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写“奚啸伯往事”一文做资料准备的时候，我意外地发现：这个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名伶，在公开场合居然没有说过一句反党的话。我托在石家庄工作的朋友去查阅相关材料，得到的回答是一九五七年河北省所有的报纸没有一篇关于奚啸伯鸣放期间的言论的报道，也没有批判他的文章。我又去问他的弟子、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得到的回答也是同样的：奚啸伯在一九五七年夏季没有反党言论。这岂不怪了？
不过，他还与我的父（章伯钧）母（李健生）有过一面之缘。
奚啸伯（一九一O－一九七七）男，满族，北京人，京剧老生演员（略）
留学生
奚啸伯是以书香子弟而从事京剧的，后进入四大须生（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之列，艺术上可与马、谭一争短长。
他是满族正白旗人，出身清廷官宦世家，祖父曾入阁。辛亥革命后，家道中落，到了父亲这一代已靠卖房产度日了。奚啸伯自幼聪颖好学，七岁入私塾，九岁入崇实小学。在六岁的时候看过一次堂会戏，从那一刻起，他爱上了京剧。哪家有堂会，他就想办法去看。为什么爱京剧，当时就说不上来。即使到了成名以后，他还是说不明白。
从八岁起，奚啸伯就跟着留声机唱片学。那年月，北京又管留声机叫话匣子。他从亲戚家弄到一架破留声机和一些唱片。其中有谭鑫培的《卖马》、《战太平》、《四郎探母》等。天天跟着唱片学，没多久，所有唱片里的唱段他全会了，而且是各派的东西都有。因为是从留声机学得的老生，所以后来有人戏称他为“留学生”。
十一岁的时候，他一再向父亲请求容许他入科班学戏。不久，父亲去世，唱戏的事情被搁置。后恳请于母，母亲亦不允。赶到十二岁那年，他在亲戚家的聚会中清唱了《斩黄袍》里的一段，被座中大名鼎鼎的言菊朋赏识。此后，他每日到言家学艺，这样，独树一帜、独成一家的言菊朋就成为他的开蒙老师。
十四岁时，因为嗓子倒仓，便又去念书，进的是一所教会中学。他喜欢国文课，每一篇课文，不管老师要求与否，他都背诵下来。他也喜欢历史课，能记住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他还喜欢英文，读得很不错呢！当时就能与英语老师作一般的对话了。数理化是奚啸伯最不爱上的课了，老师在黑板上写公式，他就在下面念叨：“我主爷攻打葭萌关……”
十六岁那年，他的嗓子又回来了，便放弃学业，正式从艺。他一度在张学良海陆空行营总务处当一名上士录事，终日抄写公文赖以糊口，也练就一笔好小楷。到了晚上，便去票房与友人切磋京剧，偶尔也粉墨登场。二十岁那年，以票友下海。正式唱的第一出戏是《捉放曹》，在堂会上唱的。
以后的几年，是最辛苦的日子。他家住北京安定门二条，每日清晨，到安定门外护城河边喊嗓子，边走边喊。冬天，赶上下大雪，就带上一把条帚。出了城就边扫边走，边走边喊，一直走出十三个城门垛子。然后，再扫着雪往回走。如此，五年如一日。
后来，奚啸伯红了，挂了头牌。在北京就流传起来一个说法：“奚啸伯能不红吗？安定门外往东第十三个城门垛子的一块砖，都被他喊得凹进去一块。”由此说明，他用功极苦。
他曾经跟一位姓吕的先生学戏。因家道窘困，只好徒步往返。来回三十里，一天一趟。去时十五里熟（戏）词，归时十五里熟（戏）腔，从未间断。因为没钱在外面饭铺吃饭，到了午饭时间，他只得从吕家出来，自己找个僻静的地方啃凉窝头。
后来，他还拜了著名的文武老生李洪春为师，学了几十出戏。李洪春后来感慨地说：“奚啸伯不像别的学生，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他爱刨根问底，问这个人物的出身、经历、脾气，什么他都想知道。即使成了名，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他成为奚派，可不是靠领导，靠关系，完全凭自己的本事。”
在艺术上奚啸伯常想着自己的短处，曾对朋友说：“我是票友出身，基本功差，个子矮，扮相穷（即苦相），这样自己就有了努力的目标。”是的，他能成为“四大须生”之一，着实来之不易：一没有马连良的天赋，二没有谭富英的好嗓子和深厚背景，也不像杨宝森既是梨园子弟、又有哥哥杨宝忠的胡琴保驾。他完全靠自己那股子把“城墙的砖头喊凹进去”的劲头和苦心。
给梅兰芳挂二牌
那时“四大名旦”最红，不管什么演员，只要搭上了他们的戏班，尤其是搭上梅兰芳的戏班，就如登龙门了。机会终于在他二十六岁那年，来了。
梅兰芳最爱他的儿子小九（梅葆玖）。有一次，葆玖染上了伤寒重症，高烧不退。请来的名医都束手无策。病情危急之际，与梅关系密切的银行家冯耿光（中国银行总裁），举荐天津的中医郭眉臣去试诊，以冀万一。不料想这位郭大夫的两服汤药下去，孩子居然退烧，就此挽回一条小命。事后，梅氏对郭眉臣之于其子“恩同再造”，万分感激。郭大夫的亲外甥就是已经下海唱戏的奚啸伯。郭老先生趁此机会向梅老板举荐，而梅剧团其时正缺当家老生。拿当时的奚啸伯比以前几个合作的老生，多少还是有些差距的。这事，在梅只是答谢之意；在奚则是从此得“傍”一代名优，身价陡增。梅氏用奚搭配时间颇长，直到他“留须谢客”。
奚啸伯给梅兰芳挂二牌，用功又用心。凡是在梅兰芳需要表演的地方，必充分提供空间。在生、旦唱对口时，奚啸伯都把自己的尺寸把握好，使梅兰芳在接唱的时候，十分合适。所以，梅兰芳对他一直都十分满意，愿意与他合演。应该说，演员挂二牌也是很难的，难就难在必须揣度和满足头牌的需要，惟如此，方能合作长久。
儒伶
社会上不少人称他为“儒伶”，一些朋友还误传他是大学毕业生。虽说奚啸伯读到中学便辍学，可他一生从未放松过学习。常年演出在外，总把厚厚的一部《辞源》以及其他文史类书籍带在身边。书法也是陪伴他一生的乐事。
他爱交朋友。每到一处，都要结识一些新朋友，而且还从梨园行扩展到文化界、学术界，和许多教授、学者、画家、医生往来。他认为这样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为了演好《屈原》，他向文怀沙先生请教。演《宋江》，他和历史学家张守常一起聊《水浒》。排演《范进中举》，他不知把一本《儒林外史》翻阅了多少遍，而且倾听精通京剧的北大教授吴小如先生的高见。唱《空城计》，奚啸伯扮演的孔明有很浓的书卷气。为了使墙头抚琴的动作更真实，他向古琴演奏家求教指法。
他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早年临过《灵飞经》，又练习赵体。奚啸伯和朋友通信，也多用毛笔书写。人们都说读奚啸伯的信是享受。字迹端庄，文辞典雅。晚年，又学郑板桥的书法，而他的表演艺术也更加走向深沉含蓄，精纤雅洁。特别是他的演唱风格醇厚而柔婉，有如洞箫之美。这与他的人生际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修养相通。
有一年，奚啸伯到上海，见到一位金石家为俞振飞治了一方“江南俞五”的图章。篆法与刀刻都是上乘。他看了啧啧称赞，认为不仅刻得好，更有趣的是“江南俞五”的立意。俞振飞笑着说：“这有什么，你不是也可以来个‘燕北奚四’吗？”
燕北奚四，江南俞五，真是天然一联，名伶印“对”，雅人雅事了。
戒毒
和许多名伶一样，他也有吸毒的嗜好。每夜散戏，吃罢夜宵，便开始吸鸦片，一抽就是一整夜。次日清晨六点，孩子去上学，他才宽衣睡觉。为了这“一口”，奚啸伯有时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物件卖掉，或送进当铺。儿子奚延宏说：“他离开大烟，就跟死人一样。”到了1947年前后，奚啸伯已处于手背向下，求借于人的穷途。那时，叶盛兰、李少春等人不断给予周济。雪中送炭之情，令他终生难忘。
一九五一、一九五二年，政府大力宣传戒毒。奚啸伯住在石家庄，行署专员张东屏登门拜访，动员他戒毒。
奚啸伯说：“我不戒，我走，我不唱了。”
张东屏说：“不唱可以，走也可以，但大烟不戒不行。禁烟戒毒是政府的法令。”
经多次谈话，奚啸伯同意戒毒。当然，也是不得不戒。张东屏找来最好的医生给他配药戒毒。谁知他是不抽不能睡，一夜折腾至天明，痛苦异常。不能抽大烟，就抽纸烟。一天晚上，他服完安眠药以后就躺在床上抽烟，抽着抽着就睡着了。深夜，儿子被烟呛醒，才知道是父亲的被褥给烟头点燃了。连忙把他叫醒，又是泼水，又是脚踩，才算把火扑灭。
三个月后，奚啸伯戒了毒。大家又担心他是否还能开口唱戏，于是，去北京请回他的琴师魏铭先生。一听，不单能唱，且底气也比过去好。
奚啸伯眉开眼笑，说：“戒烟，救了我的灵魂。”
人缘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奚啸伯挑班的“啸声京剧团”排演了《屈原》，这是一出新戏。为了取得人物和时代的真实感，他提出要重新设计、制作服装。当时剧团是私营的，没人肯为新戏投资。只有自己掏腰包了。他宁肯降低生活费用，少拿戏份，也要保证新戏的质量，决不凑合。奚啸伯的行动感动了所有的配角，大家也都表示支持。结果《屈原》在北京、上海等地演出，获得了很好的评价和收益。
一次在天津新华礼堂演出，他住在裕华宾馆，戏码排得密实，每天都很累。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突然来了几十名中学生，他们说要见奚啸伯，又说，要请奚啸伯签名留念。陪伴父亲的儿子奚延宏听了很不高兴，不想叫这群学生进来。奚啸伯当即制止，不但和孩子们见了面，还用毛笔工工整整地为他们一一签名留念，有的还题了词。
学生高兴地走了。奚啸伯对儿子说：“你为什么要回绝人家呢？”
“一群孩子，懂什么！”
“孩子也是我们的观众，虽说他们现在才十几岁，可再过几年就都长大成人，他们会分配到各地去工作。这不等于为京剧播下种子吗？你今天冷淡了他们，人家就会对你有不好的印象或看法，这无形中就留下了隔阂。”奚啸伯郑重地对儿子说，“没有人缘，就没有戏缘，更谈不上饭缘儿。”
平时，他常和孩子们一起聊天，谈话的内容多与艺术相关，从不在背后讲同行的坏话。“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这是他遵守的做人道德。现在的人，没几个能做到。我自己就做不到，爱在背后说长道短。
挥金如土，仗义疏财
成名后的奚啸伯，收入大，开支也大。可用“挥金如土，仗义疏财”八个字，来概括他的日常做派。他的一个嗜好，就是“请客吃饭”。平素就极少独酌自饮，总是约上一些朋友聚会，边吃边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去上海演出，住在惠中饭店，每日必请客。又赶上生日，来祝寿的络绎不绝。一共呆了十七天，不但把全月的工资搭进去，还欠了五百元债。
奚啸伯还把许多钱花在亲戚朋友的身上。唱红了以后，每天都有人到家中去“告帮”（即借钱）。只要对方张口，无论多少，总要给一两块大洋。一个表弟，每周必来吃两次饭，饭后必抽大烟，临走必拿点钱。奚啸伯对这个表弟从未厌烦过。妻子有七个兄弟，生活也常靠他供给。他认为这是分内之事。奚啸伯对同行也是如此。著名花脸演员金少山一度衰败，连顿正经饭菜都吃不上。他组织同行为金爷唱“搭桌戏”（一种不取酬劳的演出。若干演员为救助某一同业而举行的演出，收入全部赠与该人），以解决生活困难。著名老生高庆奎，晚年生活窘迫。只要他去了后台，就一定叫管事给高先生送个“红包”，里面装上相当二路老生的戏份。
令人想不到的是，奚啸伯对家里人却相当“抠门”。奚延宏说：“想花他几个钱，可太难了。”一九五六年，儿子在北京京剧四团工作，想买辆自行车，求父亲凑点儿钱，可说什么也不行。实在没辙，便向当时的副团长吴素秋求援。吴一口答应，从奚啸伯的工资里扣下二百元。事后，奚啸伯还老大不高兴呢。
奚啸伯死时，没有积蓄，也无家产。死后，他给儿子留下一条破毛毯，一个樟木箱。
妻子
奚啸伯是个孝子，对长辈极其恭顺。挣钱多的时候，别说是置房产，就是给妻子买件新衣服，一要经母亲同意，二要跟姐姐、嫂子一起买才行。他的妻子张淑华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很受管束，常常暗自生气，又不敢多说一句。久而久之，元气大伤。奚啸伯也为家庭里的各种纠纷耗去许多精力，疲惫又痛苦。一九四九年，妻子病故，那年，他四十岁。
好岁数又唱得正红，续弦还不容易？妻子病逝不久，不少亲戚朋友便登门提亲，却都被奚啸伯婉言谢绝。他深知母亲的脾气和家务的繁重，深恐婆媳不和，引来家庭不幸。一九五四年老母去世。再提此事时，他又怕新媳妇给三个子女带来痛苦。弟子欧阳中石也劝说他续娶，以便有个老伴照顾。他仍不同意，说：“再娶困难很多。一要对方满意，二要孩子满意，三要我本人满意。我不能委屈别人。你想想，对方不满意，这不是叫人家来受委屈？孩子们自幼丧母，若与继母不和，既委屈了孩子，更对不住他们九泉下的母亲。与其日后对不住人家，不如自己对不住自己。”
每说到这件事，他总是热泪盈眶。与梅兰芳合作演出《二堂舍子》，梅老板曾感慨地说：“他这个戏是越演越好了，可能是有切身体会了吧。”
“文革”中，他身患半身不遂之症。朋友们议论说：“奚啸伯如果有个老伴儿就好得多了。”
他说：“我成了这个样子，又是反革命又是右派，又这么个半死不活的身子，不是坑人家吗？！”
奚啸伯六十七岁溘然辞世，二十八年孑然一身。
我冤呀！
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父亲结识了奚啸伯。
俩人作了简短的谈话，父亲劝他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
奚啸伯说：“我已经参加民盟了。”父亲笑着说：“那我们是一家人了。”
父亲问他经常演出的剧目都有什么。他说：“为了纪念《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诞辰，我和北京市四团演出了一个新戏，叫《范进中举》。”编写剧本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的作家汪曾祺。
“《范进中举》？”父亲重复了剧名，高兴地说：“好戏呀。”
奚啸伯答：“我只演了范进，可没中举。”这话惹得周围的人都笑了。
座谈会上，奚啸伯没有发言。可他的儒雅气质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散会时，父亲让我的母亲用她的车送奚先生回家。
我对这次会晤很感兴趣。想查查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过去的简报、记录或资料，做进一步的了解。可人家告诉我，农工党所有过去的文字材料都上缴了中共中央统战部。我还想查查民盟中央1950年代的档案，看看奚啸伯是不是真的参加了民盟。人家又告诉我，民盟的档案也上缴了。
后来从奚延宏那里，我才知道了奚啸伯在反右阶段的某些情况：1955年奚啸伯和儿子一起参加了北京京剧四团，他任团长，与吴素秋等人合作演出。不久，北京成立了一个京剧工作者联合会。梅兰芳、马连良分别任正副会长。因奚啸伯有文化，大家就推举他为秘书长。这段时间，他又忙着唱戏，又忙着社会活动。那时，奚家住在菜市口，李万春先生住在大吉巷，两家靠近，彼此交情也好，加之他孤身一人，李万春、李小春父子就经常请奚啸伯到家里聊天、饮酒，吃饭、喝茶。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戏曲界开座谈会，李万春总拉他参加。他也愿意和叶恭绰、张伯驹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往来。每次的座谈会，都是李万春发言，他记录。俩人形影不离。运动转入到反右阶段，俩人就一齐戴上了右派帽子。奚啸伯一提起反右，就说：“我冤呀。我从旧社会来，爱吃爱喝。但我从心里没反党。”
后来，我又从刘曾复先生那里得知：李万春在一九五七年夏季那篇关于民营剧团的精彩发言原来是由奚啸伯起草的，也许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脚石家庄
他成了右派分子，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团长（刘同起）来北京探望。谈话中，约他去石家庄。已经离开北京京剧四团的奚啸伯，觉得自己在北京已无任何出路，便一口答应下来，同意试演三个月。
一起到石家庄的，除了儿子奚延宏、琴师魏铭、跟包的陈宝山师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单位，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和他谈话，说：“因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资都不能按从前的标准计算了。”奚啸伯同意了，可和他同来的人一看这情况，拔腿就走。最后，剩下了儿子、琴师和陈宝山。
为了改造思想，奚啸伯除了唱戏，还干扫地、打水等体力活儿。一九五九年，他成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张东屏专员很关心他，与有关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尽量照顾。“白云深处青山下，茅庵草舍无冬夏……煞强如风波千丈担惊怕。”奚啸伯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提出离开石家庄了。
和北京的剧团相比，石家庄地区京剧团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乡镇演出。奚啸伯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演出的劳累，体质开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门来。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并觉得自己这样陪着父亲，总在乡下唱，一没意思，二无前途，就更谈不上技艺的提高了。
一天，儿子终于开口了：“我要离开石家庄。”
奚啸伯惊惧又伤感，说：“你母亲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们父子相依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独一人，可怎么过呢？这儿的演出条件是差，可人家给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这样走呀！”
就这样，奚啸伯把自己一条性命和全部艺术交给了石家庄。
寂寞沙洲冷
一九六二年，五十二岁的他，从艺整整四十年了。他毕竟有文化，觉得已经很有必要对自己走过的路，做一番整理。四月的一天，当同辈艺人还在忙活着登台唱戏的时候，奚啸伯已经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号，开始口述历史，由弟子欧阳中石记录下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啸伯自己写的。全篇完成后，底稿留在欧阳中石手里，誊清一份后，他带回石家庄，准备将来作为《奚派艺术专集》的主篇。“文革”中书稿遗失，幸亏那份底稿在欧阳中石那里，保存完好。
一九六三年春，为了选拔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剧目，河北省在省会天津市举办了盛大的现代戏汇演。那次共有六台大戏。有唐山的《节振国》、张家口的《八一风暴》和《杜鹃山》、天津的《六号门》等。此外，就是石家庄的由奚啸伯主演的《红云崖》了。每次看完一出戏，都要进行讨论，当时负责记录、整理会议发言的是尹丕杰先生。他虽是北师大毕业生，却又是个刚从劳教农场出来的“摘帽右派”。与会者都很清楚：《红云崖》这出戏绝无进京演出之可能，症结所在就是主演是个右派。 因料定《红》剧必遭淘汰，讨论会也开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规：讨论会记录稿要交给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顾地转身走了。尹丕杰正不知所措，忽见奚啸伯还在整理东西，便走过去说：“这记录稿交给先生好不好？”
奚啸伯脸一红说：“也好。”便接过去看起来。
少顷，他抬头问道：“这是刚记的吗？哎呀，这简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笔头功夫好了得！”然后低头又看了一会，遂抓住尹丕杰的手，说：“因为素未谋面，不知老弟的来历，请介绍一下。”
尹丕杰苦笑道：“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须生，我不过是？儿葱∪澹？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临时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啸伯沉吟不语，尔后话锋一转：“好，我单听听您对《红云崖》的意见吧。”尹先生谈了一大堆看法，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
奚啸伯听完，客气地说：“高见，高见。”又问：“您看过我多少戏？”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请评一评。”“不敢，不敢。”奚啸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说：“这样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便从记录纸夹里抽出一页白纸，写了“鹤鸣九皋”四个字。
奚啸伯看后，说：“过奖，过奖。”
尹又写了“雁落平沙”四个字。“啊，知音。难得的知音。”奚啸伯显然有些激动。
“先生别急，还有几个字呢。”接着写道：“寂寞沙洲冷。”
奚啸伯半晌无语，后长叹道：“命该如此。”说着将写着字的纸片叠起来，想往衣袋里放。
尹丕杰夺过来，撕碎扔掉。说：“无知妄见，不值得您保存。”
奚啸伯苦笑着，说：“对，对。”这时，会议室早己空无一人。偌大一间厅堂，奚啸伯神情萧疏，显得有些孤凄。
自一九五七年后，他就是一个寂寞的歌者。
听敌台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石家庄京剧团被派到束鹿县新城镇去搞“四清”运动。奚啸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锻炼和考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江青已在戏曲界发号施令，大力提倡现代戏，禁演传统戏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大家都不敢用老戏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啸伯听半导体收音机，无意中听到播出一段老戏。
一听：“昔日有过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弟兄们徐州曾失散，到后来相逢在古城……”这是《珠廉寨》里老生的唱段，越听越觉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听：“一来是老贼命该丧，二来是弟兄得团圆……”他确认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里害怕，但越怕越要听。这是什么电台？他决定听完：“劝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
最后，听播音员说：“这里是中华民国……”他吓得赶快换台。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奚啸伯偷听敌台，这是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状。
这叫生活？
一九六四年，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会演。会演完毕，赵燕侠等名演员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资的建议。他听说后，马上向组织提出要按国家一般干部工资制度领取工资的要求。其实，奚啸伯无房产，无积蓄，家里连些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薪水月月领，工资月月光。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态，说：“你又不是党员，干嘛这么积极？”
他置之不顾，坚决提出减薪。说：“只要我知道是党的意思，我决不犹豫。”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剧团很多人为表忠心，彼此揭发互贴大字报。而给奚啸伯贴的大字报就更多了，因为是右派，是团长，是“反动艺术权威”，从前在张学良部队当上士录事，故又加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罪名。于是，他被压在四顶大帽的底下。剧团一向是靠他挣钱的，很多演员都是跟着他学戏、唱戏的。现在，这些人都来揭发、斗争、打击他。一时间忘恩负义成了时尚，不再是恶行。
文明处在不文明的脚下，文化攥在无文化的手里，奚啸伯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挣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发五十元的生活费。后来，造反派说：五十元太高了，便降到十五元。他是“四大须生”，一辈子好吃喝。生活水准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先是牙齿脱落，又无钱镶牙。接着，就是急性肺炎。咳出来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吓坏了，赶忙和孙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进医院。
是幸运，也是命大。在医院得遇一位顾大夫。他医术高超，又是戏迷，特别喜欢余（叔岩）派，便暗中给奚啸伯以特别关照。顾大夫也是边劳动、边看病。每次看完病，俩人都要说说戏。奚啸伯的胆小，老戏一句不敢说，只讲现代戏，或者讲点发音、吐字及韵律。有了好医生，奚啸伯才渐渐康复，出了医院。
出院之后，生活依旧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费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费以后，他只能拿到三块钱。奚啸伯的烟抽得厉害，所以这三块钱里，还包括烟钱。他专买一毛钱一盒的“太阳”牌纸烟。如果伙食费里能剩下一两毛的话，他就拿来买火柴。
这叫生活？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无敌于全世界。
因他而死，为他而瘫
陈宝山是奚啸伯的“跟包”（京剧术语。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配备和随带的琴师、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俩人相处极好，像是亲兄弟。“文革”中，奚啸伯挨批斗。陈宝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点流露。一次，剧团到工厂俱乐部演出，奚啸伯父子下午就赶到演出地点打扫前后台、装台、打水，做演出的准备。奚啸伯有些劳累，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身子，怕他冻着，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这事被“革命群众”看见，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
后来，石家庄搞起武斗。奚啸伯看情况不好，就逃出剧团。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他每月十五元，怎买得起被褥？儿媳说：“天凉了，父亲没被子可怎么办？我记得父亲包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的包袱皮儿很大，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儿给父亲做床被子。”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皮儿，儿媳接过来，就赶紧动手，做成了被子。这事又被“革命群众”揭发出来。造反派的脸上，个个都是凶相。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阶级界限不清，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交代。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他担心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两个天下，那边一有风吹草动，这边就有回护之情。现在不同了，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可四下里张望，哪儿还有小路呢。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到自己的经历。记得在一九六八年，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剧团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追得到处流窜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就是改名换姓，落草为寇……爸爸也不会责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现在哪里还有草？”所以，我非常能体会陈宝山那种抬头无天、低头无路的绝境与绝念。我终于被抓进了监狱，而陈宝山的路就是死路。陈宝山只有去死。他决定自杀，先是喝下一碗火碱，又怕死不了加罪，接着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身留一剑答君王”，一剑亦可答亲人，亦可答知己。
奚啸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极度的刺激，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了医院。接着就下了“病危”通知。儿子接到长途电话，立即赶赴病房。等见到父亲时，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连声呼唤，已无丝毫的反应，似乎没有了知觉。儿子守护了七天七夜，又经过抢救，他才算返阴回阳，又由儿子、孙子二人轮流看护了一个月，才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时，医院知道这个被抢救的人是右派分子、反动艺术权威奚啸伯，便决定不再治疗，并勒令出院。
奚家原来住的四合院五间北屋已被没收，奚延宏向剧团恳求给一间客房暂住，遭到拒绝。最后几经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堆干草的小屋子。儿子带着孙子（奚中路）把干草搬出去，奚啸伯才有了容身之处。
没有昧过良心
一九七六年五月，那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欧阳中石抑制不住对奚啸伯的挂念，一个人偷偷去了石家庄。见他那骨瘦如柴的样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老师双肩，说：“我看您来了。”
奚啸伯鼻翼微微煽动，哽咽无语。过了好一阵，说：“别难过，让别人看见不合适。”声音迟滞，语气中一点感情也没有。
欧阳中石把头从肩膀上抬起，只见他满脸的泪水从面颊滚落。于是，赶忙拧了块毛巾，请他擦脸。
奚啸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谢谢您。”“您怎么还跟我客气？”“不，不，”他申辩着，神色凝重地说：“是我有错，有罪……”
人痴痴怔怔的，仿佛是在受审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奚啸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对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师徒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欧阳中石走进他的房间，奚啸伯早已梳洗完毕，端坐在那里。他对弟子说：“这几年，我总是像看电影一样地把所见到的人都想了一遍，主要是想有无对不起人的事。想来想去，没有昧过良心。”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借过一个徒弟一百元钱的事，便说：“这钱到现在还没还，很对不起他。不过，现在我没法还他。等将来我的情况好转了，有了钱，第一个事儿就是还他。”
这次会晤，奚啸伯办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给欧阳中石。他一定要孙儿拜师。
欧阳中石连声道：“愧不敢当。”“这是我赐的，长者赐，不能辞。”奚啸伯一语定夺。
分手时，二人不敢对视。欧阳中石走到门口，但听得他在背后说：“中石，我不难过，咱们都不许哭。”
欧阳中石返回身去，扑在了奚啸伯的膝前。“快走把，不然晚点了。”他双手摸着欧阳中石的头，老泪纵横。
这次分别也是永诀。“人生幻化如泡影，几个临危自省？”奚啸伯是能自省的。当然，是属于一个艺人的自省。
我想再看看北京
一九七四年，他的偏瘫症略有好转，便给孙子奚中路说戏，还练习用左手写字。准备日后不能演出了，自己可以为剧团写字幕。剧团一些演员、个别领导也来探望，安慰他好好养病。日子虽平淡冷清，病情倒也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奚啸伯得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非常兴奋，这时不断有人告诉他北京、上海的消息和梨园行的一些新情况，尤其对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他异常敏感、激动。过度的压抑、极度的兴奋，使他衰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外表的好转、情绪的恢复，发出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天，他仿佛意识到来日无多，将儿子叫到身边交代后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身体多病。你欧阳（中石）师哥为她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我也放心了。我看，咱们家里（奚）中路（现为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有才华，只有他可能继承京剧艺术。日后，可请你的师哥给他说说戏。”
最后，奚啸伯说：“现在，我心里还有一件事。如果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了，我要求你们陪我去北京一次。看看我的老姐姐，看看我的好朋友，再看看北京城。”
儿子一再地点头。“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日下午，他悄然离世，仓促又安详，没能看看他的老姐姐，没能看看好朋友，没能重返他的出生地北京城，也没能听到为他“改正”的决定。
奚啸伯走了，跟在马连良的后面，二人同为京剧“四大须生”。他们结伴同行，像两只凌空而舞、唳于九霄的白鹤。他们留下的是一个空虚，一个永恒的空虚。我知道，时间可以将一切涂改得面目全非，可以将沧海变为桑田，即使自家的墓园也只剩下了骸骨。但有一样是不朽的，那就是他们的灵魂与歌吟。
二OO五年三月—二OO六年四月于守愚斋。
征引文献：马健鹰、奚延宏、路继舜：《奚啸伯艺术生涯》，新华出版社，1991；京剧资料选编：《立言画刊》，陈志明、王维贤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