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而已集。可恶罪》：“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鲁迅这段话可以使人想到中国古人那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3年5月11日有孙大午《珍贵的史料，不息的强音——再一次痛悼李慎之先生（附2003年1月15日〈与李慎之先生谈话纪要〉》，文中记李慎之先生话说：“毛在批判胡适的时候说：批判没好话。”
2003年第1期《书屋》吴钩《两种批判风格》开篇介绍道：“作为一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与左翼激进派的思想分歧自不待言，受后者攻讦亦是情理中事。然而胡适也拒绝与保守势力合流，二十年代末他首倡‘人权运动’，受到保守势力的思想围剿，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又发起清算胡适‘思想毒素’的运动；几乎与此同时，大陆方面也正在开展批判胡适运动。”
被陆超祺先生称赞为“不信神，不怕鬼，认准了真理就往前闯”的王若水先生，一生中也有过遗憾的时候，他在《压制思想的思想运动——读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史实：“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说：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的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却毫无思想准备，只好匆匆忙忙跑到图书馆借了几本胡适、杜威、詹姆斯的著作，就连夜突击写起来了。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反动哲学的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胡适呢？陆超祺先生在《最后一次闲聊——悼王若水》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借批《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而发动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并不是出于他真的关心《红楼梦》的研究，而是因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自由民主思想，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太大太深，深成一种极大的障碍。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2002年2月18日于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系讲演《胡适在现代中国》，其中有一段史料值得一录：“第一次批胡运动从1951年11月至1952年1月，是以‘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改造运动’的形式出现的。稍后又有‘北京文艺界整风学习运动’。这场运动规模不大，只是局限在京津高等院校，涉及的人员主要也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大规模的批胡运动，或者说第二次批胡运动，是在1954年11月开始的。导火线则是9、10月间的‘《红楼梦》事件’。这次批胡运动是以郭沫若、周扬两人来挂帅的，但真正的授意应该说是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我们能找到毛泽东《关于〈红楼梦〉问题研究的一封信》，这封信当年是作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出现于报端的，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手笔，它实际上打响了批胡的信号弹。这次运动几乎动员了整个知识界，包括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卷入其中。时间持续到1955年8月，前后长达10个月。作为这次运动的一个总结性成果是三联书店出版的洋洋三百万字——《胡适思想批判》（8辑）。”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开篇写道：“曾彦修先生在《立此存照》（2001年2月10 日《文汇读书周报》）一文中详述了1955年以三联书店之名出版厚厚八辑《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的经过，使人了解不少内情。惟曾先生说‘我相信大陆上大概是没有一个人看完过那八大本《胡适批判选辑》（应为《胡适思想批判》，笔者注）的，这恐怕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则过于绝对。笔者不才，却在1990年认认真真读完了那8大本、200 余万字的《批判》。”
那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些“胡适的许多朋友、同事、学生”，对相关的历史，对相关的许多问题，应该是很了解甚至很有研究，他们应该秉学理和历史真实说话吧？但是，雷颐先生另一篇文章《彭柏山的悲剧》中有一大段，不知那段历史的人看了会感到很是惊人：“在‘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时，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宣扬的‘个人主义’。他问道：”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简单地说，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作者认为现在’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天才”的个性的发展；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所以，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胡适在中国’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胡适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所有这些，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作者笔锋一转，又指向尚在国内的’个人主义‘：建国后’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一切个人主义思想、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改良主义等等，已没有合法的地位。‘但由于’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仍然起着危险作用‘，所以’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他进一步说：“在我国过渡时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取消阶级斗争……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因而是极端反动的。’因此要加强斗争，‘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改良主义等等’。”雷颐先生在文章末尾写道：“历史有时确是残酷。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解放日报》，但就在三个月后，此文墨迹未干，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罪名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
雷颐先生《文章千古事》一文对那充满了极其粗暴的谩骂的8大本、200 余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有所记录：“‘看，照妖镜里是什么东西？’‘一只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第一辑，第46页）‘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支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第二辑，第320 页）‘从他的文章和演讲中，不难看出他那”一吓、二诈、三丢手“的流氓本事。’‘胡适在文化上是骗子兼恶棍，在政治上是流氓兼奴才。’（第二辑，第335页）”雷颐先生写道：“予生也晚，原以为只有在自己经历过的‘文革’中才有这种‘大批判’体，此时方才明白，‘文革’确非‘一日之寒’，而是早有渊源。”不知道雷颐先生这里的“渊源”指向多远，其实，我们的“大批判”，从孔孟的“圣人禽兽”“君子小人”、从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就开始了。
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胡适对旧时代的批判和战斗、胡适对新文化的贡献，就都被否定、歪曲、隐蔽、忽略不记，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忘了1929年是胡适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就在这轰轰烈烈的“大批判”中，人们不再想起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指出的：“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说过“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用一个人的言论思想来统一思想，只可以供给一些不思想的人的党义考试夹带品，只可以供给一些党八股的教材，决不能变化思想，决不能靠此‘收革命之成功’”，人们不再想起胡适曾告诉青年“少年的朋友们，现在有一些妄人要煽动你们的夸大狂，天天要你们相信中国的旧文化比任何国高，中国的旧道德比任何国好。还有一些不曾出国门的愚人鼓起喉咙对你们喊道：”往东走！往东走！西方的这一套把戏是行不通的了‘“，胡适曾向青年呼吁：”我要对你们说：不要上他们的当！不要拿耳朵当眼睛！睁开眼睛看看自己，再看看世界。“
房向东《鲁迅与胡适》记载了一段很让人鼓舞的历史：“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 议》之后，鲁迅与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 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 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 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 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 明显，鲁迅所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 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 ’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 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 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 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 有人提倡思想革新。（《三闲集》）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 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 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 与《答KS君》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 鲁迅日记》中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 称誉鲁迅是’白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 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 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台北 远流出版公司出版）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 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就在大陆和台湾几乎同时批判和清算胡适的时候，曾被郭沫若骂为“二重反革命”、曾被周扬压迫、排挤和“摆布得可以”的鲁迅，却在大陆被高高地当圣人捧起来了，毛泽东对鲁迅那几段著名评价总是印在当年出版鲁迅著作的扉页上，郭沫若也盛赞“《王国维遗书全集》和《鲁迅全集》这两部书倒真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一对现代文化上的金字塔”，周扬也盛赞“鲁迅就是伟大的革命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后来的创造活动中更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伟大的先驱者和代表者”。
在林贤治先生《人间鲁迅》一书研讨会上，谢泳先生发言：“……谈到鲁迅与胡适的关系，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可以把问题转换一下，就是为什么鲁迅后来被恶势力、专制的力量利用呢？为什么他们不利用胡适呢？简单地说，国民党时期当局是排斥鲁迅的，胡适有时则在官方的一边；到了另一个时代，则借鲁迅作了这么多的文章，把这么多的东西强加给鲁迅，利用鲁迅愚弄了这么多人这么长时间，四九年后，鲁迅差不多是他同时代作家中唯一一个没有被禁止的作家，在毛泽东的著作中，鲁迅是被提到和正面引述最多的一位现代作家。我想不明白。我直觉是鲁迅的思想里面有一些容易被某一政治力量曲解的成分，或者鲁迅的语言指向不是太明确，容易被别人利用。如果是进步力量的话，为什么不利用胡适呢？胡适是容易和官方妥协的人呀。在不容任何异端的时代里，却完全容纳了鲁迅，这是非常需要深人研究的。”
鲁迅为什么会被利用？我试想了一下，首先如网上关天茶壶先生在《考量一个权威的估计（关于鲁迅的）》中指出的，鲁迅已经死了，人死不会再说话。这是一个首要的先决条件。据很多资料介绍，毛泽东是1933年在瑞金中央苏区受人排挤而没有领导职务时就冯雪峰开始了解鲁迅，但他在1927年就已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虽然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阿Q正传》等作品，但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恰恰对鲁迅所批判的阿Q式革命进行了大大的歌颂并为日后的“文化大革命”打下了伏笔。《中华读书报。毛泽东论鲁迅：我与他的心相通》应该一看：“毛泽东接着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还对冯雪峰说，他自己也想重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书。他问冯雪峰，鲁迅这几年写了些什么。冯雪峰扼要地介绍了鲁迅到达上海后所写的文章，尤其是几次论争中的文章。”可见，毛泽东读书不死，当鲁迅对毛泽东几乎还全无了解，毛泽东从那时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去“活学活用”鲁迅了。
吴志翔《另类的鲁迅》：“鲁迅的脾气这么不好是因为什么？因为当时的中国实在是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苍蝇成群，蚊子成团，一些所谓智识者一直不断地在叽叽歪歪，心情怎么好得了？”鲁迅对中国历史、政治和传统文化诸方面痼疾发起了全面进攻，其火力之猛，其范围之广，无出其右。毛泽东1925年在《沁园春。长沙》里写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毛泽东1936年2月在《沁园春。雪》里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具大气魄，毛泽东理论上坚决反“封建”，毛泽东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就要把文化问题用政治解决。反“封建”，打鬼借助钟逵，鲁迅当然是首选，鲁迅对旧时代政治、文化的诊断和批判都是最强有力的资源。可惜，这资源到1949年后却越来越成为政治上的武器，鲁迅的名字被叫得最响的时代，恰是鲁迅最反对的时代。
话又说回来，利用鲁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利用，当然要选足够有分量、足够有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胡适也不乏激烈处，但，陈独秀已被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打倒而且不能再平反了，胡适也跑到台湾而且纵召唤也不肯放下思想再回来了，这时候，有分量的，只剩下了一个死去的鲁迅，正像网上关天茶壶先生所说，死人是再不会说话了。
阎晶明先生《“鲁迅言论”的时代烙印》：“因为想留心关注‘文革时期的鲁迅’这个题目，所以手头购集了十多种编印于‘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又发现新时期以来直至现在，‘鲁迅言论’的编选仍然时有出版，所以就很想知道，同是一个人的话，放在不同的编选题目下，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它们的意义是如何的不同。毫无疑问，‘鲁迅语录’的编选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迹。……最值得今人回味的，是这些‘鲁迅言论’专辑的编选方法和题目。几乎所有的版本都有这样的总题目：”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阶级和阶级斗争‘、’文化革命‘、’支持青年的革命斗争‘（有的则直接使用’造反有理‘）。就好像鲁迅几十年前就预料会有一场这样的’大革命‘一样，’文革‘时期的流行语言，都能在鲁迅那里找到出处。这番’苦心‘和’功夫‘实在不容易。此外，无论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周扬之流的斗争‘、’为人民服务‘等等，大都从《鲁迅全集》中摘取有用的片断和句子，只要看上去符合’革命要求‘，就不惜掐头去尾地引用，安放到一个连鲁迅自己都未曾想过的题目下。好几本’言论辑‘把鲁迅1922年为自己的小说集《呐喊》中的一句话，当做他紧跟党走的言论证据，这句话是：“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但那一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年，鲁迅当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他对共产党的了解和认识是好几年以后的事。但编选者要按自己要求来对待鲁迅，实在是一种不问历史的‘拿来主义’。有的‘言论选’中把自以为对自己有用的话尽量摘取，却将同一文章中的认为于自己不利的话删去。如某大学红卫兵于1968年编选的一册《鲁迅文摘》中，在‘文艺的阶级性’栏题下，鲁迅作于1931年的《答北斗杂志社问》被列入，这篇文章主要由八个要点组成，并标有序列号，编选者却特意将其中的第五和第八条删去。这两条原来是：”五，看外国的短篇小说，几乎全是东欧和北欧作品，也看日本作品。‘’八，不相信所谓中国的“批评家”之类的话，而看看可靠的外国批评家的评论。‘这两段话其实极具战斗性和鲜明态度，但因为’东欧‘有倾向苏联之嫌，日本的文学当时也已禁读，加上不读中国批评家的书而专读外国人的书，让人产生“崇洋媚外”的嫌疑，所以就被编选者大胆舍弃了。“
网上有“文革”过来者亚-列先生说过一段话，他说：“说点个人经历：1970年在乡下，正是真正读了鲁迅几本杂文著作后，才真正开始怀疑文革、XX、XXX对鲁迅的神化，以及自己的狂热的。当时还想，XX这样推崇鲁迅不是愚蠢吗？鲁迅的批判里，有许多投枪不正戳在XX身上么？当时自是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何以如此神化。又过了几年，曾听南京大学当年因反张春秋而被镇压的一派的大学生说，正是被镇压，使他们开始直觉地反感文革，当时在学校里，镇压后已‘闲’着无事，不许革命了，且又无书读，只能读鲁迅，便找来读，但读着读着，本是‘无聊才读书’的，却越读越兴奋，感到鲁迅所言，与文革之劣皆能一一对应，针针见血，不禁豁然开朗，于是他们做了当时自己最主动最愿意做的一件‘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事，将鲁迅文章中所有针对文革的言论，辑成了一本《鲁迅语录》，自行印刷数万册，广泛传播。承蒙他们赠之一本。19XX后，某夜又顺手翻翻，竟又发现，此《语录》之百分之七八十，竟又像是先生针对当今而言的，依旧针针见血。”正是读了鲁迅的书，使当年的人和后来反思的人看到，当年理论上高扬鲁迅大旗，大力挞伐“封建”，但实际上走的却是一条传统“儒法”的老路。个人崇拜，学雷锋，大公无私，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是儒；监禁，抄家，株连，禁书，大批判，文字狱，这又是申韩，中国传统社会有的全都有，恰恰没有鲁迅。
吴钩先生在《两种批判风格》中写道：“在二元拉锯之世，大凡不肯依附、持独立批判态度者，必为拉锯双方所不喜，乃至不容。”吴钩先生说，此话适用于胡适，也适用于鲁迅。
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先前被歪曲、被误解、被错误批判的历史名人在政治、文化甚至在人们的心中被平反，人们逐渐认识到，那些人并不像过去听说的那么坏，很多反倒很有价值，很可爱，诗人公刘先生在报纸上发出整版文章《愧对胡适》，陈独秀的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梁实秋的闲适散文也带动了许多仿制品。但是，文化生活的丰富和活跃并没有改变人们“二元对立”的习性，许多人从一个极端又跳到另一个极端，过去称颂的，现在就都竭力要倒掉并踏上几脚，再加上传统文化空前沸腾，闲适之风越来越热闹，国中许多人认识水平又还远未提升，目光脑力正还不断受许多纷纭东西的蒙蔽，鲁迅就越来越受到来自许多方面的攻击，甚至说“伟光正”对鲁迅进行了很大歪曲和利用也成了“天大的谎言”。鲁迅有力，有分量，使得有人不得不用他，也更激得有人要借砸他以显示自己有力。倒鲁的队伍很复杂，这其中，有很清醒的，他知道鲁迅要醒人要使人立。但也有因憎恶利用者而连被利用者一并憎恨的，而更多的，都属蒙昧趋时人云亦云了。
胡适不幸，被人罗织罪名。鲁迅不幸，在多少年后，又受到了胡适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