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衣:中国需要非毛时代

中国当代史的重大缺憾

八年前,我在採访刚刚来到美国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时候,与他讨论过中国是否缺少一个类似前苏联的非斯大林时期的“非毛时期”,以及邓小平为什么不愿意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及其后果(见《流亡者访谈录》,157-158页,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出版)。最近,北京陈小雅女士在她的新作中重提这段对话,不禁再次触动了我关於这个问题的思考,启发我写下这篇文章。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非毛时代,而实际上恰恰又缺少这样一个时代。

“非毛时代”的提法是从“非斯大林时代”自然地引伸过来的。在世界现代史上,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许多相同,斯大林和毛泽东也有不少类似。中国的知识界和老百姓多年来喜欢将中国和苏联作类比,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的说法在中国大地上流行了多年。后来中苏两国一个成了土豆加牛肉的“修正主义”,一个自称“志壮坚信马列”,於是关於苏中两国不一样的说法就多了起来。其实从历史文化传统或者地理资源看,两个国家大不一样,我曾经与友人开玩笑说,两个国家的颜色不一样,味道不一样。论颜色,一个是绿森林,一个是黄土地;论味道,一个是彼得堡的埃尔米塔什宫,一个是北京的故宫——从中可以嗅出两个国家真正的不同。就当代史而言,中国与苏联的一个最大差异就是,苏联有过一个比较完整的非斯大林时代或者时期,而中国没有非毛时代。这种差异非同小可,影响极其强大,一直延续到现在:俄罗斯或前苏联诸国已经在政治、经济体制上基本完成了向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而中国则还在非民主政体中打转转.缺少非毛时代,是中华民族在历史发育上的不完全,是一个重大缺憾。

中国共产党需要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苏联的非斯大林运动是由苏共党内傑出的修正主义改革家赫鲁晓夫发动并推进的,这是他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1953年5月,苏共中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逝世。3年不到,1956年2月14日至25日在莫斯科召开了苏共第20次党代表大会。包括中共在内的55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就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体系的和平共处、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以及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等理论问题提出了全所未有的新的讨论。时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夜间做了《关於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面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罪行。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一场非斯大林运动在苏联展开,大规模政治镇压被停止,绝大多数政治犯被释放,政治气候空前宽松,文学理论界全面解冻,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骨灰埋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在苏联东欧各地,斯大林的巨型雕像被纷纷推倒,非斯大林运动波及到除中国以外的几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后来披露的材料表明,当时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会后到其他国家访问,代表团成员邓小平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速记稿带回北京。毛泽东读后大为震惊,这个自认为是中国的斯大林的东方独裁者对赫鲁晓夫十分反感,多次批评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是一把不能丢弃的“刀子”。提出“个人崇拜有两种”,主张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为自己的独裁辩护.自此以后,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也就成了毛泽东的主要政治顾虑,最后演进为文化革命的头等大事。

在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安德洛波夫(契尔年科)时代之后,苏联新领导人戈巴乔夫在国际上结束冷战时代,造成东西方和解,在国内修改宪法,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和平演变。眼看苏联的演变,向往民主制度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常常感叹中国的戈尔巴乔夫何时可以出现,一旦有新领导人上台,总要将此人与戈尔巴乔夫作一番比较.这种想法很自然。但是我觉得,人们首先应当考虑的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何在。如果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和平演变的完成者,那么赫鲁晓夫就是这个和平演变过程的开创者。从历史的进程来看,中国的赫鲁晓夫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为重要,或者说,中国需要赫鲁晓夫比需要戈尔巴乔夫更加迫切。

许多人还记得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一些主要题目。在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是主要的批判对象。而从现时代的眼光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强调不使用暴力革命而进入更好的社会阶段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取代军备竞赛和核战争危机的“和平竞赛”,都是比较高明的“新思维”。至於不搞阶级斗争而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的“全民党”(赫鲁晓夫当年还将苏共分为“工业党”和“农业党”,尝试对苏联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进行改革)和“全民国家”,实在都是极其重大的政治改革措施。赫鲁晓夫时代大量裁军,削减党内官僚的特权,提高普通民众生活水平。虽然赫鲁晓夫在冷战期间主持了美苏核对抗,还是第二次柏林危机赫古巴导弹危机等的主要当事者,但是他竭力主张东西方缓和,避免世界大战,为此多次访问美国等西方国家。赫鲁晓夫反对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在对核武器与核战争的认识上,与毛泽东也大相径庭。

回顾中共党内,毛泽东一直在警惕的“中国的赫鲁晓夫”从未出现.文化革命中被毛泽东炮打的号称“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刘少奇并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这顶帽子实在冤枉,刘少奇与作为共产党改革家的赫鲁晓夫相距何止10万8千里!

莫斯科郊外新少女公墓,在长眠有大批俄罗斯及前苏联作家、艺术家、科学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的墓群中,矗立着一座黑白相间大理石堆砌的墓碑,下面静卧着没有葬在红场的赫鲁晓夫,其头像嵌刻在石碑上方,他的表情好像还在与谁争辩。墓碑设计者曾被赫鲁晓夫批评过,不知道雕塑家是否有意用这巨大的两色反差来印证地下的这位政治家功过複杂的一生。

邓小平的历史过失是没有推动非毛时代

平心而论,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批毛的机会,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崭新的非毛时代。

一次是林彪制定《571工程纪要》和着手相关的反毛自卫行动的时候。在“纪要”这个文件中已经包含了对毛泽东最早的又是极其深刻的批判,例如中国农民“缺吃少穿”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论,“国富民穷”论等。《571工程纪要》明确指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毛泽东统治者“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称毛泽东“是一个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要知道这可是写於上世界70年代初期的文字。这是在中共当政以后,对它的暴政的第一次系统的批判。正因为如此,中国民运的一些早期参与者承认中国民间民主运动与《571工程纪要》有一种承续关系(见《流亡者访谈录》128-129页)。本文无意涉及对林彪案件的评论,祇是说,如果林彪在与毛泽东的争斗中成功,由毛泽东制定的接班人来主持批判毛泽东,在中国当代史上会是何等辉煌!当然,历史的虚拟式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祇有思维操作上的快感而已。

还有一次机会在邓小平手中。粉碎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一个重大冲击。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11届3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逐渐进入中共最高领导层期间,发表“解放思想”的讲话,推动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 (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方针,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提出尽快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决定“少宣传个人”,通过《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尽管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还是发出《关於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称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於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等建筑﹔特别提出“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此后全国各地採取行动,拆除许多毛主席塑像和语录牌。这些举动,似乎表示中国已经到达“非毛化”的边缘。

如果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有所动作促成中国的非毛时代到来,对他来说是一个成功率高的政治选择。从中囯共产党的结构和历史进程来看,邓小平可以说是中国非毛时代主要推进者的最佳人选.在历史上,他没有像刘少奇那样充当过毛泽东早期个人崇拜的主要吹鼓手;在个人性格上,他也没有像周恩来那样长期在毛的身边夹紧尾巴做顺臣。毛泽东曾经评论过邓小平“绵里藏针”,“钢铁公司”,批评他搞“独立王国”,在毛面前装聋作哑。以至於毛在发动文革时候将邓作为第二号打击对象。在毛、刘、周、朱、陈、邓这张中共最高层图中,唯一可以和毛过上几招的,唯邓而已。尤其是在毛死之后,尽管写过“永不翻案”的保证,但是凭藉着在1976年中国政治事变之后在国内、党内的威望,凭藉着当年讨伐“四人帮”,否定“十年浩劫”之后的巨大民意支持,邓小平祇要如实地将毛泽东与江青等人在文化革命中的共谋证据一点一点释放出来,完全可以顺利成章或顺水推舟地发动一个非毛运动而不必担当太大的政治风险.邓小平领导的中国非毛时代的社会动荡程度不会超过前苏联的非斯大林时代,非毛的中国时代不会出现共产党领导者担心的动乱.

可惜的是邓小平错失了这个机会。1980年8月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时候邓小平急於表白:“中国不会对毛泽东全面否定”:“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其实,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有何不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并非未曾严厉地批判过自己的最高领导人,大的路线斗争据说就有10次之多。继刘少奇、林彪、“四人帮”之后,将毛泽东放上批判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可以接受。邓小平却没有这样做。在那风高月黑之夜,我们的邓大人是否曾经为批毛大事而彻夜不眠?邓小平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不愿意否定反右斗争,在55万个右派分子中留下5个以证明反右的正确——原因在於他是反右斗争的主持者,这是私心。那么,他为什么不愿意批毛?是缺乏信心还是为了私利?这个私心,是一己之私,家族之私,还是一党之私?看来祇能留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了。

人们评论邓小平的历史功过的时候,常常说邓的历史罪过主要是天安门六四大屠杀。这种判断大致不错.不过我认为,若要整体评论邓小平,他的最大的历史过失应当是没有在中国适时地推动一个本应当由他推动的非毛泽东时代。

批判毛泽东是中共政治改革的重要途径

邓小平的历史过失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过失。前面说过,从中华民族的整体思想发育来说,非毛时代是一个必须经历不可跳过的阶段。从中国现实的政治态势来看,中国当代非毛运动的最好发动者、领导者还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内新一代具有现代民主科学思想以及宗教哲学理念的知识者。这件事情由共产党主导要比别的政治力量主导来得好。中国共产党如果真要独善其身,还想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就必须完成批毛的历史使命。而且在现时代,也祇有中国共产党纔有足够的政治资源作这件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非毛时代也可能是最小引起社会动荡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全党及全民大批判的最后一个高潮是对“四人帮”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在这个批判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过分地利用了中国人民在10年中积累的愤懑和民气,不适当地把本来属於毛泽东的错误或者罪行(发动文化大革命及在文革期间的种种重大决策),强加到林彪、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身上。把“四人帮”作为毛泽东路线的执行者的地位放大到上升到决策者的地位;把王张江姚协助毛泽东推进文化大革命制造大浩劫的真实图景凃改为一幅“四人帮”背着毛泽东结党营私反对毛泽东的离奇漫画。这是一场民意大欺诈.上世纪70-8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领导下,平反了党内外大批冤假错案;可是在处理林彪、四人帮案件中,又制造了新的群体性冤假错案。所以,彻底进行非毛化的补课,是弥补中国共产党以往的历史过错,偿还政治债务的好机会。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必须严肃思考的问题,也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全体公民应当严肃思考的问题.没有一个平稳进行的非毛时代,中国当代史上的大公案就不能得到公正处置,中国社会面临的许多关於现代化、民主化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也就无法解决.中国历史上曾经轰轰烈烈一时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因此成了夹生饭。实际上,当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改革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与缺少一个非毛时代有关.比如废除个人迷信和职务永久制(终身制)及一言堂的家长制;比如建立法治和推动民主选举(毛泽东历来不喜欢法律,反对选举制度);比如经济改革中保护私有财产权问题(毛泽东历来喜欢一大二公);再如阶级斗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从赞扬湖南农民运动无赖们随意到小姐、少奶奶牙床上翻滚到包庇中共大小干部利用职权侵犯女性的普遍通奸行为,也与毛泽东的私生活历来腐化有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从对毛泽东的大批判入手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风尚的改革,不失为一个捷径,遇到的阻力也会比解决1989年天安门事件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你们让亿万老百姓傻乎乎地跳了那么久的忠字舞,唱了那么多“东方红”、“靠舵手”,背诵了那么多的语录条条,难道就不能让他们有那么一段日子无忧无虑自由自在指手划脚地评说评说毛泽东的真假功过而不必担心受到迫害吗?

非毛时代是对毛泽东的全民批判

说中国缺少一个非毛时代,并不是说在中国大地上,在中国民众中没有非毛行为和现象。李锐关於庐山会议的记敍,李志绥医生关於毛泽东个人生活的回忆,张戎对毛泽东罪恶行为的发掘,都包含有对毛泽东的深刻批判。至於几十年来在监狱中受迫害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反毛英烈,更是一支可观的先驱队伍。本文所说的非毛时代,不是着作者或者活动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时代,是一个民族整体的大规模的行动。

中国的非毛时代不是当年的口诛笔伐,不是打到,砸烂,火烧,而是选择,扬弃,异化,疏离,淘汰,还原,返真,修正,是一个真实理性的、实践的批判。主政者有步骤地公佈材料,开放档案,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佔有信息资料的权利。在出版、结社自由的环境中发表文章,展开争论。人们抨击暴政,申讨邪恶,褒扬善良,忏悔卑劣。那是一个生动活泼的时代,各种花朵,不论是否芬芳都可以盛开.这是一个全体民众心灵大震撼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正提升。祇有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华民族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一个发育完善的民族和国家。

中国要完成非毛时代并不很困难.相比之下,对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批判要比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甚至对斯大林的批判还要简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中文版出了50卷,《列宁全集》有60卷,《斯大林全集》13卷,《毛泽东选集》才5卷,加上文稿不过10多卷。号称“毛泽东思想”,其实没有什么思想。毛泽东最喜欢的书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马克思主义系列的着作中,毛泽东读得最多的祇是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国家与革命》两本,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作为毛泽东文明基础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权朮谋略,从《资治通鋻》到《水浒》、《红楼梦》。他在中国古典诗词上的造诣还需要专家来研究,小雅女士提到的毛在上世纪40年代令那些风雅文人倾倒的“沁园春。雪”的原作者群究竟是谁,记得已经有人提出和讨论过这个问题.至於无聊文人多次提出“毛泽东诗词性解”的课题,是否值得研究也可以考虑.

毛泽东不懂艺术,不爱音乐,怀疑科学技术,鄙视知识分子,喜欢玩弄女性。他是如何成为亿万人民心中的红太阳的?狂妄人物的自卑心理一旦发作可以惊天动地,他是如何使得那么多位高权重的共产党官僚和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发抖的?在今天海内外中国人的暴发户中,可以看到多少毛泽东的影子?一些人举手投足之间,甚至说话的口气,写作行文的方式,为什么与毛泽东如此想似?

经历了非斯大林时代的前苏联和今日俄罗斯国土上,仍然存在着普通民众、知识者和军人对斯大林的怀念,尤其是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卫国战争中功勋的怀念,对他建立强大的足以与西方世界抗衡的苏联大国的怀念。但是就整个民族而言,对共产党一代统治者罪恶清算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不可逆转.中国同样需要这种理性和情感双重的结果,而不是让毛泽东神像在出租车中晃荡。让我们举起双手,欢迎中国非毛时代的来临.多少年后,毛泽东不再是在天安门城楼及纪念堂游荡的幽灵,而是在历史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毛的经历与他的主义,依然会成为大学历史系、政治系的专业,成为教授们主讲的课程,成为学子们学位论文的题目。静静地躺在墓地里的毛泽东,也许可以自由地接受某些依然崇敬他的人们的鲜花。

(原载《北京之春》2006年10月号)

一部悲凉的宪法:1954年第一部《宪法》颁布52周年

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带着中共党内的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景色漪丽的西子湖畔的刘庄,历时两个多月,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当时认为,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带有资本主义成份的《共同纲领》也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的《宪法》所取代。

1954年9月,经过全国人大第一次大会较大范围的讨论,终以1197票的全票通过了毛泽东参加起草工作而制定的《宪法》。并于9月20日正式颁布。

说起《宪法》来,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在与封建专制阶级进行斗争中,逐渐认识立宪主义思想的重要,认识到人民应该用直接民主或代议制度参与国家的统治,国家应该有一个永久性的根本法,而产生的。它的用意是防止封建势力复辟,限制政府的权力使用范围,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被政府伤害。因此,在十七、八世纪具有积极的意义,因之,欧洲和美国的宪法得以一直延续至今。

中国《宪法》的制定是参考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集团”的宪法,还研究了解放前的宪法制订的。从理论宣传上说是社会主义宪法优于资本主义。实际上一部《宪法》能严格实行其内容就是好的《宪法》,如果只是“摆设”,说得再好,也没有实际意义。

不管怎样,对于当时这部《宪法》中宣示的: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策以及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公民通信自由……等权利的具体规定,对民主党派、工农大众、知识分子及广大国人确也有过莫大鼓舞。

那时候,和毛泽东的霸气同步的个人崇拜也发展到一定水平,当时竟有人提出要把宪法叫做“毛泽东宪法”,后来总算没有通过。

此前,在讨论宪法草案的时候,人们都忽略了黄炎培先生的一段谈话。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讨论宪法草案时,毛泽东说`:“……全国人民每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一片拥护和万岁声中,唯独黄炎培先生当时提出:“我有一种顾虑,我万分恳切要求各方面对于宪法予以高度的重视来正确执行,所有领导、管理、监督、检查各方面对于宪法执行工作,特别予以严重注视……”很可能黄炎培先生这一席话,是他1945年7月初在延安考察时,和毛作了著名的“窑洞对”之后,经过8—9年的亲身体验和考察,已经发觉毛的“言而无信”或者“说了不算”的特点。面对国家根本大法的讨论,不由得流露出他的一种善意的担心。

后来,他的这种善意的担心,不幸终于成了严酷的现实。庄严的《宪法》终至成了几页废纸。这都是后话了。

虽然毛泽东参与了《宪法》的起草工作,但是,他的头脑里根深蒂固的是“和尚打伞”,压根儿就没有接受任何约束的考虑。他的一生可以说只有一个信念:“天下是我打下的,天下也是我的!”和他的哲学思想:“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宪法》颁布以后,首先,甩开《宪法》的约束,他炮制的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毛把一个文艺观点的争论有意识地枉加了反革命罪名,作为他“与人斗”的靶子。不许申辩,强行判刑,完全抛弃开司法程序、法律取证和宪法精神。最后公布:涉案人员2100人;逮捕92人;隔离72人。最后确定“胡风分子”23人。都是由他确定以后再交给司法部门去办的。

胡风案完全是一种歇斯的理发作的“与人斗”。毛具体亲手办理此案后,有多大问题都没人敢再说话。整个共产党都得顺着他的一意孤行。他的飞扬跋扈就如同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中的家长。家长一发指令,只能高呼万岁,共产党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任何一点不同意见。好象根本就没有《宪法》一样。

[二十多年后,毛已去世,落实政策时,负责外调胡风问题的人员说:“这些人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而且他们还作了一些对革命有贡献的工作。被定为‘胡风分子’的翻译家丽尼,当时在国民党国防部工作,他伺机搞到一份重要情报,交给胡风,胡风把情报交给了廖梦醒,廖又设法转交给廖承志。这份材料在淮海战役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当时就是调查清楚,在这位飞扬跋扈封建大家长面前,谁又敢如实说明真相?]

最后,经过三次平反,证明当年给胡风强扣的罪名,没有一项是真实的。

这一“胡风案”搞完,还不过瘾。还要追求无穷的“乐”,紧接着又发起了“肃反运动”。在他又一次掀起“与人斗”的风浪时,依然是把《宪法》抛在脑后。

这一次“肃反运动”的规模更大,更是完全甩开了宪法的人权规定和司法程序。机关、团体、学校……在单位党的领导下,代替和抛开了司法机关,都可以私自设立拘禁室,都可以剥夺被审查人的人身自由、通信自由。审查时还使用了一定的逼、供、信手段。有的人因为根本没有问题,又忍受不了人格的凌辱,走上了自杀的不归路。(又叫“非正常死亡”,也叫“自绝于人民”)。仍然是党的机构整完,交由司法部门按意见去处理。把司法部门当成了他的“小使”。

经过近一年的折腾,官方公布:被立案审查者共140余万;查出来的“反革命”共计3800人(真实的数字不得而知);占被审查人数百分之0。27。陪绑者占了百分之99。73。这一运动也是完全无视《宪法》精神的。

肃反运动结束之后不久,正赶上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毛对“秘密报告”谴责斯大林,只赞许过一次,就转向维护。他警告国人:“不能把斯大林的刀子丢掉!”他又坚决支持赫鲁晓夫出兵匈牙利。他认定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因为镇反不力。这大概就是在他的头脑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策划“阴谋”或“阳谋”的动因。

1957年他发起了党内整风,接着又推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表面上象是要认真整改,甚至于在开始鸣放以后,对群众提出的意见表示:“大学里如果对党委制有意见,可以考虑取消;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用来迷惑群众。

不到一个月,他在青岛干部会议上则说:“对右派要实行劳动教养,……搞‘裴多菲俱乐部’的,改造他一二十年……”

最后,整风变成了反右派,竟然任意地篡改了宪法第100条,抛出个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把无辜的提意见者百万人送去劳改。《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通信自由、人身不受侵犯……全都被实际废止了。

毛用反右派运动整肃了所谓的“右派”。同时,也用高压手段震慑了全国人民。反右派运动结束后,全国进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这就更有利于他的独断专行。

扫除了一切不同的言论,清除了所有敢说话的人。于是,他又吹起了“与天斗,与地斗“的号角。两年超英,三年赶美,粮食亩产数万斤。宣布:“公社吃饭不要钱,进入了社会主义。”此时,不要说《宪法》,连“规矩”也没有,完全是他一个人充分发挥他的“主观随意性”。实际上当时的国家机关也完全瘫痪,全国的“大跃进”真正指挥者是他,鼓动者是报纸。他想怎么吹,报纸就给他怎么吹。

结果的代价是,他“和天斗、和地斗”悲惨地败下阵来,既没有“赶上”,也没有“超过”,劳民伤财还饿死3000多万中国人。比八年抗日战争死亡的军、民还要多。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真可说是世界上最老实的老百姓,宁肯饿死,也不敢说话。直到他死后,全国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在他80岁临终时,才说了几句实话:“以前是一刀切,现在是切一刀。农民说:‘你们让我们「忆苦」,却又不许说1960年`,旧社会再不好,这么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水洗一样的挨饿,那总会有个地方可以逃荒要饭吃。这可好,60年一到,全国都一样,无处躲藏,许多人干瞪着眼饿死,我们受不了这样的社会主义。’”

实际上这是所有农民对“大跃进”的看法。

对于如此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惨痛后果,他的所谓“检讨”是:“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是要受惩罚,要检讨。我现在受处罚,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这‘三瘦’不是惩罚是什么?”

这是谁检讨?这是惩罚谁?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逻辑?!这也能算检讨?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太多的运动,作过太多的检查,写过太多的检讨交代材料,谁见过如此荒诞的所谓“检讨”?这就是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事件的“检讨”?这就是对3000万被饿死者的,四十四个血淋淋的字的检讨?

如果别人犯了破坏国家经济,饿死3000万人的严重罪行,让他来处理,毫无疑问,他肯定是要“枪毙”人。他肯定会说“重罪当诛”!

说起来,毛泽东也曾“用”过两次《宪法》,只不过那是两次好笑的“闹剧”。

第一次是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刘、邓和毛有一点小小的争执,第二天,他想起了《宪法》,毛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气冲冲质问刘、邓:“你们两个人,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不知道是《宪法》给了他权利,还是他给了《宪法》权利?)”他是共产党大家庭的“家长”,谁敢剥夺他的权利?这好象一个家长对小辈们的耍赖示威。小辈们也只好连哄带检讨诚慌诚恐地连连说着:“我们错了,我们错了。”谁能说这不是一场笑剧?

第二次是文革之初,王洪文在上海成立了“工总司”。当时还摸不清文革底细的陶铸和陈丕显把“工总司”看作是非法组织,应该取缔。中央文革的张春桥、陈伯达却力挺“工总司”。陈丕显当时质问陈伯达:“一个中央文革的成员,居然越过中央政治局和上海市委,支持擅自成立的群众组织,还有没有国法?”

双方争执不下,官司打到“家长”那里,毛泽东表态说:“宪法中有‘结社自由’的条款,为什么不能成立工总司?”这就是他第二次利用《宪法》。拿《宪法》教训了阻碍文革的陈丕显。他简直是随心所欲地在玩弄《宪法》!

当年,在7000人大会上,刘少奇毕竟还有点良心,3000多万条人命,可不是小事。他大概也想总结教训,打个圆场。他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原本是既承认一点问题,又给毛一个台阶下。没想到这话竟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毛此时非但无视3000万人命,认真检查,相反,在一片万岁声中,他想的似乎是他的“王位”。而且疑心越来越大。似乎一向宣传的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点虚无缥缈;有些具体作法又有点象农民革命,“打下天下坐天下”。李先念说过:“第一个皇帝都是英明的,但也是厉害的。”彭德怀后来在庐山开会时对张闻天说过:“中国皇帝第一朝是厉害,因为他不厉害就搞不起来。” 当时的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也说过:“历史上的第一任(皇帝)都很厉害,比如秦始皇、毛主席。”毛泽东自己也自诩:“超过秦始皇100倍。”

封建王朝和民主宪法当然是不相容的。从此,在他的主观随意性之下,1954年《宪法》就好象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但《宪法》消失了,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他的淫威下也整整停开了十年,被取消了十年!

这就是毛泽东式的民主。什么《宪法》?什么人民代表大会?我一人说了算!

1966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毛更是开始了一场更大的“与人斗“的无穷乐剧。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操纵者毛和其妻江青,都没有对“大跃进”造成3000万人死亡的重大灾难有半点正确的认识,把被破坏了的国民经济推给别人去“调整”之后,他则又投入了另一场“与人斗”的波澜之中。早在1962年,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毛就对巴卢库表示,7000人大会上,有人要“推翻他”。文革开始,江青也讲过类似的话。因此,文革的开始,也是他们复仇的开始。夫妻都表示该是报“7000人大会之仇”的时候了。没有多久,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被红卫兵小将打翻在地。

当孙悟空们(毛泽东指红卫兵语)杀进了中南海,刘少奇几次被批斗,被人身侮辱之后,此时,刘少奇也想起了《宪法》,他愤然拿着一本《宪法》(五四年《宪法》)去找毛泽东。

当刘拿着《宪法》去找毛理论时,毛泽东根本就不谈《宪法》,而是用“革命就是最大的法”的理论,教训了刘少奇。当时毛刘有过一段精彩对话:-

“文化大革命这样搞下去,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刘少奇首先发问。

“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你们剥夺了我的权力,还不让我说话,这叫什么革命?我想不通。我要求依照法律,给我在人大和中央政治局讲话的权力,我陈述完我的理由后,我宣布辞职。这样你们总可以结束这场文化大革命了吧?”

毛泽东微微笑道:“看来,你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的确是一窍不通。我们当年造国民党的反时,和他们讲过法律吗?法律,在阶级的社会里,是有阶级性的。我们同资产阶级从来就不讲什么民主,也没有同一个意义上的法律。对资产阶级,我毛泽东从来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也要造共产党的反吗?”刘少奇问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在共产党内,造他们的反,不从党里抓要从哪里抓呢?……我们的修正主义者很奇怪,当他们打击左派的时候,从来也不讲法律,不讲民主,专门搜集左派的材料。他们对我们可狠哪。无产阶级刚刚准备反击,他们要`法律,要民主的舆论就都来了,这难道是平等的吗?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以你之见,就这么闹下去吗?”刘少奇困惑地问道。“就不需要指定一定的规矩吗?”

“又是你们那一套党有党规,国有国法,是不是?”毛泽东说。“以我看,革命就是要打烂一切条条框框,让群众起来彻底革命。在推翻走资派的统治中,是不能给造反派指定那些陈规旧习的。要不然还有什么革命二字?”

“主席的这些话,我实在是不可理解。我保留我的看法和意见。”

“你可以保留,可以按照你的那一套继续干下去。反正我是要搞革命的。我号召各地的孙悟空来大闹天宫,看你们怎么办?”

刘少奇说:“我也没有什么办法,就让历史来作最后的结论吧。” [ 註 ]

这个不愉快的谈话结束了。在这《宪法》和“王权”的交锋中,刘的力量显得那么纤弱,不得不屈服于毛泽东的“枪杆子”和“孙悟空”。当刘退出这个谈话,悻悻而返时,一方面留下的是毛泽东得意的窃笑,另一方面则是,这部1954年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经历了不平凡的被弃置的十二个年头,此时则无声无息地从“国家主席”刘少奇手中很自然地像几页废纸一样滑落在地了……

这就是1954年颁布的,中国的第一部《宪法》的结局。

[ 註 ]师东兵 : 《中国第一大冤案》

古 原:民意调查击败爱国主义

 
日前,中国网易举办“如果有来生,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民意调查活动,还未结束的活动结果显示,64.2%的人表示“不愿意”。这个答案无异于给陶醉于“盛世”、威严不可侵犯的当权者一记响亮的耳光。调查活动因此而夭折,两编辑被革职。

“如果有来生,愿不愿意再做中国人?”其实是一个中性的问题,非褒非贬,答案既可以是“多数愿意”,也可以是“多数不愿意”。在强调爱国主义至上的中国,口口声声爱国的人不在少数,按理说,给出当局一个愿意看到的答案,是理所当然的事。然后当局再顺势用这个答案进行又一场滥情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可以预见的中国政治景观。但讽刺的是,理所当然的事变成了当局认为“不该发生的事”,居然有64.2%的受访者不愿来生再做中国人,其列出的种种理由,成为批判现实的公开化言论。

“下辈子不愿意再做中国人”的理由,主要就是:缺乏做人的尊严、学费高、看病难、就业难、买房难。还有就是对社会和市政的不满。摘录如下:“农民哪能翻身做主人”,“当官的太黑了”,“有些贪官的子女早已不是中国人了,连当官的都对自己的国家没信心,百姓如何指望他们带领百姓把中国搞好”,“有权的可以随心所欲的侵犯别人的财产,而处在底层的百姓只能任人摆布”,“因为我对中国社会制度的不满,对社会丑恶现象不满,对看不到任何希望不满!”“其实这个国家没多少理让我们爱她。”“我想模仿爱因斯坦回答如下:如果我能有所选择,我希望能在一个奉行公民自由、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民福利的中国,一个使得全体公民免于匮乏、免于恐惧的中国,做一个中国人。”“升斗小民买不起房,看不起病,读不起书,找不到工作,当做一个中国人要面对这些实际的困难,同时还不断听到,某公仆黑了多少钱,某人含冤而死凶手却因为有背景而逍遥法外;某个有正义感的人为揭露恶行被无辜拘禁;某种食品有毒,某种药是假药,某种东西又要涨价,又要多交某些税费的时候,谁还会有心情来生再做中国人呢,生活之难,此生足已,何必来世!”……

以上“不爱国”的理由,其实早在民间已形成“共识”,只是没有这么集中在官办的网站以公开的形式表达出来。

中国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盛世”,并非是人人共享的人间天堂。有数据显示:中国10%的富人占有中国45%的财富,10%的穷人仅拥有1.4%的财富(美国之音“财经纵横” ,05年7月)。在没有全民免费基本教育、没有全民医疗保障、没有全民养老保险的中国,没有财富就意味着没有这三方面的基本生活保障,只能做“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原始进化论的实践者,自生又自灭。

如果单是应付一种原始的社会环境,这还不算太差,只要像野生动物那样去生存就可以了。不幸的是,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一个自由开放的空间,人们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比如这次“如果有来生……”的民意调查,就遭到当局的禁止;人们也没有能力维护自身的基本权利,比如临沂等地大范围的野蛮计划生育,育龄人被强制结扎、堕胎等等。揭开这个黑幕的维权盲人陈光诚居然被以“破坏公物罪”判刑4年3个月。声援陈光诚的高志晟、郭飞熊等人,也被牢狱伺候。做中国人做成这样,可以说连动物都不如,动物还有自由婚育的权利,有发泄不满的权利;还有,以死讨薪的民工会被“依法”送去劳教,而欠薪的老板却不会;其他的,如失地维权,反污染维权,反信仰迫害等等,失败的往往是百姓,而且还非常的惨烈。如此种种被当局“恶搞”的社会不公,在在都超过了人的承受力。想爱自己、保护自己的基本人权都不能,还凭什么去爱这个独裁之下的国?

人对在那生长的土地有种天然的感情,但没有必然的“爱情”。民爱国与国爱民是个双向的行为反应,政府单一地强调民众爱国的义务,而不尽爱民之天职,并以党代国,民众何以爱国?俗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当局也是一贯用这句深入人心的古语来教育民众爱国的。一般来说,子不会嫌母丑,狗也不会嫌家贫,但如果那是个虐待狂、神经质又邪恶的母与家,是没有人可以忍受的,再孝顺的儿、再忠实的狗也会被打出家门。即使有人幸运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但那种不安全的感觉,也会迫使他们逃离险地。目前留学在外的不归者,偷渡者,以及移民到其他国家的中国人,不少人就是为了寻找一个较为和谐的社会而离乡背井的。即使这些人因为语言文化等因素难以适应新环境,但为了下一代,他们仍然坚持着。这些人等不及来生,用脚去完成了“如果有来生……”的民意调查。

2008年的北京奥运越来越接近了,届时,两周的超级爱国主义激情定会淹没中国,而有多少人会质疑“为国争光”的口号取代了体育运动的纯洁性?有多少人会计算一下,那些用金馍馍喂出来的奖牌得主,纳税人被迫为他们贡献了多少个亿?有多少人会想到“鸟巢”运动场、“水立方体”游泳中心等等在京城落地,却迫使几十万人他迁?政府为了奥运而毁灭古城,值得吗?又有多少人会质问:为什么有钱办奥运,却没钱为城市的孩子多建几个运动场所,为农村的孩子建造像样的学校?还有谁会记起,山西沁源县第二中学900多名学生由于没有运动场,没有安全意识的老师带着学生到公路晨跑,21个学生及老师被撞死的惨剧?……

中科院院士何祚庥有句名言:“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连他这位在中国享受人上人生活的贵族都有这种观点又那么直接地表达,民意调查怎么就不可以答“生在瑞典、瑞士、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洲宁静小国,和家人朋友幸福地生活到老!”?连这种梦都不给做,还谈什么爱国。

(图为上海一所体校,学生在巨幅标语“为国争光”的注视下练习跳水。路透社图片,9/1/06)

王 怡: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

——电影《东京审判》和《日本沉没》

《东京审判》的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甚至使我产生一个痛苦的念头,假如没有梅汝璈法官,东京审判也许会像纽伦堡审判一样,显得更符合人类的自然正义。梅先生是法学界的前辈,这部电影根据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半部回忆录改编。彼时的境况,就连回忆录也写不下去了。梅先生笔下,带着一种不能不爱国的笔调。无论在征服者的东京,还是文革前夜的北京,这都是他唯一可以抓住的稻草。电影一开始,梅汝璈以拆台的方式要挟其他10位法官,争取所谓中国法官的座次,人或以梅先生为民族英雄,我却为他丧尽法官的尊严而悲哀。在我看来,他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

梅汝璈骨子里不是法律人,而是士大夫。他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对英美法有较深了解。但他以一介书生的名分去审判日本人,肩负的民族大义实在是难以担当。当时国人的民族情绪,很难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在朝在野的国人都以为审判只是过场。自古以来,战败国就是战胜国手上的鱼肉。自古以来,败军之将都是要杀头的。“审判”不过是以现代方式,为这种复仇凭添一层光环罢了。所以审判的头几个月,中方的检控工作非常糟糕,一位副部长上去作证,说日本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结果被轰下证人席。梅汝璈最后甚至对合议庭以死相逼,萌生出若不判首要战犯死刑,就自杀以谢国人的念头。这固然令人敬重,但他的形象,显然是中国古典式的使节形象,而不是现代法官的形象。他持节出使,不是来审判日本人,倒是来与其他10位法官为敌的。

当时纽伦堡审判已结束,开创了人类史上依据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审判国家罪行的判例。苏联人曾建议无需审判,凡穿过纳粹军装的人直接枪毙就行了。人类一直就是这样做的,因循这个惯例似乎也说不上堕落。但二战最伟大的不是胜利,而是胜利后的两个结果,一是《世界人权宣言》的诞生,二是胜利者和受害者甘愿刀枪入库,放弃自古以来处置俘虏的权利,而给迫害者和战败者一个公正的受审机会。这两场世纪审判,德国和日本战犯的辩护人都曾以“法无溯及力”的法治原则来抗辩。但检察官们以国际法中一贯包含着的自然法精神,来论证审判的正当性。40年前的美国电影《纽伦堡审判》中有一个镜头,美国法官杰克逊在纽伦堡预备用作法庭的正义宫中,发现德国人在法官椅的背后也镌刻着《摩西十诫》。他心中顿时踏实了,知道这场审判不是战胜国的舞台,不是依据某个国家的法律,而是依据那高于一切人间法律的法则。正是对自然法的敬畏,使一场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带来了二战后的第一次全球化,即法治与人权的全球化。

但国人普遍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60年前的法官梅汝璈如此,今天的导演高群书亦如此。想不通为什么不但允许战犯辩护,还怕律师不懂英美法,专门给每个被告配一至二名美国律师。甚至对院线和观众来说,在银幕上重温这段历史,仍然是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电影院的宣传海报,以一种虚拟游戏的口气写着,“9月1日,绞杀日本战犯以谢天下”。成都的一家影院甚至推出“模拟绞杀日本战犯”的有奖游戏。60年前梅先生身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我不相信他作为英美法教授,会对纽伦堡审判的意义缺乏理解和认同。也许他自知无力抗拒国难中的民愤和几千年的传统。于是决意在国际法庭上作最后一名士大夫,而不是第一位法官。梅先生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代表遭受侵略的中国置身于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法庭,尝试在国家之间“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他却最终选择了从人类回到中国,从价值回到苦难,顺服在由怨恨、苦毒、惩罚和复仇所组成的法律观下。梅汝璈对合议庭及其庭长的每一次不尊重,都将审判的正当性从自然法立场下降为民族立场。他似乎比日本人更热衷于颠覆这个法庭的合法性。更可悲的是,他的选择在60年后,仍被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他也许出于无奈,但导演和观众却很亢奋。电影中梅汝璈坚持死刑的那一番辩论,幼稚得相当于一个法学院本科生的水平。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受害最深”为中心,使这部电影在关乎“东京审判”的史实上,也狭隘得令人羞愧。

反观几乎同时的电影《日本沉没》,日本导演站在战败者和被审判者的地位,却显出更宏大的视野。这部老电影曾在1973年轰动全日本,今年斥巨资翻拍,加上阪神大地震、东南亚海啸等背景,8月以来在日本和东南亚成为最卖座影片。“日本沉没”的预言是大和民族的一个噩梦。也是当初军国主义兴起、以武力扩展生存空间的民族文化心理。这个充满地震和火山的国家就像一座巨船。电影描写整个日本在地壳变动下,沉入太平洋。几千万日本难民散落全世界,成为获救的余数,像犹太人一样开始“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什么是日本人的诺亚方舟?70年代的版本中对战争的错误选择及人类的命运有令人惊讶的反思。首相说,苦难中的死亡是为了爱中的复活。他率领政治家们跪在全世界面前,请求接纳失去祖国的日本人。全世界的海军也在最后一刻全力投入营救。电影中的中国人也抛开仇怨,接纳日本难民。

尽管这也是一部商业大片,其中的悲情意识和人类感,也比不上30年前的版本。但还是足以令人汗颜。“杀戮有时,医治有时”,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无论是他们的靖国神社,还是我们心里的恨意,谁看见真正的诺亚方舟,谁的悲情就先得医治。

2006-9-15

武宜三:普及刘大生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法学教授刘

王 丹:中国国家暴力开始升级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今年8月14日,中国民间组织泛蓝联盟地区人大的候选人孙不二先生在拒绝安全部门要求后遭遇暴力袭击。最近,据民间维权人士赵昕发布的消息,当中国公民郭飞雄试图进京办理私人事务并去旁听陈光城案件时,中国警察采取流氓和暴力手段阻止。一系列的动作表明,中国政府操纵的国家暴力行为已经开始升级。这也表明,中国政府正在黑社会化,中国政府滥用暴力正在成为中国公民安全的最大威胁,成为中国社会暴力崇拜的最大根源,并且成为中国和平实现社会和政治进步的最大障碍。

显然,中国政府企图以黑道方式压制不同政见的表达和实践,这一动向表明,中国政府自己也意识到自己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无法靠道理和道义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服从,也无法使用国家正规法治程序阻止异议运动的发展。但是,中国政府使用黑道方式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相反,只会激起更大仇恨,并导致暴力反抗,最终不能逃脱覆没的命运。这是中外政治史反复证明的政治规律。中国政府如此滥用暴力和采取下流手段对付和平表达政见的公民,也使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更凶险。由于片面改革发展导致的腐败,暴政,社会不公,道德堕落和经济不安全不会在流氓暴力维持的稳定中得到解决,而只会越演越烈,如此滥用流氓暴力只能扼杀和平理性的公民精神,逼迫坚持维持正义和追求美好社会的公民采取更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今天,中国社会秩序混乱,暴力崇拜泛滥,就是中国政府黑道化的直接结果。在所有伤害公民的安全的暴力来源中,因为没有制衡,政府是最大的违法暴力来源。而且,由于腐败,政府不能有效地消除其他暴力势力,甚至助纣为虐。无论中共高层核心如何自我期许,中国正在急剧恶化的各种问题和中国政府在制止公民依法理性和平解决问题时滥用的流氓暴力手段表明,和谐社会的诺言正在变为一场闹剧。如果胡温不能制止流氓执政和暴力执法,那么和谐社会不是拙劣的骗局也是自恋的呓语。

中国今天政府黑社会日益严重,无法阻止,主要是由于中国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中国共产党要维持一党专政,就需要镇压和控制所有的反对势力。因为这些力量的存在威胁到他们的政治安全。在野蛮公开的镇压可能导致强烈的国际国内谴责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依靠或纵容公安机关使用黑社会方式打压异议声音。黑社会化虽然威胁中国公民的安全,但却成为维护执政者安全的重要措施。因此,不改变中国的制度,就不可能消除政府黑社会化的需求和条件,也就不可能将中国建成中国公民的安全家园。只有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中国才能彻底消除政治生活中的暴力因素。为唤起更强烈的公共关注并制止这一倾向,中国政治与发展研究所决定在 9月22日召开”中国政府黑社会华滥用暴力问题研讨会,”邀请各方面专家研究和讨论中国政府黑社会化滥用暴力的现象、性质、原因、程度、后果、前景和出路。

首发自由亚洲电台

傅国涌:顺口溜中的中国

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

“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班子没有不团结的,群众没有不满意的,完成没有不超额的,竣工没有不提前的,节日没有不祥和的,妇女没有不解放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路线没有不正确的,形势没有不大好的,贪官总是极少数的,团结总是紧密的,拥护总是一致的。。。。。。”

这一段顺口溜可以看作是对当代中国的生动概括。顺口溜越是盛行,现实中的我们就越是无奈。名流教授会向你解释,你今天的无奈都是基于你的无能,不能怪别的。他们会编织出一套似是而非的抽象理论,头头是道,吐沫四溅,你听得云里雾里,他讨了欢心和实惠。房地产大鳄高居金山银行之上,将贷款购房者斥为“房奴”。权贵号召人们要“爱国爱党”,在他们的辞典里,“国”即“党”、“党”即“国”,“爱”者即“听话”也,至少要表现出听话。简而言之,你不要成为公开指出皇帝没衣服的那个小孩,大家心照不宣,不要把这层透明的窗户纸戳破,心里明白,嘴上没说,你就是良民。

面对顺口溜所概述的这个时代,我们可以装聋作哑的沉默,我们可以装疯卖傻的游戏,我们可以天昏地黑地娱乐,可以挖空心思地赚钱。一句话,我们可以按生物的本能选择自己的生存,可以在统治者划定的圈圈里尽情地舞蹈、放声地歌唱,只要它老老实实、不乱说乱动,我们就会活得“自由”而潇洒。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娱乐,如果稍有越轨,说出了哪怕一点点真相,那也是不允许的。做过多年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长的刘忠德,最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了这样一件事。赵本山有一年春节晚会演一个“一串王八蛋”的小品,节品本来有讽刺乡长大吃大喝的内容,如顺口溜中所说:

“中央干部忙组阁,省级干部忙出国,地县干部忙吃喝,区乡干部忙赌博,村里干部忙偷摸,学生干部忙爱国。”

正常渠道不通,顺口溜就出来

乡镇官员大吃大喝早已不是什么秘密,然而这样的节目就是通不过审查。部长大人“看了三四遍”,最后楞是给改了,也是反复改了三四遍,理由很堂皇:“乡长是我们政权最基层的干部,非常辛苦,不能这样讽刺。”依此类推,各级官员毫无疑问都是不能讽刺的,更不用说直接的批评了。

鸣呼,当普通民众所有表达意愿的正常通道都被无情的堵死,当新闻媒介被架空社会公器的职能而沦为权力的传声筒和娱乐机器,除了饭桌上谈论国事,在菜市场骂几句,在公园发发牢騒,我们这个铁桶般的灰色江山,没有公共空间,没有正当的批评渠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短信、网络或口耳相传等方式,相互传递一些顺口溜,几乎就成了民众对社会现实表示某种心态的载体。

朝代越衰败,民谣越流行

顺口溜在我们这个古老大国是有久远的历史的。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顺口溜、打油诗或者叫民谣从来没有断絶过。越到了一个朝代走向衰败时,民谣就越流行。远的如秦末的“亡秦者,胡也”;东汉末年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还有讽刺董卓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元末的“天下当大乱,弥勒佛下生”;明末的“十八子,主神器”;乃至“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等。近的如一九七一年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后,大为流行的“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那首民谣;在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覆灭前夕,“黄埔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之类的民谣就已传开了。

这些或出自佚名作者的创作,或是在流传过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所表达的或对改朝易代、时代变迁的愿望,或是对权臣奸佞、贪官污吏的痛恨,或是对某些清官、明主向往,或是对社会风气转换的感慨。比如关于“官场言论准则”的:“对上级甜言蜜语,对舆论豪言壮语,对外花言巧语,对群众谎言假语,对同事流言蜚语,对下属狂言恶语,对情妇温言细语,对自己胡言乱语。”

再如关于“吃”的:

“官场吃公款,商场吃‘回扣’,赌场吃‘洗钱’;工人吃低保,医生吃‘红包’,警察吃罚款,编辑吃‘版面’,学校吃‘择校费’,演员吃‘出场费’,运动员吃‘身价费’,小姐吃‘青春磨损费’。。。。。。”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

毋庸讳言,这些顺口溜确已成为无权无势的民众自我取乐的方式,一种属于“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发泄苦闷的方式,同样传达出无望、无助又无力的普遍社会心理。

以往的顺口溜都是口头创作,靠的是口耳相传,如今,顺口溜插上短信、网络的翅膀,已经是无远弗届、无子不入。这是顺口溜在传播手段上的现代化,究其实质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民意的一种反映。在新闻不自由的地方,顺口溜就有广阔的市场。不能在公开媒体上直抒胸臆的人民需要通过这些顺口溜相互安慰、苦中作乐。在顺口溜中传达出来的虽然只是民众无可奈何的声音,但那也是社会大转型前夜闪烁的火星,其中有他们的爱与憎、悲与乐、絶望和幻想。一滴水可以见出太阳,短信爆炸时代的顺口溜也可作如是观。

首发《争鸣》2006年9月号

胡 平:维持稳定的政治镇压导致经济社会问题

 8月26日、27日,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从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邀请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聚会美国新泽西,举行题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转型问题》研讨会。会上,具有不同专业领域、学派倾向和职业的专家,探讨如何解读郎咸平现象,人大搁置物权法草案,西山会议以及风起云涌的所谓群体事件及其之间关联,进而分析中国改革的问题、动力机制、前景与应有的选择。对于中国存在严重问题,专家高度共识;但对中国问题的动因,前景和解决途径,专家们则热烈讨论。下面是《北京之春》主编胡平发言。

中共仍然是以高压维护其统治。如果说现在的压迫看上去不太严厉,那也是因为这种高压已经实行了好几十年,因此已经在民众心目中形成了强烈的恐惧效应。中共从“6.4”中吸取的教训是,要尽量把所谓“动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这就必须始终摆出强硬立场,不要让人们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民众越是对当局抱幻想、抱希望,他们就是敢于说出自己原先不敢说出的话,越是敢于提出原先不敢提出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对当局形成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当局要压制就必须花更大的气力(如果能压得下去的话),到头来其形象反而会受到更大损害。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采取强硬姿态,其目的主要是维持和巩固自“6.4”以来中共专制政权的威慑力和恐惧效应。这不是表明他们的强大和自信,而是表明他们的脆弱和心虚。

胡锦涛政权虽然也未必不想对贫富悬殊略加缓和,对贪污腐败略加约束,使弱势群体的境遇稍有改善,但是他们决不容许民众采取公开的集体行动,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当局可以部分地满足民众的物质要求,但是他们最惧怕的是民众由此而获得独立的集体行动的能力。此外,当局也拒绝实行真正的法治,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当局深知,现存的财产分配格局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一旦民众可以根据法律据理力争,他们很可能会对权贵私有化进行正当的清算,从而也就威胁到专制政权本身。

有的幕僚经济学家也承认,在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实行私有化固然很好,但是不具现实可能性,而我们又不能放弃对国企的改革,现在这种改法既然有效地推进了私有化进程,虽然也造成一些不公正的流弊,但毕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但问题是,在没有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条件下推行私有化,权势者们势必会借机大发改革财,把国有财产揣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对全民的剥夺。被剥夺的民众不能不起来抗争。这在权势者看来自然是“犯上作乱”,所以政府就出手镇压。那些幕僚经济学家们发现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为了维护“改革成果”,他们也只好默许乃至支持政府镇压。这就叫“路径依赖”,你说了一就得说二。强盗只是想抢东西并不是想杀人。强盗只是害怕别人告发才杀死被抢者和目击者。幕僚经济学家把权贵私有化路线称为“次优选择”,可是这个所谓“次优选择”,不但导致了巨大的社会不公正,而为了保护这种不公正,为了防止被剥夺者追究剥夺者,它不得不进一步强化对民众正义抗争的暴力镇压。这就是次优选择所必然带来的更大的罪恶。不错,也有一些幕僚经济学家对权贵私有化的现状感到不安,他们也试图呼吁当局实行法治,着手政治改革。可是,他们既然支持了、起码是认可了或默许了权贵私有化路线,他们的呼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它更“不现实”。如果在改革之初,我们大家就一道向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当局实行分权制衡,保障基本人权,那还不过是要求当权者放弃他们不应有的政治特权,大不了无非是和反对派和平地、平等地竞争权力,因此,要当权者们接受我们的要求还并不特别困难。可是等到现在,权贵私有化已经泛滥成灾积重难返,再要他们这样做,那就不仅仅是要求他们放弃政治上的特权,而且还是使他们面临经济上的被追究,那就很有可能把他们之中的不少人送上经济犯罪的法庭,这难道不是更困难得多吗?

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惊人的发展,被人称为“中国奇迹”,还有人把它概括为“中国模式”。这种模式为什么能造就中国奇迹?大约有以下几条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政府独断专行,不在乎公众的压力;由于社会上缺少反对与制衡的力量,政府拥有强大的镇压能力,也更有能力贯彻自己的决策。其次,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例如禁止独立工会),使社会高度稳定;又由于政府不受挑战,不可替换,对经济活动有很强的控制力,政府的行为就有更强的一贯性和可预知性,这就更容易吸引大量的外国投资,同时还能比较有力地防止国际经济震荡对国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是在一党专政下推行经济改革,官员们发现他们可以借改革之机大发其财,因此转而对改革大力支持。政府官员公然把公共资产据为己有,一步到位完成私有化;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另外,由于中国坚持一党专政,不少领域──主要是政治领域──被列为禁区,这就使得更多的人们不得不投身于经济领域;再加上精神真空的出现,人们的贪婪与物欲空前解放,这无疑也对经济发展有火上浇油、推波助澜之效。有个印度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对底层中国人追求财富的冲动产生极深的印象。印度底层社会的穷人整日忙于发宣言,开大会,奔走呼号,要求政府公平分配,呼吁富人们解囊相助。中国的底层民众由于对社会公正失去希望,只好反过来自谋出路,自力救济。这就是说,高压下的不公正反倒成了促进经济的力量。

但是,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整体缺乏合法性。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民众是认帐的。

虽然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换,但并没有发生过“秋后算帐”

的问题。而中国的私有化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产分配格局就没有合法性。譬如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在中国,“秋后算帐”的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当局力图维持高压,指望着用时间把黑钱漂白。如果它压制不住了,会引出何等混乱的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到那时才匆匆引进民主机制,也难收立竿见影之效。但是如果它竟然凭着高压挺过去了,那只会使得它变得更加蛮横更加蔑视自由民主。那必将对整个世界造成莫大的灾难。

首发多维

莫建刚:承认无知的智慧

当社会以渐进式的演化,使人类逐步趋于文明,而帮助人类获得个人知识的方法,就是对未知领域的刻苦探索。个人知识的局限常常使其处于无知的境界,但是崇尚文明的人类个体在克服知识的局限时,所应用的唯一方法,就是对无知境界的征服。自由个体只有在克服对有

知顽固的拥有,在超越、突破对已知的否定后,充分认识自身知识的巨大局限,才能具有向无知的最高境界进行挑战和征服。

对邪恶的强制就是对自由的保障,而对自由的压迫就是对邪恶的放纵和纵容。人类为了将社会推向文明而付出了生命与自由的代价。文明的建成是自由个体的创造价值,在超越和突破社会理性的绝对服从和绝对奴役的墙垣后,使社会个体的创造价值呈现出解放的喜悦氛围。

但是辨证唯物决定论却总喜欢强调人类已掌握和知道了所有的科学知识──这只是用历史预测的妄断而推论出的知识──殊不知,人类社会学中的自由和自然的权利及其知识在唯物决定论的范围里,却是一无所有。由于没有激情,没有自由,生命在人类的生活中失去了生存的意义。自由生命对无知境界的探索和突破便不复存在。然而,唯物决定论却还继续强调,由历史唯物决定论所预测所推论和掌握着所拥有的所有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这就足以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他们所设定的辨证唯物论的哲学误区。哲学,是指导人类社会向文明发展的一种形而上学智慧体系。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知的境界。在辨证唯物决定论的哲学误区里,许多自然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构想和论著之所以一文不值,就是因为他们追随了辨证唯物决定论的无所不知的预测性理论的误导。

“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苏格拉底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辨证唯物决定论的有知,同时超越自身即将堕入有知决定论的泥潭,去求得思想智慧的开放和自由精神的走向。行动的自由和自由的实践,是自由个体的人格价值所具备的创造性的准则。只有通过无数代先辈的自由个体创造价值的传承,才能产生人类社会的文明。

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是对原始的劳动工具和凶残专制的独裁制度,进行了无数次的挑战和突破而形成的。但是当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在饱和了已有的知识并陷入唯物论的泥潭里而不能自拔时,另外一种社会科学的文明将超越和挑战前者而取代之。如此而循环反复的超越、挑战以及突破,这样,社会科学的文明此起彼伏的在大轮回的因果律的意象回归中而重复形成。内容一样,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实际上,辨证唯物决定论的历史预测妄断,常常被无知的最高境界以及处在挑战、超越、突破和抗争的战争中而不能自圆其说。其实,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的建成就是无数的自由个体的创造价值在社会演化进程的实践中,在自由精神的超越和突破中,在思想的修炼和挑战中所积累的意象性的启示录。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的建成是自由个体创造价值观在其先辈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将其积累的经验与自身的创造价值结合,在经过无数次对无知境界的突破、超越和挑战,而其后来者又将这些先辈们的积累的经验与自身的创造价值相结合,又经过了无数次对无知境界的突破、超越和挑战,如此循环与回归而建立起人类社会的科学文明的景象。

无知的境界是个体价值自由创造的催化剂,是人类自由的无限创造力的启动器。如果要使人类社会达到真正的科学文明的自由境界,无知的最高境界就是建立科学文明的必须条件,也是铸造思想大师们的必然条件。个体价值的自由创造在处于无知境界的氛围中,就不得不经常同可能性和偶然性打交道,然而在与可能性及偶然性打交道的研究中,机遇的天使和智慧的女神总是偏爱那些有精神气度和思想深邃以及心胸宽宏的有创造力准备的个体价值的自由的大师。

滥用自由的人经常污蔑追求自由的人,而这些滥用自由的人就是专制集团中的独裁暴政者──实际上,这些独裁者在政治和思想上都是一盘散沙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在掌握着极端的国家政权的情况下,经常为了自身的利益和本集团的政治存在,贪得无厌地大肆侵吞和掠夺公共领域的自然资源和民众那少的可怜的私有财产。同时美名其曰地宣称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荒谬的辨证唯物决定论。

自由的思想是对自由创造力的个体价值的实体,进行理论和知识更新的加工和处理。每一种抽象的理论知识和思想的精神,只要经过有意识的加工和处理,以及运用和实践,在相当大的层次上,这些抽象的思想理论都将被注入辉煌的独立自由的生命。但是这种辉煌独立的自由生命是要受到无数的否定,无数的挑战,甚至受到无数毁灭性的打击,才能具有长久的坚韧不拔的生命的存在。自由的思想是在不断地受到挑战、突破、超越后才能得到更新。更新的思想是诞生在自由行动的准则之中,这种行动是反理性的个体的感性行为,是与物质性以及理性因素互相撞击时所产生的裂变。自由的思想在更新的裂变中其行动的准则永远是建立在怀疑一切、否定自身、证实现实以及批判的、挑剔的、感性欲望的饥渴和自由创造力得以发挥到极至的领域,否则,自由思想更新的源头就会逐渐干涸。

“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苏格拉底语)

(2002-06初稿;2006-07-15拟订)

首发民主论坛

中国:爱琴海网站创始人被捕

(2006年9月20日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关注中国的爱琴海网站创始人被捕,这个受欢迎的网站已于3月9日被关闭。据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张建红于九月9月6日因其网络政论被指控为“煽动颠覆罪”而遭拘留。张以力虹为笔名最近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尖锐批评政府在北京奥运会召开两年前对中国公民的处置。

张是在一些用互联网倡导公民权利、抗议侵犯人权或呼吁更大民主的异议记者、作家、活动家、律师、学者遭到持续镇压之际被捕的。活动家杨茂东 (笔名郭飞熊)、和中国民主党活动家陈树庆因他们的网络文章于上周被分别控以非法出版与煽动颠覆而遭监禁。

保护记者委员会执行主任乔。西蒙(Joel Simon)说:“在答应主办2008年奥运会时邀请国际监督的中国,仍然决心窒息所有的国内批评。我们呼吁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张建红,并且遵守其政府承诺,在奥运会前容许媒体自由”

有关当局还未明确他们对张建红的指控,不过他的许多文章是强烈批评中央政府作为的。他在被拘留前两天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呼吁关注国际组织对政府人权记录的批评,特别是在奥运会开始前的两年,对于记者及其消息来源的恶劣处置。张将这种情形喻为“奥运门”。

根据中文网新闻报道和保护记者委员会消息,警察是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宁波市的张建红家里将他带走的,并没收了他的电脑设备。他的家属后来收到当地公安局的通知,说他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捕,该罪名可判处数年徒刑。

48岁的张建红是受欢迎的文学和新闻网站“爱琴海”的创始人,并是该网站于今年三月因未经授权张贴国内外新闻被关闭前的编辑。近来,他也是几家美国中文网的撰稿人,其中包括博讯、民主论坛,以及与被禁中国宗教团体法轮功有关的大纪元。

保护记者委员会是纽约的一个非盈利的独立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维护新闻自由。更多的消息请访问网站:www.cpj.org.

亚洲项目协调人

鲍伯。迪兹(Bob Dietz)[email protected]

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

齐思盈(Kristin Jones )

保护记者委员会

纽约第七大街330号11层 邮编10001

电话1-212-465- 1004

传真 1-212-465-9568

网址:http://www.cpj.org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根据英文原稿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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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330 Seventh Avenue, New York, NY 10001 USA     Phone: (212) 465?1004 Fax: (212) 465?9568     Web: www.cpj.org     E-Mail: [email protected] Contact: Kristin Jones or Bob Dietz Telephone:  (212) 465-1004 http://www.cpj.org e-mail: [email protected]

CHINA: Founder of popular Aegean Sea Web site arrested

New York, September 20, 2006—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is concerned by the arrest in China of the founder of Aegean Sea, the popular Web site closed down March 9. Zhang Jianhong was detained September 6 on allegations of “inciting subversion” through his online political essays,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nd CPJ sources. Zhang‘s most recent Internet essay, written under the pen name Li Hong, was sharply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s treatment of Chinese citizens two years ahead of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Zhang‘s detention comes amid a sustained crackdown on dissident journalists, essayists, activists, lawyers and scholars who use the Internet to advocate for citizens’ rights, protest human rights abuses or call for greater democracy. Activist Yang Maodong (who goes by the pen name Guo Feixiong), and China Democracy Party activist Chen Shuqing were jailed last week on charges of illegal publishing and inciting subversion through their online writings.

“China, which invited international scrutiny when it agreed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 Games, remains determined to stifle all domestic criticism,” said CPJ Executive Director Joel Simon. “We call on the authorities to release Zhang Jianhong immediately, and abide by the commitmen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made ahead of the Games to allow media freedoms.”

Authorities have not clarified their allegations against Zhang, but many of his essays were highly critical of central government actions. An essay written two days before his detention called attention 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s human rights record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or treatment of journalists and their sources two years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Olympics. Zhang referred to the situation as “Olympicgate.”

Police took Zhang from his home in Ningbo, in eastern China‘s Zhejiang province, according to Chinese-language online news reports and CPJ sources. His computer equipment was confiscated and his family was later notified by the loc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at he had been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authority,” a crime that brings a prison sentence of several years.

Zhang, 48, was a founder and editor of the popular literary and news Web site Aegean Sea (Aiqinhai) until it was closed in March for unauthorized posting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news. He had also been a recent contributor to several U.S.-based Chinese-language Web sites, including Boxun, the pro-democracy forum Minzhu Luntan, and Epoch Times, which is affiliated with the banned Chinese religious group Falun Gong.

CPJ is a New York–based, independ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that works to safeguard press freedom worldwid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www.cpj.org.

Bob Dietz  [email protected] Asia Program Coordinator Kristin Jones   [email protected] Asia Program Senior Researche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330 Seventh Ave, 11th floor New York, NY 10001 +1 212 465 1004 www.cpj.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