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站文章

张戎在《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第五十八章“最后的日子”里，描述了一个仇恨、失意、自怜的老人，在大限将至之前的虚弱、无力和衰老；而中南海外，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黑暗的“文革”运动，仍然像绞肉机一样在吞噬着中国人的生命：在一场又一个场运动中，一群又一群的中国人在宰杀了另外的一群又一群中国人后，再被其他的一群又一群中国人宰杀。青春、鲜血、生命祭奠了一个时代、亿万民众的悲哀。

吴祖光大骂“毛贼”的“非毛化” 1980年代，曾经受到迫害的主流知识分子、老干部以及广大民众，千夫所指，把建国后从1957年反右到文革期间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一股脑的推给“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尤其毛泽东本人，根本不管或假装遗忘自己在此期间曾经也是害人者。

游泳池书房内这个垂暮的高龄，似乎是魔力无边制造了一切灾难的撒旦；纪念堂水晶棺中那具腐烂的干尸，天然地成为亿万民众最方便借用的所有罪恶的托辞。

佛法无边，回头是岸；跟历史传统一样，在那具干尸的挡剑之下，我们终于又毫不客气、兴高采烈的原谅了自己一回。而我们的后代，却不得不重新用青春、鲜血和生命去轮回历史即将上演的“六四血案”和“镇压邪教”。

我们欠历史一个忏悔！

当肌肉萎缩，枯瘦如柴，白发尺长的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9年11月垂死之际，不知道他有没有忏悔过：1940年代在延安，他提出了个人崇拜性质的“毛泽东思想”，亲手推动了“红太阳的升起”；1950年代结盟毛泽东，“三反五反、大跃进、反右”，干掉高岗、饶漱石，击败彭德怀，亲身参与完成了党内、国内言论入罪的“文字狱”统治时代。1960年代末，当他身背国家主席名义，拿着宪法而无处申冤时，又有几人能够听见？

每个人都很容易原谅自己的过错和罪恶，却很难忘却自己所受到的伤害，这是人之本性；而谎言、不诚实或违背良心，却是人之原罪。近半个世纪以来，伴随着政权扼杀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在面对诱惑或遭到镇压之间，一代又一代的我们选择了谎言、不诚实或违背良心，以个人的作秀误导和影响了社会的群体和我们的下一代，这就是“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从挂衣服上到挂胸口肉上的原因；也是农村粮食亩产从数百斤到千斤甚至万斤的原因，正如我们着名的科学家钱学森所科学论证的那样；当然，这更是10亿人口的巨型大国何以最终能够走向疯狂的部分重要原因。

中南海的星星之火，其实点燃不了浩瀚的太平洋；而我们社会数以亿计、无以穷尽的原罪，却烧焦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内心里，我们每个人都清楚，在反抗和支持之间，还有一种选择：沉默。

原罪，我们欠历史一个忏悔！

从国内走到国外，从八十年代走到21世纪，我看到了许许多多在毛共统治之下受到迫害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们哀怨和悲愤的回忆录，可是我鲜有能够看到他们对他们自己当年作为干部、作为喉舌、作为加害者的行为，有一分忏悔之心。就像《毕竟是书生》作者，北大历史教授，文革“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周一良所说的：“这本书题为‘毕竟是书生’没有说全，似乎应题为‘毕竟是书生，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我们自责是应该的，但历史还是历史。”

“毛主席”，真的是最好的借口！

1998年5月，美国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中国爆发了将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不过它是政府操控的用于反美的，就像电视上常常看到的伊朗人民反美示威游行一样。胡锦涛万分不情愿（我猜测）地代表中国政府对美国进行了抗议，而党青妇工各级组织在中央的指导下，各地各单位开展了外松内紧、控制有序的游行示威活动。

作为单位里挂个职位的我，虽然很清楚这种反美的民族主义极端愚蠢，而且基于“六四”游行示威的经验，非常反感这种耗财耗力且由政府操纵的示威形式，可是，抱着“人在其位、不得不谋其事”的想法，我违背了我的个人认知，会同单位领导，共同策划组织了这场“伊朗式”的游行：我们的“致克林顿先生的一封信”，还比中央稍微强硬了一点，且由我们感染能力最强的同事进行宣读并且作感性发言。

众所周知，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在影响和引导着别人，成年人尤其容易引导和影响青年人；言论自由的缺失，助长了谎言和违心，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以理想进入社会，因上当和受骗挣扎于社会，以世故和圆滑离开社会；代与代之间的社会性传承，没有真诚的经验和教训，却往往是无奈的谎言和违心；因此，这个社会就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年轻一代不得不在黑暗中的摸索，孕育了下一场社会的苦难。

我的年纪和经历决定了我个人很清楚这是场闹剧，可是我却基于言论的恐惧和保住职位的私心 ，支持并推动了这场闹剧。数年之后，九一一发生，互联网上众多国人的叫好之声，是对我这样当年违心参与政府共同“愚弄” 青年的报应和教训。

对于中国青年一代民族主义极端化的过程，我欠历史一个忏悔！

尽管我始终认为，专制之下，民众不过是水，形成什么样的国民性格，都是专制者这条渠所造成的，因此，我轻易不会指责民众和国民性格；不过，当我们面对着数十年来一场又一场轮回的社会灾难，除却对专制者的指责，我仍然期望能给灾难的经历者们一个良心上的提醒：

苍天在上，我们欠历史一个忏悔！

这样的文章最近经常可以看到，《不和七十年代生的人交朋友》、《让中国电影好看真的很难》、《行为艺术，病态大全》等等。九十年代文化到世纪末真是充满了世纪末的没落气息。

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和艺术家好像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还急于总结自己这一代，网站和地下书商的兴起的确催生了七十年代生一代人的写作潮，这很让以前几代文学青年好生羡慕。但是你不得不否认，这批作家基本上都是把习作端出来出成个人丛书或者当作新一代流派代表作。他们的感情和趣味要比前几代人细腻的多，但这一代人书实在读的太少。虽说在文化快餐时代也许不再需要深度，写作有些小资感觉也就够了，但和从新时期文学到85新潮小说的两代作家的文学功力相比，七十年代作家真是不能让人从心底里佩服，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的小聪明加上小感觉。他们这一批人基本上只知道韩冬、朱文所谓的“新生代”小说家，崇尚他们罗里罗唆地叙述琐事，但不管怎么样，“新生代”小说家是自新时期文学以来最没才气、最匠气的一批小说家，你找不出谁身上有真正的后现代气息和先锋文学的品性，但这批作家却经常被称为后现代和先锋。

文学修养的缺失综合症在新一代电影人身上更是体现出贫血症。第五代导演中陈凯歌还算是有文学修养的，张艺谋虽然不懂文学，但懂得怎么利用文学作家使自己的电影显得有文化。到了第六代导演以后，电影基本上是摇滚文化和流浪艺术青年文化的结合体。你不能说他们没有文化，但他们的确不懂文学，这使剧本和电影老像自己的青春习作，摆脱不了大学男生宿舍的情趣。岂止不懂文学，而且也不懂美术和音乐。要让这一代代电影人拍出好看的中国电影真的很难，他们总是把原因归罪于老百姓的欣赏水平、以及政治和市场体制问题，但是像德国的《罗拉快跑》、美国的《低级小说》、日本的《写真的杀人事件》、台湾杨德昌的《独立时代》又花了多少钱呢、又会触犯哪条中国文化政策呢。幸亏中国有了电影盗版，使许多电影圈外的普通人开始看电影比电影学院的老师学生还看得多，不至于再蒙骗老百姓没水平。中国电影人就像中国男足一样，不知道前世交了什么好运，永远的不争气，永远的受关注，永远的拿与自己水平不相称的收入。

与前一代艺术家相比，这一代年轻艺术家中的一些人要比前一代人显得更前卫一些，他们敢于吃人肉、钻牛肚子、把棺材和尸体放到展厅、杀动物等等，与他们相比，89年现代艺术大展的开枪真是不算什么。前卫艺术好像是在比赛谁比谁更心狠手辣、谁更残酷。这些基本上是七十年代出生的艺术家认为他们已经比西方人更前卫了，连西方人不敢做的事也敢做了。如果中国人就靠这些前卫艺术屹立在世界前卫艺术史册，这比张艺谋的农村恶俗展示还要丢人。这些艺术基本上是做给外国人看的，国际化成了艺术圈的口号，但这一代人艺术家似乎并不想学外国人那些耗费时间和精力的智慧一点的东西。与前一代艺术家相比，这一批艺术家既不像八十年代的艺术家那样看很多书了，但他们也不像社会上的白领那样对互联网和电子科技文化有更多的关心。这一批前卫艺术家既不了解历史也不知道未来电子时代，他们更像是一批文化痞子，想尽快引起注意，出奇制胜，这倒是像现在的新经济学说，重要的是吸引注意力，尤其是外国市场的注意力。如果被政府查禁了，那可能对他们更有利，这样会得到更多的外国人的青睐。不管你信不信，现在很多前卫艺术人并不怕政府文化部门查禁出格的创作，在国内被查禁，在国外立即吃香，又出名，又被邀请出国，又有外国人出高价收购作品。许多前卫艺术青年已经深谙此道：后殖民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前卫美术的走火入魔还局限在小圈子内，再过八年大多数国人也不会看到。但电视的恶俗则更让人难以忍受，像赵本山、潘长江总要每天嬉皮笑脸的茶余饭后在你眼前晃一晃，最近还把潘长江一大家子亲朋好友的业余表演每天在不同时段和频道向国人转播街道文化馆水平的戏曲艺术。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一年比一年假大空，但它每年的春节晚会央视调查却每次都说这年比上一年更丰富多彩。尤其是2001年的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老使人感觉中央电视台快变成了东北电视台。所有的名人到了电视台娱乐现场都必须变得疯疯癫癫，变得更弱智一些，最好回到幼儿园的水平。主持人都必须像李湘一样不停的说话，假装是台湾人说普通话。不知道你有没有敏感度，这两年电视的文化节目显得越来越没文化，而足球和财经节目却显得越来越有文化。很多文化人现在越来越喜爱看“足球报道”、“经济半小时”和“中国财经报道”，越来越不爱看“同唱一首歌”。后者好像影响越来越大，但那些国内二、三流歌星和过气歌星在老少边穷地区玩国际巨星气派、赚取老少边穷人民朴实的崇拜之情的场面，真让你觉得不忍心看下去。倪萍扮演完了文化大姐现在扮演知心大姐，但你却觉得没有她坐在面前别人也许会谈得更放松更精彩，她那种故作轻松的大姐姿态真的让嘉宾内心很紧张，但嘉宾有什么办法呢，谁让媒体的生杀大权掌握在大姐手里，所以每个嘉宾基本上不管多么聪明都一概知趣地扮演小弟小妹或傻大姐傻大哥。

这就是一个文化没落的时代吗？还是文化精英都在悄悄地工作，没有露面。我愿意借用80年代的一句名诗：我不相信，我们的文化会变得如此没落！

行为艺术作品《路灯下》

哈耶克

在哈耶克那里，个人自由是出发点，而现实政治状态被当作了前提条件。如果我们用经验研究中的模型方法来与之作对比，可以这样看待哈耶克的理论：在经验模型中，只存在方程和变量，出发点和前提条件首先都可以看着变量，之所以要区分出阐述的出发点和环境条件，在于论述的方法。

在概念为中心的理论体系中，核心概念是理论的逻辑出发点，但因为这样的推理总是不完备的，所以在出发点之外又存在理论的前提条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区别，哈耶克的理论中，个人自由并不是变量，而是一个常量，也就是说，哈耶克的主要研究可以看着给定一个目标——个人自由，在现实政治的基础上，通过推理和论述，得到社会和政治规范或政策。

这样的研究中，因为目标——个人自由在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个人主义方法上的限制，使得推理难以远离这个核心价值，规范难以成为理论的另一个中心，规范自身的整合性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对规范的表述是依托现实政治的（事实上他一生都在和各种主义作斗争），而现实政治本身只是作为理论的前提条件，而不是经验的体系存在，从而使他的理论带有强烈的保守主义色彩。

在哈耶克那里，政治权力是从属于自由概念的，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性，相互带来的压迫和对于自由的限制，使得政治权力成为必要。但是政治权力本质上也是对人的约束，是对自由的限制，两种不可避免的限制使得自由主义的自由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于是产生了新的问题：如何界定自由主义的自由呢？

人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于是问题就转化为：什么样的法律才是必须的呢？法律，或说政治权力的界线又在哪里呢？

哈耶克到英国传统中去寻找资源——“如果要对那种在英国自由主义传统中被使用、描述了自由状态的意义上的法进行规定的话，那么这些由政府所实施的规则就必须拥有像英国习惯法所必须拥有的那样一些特定特征：它们必须是个人行为的普遍准则，运用于所有未来的相似情况，规定了受保护的私人领域，并且在本质上说是自然的规定（The nature of prohibitions ）而不是具体的命令”。

显而易见，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因为自由是个高度概括的概念，相对应，作为对自由的界定的法律也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要得到这样一个明确的法律体系——这个说法简单化了，其实是一套政治理论——来给自由确定一个边界，显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在这样一件对于自由主义极其重要的事情面前，哈耶克选择了投机取巧，他发明了“自生自发秩序”的概念，却又不对它作出清晰的阐述，反而归之于理性所不及。于是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我们失去了使它清晰化的机会，也就是说，在理论的现实应用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将大打折扣，并可能导致新的问题。

我想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看哈耶克理论的局限。其一，有了罗尔斯的研究作对比，我们可以轻易看出哈耶克的一个局限：从哈耶克的理论中，得不出一个整全的规范理论体系，我们不能给政府划出一个明确的界线：它存在的理由何在？边界何在？政治权力是社会成员让渡权利的结果，而这个让渡的界线在哪里？因为依托着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哈耶克可以以保守、渐进论这样的姿态来代替回答，而没有自由主义主义传统的国家呢，又应该怎么办？

其二，如果用专业性——普遍性，明晰——模糊这两个维度来作为区分科学和哲学的标准，哈耶克的理论比较哲学化，而这，与人类知识的发展趋势是相背的。因为其理论的模糊性，我们甚至无法把处在两个极端的两种政治思潮区分开来：根据哈耶克的提示，我们把民主主义和极权主义看作了近亲——因为它们都是建构理性主义的产物。

哈耶克的信徒们可能忘记了一件事，哈耶克反建构理性主义，反理性的自负，是基于上面的第一点：哈耶克把给出自由的边界这个任务转化为了对英国传统的探究，而这个探究又没有深入进去，所以它最后变成了一种保守主义，变成了以姿态代替回答。也就是说，反对建构理性主义，担当了一个重任：用来界定自由，而这里的逻辑，是建立于对英国历史的肯定基础上的。于是1、这个经验只能局限于英国；2、保守主义、渐进论都只能是哈耶克个人对于自由主义的阐述方式，不能以渐进论-建构论之尺来衡量别的自由主义理论。

我认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就是对“自由之边界”这一重大问题的反应，而这种反应，是在哈耶克基础上进行的，它又是对哈耶克的超越。如上所述，自由是由法律体系及它所依托的政治制度来界定的，因此自由问题也就是权利问题。但关于权利，却不似高度抽象的自由概念那样可以从西方哲学传统中寻得资源，却不能通过哲学的、思辨的语言来阐述。关于权利的理论不可能再以保守主义，以渐进论来敷衍，在现阶段，关于权利的理论必然是建构主义的。

按照这个逻辑，自由主义必然需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这样的整全性的规范政治理论，这种理论不是反自由主义的，也不是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反动——它们的任务不同而已。哈耶克的保守，只因他暂时还不能回答自由的边界这个重大问题，罗尔斯的建构主义，因为这是个自成一体的庞大体系，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罗尔斯首先意识到，政治应该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自由主义的问题只能限定在这个领域内，在价值观和道德方面，自由主义不应该是一种普遍而完备的学说。政治的建构，是以独立的政治价值为核心的，这个核心不再是个人自由，不再在政治之外起作用，而只是公平的政治正义观念。

政治的正义价值观问题始于价值多元社会的冲突，政治建构的目的在于多元社会的稳定性。这里其实规定了一个范围：它只与可能产生冲突的领域有关，而与纯个人的方面无关，这个领域一般称之为公共领域。但“公共领域”的说法仍然模糊，因为冲突并不限于关涉政治性的方面，社会道德问题也具有冲突的一面。怎样区分这一点呢？

罗尔斯把自己的政治自由主义建立于实践理性原则和观念之上，他认为政治的正义观念只基于这样一种领域里：个人无法逃避的、存在强制性权力的领域内。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总是假定，公民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完备性的，另一种是政治的；而他们的总体观点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并恰当地相互联系着”。又因为对多元社会各价值主体的理性预设，使得总存在达成“重叠共识”的可能，于是一个理性多元论基础上的立宪政体得以产生政治的正义观念，并成为其合法性基础。

罗尔斯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自由主义政治规范的基础——一种价值观念的体系。与别人不一样的是，他的政治正义观念并非一种先验的预设，而有着经验的基础。但我们也看到，这个经验基础乃是西方社会的现实经验政治和理性多元论事实，与哈耶克一样，罗尔斯的理论存在一个局限性：对于非宪政民主社会，政治的正义观念意义何在？

回到前面的问题上来。我认为“政治自由主义”的意义主要还是在于通过从价值领域里把政治问题区分出来，而得以使政治规范建立于一个明确的价值基础上，进而得到一个关于权利的理论体系，使“自由”变得更清晰。虽然罗尔斯的理论有囿于西方经验之嫌，但他确实给出了正确的方向。

我想，顺着罗尔斯的方向，这个问题是有可能变得更清楚的，这个方向就是，通过经验分析，使得政治领域得以被界定出来。我们都习惯于使用模糊的“公共领域”概念，甚至在先验的意义上使用，对这个问题的追究，可能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个人自由的界定大有帮助。

罗尔斯使用了对政治领域的划分和重叠共识的达成这两点来作为政治自由主义成立的条件，我对这两点稍作发挥，来作为划分公共领域的标准。1、当我们不再把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先验的观念，而用来指称一种事实时，我们可以把所有政治性的事务称着公共领域。这个标准就不再在规范的意义上使用，也不专指立宪政体中的政治性事务，它也包括了非立宪政体中的政治性事务。当然这个答案不是最终的，我们还可以追问政治性事务何以产生，对政治性事务的划分，最后只能基于一个经验的社会模型。2、第二点不应被忽略掉，重叠共识的达成，是产生政治的正义价值之必须，那么重叠共识作为一个过程，显然应该包括在政治领域之中。这一点使得我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划分不再基于一个静态的社会，而是作为一个运转和变迁中的社会。

可以想象，所要达成的共识并非孤立个人之政治观念，在政治性事务中，个人只是被动的被规范者，一种观念，只有上升为群体的、组织的层面，才可能作为重叠共识之一方。一个群体的或组织的观念何以产生？依赖沟通和信息交流。于是一个社会之公共领域，就建立于其特有的组织状态和信息环境之上。

我们来考虑当下中国的公共领域。把西方规范理论中的公共领域概念照搬过来会产生诸多问题，按上面所理解的公共领域概念，当下中国显然还应包括仍笼罩于政治权力之下的社会思想文化、道德领域，政治权力的扩张使得思想文化和道德中的边界模糊，一个敏锐、着眼生活的作家或艺术家，大抵会在某种程度上关涉政治；社会性组织方面更加明显，因为政治权力对于任何自发性组织的警惕，使得真正私人性组织几乎不可能——他们也总会成为公共领域之一方面。

规范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并不适合于中国这样的非宪政国家，经验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概念则基于现实的政治环境。“公共”得以可能的途径是社会的沟通和组织化渠道，这个渠道才是理解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之关键。也就是说，对于一个非宪政国家，你无法找到或衡量一个规范的公共领域，也无法确定一个政治正义之标准（当然更加无法知晓“个人自由”在哪里了），对这样的国家，现实的政治分析才是最重要的。

除了宪政民主、互联网、维权等经常性话题外,作为政治转型障碍的中共本身，也是关注中国社会和政治转型的人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不管喜欢也好,嫌恶也好,中共仍然是今日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 分析和解剖这股政治力量,了解它的某些运行机理,推测它可能的政治演变,将有助于我们切实地评判民主化的阻力和动力, 厘清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改变人们对民主化的不必要的悲观心态。

中共是什么呢? 以中共的巨无霸尺寸,以中共纷繁复杂的各种面孔来看, 要清楚描述它当然很不容易,不过长久在它的影子下生活，即使是用盲人摸象的方法,我们也能大致摸到今日中共的轮廓。

今日中共的轮廓大致如下：中共依然是一个独裁政党,号称有7000万党员,历史罪孽深重,倡导经济改革,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已经基本破产, “专制发条已经松懈,” 正逐步蜕变成一个权贵利益集团,是民主化的巨大阻碍。

如果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这个判断大致不错,宪政民主与中共理念并不兼容, 民主化总是意味着独裁党的瓦解,加之中共的历史包袱太重，要进行现代化政党的成功转型,无疑是高难度的政治动作，成功的几率相当低。

不过切换到现实的视角, 这种认识和判断过于简单,过于粗糙,忽视了很多正在发生的重要变化, 忽视了现实政治与民主化暗流相互纠缠的互动轨迹, 而这种忽视的最大社会危害，就是提高了人们对政治转型的难度和成本的评估。为了抵消这种认知错误带来的消极后果,我们应该尽量抑制住对一个极权体制的情感性厌恶, 而通过对一些特定问题的理性探讨来重新审视这些认知。

第一个问题：中共是怎样的一个政党?

简单的回答当然是：中共是一个专制集团。不过，正如我反复强调的现实视野, 今日的中共毕竟离马克思主义原教旨政党已经很远，从所谓的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修正主义”就已经是中共的典型特征了。虽然，中共内部不时表现出”左”的原教旨冲动,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中共的左派已经是明日黄花了, 三个代表等理论的提出彻底摧毁了中共原有的意识形态基础,。由此而来的是机会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中共的统治哲学，所以，中共并不是如朝鲜和古巴那样的一个僵化的统治集团, 而是具备了相当程度”回应性”的政党。考虑到中共内部成员的变化,新一代社会精英的加入, 技术型官僚群体的崛起等事实, 这种”回应性”会逐步增强, 中共的确有向现代政党演变的压力和倾向。

从中共角度来看,邓小平的猫论、稳定压倒一切、发展是硬道理、四项基本原则、搁置姓资姓社、不当头外交；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大国外交；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八荣八耻、执政能力建设、新三民主义、党内民主、和平崛起,……短短二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中共出台的种种新理论之频繁，已经构成泛滥成灾的景观，既前言不搭后语，又让人眼花缭乱，这在非常在乎思想统一的中共执政史上，可谓前所未有。如果再看看偶尔流传于网络的中共高官的内部讲话，就更会感到现在的中共已经蜕变为只有利益而没有思想的执政党。

现在的中共中央常常抱怨党内思想混乱，殊不知，搞乱党内思想的祸首恰恰是中共党魁和政治局的寡头们。最近，网络上对震动国内外的陈良宇案的众说纷纭，就是这种思想混乱的最好见证。以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一份“陈良宇言论辑要”，将这个胡锦涛钦定的腐败高官变成了思想开放、信奉市场、敢于抗上的开明高官。

虽然，中共党魁的这些说法含有政治作秀和权力斗争的成分,但起码也折射出不争的事实：处于转型时代的中共也像整个中国一样，充满了何去何从的焦虑。首先，道义合法性已经越来越脆弱的中共具有如何保住的政权的危机感；其次，失去强人党魁和统一意识形态中共具有身份认同的危机；再次，未来前景高度不确定的中共具有看不清自身统治的未来。所以，这些纷繁提法的走马灯般地提出，折射出中共重新寻找自我定位的迷茫和努力。

民间力量不必给予中共的这种努力以任何掌声,但是正是这种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的变化为中国民间力量成长提供了主要空间。通过十多年的权利启蒙和新观念传播,通过六四后从未间断的民间反对运动，更通过近年来来自草根阶层的此起彼伏的维权运动,加上民主化在全球形成的道德张力和实力优势, 任何有着起码政治理性的独裁党都会受到一定程度上的”训政”, 从而降低其统治的暴戾之气。

第二个问题: 中共是怎样的一个利益集团?

泛泛而谈,说中共是一个利益集团大概也不错，但是严谨地推敲起来,这个判断也存在很多漏洞。从世俗利益的角度来看,很难相信存在着一种七千万人能够共同分享的利益；其次,也很难相信,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组织，当范围大到包含七千万成员的时候,它还能进行有效的管理和运行。世界上存在着比中共更巨大的组织,比如各种宗教组织,但是这些宗教并不以世俗利益为黏合剂的。历史上的中共曾经有过准宗教的色彩,但是如今马克思教义已经没有多少动员能量了，即便是负责任的中共高官眼中的政绩标准，也不再是为马列主义的理想而奋斗，而是为本辖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而奋斗。因此,更加客观的说,中共是多个利益集团的综合体,并不是所有的成员都同样分享到特权利益,事实上, 大量的普通党员都被排斥在利益分享机制之外,有些甚至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而在综合体内部, 则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利益竞争和利益对立. 比如党和政府之间， 部门和部门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不同的权贵家族之间，都存在着利益竞争。这里仅简单阐述中央和地方的利益竞争。

分权式的经济改革, 财政体制的联邦主义特制,中共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决定了地方主义的抬头和发展, 从现在政治局成员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地方势力的逐步崛起。为了对抗这种地方化倾向,中共高层采取了复杂的人事政策，同时运用中央特有的政策工具,比如宏观调控、银行系统的垂直管理、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任命权，甚至通过中纪委进行有选择的反腐败手腕来打压地方势力。可以说，经济上的放权让利已经让地方日益强壮起来之后，现行中共中央控制地方的最有效工具只剩下政治性的人事任命权了。但集权体制特有的代理链条过长为地方博弈中央提供了方便，中央政令经过层层选择性处理之后，甚至会消失于无形的抵制之中，所谓“政令不出中南海”也！

在这个利益竞争中,地方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地方势力可以运用执行的便利,信息方面的优势,有选择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政策,通过欺骗高层来维护地方和小团体的利益。通过这些竞争,高层和地方在政治、经济、价值判断等方面的偏差和博弈更清晰地浮出水面。

其实，既得利益集团本身就是是一个现代政治词汇,如何规范这种利益集团的行为，这种利益集团如何寻求内部竞争规则,都将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演变过程。因此,如果非要说中共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那么我们发现：一方面，它的统一行动能力越来越弱,政令效力层层递减，制度性内耗越来越强烈；另一方面，中共官僚在与宪政民主等新理念相碰撞时,并不是简单的对立或否定，而是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特殊论，在私下场合表示认同，在与西方政府进行人权对话时，也会采取非常灵活的说辞。甚至也有象刘亚洲这样的军事将领在网络上发表很开明的言论。因此，完全可以保持一种审慎的乐观期待,中共地方主义势力的发展与宪政民主理念中的地方自治、纵向分权等有内在的契合性。

中共从阶级斗争向利益竞争的转变是一个惊人的跳跃,这种转变自然导出对现代政治秩序的一些基本需求。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摩根所说的”如果统治者的自利不受一种宪法的制约，那么随之而来的就只能是派系之争、混乱和暴政。” 那么，什么制度才是利益竞争的的最佳出路呢? 结论是,只有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并不以剥夺既有利益为诉求, (参见拙文: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而是要给予无序的利益竞争以一个合法性的规则。对那些已经腰缠万贯的中共权贵而言，即便他们短视到完全不考虑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但他们也要面向未来筹划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也就必须考虑如何长期地保有自身利益的安全和增值，而在利益竞争愈演愈烈的格局中，有规则的竞争远比无规则的争斗更安全。要不然，权贵们决不会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国外，把自己的财产转移到西方国家。

第三个问题:中共必然会瓦解吗?

也许，通过分析中共领导层对此的态度更能说明问题.表面看来, 中共高层对中共的历史命运的关切尤其突出,他们甚至发出”党和国家生死存亡”警钟。但是仔细解读之下,中共高层对中共命运的关心是值得质疑的.一个组织,最重要的生命力是它的精神准则,但是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教义已经破产,如果是真正关心中共未来命运的领导人，应该是给这个组织注入蕴涵自由人权公正等的现代政治理念,把中共改造成现代型的政党,而不是贻误很多宝贵的历史机遇， 20多年来在政治变革方面无所作为。

从利益竞争的角度来看, 中共高层的这种”警钟长鸣”，其实也不过是一种博弈策略。高层通过敲打亡党的警钟来对地方诸侯和政治对手进行政治讹诈, 通过这种讹诈来抑制和约束中共这个肌体内部的离心倾向,同时打压中共党员的理性化思考,通过愚弄中共普通党员的方式来实现组织的捆绑效应,以增加集体行动能力，而这种捆绑的后果是相当可怕的。

其实，中共成员的大多数,所在的岗位并不是政治性的岗位,他们是职业官僚,公务员,事务或技术型的专家,甚至是学术专家等等。这些职业的特点决定了政治变迁跟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那么大,他们的利益和收益并不是来自中共的党员身份,很多时候恰好相反,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的关系，中共体制才有意识地把他们给捆绑进去了。要统一这么多复杂成员的共同预期,高层就必须强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无意识，以恫吓那些企图另搞一套的党员，来提高那些意欲推动中共本身的政治转型的成本。近年来，中共党内流行的所谓“沉船论”，就是为了强化中共作为利益共同体的向心力。而事实上，正如我前面分析的，从利益的角度讲，把中共作为一个庞大的利益共同体完全是别有用心的虚构。在利益主导的今日中国，一个下岗或失业的普通党员，或一个从事个体经营的党员，对党魁的位置毫无作用，他又怎么可能与胡锦涛有共同利益呢？

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 在信念忠诚已经崩溃的今日中共内部，中共高层的这种政治讹诈的效果实在有限。因为，作为中共的一员，他们既然不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化通道影响中共中央,那么他们凭什么要从内心效忠这个党中央！对于中共最高代表的党中央，不要说广大党员没有归属感，就是官员也没有归属感。因此，他们也并不在乎中共是否会瓦解。恰恰相反，他们更在乎自己及其家族的出路,在乎自己的财产安全,子女的教育和国外护照等等。实际上，他们很多都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表明了对中共的离弃。对于个体来说,他们才不会傻到为了一个抽象的组织而陪葬。

这些图景的存在提醒我们，有些问题本身就不是一个正当的问题.中共权力的延续性，实质上只是保持中共内部特定集团对权力的垄断性,而那些离权力核心比较远又具备一定实力的政治新生代本身，就是反对这种准血缘型的政治竞争规则的，那么，简单的追问中共的未来命运就显得多么无趣。

在强化这种”瓦解”的共同预期方面, 民间力量也需要反思.以三退和九评为标志的舆论战，虽然对中共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压力,但是这种道德压力因为忽视了中共内部的差序格局,因此能催化的变革动力也许是有限的.某种意义上,中共当局正好可以利用这种压力进行“沉船论”的内部讹诈,从而增强中共内部对民主化的抵抗力.

另外一些更不着调的做法是，完全看不到七千万成员的分离的竞争的利益特点,而仅仅满足于把中共给扁平化和符号化，甚至不惜以编造谎言来进行道德讨伐，不惜发出一些不着边际的恫吓。这种道德恫吓就不仅是对着中共政权来的，也是对着所有中共党员来的。而在实际上，当下中国的党与非党、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道德界限已经不是黑白分明了。许多中共的老干部老党员对自由民主的认同，并不比非党员低。所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讨伐和恫吓，必将使道德批判沦为类似精神胜利法的自我陶醉。而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既扩大了对立面,又迷失了真正的对手。

对于中共的多元结构,对于中共未来的复杂演变,强调下”政治切换主义”也许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对于中共党员中的大多数,对于中共内部存在的很多板块,民主化并不是他们的灾难, 而只是一场简单的政治切换，并不威胁他们的合法利益.集结在中共这个名下的繁多的社会力量，也不可能仅仅以”民主障碍”的单一角色参与未来的民主化大戏。

因此，站在民间的立场,与其没来由的高调宣称中共必然瓦解,不如放低身段,以一个恰当的姿态面对中共这个庞大的组织,不搞无差异式的道德推销,而是聚焦目标,集中抨击中共的独裁理念及其制度,用自由主义理念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把握来锻造新的政治行为模式，给中共内部政治斗争注入新的理念和制度选项， 推动中共的理性化和规则化。

第四个问题:中共政治领导层会有哪些动作?

分析了中共的世俗化转变和内部结构性冲突之外,我们可以把中共新领导层可能的政治动作纳入考察的视野。

首先需要分析的是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我们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设定为民主,那么很明显的,由中共高层主导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主导权,而这个改革路径与民主体制下权力的自下而上的来源通道是相悖的。基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和中共控制能力的日益衰落,要预先保证中共高层的政治主导权在技术上也是困难重重的.即使这些困难都不存在,那么在政治体制改革贯彻执行过程中,必然也会被中共内部层层利益团体所扭曲而远离改革的初衷。如果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只是如何维系中共的一元统治， 那肯定是冒牌的改革。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说法大约从来只有一种粉饰作用,而中共的御用学者比如李君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敢于宣称中共的政治体制改革从来没有间断过。

同样的理由，也可以来回应民间相当普遍的所谓”戈尔巴乔夫情结”。很多关注中国政治转型的人,基于中共一股独大的事实, 往往期望中共内部出现一个强势的开明领导人,他能主动进行变革,以降低政治转型的难度和社会成本.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今天的中共体制已经失去了产生戈尔巴乔夫式的政治人物的土壤.

并且，在我看来, 这种情结本身多少有点刻舟求剑的味道. 经济自由化变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中共的世俗化和利益化,以及在压力之下的回应性等特点,在在证明了改革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的社会发展，事实上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戈尔巴乔夫曾经给当年苏联带来的变化。换句话说,我们已经不需要戈尔巴乔夫了。

一个有趣的追问是：戈尔巴乔夫来不了,会不会来一个卡斯特罗之类？也就是说，中共高层中能否重新出现一个比较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虽然，这种问题近乎荒诞, 但是关注中国现实政治的人,有这个担心并不奇怪.对此，我的理解是,如果承认上述对中共演变的描述,那么对以中共名义存在的利益集团综合体本身来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无疑也是现行中共的最大威胁。所以，除非这个共产主义者是神,否则的话，他很快就会被现有的权力体制所淘汰.

为了维护权力本身,新的政治精英必须进行一系列的政治动作,关键权位的人事布局，新政治符号的确立,对政治对手的打压等等,这些显然都是例行程序……但这些例行程序要贯通中共整体的困难越来越大。随着中共各个组成部分的自主性越来越强,对这些例行程序的抗体也越来越强大, 而在内部政治角力的过程中,那些具备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又有一定冒险精神的政治人物,在特定的回合里总会剑走偏锋,回应公众的民主化诉求，公开向社会借力以获得政治优势。于是，政治变革的叶利钦模式将重新上演。戈尔巴乔夫久侯不至，而叶利钦不请自来,挡也挡不住。这是权力斗争的内在逻辑.

那么，叶利钦出场后,这个庞大的组织将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当中共新的政治精英从中共这个机器中所能获取的收益小于他们必须为之付出的代价的时候,他们抛弃中共就如同抛弃一件旧衣裳.

这些变化提醒我们,在未来政治变革过程中，中共并不是民主化死心塌地的敌人,而只是这个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民主化的潮流，并不是体制外独有，一个失去了道义底气的威权政党，未来的任何转身或者变脸都不会让我们惊讶。

2006年10月9日

首发民主中国

——读温克坚《民主化变革和和利益格局》有感

温克坚先生《民主化变革和和利益格局》一文（发表于《民主中国》9月号），从当代民主化变革“利益计算”的角度，对当下社会有关民主问题的一般性误解作了概念性阐释，以期扩大对民主化变革的社会认同。按照我的理解，这种建立在利益计算基础上的分析，并非漠视社会公正与普世道义，相反，如果不以异议语境中对民主诉求的大量道义性阐释为基础，这样的利益计算与分析便是不完整的。民主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良性政治规则，其正当性首先不是直接来自现实利益考量，而是一种权利意识的道义性生成。

《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的价值在于，它突破了自清末民主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中那种以道德宣示挤占利益权衡空间的美学幻想，将对民主问题的探讨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认识问题，推向经济社会中各阶层的利益互动，使民主的理念更容易被现代社会中的饮食男女所接受。

民主作为一种泊来思想，它是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人性恶的正视，原本就是其思想魅力的体现，但在很长的时间之内，深受反民主的马列主义思想影响，追求完美天国的道德绝对主义使我们对民主社会及建立民主社会的过程，投入了过多的乌托邦幻想，而在呼唤民主的八九民运被坦克车履带碾为一团血迹之后，巨大的社会分裂又使我们被迫将对民主的希望置换为一种对纯粹正义的呼唤。

六四镇压造成的社会分裂，无疑增加了中国民主化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在强权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无论高智晟式的以身试“法”，还是温克坚式的“利益博弈”，都需要承载者拿出巨大勇气和付出个人代价。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参与过六四的人权受害者来说，从“利益损益”的角度来讨论民主变革的现实前景，或许更有一种锥心刺骨的艰难。

米奇尼克有言：“我们可以谈话，没有仇恨”。面对并不久远的六四屠杀和持续的人权灾难，我们或许应该这样说：“即使我仍存恨意，我们也需要谈话。” 因为，在仇恨和情感的对立之上，更有面向未来的期望，故而，我们不仅要坚守道义，也应该尊重理性。

无论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仇恨，我们也不得不共存于这块浸满了血泪的土地，不得不逐步抛弃“仇恨政治学”，在道义的引导下进行理性的对话。所以，异议者与执政者、受害者与加害者，有必要暂时将仇恨与情感对立暂时置于一个大括号内（这也就是温克坚所说“本文试图尽量搁置对现存秩序的道义讨伐”），而从现实出发，探求社会和解与政治民主的可能。正是在这个大括号之外，《民主化变革和和利益格局》一文概括分析了当今世界各国民主转型过程中越来越清晰的和平渐进的特点，以期最大限度地使中国未来的社会变革打破“革命——专制”、“清算——复仇”的恶性循环。

尽管专制制度下充满了扭曲与荒诞、充满了不公与腐败，但人类历史和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及其未来，不可能是完美的，社会政治转型的过程，更是充满了曲折、艰辛、灰暗。这种灰暗不仅是专制统治的制度性特征，而且即便在反专制的民间运动中，也照样逃不脱人性恶的纠缠，甚至，这样人性恶也会隐藏在我们对罪恶的独裁政权的揭露中和痛斥中。所以，面向未来的思考和行动，也就必须建立在不完美的经验与现实的基础之上，不夸大今日中国的黑暗，不要对民间同道施以道德完人的苛求。

与此同时，现存利益格局虽然不尽人意，但尊重历史形成的利益格局乃民主变革的现实基础——未来的民主变革不太可能对依靠权钱交易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大规模清算，反而需要各阶层的平等合作。在一般道德意义上，这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但清算罪恶既往的道德正义落实为现实的转型过程，必然要大打折扣，比如，清算六四大屠杀的罪恶，不可能清算到每一个参与戒严的军人身上。所以，大胆地说出这种被各国民主转型屡屡证实的现实经验，其实是降低了既得利益者对民主变革的恐惧，有利于减少民主变革的阻力。如果没有既得利益者基于利益的权衡而顺应民主化变革潮流，未来民主建设的阻力可能会大到让我们难以承受。

在利益计算和心理承受力的层面上，呼吁民主的声音和拒绝民主的力量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较量，致使在一些民主先驱的身上也会出现无奈感并因无奈而转身走开。六四十七年来，不要说参与八九运动的普通学生大都自谋生路，即便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又有几人坚守到了今天！

道义讨伐无法漠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仍然是专制政治的一统天下，但当下中国已确乎算不得“最黑暗、最残暴、最无耻”的时期，我们不能不承认，在强权政治的统治之下，中国经济在以一种畸形却又快速的模式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尽管存在普遍的腐败，但一般民众仍然程度不同地享受到了发展带来的好处，这就使温克坚的“利益计算”并不局限在权贵范围之内，事实上，很多中间阶层的人士也存在着民主化变革可能导致利益受损的错误认识。因此，只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条分缕析地破除御用文人制造的“民主化恐惧”，才能争取到民主化转型的最广泛的推动力量。

也就是说，在道义许可的范围内，我们有必要最大限度地搁置道义讨伐，转而从利益博弈的探讨出发，寻求民主化变革的推动力，这也就是何家栋先生在《通往公民社会》一书序言中所说“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之含义。通过理性的妥协达成各方共赢而不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或许会使得“大括号之外”的探讨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尝试。而这种尝试一旦造就民主变革的未来，便有可能在和解与沟通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大括号内的那些非正义问题，并为这些问题的解决创造必要的相互信任的和谐气氛。毕竟人死不能复生，逝去的时光也不会倒流，我们需要的不是复仇，而是正义的回归，是历史对未来的警醒。

六四屠杀及此后持续的抗争与镇压所造成的社会对立，已经使对立双方都承受了巨大的代价，一方面，在受害者一方，死亡、逮捕、动辄十年以上的监禁，毁掉了许多家庭的正常生活，另一方面，道德合法性的丧失使中共政权只能以纵容腐败的方式维持其权力基础，而腐败在伤害民众的同时，也随时可能危及政权的存在。六四后，中共一直强调稳定，但十几年过去，官员们仍然生活在不稳定的恐惧之下，特别苏东帝国顷刻解体的经验，使他们更害怕合法性极为脆弱的政权可能突然崩溃，因为他们深知政权的突然崩溃意味着什么。如果在尚未开启政治民主化之前发生社会的整体性崩溃，由于民主力量无法主导社会的变化，仇官和仇富心理作用下的社会震荡，很可能将首先危及腐败者的利益乃至生命。如果发生那样的社会震荡，也许只需要几天之间，就会让既得利益者的一切化为乌有。

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民主化变革才是社会综合代价最小的转型，也是个人利益在最大范围和最大程度上得到保护的不二法门。而民主化变革的其它社会收益至少还包括：国际环境的彻底改善、台海问题有望解决、支持民主改革的官员们重新赢得广泛的社会尊重等。更重要的是，民主化变革将剔除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那些制度性恶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得到平衡，政府权力逐渐被驯服，公民社会逐渐成熟，从而使中国走向长治久安和高效率的坦途。

《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从利益损益的角度对民主化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做的分析，较为系统地探讨了各阶层在民主化变革中的互动可能，可以说是异议者及民间社会的一种思考结晶。这种言说符合当下的社会需要，值得社会各界关注并继续讨论，以使“妖魔化民主”的愚民政策逐渐失去信众，促使各阶层人士从个体利益的角度出发，萌生出追求民主的欲望，而不是怀着对少数民运人士的敬佩与躲避的矛盾心态，走向一种完全不问政治的犬儒生活。这种利益分析式的启蒙对于拓展民主力量的活动空间来说，显然是利大于弊。

但民主化变革从一种理论探讨走向实际运作，不可能是诞生在书斋中的沙盘推演。观念改变历史的力量，端赖于思想启蒙所唤醒的行动。中国当代民主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特权既得利益群体是否有足够的理解能力和悟性听懂类似《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的理性言说，这样的劝戒是否会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对牛弹琴呢？

或许，只要还有大块的国有资产尚未被瓜分，就很难对此寄予厚望。利用独裁制度给予特权、以侵占和掠夺的方式来完成资本积累，对某些官员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每个人的利益权衡都建立在具体情势之上，对有些人来说，直接瓜分国有资产比依靠个人能力的诚实致富所带来的利润更具诱惑性，毕竟，在开启民主化进程之后，从事掠夺式瓜分的难度和风险会大大增加。

面对一种几乎是公开的分赃体制，当一个单位的领导几乎可以象使用私人财产一样无限制地使用公产时，我怀疑他们是否愿意听取《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中的理性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说，那种道义讨伐的力量和民间反抗的勇气是同样重要的。即便今日中国民间存在着口号式的道义讨伐泛滥而有深度的理性声音匮乏的弊端，但这并不能贬损义正辞严的力量。毕竟，道义在民间仍然是我们推动民主化变革的重要资源。如果忽略道义批判而一味强调利益计算，这种基于利益博弈的理性劝戒就很可能成为一厢情愿的与虎谋皮。

我们需要妥协，但无须乞求，现实压力加在我们身上的同时，也加诸权贵身上，理性与现实压力终将同时在他们身上产生作用。在一种历史的非正义面前，诉诸道义和诉诸理性都是迫切之需。道义反抗和利益博弈的综合作用将为权贵阶层提供一种选择：是无限制地掠夺和瓜分下去，直至社会崩溃？还是适时收手，换一种良性的利益竞争规则，与其它社会阶层一起分享改革的成果、共同融入现代文明？

由于现代社会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博奕场，各阶层的利益共同点和矛盾冲突相互交织，尤其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当中，利益冲突几乎随处可见，社会矛盾也十分尖锐，非理性的政治打压往往又在激化这些矛盾和冲突，这就使我们被迫面对一种十分复杂的局面。但是，在保护个人利益与尊严的前提下，尽可能冷静、平和地寻求与对立一方的妥协，是现代社会中最理性的人际交往之道。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具备与狼共舞的勇气和技巧，尽量尊重每个个体用自己的方式发挥作用，尽量争取扩大民主阵营的覆盖面。

无论如何，正如温克坚所说，一直以来，我们对民主化的道义性阐发较多而对民主化的利益博弈的分析太少，这与现实社会的真实状况是不相称的，我们有必要突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桎梏，更多地从现实层面探讨和传播民主思想。诗人海子《祖国（或以梦为马）》中的诗句——“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对民主浪漫主义来说，或许是一句非常有益的提示。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免不了有人受迫害，在这些迫害面前，悲壮美学是一种伟大的心理支撑。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保持一颗平常心，理解并接受一般民众对民主追求主要是基于利益计算，理解在风险仍然很大的情况下普通人不可能全力投入民主活动的心理，在此基础上，少一些慷慨激昂的鼓动，而多一些从利益博弈出发的启蒙工作。

《民主化变革和利益格局》一文对当前十个社会阶层在民主化变革中的利益损益已有精当的分析，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的言论，针对被御用学者们混淆了的基本概念，在社会各阶层中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梳理工作呢？

2006年10月8日于济南

引言：军事民主与中国无关

发生在泰国那个具有军事民主传统国家的政变，据悉引起了不少中国人的关注，且这种关注多与中国能否发生泰式政变的提问或疑问有关。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可笑的牵强附会，正如许多人一直期望中国出现俄罗斯式的“企业变革”——不管谁来不公正地占有，先私有化再说，等等。于是众多的草民成了“权贵私有化”的终极受害者，也成了毛泽东的所谓平均主义在底层社会复活的原因。

中国的军队无政变可能并不在于“党指挥枪”控制原则的毫不妥协性，而在于军队本身“社会化”程度已经很高，成了一个新的交易场所。江泽民时代急令军队停止经商可算做他唯一的治绩，虽然大有剜肉补疮之意，总算忍让了军队内官位倒卖的现象。换言之，军队已经成了大大小小的权贵资产阶级寻找后代出路的目标，军队也就与社会强势集团形成了利益联盟。

一、权资盛宴：榨干共产党最后一滴油

就目前的情况下，来自于经济革命的“政变”已经没有发生的可能，因为以低价吞噬国有资产的那帮新权贵资产阶级正乐享于目前缺陷丛丛的政治统治：

（一）他们被赋予一种民意代表的身份，甚至超过本来效用就成问题的法律去践踏民众。其政治后果，仍然由现有的名义意识形态负责。

（二）正像有些聪明的中国战略专家不希望美国一夜崩亡那样，他们绝不希望共产党一夜崩亡，他们希望利用共产党的壳子，榨干共产党的最后一滴油。以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些搭便车者（free riders）尚能从共产党这套制度中进行大量的贴现活动。

（三）共产党缘于财政收入、经济发展这类半宗教化的概念或次品级意识形态，还有求于他们。这样的“有求”不只是给予他们民意代表的资格，也不是为他们的企业罩上保护色（如“纪委重点保护企业”云云），而是，许多中共相当级别官员为他们卖命的时候，也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反腐败，先杀的是共产党中高级干部的人头；不杀头，至少也是进监入狱，而所谓的企业家却可高枕无忧。对于那些因腐败而“牺牲”的共产党员，在经济发展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他们成为了另类的烈士。换言之，经济改革仍然具有传统革命的性质，它需要“脑袋掖在裤腰袋上”的改版形革命精神。这个改版就是：“把脑袋拴在企业家的钱袋上。”

二、外资入股银行与“未观测金融”的迷雾

在军事政变几无可能的情况下，“金融异变”就成了天然的替代品。当然，“金融异变”并不一定要颠覆现行政治制度而更多地以传统经济危机的形式出现。至于其最终的社会结果的实然状态，谁也无法下断言。

“金融异变”趋近条件现已具备，只是在什么程度上构成一场重大危机而已。但是，我完全有理由判断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全面变化的“金融异变”正在来临。作为一位“资深金融分析人士”（如2003年8月18日茅于轼先生写给我信中说：“你有银行工作经验，你可能是国内第一位提出金融危机的警告的人，对金融的研究你可具有比较优势。”），我认为自己不是在“拉大玄（悬）”，其第一原理由是：外资象征入股银行有“战略性图谋”，这种“图谋”与中国庞大的未观测金融有“神秘的逻辑关系”。

中国的金融业无法对国内开放，倾向于让外资持股，以求在国内市场造势，但这与根本上转变经营方式无关。比如它们从来不支持外资可能带给国内的技术外溢效应，如此，所谓的未观测金融自然庞大且实际地存在。既然有十分庞大的未观测金融即原来所说的民间借贷或地下金融存在，那么制定利率的基础肯定是不真实。

一个高度市场化的金融体，制定利率的基础不真实，也肯定无法如格林斯潘操纵美联储那样，十周内三次降息，终把亚洲金融危机的浪潮扫在了西海岸之外。

外资入股中国银行并非单纯的风险投资行为，而是在耐心地等待时机，在大危机时期迫使原来的大股东“哀求”无形资产甚高的小股东进行扩股“拯救”。中国“民族银行业”易手于“洋人”只是时间和时机问题了。因为除了让“洋人”经营银行业，再从中拿到高额税收以顶抵呆帐外,再无别的办法。并且，日益膨胀的国家财政收入已经让“国富”成为一个现实，与此相对是否关心“民穷”则不在长远考虑之内。再直白地说，国富民穷的现状使国家靠财政发行（货币）以聚财的方式成为“老古董”。

三、非FDI带来的市场虚大终会破灭

FDI是“外国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的代称，而相对应的“非FDI”值则表明了一个国家接受境外“热钱”（Hot Money）的流量，后者的一个最直接效果就是巨额虚假外贸顺差的出现。

2005年末的中国贸易顺差额典型地说明了这个状态：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势头已定，另一方面徒然出现了1018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这种表面上令人不可思议的状况，又有2006年上半年数据官方公布的“非FDI资本项目回流量”为附证：1月份未公布，2月份20亿美元（后同），3月份45亿，4月份53亿，5月份120亿，6月份未公布。非FDI资本项目回流在造成了贸易顺差虚胖之“公开的秘密”背后是大量的假出口，即跨国公司采用进口往低初虚报、出口往高处虚报的方式，进行定价转移。定价转移是一种技术性避税手段，就目前中国的外汇管理水平来说，还远不足以对付。通俗地说，就像再残暴的城管也无法完全驱逐无照经营且流动的小商贩那样。

在基本失效的外汇管制机制下，“高出低进”的虚像结果使大量的美元（外汇）强制结汇，转换成人民币，如此，以人民币标示的内资资本大增。内资大增的直接结果是：（一）国内固定资产价格上升趋势强劲；（二）流动性过剩；（三）房地产价格节节攀升。由热钱而致的经济过热迫使习惯于依靠权威命令体制作最后决断的中共高层，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房地产行业的“反腐”整肃；放下权争不论，可以说，北京的刘志华、上海的陈良宇、郑州王文超被查处，都可由此而做经济解读。

“非FDI——热钱——顺差”虚胖都可纳入技术性观测视野，但是国际资本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却是难以观测的，如此，对人民的预期升值管理就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此种悖论情况下，另一个深层的悖论继续存在，它必将成为撒裂人民币即“金融政变”的最大动因之一，即：基于国内信贷资产质量的人民币币值趋向，是应该下贬的；而为应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人民币反在升值。在关于人民币币值的整个测算机制中，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该利用外汇资产的高储备值去冲消国内信贷资产的不良部分。但是，那时：

（一）仍然担心外汇储备过低，导致归还外债能力降低的危状；
（二）担心在银行经营机制未发生彻底转变的情况下，过分“仁慈”的豁免之举会进一步刺激坏帐的形成。

在国家长期金融战略上论，人民币实际上逐渐走上了前苏联时期的本币高值之路，可以预见：一旦人民币与美元比价接近7.5比1与6.5比1这个值域，中国经济将陷入全面危机状态。按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来说，是由繁荣跌入萧条。今天中国的国际经济环境与前苏联迥然不同，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中国没有经互会时代那样的“小兄弟”供本币高值情况下的外贸剥削（如卢币对东德马克的1比3.5之状）；（二）人民币的周边市场（如越南、北韩、港澳）规模过小，且无任何带来“技术外溢”的可能（如前苏联对东德精密机械技术的掠夺），更无大量初级资源供无限制地采购。

四、结语：压跨金融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江泽民集团在政治操作技术上采取了以“腐败换团结”的方式，结果导致非宪政框架下的地方权力的过滥，中央权威极度削弱。所以，胡温新政要拿出长达一届（5年）的时间来进行新集权，并且至今仍未完成，前揭所示三案的真实政治背景均为“收权”行为。

在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内，也不难发现：国家债务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央一级，地方处于“只分好处（如高速公路等设施），不担责任”的搭便车状态。后者之状在联邦制国体中是不可能的，而在中央集权的中国，中央也乐意以集中责任的方式全担债务责任；另一方面，分税制以来，国家税收部分处于强势，地方政府大多认为自己的暗贡献过多，国家债务集中于中央应视为一种补偿。

随着新集权政治的出现，明晰的分责制必然出现，于是，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成为必选之策。这个选择的理论诱导则是“地方政府发债有助于解决地方经济中的一些重大结构问题。”而本质上（原因之一）呢，是由于国家债务过高直接导致了国家信用的低级别状态，企业在国际上进行融资时必然付出更高的成本。

在这个责任分散的政策导向下，地方政府的金融权能加大，其结果必将是地方政府债务过滥并伴随着强行摊派行为。因为一个有效的地方金融权能监控体制，既便完全认同现体制的状况下，也要由三方力量构成：本地人大（议会）；代表民意的社会监督（如舆论）；上级政府。此中只有“上级政府”尚有效力，至于人大与社会舆论几乎不可能起作用。除非胡温新政下决心推动地方议会改造，比如真正认可独立候选人的出现，但就目前的情况看，还没有较为明确的信息。

地方政府的金融权能的扩张，正是压垮中国金融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006年9月28日写于绵逸书房

首发民主中国

王光美女士（1921——2006.10.13），刘少奇的第六任妻子，刘前任妻子王健与他离婚后，刘王在延安结婚。2006年10月月13日上午，王光美在专门为中南海领导人就医而设置的北京解放军305医院病逝，享年85岁，生前患病肺炎。10月15日，香港媒体率先报道这一讣闻，大陆官方媒体总是迟到几天以应对各界反应，因为这样的新闻总是由中宣部把关，最后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以”最慢的速度”首发。

王光美于1045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原本有一个成为”中国居里夫人”的梦，但由于遇到了共产党，一切都变化了，包括他们夫妇俩的不幸命运。

1948年，王光美27岁时嫁给50岁的刘少奇，随后似乎注定她一生要遭遇重大屈辱和冤屈，可贵的是她一生没有被恶所胜，而是以宽容胜恶，可以说到了晚年就全心向善了。虽然她一生很可怜，但她最后的宽容，包括对迫害她全家的毛泽东后人的宽容，为她赢得了好的名声——这个时候她只剩下宽容了，因为她不欠共产党什么，共产党虽然对不起她一家，但她一家都已经用行动证明可以”忽略不计”了。

我对王光美的记忆也是随着对刘少奇的记忆而来的，我生长在”文革”后期，稍微懂事时从大人的嘴里听到王光美被妖魔化的事情——当时中国正是群魔乱舞的时候，在农村搞起打倒刘少奇的运动也是很积极的，不但村里人把刘少奇的石灰像堆出来”搞臭”，还让王光美陪绑，于是那个荒谬的时代就出现了王光美的石灰塑像，成群的人就开始取笑这个女人，包括人人都要摸她的胸——一个集体性压抑的时代对政治敌人表示出非常惊人的性释放。

好在屈辱只是见证那个时代的人妖颠倒，好在王光美活了下来。刘家与邓家走得很近，等邓小平复出，刘少奇平反的事情也很快提到日程，1980年，死后11年的刘少奇被恢复名誉，遭遇丈夫被迫害致死，前后坐牢12的王光美后来还担任过政协常委等名义的职务。当年，王光美学习的是物理，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后来在北大也是读物理——可惜没有人学习民主政治，没有一个是律师出身，所以，他们都深受一个用权谋无所不用其极的阴阳谋大师毛泽东打击，到了家破人亡的地步。

比起普通人，王光美的命运已经很好了，”文革”期间冤死的人有几千万，又有几个被平反昭雪和补偿的？不过，晚年的王光美若能在内心认识到中共的本质，以及”文革”为何至今还没有结束，那么虽然光美一生很可怜，但她就可以称得上悔改了。尤其她宽容对待毛泽东的后人，已经说明了这一切。但愿”文革”别再中国重演。

1989年”六四”期间，王光美还是做了一点对国家很有益的事情。当时，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前工人出版社总编辑的何家栋先生说服王光美给胡启立打电话，动员时任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与新闻界对话，胡启立欣然接受。当时首都新闻界的领军人物、民主运动期间新闻界签名的召集人、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和卢跃刚为对话团成员，卢跃刚为中国青年报广场报导组组长，后来两个人同时被推选为与中央对话的四人团的成员。

中国的事情，无论多坏，都与毛泽东这个人有关，”文革”就是毛泽东留下的最大最坏的”遗产”，如今随着”文革”最大的受害人之一、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去世，她作为历经”文革”近乎灭门惨剧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遗孀，只能”标志着那个时代最后一缕残照隐入历史（媒体评论语）”，但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可以正视自己最近40年间发生的历史了。现在的中国，还远没有到彻底评价毛泽东和”文革”的时候，只要毛泽东不被否定，”文革”就很难被正视，就说明”文革”还远没有结束——这是中国多大的悲哀啊！

《史记。伍子胥列传》有两个成语叫”日暮途穷”、”倒行逆施”，是说楚国人伍子胥为报杀父弑兄之仇，勾结吴国攻下楚都城郢，拆了楚国宗庙，挖了平王的坟墓，抄起铜鞭，怒打三百鞭，连楚平王骨头也被打断了，脑袋也砍下了。伍子胥鞭尸行为被他先前的好友申包胥知道，特地派人送了一封信，批评他不放过死人太过分，太残忍。伍子胥回答：”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指到了没落灭亡的阶段）。”历史可以使我们知兴衰，那么谁是当代的倒行逆施者呢？无疑就是毛泽东，只要共产党不摆脱毛泽东思想，就是”日暮途穷”.现在，王光美已经宽容了毛泽东所造的罪恶，但是共产党还不认为毛泽东是罪恶的，所以其注定是已经处在”日暮途穷”的阶段。

不过，今天活着的人应该好好纪念王光美，她的不幸历史，可以见证中国的不幸历史，建议”文革”期间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的胡锦涛先生、一口气读出六句名言诸如”为什么我眼里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温家宝先生等参加王光美的葬礼，纪念这位不幸但又主张宽容的女人。

愿王光美的后人，能够牢记”文革”的不幸，为最后彻底否定”文革”、正视”文革”历史，做出应有的努力。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高级研究员裴敏欣教授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学出版《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掉入陷阱的中国转型：发展专制体制的局限）》，以及在《Foreign Policy（外交政策杂志）》发表《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中国崛起的黑暗一面）》，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最深层的症结，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最近他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连续举行了几场讲座，和胡鞍钢等各方面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反应热烈；笔者作为听众，有幸侧身其间，今据现场记录和网上有关资料作如下综合报导（未经讲者审核）。

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掉进了“陷阱”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经历了资本主义革命巨变，现今的经济总量是二十年前的六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中还微不足道，如今它是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但是，如果以为这些耀眼的经济数据能给中国带来了更多的民主的话，那就错了。不管“经济发展引起政治改革，导致民主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会引起政治渐进改革”的理论，还是东亚现代化模式，在中国找到的都是负面証据，受到的全是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是为什么？

国家政权力被垄断，市场经营效率低下，经济利益靠权力支配，根本不是市场经济。这就是不仅是政治转型坠入“陷阱”，经济转型也堕入“陷阱”的缘故；这陷阱叫做一党专政导致的掠夺型的“陷阱”。根据自由演变理论，持续的经济增长，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将逐步让国家变得更为民主。尽管这一理论的长期性纪录毋庸置疑，但是在专制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却失灵了；八十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认真地讨论并制定了民主改革的蓝图.今天，政治改革的话题却是禁区.八十年代发起的加强人大、乡村选举以及建立现代司法制度等，自从1989年天安门广场屠杀以来，不但停滞而且后退。这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寻找原因：

1，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为非法执政提供了“合法性”的“証据”，从而为反对政治改革制造了最佳借口。

2，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负作用。经济增长，因政治体制不同，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在专制体制控制下，巨大的经济增长，使政治权力的价值升高，政治权力得以转变成经济利益，并对经济资源实行控制。权力出租、权钱转移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并越演越烈。

在这种体制下，经济的发展使统治精英反对民主化的欲望上升。九十年代到现在，民主化只是在口头上讲讲.精英们现在不担心失去政权，而是担心失去对经济资源的控制。统治精英很会适应新的社会变化，在利益驱动下很快学会并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控制了经济资源的办法。九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庞大的警察、武警、防暴特警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在大学、社科机关设有告密者；一个省的公安文件上说，去年发展了多少情报信息系统、提供了多少情报，如何对付民间突发事件等等。

2004年八万四千起，2005年八万六千起的群体性骚乱都被轻易镇压下去了，效率奇高。有人在海外演讲，公安部也能把电话打到他那里去；我的一个美国朋友与表姐通了个电话，第二天公安局就找到他表姐。经济发展了，税收多了，为统治集团的提高控制能力创造了条件。为了控制信息流通，政府花巨资扩充人员和改进技术.三万多训练有素的特别网警用先进技术监视和过滤着所谓“敌对和有害”的海外网站。

3，共产党统治集团为适应新形势聪明地对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有选择的镇压；拉拢、收买社会精英如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家，形成了新的社会精英联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的对立面，九十年代后却成坚定盟友。入党、当官，使知识分子地位、待遇得到提高；用名目繁多的奖励，如国务院津贴等，实行明目张胆的收买；大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与政权抗争的风险：舍不得车子、房子、津贴，就要听话。如刘宾雁、方励之这样的知识分子良心现在没有了。

吸纳、吸引力之强弱完全取决於经济的发展。知识精英一旦与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结成利益同盟，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动力，发展就掉入了“陷阱”。可见在专政体制下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是有害的，起码在短时期内是如此。

二，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及其失败机理

渐进改革忘了为什么要搞渐进改革。渐进改革的政治逻辑是在后意识型态的政权里进行的，统治精英为了政权的安全，採取了两个措施：一靠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即使用暴力。但仅靠暴力不够，还要有一个“利益联盟体”，通过对经济资源的支配，让忠实追随者得到实惠；即用利益引诱追随者，把追随者牢牢地绑住。这样政权便稳固了。

渐进改革有个内在矛盾。按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越高越好，因为这是提高效率的唯一途径。但市场化使后意识型态国家政治精英的生存受到威胁，於是他们就抵制市场化，因市场化削弱了权力对资源的支配。因此“渐进改革”成了共产党唯一的选项：完全不放不行，但不一下子放，要慢慢放；不放的部份是大块，是核心；这样仍然可以支配和控制资源，才能上下其手。仔细观察发现，放的都是租金不丰厚、竞争厉害、利润薄的行业；最终控制的、改不下去的肯定是租金最丰厚的，如金融、保险、电讯、钢铁、运输、能源、自然资源等资本密集的行业.

为阻止这些行业开放，统治精英会显得异常诚实，他们公开承认：“这触及到我的部门利益啦！”经济利益一牵涉到政权稳定、生存问题，就谁也不敢拍板。从理论上讲，中国经济改革就是要改革最有影响的行业，如果有改革的勇气，就要先开放银行金融业；把银行金融业干部任用权由中组部移交给董事会。但是计划经济是中共政权的生存基础，所以共产党就是抓住不放；银行成了私人金库，批个条子十亿、五亿，也不用还。这就是交易、分配利益，从而形成了政治联合体.这些效率低、利润丰厚的行业，漏洞最大、腐败也最严重。行业保下来了，租金拿下来了，统治集团及其忠实追求者的集体利益也就保住了。

另一面，渐进改革之行业内部利益与政权利益是完全相冲突的，行业只看个人、小集团的短期利益，看不出或不管政权的前途。这就是为什么越是垄断行业，腐败越严重，漏洞也越大。除银行体系外，粮食流通体系也非常腐败，坏账几千亿元。渐进改革是后意识型态政权的生存之道，但又与行业内的人有利益沖突，於是渐进改革也改不下去了，实际上渐进改革也没有成功的例子。在对经济自由度所作的调查中，有关法规、国际贸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构架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一百二十七个国家中排名是倒数第三，低於东欧国家、印度、墨西哥及所有东亚邻国，仅高于缅甸和越南。

三，为什么转型时会出现掠夺型政权？

国家既可能是发展的推动者，又可能是对社会掠夺者；在专政体制下权力限制没有任何保障之下，国家只能是社会的掠夺者。

1，从产权理论、委托代理人关系来解释。一旦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产权分配、出现产权下放，精英掠夺也就出现了。

2，转型过程中由於权力下放后，上级对下级监督出现问题，监督失灵.中国政府治理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委托代理这一层面，主要是监督成本过高。中国政府治理模式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方式，而缺乏平行监督机制和由下而上的反馈。这可以从行为方式上看出许多问题，如代理人以权谋私，做表面文章，特别是兴建形象工程，以及公权私有化。

3，在转型过程中突然出现退出机制。以前一加入共产党，就不能退出；等於孤注一掷，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张牌上。现在可以退出了，例如当私人企业主。退出机制影响了成员对集团的依赖和对将来的预期，使成员在最短时间内把投资回报最大化，把对政权的投资提前兑现；利益最大化就是对社会实行掠夺.掠夺够了就退出，甚至退到美加、欧洲去了。因此，所有官吏都在以最快速度贪污敛财。

总体意识型态变化。根据中组部问卷调查，基层官员连“四项原则”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什么信仰。因贪污数千万人民币而遭处决的河北省国税局长李真就承认：他担忧中共会垮台。这种心理变化，加上权力分散、体制约束即监督机制的失灵，风险很低，掌握资源越来越多的地方政治精英的疯狂掠夺便不可避免了。

集团性犯罪腐败把公权小集团化了。黑龙江省徐桂芝案，涉及四百多名官员，包括省长、副省长、省检察院长、高级法院院长以及十三个省委领导中的八个。沈阳、福州等三十多个县和地区的市委书记、市长等官员的名字出现在涉及谋杀、勒索、赌博、卖淫黑社会团伙的薪水单上；湖北襄樊市一个案件有七十多个官员涉案，其中县市一把手三十多人。成建制腐败的国家政权一旦掉入陷阱，就出现巨大的“治理赤字”。教育、卫生、环保一系列都出了问题，因为统治精英只为自己服务，而不为大众服务。最近的研究报告说，中国百分之一的家庭佔有全国百分六十的财富（美国是百分之五的家庭握有百分六十的财富）。工农这两个传统的盟友被共产党彻底抛弃，成了边缘化、赤贫化的弱势群体.

打破这个困局几乎毫无办法，为了巨大利益，为了保护分利集团，共产党总是强词夺理地说它如何伟光正、証明现状是如何最合理。改革无法爬出“陷阱”，这就是中国今日改革的困境。

首发《动向》2006年十月号

刚刚结束的中共六中全会有两个焦点，一个焦点是中共自我宣传的，即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到二○二○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任务；另一个是在即九月下旬陈良宇下台以后引起的政治地震，胡锦涛与江泽民上海帮的较量结果究竟如何？海内外对此极为关注。按照中共的政治套路，为十七大所作的准备可以分为思想理论和组织人事两方面，所谓“和谐社会”的理念、口号与目标任务，属于思想理论范畴，而整肃陈良宇这样的党内政敌，藉此腾出位置安插自己的人马，是组织人事方面的安排，才是“决定性因素”。这两者是并行不悖的，用中共的术语应该是“两手硬”。

胡锦涛、曾庆红力排众议、匆忙赶在六中全会前夕处置陈良宇，很显然是要在借这个东风，彻底解决上海帮问题的，具体的就是要逼退贾庆林、黄菊以及北京的刘淇和天津的张立昌，进而收拾各路诸侯，使团派和太子党的新人，在十七大更上一层楼甚至晋升最高核心层做好铺垫。但这仅仅是胡曾的如意算盘，分析公报和官方的公开报道，人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六中全会本身并不和谐，甚至是开砸了！有一种可能是，胡曾的方案遭遇了上海帮以及各路诸侯的阻挠，陈良宇事件引发的高层分歧，结果就成了“只谈和谐不讲肃贪”，胡锦涛不得不用更高调的“和谐社会”来掩盖陈良宇事件的震荡。

公报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在党。如果这话当真，按照党章规定，作为政治局委员的陈良宇应该有权利出席这次会议，根据议程和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尤其是如果审议陈良宇案件的时候，他还有申辩的权力。陈良宇下台后，流传着一份新华社编纂的《陈良宇言论选编》，有人认为这些言论表明陈是中共党内最大的异议分子，陈之所以下台就是因为与胡锦涛政治上的分歧。在《陈良宇言论选编》中就有对胡锦涛“和谐社会”表达的不同意见。陈说，“太多地强调稳定就让人想到实际上不稳定，太多地强调了和谐社会说明了实际上社会部和谐，这些词，适当的场合强调是正确的，当口头禅，滥用，用多了起反作用。”

到底是胡锦涛讲得正确，还是陈良宇讲得对？是可以比较分析的，至少要保证这种不同的意见有表达自由的权利，才有和谐的可能。有人在看到陈良宇的言论后感觉他比胡锦涛正确，如果构建货真价实的和谐社会，中共需要从自身做起，应该允许陈良宇与胡锦涛就进行公开辩论。胡锦涛拒绝（或者不敢）辩论，而是用传统发黑材料的方法，即使“压服”了陈良宇，但在中共党内、中南海高层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谐”。诚如《动向》记者的北京内幕报道披露的，六中全会充满了浓重的火药味和悲观失望情绪。

其实，这半个多世纪以来，恰恰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是破坏社会和谐的乱源，中共不对自己的罪恶认罪忏悔，发而以所谓“和谐社会”为名，再让老百姓对中共感恩戴德，实在欺人太甚。就从胡锦涛上台这三年看，他嘴里口口声声讲“以人为本”“和谐发展”，行动上却压制新闻舆论、打击维权运动、不断破坏人权纪录、开政治倒车，若以胡锦涛的思路加强中共的执政能力，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加强中共破坏和谐的能力，充其量只是金正日统治朝鲜的翻版。

检验中共是否真要建立和谐社会，就要看中共是否敢于正本清源，承担历史罪责，须放弃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开放报禁。常言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胡锦涛现在一手高举着屠刀，架在人民的脖子上，一边还强迫人家承认他就是化身“和谐”的佛。

————————–

首发《议报》第272期

陈良宇案尚未淡出人们的视线，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突然被国务院免去职务，官方的新华社在10月13日的报道中并未透露详情，只告知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将接替邱晓华的职务。出生于福建宁化的邱晓华，不光有着令很多官员羡慕的经济学博士学位，而且非常年轻，不到50岁就做到了国家统计局局长的位置。从邱晓华的工作履历来看，他是一位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且形象一向良好。之前的国内外媒体几乎没有有关邱晓华与中共高层不和的消息，他出乎意料地被免职自然会引发外界的各种猜测。

 

邱晓华被免职的消息一经公布，对其前途命运的估算便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邱晓华并不像陈良宇那样有明显的上海帮背景，从派系权力斗争方面几乎找不到他为何被免职的答案。台湾辅仁大学统计资讯学系的谢邦昌认为，邱晓华的资历很完整、作风很稳健、有学者风范，是第一位从统计局内部调升的官员，因此，他最初对事件抱持正面看法，觉得邱晓华会另有高就。但之后几天的情况说明，邱晓华不是“另有高就”，而是幡然落马。13日下午，有记者登陆国家统计局网站，发现此前长期赫然在目的新华社记者“高度评价”邱晓华的文章已难觅踪影。香港《苹果日报》14日报导，邱晓华已在12日被中共中央双规（在规定时间、地点交代问题），原因可能与陈良宇案有关，同样涉嫌严重违纪。

 

陈良宇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对抗温家宝，抵制宏观调控政策，这被认为是他遭整肃的重要原因。邱晓华在被免职之前，人们看不到丝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迹象，他被指“严重违纪”必然让外界将他和陈良宇联系到一起。邱晓华七个月短暂的局长生涯，正值中国宏观调控如火如荼的时期。有消息表示，邱晓华被免职，最直接的原因可能与他最近在有关宏观调控政策方面发表了不少和中央步调不一致的公开讲话紧密相关。熟悉内地经济运作的人士指出，国家统计局与国家发改委、中央银行等同属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邱晓华更以局长身分出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其言论与中央宏调重点产生较大偏差，对政策执行极其不利。

 

胡锦涛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前，就留给外界以行事谨慎、作风稳健的印象，他虽然一时无法改变江泽民时代的政治格局和社会性质，但在一开始多少获得了民意的支持，这从非典时期的舆论透明度、对原卫生部长张文康的罢黜，以及废除《收容遣送条例》等一系列事件中不难看出，“胡温新政”的说法也就是从那时应运而生的。然而，胡锦涛纵然有拨乱反正、独步千古之志，在江派人马的牵制下，也难有再造乾坤之力。在江泽民缔造了空前绝后的腐败官场之后继任，胡锦涛不能不慨叹生不逢时。胡锦涛既无能力改变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又无勇气充当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他所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算一步。从胡锦涛最近的表现来看，他的执政目的无非是树立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维护中共当前的专制统治，他的执政目的中即使有“为民”的成分，也只能摆到不起眼的位置。

 

正如外界所预料的那样，在中共十七大召开之前，胡锦涛为了保证在十七大上的主导地位，必然掀起新一波的党内权力斗争，刘志华、李宝金、陈良宇的相继落马正是权力斗争的具体体现。中国官场的严重腐败早已经成为妇孺皆知的不争事实，胡锦涛在今年中共建党纪念日前所扛出的“反腐败”大旗虽然挥舞得酣畅淋漓，但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真实内涵却不言而喻。陈良宇正是以“反腐败”之名行权力斗争之实而被打倒的典型代表，虽说陈良宇确实存在罄竹难书的问题。

 

陈良宇的倒台早在外界的预料之中，因为之前，有关他和胡温不和的消息就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另外届倍感惊异的是刘志华和邱晓华的落马，因为太突然，甚至于在他们出事以后外界还无法获知具体原因。这也许就是胡锦涛个人执政风格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体现，在有自知之明的贪官眼里，凡事不动声色的胡锦涛也许比其他党魁更有威慑力。面对高官的频繁落马，老百姓虽然心花怒放，但很多官员则寝室难安，他们可能会想：“今天邱晓华倒了，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

 

2006年10月15日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