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萧乾先生到太原来，他是常风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的老朋友，在《大公报》写书评时，交往很多。那时他们都已是80多岁的老人，常先生行动不便，他家住在二楼，但萧乾先生告辞时，常先生执意要送到楼下，这是一种待老朋友的老习惯。
所谓礼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习惯，它有各种形式。礼仪的形成，我们虽然不一定说得出它的道理，但总有它的合理性和道理在，比如“三叩九跪”是旧时代的大礼，我虽然不懂它的形成过程，但我不简单否定它的道理。没有仪式，就没有庄严，没有庄严的形式，就没有实在的内容，所以凡宗教都要有一些仪轨。不过最高的礼仪，我以为不是表面的规则和程式，而是内化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这可能是礼仪的最高境界。
我特别难忘中国老辈学者的一些风度和一些旧习惯。比如平辈论交，只要你是老辈的朋友，不论老辈的孩子年龄多大，你的辈分都和老辈是一样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客套，而是有深厚文化根由。当年常风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常去看他，他那时已不能下地，但每次都要让家人送我下楼。常风先生是钱锺书同班同学，长我50多岁，但常先生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任何时候都是“谢先生”。他每出一本新书送我，题词都是“谢泳兄指正”。也许可以认为这是旧习惯，但我感觉非常温暖。
老辈学者间的礼仪，凡能感动我的，我平时看书就记下来，下面是三则笔记。
1.职业境界
我听章诒和老师说过，旧艺人有一个习惯，不论走到何处，凡在街头见到自己的同类，都要有所表示，不论对方是卖唱还是卖艺。我曾问过这是为什么，她说那是我的同行。这个境界，我以为可以称为职业境界。职业境界并不仅仅包括一个人的职业德行或者操守，它包含着对同类的尊敬，它其实有相当的超越性。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时代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旧时代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钱玄同甚至说过废除汉字、40岁以上的人都该杀这样的激愤言辞。
对这些教授的由旧到新，人们其实不必过于认真，以为他们的从旧到新，就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发现新的就要抛弃旧的。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比较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他们知道好坏。许多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看他们的初衷，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坏的，事情没有向着他们所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对于旧大学里许多教授的言论，我们总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评价，方能较为接近于实际，也比较合情合理。传统中的好东西，没有人为了追求新就一定要抛弃，他们的过激话，往往大抵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已。
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一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钱穆说：“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也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倾，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面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非咄嗟间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这不是一句空话。
2.不以政治论成败
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总体说来，还是人情味较浓的，那时对于多数教授来说，他们评价一个教授的好坏，并不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有偏见，将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政治活动分而论之，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表现。
杨树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他和陈独秀的一点关系。他说有一年：“从清华入城，车中遇邓叔存(以蛰)。告余云，陈独秀在狱中，专治文字音韵之学。今日正以陈缄嘱，入城购余所辑《古声韵讨论集》云。余因邀叔存来余寓，以《清华学报》所载余说字之文单印本二册，一，《形声字声中有义证》，一，《释》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请其转致。余与陈君不相识，惟曾见其著一说字谊之书，颇便初学。文学革命时，陈、胡并称，然陈之小学知识在胡适等人之上也。”(《积微翁回忆录》第89页)
遥想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是何等生气，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后来的道路也很曲折。邓叔存、杨树达都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反对别的教授对政治有热情，这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陈在狱中研究文字学，得到他当年教授朋友的帮助，其中就有他不相识的杨树达先生，教授和当时知名的政治犯往来，也很自然，这和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声望有关，但也与当时教授之间形成的不以政治论成败的做人准则有关系，在旧大学里这是为教授们所默认的一种行事原则。
陈独秀1944年客死四川江津时，据说当时各种人士都有表示，连蒋介石都送了赙礼。
3.教授欣赏学生
在老北大，教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今天已不常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教授和学生的平等。当年北大的那些教授对于学生是很看得起的，尤其对那些有才华的学生，教授们更是备加爱护，在他们身上真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这种风格也是老北大诸多传统中的一种。
柳存仁先生曾回忆说，北大的教授向来不惜推崇学生们的独到的特殊成绩。在北大，至少在沈兼士先生的口里，常常称赞大学四年级学生周祖谟的对于文字声韵的精研，而大学一年级的俞敏的语言学的训练，也叫罗常培先生大吃一惊。
后来周祖谟进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俞敏也做了北平中国学院的讲师，不负师友们的赞许和钦佩。胡适之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对于丁声树先生，胡适先生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北大旧事》第304页)
一个大学的学风不是空洞的，一个大学的传统也不是抽象的，它总是要由许多具体的东西来体现，老北大有那么多故事，有那么多趣事，不能说件件都能落到实处，但这些故事的流传本身就包含着让人怀念的精神。
刘军宁：为什么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
在中国人的日常观念中，对“做官”与“从政”并不加以区分，而是一概通称为“从政”。也许，在中国，“做官”就是“从政”，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每个官员都是以政治为职业，每个政治家都是官员。在中国，从政的意思是从事政府工作，在政府中谋职，如报考公务员。严格意义上的“从政”，是以政治为职业，是参政议、政的活动。因此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做官”与“从政”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明确。尤其是在民主政治下，“做官”与“从政”截然不同。“做官”通常是指担任那些由任命产生的政府职务，尤其是常任文官。而“从政”通常是指担任和争取担任（竞争）由选民选举产生的职务。如在政府内部担任处长、局长、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就是典型的“做官”；如担任议员、市长、总理、总统等职务的便是“从政”。在民主政治下，当官与从政是两条基本上互不交叉的管道。担任常任文官的人通常不是政治家；不仅不是政治家，而且还被要求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允许把党派之见带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同样，政治家也不可能成为常任文官。比较常见的是，一些常任文官辞去职务，参加竞选，试图成为职业政治家。由职业政治家变成常任文官的十分鲜见。
职业官员与职业政治家的区别还不仅在于此。他们之间的差别更在于：职业官员的眼睛是向上看的，他只对任命他的上司负责，而不是对他的下属负责。若不对上司负责，他的职位将朝夕不保。相反，职业政治家的眼睛总是向下的，他必须对他推选他的选民负责。如果他两眼向上，无视选民的要求与反应，他就甭想取得连任，甚至会像美国加州前州长戴维斯那样被罢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由选举产生的职业政治家领导由任命产生的职业官员，那么这个社会中一切政治的重心便在下面；用《硬球》一书中所引的美国前议长奥尼尔的话说，“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书中译为：一切政治对视乡土的！All Politics Is Local！）。如果职业政治家与职业官员之间没有局限，一切职位都是由最高权力任命产生的，就是“一切听从中央”。古代大一统下的那种轮换制与异地做官制更是旨在切断官员（政治家）与当地民众的纽带，确保他们只对皇帝负责。而皇帝的权力先是通过武力得来的，后来是世袭的，与民意毫无关系，直到被推翻为止。
“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硬球》一书所揭示的这一美国政治的重要原则，是中国人非常陌生的。作者马修斯在书中谈到了他经历柏林墙崩塌事件时所产生的感想。他通过与东德青年的交谈发现，在苏东体制下，一切政治都是中央的。地方的事情、公民的个人感受完全不进入掌权者的视野，除非有了突发事件。作者认为，“正是生活中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和人格伤害摧毁了东欧的社会政治体系。”作者由此认为，与上述情形截然不同，“民主政治的一大优点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照看好人们的油盐酱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们可望的回报”。
作者以他曾为之工作过的奥尼尔议长为例，进一步阐释了美国政治的这一重要原则。“一切政治都是地方的！”奥尼尔的这句名言在美国家喻户晓。也正是坚持了这一原则，奥尼尔在历时达半个世纪的选举中屡选屡胜。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家（而非官员）的所作所为，就应该看他与当地选民的互动，就看能否对选民的要求作出正确及时的反映。政治家之间的竞争，在不允许动用枪炮的时代，首先就在于看谁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上留下漏洞。“人们在观察公共问题时总是戴着自身利益的有色眼睛。……而有经验的政治家牵挂的不是车子、酒杯子和裙子，而是老家的街坊邻居。他的目光盯着他的选民所生活的世界。”这种重心在下的政治，必然是地方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样的原则会断送政治家的全局观。然而，实际却不是如此。以地方为重心的政治并不是不允许政治家有全局观，而是要求政治家从其选民利益所在的角度来关照全局。选民们所不能接受的是以围着中心转的“一盘棋”思想。任何政治家必须急选民之所急，想选民之所想。
比较起来看，在自上而下构建的政治秩序中，政治是中央的，官员是中央在地方的代表。在自下而上通过选举自主构建的政治秩序中，政治是地方的，政治家是地方在中央的代表。也正是由于政治重心所在的位置不同，也才有不同政治体制之间的差异。而美国的多中心联邦主义政体是政治重心落在地方的典型。
杨宽兴：我们是她想象之外的繁华与耻辱
那些业已消失的事物：
书和盘旋的旗帜、
微笑，以及
跌倒在街角的爱情
在一本女生日记的内页里
渐趋枯萎。
而狰狞的火焰，却将容颜和记忆融化
让时间那巨大的手掌
仅在少数人的胸口处
攥疼这样一个名字
——夏之蕾（1），那是属于夏季的植物：
梅雨是她沉静的墓碑，
在昏暗的天空下，水正冲刷着墨色的字迹
和片片血红。
而在古老的山脚下，从此，两个人
必须走进年复一年的
苍老与凄凉，走进
黑暗之后的又一次黑暗（2）
和你一样，我不曾与她有过短暂交谈，
但在北京的街头上，却曾经与她
并肩走过同一片舞动的掌声。
面对如此芬芳的名字
我不能使用永生和不朽这样的字眼，
因为她凝固的二十二岁，
尚未想好带走什么
急促的子弹便将她令人憎恨的美丽，
悉数留下。
没错，那是令人憎恨的美丽
十七年后的某个冬日，
我宁愿是个瞎子，而不必在一张照片前
怅然泪流。
回望一九八九，她为我们封存的美丽与残忍
让我发誓：我们，
必须一再地年轻下去，
由于我们的年轻
她才会成为最美的少女
一枝永不凋谢的花蕾······
而这样一株夏季的植物
也曾翘首期盼落雪的日子
以及雪花里，那些亲热的祝福
但她的期待不会以这样的尺度延长
她的三十九岁的北京
从不存在。
我们必是她想象之外的繁华与耻辱。
2006 11 15
注1：夏之蕾，1989年时的某大学女生，六四凌晨，夏之蕾随广场学生外撤，行至东单附近，
夏之蕾踉跄倒地，说了句：“快，找个地方休息，我好象中弹了。”她捂着胸脯，
鲜血从她的指缝中涌出。几位女同学脱下她的衬衣，发现左乳下中了一枪，血仍在往外涌。
几分钟后，夏之蕾身亡。参见张明：《永远的二十二岁》
注2：在夏之蕾去世之后，她的母亲哭瞎了双眼。
綦彦臣：作为政治学家的弗里德曼
米尔顿•弗里德曼作为一位坚定的新自由主义者，他是针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也是亚当•斯密的忠实的诠释者。从后一点上说，他对经济学的贡献多少地被世人夸张了。至于其1976年获经济学诺奖，也不乏1967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与1969年至1971年在尼克松政府任经济顾问的影响因素。
写下这段“贬多褒少”的话，并不代表我作为一个经济学者不尊重弗氏，相反，在我看来：这位伟大的学问家的主要贡献在于政治学而不是经济学；如果有政治学诺奖的话，他首先应获这一奖项。可惜，具有政治意味的诺奖只有和平奖一项，而政治学则不在考虑之列。
弗氏的政治学力作叫《自由选择》。虽然这本书仍以经济学的面目出现，但从一开始他与共同署名的太太罗斯•弗里德曼就开宗明义地告诉人们：这本书有两个明确的目的－－回归斯密的“自由竞争”与重温托马斯•杰佛逊在《独立宣言》中“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的政治自由主义。
弗氏政治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小政府”观念即坚决反对任何借口的政府扩张。他把政府职能仍传统地限定于国防、司法和公共事业方面，至于经济增长吗，与政府职能无关。这个观点放在中国语境中，是相当自由化的，且也是不可接受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发生巨大错误的话，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结束后的大批判中就涉及到了弗里德曼，似乎，在六四之前他在香港向赵紫阳系统大量灌输了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即今天看来，是那种用经济学理论表达政治见解的“话语技术”。然而，弗氏远没极左政治家想象的那样危险，因为他的研究经常是基于历史与实证的。
就在1979年他们夫妇出版的《自由选择》一书中，提到了当时的香港。他们赞扬香港殖民统治的“小政府”社会管理模式带来的自由繁荣；之于历史，他们说：从拿破仑的滑铁卢之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100年间为人类少有的和平的自由贸易时期，因此那时西方世界的繁荣得益少受政府干预的自由贸易。
作为一个在美国社会中有相当话语权力的学者，他义无顾反地批判了美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家政策特别是罗斯福新政。弗氏夫妇坚称：美国虽没有中央计划，但在此（1979年）前的50年里，由于政府权力膨胀和作为过多，人们的经济自由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也受到了不同程度上的损害，极大地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公平。
作为一个观点清晰、旗帜鲜明的政治学家，他的放胆直言确实对美国社会与政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按理说，既然1976年获得了经济学诺奖，就该功成身退了，可是恰恰相反，第二年他从芝加哥大学退休后就参与了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而此时的身份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
弗氏的新自由主义不仅深刻地影响了里根政府，而且也在凯恩斯的祖国产生了颠覆性影响－－撒切尔夫人政府利落地放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调为新自由主义。
伟大的弗里德曼长寿到94岁，这算是继加尔布雷斯（98岁）之后的又一个奇迹吧！
中国人有言道“仁者寿”，我想弗氏堪称经济学界的仁者了，而其仁所在就是他对杰佛逊的深刻领会－－“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
但愿我这不是牵强附会的理解。我也相信：上帝会给这位仁者以恩典。在天堂里，您微笑吧！弗里德曼先生。
──《观察》首发
朱学渊：毛泽东坏，还是共产党更坏？——答火戈先生
谢谢你的《“文革”情结何时了！》，不仅因为我成了文章的主角，读了还非常有感触。关于毛泽东和共产党，我们或许可以问一个不致荒谬的问题：“究竟是毛泽东坏，还是共产党更坏？”今天还有毛派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好，但是连他们都说共产党坏。因此，中国除了黄菊、贾庆林们，几乎难找说共产党好的人，由此可见共产党要比毛泽东更坏了。我这么说，你可能又以为我有“毛泽东情结”了。
其实，只须想一想这样一些事实：毛泽东只说“公有制”的理，共产党却说“公有”“私有”都有理，等于说掠夺和分赃都有理；世界上别的共产党放弃了共产主义，就改了名号，只有中国的一窝子的贪官污吏，魑魅魍魉，还说自己是“与日俱进”货真价实的共产党。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坏得会死，共产党坏得不死。无妨说毛泽东只是“一代生”的魔鬼，共产党才是“代代传”的坏种。
我说共产党是“具体的魔鬼”，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感觉。四十年前天下到处都是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只要党支部点灯开会，人们就担心他们在排“左中右”的队，生杀予夺的命运都由他们来决定。我还记得小小的荣昌中学里有个叫朱其德的“支部委员”，无一日不在研究、编写教师和高三学生的档案。大学里还有那些不学无术的政治辅导员……中国局面就是被这些无处不在的特务控制着，所以我说那时的共产党，兼任了特务组织的功能，你说这具体，不具体？
文革是共产党的内讧，我说它是“毛泽东反对共产党”。这个说法莫说你不相信，连我弟弟都嗤之以鼻：“共产党的头子，怎么会反对共产党？”这或许可以翻译为：“洪秀全是长毛头子，他怎么会反对长毛呢？”但洪秀全的确策动了“天京内讧”，毛泽东策动了“文化大革命”。评论家李劼先生透视了搞文革的初衷，说毛泽东是要以“家天下”替代“党天下”。这又是不是“反党”呢？
文革是一场颠三倒四、五败六伤的陷害运动，没有一个胜利者，却有亿万受害者；毛泽东的“家天下”愿望也不能转动地球，他死前不得不在“家”“党”之间搞平衡，他死了中国虽然回到了“党天下”，但却只是一个路人皆可辱骂的“党天下”了，何其伟大的变化啊！
《人民论》不是附和毛派歌颂毛泽东“晚年可贵思想”，而是注意到那个短暂的“家天下”时期，毛泽东曾经放任群众去摧毁共产党的各级机构，而群众中也伴生了反对毛泽东的思想解放运动。
共产党内曾经有过“评毛”的呼声，也有“悼周”的哀号，但都是为了“救党”。邓小平明白了“评毛”要伤共产党的筋骨，“悼周”也不过是愈描愈黑，于是每每只求“二十年的稳定”，不惜开枪杀人了。而我们应该站得更高，要看到毛泽东固然是一个巨魔，但他只是个“一头鸟”，而共产党才是“变色龙”、“九头鸟”。
我同意你把’四五’运动视为现代民主运动的“序幕”的看法，但“四五”也是文革的“落幕”。反推上去，难道林彪事件就不是序幕？难道翻印《出身论》的中学生们是在读了哈耶克的书后才觉醒的？如果不是文革摧毁了“具体的魔鬼”的特务统治，不是文革期间的叛逆思维的热身，能设想会发生这样一场民族意识的伟大骚动吗？
火戈：“文革”情结何时了！
朱学渊先生历来为笔者所敬重。因为他的众多精彩点评，大多达至一针见血或画龙点睛之效，为提升人们的认识水准，做出了十分可贵的努力。同时，曾从他来信中得知，朱先生早年在重庆荣昌县教过多年的书，这也增添了我对他的一种亲切感。至于一些不太到位的个别奌评，凡是感觉无大错的，笔者阅后也就没了记忆。但是，唯有他对于“文革”的某些见解，却令笔者不仅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为之大感惊奇。直言之，这令笔者感到，即便像朱学渊先生这么资深的异议学者，竟然亦存在颇浓的“文革”情结！这说明，“文革”之后遗症，有多么严重！
但对朱先生的敬重，并不因此而稍稍有所改变。这，有必要事先予以申明。
昨天从信箱中看到朱先生最新一段奌评中云：毛泽东只是“遥远的魔鬼”，而“共产党才是具体的魔鬼”等等。对此，笔者予以反复思考，终不能理解其意！无奈，只得提出如下商榷意见。请朱先生不吝指教。
即使把毛和共产党分开视为两个“魔鬼”，那也是两亇怎也分不开的连体魔鬼 （二者相比之下，前者的极左嘴脸更狰狞、更丑悪、更可怕 ） .
自一九四九年之后近三十年里，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不论怎么去感受，毛泽东也决然不是什么“遥远的魔鬼”；相反，毛几乎是贴近每个中国人毛孔血管里头的最现实（具体）的魔鬼。你看看，当毛发动“文革”打翻了十七年的老魔鬼 ，不是立马出现的是十年“文革”以及“革命委员会”这类更丑恶的新魔鬼吗！
把“文革”之前的共党及其体制视为“魔鬼”，不为过。例如，笔者当年就是在这魔鬼治下，在政治上被爪得血肉模糊 （ 参阅拙作──《难忘的一九五七年》）！但须知，那时这魔鬼之首就是毛泽东──千真万确的魔头一个。这，不管怎么看问题，谁能够把它的身、首分得开来呢？比如，认识一个人时，总不能视其头脑是遥远的或抽象的，只有其手脚甚至只有手指脚丫才是具体的或可感觉的。同样道理，若基层组织是共党，那么，其首脑机构（中央）更是共党无疑了。
当然，如果十七年之后的毛，真的“回头是岸”，那自然是另当别论。
但是，后来的无情的实践，能否有一丝一毫证明这一点呢？没有，一点也没有！那些所谓“毛主席晚年可贵思想”的认识，只是某些持“人民文革”论者的错觉罢了（ 即在思想上受蒙蔽的一种荒谬结果 ） .……
那么，又怎能得出结论说：毛发动“文革”，是为了“反对共产党”呢？这种结论，不是同样荒谬吗！
实践能够说明问题的恰恰是：“文革”之前的十七年，果然是斯大林主义体制的统治，但相比“文革”十年中货真价实的“社会法西斯”统治，却还算是多少持有常人心态的“魔鬼”，即：还不是那么极端化的斯大林主义体制。而毛泽东却正是处于当时不利于他的现实状况下，嫌它还不够极端斯大林主义化，故而决心打碎它，以便推倒重新再来。就这，能称作反对共产党吗？
因而，谁能说明毛在“文革”中“创造”的“革命委员会”不是共党独家政权？其实，能够予以说明的，只是这时的共党政体，是一种由毛泽东说一不二的，非常态的极端独裁的，毛记共党政权罢了。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所以，以一种更坏的共党体制更换原有的共党体制，决然不能视为是在“反对共产党”（ 专制 ），更不是什么“一场革命”。 “文化大革命”被打上引号，就是含着（说明）这一层深刻意思。
“文革”前十七年，离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还不远，虽然经过反胡风、反右派等政治清洗运动，但它多少还存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成份。
可是，“文革”中历经严酷的反复政治冲刷，原有这种成份已荡然无存（ 不是已被打倒抬不起头，就是已成阶下囚或已被杀戮 ）！那时，所言“巴黎公社”原则，岂有丝毫真实性可言？那纯粹是骗人的把戏！
在当时谁要搞真格的，就请他进班房。于是，杨小凯 、方圆等等就这样进去了！更有不少的人，因此而丢了年轻的生命！
至于“人民文革”成份，那是运动中的后起新生异化力量，它是毛的正宗“文革”的副产品。但在“四五”运动之前，它的力量分散而幼小，仅能钻“文革”的空子而扭曲地存在（ 例如打着“红旗”反“红旗”之类状态 ）。因而，它对于“文革”整体的性质，根本不曾起过异化作用。即：不曾存在一亇能同“文革”相左或相对立的“人民文革”运动。只有时至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发生时，事情才起真变化。故而，“四五”运动才可算是一场“人民文革”的运动──旗帜鲜明地反“文革”的人民运动。不过，随后兴起的现代民主运动（ 如“七九”民运、“八九”民运等等 ） ，已是扬弃“人民文革”运动之后的全新意义上的（ 即摆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实质的）民主运动了。
故此必须冠以“现代”二字予以区分，实有必要。因为，它们既有继承关系，又有更新（扬弃）关系；总之是，在上述两种运动之间，不应简单地划上“＝”号。
“人民文革”一词，原本是一种十分勉强的比方。因为，曾有不少人把反“文革”的“四五”运动，也归入于“文革”运动的一部分，于是有人反驳道：“那么，这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 参见王希哲著《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一文 ） .不想，随后却被一些出身于“文革”的异议写手与学者移而用之-专指“文革”时期造反派反官僚、反特权斗争活动与力量。这本无不可；但其结果在学术讨论中，往往把“文革”与“人民文革”搞得混淆不清。甚至，有友人在言说中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划上了“＝”号！明显流露出某种“文革”情结，而始终不自知！竟然认为一些不持此论者，是由于没有亲身实践“文革”之故。殊不知天下事，每个人有多少是能够亲身参与的？更不说身在狱中，绝不是处于隔世真空之中。
正是由于这两种内涵有差距的人民运动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继承性，故而笔者才把“四五”运动视为现代民主运动的序幕（这绝非笔者一人之见）。这初看似乎有点勉强，其实终归说得过去。所以我们以为，不管冠上什么头銜的“文革”运动，都不会在今后现实中再发生。那种预言“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浑话，除了毛的徒子徒孙，谁还会再相信？……
笔者看到，由于存在着上述认知上的差异，故在今年纪念“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才会仍然发生如此严重之争论。本来以为，经过这次学术性大论争，终能获得基本共识。但现在看来，事情还远非如此！
关于“闲话”引述胡平先生那篇论述“文革”的长文，笔者未见全篇（只找到后半部分）。但据“闲话”对其批判所列之内容看，胡文之观点不仅不是肤浅之论，而且正是冲着毛与“文革”的要害之处之高见 .
所以说，不管“闲话”是否是“冼岩”，他的言论只能作为一种闲话，姑妄听之，姑且存之。
总而言之，笔者的结论是：毛发动“文革”，实乃以极端之共（极左）更换（打倒）常态之共，故其动机是私心极度膨胀，是一种反动之上加反动，它除了是纯政治欺骗之外，再找不到一丝一毫理想成分之可言！
所以，“文革”情结虽然可以理解，但它实在应当休已。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六日
于重庆沙坪坝大公村
欧阳小戎：幕布下的恋歌（039～040）
| 039 脚步声
请让这金丝菊融化， 明天 红隼掠过阿尔卑斯山， 040 期 我疲倦了， 请掐一掐你那指尖的冰棱， 轻霜停在红枫叶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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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坛 |
葡萄园里的史诗：纪念克劳德·西蒙
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悼念老资格法语翻译家林秀清的短文，老人八旬出头，独自在家，不幸因煤气中毒逝世，让人扼腕，其时，我才刚刚读了一点她的翻译代表作《弗兰德公路。农事诗》，领教了克劳德。西蒙那几乎紧贴物质世界表面的笔触，这样的写作想来如务农一般辛劳，更不用说翻译了。林教授去世后，我在书市上偶遇她收藏的几本子夜版西蒙小说，朴素的白封面，深蓝色书箍，几乎成了外延甚宽的“新小说派”作家——从罗伯-格里耶到贝克特——反潮流、反传统气质的象征。我带了两本回来：《洋槐树》和《三折画》，它们是译者的，现在也仿佛是作者的遗物。
无关“新小说派”
《巴黎评论》的记者采访克劳德。西蒙的时候提到批评家的一种说法：西蒙有两类英雄——一类英雄反抗秩序，另一类英雄接受秩序——他的书就处于这两种人的冲突的中心。西蒙答道：“这类问题应该扔给哲学家处理。我是个小说家。最后说一遍：我感兴趣的不是‘为什么’（why），而是‘什么样’（how）。”
跟大多数作家一样，西蒙是讨厌批评家的，问题是像他这样奇特的作家又特别容易招致批评家技痒。他那层峦迭嶂的段落、有印象派画风的文字剪贴、括号套括号的叙述手法，是横在读者面前的重重障碍，也是批评家乐于看到的挑战。随着名声渐起，他不得不频繁地为把自己跟“新小说派”中的其他成员区分开来而费口舌，他讨厌被归入某一个流派。他有法国作家中普遍存在的恋物癖（比如乔治。佩雷克），也受过弗朗西斯。蓬热等倡导“回归事物本身”的一批前辈法国诗人的影响（蓬热最有名的作品是《对事物的成见》，西蒙也写了一部小说《事物的秩序》），爱尔兰的乔伊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也是他创作不可或缺的导师。但是，西蒙又是独一无二的作家，如果说他跟萨罗特、比托尔、罗伯-格里耶有什么特别相似的地方的话，那么，“对探索文学形式满怀热忱”可以勉强算是一点。
只是批评家的影响力足以误导不求甚解的公众，那张著名的照片，他和萨罗特、贝克特、罗伯-格里耶、罗贝尔。潘热以及克劳德。奥里耶在子夜出版社办公室外的合影，则更坚定了人们把西蒙同“新小说派”联系在一起的信念。当然，某种程度上这也得归咎于他自己安于田园——一生的大半时间都在法国南部近佩皮尼翁的地方种植葡萄，悠闲自在地酿他的美酒——社交留影实在太少。
毕生的自传体写作
安德烈。纪德在他的日记中有一个说法：法国显然不是小说的家园，他自己便尝试了许多体裁，长篇小说却只有《伪币制造者》一部。克劳德。西蒙比纪德又进一步，他认为，就是把法国从19世纪以来的前辈晚辈作家们的“现实主义”小说放在一起，只要一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相比，就立刻显出一种说教意味十足的、令人绝望的呆板来。老陀笔下的人物的暧昧和自我矛盾是出了名的，同时集善与恶、虐待狂和受害者于一身，西蒙觉得，传统的现实主义到陀氏这里已经是个顶点，再也无法超越，也无须超越，而萨特、加缪和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之类的本国精英尽管一个个受到诺奖眷顾而归，其实都是巴尔扎克、斯丹达尔们的拙劣的模仿者而已。
这倒并非是西蒙狂妄，而是他文学史后形成的洞见（事实上每个大作家都需要某种基础性的洞见）：法国人不擅长小说，更擅长自传——比如普鲁斯特，比如更早的夏多布里昂和卢梭。在传记类的作品里，人物可以或有意或无意地自我袒露，表露出他全部的复杂性和自我矛盾，而不必在阐述自己经历的同时，为让作品带上“教育意义”而分神。由此，我们才得以看到卢梭的两面性：一面申说道德，一面卑鄙处世；既满腔热忱地致力于儿童教育，写下了厚厚的一部《爱弥尔》，又残酷地把自己的孩子扔进了孤儿院。夏多布里昂呢？这个忠诚的保皇主义者兼忠诚的自由派，竟在赌场上把家里为他将来当流亡贵族派用场的血汗钱轻易地挥霍一空。与此相仿，西蒙在《农事诗》里塑造的主人公L.S.M为了大革命和《人权宣言》舍生忘死，却心安理得地送了妻子一名奴隶当礼物；狂热的雅各宾党人竟然策划把一个顽固的保皇分子拯救出狱，为了与她结婚……在西蒙看来，似乎每个法国人的浑身都披挂着琳琅满目的复杂个性，每个人、每一段历史都有着讲述不尽的色彩斑斓的传奇，用以记载这些故事的文字体裁理应同内容合二而一——这就是说，除了自传之外别无选择。
作为人生缩影的战争
西蒙的文字生涯以自传为生，战争回忆几乎是他写作最主要的理由。苦难留在他身世中的印痕虽简练却余味无穷：父亲一战爆发以后就上了战场，才打了两仗就在梅茨河战役中阵亡（在1989年发表的小说《阿拉伯树胶》中，西蒙回忆了母亲和两个姑姑如何一个村子又一个村子地搜寻父亲的坟冢）。西蒙自己经历过两场战争的洗礼，第一次是1936年，似乎是怀着年轻人共同的理想，他帮着为西班牙内战中的共和党输送过一段时间的枪支，但是不久共和党就随军事上的失利而垮台；四年之后二战爆发，入伍当了骑兵的作家先来到父亲抛尸的地方体验“奇怪战争”，然后随整个骑兵团用血肉之躯抵挡德国坦克的进犯，尝尽了战争的残酷无情。大溃败之后的西蒙被俘又脱逃，回到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南部米迪地区的家中，到这时，一种世界观已经在西蒙内心确立了下来：在意识形态角度从事改变世界的活动是无望的——西班牙的现实打碎了他怀有的理想，革命远不像文字渲染的那么神圣；同时，“美德”之类的东西在战争中的各方都不存在，法军的大败固然印证了侵略者的凶恶，然而战败者也没有什么道德优越性可言。
此后的西蒙再也没有离开比利牛斯山区，他开始从自身经历中选择那些有戏剧性和普遍性的场景，以印象派的笔法、用貌似互不关联的碎片拼凑成冗长的句子，形成一段段动静相生、五感俱全的情节——精疲力竭的骑兵们在泥泞道路上疯癫起舞；为“正义”而战的士兵在震耳欲聋的炮火中胡乱地扔着手榴弹，内心没有光荣，只有恐惧。西蒙说，在战争中，词语都失去了意义，炮火摧毁了人和人的概念；只要政府把人们推上战场，就别再假仁假义地谴责敌人的残暴。在《弗兰德公路》临近结尾时他用难得的清晰直白写道：“怎样称这一切呢？这不是战争，不是两军对垒正规地毁灭或消灭对方，而是为死亡所吞没。”
以战争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中心象征，西蒙所有以自传为体裁的小说都反映了人的幻灭和无助：事情发展总是乖离了人的初衷——越是满怀希望，受挫就越是宿命式地可耻。在1962年发表的《大酒店》里，一个年轻学生参加了一场被发起人吹嘘成要建立一个公正社会的政治革命，最后懵懂中的信仰被残酷摧毁，他（也许就是西蒙本人）懂得了革命不会发生，甚至最好不要对此抱以任何希望。《农事诗》的第四部，被许多评论家看作是对乔治。奥威尔早期小说《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重叙，后者开篇第一句就是“在巴塞罗那的列宁兵营，我参加民兵团的前一天……”西蒙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奥威尔在这本书中掩盖了事实真相：“如果巴塞罗那真的存在所谓‘列宁兵营’的话，那么就在不远处就有一个‘卡尔。马克思兵营’，还会有一个以巴枯宁命名的兵营。”这些各立山头的势力绝不是革命时期的兄弟战友，相反，它们“相互之间认为对方是‘反革命’，一心盘算着消灭对方的最好办法。”奔赴西班牙战场的战士彻悟到意识形态宣传的欺骗性。西蒙描述了“杀戮天使长”射出的一颗颗子弹的形状、运行轨迹和击中的目标——子弹不分正邪，生命是挣扎、苟且在泥沼里的虫豸，等待着随时都会降临的死亡。
葡萄园里的“茹尔丹先生”
只有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人，才能明白人的状况。《农事诗》出版之前西蒙曾告诉采访者，在这本小说中他将“对一切提出质疑”——从拷问恶性循环的人类历史到拷问“小说如何可能”，彻底的怀疑主义世界观与彻底的文学形式探索并辔而行。他就像莫里哀剧作《贵人迷》中的茹尔丹先生，此人开口就是散文化的句子，却终其一生从不知道自己的语言就是散文——西蒙认为自己的作品描写的都是事物的本来面目（“how”），是现实中的现实，那冗长的、碎片化的文字则是意识反映客体的过程的最真实再现：“新小说派”之中，西蒙也是被公认最“现实主义”一个，他的主题最接近19世纪的欧洲经典文学传统。然而，这样的作品在人们眼里的就是新小说“形式主义”的典型，就是晚年贝克特式的文本实验，就是先锋派和另类中人。当文字向西蒙敞开所有可能性的时候，文学史却将他头朝下放在经典作家的宝座上。他在内心深处是不是抱怨过巴尔扎克们确立了过于强势的传统，以至于创新者都被视为行而不远的异类？功成名就的克劳德。西蒙，其实一辈子都没能为自己正这个名。
如《卫报》的文章所说，在西蒙的小说里，“战争成了一种与人类普遍境况极其吻合的隐喻，是社会秩序瓦解于杀伐的混乱之中的形式和礼仪。西蒙提供了一套临时性的艺术秩序——也只能是临时性的——作为抵抗混乱的一次喘息。”他一辈子都认为自己是“现实”的：现实就是逃窜的飞机撒下的宣传单，就是战壕里连眼皮都堆满淤泥的兵勇，就是无名尸骸遍地种下的坟墓，就是升起在山间的葡萄藤，萌芽、攀援、结实，周而复始。葡萄园里写就的史诗告诫人们：冷酷无所不在，历史仍在缓慢地爬行，但不必去抱怨，不必为所谓的“荒谬”拍案而起或黯然神伤：“认为这个世界和本质上复杂矛盾的人类是荒谬的，岂不是更荒谬吗？”
因为迷恋，所以才爱
“书，是气味；书，是声音；书，是温度；书，是刻痕；书，是调情；书，是万恶之源；书，是两个人的事情；书，是肉体的爱；书，是精神的爱……”
经常买书，有人就问，为什么买这么多书？书房藏了很多书，有人就问，这么多书都读过吗？对此，王稼句只能笑笑，或随便搪塞一下。他说，“这固然是一个‘憨大’问题，一般读书人是不会这么问的……”口气中似有不屑。然而王稼句又反思着：“怎么才不辜负这书中含有的盛意呢？”但龚明德却不客气，把问这些问题的人斥为书的“丧星”，“从此可以不让这类东西进书房了”，“只该令其去当负责说空话的闲官或做与书无关的稳稳当当赚钱的生意”。止庵以为，径答“不曾”就是，免得人家再追问不休。
这些问题，我也曾被人问了多次，有时候也因为没有一个好的应付，而空添烦恼，只能苦笑一声。不过，下次如果有人还问这些问题，我会回答：因为迷恋。并且推荐他看看这本《书的迷恋》。
“迷恋一个人都不需要理由了，何况是书”。读书人迷恋书的内容，迷恋书的装帧，迷恋书的所在……读与不读，有时候真的并不重要。拥有自己喜欢的书，就是最大的满足。在这个物质时代，迷恋书或许只能算是躲藏在心灵角落里的爱了。
《书的迷恋》乃“网络与书”编辑部编辑的第十种杂志书。编者说，这是此系列杂志书之《阅读的狩猎》的对照之作。“《阅读的狩猎》谈的是我们对书的理性。《书的迷恋》谈的是我们对书的感性。”强烈一些的感性是迷恋，再强烈就是痴狂了。
“书，是气味；书，是声音；书，是温度；书，是刻痕；书，是调情；书，是万恶之源；书，是两个人的事情；书，是肉体的爱；书，是精神的爱……”读着书中这篇《问世间，书是何物》，我竟觉得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想象着书中这篇《有人问我关于“书痴”的事》描述的———“这些人对书天生好感，小时候走路上学，地上有钱看不到，见到字纸非要捡起来看个究竟不可……三两天不逛书店，他就觉得不舒服，每逛必有所得。”我竟觉得我的迷恋，我的爱无限放大了。
新刊一览
追忆90年代
●《StudioVoice》，12月号
日本人已经开始追忆上世纪90年代了，本期全面回顾90年代日本流行文化，并邀请音乐人和作家分析90年代和21世纪文化的变化，甄选了90张代表那个时代的CD，还有一张以超现实的方式绘制的90年代文化地图，呈现虚构与现实交织的历史。又是一次庞杂的总结，才隔6年，这种追忆未免显得过于刻意。
恶魔设计
●《Icon》，10月号
本期专题“设计是恶魔”挖掘设计师的幽深一面，呈现突破禁忌的设计师对于阴暗主题的迷恋：死亡、疾病、枪、性、昆虫等等，FredricksonStallard让地毯如同鲜血淋漓，TimorousBeasties把罪恶编织进了纺织品。而关于伦敦设计周的特别报道则聚焦伦敦设计展如何使用它的公共资金。
多角之恋
●《Wallpaper》，11月号
设计师总需要不断寻求突破常规带来新鲜感，圆弧与方形已经是太平凡的造型，所以多角元素开始争夺人们的眼球，可伸缩的餐桌、造型花瓶、限量版三角餐桌、如钻石般闪耀的抢眼容器等等。英国艺术家SpartacusChetwynd带领表演剧坊将神话角色置入时尚舞台，创造出华丽时尚与传奇戏剧的巧妙碰撞。
极简时尚
●《Frame》，11月号
时尚界当红炸子鸡HediSlimane将德国极简主义运用于DiorHomme的洛杉矶精品店设计中，以单色调、简约装饰和巧妙的光影布置在仅120平米的店面中创造出近乎迷幻的缥缈空间感。Slimane的每一家精品店都会找一名艺术家合作，这一次他找来了DanielArsham以科幻小说式的想象改造了试衣间。
韩寒访谈：我各个部分都挺传统
参加《杨澜访谈录》节目，澄清大众对自己的四重“误解”
他16岁开始写小说，人称“少年作家”。18岁开始赛车，自称“职业赛车手”。当然，同样的他，高一办理休学，接着频繁开骂，对名人指指点点，可谓人所共知的“叛逆典型”，被称为“文化破坏者”。现在他24岁了，开始唱歌、拍MV，人们又该称他什么？
韩寒确有“传统”的一面。
拿着高版税的职业车手韩寒原来也曾有过没钱买轮胎的落魄经历。
杨澜与韩寒在节目录制现场。
误解1 特立独行？
我没觉得自己骨子上有多叛逆
17岁休学，而后拒绝名校入学的好意，揭示个中原因，又对教育制度多有怨言，韩寒在公众眼中总是“特立独行”，并因此不停地吸引人们的眼球。
杨澜：韩寒，就在采访前，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你问问韩寒说他订婚了，有这事吗？
韩寒：按我的性格，应该会直接结婚吧。
杨澜：对，我还在想原来你还是很传统的，还要先订婚再结婚。做你的女朋友需要神经很坚强吗？
韩寒：不一定。
杨澜：是不是对你的女朋友来说她需要承受的东西也蛮多的？
韩寒：以前没有啊，我觉得好多年来都没有任何的事情，甚至包括和我女朋友一块比赛的照片连合影什么都有，但是也没有什么有心人弄出来啊，就是今年特别的奇怪。
但是我平时的生活肯定是不会像他们想象的，或者说很多文章写的那样。
杨澜：你会比他们想象的更叛逆？还是……
韩寒：不会，我觉得任何人说我不好或者觉得我的观点是不对的，甚至用一些刻薄的话来说我，我都不会有什么反应。甚至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们说的挺对的，包括很多人说《三重门》这本书写的特别做作，实际上这都是我心里想说的话。但是很多人他们都是在那里想象，有些人会说他是这两年在上海一直炒房子，然后出入各种酒吧啊，好多这种话。我个人完全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我在家里一年都不会有一个应酬。我的那些朋友可能更多的都是我老家时候的那些以前的小伙伴啊，可以一块打打台球，踢踢足球的，他们有时间的时候就是暑假，所以我会把暑假的这段时间除了比赛以外别的事情全部都排开，因为对我来说可能一年就能玩那段时间。
杨澜：有人说，有的时候叛逆是一个年龄段，你比如说从15岁到20岁，所有的孩子都不同程度要叛逆，有的人是骨子上叛逆，所以他一辈子都会很叛逆。你觉得自己是哪一种呢？
韩寒：我也真没觉得我自己骨子上有多叛逆。我其实挺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的。
杨澜：你怎么接受别人的意见？身上有什么传统的部分？
韩寒：其实我觉得我各个部分都挺传统的。
误解2 恶语伤人？
原以为他们都应该足够坚强
今年3月，韩寒与从事文学评论的白烨展开一场论争，这场论争所掀起的波澜，更多的不是源于观点，而是源于韩寒近乎“骂街”的麻辣用词，令一些人反感。
杨澜：我觉得可能是你所用的语言和观点让你显得相当叛逆。而且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故意的，比如说你在用一些脏话的这些字眼，我觉得你是为了激怒别人。
韩寒：那个时候是稍微有点，但完全不是存心故意的。
杨澜：你最初在写那些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会对另外一个人产生影响？
韩寒：我不会想到，其实觉得他们都应该足够的坚强，也许我自己本身觉得，车手应该是这样。
杨澜：你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得到了一种表现欲的很大满足？
韩寒：有一点。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喜欢上电视，我更喜欢在不露面的时候做些事情。假如这种争论在以前，我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然后对方看见了想一个月，过一个月后再发表回应，可能就没有那么激烈和针锋相对。就算满足说不大上，但至少是挺开心的。
杨澜：我觉得是不是上了网的缘故大家都疯了，可以随便用各种各样的话，然后都被那个话刺激着？
韩寒：大家可能都会疯了，就像你说的那样。回头看看，包括我自己会觉得那些话没有必要。那些骂我的人，他跟我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为了帮一个不相干的人或者是为了完全我就是看他不顺眼，就要去说那么多的那种低俗的话，大家可能回头看看都会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杨澜：你觉得以后在行文上自己会更有分寸吗？
韩寒：不知道，应该不会吧。我不会对一个人进行恶意的攻击，但是我自己心里怎么想的，我会说出去。比如说我的确是不喜欢某人的那个发型，因为以前有一个我不喜欢的老师，他也老是那样的发型，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可能这个想法非常刻薄。
杨澜：那一代人可能都没有对发型这么大的关注，不像你，你这个头发这个角度是不是都是设计过的，正好遮住半个眼睛。
韩寒：我跟你说吧，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年我从来没有梳过一次。
误解3 问题学生？
我好，没想到别人更好，所以放弃
关于高一留级退学，很多人认为韩寒是典型的坏孩子，问题学生。其实他也曾是各门功课不错的好学生，只是认为教育规则有问题。于是韩寒选择了突破规则，在第二个高一还没念完的时候，办理了退学。
杨澜：你在高一之前还是一个相当好的学生对吧？各门功课还都是挺不错的，那个时候你还是决定要遵守规则的对吗？
韩寒：那个时候其实还是稍微有点野路子。当时在初二是十四班，你想我们那个时候初二有多少班？我们班是属于一个英语的特色班，但是我们进去英语可能会比较注重一点。
我其实成绩还可以，当时刚进去的时候考了273分，三门，我记得平均91分一门，结果我还好高兴，我给家里面说我考了273分，然后我爸一看也好高兴。因为语文根本不可能满分，我数学也一直不大好，所以我觉得怎么都得排在年级前十名二十名，结果到最后排下来一看是班级的第43名。
我们班有差不多将近50个人吧，我不知道那些学生都是怎么学的，从此以后我就放弃了做一个好学生的想法。
杨澜：就这么简单放弃了？
韩寒：后来我觉得为那个干不值得，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做得挺好了，但是没想到别人更好，关键是我对这件事情不感兴趣，我们没有必要在上面为了争一个我不感兴趣的第一去拼死拼活的。
杨澜：那你语文课里面要争第一是吗？
韩寒：不，我争不了，我语文课作文写的不是特别好，就不能拿到高分。而且经常那种分析题我总是特别的不好，总是不能理解作者当时的用意是什么？我记得有一次我稍微有点名气以后，有人用了我的文章去做了试卷的分析题，我拿到那张试卷都不能理解我当时的用意是什么。结果我记得还是选错了答案，这就说明一定是规则出了问题，不是我出了问题。
我觉得人很多时候，很多看似很英明的决定其实都是被迫做出来的，并不是他主动那么做的。我当时写作是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我觉得我当时慢慢写东西，然后在差不多离考试一个月的时候再突击一下数学、化学、物理，还是能通过的，但是完全不能，所以我留级了。
其实我特别喜欢那种基本功很扎实的野路子，但是这种人挺难找的。我也知道什么人我挺欣赏的，包括丁俊辉、包括刘翔，但是我不欣赏的人太多了。
杨澜：你欣赏天才是吧？
韩寒：但是有一点，当丁俊辉拿了世界冠军的时候有很多人居然会在那里指责他父亲的那个教育方式。我觉得真的是太奇怪了，为什么去指责一个世界冠军的教育方式有问题？这实在太说不通了。
所以我从来就没对人说大家都一定要来退学或者说一定都不能够在学校里面念书，这是不好的。我一直说，好多人好像都觉得我不读书了这怎么行？我从头到尾一直在学习，我真的觉得上学跟学习完全不一样，人不能中断学习。
杨澜：我很想知道你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我相信你当年在退学的时候是一个让他们很操心很揪心的孩子，在你走上社会这么多年之后你跟父母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韩寒：挺好的，有时候一个星期回家两三次，其他时间自己租房子住在外面，所以现在相处得反而很好，但当然最主要的是见的少了，如果见多了还是会天天吵架啊什么的。
误解4 钱多玩票？
也有没钱换赛车轮胎的时候
玩赛车、发唱片，不少人认为韩寒是个愿意显山露水、喜欢玩票的人。但面对记者的拍摄，他却因为不习惯摆造型而显得有些僵硬。在采访中，韩寒也并非网络上那样咄咄逼人，而是相当的“谦和”，这莫非才是他的自然状态？
杨澜：你现在真的把赛车当成一个专业在做，而不是说像一开始很多人都是觉得你是在玩票而已？
韩寒：关键这东西吧不好玩票，别的东西能玩票，写东西呀或者唱歌大家都能玩票，因为你没法分辨好坏，你死活认着我是好的，那没办法。
但是赛车因为它是一块儿发车，快慢大家看一眼都知道，如果你是去玩票老开在最后一个都不好意思。我从小参加各种运动，在学校里面的比赛基本上都是第一名，所以如果不在前面我会特别难受，我自己不大会允许去那里玩票。
杨澜：说为了赛车曾经有过连轮胎都换不起的时候，你有过这么窘迫吗？
韩寒：哎哟，我一直这么窘迫，三四年前在北京的另外一个车队里，是朋友的一个车队，然后我用我自己的赛车在那里比赛，还有很多比赛的费用是我自己出的，当时版税也没那么高。
杨澜：那个时候一个轮胎要多少钱？对不起，我对这方面很无知。
韩寒：一条轮胎可能也不过2000元钱，但你不能一条一换，得四条一起换，所以偶尔会经济上窘迫。
杨澜：看来你也有“秦琼卖马”的时候？那你后来怎么解决？
韩寒：后来就没换。
杨澜：没换？
韩寒：因为轮胎嘛，你磨平了是光头胎，光头胎也是比赛轮胎的一种，虽然我们的光头胎不是正宗的。
杨澜：我觉得现在国内的赛车观众其实也不过就是几百人而已吧。
韩寒：那算多的。
杨澜：所以你赛车也不是为了引起人们山呼海啸般的关注？
韩寒：山呼海啸有啊，拉力赛的时候有，因为拉力赛当时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嘛，那些地方六点钟就开始封路，那些山路沙石路，封了以后老农们出不去，就只好在那里看赛车。
杨澜：哦，是这么回事。
韩寒：那里的居民平时普通汽车都看不到多少辆。我们在沙石路上的比赛速度会很快，村里的人都会看，屋顶上啊，山上啊，一眼看去都是人。
当你开的特别好时，你从来就听不到掌声，当你翻车的时候，你边翻边能听到周围全是掌声和喝彩，全是这样的“山呼海啸”。
采访记录由《杨澜访谈录》节目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