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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震预报监督机制严重缺失亟待建立健全

10月6日陈一文在深圳透露消息

为确保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自然灾害预测的准确率，孙中山的秘书陈友仁之孙陈一文先生，于2006年8月10日专函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严厉斥责“他排斥与压制中国地震局内外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地震预测成果，同时公开宣扬地震预报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解脱自己作为中国地震局局长及地震局的当代责任，对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安全极端不负责任！”——国家地震局长期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正确建议和公众监督，拒用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将使唐山大地震悲剧可能在国家地震局公开宣布的中国第五次地震活跃期（现在已进入）重演！认真总结唐山大地震悲剧中国家地震局的失职渎职责任，建立科学民主的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是事关今日中国能否建立“和谐社会”的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问题！——2006年10月6日，陈一文先生在深圳向记者透露了这一消息，并提供了相关证据文本。

身高一米八六，满头银发，目光坚毅的陈一文，指着一张老照片——祖父陈友仁1927年 与毛泽东、宋庆龄等人在汉口开会的合影——自我介绍说：祖父陈友仁既是孙中山先生亲密的外事秘书、顾问，也是杰出的爱国外交家，曾于1926-1927年担任广州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自己是一个母亲为犹太人的英籍华人，1942年出生于英国，1950年因父亲陈依范（英籍新闻工作者、1938年与1946年访问过延安，1947年协助新华社创办伦敦分社）应邀来新中国帮助新华社开展对外宣传工作，随父从英国伦敦定居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机械学院后，在原一机部抚顺挖掘机厂从事生产劳动、技术革新工作、技术情报研究工作；1979调回北京安排在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工作；1980年代初担任全国青联一机部系统特邀委员；1981年至2000年，担任[美国]嘉利华公司驻北京联络处首席代表，后为北京市凯利华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自1990年以来开始跟踪调查研究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自主创新科技成果的发展及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2002年被聘为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2004年又被聘为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现为义务扶持中国被压制的科学新技术发明者的社会活动家和科技先锋思想探索家。

熟悉陈一文的科技界人士说，陈一文先生发表多篇关于中国科技创新发展、能源与环境、大气污染、强子力学等问题的重要论文，在海内外产生积极反响，特别是其2004年以来多次被权威报刊文库转载的《中国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健康发展呼唤向传统科学技术基本理论提出挑战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必须走世界任何国家从未走过的新型能源环境发展道路！》等论文的核心观点，深受科技界关注。科技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科技信息网》[www.chinainfo.gov.cn]主页下边专门开辟《陈一文先生就解决中国能源与环境问题》专栏，发表有陈一文160多篇文章。定于2006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的“第三届（上海）环保与新能源国际论坛”接受了陈一文的两篇论文《大气“氧气枯竭”是比“全球温室效应”对人类持续健康生存造成更为严重危害的恶果》与《对传统能源以及新型替代能源进行综合分析科学评价的十八项评价指标》。据陈一文介绍，这两篇极具超前创新理论的科技论文在中国环境与能源领域可能形成轰动。

八年三上书——国家地震局始终拒绝公众建议与监督

1998年以来，陈一文先后三次上书批评国家地震局，呼吁最大限度地调动专业和民间群测群防地震的积极性，建立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与民间专家共生的中国地震预测多元化监督机制，迅速启用被压制的地震预测科学新技术发明者自主创新的“土仪器”及其卓有成效的最新地震预测科技成果，以防范唐山大地震悲剧在中国重演。但这些重要建议八年来始终未能得到任何答复。值此中国今日进入第五次地震活跃期，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益迫近的严峻局面，国家地震局却一再压制公众的科学建议和合法监督，以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的谬论来推卸有效防范地震灾难的责任，实属严重不作为与渎职。

第一次是1998年12月15日，在国家地震局地震预测专家汪成民、黄湘宁以及孙威等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下，陈一文向北京市长贾庆林呈交了一份《关于加强首都圈地震预测预报工作的紧急建议》的信函和建议书，强调中国有一批非主流的地震预测专家已突破了地震预测的关键科学技术，希望尽快采用。论证了最大限度调动群测群防的积极性是搞好首都圈地震工作的关键。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地震是有前兆的，是可以预测的，是能预报的。不能因为专业部门因私心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的错误观点而把非专业部门地震专家们的地震预测视为“干扰”。国家地震局垄断地震预测信息、拒绝监督的局面必须迅速改变。

此信估计转到地震局后被压制，陈一文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第二次是2003年11月12日，了解到地震领域外新调来的宋瑞祥局长对于地震预测的基本态度与前任领导明显不同，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的身份，直接给宋瑞祥局长写信，谈《张铁铮预测地震“三要素”的“磁暴二倍法”及其“应用地磁对地壳构造运动的研究”对我们的启发》，希望宋瑞祥局长能改变国家地震局坚持“地震不可预测论”以及手握大权的“主流专家”们对地震局坚持“地震能够预测”非主流学者以及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建议局长以身作则主动访问、请教、抢救已八十高龄并体弱多病的中国著名地震预测学专家张铁铮与北京理工大学地震预测专家郑联达教授的地震预测研究成果；建议破除国家地震局大部分权威人士的“地震在当代不可预测论”，承认“地震在当代中国已有人有新方法新技术进行预测”和“中国目前已经具备实现地震准确可靠预测的基本条件”的事实，并树立全面突破“更上一层楼”的信心。

对于中国当代能否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及其主要阻力问题，陈一文在信中坦率地写道，“根据我从1990年逐渐开始的对中国地震预测技术发展的跟踪、调查和研究，我的基本看法可以打一比喻”∶？ 数名非主力登山运动员已经分别探测清楚通往顶峰的所有途径，包括通的和不通的，个别人也曾经登上顶峰。因此，这些队员，尽管始终是非主力队员，他们对登山队整体登顶有信心。尽管多数主力队员从来没有登上顶峰，始终认为爬不上去，只要队长重新组织队伍，以有实践经验有信心的非主力队员为主，登山队肯定能够实现整体登顶。

现在的关键是看宋局长愿不愿意亲自领头担任中国支登山队的队长？“

陈一文认为，多年来国家地震局的工作重心本末倒置：国家地震局一直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一位任务，而将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次要工作，这是必将导致唐山大地震悲剧再次发生的根本原因。

信中，陈一文毛遂自荐∶“如果国家地震局领导有兴趣的话，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诸多专家群体的支持配合下，我可以在以下领域向中国地震局领导提供咨询意见和评估意见∶？ 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建立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原始创新的多种地球物理手段基础上的全国地震监测、地震预测系统的总体规划与实施方面、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地区性国际合作[中亚地区性合作、远东地区性合作、东南亚地区性合作]的规划与实施方面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多位地震预测技术专家及其地震监测仪器配套系统和地震预测方法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局的政府采购建立以以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防灾为首要任务、以”地震监测“救灾为第二位任务的采购规划、评标标准和评标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实现”准确可靠地震预测“的中国创新科学思路提供咨询性意见。？ 对于中国地震预测科学与日俱进实现更多重大突破与发展发挥促进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更加科学有效的地震预测评价标准的建立提供咨询意见。？ ”对于通过地震预测科学实践已经证明有效的某些适合引入中国的国外地震预测科学技术成果提供咨询意见。“

此信依然“泥牛入海无消息”。

第三次是2006年8月10日，陈一文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天灾预测专业委员会顾问、中国灾害防御协会灾害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名义又专函新一届国家地震局领导陈建民局长，力荐因多次地震预测准确，被实践证明是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高级工程师，希望陈建民局长细读孙威三十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工作的实录《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由此迅速改变中国地震部门长期以来对被实践证明已经正确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无理压制，尽快恢复1974年国务院69号文件确立的“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之路！

预计到再次发生前一封信的遭遇，陈一文的这封信不仅寄给陈建民局长本人，写给国家地震局系统多位院士，写给中国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研究所所长与多位骨干，同时写给国家减灾委专家组的多位专家等三十多位人士。现在已得到数位专家私下的赞同，但陈建民局长却在两个月过去的至今仍然没有任何答复。有鉴于此，陈一文只好诉诸媒体求援公众。如读者要求，陈一文对本报公开披露该信全文不予反对。

孙威的铁证——国家地震局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30年

陈一文随信向中国地震局陈建民局长、多位院士、研究员推荐的24万字长篇纪实《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实际上是一部控诉国家地震局“地震当代不能预测专家”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血泪史，它以近乎“工作日志”的再现原始资料方式，披露了国家地震局自1976年以来，三十年中，一再漏报唐山大地震等十多次地震大灾惊心动魄的事实，而这些漏报地震大灾（包括唐山大地震），都曾被多位“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及时预测、及时报告，然而却一次又一次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并且连报告预测的原始纪录资料也被隐藏或销毁。国家地震局某些人一再向国家领导汇报说，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属于事前毫无前兆，无人可预报的不可预报之天灾，但事实上，唐山大地震等地震大灾的悲剧升级，多与无理压制“民间地震预测专家”的人祸相关。——

原包头钢铁设计院计算站计算机硬件技术员孙威，其30年的“民间地震专家”生涯开始于1975年2月9日成立的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自1975年6月被评为包头市“优秀地震测报员”后，他多次纠正国家地震局的错误预报，多次补正国家地震局的漏报，多次应邀向全国地震预报会议介绍成功经验。因为1975年6月起，孙威就在包头钢铁设计院的支持下，自行研制了比国家地震局设备先进的地倾仪、地重仪、地应力、土地电、磁偏角等5种连续可见地震信息自动记录仪器，并探索出挑战传统地震理论的“孙氏地震预测新方法”，受到国际地震预测研究者的高度评价。

试看孙威1976年前后受到国家地震局的多次无理压制，即可见一斑：

1、反驳国家地震局的不实预报被压制1975年8月，国家地震局一位副局长带头到内蒙古检查群测群防工作，宣布包头——五原地区可能会发生六级地震。孙威根据自己的观测资料反驳说：在一个月内不会有波及包头的有感地震。结果，直到1975年底，在包头——五原一带，连一个四级地震也没有发生，孙威地震观测点因为预报“没有地震”而出了名，受到包头市地震办和包头钢铁公司地震办的表扬。

2、震前向地震部门预报唐山大地震被压制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孙威向包头市地震办赵兴黄主任预报：根据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观测和自动记录图显示，7月底8月初，在包头市东部偏南地区可能发生很大的地震。7月14日至7月27日，又多次电话预报给赵兴黄主任。结果在7月28日早晨6点多钟，得到包头市地震办的通知，唐山市7月28日零晨3点42分发生了7.8级大地震！当天早上，孙威又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今天还可能有7级左右地震发生。果然当天18点45分，唐山真的又来了一次7.1级地震。

从唐山大地震的空前悲剧来看，孙威的这些报告的预测意见都未被国家地震局采纳。不仅如此，连孙威这些预报的原始纪录也被人刻意销毁——在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到处都找不到1976年6月26日到7月27日的值班电话记录本了，青山小宾馆“准备会”的记录也不翼而飞。赵兴黄和郝荣更是一问三不知，再追问就装腔作势地说，是吗？有这回事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好在纸包不住火，包头市地震办的一位值班员终于找到了电话记录本，但已经撕掉了7月7日到7月15日的有关页次。好在孙威自己留下了连续完整的记录和资料。

3、向地震部门预报四川的松潘—平武7.2级地震被压制1976年8月16日22点06分，在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区发生了7.2级地震。孙威在在8月14日就断定两三天之内会发生7级左右的地震，用电话向包头市地震办和包钢地震办预报了，结果未被采纳。

4、向地震部门预报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6.2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的9月22日8时，孙威和观测点同事一起乘火车从包头赶到呼和浩特市向内蒙自治区地震办汪丹主任预报： 1976年的9月23日，包头东部偏南200-500公里范围内，可能发生5.5-6.0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此预报从1976年的9月3日就向包头有关部门预报了，但一直不被采纳。结果，1976年的9月23日04时07分3.8秒，在宁夏的巴音木仁地区，真的发生了6.2级地震，震中列度约为8度。

5、在地震局会议上预报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被压制。

1976年10月21日，孙威在赴京向国家地震局预报新震情报受阻后，给国务院写了一封预报地震的信：党中央、国务院、华国锋主席，从我们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得到的观测资料表明，在11月上中旬，华北地区还有可能发生破坏性强震，望能予以重视。

六天后的10月27日，孙威又在冶金部科技大会上代表和在京直属单位地震观测点负责人的汇报会上，准确预报：在11月7日到17日的10天内，中国可能发生两次7级左右的地震，一次可能在京津唐地震老区，天津钢厂要做好防震准备。

1976年10月30日，国家地震局刘英勇、卫一清等局级领导在木犀地河边木板棚召开“京津唐地区震情分析会商会”，孙威在会上再次预报上述震情。但是会议结束时，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负责人否定了孙威的再次预报，宣布上报国务院的“会议记要”是：京津唐地区今冬明春没有大于6级地震，京东南天津、宝坻一带没有大于5级地震。然而事实恰恰相反：1976年11月7日02点04分，四川盐源泉西北川滇藏交界一带发生了6.9级地震；11月15日21点53分，天津宁河发生6.9级地震，天津市第二毛纺厂正在交接班的工人全部遇难！老百姓气愤地喊着，明明知道有地震还对老百姓保密，一气之下砸了天津市地震局的牌子，还把砸坏的牌子倒挂在原地示众。

更可愤的是，一如唐山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上留下有多人曾预报过这次地震的痕迹，此次，国家地震局再次向上级和公众隐藏了许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曾准确预报过这次地震的资料。国家地震局每一次漏报地震致灾后，甚至在地震系统内部坚持“地震当代能够预测”的地震预测专家或民间地震预测专家提出了正确的预测而且被新发生的地震所证实后，仍多次向公众隐瞒真实的情况，使“地震当代无法预测”的谬论能够维持下去，以便保护他们能免受受问责。。

6、国家地震局曾肯定孙威研制发明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的先进性，后却因私利而拒绝推广应用。

1977年2月16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05号文件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在这次会上包钢设计院地震组介绍了地应力测报地震的经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会议建议建议在重点地震监视区扩大试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为此组建试验小组，并邀你单位孙威同志参加此项工作……。”

1977年3月28日，国家地震局下达052号文件进一步称∶“今年一月我局在山东省济宁市召开土地电、土地应力测报地震经验交流会。会议认为包钢设计院研制的简易地应力仪通过前阶段实践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有必要选择一些重点地区[京津唐渤张、苏鲁皖、冀蒙晋交界地区]进行观测试验。……试验费用……，由局群测群防经费中开支。”并明确规定，筹建29个试验点，以国家地震局文件的形式，正式立项。

在书稿中，孙威强调指出∶“这是对我发明的‘包头应力’的肯定，是对我们1976年多次成功预报地震的肯定。”

然而，不久，国家地震局在人事变动后，突然将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群测群防”地震防范方针视为“文革遗产”，内幕却因一些主流权威认为鼓励 “群测群防”会给漏报震情的国家地震局带来问责之灾甚至有致命威胁，于是制造由头将多年辛辛苦苦建立的全国地震群测点全部砍杀和“清理”，致使被实践证明确实“有预报大震临震的苗头”的孙威地震预测仪器“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因包头钢铁设计院地震观测点属于“群测点”被砍掉，海内外尊重的中国最杰出的民间地震预测专家孙威“下岗”待业，失去地震前兆监测试验点17年。直到1995年，辽宁省地震局两位尊重孙威的地震预测专家升任有关职务，有权请孙威到辽宁合作继续“孙氏地震预测法”试验，“孙氏地震预测法”才重获为民为国分忧的机遇。后来孙威得以在北京电业中学再建群测点，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又聘请孙威作为“客座教授”与长期合作共同实验研究探索孙威仪器神奇性能的物理机制。孙威还将“群测点”建到美国，在加州建了多个地震前兆监测点。近年来新的科学实践证明，孙威的仪器能够在不同大陆[亚洲与美洲]、不同地质条件下的不同地区皆有较高灵敏度和实用性（即他的仪器1975-1978年期间曾经多次抓住过的地震前兆），可不断重复对多次新的地震再次抓住 “确定性地震前兆”[即“地震不可预测”专家们承认他们始终未能抓住的可以用来预测地震的地震前兆]：如1999年11月29日12时10分辽宁省岫岩5.6级地震；2000年1月12日7时辽宁省岫岩（偏岭）5.1级地震；2003年5月28日19时09分21.6秒美国5.0级地震；2003年8月16日18时56分43.2秒内蒙古巴林5.9级地震；2004年3月24日09时53分45.0秒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5.9级地震；2004年12月26日08时58分55.2秒印尼苏门答腊西北近海6.7级地震等。

三十年来，国家地震局一直对国内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的所有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进行排斥与压制。陈一文先生举出20多个采用不同仪器、技术、方法实践检验证明成就卓著的非主流地震预测专家。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张铁铮、沈宗丕、李均之教授、郑联达教授、吕大炯研究员[旅美华人]、寿仲浩[旅美中国人]、韩延本研究员、任振球研究员、孙威客座教授、王文祥研究员、杨武洋博士研究生、徐秀登教授、陶守正教授、、宋松、刘承昌、李阶法、高发金、郭宝昌，王斌、马未宇等。不仅如此，国家地震局系统内所有坚持“当代能够实现地震预测”具有创新精神的专家也都一再受到打击与冷遇，代表人物包括：汪成民教授、耿庆国教授、黄相宁副研究员、徐道一研究员、徐好民研究员、张网厚研究员、强祖基教授、曾小苹研究员、钱复业研究员、赵玉林研究员等。

为何孙威等许多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一再胜过了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

陈一文认为，国家地震局从1966年邢台地震中总结出的“小震闹，大震到”经验，对震前有前震的许多地震的预测来讲确是成功的经验。但是，辽宁省地震局以此成功地预报了1975年2月14日辽宁海城至营口7.3级地震后，国家地震局某些权威人士误认为它是预测一切地震的经典模式。然而地震的发生模式是多元化的，1976年唐山大地震前以及1978年再次发生的海城地震前就没有前震。1976年唐山地震前，虽然唐山地区许多群测点利用自己研制开发的“土仪器”监测记录到清楚的地震前兆、其它地方张铁铮、孙威等不少民间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根据自己抓住的地震前兆分析也报告自己的预测意见，皆因为不符合“小震闹，大震到”模式，特别是不符合国家地震局地震分析预报负责人梅世荣等人当时坚持“华北不再有强震”的判断，因而受到坚决否定。唐山大地震悲剧发生之后，国家地震局梅世荣等权威一方面上骗中央，谎称“唐山大地震前毫无前兆，因而无法预测”，由此拒不检查自己背离“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群测群防”地震工作方针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不可原谅的悲剧后果之责任。国家地震局几十年来一再搬出“地震不可预测是近几代人也无法克服的世界性难题”陈词，蒙哄公众。

其实，1976-1978年期间，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预测一再胜过国家地震局专业权威的地震预测，首先是因为他们研究开发的“土仪器”优于国家地震局专业队伍的“洋仪器”：“洋仪器”在1975年海城地震前、在1976年唐山地震前、在1978年再次海城地震前未能够监测到可以作为地震预测可靠依据的地震前兆信号，因而声称“没有前兆”，而孙威等许多群测点开发的高灵敏度仪器却能够监测记录到专业“洋仪器”根本监测不到的确定性的地震前兆，并且非常清楚，完全可作为地震预测的可靠依据。

此外，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专家的监测方法先进——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当时对许多地球物理信号采取的是“一天定时记录几个数据”的时点观察法，而孙威等某些群测点的监测记录方法则比其先进——采用每天24小时不间断连续记录。远远胜过专业“洋仪器”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土仪器”，以及不会遗漏任何地震前兆信息的新方法，缘于孙威等敢于怀疑和挑战传统地震成因理论——现行的、传统的构造地震理论，是以板块学说为基础，以观测断裂带活动为目标，认为断裂活动是地震的成因；方法是以监测地震活动性为重点，用前震序列及统计规律“以震报震”（小震闹，大震到）；指导思想是长期观测地形变，认为地下能量需要很长时间的聚积，应力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使地壳发生形变直到被压坏，能量突然释放。有了这种片面的指导思想，就会认为一天只要定时记录几个数据就足够了，用不着连续可视的自动记录。殊不知这种长时间守株待兔的办法，丢掉了对地震预测非常重要的许多前兆信息。

近十多年来，国家地震局尽管把卫星遥感、数字化遥测台网……等最先进的常规技术都用上，还是事倍功半，因为他们沿用的地震孕育触发基本理论存在着严重的片面性、局限性和错误……。而且，采用更先进的数字化时，如果方法不得当，就会像国家地震局已经造成的恶果那样，投资了数千万元的数字化设备，某些重要的地震前兆信息却已经严重失真，成为“垃圾信息”。国家地震局如果继续迷信这些错误理论或过时观念，即使再多引进现代化技术设备，也只会南辕北辙，事与愿违。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地震监测先进的国家，半个世纪的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一点。

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采用的地震前兆监测仪器，大多是根据自己探索的新地震预测理论——追踪前兆信息，循序渐进地逼近“龙头”——自行新研制的，而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则采用的是进口的或者仿制的传统地震活动监测仪器。理论的保守，方法的因循守旧，形式虽洋但是实际上相对落后的仪器，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学权威们一再败阵于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

从1976年到2006年，整整三十年过去了，孙威等民间业余地震预测专家继续遭到国家地震局专业地震预测权威们的排斥与压制的状态，竟然毫无改善！当年的壮年小伙孙威而今已成为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孙威的《为唐山的悲剧不再重演》书稿，从2005年开始寻求有胆识的出版社，但至今因国家地震局无形压力而被重重关口压制难以问世！

陈一文获得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

鉴于国家地震局今日对公众监督的打压，已从早期的只压制不同意见者扩大到所有支持创新地震预测理论和实践的网络媒体，鉴于近期新地震不断出现，不断漏报，陈一文对国家地震局的严厉批评和对建立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的深切呼唤，更显得切中时弊，极其可贵，得到了国内外众多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的支持与尊敬。据悉，已经有人认真考虑，要依法状告国家地震局，提出不作为渎职行政诉讼，追究其长期压制地震局系统内以及民间业余地震专家、逃避公众合法监督的法律责任。

对于陈一文的工作，唐山大地震悲剧的研究者、知名作家张庆洲先生（著有畅销书《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高度评价道：陈一文对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跟踪调查研究与社会活动工作的意义不亚于中国地震预测实践研究者群体的地震预测研究工作本身！

我们可以说，科学民主的中国地震预测监督和问责机制建立健全之日，就是中国人民彻底控制地震之灾之时。

（本文已经陈一文先生审定）

2006年 10 月 14 日三稿于深圳“早叫庐”

首发新世纪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关键词”。这无疑是一大进步：有那么几十年我们言必“斗争”，言必“你死我活”，谈“和”色变。其实，先人早就有言“和为贵”，又说“和而不同”。前者指出妥协、合作的可贵，后者标示多元、共存的价值。现在上下齐为“和谐社会”努力，看来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时代应该是过去了。

那么什么是和谐社会呢？高层定义为六个具体的目标：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民主法治与公平正义赫然居首，显系人心所向。民间则有一则广为流传的“拆字”解释：有“禾”入“口”是为“和”，人“皆”能“言”谓之“谐”。前者讲的是民生和社会保障，后者讲的是民主和言论自由，二者具则“和谐”达矣。这与前述的六个目标是相通的，无疑体现了一种上下共识。

当然，如今并不是什么事情都有“共识”。“和谐社会”作为有待“建构”的目标也显示了我们的社会还有不少不够“和谐”之处。近来不断强调“和谐社会”，恰恰是改革深入到如今这个关键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的体现。这应当不难理解。这两年出现了相当尖锐的“改革论争”，以“郎旋风”为标志的国企改革争论，以医疗、教育问题为中心的公共品供应改革争论，以物权法和农民问题为中心的经济社会改革争论，都相当激烈，以至于有人惊呼“改革共识已经破裂”。

但是，古今中外，难道真的有什么重大改革是在全无异议的状态下进行的吗？应该看到，1980年代改革初期那种全社会的高度“共识”是罕见的特例。它的背景，一是此前十年浩劫这另一桩罕见的特例几乎伤害了从上到下所有人，从而促成了一种“走出‘文革’”的共识。二是改革前夜的旧体制不仅缺乏自由，而且福利极低，走出这种状态很少有所谓“自由还是福利”的两难困境，也很少有“自由竞争还是福利国家”的冲突。

然而，“走出‘文革’”这一罕见的共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地逐渐解体，“走向何处”的歧见则逐渐凸显。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自由和福利的诉求在提高，“为更多自由而降低保障”与“为更高福利而减少竞争”的分歧开始显现。而那些失去了保障却未增加机会、损失了自由却未享有福利的人们，面对那些利用体制缺陷既垄断市场“机会”又掌握计划特权“保障”的人们，更产生强烈的不公平感觉。

如今不仅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升高，更重要的是因垄断造成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使得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下的国家更甚。不仅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且叠加了“公共品缺少公共性”的体制弊病。早在改革之前，高收入者公共福利愈高，低收入者公共福利更少，“二次分配”不是缓解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旧体制的这个弊病在如今单向度的市场化改革中不仅没有克服，反有加剧趋势；而靠单纯恢复“大政府”来增加公共品供应，并不能解决问题。我们应该看到古今中外的一个事实：真正的福利国家首先必须具备民主与法治的基本框架，而不受制约的权力并不能带来可以追问的责任。

上述这一切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有的是市场经济中难以完全消除的，只能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缓解。但更多的却是公共治理不充分的结果，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不到位的结果。对于前一类弊病，我们应当意识到市场经济既然承认竞争，就难免有输赢之别和风险运气之别，但必须采取措施防止“赢家通吃”。而对于后一类弊病，唯有通过推行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来消除“权家通赢”。我们尤其要防止借矫正“赢家通吃”之名在缺少民主制约的情况下单纯强化权力、扩大垄断，而使“权家通赢”的弊病更趋恶化，甚至造成“权家通赢”与“赢家通吃”的恶性循环。

无论对上述哪一类弊病，走向和谐一个共同之道是：加强协商、沟通、妥协和平等博弈的机制。和谐社会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矛盾社会，当然也不应该是“你死我活”的社会，那它就只能意味着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能够进行理性谈判、讨价还价的社会。改革也许无法在所有方面都形成共识，古往今来的成功改革也不乏在歧见中进展的例子。但是共识或难求全，底线必须持守。共识不足，可以谋求妥协；没有底线，社会就会乱套。如今高层所确定的“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民间所流传的“有‘禾’入‘口’，人‘皆’能‘言’”，在追求设立这样的底线上显然是一致的。

   莎拉·沃特斯是近年来备受英语文坛关注的女作家。莎拉·沃特斯，1966年出生于英国韦尔斯，现居南伦敦，曾被《Granta》杂志选为“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之一，以及英国图书奖的年度作家。萨拉·沃特斯的作品均以维多利亚时代为背景，在优雅缥缈的氛围中带有神秘悬疑感。1998年处女作《轻舔丝绒》一推出便跃登畅销排行榜。2002年，凭借小说《荆棘之城》，入围英国文学大奖“柑橘奖”和“布克奖”。

    英语文学界最具声望的文学奖———布克奖在伦敦揭晓。英国女作家莎拉·沃特斯(SarahWaters)，凭借小说《守夜人》（TheNightWatch）击败前布克奖获得者彼得·凯瑞和巴里·昂斯沃斯摘得大奖，并获得5万英镑的奖金。

    英国小说家莎拉·沃特斯的《守夜人》，曾经以微弱劣势错过今年的柑橘奖。《守夜人》是一部关于上世纪整个40年代英国的故事。故事描绘了空袭，灯火管制下黑洞洞的街道，偷偷摸摸的违法关系和性冒险。评委费奥纳·肖认为，这部小说“扒掉了伦敦的内衣”。2005年度的布克奖被公认为是近几年竞争比较公平的一届。发言人威廉·希尔表示，“这次布克奖是近年来最为透明的一届，我们之前肯定还没有透露过获奖名单。”本届布克奖评委也是历年来最为国际化的一届，评委分别来自印度、澳大利亚、爱尔兰、埃及等英语国家。虽然最后的评审风平浪静，但之前对布克奖入围名单的竞争十分激烈，在经历6个小时的“马拉松”商议后，评审委员会总算在近日贡献出了一份今年的入围长名单。在40年的布克奖历史中，这次商议所耗费的时间几乎是最长的。获得布克奖肯定对莎拉·沃特斯的小说有促销作用。去年，《海》的获奖使这部滞销的小说立即畅销，数月内销售量超过50万册。而其他落选作家的作品甚至整个图书市场都能搭上“布克奖效应”的便车，获得不错的销售佳绩。1969年开始颁发的布克奖是当今全世界最权威的小说大奖之一，在文学界影响力直逼诺贝尔文学奖。

_{2006年是杂志界的特殊年头，香港《号外》30周年，日本《Axis》25周年，英国《Wallpaper》10周年；国内的《时尚先生》10周年、《新周刊》10周年、《世界都市》10周年，连去年刚从《中国时装》改名的《时尚芭莎》也搭顺风车，过起20周岁的生日。另一方面，中国时尚生活类杂志仍然处在拓荒、布局和发展的初期阶段……}

      《时尚先生》10年

        返老还童重塑形象

_{《时尚先生》已是男性时尚杂志的翘楚。}

　　手头还有最早的《时尚》杂志，一点也不时尚，纸张虽然很厚，设计和内容却很老土，但如果将时光转回当年，转回那个小四合院里，这本杂志的出现是多么惊天动地。

　　10年里，《时尚先生》的主编换了几茬，从殷智贤到逄伟到王锋，物是人非。殷智贤还在《时尚家居》，已经出了两本家居方面的书，并扩展出一本全新的《时尚置业》杂志，继续拓宽广告领域；王锋延续一贯对男性刊物的热爱，《时尚先生》的机会突如其来，恰到好处；而前主编逄伟则自闯江湖，办起了一本名叫《大道》的男性时尚杂志，无独有偶的是，《财经》杂志每月的增刊，也叫《大道》，看来真是大道朝天，各走一边。

　　《时尚先生》是中国最早的男性时尚类杂志，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没有竞争对手。正因此，有一段时期，《时尚先生》办得死气沉沉，老气横秋，有人开玩笑地说：它可真是办给先生看的，小伙子哪看这么老土的东西。

　　三四年前，当女性时尚杂志饱和，竞争进入白热化后，很多资金开始进入男性时尚杂志领域，时尚集团自己创办了《FHM男人装》和《时尚健康》男性版，南方报业的《名牌》创刊，华商报《名仕》创刊，台湾的《男人志》进入。去年，著名的男性时尚杂志《MAXIM》化身《风度》，曲线进入，沉寂的男性杂志市场开始热闹起来，这个时候，对于《时尚先生》来说，稍感压力，改版或者更换主编成为当务之急，而王锋阴差阳错得到了《时尚先生》。在他的带领下，一年多来，《时尚先生》迅速变得年轻、新锐、有活力了。无论是广告量还是读者数量，《时尚先生》都是男性时尚杂志的翘楚。而其他的男性时尚杂志，要么是定位和内容有问题，要么是推广和销售不得力，要么是内部斗争太激烈，要么是进入市场太晚，短期内还无法对《时尚先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时尚先生》江湖老大的这把交椅算是暂时坐稳了。

　　《时尚先生》可以松口气了吗？远未到时候。业内笑谈，时尚集团原来的销售都是坐办公室、接电话、等广告单，《VOGUE》进来后，他们开始登门拜访客户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真正的竞争对手来了，说明竞争进入新阶段了。

　　这个对手就是康桂纳斯特集团：《VOGUE》进入中国，挖走《ELLE世界服装之苑》包括主编在内的大半精英，这一招又狠又准，既充实了自己的编辑力量，又狠狠地打击了竞争对手，使得《ELLE世界服装之苑》元气大伤。

　　现在，该集团的另一本著名男性杂志《GQ》又将进入中国，康桂纳斯特中华区的领军人物刘炳森如果采用同样的“挖角战术”，那么，拥有男性杂志最多的时尚集团将是首选的富矿，而《时尚先生》则首当其冲。局势如何变化，还得进一步观察。

　　《新周刊》10年

       制造概念营销新锐

_{《新周刊》善于制造概念。}

　　客观地说，《新周刊》对中国杂志界及杂志人影响深远。创刊初期，它屡屡突破和超越原有办刊思路和办刊手法，让人耳目一新，总编封新城自己也说：“2000年之前的《新周刊》，无论选题还是表达方式，其实颇多的是新锐包装下的愤青式的冲动与张狂，有的干脆是‘说不’语境下的集体宣泄……”但恰恰是这种冲动与张狂，让早期的《新周刊》赢得了读者，诸如《中国不踢球》、《我爱你》、《弱智的中国电视》、《砸烂电视》等选题，锋利无比又直击人心。

　　2000年后，《新周刊》转身，成为生活趋势观察家，卖观点、卖生活方式，《新三十而立》、《飘一代》、《第四城》、《她一代》等都是影响非常之大的选题。再后来，《新周刊》与时俱进，又进入造榜行列，不砸烂电视了，转头操作“中国电视榜”和“生活方式榜”。现在，《新周刊》进入吃老本时代，选题屡落俗套，一看标题，你大概知道它会怎么操作。更令人不解，也令读者不快的是，《新周刊》屡屡为一些烟草企业制造貌似生活方式的选题概念，频繁打出擦边球，难道《新周刊》将成为国内烟草企业的首选广告发布媒体吗？

　　对于《新周刊》来说，最致命的弱点是经营，杂志编辑人员很多，由于是半月刊，每年至少有25期杂志进入市场，然而其全年广告销售额却比不过一些月刊杂志半年甚至一个季度的销售量。所以，对于《新周刊》来说，欢庆10年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思考自己将来的出路。目前硬新闻类杂志，如《三联生活周刊》等渐成气候，软时尚类杂志如《时尚》、《瑞丽》、《ELLE》等势头强劲，处于尴尬状态、不软也不硬的《新周刊》何去何从？制造概念，发布榜单恐非以不变应万变的万全之策。

　　《ILOOK》10年

　　从文化变身物质，并不停改版

_{《世界都市》旨在成为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

　　当年接手《世界都市》，洪晃是想给有头脑的女人办一本时尚杂志，她认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时尚杂志都是给没头脑、没思想的女人看的，应该让有思想的男人女人来教导那些没思想的女人，然后通过批判改变这些女人庸俗的时尚观，因此，王朔、吴文光、芒克、刘索拉等各行各业有头脑的人，都成为了《ILOOK世界都市》的作者。最开始的时候，事无巨细，她都亲自出马，热情很高。她跑到上海去查报摊，并想跟淮海路一个非常重要的报亭老板于老头套近乎，不惜送中华烟，送章含之的签名书，结果烟被老头扔到了淮海路上，洪晃自言“丢了优越感”。

　　一番折腾之后，洪晃慢慢悟出来：“我还是应该把《ILook世界都市》做成一本好的消费类杂志，而不是我自己观点的讲台……实际上，爱美的女人永远比有头脑的女人要多，因为即使有些爱美的女人不爱动脑子，所有动脑子的女人还是要美的。我没算清楚。”

　　接下来是又一次改版，另请高明，晓雪开始进入《ILOOK》。晓雪模仿美国明星时尚类杂志《IN STYLE》的风格改版杂志，提出口号：“让我们和明星一样灿烂”，并逐步将杂志风格固定。曾有同行评价《ILOOK世界都市》就是一本产品说明书，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增加页码到300页后，《I LOOK世界都市》的日子慢慢好过起来了，发行量有了上升，每年的广告销售额也号称过千万，作为一本没有版权合作的本土时尚杂志，这样的成绩让人称道。

　　今年，是晓雪进入《I LOOK世界都市》6年，也是《ILOOK世界都市》杂志创刊10周年，但晓雪已经离开，远赴上海，主编《ELLE世界服装之苑》。

　　想来也是，杂志做到这个份上，想超越，取得更大成绩，有瓶颈，难突破，但一不留神，就会倒退，被竞争对手赶超，一直停不下来的紧张状态总是会让人窒息，离开并寻找更为广阔的平台是明智的选择。据说洪晃和新主编张大川一起，正在对《ILOOK世界都市》进行又一次改版，洪晃曾开玩笑地将版权合作的杂志称为“国际大户人家的中国养女”，随着“养女”越来越多，一本本土时尚杂志的命运更值得关注。

20世纪流传最广、最为人钦佩的美国小说。

——克罗蒂亚·皮埃罗庞:《纽约人》

现在我们拥有了一部美国杰作:粗糙的水晶被磨成真正的钻石。

——詹姆斯·迪克

篇章安排精巧至极,没人能想出痹烩更好的构思了。

——H.L.门肯

当菲茨杰拉德处于他创作颠峰之际,他把对社会百态的了解化为了文字(他既是社会的批判者,也是社会的牺牲品),至少成就了一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

——E.L.多克特罗:《民族》

一本奇特的书。神秘而光辉闪耀的故事。他写得很美——他风格如此,因为他落笔自然,对形式的把握臻于极至。

——艾德文·克拉克:《纽约时报书评》

译序 巫宁坤

一

20世纪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一百年来,巨匠辈出,名著如林。自辛克莱·刘易斯于1930年首次为美国赢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先后又有赛珍珠、福克纳、海明威、斯坦贝克、莫里斯等小说家获奖。谁料到,1998年,纽约文学出版界巨擎兰登书屋回顾本世纪英语小说的成就,由负责编选世界文学经典的“现代文库”编委会选出20世纪最佳小说一百部,高踞榜首的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划时代巨著《尤利西斯》,其次便是美国小说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著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在20世纪美国小说中,《了不起的盖茨比》自然就是首选了。

《了不起的盖茨比》篇幅不长,与《尤利西斯》相比,仿佛是个“侏儒”,膺此殊荣,自然引起评论界议论纷纷,为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屈。好在自由世界文学评论中,历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代文库”的评价并非“一花独放”,从此确立了这一百部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这至少不失为一家之言,而且也并非“空穴来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小说界群星灿烂,各放异彩。西奥多·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1925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美国悲剧》。同年4月,《了不起的盖茨比》在纽约问世,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艾略特立刻称之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艾略特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评价的分量了。但是,这部杰作并没有给作者带来他所追求的名和利。直到1940年,他贫病交迫、溘然长逝10年以后,《了不起的盖茨比》和他的其他作品在美国和西欧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评论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做出了新的高度评价。《了不起的盖茨比》逐渐成为美国大学和中学英文课的必读书,今曰则更是家喻户晓的美国文学经典了。

二

这部被如此看重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到底是怎样一部小说呢?从故事情节的层次说起吧。青年军官杰伊·盖茨比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普通农家,他英俊聪明,耽于浪漫的好梦。他在南方一个大城市驻防时,和一个“大家闺秀”黛西一见钟情,私订终身。盖茨比出征欧洲期间,美丽风流的未婚妻却嫁给了纨绔子弟汤姆·布坎农。

盖茨比复员归国,在纽约从事非法的私酒生意,发了横财,决心夺回旧爱。这时汤姆和黛西已赶时髦迁居大纽约市长岛豪宅,盖茨比便在其海湾对面买下一所更加豪华的别墅,经常举行盛大的晚会,等待机会吸引黛西前来赴会,以期重温旧梦。久别重逢,黛西深为盖茨比忠贞的爱情所感动,也为他的财富动心。汤姆发现两人间的隐情后,在纽约寻衅摊牌,当众揭露盖茨比靠私酒买卖暴富。盖茨比不甘示弱,坦陈两人间五年不渝的爱情,要求黛西跟他走,黛西却拒绝和粗鄙不忠的丈夫分手。黛西驾车从纽约回家途中,心绪不宁,撞死了汤姆的情妇威尔逊太太。盖茨比决心为她承担罪责。汤姆谎称驾车的是盖茨比,并唆使威尔逊枪杀了盖茨比。

“三角恋爱”的模式在中外小说史上屡见不鲜。一对热恋中的情侣,由于富有的第三者的介入而分手,结果造成悲剧,也不在少数。19世纪英国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的杰作《呼啸山庄》就是一个例子。可是,在天才作家的笔下,一个言情小说的平常模式却被点化成一个“高贵的野蛮人”心灵承受最深刻的苦难的戏剧和景象、一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即受难”的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基本情节也属于同一个模式,菲茨杰拉德的天才却将一个并无多少罗曼蒂克色彩的“三角关系”点化成为一个独特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灵魂受难的缠绵悱恻的悲剧。

三

盖茨比有什么“了不起”?

盖茨比从年轻时起就一心要追求“一个绚丽得无法形容的宇宙”:

实际上长岛西卵的杰伊·盖茨比来自他对自己的柏拉图式的理念。他是上帝的儿子……因此他必须为他的天父效命,献身于一种博大、庸俗、华而不实的美。

一旦爱上了“黄金女郎”,“他那些无法形容的憧憬和她短暂的呼吸就结合在一起了”。她成为他理想的化身,尽管黛西早已移情别恋,尽管他清楚地听出“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他仍不改初衷,固执地追求重温旧梦:

黛西远不如他的梦想——并不是由于她本人的过错,而是由于他的幻梦有巨大的活力。他的幻梦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他以一种创造性的热情投入了这个幻梦,不断地添枝加叶,用飘来的每一根绚丽的羽毛加以缀饰。

因此,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和献身精神也超越了世俗的男欢女爱的恩怨。为了重温旧梦,他不惜投身纽约金钱世界的污泥浊水,但是他对财富本身和花天酒地的生活并无兴趣,出污泥而不染。

为了抱着一个梦太久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一定透过可怕的树叶仰视过一片陌生的天空而感到毛骨悚然,同时发觉一朵玫瑰花是多么丑恶的东西,阳光照在刚刚露头的小草上又是多么残酷。

他的灵魂在受难,但是他无怨无悔,从一而终,“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小说叙述者从一开头就表白从不轻易褒贬人物,却在和盖茨比诀别之前理直气壮地喊道:“他们是一帮混蛋,他们那一大帮子都放在一堆还比不上你。”所以,盖茨比是“了不起的”。

四

盖茨比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明孕育出来的产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美国梦”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斓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缭乱,神魂颠倒。菲茨杰拉德说过:“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爵士时代”,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爵士时代”的“编年史家”和“桂冠诗人”。

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学家,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徵逐,他完全溶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灯火阑珊,洒醒人散”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迷惘”的一代对于“美国梦”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是“爵士时代”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也是作家本人“灵魂的黑夜”的投影,“在那里永远是凌晨3点钟。”

小说家以凝炼而富有浓郁抒情气息的语言,画出“爵士时代”一个“美国梦”从鼓乐喧天到梦碎人亡的悲哀,情节、人物、对话、场景、主题等等熔铸成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正如同时代中国小说家沈从文所说,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

五

但是,《了不起的盖茨比》写的不仅是“美国梦”幻灭的悲哀。它也写了“人类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梦想”的顽强生命力,盖茨比虽九死而不悔的追求就是它最好的印记。

小说是这样结束的:

盖茨比信奉这盏绿灯,这个一年年在我们眼前渐渐远去的极乐的未来。它从前逃脱了我们的追求,不过那没关系——明天我们跑得更快一点,把胳臂伸得更远一点……总有一天……

于是,我们奋力向前划,逆流向上的小舟,不停地倒退,进入过去。

菲茨杰拉德“逆流向上的小舟”最后埋葬在马里兰州洛克维尔市一座古老的圣玛利天主教堂的墓园里。想当初,一个不甘寂寞的金发少年,梦想凭自己的锦绣才华,营造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上天堂,享尽人间赏心乐事。曾几何时,贫病交迫,梦碎酒醒。他身不由己来到这个角落安息,和他的红粉佳人分享一抔黄土和永恒的寂寞。墓碑前地面一块碑石上镌刻的正是这部杰作的最后一句。无独有偶,一个当代“美国梦”的巨人、电脑大王比尔·盖茨,也将这一句镌刻在华盛顿州豪宅图书室内的顶板上,作为“逆水行舟”的座右铭。

附：读《了不起的盖茨比》 作者 小土布衣

我感觉到菲茨杰拉德内心的矛盾，在极端讥讽上流社会的纸醉金迷的同时却又不顾一切的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当中。这种矛盾是极具创造性的，这种矛盾使菲茨杰拉德丰富的想象力在强烈的自我对抗中得到最完全的释放，他用幽默的笔调描述了盖茨比疯狂的一生，主人翁的命运充满了荒诞喜剧的色彩。

在故事的讲述者尼克还没有见到盖茨比本人之前，他的形象就已经被他的宾客们在他的豪华别墅里传开了，他的不知来源的巨额财富，他的可疑的牛津出身以及他的门的多哥罗国王授予的勋章都使人感到不可思议，却又无法从其他的渠道获取用于确定自己怀疑的证据，于是盖茨比的神奇在那个夏天随着到达他别墅宾客的不断增多迅速在整个纽约传播开来。盖茨比是使人发笑的。在他显赫的名声背后，他的灵魂是如此的卑微，他几乎完全依靠海湾对岸一盏通宵不灭的绿灯维系他的希望，他五年来魂牵梦萦的女人，他从未停止过对她的思念，他不断地对她加以想象，他把她神化了，他的心中深深刻着黛西的名字，只是名字。

盖茨比与黛西在尼克的小房子里重逢是全书最有意思的一幅图画，与故事开始时汤姆与他的情人威尔逊太太在约纽私会不同，这幅图画带有几许忧伤的浪漫主义色彩。汤姆是整个富人阶层的缩影，他的性格集合了多数有钱人的特点，自私、胆小、无责任感、霸道、粗暴，他不允许任何人违背他的意志。所以当他的情人歇斯底里的叫着他老婆的名字时，他认为是对他绝对权威的挑衅，他一巴掌打破了威尔逊太太的鼻子，随后在那个狭窄的空间里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尼克在这时选择离去，混乱的状态并没被进一步的描述，混乱的抽象度在尼克离开后得到真正的发挥，这意外的混乱令人无比惊讶，它是极其精彩的，它满载着富人阶层的可笑形象。

同样是在狭窄的空间里，同样是与情人幽会，盖茨比与黛西的会面更加引人发笑。讲述者对盖茨比的情感是很微妙的，他厌倦他的傲慢，却又同情他。他在盖茨比的请求下安排了黛西与盖茨比的会面，他们既痛苦又幸福，他们显得不知所措，他们之间异乎寻常的动作与言语具有朦胧的诱惑性，这种诱惑同样在尼克离开以后得以散发全部的魅力。当尼克再次回到他们身边时，他们已经完全被诱惑了，盖茨比的胳膊被黛西挽着，他们一同遥望她家码头尽头的那盏绿灯，盖茨比思念了五年的黛西因为黛西的到来而飘得越来越远，他感觉到她的形象渐渐远去，他的无限憧憬随着她的出现而消失，他再也无法继续他的幻梦，她就象朝露一样在他的心里慢慢蒸发，剩下的只是黛西真实的躯体。

“她的声音充满了金钱。”

盖茨比在黛西迷人的噪音里听出了她的贪婪，她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女神，他的梦早已物化了，他需要她，虽然她并不是他的黛西，但他在失去了一个神化的黛西之后他不能再失去一个具体化的黛西。而对于汤姆来说，绝对不允许他的生命里出现背叛，他不能容忍属于他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的事实。战争终于在一次ju会中发生了，他们并不爱这个女人，他们仅仅因为证明自己的威严与权势才去争夺这个女人。盖茨比几乎快胜利了，黛西说要离开汤姆。而此时汤姆撕破了盖茨比的面纱，黛西惊恐自己梦幻的消逝。

最具讽刺意味的情节在此时出现。因自己的不忠被丈夫发现后被囚禁于屋子里的威尔逊太太，在挣脱了禁锢后奔跑出房门时被汽车撞死在公路当中，凶手是她情人的老婆，因过分紧张而开车以求镇定的露西。更为幽默的是汤姆误认为是盖茨比杀死了他情人，继而指引伤心欲绝的威尔逊杀死了他的情敌。盖茨比死后，汤姆与黛西就象蜗牛一样退缩到自己的害怕中，随后便消失了。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产生的美是菲茨杰拉德想象力所创造的最神奇处，它的出现给全书注入奇特的活力，虽然有些混沌的气息，但所产生的喜剧效果令人完全沉湎于小说的世界。

盖茨比的死是整个故事的高潮，他莫名其妙开始的神话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他的父亲来到他的别墅后惊呀不已，强烈的自豪感已经掩埋了他的悲伤。就这样，盖茨比的葬礼在他父亲赞叹声里开始，亦在这种赞叹声里结束。

菲茨杰拉德的想象到了故事的结尾似乎枯竭了，或许他是想彻底讽刺富人阶层的胆小与懦弱，在盖茨比的葬礼结束后，无论是关于尼克与乔丹恋情的最终交待，或者是尼克与汤姆重逢后关于盖茨比死因的推断得到证实，都显得多余而又生硬，并且切断了读者刚刚展开的联想。尼克的独白是无力的，他想起盖茨比戏剧性的一生，想起盖茨比信奉的那盏绿灯，想起那些可悲的争论和逐渐远去的城市灯光，他的内心一片孤寂。

跛足改革的畸形结果

中国式跛足改革带来的畸形结果之一，便是长时间的经济高增长却没有带来底层民众收入水平的同步提高，不但农民工的工资长期处在停滞状态，甚至近年来出现知识型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其中尤以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难和工资低最为突出。而在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高增长时期，带来的是普遍的工资高增长和均富。

御用经济学家解释说，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竞争的过程中，价格低廉的劳动力恰恰是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最大比较优势。劳动力价格低廉是市场决定的，中国人口过多导致劳动力过剩，过剩导致价格低廉。也就是说，劳动力价格低廉的竞争优势来自市场定价的「物以稀为贵」。中国人多，劳动力自然就不值钱.的确，农村人口佔中国总人口的比例不低於70%，过多的农村人口造就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似乎印证了以上解释。然而，这种市场决定论却无法解释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下降及其失业率。因为，即便近年来中国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大招生，但大学生在今日中国仍然只佔总人口的5%.就这个比例而言，大学生仍然是稀有人力资源，大学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格理应不断攀升，至少不该不断下降才对。二○○五年，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已经被人为地压到了每月五○○——八○○元的超低水平。

两极分化愈演愈烈

中国式的经济高增长带来的是两极分化的愈演愈烈，不要说那些通过权钱交易而一夜暴富的极少数权贵与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最广大底层之间的分化，即便仅仅从合法收入的角度看，两极分化也极为严重。比如，在民工工资的长期停滞和大学毕业生价格不断下降的情况下，那些特权阶层的收入却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近年来，服务於中共官僚体制的公务员工资呈现出刚性增长（只升不降）。中央政权在二○○四年出台了新的公务员报酬政策，规定了各级公务员的月工资标准：科级三千，处级五千，局级八千，部级一万，俗称「三五八一」。而且，有些富裕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早已突破了这一新标准。

与此同时，垄断性行业的职工收入远远高於其他行业，就连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步正发都不得不承认：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金融、电力、电信、燃气、石油、供水、铁路、公路、民航、医疗、烟草等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增长过快的问题比较突出。这说明，中国目前的两极分化，不仅是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即便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中国的「血汗工厂」

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内需增长，比如，内需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起码在70%左右。而在中国，一九九二年后的经济改革，尽管政府不断号召扩大内需，但内需对中国GDP的拉动只佔40%左右。为什么？因为相对於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中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同步提升，广大农民及其农民工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近年来，城镇失业率大幅度上升，导致职工收入的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

在内需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共维持GDP高增长的秘诀有二：一是不断加大政府的财政投资，二是千方百计地吸引外资和鼓励出口，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日益加深。加入WTO以来，中国似乎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外贸额和引进外资额不断冲上新台阶，外汇储备和外贸顺差也在同步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对国际依存度已经高达70%.甚至可以说，离开了经济全球化，中共政权引以为傲的GDP高增长将不复存在。

中国固守的跛足改革使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效应产生了巨大的分裂：一方面，最大受益者是中共政权，其次跨国公司，再次是中国的垄断企业及其富豪；另一方面，最大的受损者却是廉价的中国劳工群体.钜额的外贸顺差和引进外资，不仅让中国经济保持了高增长，而且让中共政权的钱包迅速臌胀，为中共政权的独裁稳定和金钱外交提供了充裕的经济基础.

换言之，中国在变成世界工厂的同时，也变成广大劳工的血汗工厂.中国的「血汗工厂」，不仅源於人口庞大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压力，更源於劳工权利保障的极度稀缺，是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不平等综合作用的结果。

竞优方式和竞次方式

按照全球化时代国际通行的竞争力评价标准，世界各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方式有两种——竞优方式和竞次方式。

竞优方式是指：不断健全本国的法治环境和改善经济环境，不断地提高本国国民的人权保障水平，不断加大科技、教育、人才培训等投入，不断提高环保水平。其结果，既能普遍地增加本国人民福利，也能提高经济的生产率和竞争力。在这里，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不过是手段，而增加本国民众福利才是最终目的，也是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指标。

竞次方式恰恰相反，它是权贵利益导向而非公平竞争导向，是权力干预而非市场选择，是官权过大而民权过小，是以潜规则来代替明规则，是保护黑箱交易而限制透明竞争。其结果，它以优惠外企而歧视本土企业的政策来吸引外资，廉价出卖本土利益；它以偷窃式引进代替合法引进，带来的是走私猖獗和损害知识产权；它以盲目引进代替精密论证，造成大量民脂民膏的浪费；它以放任自然环境的破坏来维持经济高增长，导致损害整个国家和子孙万代的长远利益的破坏性发展；更重要的是，它以践踏基本人权来剥夺本国劳工阶层的权益，结果是人为地压低工人工资和取消劳工的基本劳动保障；它以跛足的技术模仿代替均衡的制度创新，结果是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引向歧途。

显然，以竞次手段来赢得国际竞争中的价格优势，是一种突破商业伦理和市场规则的底线的竞争——不惜以严重损害本国劳工阶层的基本人权为代价的竞争优势。在「竞优」和「竞次」两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背后，前者蕴涵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珍惜，而后者表达的是对人的蔑视，也可以称为践踏生命价值底线的竞争。

沾满弱势群体血泪的GDP增长

以竞次方式赢得的所谓竞争优势，不过是以暂时的高效率代替了长远的高品质，以公共道德和人的综合素质的不断恶化代替了持续优化。所以，当下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之野蛮远甚於西方的早期资本主义.独裁下的经济高增长让绝大多数百姓承担了巨大综合代价，即便不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腐败横行、金融坏账和道德沦丧等代价，仅就社会公正的严重受损而言，中国GDP高增长的代价也是未来中国难以承受之重。甚至可以说，中共主导下的GDP高增长沾满了弱势群体的血泪.

二○○六年十月五日於北京家中　首发动向杂志十月号

海落英（澳洲）

自从历史上有华人移居海外至今，反华排华一直是一项风靡全球的“体育运动”，此起彼伏，从无间断；它和反犹太人、反印度人、反白人、反穆斯林甚至反美情绪一起，组成了世界上族群冲突和族群仇恨的一道仇外“风景线”。

中国的舆论和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由於中国在十九世纪一直处於落后地位，因而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但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华人依然在世界各国遭到排挤；即使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国际地位也得到很大的提高，但是，海外华人的日子并没有好过过，反华排华的浪潮依然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发生，“中国强大了，海外侨民不再受歧视”的愿望一再落空。

印尼一直有着反华排华的传统.从1959年至今，印度尼西亚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华排华.缅甸、越南和柬埔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有过全面反华排华的历史，许多华侨受到歧视、排斥和迫害，甚至家破人亡倾家荡产.

继2004年9月西班牙温州鞋被焚烧、俄罗斯中国货遭围堵、法国中餐饮业因卫生问题被报刊系列报道从此一蹶不振、罗马尼亚华商遭警方频繁查抄无理罚款敲诈勒索等等事件之后，马来西亚於2006年5月发生又反华暴乱，华人商铺遭到破坏，一些华人也受到针对性的攻击。2006年4月，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也发生排华事件，暴民不满当选的总理，把矛头指向了当地华人，指责华人操控商贸政治。在日前举行的赞比亚大选中，反对党领袖萨塔就指称中国向赞比亚倾销人口，中国人在该国接管了当地民众赖以维生的店铺。华人在全球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排华反华困境，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这样看来，中国落后华人要挨打，中国富强华人照样还是会挨打，华人挨打与否与中国的落后还是富强没有直接的关联。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海外华人五百多年来一直被人憎恨被人歧视被人迫害呢？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仇华运动都有着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合理和不合理的理由混合在一起成为了憎恨华人族群的动力。排华运动，和反犹太人倾向、反印度人情结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出自对华人成就的嫉妒。

由於华人能够吃苦耐劳，加上强烈的获利欲望，移居海外特别是东南亚的大批华人发财致富，逐渐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社会阶层。在印尼，华人只有全部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三，却控制了印尼百分之七十的私有企业；越南华侨这百分之三的少数，却曾控制了越南一半的商业；柬埔寨的华人也只占全国人口的3%，但控制了柬国80%的经济命脉.华人的勤奋，使他们大多富甲一方，但华人的财富也受到当地人的嫉妒。当贫富差距悬殊达到一定程度又无法疏导时，矛盾就会爆发，因而就有了1964年缅甸奈温政权实行“国有化运动”，华人企业被收归国有，致使许多华人顷刻间家破人亡；也就有了1953年柬埔寨宣佈禁止华人从事18种行业，限制华人经济发展，1975年柬埔寨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即向全国发出通令，全国人民全部撤出城市，到乡村开荒，每人只允许随身带一些衣服和日用品，华人一夜间一贫如洗。

发财致富，历来是华人的强项，但是不愿融入当地的主流文化一直成为海外华人的硬伤。华人大多自恃来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岂能归顺“蛮夷”“番族”，即使身在海外，依然心向祖国，一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情怀。这种故国情结，在获得祖国称颂的同时，往往也会使当地人对华人有“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猜疑。在投资方面，这种故国情结也有着强烈的反映：据中国统计数字显示，“目前中国的外来投资中，百分之七十以上来自海外华商”。日前，澳洲工党领袖比兹利指称澳洲第四富豪、中国首富施正荣剥削澳洲人的智慧，在中国设厂赚取暴利，便是将猜疑明明白白地转变成了指责。

由於风俗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反差，必然会产生华人与当地种族之间的矛盾。由於西方社会的民主宽容以及宣扬多元文化，这种矛盾不会强烈到对抗的地步。但是，宽容和忍耐并不等於融合，我们经常会注意到，凡是华人居多的地方，白人就会很快搬走。可是在东南亚，当地人的素质不可能达到宽容和忍耐华人的水平，他们对华人的发展设定了苛刻的限制，有时甚至会达到不合情理的地步。

另外，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切向钱看、假话欺诈的恶俗风气以及不愿意与他人分享财富或是提供机会给较弱势群体，一旦随着移民蔓延到了海外，必然会引起居住国国民的反感。西方商人甚至老一代华商也不得不承认﹕一旦中国人进入到哪一个产业，哪个产业就绝了﹗言下之意，中国人不会把这个产业链延长，以充分考虑到利益相关者的生存。当这种反感的情绪积压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形成当地居民的反华排华运动。

历史表明，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是造成其它国家反华排华的一大原因。近年来，恐怖主义活动被合理化的借口之一，就是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但是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成了东南亚排华的借口；文化大革命期间，更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文革，同样导致了海外华人的悲惨遭遇。在缅甸，当时的驻缅甸使馆和新华社机关向华侨学生大量发送毛泽东语录和像章，鼓动他们崇拜毛泽东和造反，缅甸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佩戴毛像章，开除华侨学生，关闭华侨学校，进而酿成反华悲剧。柬埔寨的华侨也被要求像中国的红卫兵那样崇拜毛泽东，华侨学校教授毛泽东思想和文革宣传材料，西哈努克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反制华人。

当年郑和下西洋，据明史称是“欲耀威异域，示中国富强”、“宣扬中国文教，俾天子声灵旁达於天外”；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大陆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文革，据说是为了“拯救世界上处於水深火热之中的人类的三分之二”。但事实上，却是几百年来漂流在外的中国人一直处在被歧视欺侮的地位。眼下，中国正在全球范围内收购企业、寻找能源和文化输出，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对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输出了80多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学堂；这些战略对於中国的崛起十分重要，但是这些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但愿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要“授人以柄”再被其它国家用作反华排华的借口，让海外华人遭受更多的歧视和欺凌。

 

海落英（澳洲）

在中国过年，过了十五才算过完新年；在海外在澳洲，一过春节这一天，这年就“革命化”地算过完了。

一年的热闹似乎都集中在一天，这一天的热闹又都集中在唐人街。从早到晚，唐人街充斥着从零时摊位上传来的叫卖声、吆喝声、舞狮队的锣鼓声和羊肉串的焦糊味，要是没有一群群驻足观看的洋人和前来祝贺致辞的议员们，这里跟中国任何一个乡镇的小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两样。叫卖的是去年没卖出去的滞销商品，吆喝的是澳洲多元文化的优越性。

其实，这种多元文化的多元热闹并非只是中国新年有，希腊人的新年、意大利人的文化节也是如此：把本来就十分繁忙的街道堵上，沿街摆上数十个、上百个摊位，将文化注释成低劣的廉价商品和高价的民族小吃。这样，所谓的新年、所谓的文化节便变成了出售劣质商品的garage sale，变成了市议员、省议员和联邦议员们高唱“多元文化就是好，就是好呀就是好”的户外卡拉OK大合唱。

多元文化到底好不好？多元文化当然好！多元文化“价廉物美”，少数民族社团不需要付出什么，就可以申请到政府拨款，保持你想要保留的不管是优是劣的文化的全部，不仅可以保留你的语言，还可以获得政府资助开办语言学校，甚至还可以从政府那里申请一块土地筹备盖个“土地庙”或“娘娘庙”什么的，政府好像也不管你筹备了十年八年最后有没有盖成，反正你不申请别人也会申请，这钱总得要花。

多元文化的好处，还在於促进了少数民族间的竞争。华人申请办个中文学校，希腊人意大利人阿拉伯人也会申请开办他们的语言学校；希腊人申请拨款办个希腊新年，华人也会办个中国新年庙会，意大利人也会搞个意大利文化节。这种多元文化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对政府拨款的竞争。你意大利人办个文化节得到了5万元的拨款，我华人搞个中国新年怎么只拿到4万9！

小时候总听老辈人说“祸兮福之所倚”，从小学到大学一直不断学习的辩証法也教导我们说“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多元文化事实上也是一分为二的。

当你美滋滋地享受着多元文化给予的“价廉物美”时，你就失去了融入这个社会、成为澳洲人的机会，你还是陶醉在你自己的文化之中，你还是一个中国人、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就不是一个澳洲人！从多元文化政策中获益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体或个人，越是边缘化，越是难於融入澳洲社会。多元文化，事实上推迟了移民融入澳洲社会的进程。

多元文化十分鲜明地将不同人的民族身份突显出来，区别开来，而不是让来自不同民族的人认同到澳洲人这一身份上。我不止一次地被问到：

“What nationality are you？”（你是哪国人？）

“Australian， of course.”（当然是澳洲人）

“No， I mean， what nationality are you really？”（不，我是说，你本来是哪国人？）

看来，多元文化政策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已经习惯於透过现象看本质，看你来澳洲以前的本来面目。

我们大概已经忘记了当初移民的目的：成为澳洲人。可是现在我们仍然是华人：Australian Chinese（澳籍华人）或者Chinese Australian（华裔澳人），有人甚至还不伦不类莫名其妙地自称为“旅澳华人”（是来澳洲旅游的华人？还是来澳洲旅游逾期未归的华人？）。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多元文化造成的。多元文化将你的身份钉在你所属的文化背景上，让你仍然是华人，而不是澳洲人。所以，1982年和2006年当意大利获得世界盃足球赛冠军时，在墨尔本的Carlton区就会有一大群意大利人彻夜欢呼庆祝，他们不是意大利游客，他们是意大利裔澳洲人；1997年当香港回归中国时，就会有一大群华人在澳洲各个城市的街道上游行庆祝，他们不是华人游客，他们是华裔澳洲人。

多元文化，培养的就是这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间谍”和“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贼心”。

移民来澳洲，就要成为澳洲人，不然来澳洲干吗，不如早点回去的好。

这话，波琳韩森说过，财长卡斯特罗也说了，总理霍华德也是这个意思。但你不能说，说了这话就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国家利益主义者，是站在澳洲的国家利益之上说这个话的。

多元文化政策将居住在澳洲这块土地上的人划分成一个个文化部落──多元文化部落，这些部落有着自己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利益，而不是我们在此生活与我们休戚相关的澳洲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当有人代表国家利益说话并有可能损害其他民族群体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被说成是种族主义者。

多元文化政策，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溺爱和纵容，不管其有意无意也是一个阴谋，让少数民族边缘化的阴谋.

多元文化政策在全世界都没有成功的例子，法国、英国、南非、加拿大等等国家的多元文化政策都是失败的。欧盟各国特别是法国已经收紧了移民政策和多元文化政策，澳洲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已经受到了挑战和冲击，政府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从白澳政策、同化政策到现在的多元文化政策，将来肯定会藉着“澳洲共和运动”转为“澳洲化政策”（Australianisation Policy），以加强国家各民族的凝聚力。

华人大多是放眼未来的，一般都是过着初一就准备十五的。在对待澳洲移民政策的变化上，同胞们也应如此，不要过几年上了当吃了亏才想起我今天对你说的这句话──

叫你别上多元文化的当！

爱因斯坦在祝贺印度“圣雄”甘地70岁生日时说过一句话：“后世的人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真有过这样一个人。”随着时光的不断流逝，以后的人们或许也越来越难以相信上个世纪曾有过一个叫做爱因斯坦的巨人。这位开创了物理学新纪元的伟大科学家、这位热切关怀人类事务的世界公民离开这个世界已整整半个世纪，离他横空出世、创下科学史上的奇迹则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世纪。1905年被誉为“爱因斯坦奇迹年”决不是偶然的，26岁的瑞士籍犹太青年爱因斯坦在短短6个月间连续发表多篇物理学论文，在三个不同领域作出了四个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而他当时同任何学术研究机构都毫无关系，只不过是专利局的一个小技术员。加上他后来在物理学上取得的成就，如果按照公认的诺贝尔奖评奖标准，他一生至少应该得8个诺贝尔物理学奖，与其科学贡献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生当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一生都在为世界和平、为捍卫人权奔走呼号，他发表的社会政治方面的言论甚至比科学论文还要多，如果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荣誉授予他，那也完全是当之无愧的。不过他仅仅获得过一次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且不是因为相对论，1922年冬天他在路过上海时接到荣获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通知。

去年，联合国就通过决议宣布2005年为“国际物理年”，德国政府干脆把2005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年”，而且决定把爱因斯坦的名言“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镌刻在政府大楼上。在遥远的中国，为了纪念爱因斯坦而出版的各类书籍琳琅满目，许多报纸都发表了有关文章，爱因斯坦再次成为时代关注的焦点。85岁高龄的许良英先生专门新编了一本《走近爱因斯坦》，分“心路历程”、“人生信念”、“正气歌”、“个人与社会、国家”、“反对纳粹暴行”、“伦理”、“教育”、“宗教”、“犹太人”、“科学探索”、“哲学思考”、“念先辈悼师友”等12个主题，精选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论文之外最有代表性的文章、言论，同时挑选了大量他在各个时期生活、活动的照片，着重展现这位科学家、人类之子的人格魅力。的确，与其科学成就同样重要、甚至影响更为深远的无疑是他的人格魅力，这正是《走近爱因斯坦》的主旨所在。

早在1919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开始介绍到中国，特别是通过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给中国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因斯坦本人的目光也曾一次次地投射到古老而陌生的中国，1922年冬天，他应邀到日本讲学，往返途中，两次经过上海，一共停留了三天，亲眼看到了处于苦难中的中国，并寄予深切的同情。他在旅行日记中记下“悲惨的图象”和他的感慨：“在外表上，中国人受人注意的是他们的勤劳，是他们对生活方式和儿童福利的要求的低微。他们要比印度人更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是负担沉重的：男男女女为每日五分钱的工资天天在敲石子。他们似乎鲁钝得不理解他们命运的可怕。”“爱因斯坦看到这个在劳动着，在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他的社会同情心再度被唤醒了。他认为，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被残酷地虐待着，他们所受的待遇比牛马还不如。”（许良英等编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20、21页）十几年后（1936年），爱因斯坦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前来年进修的周培源第一次个别交谈时就说：“中国人民是苦难的人民。”他的同情是真挚的、发自内心的，不是挂在嘴上，而是付诸行动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从东北作为突破口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表现出无奈和无能，当年11年17日，爱因斯坦公开谴责日本侵略东三省的行径，呼吁各国联合起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可惜回音空荡。1932年10月，“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时已被开除出党）在上海被捕，他和罗素、杜威等具有国际声望的知识分子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1937年3月，主张抗日的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七君子”锒铛入狱后，他又联合杜威、孟禄等著名知识分子通电援救，向国民党当局施加道义的压力。1938年6月，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他还和罗斯福总统的长子一同发起“援助中国委员会”，在美国2000个城镇开展援华募捐活动。

爱因斯坦是真正的世界公民，他的爱是没有国界的，他对中国的感情没有任何功利色彩，完全建立在人类的同情心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之上。他的思想也对中国日益产生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还在读初二的少年许良英就是他的热情崇拜者，希望长大了做一个像他那样的科学家。1934年，爱因斯坦的文集《我的世界观》在欧洲出版，几年后（1937年抗战前夕）就有了中译本，是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根据法文译本转译的，由于国难当头，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但青年许良英在1938年上大学前有幸买到了一本，并认真精读了一遍，深受启发，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的意义、人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爱因斯坦的许多至理名言令他终生难忘，爱因斯坦的形象在他未来的人生道路上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后，许良英和周培源都曾发表长篇悼念文章。不幸的是1968年到1976年的8年间，爱因斯坦在中国竟成了“本世纪以来最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四人帮”掀起了一场荒诞的批评爱因斯坦运动，好在多数科学家不予理睬，实际上进行了抵制。被打成右派，逐出中科院，回故乡浙江临海当了20年农民的许良英先生正是在常人难以想象的逆境中，在恶劣的条件下，化16年时间编译了三卷本的《爱因斯坦文集》（其他参与翻译的有范岱年、赵中立、张宣三、李宝恒等），从1976年到1979年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热爱读书、视野开阔的胡耀邦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推荐给共青团和组织部的干部阅读。1979年，北京还隆重举行了爱因斯坦诞辰100周年的纪念大会。

商务版的《爱因斯坦文集》共收入爱因斯坦的论文、演讲词、谈话、书信等410篇，约130万字，虽然从时间上说它是世界上第10部爱因斯坦的文集，但在英文版的40卷本《爱因斯坦全集》1987年开始出版之前，它却是篇幅最大的一部爱因斯坦文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中这套书依然名列其中。像这样一部大部头的科学读物居然成为一个时代的畅销书，不能不说是一个奇特的现象，究其原因就是借助爱因斯坦身上的光环冲破思想禁忌、走出长久的封闭、蒙昧状态的时代需要。爱因斯坦的思想和人格力量，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子中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二十几年来，各种爱因斯坦的著作、传记以及有关爱因斯坦的读物长盛不衰，成了书市上不老的长青树，从2002年开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开始陆续翻译出版《爱因斯坦全集》（赵中立等译），爱因斯坦留下的庞大科学遗产和精神遗产正是惠及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

爱因斯坦的意义远不止是科学上的。在他漫长的一生中，在埋头于探索宇宙奥秘，致力科学研究，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同时，他对许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人类现象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见。1914年他义无返顾地反对德国发动世界大战，哪怕被整个知识界孤立也不屈服。他不停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反对希特勒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主义。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科学家的道义责任，他决不向强权屈服。1933年5月，他的挚友冯。劳厄劝他不要对政治问题发言，以免召来不测，他回信说：“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试问，要是乔尔达诺。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

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停止捍卫人权的斗争，并一再为消除核武器带来的灾难性威胁发出呼喊。1953年12月，他在获得美国律师协会颁发的一个人权奖时声明：“我所做的仅仅是：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表示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他摆脱了个人狭隘利益，超越了一切斤斤计较的得失计算，他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他曾说过，“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的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力求把我们引向独裁政治的人们特别热衷于要恫吓知识分子，并封住他们的嘴。因此，在当前这样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所负的特殊责任，也就更加重要了。这应当包括拒绝同侵犯个人权利的任何措施合作。”科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要承担社会责任，从乔尔达诺。布鲁诺、伽理略、斯宾诺莎到爱因斯坦，在人类文明史上这样的传统一直没有中断过，古老的中国也有他们的精神同道和精神传人。

爱因斯坦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巨人埋头于浩瀚宇宙，无论当他抬头仰望星空时，还是注视人间时，从来都是那么谦卑，在他身上我们找不到任何的傲慢和骄矜，他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人，身后不留骨灰，不要坟墓和任何纪念标志，住了20年的房子也坚决不同意作为故居存在。他一而再地强调：“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在人生的丰富多彩的表演中，我觉得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在时间的河流中，他的科学成就或许会被后来的人所超越，但他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坚定的道义担当、对做人理想矢志不渝的追求，这一切将长存于世上，激励着人类继续前行，他树立的榜样在科学史上、乃至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都将是不可磨灭的。“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这是他在悼念居里夫人时充满深情地写下的一句话，也正是他本人最好的写照。

各位好友、各位伙伴们！

感谢各界好友们为我祝贺满九十岁的生日！人活九十年，从日出到日落，从春夏到秋冬，在这个世界上活了三万二千八百五十个日夜，不容易啊！七、八十年来，我们的理想，我们所追求的新社会，虽然经受多次惨重的挫折，至今还没有成为现实！但是，在我们几十年的千千万万的努力奋斗中，也不是一事无成。很多为自由民主而牺牲的高尚力量，仍然起着推动和启发的作用。人们仍然充满信心，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所以每当我回首平生，我仍然充满着美好的记忆，感到问心无愧，心地坦然。

在座的各位老友中，有比我大几岁的老战友，也有比我小几岁的老伙伴，我们都曾经为民主自由，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力量！我们的友谊长达六、七十年，可说是人生中十分珍贵、十分难得的友情。

在座的老朋友中，更多的是比我小二十岁到三十岁的朋友们，这也是在我的人生道路中，曾经与我密切合作、并肩战斗过的伙伴！你们也曾经给我很大的帮助和支持。无论是老战友、新战友，你们都曾经多方面的鼓舞过我，激励过我，帮助过我，我终生难忘。

我从二十世纪的一九一六年九月十五日，活到今天的二○○六年九月十五日，我十分幸运，公然闯过了九十大关，踏进一个充满希望的、送旧迎新的十年。当然，要说的话很多很多，但是，我左思右想，浓缩成四句话，二十个字：

坎坷三万日，乔灌集成林。

焚烧和尚伞，根除霸王魂。

所谓「坎坷三万日」，说的就是我一生奋斗了近八十年（我十二岁就远离家乡），所谓「乔灌集成林」指的是「文革」后这三十几年所写的长长短短的文稿，经过几番挑选审改，已经整理成册。我的心血结晶终於成为一个小小的「丛林」，为后人提供一点清新的空气。当然，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成果，而是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的鼓励、启示，特别是在座的各位老朋友和新朋友的帮助。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心血结晶，而是我和老伴狄沙俩人的心血结晶。所以，在这里，我表示特别感谢我这位老伴。我同她结婚整整的十三年，在写作和编辑上对我帮助非常大，这是一言难尽的。

后两句概括我几十年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也是我们坚持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点，在座的朋友们都很清楚，我也就不必多说了。

同志们，战友们，人活九十，应该看清楚一些事，想明白一些事，而我总是缠绕在各种绳索中，挣脱不出来，因而我常常忧心忡忡，忧国忧民。但是我们毕竟老了，的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我们肩上的这副沉重担子，应当交班了。当然，我还是充满希望，还是会尽心尽力作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我过去写的一首小诗中，有两句话：「春蚕到死丝方尽，寸寸余丝寸寸心。」我希望在座的新老朋友们，自强不息，健康长寿。希望能和老友们共度明年的、后年的，九十以后的生日。

十分感谢大家来为我祝寿，我和狄沙一起为大家深深鞠躬！请大家举杯，为我们这些九十岁、八十岁、六七十的伙伴们乾杯！

二○○六年九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