对王权缺乏限制而被人认为以宪法为幌子，以巩固王权统治为目的，但毕竟有现代资产阶级立法的一些影子。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暴发后，清朝在危机之中连发三道” 上谕 “，宣称 “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 “，释放政治犯，承认革命党，责成资政院起草宪法，同时公布了《十九信条》。《十九信条》采用了英国宪法的精神，对君主权力有了很大限制。

清王朝预备立宪之初在朝庭就存在主张快行与缓行两种相互对抗的势力，但当时在中国主张尽快推行宪政的势力无论在官场还是在民间都是占据主要的。所以清王朝公开声称实行预备立宪，应该说是顺应大势，凝聚民气的一大善举，能唤起当时朝庭内外的响应，然而由于清王朝掌权者的犹豫不决，对推行宪政存在表里不一的方面，导致社会热望人士的失望，尤其是一批革命志士的无可忍耐，最后辛亥革命爆发，《十九信条》出来也终于没能挽救清王朝的覆灭。

辛亥革命后，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各地制定地方性宪法文件，即各省约法。这些约法多根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结合西方分权原则，同时也考虑各地不同特点。后来各省派代表组织临时政府，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临时约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明确提出了 ” 主权在民” ，从根本上否定了主权在君的封建帝制，比较具体地列举出了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与义务。

北洋军阀袁世凯凭借自己的军事优势，利用革命形式，逼退清帝与孙中山，自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召开国会选举为正式总统。国会依据《临时约法》的精神，制定了《天坛宪草》。由于袁世凯权力的日益膨胀，《天坛宪草》在设法限制总统权力的同时也不得不对总统权力作了较大的让步。尽管如此，袁世凯仍不满足，他设法阻止《宪草》通过实施，还解散国会，并操控制定违背《临时约法》精神的，以维护自身集权需要为目的的《中华民国约法》，最后竟抛出了君主立宪，又回到清末立宪的老路上。

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后，1916年至1926年，中央政府又回到《临时约法》精神上来寻求共识，重新确立统治规则，恢复国会，续延共和。期间虽然有着北洋军阀与西南军阀的争战，也有着北洋军阀内直、奉、皖各派的角逐，还出现过短暂闹剧性的张勋复辟，但是主流各方登台所擎起的大旗都是恢复 ” 法统” ，重建共和，修订宪法，并且各派不管以何形式登台都千方百计地力图通过” 宪法” 来确认自己的合法权力。在这外表看似混乱的10年中，继《临时约法》、《天坛宪草》之后，在1923年10月还制定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1925年12月又出台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这些带有宪法性质的法规，虽然产生的背景有所不同，主导制定者的意图也各有不同，但是这些法典在精神内核上都基本继承了它们之前《临时约法》与《天坛宪草》的精神，并且在如限权、分权、实业、教育等许多方面还有所深化发展。也就是说，袁世凯死后中国军阀混战最剧的十年中，宪政一直是各方角逐的主轴，无论从打出的旗号，还是设定的目标，制定更合理的宪法，建造凝聚各方力量的宪政是这时期的主题。

1926年至1928年，以国民党为主，联合共产党共同发起了北伐战争，在奉系军阀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后，由国民党一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孙中山先生生前所规划的” 建国三时期” （军政、训政、宪政）的军政时期而进入到训政时期。

国民党主导下的训政时期即是由国民党督率国民建设自治，而一切军国庶政，悉由国民党完全负责。这是孙中山先生生前明确阐述的训政原则，国民党基本上是在这一原则下行使权力。作为训政时期具体化的纲领性文件《训政纲领》就体现了这一精神。在训政期间，国民党内部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改组派还于1930年起草公布了《太原约法》，充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与自由。1931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国民会议决定，公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进一步确定 “主权在民 “的原则。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也称《五五宪草》。由于日本的入侵，国民大会不能召开，《宪草》被一搁10年。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制宪才又被提上日程。1947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据宪政学家们研究来看，《中华民国宪法》是中国有史以来 ” 官方” 正式公布的宪法中对人民权利自由规定最具体的一部，实现了由” 宪法限制主义” 向” 宪法保障主义” 的转变。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宪政推行上受阻，最后国民党政权被赶出了大陆。中国大陆的宪政历程也就从此中断。

国民党退守台湾后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其一是以雷震、胡适为代表的，认为因国民党不够民主，没有及时实行宪政，所以失败；其二是以蒋氏父子为代表的，认为因国民党推行民主与宪政让中共利用，所以失败。最后蒋介石与蒋经国在台实行了威权统治，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蒋经国最后在国际及岛内民主势力的影响下，归依了历史大势，采取了政治改革，开放党禁报禁，最终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台湾完成了民主转型，建立了宪政。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把建立宪政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不仅如此，它还一直认为宪政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只是为了权力争夺斗争的需要，为了最广泛地 ”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它们在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才迎和国内各民主派的宪政诉求，提出一些宪政的主张与追求。中共在1949年建立大陆政权后，虽然在1954年9月制定了第一部宪法，但随后的反右、文革、镇压西单民主墙、镇压八九民运、镇压法轮功、镇压上访、镇压维权，无不是公然违反宪法、践踏人权。法律在中共执政集团的眼里从来就是利用的工具，这在毛泽东1957年在一次会议上讲话得到充分体现：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不记得—-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 ” 后来他还说：”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可见一个连法律都不要的政府何谈建立宪政？直到今天，宪政仍然是中国官方媒体所避讳的词，虽然不说禁谈宪政，但宪政是一个危险区域却是中国当局划定的，为此许多学者都不敢涉足此领域。

当此清末 “预备立宪 “百年之际，我们回望民族的百年来路，真是不胜悲哀：我们这个民族致力于宪政建设不可谓不久，为宪政付出的鲜血不可谓不多，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民族离宪政不可谓不远。中国今日的现状，相对于晚清末年的立宪运动而言都还有差距。

这百年中国的宪政追求使我们看到这个民族今天更远离了宪政。是什么错引了这个民族奔向宪政的脚踪？是什么迷失了这个民族仰望宪政的目光？或者说从何时这个民族拐离了人类文明主轨而弃置了对宪政的追求目标？从这个民族百年宪政历程上我们可以追寻出一些踪迹，求解到一些答案。
 
二、检讨何入歧途
 
通过追溯中华民族百年来的宪政历程，我们大致可以发现期间出现的几个拐点。其一是袁世凯凭借军事实力当上民国大总统后，阻挠立法，解散国会，最后重回晚清君主立宪老路；其二是北伐战争后，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开始了 ” 训政” ，后来日本进入中国，使救亡压倒了宪政建设；其三是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完全弃绝了宪政建设的目标，并使宪政建设成为理论与实践的雷区。

晚清预备立宪没有满足社会一批革命派对宪政建设的急迫需要，于是爆发了辛亥革命，南方各省在宣布独立以脱离满清王朝后组织临时政府，当时南方的军事势力远不如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队。于是袁世凯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一则逼退清帝，一则使革命派屈服，达成了自己作民国大总统的目的。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由于不愿让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故阻止《天坛宪草》通过，并且解散国会，以至最后自己还称帝。尽管如此，袁世凯却没有完全凭借武力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凭借武力荡平南方革命派，应该说在当时他是有这个实力的。他宣布赞成共和而被选为总统后，也没有凭武力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虽然他获得权力的过程中有武力作后盾，但是他已经不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完全以武力来说话了，他努力寻求着现代权力合法性的支持，力图通过国会、立宪来获得合法认可，虽然这常流于形式，但毕竟他不得不借用这种形式，这就与以往中国传统完全凭暴力的 ”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及”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原则有了质的不同。

袁世凯虽然个人权力欲极强，但他最坏也只是回到君主立宪的起点上，也是以立宪与行宪为目标，至少是表面的旗号，而不敢抛弃立宪回复以往王朝的专制。可见当时社会底线就是立宪与行宪，任何权力野心再大也只能在立宪前提下施展。所以袁世凯不管后人怎么骂他窃国，但他再坏就坏到君主立宪的份上，就此从中国宪政历程而言，袁世凯并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宪政的轨迹，立宪、行宪仍然是他标示的目标。
袁世凯死后的10年中国政局，虽战乱频频，但各方围绕的仍是立宪，是力图恢复法统建立宪政。应该说这时期的纷乱，正是宪政建设的演习阶段，是达成宪政的前奏。设想若没有北伐战争，中国可能就在这各派角逐中再经过一段时间就达成了宪政。然而随着北伐战争的到来，这种多方势力以协商谈判为主的互相角力的局面被暴力消除了，形成了一党独大的统一局面。

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一，事实上中断了中国正在尝试的宪政进程，将宪政置于了一党主导的训政之后。一党独大的训政使中国在跨入宪政的门前又徘徊了二十年，这期间当然有日本入侵的耽搁。虽然这二十年中国的训政是在战乱中渡过的，但国民党一直非常明确地把建立宪政作为目标，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宪政的实现，这从国民党公开存在的各派较量上可以看到。正是如此，后来人们对照大陆国民党与共产党统治时，得出 ” 国民党是民主多少的问题，而共产党是民主有无的问题” 的结论。可见国民党主导的训政虽然延缓了中国已经开启的宪政之路，但宪政的目标没有变，努力的方向与以前是一致，因此总的进程还是在实现宪政上。这从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虽然仍经过了几十年的威权统治，但今天毕竟已经迈上了宪政的门槛，这个事实证明着国民党目标与努力所在。

然而中国大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宪政就不是社会奋斗的目标。虽然中共主导下在1954年出台了第一部宪法，但随着反右、大跃进、文革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宪法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执政集团砸的粉碎，连公检法也成为革命的对象。直到1982年才又重修宪法，但是宪法却被置于所谓 ” 四项基本原则” 之下，后来经过四次修改，但宪法服务于统治政策的实质没有变。在一个受限于” 四个坚持” 、” 三代表” 的框架下的宪法，事实已失去了根本法的性质而只沦为统治的工具，因此这样的宪法是远离宪政的。

如果说从清末预备立宪一百年来的中国，在前四十余年的几个时期中，中国在追求宪政的路上走过弯路，出现过一些反复，但宪政的目标一直是明确的。但是最近半个多世纪来，中国社会就完全与宪政背道而驰！宪政不仅不是社会奋斗的目标，而且还是仇视的对象。在历经五十多年的消声后，今天宪政的话题仍然是官方的禁忌。因此中国的百年宪政之路中断于1949年中共建政之时，中国百年宪政的梦想破碎在中共建政的礼炮中。
 
三、叩问梦何成真
 
今天我们回望百年，真是不胜唏嘘，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何以错失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良机？当我们检视来路，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要迈上宪政的舞台必需要具备几方面的条件：

其一，多种相互平衡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存在是宪政建设的基础。晚清之所以推出预备立宪，是由于有国外强敌的环伺，国内革命的烈火，存亡之际的迫不得已，而不是清朝统治者主动为社会福祉而追逐人类文明，实行立宪。当然后来出台的《十九信条》更是救急求生之法。清朝后的袁世凯未必不想成为地道的封建皇帝，但在社会大势面前，在内外相抗的力量前，他最多只能回到君主立宪的老路，而绝不能抛开立宪作君主。再后来军阀轮替的十年，也是各方势均力敌，任何一方要想消灭其他方都不太可能，或要负出惨重代价。所以各方努力在法统上求共识，在宪政上均利益、建秩序。直到国民党不顾牺牲，推行军政，暴力统一，打破了各方谈判协商的机制，结果形成一党独大的训政。倘没有孙中山定制于前，国民党各派存在于中，没有共产党夺权及日本入侵于后，我们也难断定国民党就会推行宪政。后来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也是标榜赞同宪政主张的，但一旦政权在手，尤其在社会没有抗衡力量时，反宪政的专制独裁就是它必然选择。今天中国社会要想推进宪政实现，形成外在于抗衡中共统治的政治力量是必备的条件。从中外的历史来看，任何没有外在抗衡力量的促动而指望某统治集团主动推行宪政都是天真的，是肯定要落空的。

其二，社会对实行宪政的普遍共识是宪政建设的前提。晚清末年选择预备立宪，是当时社会中一批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与追求。从鸦片战争后，中国一大批寻求强国之路的学人经过反复比较，最后确定立宪是中国实现富强的最好途径。当时社会对立宪的共识是很高的，形成所谓 ” 咸与维新” 的大势。正是有这种大势，后来无论袁世凯，还是各军阀都以立宪来凝聚人心，寻求社会合法认同。然而中共建政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去宪政化教育，中断了这个民族不多的宪政血脉，使中国今天对宪政的认识还远不及晚清末年，更不用说民国初年了。所以宪政知识的普及，宪政理念的培植，今天仍是个极为急迫而艰巨的任务。

其三，宪政的本土化转变是宪政建设的必备条件。宪政对中国这个民族来说毕竟是外来的，虽则它到这遍土地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中间被中共隔绝了半个多世纪，因此它在这遍土地仍然可说是没有生根。这个外来的宪政如何实现本土化实在是一个不可绕越的门槛。诚如湘山居士所说，我们这个民族对公正的追求远胜过对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一样，而公正如何与宪政嫁接，如何告知国民宪政才是公正最好的保障，这就是宪政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种好的符合人类普遍发展规律的制度，也只有与本民族历史文化相结合，才能落地生根，以致开花结果。好在近年中国大陆一些有时代使命感的杰出学者，在这方面已经着手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如张祖桦先生的《中国大陆政治改革与宪政民主》就是这样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

自清末预备立宪至今，中国历经百年宪政的梦想，这个梦不可谓不长，而这个梦何日才能成真？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代无可推诿的责任。我想我们再没有借口将这个问题移置下一代了！
 
2006年11月于北京

首发民主中国

此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民主党大获全胜，成为参众两院的多数党。

民主党党鞭佩洛西顺理成章地出任众议院议长，成为美国国会200多年来首位女性议长。

众议院议长在宪法上是美国的第三号人物，在总统继位人排名上仅次於副总统。“三个女人一台戏”，在美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国务卿赖斯、前第一夫人及参议员希拉莉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凑在一起真可上演一出大戏。

天安门广场高举横额

我第一次听说佩洛西的大名，是在天安门惨案之後的第二年。当时，我从“美国之音”听到这样一则新闻：这位50岁的女议员在鲜血未乾、戒备森严的天安门广场实现了一桩壮举，勇敢地拉起一张支持民运人士的横幅，用中英文写道：“献给为中国民主事业牺牲的烈士。”结局是可以想象的：她立即被一群凶恶的军警扑倒在地，随後被中国当局驱逐出境。16年来，这张照片一直悬挂在佩洛西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每年中国民主人士在华府中共使馆门前举行的纪念“6.4”大会上，也经常出现佩洛西的身影。今年5月，我在华府出席《宗教自由与法律研讨会》，期间参加了劳改基金会举办的研讨会。在此会议上，我见到了佩洛西女士。她应邀前来发表开幕演说，一身轻盈的风衣，一袭鲜艳的围巾，仪态大方，与跟她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位“女强人”、中共副总理吴仪那古板、臃肿和衰老的模样相比，简直云泥立判。

没有接受“狼”的诱惑

相貌和风度确实与政治制度及文化氛围密切相关：佩洛西之意气风发令人联想起“自由”一词，而吴仪之性别特徵模糊，则令人想起“专制”一词。推而广之，“董伯伯”的外貌宛如中共治下的乡镇干部，焉能治理好作为“自由港”的香港？在国会山庄，佩洛西是最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议员之一。最让我感动的是她的演讲：“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如今已变成一个老到玩家，用新技术去监控和捕捉那些批评政府和自由信教的人。网路服务公司必须过滤重要新闻和负面新闻，他们的屈从取代了他们改变这种现状的能力。自由宗教信仰人士仍然是中国政府的打压目标，骚扰、虐待、拘禁宗教人士是主要的控制方式。”中共对外公关技术日趋精密，诸多西方高官名流均中了其“催眠术”，象佩洛西这样洞察其独裁本质的智者屈指可数。在中共经济实力日益增长，“与狼共舞”变成难以抵抗的诱惑的今天，象她这样敢於说出“皇帝甚么也没有穿”的勇者寥寥无几。

是中国人民真正朋友

就在佩洛西出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之时，中共御用学者、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发表谈话：“这个老太太对中国有很大的偏见，可能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杂音。”我的看法与之相反。我认为，中国人民真正的朋友是佩洛西，而非企图将武器卖给中共并自诩热爱中国文化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佩洛西确实让中共感到不安，奴才们所担心的“杂音”正在变成国会山上的强音。佩洛西多次强调：“我期待我们和中国人民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等各方面有个美好的未来，但中国政府必须融入现代社会和尊重自己的人民，以及国际人权的基本原则。”这是良言而非偏见。我还记得，佩洛西是这样结束演讲的：“我们必须督促中国进行改良，我知道我和吴弘达及在美国的民主斗士拥有同样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能够被称为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是的，我们有同一个梦想，民主和自由是不可摧抑的。

首发苹果日报

人类社会的道德进化、渐进式的文明进程、经济的发展及其繁荣，还有宗教信仰的传播等，这些文化模式的形成，都离不开理性的思维、思考以及思辩的自由想象、感性的考量、激情以及批判的自由言论所组成的文化因素。

正因为有了这些来自思想者经过知识筛选后所积累和开启的智慧，在生活苦难的炼狱中，实践着人生理想的过程，从而彻悟出辉煌的思想。思想者人生实践的经验和大彻大悟的思想智慧是支撑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基石。他们思想的自由以及言论的自由，应当受到宪法及其所派生出的法律条款的支持和保护。他们人生实践的经验和大彻大悟的思想智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以及文明进程的意义上，应该得到出版自由的厚待。每一个国家的宪法，明文地凸显出言论自由的重要性，并从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之精神而拟定相关的出版法的法律文本，从而使本国的思想者的思想、言论在自由的精神的驱策下，将人生实践的经验和大彻大悟的思想智慧，通过出版媒体的传播而承接本民族文明历史的命脉，使之在世界文明的征程中，占有强大的优势，从而奠定其文明大国的强盛基础而使本民族的文明传承发扬光大。

无庸置疑，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所形成的文明态势，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基石。一旦失去了这一文明态势的强大基石，这个国家的繁荣强大与民族自由的精神，便在没有文明依据的情况下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因为没有文明的依据：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的理论结构，也因为这一文明依据的理论结构是处在暴虐的、凶残的、极权的奴役之中。于是，政治腐败所导致出公民社会的失序和乱象。经济的低迷以及在政治谎言中所出现的泡沫，计划经济给公民社会带来的物质匮乏，市场经济在极权政治的干预和调控中，所出现隐蔽的通货膨胀。文化领域在专制极权的淫威下，象妓女一样的出卖色相以及犬儒似的吹捧和肉麻的歌功颂德。一切的一切都彰显出这个国家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外强中干的丑陋形态。

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乃至出版自由的恐惧，是出于对自由的精神以及民主诚恳诉求的反感和仇恨。自由的精神及其思想言论的自由完全可以摧毁专制暴政的政治体系。因为这类专制暴政的政治体系其思想理论和说谎者的言论，都是建立在法西斯强权以及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的文化来源。它对人类社会暴政的奴役、强行的监控、恐怖的屠戮、每时每刻都会激怒公民社会中每一个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在经过深思熟虑后的思考和抉择；所组织起来的争取自由、人权、民主的群体。这一群体的思想、言论的源泉，是来自于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启蒙思想的开悟和启示，所形成的具有自由精神以及民主诚恳的诉求的政治文化体系。这一政治的文化体系，将支持着争取人权、自由、民主的群体，以反抗和彻底变革专制暴政的政治体系。从而将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腐朽统治彻底摧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文明自由的人类世界。

然而，任何经过法西斯强权以及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培育出的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其堡垒都已蜕变为极端的军国主义：即利用效忠本政治集团的军队，维持和保护本政治集团的私利，并随时随地都可以动用军队；对大规模的自由的抉择与民主诚恳的诉求给予毫不留情的屠戮和镇压。其军国主义的思想是来源于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的滥觞。

因为要推翻公民社会的文明，实施凶残的帝王制度，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的军国思想便运营而生。没有暴力革命的军队，就不可能形成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国家统治。没有国家主义的煽动和颠覆，就不可能出现军国主义的军队；对大规模自由的抉择和民主诚恳的诉求进行屠戮和镇压。既要建立专制独裁的暴政体制，又要在理论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一家之言的思想张扬。禁止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就是专制独裁暴政的首要选择。因为在多元化争鸣的氛围中，自由精神的思想，闪烁着自由抉择的理论架构的坚实和民主诚恳的诉求。这些都使法西斯强权思想和暴力革命原教旨主义的理论暗然失色。这就是来自于人类理性思维与感性考量的精神进化所凸显出的辉煌的普世价值。

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公民社会走向自由文明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必要的条件，却在专制独裁的暴政中，受到严酷的限制和禁止。

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首要条件必须具备公共空间的环境和场所。

由于在专制暴政的体制下，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公共空间的环境和场所，在威逼、禁止、封杀以及从属等级这一不平等关系的干预下，于是这一不平等的关系只会使具有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思想者沉默。甚至在利诱和胁持的政治招安中，有些思想者为了生存而违心地服从专制暴政的邪恶律令，写出无数违背自由精神以及反人权、反民主、反人类的恶劣文本；而为专制暴政与独裁恐怖的政治体制招魂和张本。

理性的思维与感性的考量、平等博爱以及自由的精神是当代联邦自治共和结构的基本价值和要素。它需要通过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渠道在公民社会及其公共空间的环境和场所中传播。当这一传播自由民主思想信息的通道被专制独裁的暴政体制所封杀和镇压，这就需要公民社会，在反抗暴政的斗争中，付出情感的极大力量来支持这一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通道得到建设和维护。事实上，公民社会中所有的公民权利都是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的集合体在与专制暴政体制作殊死斗争的结果。对自由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所具有的普遍价值都应当作出历史性传承的认识论的解释。公民的权利之一：即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建立在幸福繁荣文明的国家理论的源泉与渠道之中。

在叙述具有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原创性的过程中，其理性思维与感性考量，不仅仅是个体的争鸣，在自由精神的意义上，是自由个体所集合的群体的诚恳诉求。同时也不仅仅是自我权利的张扬，而是对自由个体所集合的群体的要求和选择。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是公民社会与国家及其政府的对话机制。如果恣意的禁止、压迫、封杀和威胁思想、言论与出版自由的渊薮。那么人类的文明将逐渐倒退，人类的价值将丧失殆尽而处于现当代奴役的凶残统治之中。

（2006-11-19）

民主论坛

中国官方于本月17日在北京开始举办名为《中国人权展》的展览活动。展览预计持续一周，即自17日至24日结束。展览用“700余幅图片、250多件法律文本实物和场景模型”等集中展现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在这次全世界都没有先例的展览中（据中国官方的人权组织的官员之说），中国政府意图为其实质上十分糟糕的人权状况消除阴影。展览竭力为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业绩大唱赞歌。展览一再强调以人为本、人民至上、国家保护与尊重人权等理念。展览认为中共执政几十年来在推进中国人民的人权事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许多的数字被引用，许多美好的言词被用来说明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我想，凡是参观过此一展览的人们总会因为看到一些文字、图片等而受到展览方观点的影响。辩驳与质疑是没有用的，因为中国政府从来就不允许辩驳与质疑存在。中国政府对于不同意见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打压。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政府所给出的结论，而不能有其它的选择。凡持有强烈异议的人士总是受到最强烈的打击。前一段时间被捕的高智晟、郭飞熊、力虹、陈树庆等先生都是因为他们对政府的强烈批评而系狱的，这些著名人士的被捕事件充分证明中国政府不容不同政见存在的顽固立场。

展览中的那些数字与文字或许是真实的，但也可能是虚假的，在这里，我不可能一一去分析评判──我没有亲自去参观展览因而没有作具体评判的资格，但从对展览所作的官方报道中，我得知，展览延续了中国政府的一做法，即总是正面地肯定中国的人权事业的成就，似乎中国是世界上人权很好的国家。中国政府给人们看到的人权通常是如下的一些东西：一部宪法，该宪法于2004年在修正案中强调了“国家保护与尊重人权”的理念；中国50余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的生存权、发展权得到尊重与保护；此次展览又强调了2006年国家减免了农业税与全国贫困人口的减少等。自然，这些都是人们看得到的人权。不过，除了这些看得到的人权之外，还有多少我们看不到的人权呢？

按照联合国人权宪章与其它国际性的人权公约，中国人民究竟实际享有了多少人权呢？在政治权利、宗教信仰权利与公民人身权利几大权利的享有上，我们中国人实际上是一无所有，更不用说其它权利了。

在中国政府的严厉控制下，中国人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没有言论自由权与集会、游行示威权，没有出版权与结社权。在中国，人们的言论只要超越了官方确定的底线，就有可能受到刑事法律的惩处。宗教信仰权利也受到极大限制，近年来法轮功信仰者所受的严酷迫害是最显著的例证。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也时刻受到各种来自官方与非官方的侵害。非法拘禁、监禁、处刑时有发生。

公民的权利写在宪法之中，却不能成为现实。那些权利在书面上能够看到，但却绝不可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看到。这样令人痛心的景况却常常为官方用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加以掩饰，就像用“中国人权展”这样的烟幕来掩饰。人们可能为这样的烟幕所迷惑，但人们也可以透过这烟幕看到真相，只要人们具有独立清醒的头脑与目光。

事情理应是这样的：按照国际人权规范，中国人应当实实在在地享有各种普世人权。如果还没有享有到，就应该尽力去争取。不要总是在虚假的梦幻之中自欺欺人。

民主论坛

一、彭水公安，先搞清你是谁的儿子

重庆市彭水县教委借调干部秦中飞，今年9月因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涉及到该县前任及现任县委书记、现任县长而被刑拘，随后被批捕。一个半月后，彭水县政法机关无罪释放秦中飞，并向他道歉和发放赔偿金。这件错案被舆论称为“彭水诗案”。

发生了错案，牵涉其中的所有人、所有部门不免都要面对媒体及公众做一番“反省”。而我们注意这些“反省”，或者可以另有一番收获。

比如，在“彭水诗案”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彭水公安部门一把手、公安局长周明光在反省这桩错案时有这样一句话就很值得我们关注，即

“公安机关是抱着一种‘老汉儿（父亲）被打了，儿子岂能不管’的心理办案（”彭水诗案“）的。”（《瞭望周刊》11月13日，《重庆彭水诗案调查：政法机关滥用公权酿错案》。以下所有引用资料的出处同。）

好一个“老汉儿（父亲）被打了，儿子岂能不管”！如果这句话不是从这位周局长自己嘴里说出来，恐怕笔者还真不知该如何用更形象而又不失于粗鲁的语言来形容彭水县公安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客观地说，彭水公安带着这样的心理办案，本身应该并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彭水公安把谁当父亲、或者说他们把自己看作谁的儿子，就是个问题了。

他们可不可以把自己看作彭水县委书记、县长的儿子呢？并不是不可以，但那必须是在时光倒流100年前。在那时，今日现实中的县委书记、县长，是要被称为父母官的。而作为县衙门的衙役，把自己视为县官的儿子，也就没有什么不妥──当然，如此或者也会引来一些批评，但那充其量也就是讥讽他们自抬身份，因为更准确来说那时的他们只能被称为县官的奴才。然而在今天，他们无论是把自己看作彭水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儿子，还是奴才，就都不可以了。因为县委书记和县长不再是父母官，因为本质上来说彭水县公安也不是向他们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负责，而是向彭水县人民、正如秦中飞们负责。

我们也可以抛开他们应该向谁负责不谈，但他们必须清楚，不是彭水县委书记、县长给他们开出了工资，让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有所保障；是彭水县的人民、或者说是所有纳税人给他们开出了工资，让他们个人及家庭的生活有所保障。所以，说到他们是谁的儿子，那他们只能是彭水县人民的儿子。关于这一点，希望彭水公安在今后办案时一定要搞清楚！

二、诤言不需要宽容

《瞭望周刊》有关这一错案报道如此质疑彭水县某些官员的作法：为何容不下群众“诤言”？笔者对此很不以为然。笔者以为，诤言，不需要宽容！

何谓诤言？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指直爽地规劝人改正过错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的一些规定。《宪法》第2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二章之第41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那么也就是说，公民予官员以诤言，是公民的宪法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如此，何需官员的宽容？

但是，问题还不算完，因为“宽容与否”之说其实意味着对有关官员在这一事件中应该承担责任之性质的错误定性。“宽容与否”指地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一般而言应该是指道德上的，或者纪律层面上的。然而正如全国人大代表、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教授所指出的，在“彭水诗案”中，彭水县有关领导对待群众意见随意上纲上线，甚至轻易动用司法权对群众意见进行打击报复，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刑法》中对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有明确规定，彭水县有关领导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瞭望周刊》11月13日）

所以，诤言不需要宽容！甚至只是宽容一词，也不可滥用！

 

民主论坛

维权画家严正学被逮捕 11月15日，中国大陆维权人士、画家严正学先生的太太朱春柳，在浙江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收到了对严正学的逮捕通知书。朱春柳当天接受我的采访，她读了通知书全文，并附言说明： “‘台州市公安局逮捕通知书，台公捕通字《2006 19号》严正学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经台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06年11月15日10时40分由我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下面是台州市公安局的章）2006年11月15日’再下面是我的签字。” 问：“您是怎么去那儿的呢？” 答：“叫我过去的，下午两点钟到台州市国保支队”。 问：“签完字以后，您讲什么话了？” 答：“我说‘我想不到会逮捕，哪有这麽重的罪名！依照刑法，这个罪名前面还有好多字，什么‘组织、策划、实施’，他根本不是这种情况，没有这些东西，他就是言论方面的。” 　 严正学仍未获准聘请律师 严正学是10月18日被警方带走的，朱春柳11月1日才收到对严正学的刑事拘留通知书。 一周以后，朱春柳委托李建强律师代理此案，但是警方没有批准朱春柳为严正学聘请律师的申请。 当朱春柳收到对严正学的逮捕通知书以后，我又问到关于聘请律师的事情。 朱春柳说：“我也问他（警方），律师什么时候可以请，他说什么时候请会告诉你。” 问：“有没有明确告诉您现在不可以？” 答：“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问：“后来您跟律师又联络过吗？” 答：“联络过。他说两个月以后（如果侦察过程不延期的话）转到检察院的时候可以聘请律师。” 　 从10月18日说起  朱春柳说，事情发生在10月18日，那时候她在北京家中。她说：“20日，我知道家里被抄了。我23日从北京出门，24日到台州。” 问：“是什么人通知您的？” 答：“椒江的朋友。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人。” 问：“抄家时严正学在哪儿？” 答：“有可能在台州市路桥区一个朋友家正打电脑，我搞不清。” 问：“是什么部门抄的家？” 答：“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当时我是不知道的。他从北京刚回到台州，18日到，18日就被抓走。” 问：“准确的时间是……” 答：“晚上七点四十分。以后交给我的通知这样写的。” 问：“您到台州后……” 答：“我找他，找遍了所有部门。从市里找到路桥。我们这里有椒 区、路桥区。我还到法制处、法制科、刑警大队……他们也替我在网上找，对我说‘没有这回事，没有人抓他’，刑警大队牢监里人的网上都有的，他们说‘全路桥都有的，也找不到这个人’。” 问：“如果送到看守所，现在在相关网页上可以找到名字，是吗？” 答：“对。说也没有登记（严正学的）名字，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骗我，都找不到。 25日，得到消息是台州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抓他了。” 问：“以什么理由？” 答：“当时没有告诉我，直到通知给我才知道。 25日我找到路桥，没有消息。然后又回到市公安局法制处。因为我24日交给法制处一份作为家属的书面要求，大意是说，严正学犯什么法，为什么不通知他我们家属，要求见面。这个要求交法制处，他们的处长不在，交给下面的办事员。 25日我们再去的时候，他们的处长秘书在那边，当时也说不知道这个事。其实他（她）头一天把我们的要求已经转告到国保了。我说‘那我们去派出所报案，当失踪案去报’。然后他（她）就劝，叫我们到七楼的国保去问问看。其实他们都知道，就是不告诉我们。到国保以后，那个姓胡的队长承认了，他们抓的。” 问：“当时给没给书面文件？” 答：“还没有。就说现在是审查阶段，还没给我们，到时候通知我们。” 问：“给正式的书面通知是什么时候？” 答：“18日抓了，14天以后，11月1日给我通知的。” 问：“通知怎么说？” 答：“读给你听听――‘台州市公安局拘留通知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于2006年10月18日七点四十时，将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的严正学刑事拘留，现羁押在路桥区看守所羁押。（朱春柳说明，这里前后写了两个‘羁押’）落款是盖个台州市公安局的公章。2006年10月18日’ 他要我签字是11月1日，通知我是11月1日。我签字了。 通知书下面还写有一句话‘如未在拘留后24小时内通知被拘留人家属和单位，请注明原因’，他写的是‘有碍侦察’。办案的人是王爱军、潘笑影2006年10月18日20时。” 朱春柳11月5日去给严正学送衣服。她说“他们在尼龙袋外面写了‘103室严正学收’，他关在103吧。’” 问：“您后来是怎么委托律师、有关方面又是怎么不批准聘请律师的？” 答：“因为严正学写了一封信，交给国保姓胡的队长，胡没有把信交给我，就是把信的内容有几点告诉我。说他要请律师。我就想征求他的意见，请什么样的律师。 11月5日送衣服，我看看守所墙上写着‘有通信的自由’，11月6日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到现在没有消息。是通过邮局寄的，主要是请律师的事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一定收得到。 11月7日，我去找到李建强律师，我为严正学找的律师。11月8日我就跟律师写了委托书。8日上午我跟律师一起到台州市公安局，要求见胡队长，（警方）说胡队长不在，出差去了。下来一个青年，把律师的证件、执照号码、电话都抄去了。律师没见到胡队长就回去了。 9日，国保通知我去填写聘请律师的申请表格。 10日下午四点半警官王爱军就交给我一张‘不批准聘请律师的通知书’通知书是写给我的‘朱春柳，因你丈夫严正学的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决定暂不批准你为严正学聘请律师，特此通知。（台州市公安局的章）台州市公安局2006年11月10日。 我签字上面有一行字‘本通知书正页我已于2006年11月10日收到。申请人朱春柳’是印好的。 律师说他已经接到电话通知，‘涉及国家机密’他知道了。 浙江大概好几个案子都是这样的。他说没办法，就这麽等待吧。” 　 维权画家严正学简介 在以前的“心灵之旅”节目中，严正学先生讲述过他的人生经历。 严正学先生1944年生于浙江海门，后来这个地方叫椒江市，就是现在的浙江台州。 严正学1966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附中，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手持画笔走遍中国大地。 1988年7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严正学、严颖鸿父女两代人画展”。 1992年严正学进入北京圆明园画家村，从事艺术创作，并被推举为村长。 1993年，身为椒江市人大代表的严正学先生因被警察殴打，状告公安局，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 　 严正学在“心灵之旅”节目中谈话片断 严正学先生在2002年5月的“心灵之旅”节目中谈到这一段经历。 他说：“国内有几十家报纸都登了人大代表起诉公安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一直拖着，五、六个月都没有开庭。按行政诉讼法三个月就必须结案的，他一直就不开庭。 他们经常跟踪我、威胁我，而且还经常不断有电话来恐吓我。他们就说要我撤诉，不撤诉他就讲‘你当心被汽车给撞死’，然后说我的尸体会在圆明园福海里浮起来。以后又给我寄了一封匿名信，里边有两颗花生一颗红枣，什么意思呢？就讲‘你看到花生、红枣就跟子弹差不多’。 1993年11月底，他们当时一直威胁我，要我撤诉，威胁要把我在交通事故里面暴死街头。 1993年11月29日晚上，我听到椒江打来电话，说我儿子给车子撞死了。我第二天就回到台州去了。一查，我儿子是11月29日晚上九、十点钟，骑着摩托车从每天要经过的地方回家。对方是一辆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就撞过来的。我儿子当时是二十五岁。 我跟我女儿都是搞纯绘画艺术的，我大儿子，他也有画画的天才，但他去搞实用美术，搞广告装修，挣的钱维持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和我跟我女儿在画家村里面艺术追求的经济来源。 我大儿子死了以后，我的家就垮了。所以我儿子莫名其妙的死，到现在我都不敢相信是人家害的。如果要这麽想，我的处境就更加可怕了。我得去调查，我向他们请了假，回到台州去。 但是我刚刚把我儿子安葬好，法院偏偏在这个时候给我下了传票，早不开庭，迟不开庭，他这个时候要开庭了。我想他目的就是不让我追究我儿子怎么死的，调查他的死因。” 后来有关方面将严正学提起的行政诉讼强行转为刑事诉讼，对殴打严正学的警察判刑一年缓刑一年。严正学正准备上诉，上诉期还不满，他就被警方抓去，他被诬告偷自行车，判劳动教养两年，送到位于黑龙江省的“北京双河劳教所”。 严正学后来在他四十五万字的《阴阳陌路》一书中记录了在劳教所的经历。 严正学先生在2002年“心灵之旅”节目中接受采访，谈《阴阳陌路》这部书与劳教所的经历。 他说：“劳动教养的地方比正规的监狱还要严格，限制人身自由还要厉害，是个非常残酷的地方。我被关过黑牢，被六根电警棍电了三个小时。我们跟刑事犯人关在一起，跟他们的斗争、跟管教的斗争，以及我在里边的绝食、抗议……都原原本本的、真实的每天偷偷记下来。 我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作为一个画家，我追求的就是中国的民主。我希望中国往民主方向去发展。在中国，还有很多为了民主、为了自由、为了理想的中国社会――走上民主道路，很多人都献出了生命。 在我被电警棍电得死去活来的时候，当我走到阴阳交界的地方，我当时就想北岛的诗： ‘ 我站在这里， 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 没有别的选择， 在我倒下的地方， 将会有另一个人站起来’ 我就反复地这么念、这么想。” 访李建强律师 李建强律师说，听到当局有关方面说严正学“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 他感到很吃惊。他说：“因为严正学是个艺术家。我们以前在北京也见过面，是我的好朋友。他没有什么组织活动，不应该构成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 李建强律师说，他接受朱春柳委托的时候，正在浙江办力虹和陈树庆的案子。 作家力虹和中国民主党人陈树庆，今年9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先后被浙江警方拘捕。 我请李建强律师谈谈他接受朱春柳委托，以及后来当局有关方面不批准严正学聘请律师事情的经过。 他说：“办完了力虹和陈树庆的案子以后，我就到赶到台州，见到严先生的夫人，我们签了委托手续，第二天就去找公安、找警察。 公安警察的队长姓胡，胡队长不在家，他的助手告诉我说这个案子他们作不了主，要等队长回来。我就把委托书、会见的手续交给他了。他的队长就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案件涉及国家机密，暂时不同意律师会见，以后到了检察院阶段，你们律师再介入。并且还说‘已经跟严正学谈了，严正学同意了’。其实他也不存在同意不同意的问题。还说也给他的家属发了不批准聘请律师的法律文书。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就是这个情况。” 问：“您怎么看当局有关方面以这样一个说法拒绝严正学聘请律师？” 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所谓‘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应该是指案件的内容，案件本身案情涉及国家秘密，而不是说这个案子的侦察过程，或者其它什么秘密。这在刑事诉讼法相关解释里是有的。但是现在大陆的这些政治案件，公安机关滥用这个权力，都是说涉及国家秘密，反正涉及不涉及国家秘密，律师也没法确证、求证。” 问：“那您还能给严正学什么法律帮助吗？” 答：“我们在这个阶段不能履行律师的职责，但不等于说我们在下一个阶段，比如说他移交到检察院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作为他的律师。” 问：“那么您作为他亲属委托的律师，在这段时间内，您还有发言的空间吗？” 答：“几乎没有。最多我们律师可以向它的上级机关，比如说检察院、省公安厅反映一下。就是说‘我们认为他这个理由不够确实充分’，但是我现在承办的这几个案件，都是这种情况。并且以前作过的那些案件都是这种情况。以前我们也反映过，都没有任何的效果。比如说郭起真那个案子（维权人士郭起真先生今年5月12日在河北省被拘捕。10月17日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我们也向省公安厅反映过，但是没有任何效果，根本就不予答复。所以我也就放弃了这样的一些努力。” 问：“近期连续遇到这种情况（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批准聘请律师），您个人有什么特别的感触或者想说的话吗？” 答：“（叹）唉！怎麽说呢，从法律程序上讲，有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实际上等于是警察滥用这样一个权力。因为没有严格的程序化了的救济渠道，我们也很无奈。” 　 朱春柳的担心 对于当局有关方面不批准严正学聘请律师，严正学的太太朱春柳感到很难过。她说：“我感到不好受。因为法律规定，如果是涉及国家机密的话，也是允许请律师的，批准是公安局批准，但是我查刑事诉讼法里边，最后条文的解释里边有一句话，‘侦察人员不得以保密为借口，任意剥夺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权利’。他不批准我（聘请律师的申请）是不是这次也是‘以保密为借口’？搞不清楚他们什么意思，我有点担心这就等于是剥夺他们这个权利。” 　 浙江和北京的家都被搜查 我又问到有关这次她家被搜查的情况。 问：“前面您谈到10月18日浙江家中被搜查，他们搜查的时候，家里有没有人？” 答：“家里没有人。” 问：“他们怎么进去的？” 答：“社保的一个居委会主任，是由公安局长批字的，她带进来的。她说没什么东西抄去。 实际上我北京的家也被抄了，是我来（浙江）以后，他们去抄的。我24日到台州的，他们可能25日抄的。” 问：“当时家里有什么人？” 答：“家里没有人。” 问：“他们怎么进去的呢？” 答：“不知道。他有两个证人，证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他不肯告诉我。他们有个清单，下面写的‘见证人’，台州市公安局派去的人抄了我北京的家以后给我的清单，是办这个案子的人，抄的人也是他们去的，四个人。” 问：“清单上有没有见证人的名字？” 答：“有个姓欧的，看不清名字，还有朱XX，也不知这个人在哪里。” 问：“您能读一下清单上写的抄走了什么东西吗？” 答：“清单两张，很多的。” 问：“您能摘要谈谈抄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答：“电脑主机、书信、他的《路漫漫》书稿、《天葬之路》书稿……” 问：“《天葬之路》是写他去西藏的经历吗？” 答：“对。连我的日记、笔记什么的都抄走了。” 问：“您什么时候写下的？” 答：“我以前很早的。儿子死了以后开始记的。九三年以后。” 问：“抄走的还有什么？” 答：“光盘、软盘这些东西。还有下载的境外文章，他的起诉书……” 问：“起诉谁？” 答：“看不出来。” 问：“台州家中被抄走了什么东西？” 答：“那个主任说没什么被抄走。可能就是在路桥朋友那里的一个电脑被抄走了。” 问：“您觉得这次抄家搜查是不是合法的？” 答：“抄家都是家人不在的时候进去的，而且把我的工资卡也抄走了，我的退休费的邮政储蓄卡。我说，我的工资卡是我的名字，为什么拿走？他说‘为什么在他（严正学）身上？’我说‘他没钱的时候，我这个工资卡就由他用的，怎么不可以呀？’他不还给我，说‘在他身上，要调查’，我说‘我没钱用’，他说‘你可以挂失，我又没给你冻结’。挂失嘛，可能可以补回来，但这个东西不是不见了，明明的在他这儿。” 问：“如果要去挂失，您是说被警方收走了，还是说丢了呢？您会去挂失吗？” 答：“我如果没钱用，还要去挂失吧。我不是丢失，是他们拿走的。” 　 滕彪博士谈有关法律条文应修改 就严正学先生被捕、当局有关方面不批准聘请律师，我采访了在北京的法学博士滕彪律师。 我先向他请教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 滕彪先生说：“刑事诉讼法有规定，涉及到国家秘密，公安机关有权力决定当事人能不能请律师。” 问：“如果不能请律师的话，在法律援救上还有什么途径呢？” 答：“这个‘不能请律师’就是指在侦察起诉阶段，将来如果到法庭审判的话，还是可以请律师。” 问：“您自己知道严正学先生这个情况之后，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能作一些分析吗？” 答：“首先，从法律角度，我觉得虽然刑事诉讼法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这个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给公安机关的权力太大，而且以‘涉及国家秘密’为借口，剥夺当事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完全是违背法制原则的。这个法律规定就是有问题的。 另外一方面，从严正学这个事情来看，我分析肯定是当地的政府部门，利用法律上的程序来报复严正学，因为严正学揭露了当地很多黑暗的、腐败的行为，所以遭到当地一些官员的报复。 我自己虽然见过严正学几面，谈的不多，但是他写的很多东西我都知道。他做的很多事情我也清楚。他不可能构成‘颠覆国家政权’或者‘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泄露国家秘密’，这些事情都完全没有。 我也相信地方政府这些行为是怕见阳光的，更高级别的决策者未必同意地方政府这么做。” 问：“严正学近来做的一些事情，例如《来自浙东农村组建农会的考察报告》还有他的一些‘民告官’的诉讼，以及其它一些他的维权活动，您怎么看？” 答：“他一直在做类似的维权活动，包括他今年夏天和李柏光、范亚峰他们去考察农会的情况，也包括他替一个被官权毁容的人……不断揭露这些情况，公开每一步的发展，直接和当地一些官员对抗，毫不畏惧地去和当地具有黑社会性质的那些人抗争，包括以前一系列他所谓的‘行为艺术’，都是具体的维权活动。 他本身是一个很优秀的画家，自己遭到很不公平的待遇之后，能够出来替别人维权，非常值得尊敬。 希望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关注他目前的状况、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呼吁的人越多，会对他的处境有所改善。” 问：“法律人看到法律规定中一些不合适的地方，你们有什么途径，如何能够修改这些法律规定？” 答：“作为一个律师来讲，法律如果有这样的规定，那他只能服从。但是，其实法律人还可以做其它很多事情，来促进这个法律的修改。比如说，通过写文章，召开研讨会、通过这种公开信呼吁，包括联络更多的人大代表，呼吁对一些法律或者一些条文的修改。这是可以做的事情。 但是往往由于这个选举制度的问题，由于立法机关这些代表不能够反映民意，所以这些事情往往起不到效果，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学者呼吁对《收容遣送办法》法规来进行修改，最后促进国务院废除这个法律，但是这是非常特殊的，非常偶然的情况。一般情况，要想推动一个法律的废除或者修改，都是相当艰难的。 目前中国正在考虑修改刑事诉讼法，可能关于这一条款会有所涉及，但是具体情况我还不清楚，可能会对于律师的权利或者被告人的权利有所改善。但是由于整个司法的政治构架不太可能变化，所以它能起到的效果也非常有限。 另外，像刑法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就是高智晟啊，很多人涉及的这个罪名，也从几年之前就有不少学者、律师推动对这个条款的修改，或者重新解释，包括‘泄露国家秘密罪’，这些在法律上的完善、在具体司法实践当中的运用，都有很多人在推动。包括我知道有很多国外的学者，在和中国进行交流的时候，也都提出来类似这几方面的情况。但是目前来看，还很难有很大的突破。

　

　　与人约会，若是在国内，姗姗来迟的人有一个标准的说法:塞车。这时常不过是托词，说的人也未必在乎听者信不信，如有人偏要打圆场，那她或他立马就数落起交通问题，一脸的愤然，于是，各种酒宴总是从国家大事吃起。传闻日本已故总理田中角荣年轻时赴约，远远看见人家走来了，但已过定时，便转身离去。当然是做戏，但这种戏恐怕只有在日本做得出，那里的公共交通是世界上最准时的，难以当借口。所谓人以信立，信又以何立呢？在什么都没有准点儿的地方，守信大不易，虽然从根儿上说，人有守时观念，交通才如约准时。

　　不过，驾车出行，即便在日本也难保畅通无阻，尤其逢年过节，高速路“涩滞”几十公里开外是常事。涩滞，我们更常说堵塞，是到处可见的现象。囤积居奇是商品流通的堵塞，肠梗阻、脑血栓是人体的堵塞，电梯阻塞、飞机堵塞、网络堵塞都叫人堵得慌。对于广告业，堵塞就变成好事，人流越不畅的地方张贴广告才越有人看。交通堵塞通常指塞车。网络被堵塞，术语叫“辐辏”，用丢弃邮件的方法来缓解。但塞了车，却只能在路上枯等，除非有警车开道，否则，任何人都在劫难逃。东京大学副教授西成活裕也不例外，但他从十年前的某一天开始冷眼观察有流必堵的现象，用学业所专的非线性数学解析起因，最近出版一本书，名为《涩滞学》(新潮社2006年9月)。

　　日本人口总数为1.27亿，其中7700万人持有驾照。年间塞车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约12兆日元，相当于国家预算的1/7。可见，研究发生堵塞的机制并予以解决是重大课题。西成教授把人及其车看作粒子，这是些自己能够动的“自我驱动型粒子”，形成集团则出现堵塞。比方说，用软管喷水，捏细了出口，流量不变，速度加快，但道路变细，因为人或车不仅受制于外来力量，本身还要按周围的情况行动，所以会堵塞。

　　塞车的原因首位是上坡，特别是那种走100米升高或降低1米的缓坡，不易觉察，驾驶者不加大油门，车速一点点放慢，后续的人踩刹车，连锁反应，越靠后的人踩得越猛，车距缩短，便带来“自然堵塞”。在高速路上，1公里之间大约有25辆车是“临界密度”，就是说，车距低于40米，塞车乃发生。这个车距大致相当于正常行驶急刹车的制动距离。40米车距是塞车临界点，这时谁踩一下刹车，足以造成大约10分钟的堵塞，一旦堵塞就不易消解。此外，塞车的主要原因还有事故、会合，大致与坡道三者各占1/3。

　　西成活裕在此书中报告了一些有趣的现象，例如:

　　看见前面两台车比只能看见眼前的车驾驶速度快，近来车身比较高的车增多，易发生堵塞。

　　在速度、间距不充分时往卡车前头插车，迫使卡车急剧减速，而卡车难以急剧加速，这也是堵塞起因。

　　正常行驶超车线速度快，但塞车时行车线的平均速度快一些。

　　同样是塞车，国内如北京的景象跟日本大不一样。日本车辆被塞成一线，像僵死的蛇，而北京好似跳千手观音舞，左探一车头，右探一车头，伺机往前插，满路不和谐。这个现象恐怕就不是物理的，而是社会心理的。西成活裕主张跨学科研究“涩滞学”，包括取法蚂蚁，它们的世界也存在堵塞，大概解决得比人类好。西成信心十足，要再用10年之功拿出解决堵塞的方法。日本高速路最高时速法定为100公里，这是东京奥运会之前的1963年制定的，最近警察当局终于打算费时3年做一下修改。结论应该是提速吧，在车速上“入欧”，即便不能像德国那样无限制，起码也要赶上英国的112km/h。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波兰)奥尔嘉·朵卡萩著，
易丽君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19.80元。

　　
　　记忆之初有多少爱欲是悄悄地被埋葬；又有多少信仰应当被饱满？我们永久追寻的一个意象，是一种沉迷所有的所有？都抵不过时间的流逝，时间一凝结，都成了琥珀。

　　波兰作家奥尔嘉·朵卡萩(OlgaTokarczuk)的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或许让人联想到魔幻主义小说杰出代表作《百年孤独》，如果说《百年孤独》像一棵树的枝叶枝干，盘根交错，而《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则是一溪流水，波澜不惊，时间在太古这个地方成了故事的主题，而人物、事件成了从属。

　　故事以太古这个虚构的村落中心，以人、上帝、天使、动物、植物、超自然事物等等的时间为叙述的形式，在同一个空间中，每个个体有各自的时间，或者对他们来说，时间根本没有意义。

　　读这部小说，正像画家顾恺之吃甘蔗从尾部吃起，谓之“渐入佳境”。没有动人心魄的情节，只能像咀嚼草根一样才知道小说慢慢清甜的味道。从1914年开始，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古的人们也受到战争的波及，其间也有过平凡安定的生活，有人死亡、有人离开，没有大起大落。只是淡淡地诉说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这么多的意欲在苦难之际，记不了；也无法记忆，只是图像，一种被实现的等待。生死都化作图腾，在另一个世界微笑。

　　太古只是一个平凡的小村庄，也可能只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精神家园。放大来看，太古也许正是一整个世界的缩影。书中一位看得到太古隐形边界的女孩子鲁塔，当他下定决心离开这个保护他的村庄到外面的世界过生活，离开以后的生活就是如他当初所想的吗？正和《百年孤独》书中唯一鲜亮的人物，与尘世间格格不入的俏姑娘雷梅苔丝消失在太空中。我们无法破解她的升天之谜，生与死都同样被轻易地消解，不动声色地凝结在恒亘土地上。

　　奥尔嘉·朵卡萩曾说，这部小说的书写是出自一种寻根的愿望，寻找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根，好使她能停泊在现实中。这是她寻找自己在历史上地位的一种方式。理解她的创作初衷，也知道了书中人物的生存、生活、婚姻、死亡只是生命悲剧意识和历史的轮回。像墨西哥诗人帕斯的诗句:“所有的名字是一个名字/所有的面孔是一个面孔/所有的世纪仅是一个瞬间。”

　　毛姆说:“人生的大悲剧不是因为人会死，而是人会停止爱。”对于爱，尽管这在书中只是很少的表达，但是这些有限的片段让人温暖。米哈尔对米霞父女情，斯塔霞对儿子雅内克的母子情，米霞对弟弟伊齐多尔的姐弟情，伊齐多尔对鲁塔的爱情……那些节制的细节也让人动容:帕韦乌怀念米霞时拉着小提琴，直到琴弦一根根拉断；雅内克把手指深深压进母亲每年要他留下手印的石头底下，直到他的手指冻得发僵；阿德尔卡拿着母亲常用的咖啡磨，慢慢转动小把手，如果这是银幕的最后一幕，我们恰如那个司机，看着小说随着那惊诧的一瞥而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