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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有所医是现代社会福利不可或缺的一种，而在中国诸种“改革”当中，医疗保险体制却遭受举国痛诟，公认这项改革有三大缺陷：个人医疗费用负担过重，政府投入不足和医疗服务公益性缺失。最常见的指责是认为医保体制改革之所以失败，原因全在于过度市场化。

医疗体制改革的缺陷易于总结，但将其失败归咎为过度市场化却过于简单。因为从历史经验中可以看到一点，正是市场经济催生了平等理念及与之相对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它要求法律认可和平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并反对特权和垄断。

目前，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既不能让本国公民平等地享有最低医疗保险，同时又在医疗保障中设置了按照干部行政级别分级享受医疗待遇、分级给药的规定。这些其实都与市场经济的原则相悖。

其实，无论在哪个国家，医疗事业都有其双重性，既有市场属性，即追求盈利的一面，也有其公益性的一面。所谓“市场属性”指的是医护人员的服务及医疗设施的使用均需用钱购买；所谓“公益性”指的是政府应该拿出钱来，为本国人民购买医疗服务，这里说的“购买”就是说政府要用公共投入建立医疗保障体系，让医疗部门既能够满足盈利需要，又能保持其公益性特点。

兼顾公益性与市场属性，其实就是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虽然各国医疗制度存在诸多差异，但两大趋势却是共同的：一是医疗保障体系趋向普遍覆盖；二是医疗服务体系趋向“有管理的市场化”。而中国却正好呈现了两大相反的特点：一是医疗保险覆盖率过低（城市里只覆盖了50％人口，农村里只覆盖了20％的人口）；二是医疗市场缺乏有效率的监管，从而导致医疗制度面临公益性不足与市场化不足的双重困境。

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调整有赖于社会制度系统。在社会制度系统中，医疗制度只是一个子系统，它的所有问题只是中国社会制度缺陷在医疗领域的折射。

医保改革失败，首先应归因于政府放弃了在全民医疗保险中的责任。这种放弃体现为公共投入严重不足，结果既导致保险覆盖率偏低，也导致个人支付的医疗卫生费用迅速上涨。“2005年中国卫生统计提要”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卫生总费用高达6,623亿元，其中由政府支出的只有17.2％，社会支出为27％多，个人卫生支出占55.5％－－而发达国家的政府负担了卫生总费用的73％，发展中国家负担了57％－59.3％左右。

其次，中国社会缺乏医疗商业保险等筹资机制。这其中原因就更复杂，一是商业保险的历史很短，二是整个社会信用缺失，市场风险很大。商业性医疗保险这一险种虽经保险公司推出多年，但鲜有人问津。从表面上看，缺乏多元化筹资管道是医疗市场化不足所致，但其深层障碍却是道德信用缺失，人们对各种保险商品缺乏信任。

第三是监管力度不够，导致医药费失控。由于政府投入大量减少，而医院要维持运转，必然提高对患者的收费水准。而医疗行业是一个医生（医疗服务的卖方）与患者（买方）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卖方市场”，医生掌握病症分析、用药的有关信息，极易形成“诱导性过度消费”。加之中国的医疗体制又是医药不分，医院既是药品厂家最大的购买者，又是最大的销售者。这个市场如果缺乏监管或者监管不力，就等于放纵医生利用职业优势诱导或者迫使患者消费。而作为医疗市场管理者的中国政府又高度腐败，在这种制度环境下，希望中国医疗市场走向管理型市场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也正因为医疗体制折射了中国社会体制的弊端，在外部社会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善并无多大可能。但病有所医又是人的基本经济权利，从中国的国力与人口现状出发，中国政府与其以发达国家为效法样板，不如学习印度。印度奉行政府重公平，市场重效率的准则，用公共投入建立了一个低水平的全民医保体制，以满足穷人需要而体现公平；同时鼓励民间投资，建立商业化的高水平医疗服务体系，以满足富裕阶层的需要而追求效率。一个低水平的医保体制未必理想，但总比中国目前这种生了小病也无钱医治的状况要好得多。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从绑架到软禁再到逮捕，随着山东官权对盲人维权者陈光诚步步升级的迫害，官权的野蛮也越来越走向疯狂和下流。如果说，一个月前，“陈光诚声援团”在临沂遭遇，临沂当局还表现出最低的理智，虽然有堵截围殴，却无毒打和抓人；那么，一个月后，在陈光诚案开庭前夕，山东官权对高智晟律师的秘密抓捕，已经是丧失最低理智的疯狂行为；临沂警方以莫须有的“盗窃嫌疑”刁难许志永、张立辉、李方平三位律师的行为，凸现的不再是权势者的蛮横力量，而是恐惧导致的下流，是脑子进水的弱智。

然而，面对民间依法维权的坚韧理性和不屈尊严，山东官权再癫狂，也尽现虚弱；临沂警方再流氓，也不敢一黑到底；否则的话，中共当局不会对高智晟容忍到现在，山东官权也不会严密封锁抓捕高智晟律师的信息，更不会让陈光诚的三位辩护律师走出派出所。

一直关注陈光诚案的许志永博士，曾经为陈光诚写过一篇很愤怒的文章《一个政府对一个盲人的战争》。的确，在独裁国家，政府是庞然大物，个人则微不足道，个人面对政府的蛮横，常常产生无可奈何和无能为力之感。然而，当庞然大物缺乏道义基础而微不足道拥有充分道义之时，对抗的结果未必就是强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即便官权拥有一切有形的专政手段，在无形的道义反抗面前，也不得不有所收敛。围绕着陈光诚案的官民之争，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今日中国政治天空仍然晦暗不明，但不再是看不到丝毫光亮的纯粹黑暗，民间抗争的此起彼伏，如同点点星光点缀着夜空。因为，独裁官权已经无法一手遮天，民间已经摆脱了“三呼万岁”的愚昧，也在逐渐超越万马齐喑的懦弱，所以，官权的政治僵化和民间的权利觉醒、官权镇压与民间反抗、官权暴虐的下降和民间勇气的提升……同时并存。加上互联网、手机等高科技工具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平台，使民间的反抗之声已经无法彻底封锁，很容易将民间抗争变成备受瞩目的公共事件，从而形成国内外相互配合的舆论压力，致使中共的监狱等于道义成全。

今日中国，民间价值与官权价值越来越走向分化乃至对立，在对官民之争的社会评价中，民间价值往往压倒官方价值，那些遭到官权打压的勇者，可以从得道多助的民间土壤中汲取力量，民间良知的不断涌现又反哺民间土壤，形成了相互激励的民间勇气。尽管政治恐怖依旧，但已不再能产生杀一儆百的威慑力，民间人士走向监狱的过程，既是不断加大镇压成本之旅，也是一路提升反抗者知名度之旅。所以，即便官权屡屡用牢狱之灾来恐吓民间，也无法让民间闭嘴；即便动用从政府暴力到黑社会暴力镇压维权，也无法扑灭草根维权的火焰。

没有人喜欢坐监狱，绝大多数人怕坐牢，即便大家都不怕坐监狱，也不可轻言把牢底坐穿。然而，当独裁者把监狱强加在反抗者头上时，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共制造的每一起牢狱之灾，都将让它付出一定的政治成本；良心犯面对牢狱之灾的大义凛然，都会让民间多一份让强权害怕的从容。

2006年8月18日于北京家中

──《观察》首发

   2006年8月11日中午，共产党的杭州公安局传唤昝爱宗先生，并于当日晚上以“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为由，对昝爱宗先生行政拘留7天。这里暂且不论昝先生关于7.29事件的呼吁文章，是否真像中共警察机关所指控的那样“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也暂且不论本案件背后明显的政治迫害和刻意构陷，仅就其决定程序本身而言，也存在明显的违法性。
   
   请看中国共产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一百零七条：“被处罚人不服行政拘留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公安机关认为暂缓执行行政拘留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的，由被处罚人或者其近亲属提出符合本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条件的担保人，或者按每日行政拘留二百元的标准交纳保证金，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暂缓执行。”
   
   根据网络上报道的事实，中共杭州警察机关在11日中午传唤昝先生后，当晚就立即做出了拘留决定，并于当日开始执行。在关于该事实的报道中，看不出昝先生接到处罚决定后是否表示服从？如果不服该决定，他是否申请了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是否申请缓期执行拘留决定等内容的报道，而且从时间上看，昝先生已经被立即野蛮关押于拘留场所，人身受到监禁，自由被即刻剥夺，其自己已经不可能亲自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了，如果要行使这些法定的司法救济权利，也只能委托近亲属或委托律师。再查8月11日的日历就可以发现，11日为星期五，正好是周末，在他们向昝先生宣布拘留决定后，昝先生当日从时间上即便委托律师，律师也已经不可能行使司法救济权利了，要想行使该权利，必须等到8月14日，也就是下一个工作日开始的时候，而这时对昝先生的羁押已经进入第四天了。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共杭州警察机关涉嫌程序违法，在对昝先生实施行政拘留的过程中，非法剥夺了昝先生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提出暂缓执行拘留等权利，至少因相关办案人员的行政不作为，造成昝先生无法实际行使这些权利。可以合理设想，当昝先生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执行公务的中共警察很可能推说这与我们无关，你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表示要提起行政诉讼，他们也可能说反正法院大门开着，你爱告谁就告谁吧。我们还可以合理推测，在8月11日中午传唤昝先生，经过半天的讯问、恐吓后，又在当日下班时间过后才宣布对他拘留的决定，也是精心策划的一个阴谋——因为这样从时间上就可以取消昝先生寻求司法救济的权利，就可以“合法”的对昝先生进行关押，剥夺人身自由。
   
   今天，当我怀着万分气愤的心情写这篇文字时，昝先生的拘留期限已满，该走出拘留室了。是的，中共的警察机关就这样“聪明”的实施了对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的专政。他们也许此刻正在暗自得意，觉得自己完全“合法”的剥夺了公民进行法律救济的权利，成功报复了不听话、不驯服的人。
   
   我对这种规避法律、玩弄法律、把法律作为卑劣的害人工具的做法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同时支持昝先生在拘留期满后拿起共产党的法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讨回正义。
   
   
   20006-8-17

——读余良先生《红色漩涡》

「导语：柬埔寨是中国的影子和镜子，柬埔寨三年八个月的浩劫是中国五十多年苦难的浓缩和反映。 柬埔寨共产党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中共流氓政权的翻版。因此  ，柬共和波尔布特的破产也预示中共独裁专制也一定以失败告终。」

七月三日联合国审判柬共头目的二十七名法官在金边宣誓就职的时候，余良先生的《红色漩涡》由美国明镜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这是反映柬埔寨革命、战争、苦难的第一部作品。读完之后，心情非常沉重，久久无法平静。震惊、恐惧、悲哀、愤怒，兼而有之。读余良这部自传体小说，简直像做了一场恶梦；不对，应该说是重温了一场恶梦。《红色漩涡》以写实的手法再现了中国人民、柬埔寨人民和华侨的深重苦难；其中有理想追求和主义之争，有错综複杂的国家和民族纠缠，有生死抉择和儿女柔情。《红色漩涡》用铁的事实控诉了本是一丘之貉的中共、柬共长期狼狈为奸，共同犯下的群体灭绝罪和反人类的罪行。

目睹人间惨剧

余良在一九四七年出生后因父母去国，寄飬在广东省潮安县下赤水村外祖父家。在陶铸「村村流血，户户冒烟」的暴力土改中，外祖父和舅父被定为地主遭枪毙，外祖母上吊自杀；舅母带表姐和表弟在逃亡中被捉，表弟也遭杀害；为了斩草除根，农会派人到汕头追索藏匿在亲戚家中的小余良，幸得好心人掩护而逃过一劫。

一九六O年，十三岁的余良离开饱受反右、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肆虐的饥饿中国，经香港偷渡到了柬埔寨。到柬埔寨后又遭并非亲生的父母的泠漠和虐待，十五岁时离家出走；在失学、苦力、失业、流浪的过程中，受左倾华侨的影响，一九七O年进入由越共和柬共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从此掉进了柬埔寨革命的「红色漩涡」，几度遭灭顶之灾，九死一生。

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一直打着解放人民旗号的柬埔寨民族解放军攻占首都金边时受到市民热烈欢迎；谁知仅仅一小时之后，柬共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藉口要市民立即撤出金边；在匆促慌忙的「疏散」中稍有迟缓者即遭杀害；有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因延误了撤离时间而死於枪口之下；不少老人、病人、妇女、小孩在途中不堪折磨，而大量死亡。一个星期后，人烟稠密、繁荣兴旺的首都，变成了一座死城。马德望、磅湛、贡布等所有城市亦无不如此，余良在撤徃农村的路上亲眼目睹了许多人间惨剧。

二万越侨统统杀光

「疏散」到了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或偏僻的乡村安家落户的市民，在口粮严重不足，住无法躲避风雨的茅棚，加上医药奇缺的条件下，为了实现「超大跃进」和「尽快建成社会主义」，还要每天从凌晨四点钟下田干活到夜里九点半钟才准收工。於是大批大批的人由此酷暑、劳累、饥饿、霍乱、疟疾和水土不服而死去。老百姓   吃树上的水果、到河里抓鱼，都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轻者殴打，重者处死。作者见到一个华侨小孩因偷吃番薯，被活生生地扔入滚水锅里煮死。

更多的人则是因旧政权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异己分子被集体屠杀。向柬共投降的朗诺政权的军政人员，从总理、司令、部长到广大士兵，几乎全部杀掉，许多人是全家杀光，如旅游部长努诺夫人一家十四口无一倖存。作为柬共的盟友西哈努克亲王一家，有十八人（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两个女婿、十三个孙子）被杀；亲王夫妇亦遭软禁，如非中方特别关照，也必死无疑。由於与越共有宿怨，柬共把来不及撤走二万越侨统统杀光仍不解恨，结果有越人血统和会越语的柬人也成为  代罪羔羊。

华侨一半死於柬共屠刀之下

波尔布特是毛泽东的绝对崇拜者，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O间，曾经三次到中国当面向毛泽东取经，一九七五年攻下金边后两个月，又到北京听取指示。仅在一九七O年，中共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然而许多受中共输出革命理论影响而积极支持和参与柬共革命的的左倾华侨，却被柬共认为是非我族颖，以刘少奇派、林彪派等种种罪名而加以逮捕和杀害。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后，波尔布特认为中共也修了。碍於还要向中共索取物资不曾公开閙翻，但华侨就大倒其霉。一九七五年后，中共派了大量专家帮助柬共建设，为专家作翻译的华侨青年在工作完成后即遭集体杀害，余良即是其中一员，只因越军攻城而捡回一命。抗法时期参加革命的华人党员张东海，是柬共的商业部副部长，也在大清洗中遭杀害。一般估计，五六十万华侨中有一半死於柬共屠刀之下。

但中共对此不置一词，当华人向中共驻柬使馆求救时，中共外交官竟幸灾乐祸：「这就是你们背叛祖国的下场！」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朱德、华国锋「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电乔森潘、波尔布特、农谢「最热烈的祝贺」民主柬埔寨国家独立节一周年，并表示「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地支持柬埔寨人民的革命事业，同兄弟的柬埔寨人民团结在一起，并肩战斗，共同前进」（《人民日报》）。邓颖超一九七八年访柬时，也对柬共赞扬有加：「中国人民要小学生那样虚心向柬埔寨人民学习。」中共对一九九八年印尼大规模屠杀、强奸华人妇女的反应也是这样，不但不予救助，反而在国内外拚命封锁消息。中共之无耻无良大抵如是！

柬共是中共的影子和镜子

波尔布特为了巩固个人权力，许多老战友、高级干部、将领也遭杀害，据估计被波尔布特杀死的柬共人员超过十万人。在不间断的政治斗争、「清理阶级队伍」和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由越南回国的二千多原人民党党员，其中许多曾留学中国、苏联，全部被杀光；把满腔热情地从外国回来为国家服务的一大批知识分子都当作特务，先送去农村，再加以全部杀害。在波尔布特「多一个人不如少一个人」的孤家寡人主义笼罩下，柬共把做生意的、甚至有缝纫机的人都当作资产阶级加以清除；把战争期间居住在朗诺统治区的人民，也视作附敌人分子加以迫害；对少数民族占人也加以镇压，磅占省曾发生集体屠杀占人的事件。

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越军攻克金边，柬共十几万军队兵败如山倒。在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共没收了一切私有财产，取消货币，关闭学校，禁止宗教，取缔中文，禁说外语，搞合作化，变全国为集中营。以大规模处决和疯狂虐待的方式，杀害了近二百万人，相当於当时柬埔寨全部人口的三分之一。柬埔寨竟是中国的影子和镜子，柬埔寨三年八个月 的浩劫是中国五十多年苦难的浓缩和反映。

毛泽东的极左机会主义路线不但给中国带来浩劫，也给柬埔寨人民和居柬华人造成惨绝人寰灾难。柬埔寨革命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柬埔寨的全面、彻底的实施和模拟试验。柬埔寨共产党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权，就是中共流氓政权的翻版。因此  ，柬共和波尔布特的破产也预示中共独裁专制也一定以失败告终。

“昂贵的遮羞布”

所以，中共对审判前红色高棉头目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为此，四年前朱镕基免去了柬埔寨欠中国的全部二点二亿美元债务；去年向柬埔寨投资二点四亿美元并赠送六艘海军巡逻艇；今年温家宝又宣布向柬埔寨提供六亿美元经济援助，为洪森政府修建豪华的办公大楼。中共如此打肿脸充胖子，大令友邦诧异，原来目的无非要洪森当局放中共一马，在审判红色高棉问题上，尽量拖延和淡化。   洪森当局果然心领神会，不仅拒绝将红色高棉头目送交国际法庭   ，而且包庇他们，让他们在柬国境内逍遥自在，过着安逸的养老生活。尽管洪森曾经是红色高棉的死对头   ，也曾经就是中共的死对头。（陈劲松：《中共金援柬埔寨，用心良苦》）

到今年七月三日联合国提名的十七名柬埔寨法官及十名国际法官在金边宣誓就职的时候，除波尔布特已经在一九九八年死亡外，其余领导人年事已高，病患缠身，有的已处弥留状态。在中共和洪森政权的联手遮盖下，红色高棉可能得以逃脱历史的清算，这固然是柬埔寨人民的不幸；也是中国人民的不幸。中共用中国人民的血汗钱为自己的历史罪行缝制了“昂贵的遮羞布”（陈劲松）。

7Aug2006於酒香书屋

《动向》2006年8月号

 

【2006年8月18日狱委讯】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程翔涉嫌透露国家机密案又有最新进展，继本周二程翔出庭之后，与他同案被起诉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建华今天（8月17日）也出庭受审。 陆建华被捕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员，并且是中国权威年度报告“中国社会蓝皮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被认为是中国政府的智囊之一，经常接受媒体采访。2005年上半年，陆建华因为涉嫌向程翔透露国家机密而被逮捕。此后，包括香港记者协会在内的许多自由新闻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以公开信等形式，要求中国政府对程翔和陆建华案件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处理。在本周二程翔出庭之后，陆建华也在两天之后出庭受审，据香港媒体报道，对程翔的审讯持续了一天，而陆建华的庭审只有90分钟。而且所有审理过程都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两人的家属都没能在现场旁听。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对此表示：  “陈先生和陆先生的家人都没有知会进入法院听审，我们觉得这是很坏的安排，其它传媒也不能够进入法庭听审，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到达中央政府的耳中。” 在程翔出庭受审之前，香港记者协会组织了一次烛光祈祷晚会，对他和陆建华进行声援。据胡丽云女士透露，大约有100多名各界人士参加了烛光晚会，其中包括了传媒界以及政界人士，还有一些与程翔素不相识的人。他们希望通过这一行动向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表明态度，也就是希望程翔和陆建华能够得到公正对待。关心此案进展的香港立法会委员李鹏飞也出席了这次晚会，但他表示，程陆两人被定罪判刑的可能性非常大，只是希望中央政府能够考虑到他们以前对国家的贡献，从轻发落。香港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表示，如果程翔和陆建华最终被定罪的话，对于香港媒体和海外媒体的相关从业人员将是一次重大打击： “我觉得如果他们两位先生被定罪的话，对所有的人，不但是香港，或者是国内的传媒都是一个很坏的消息。香港很多传媒工作者都在国内进行不同类型的采访，但我们对国内的法律还有很多不认识，不明白。好像程先生，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很资深的传媒工作者，也会遭遇这种事情，那对于年轻的记者来说无疑是面临很大的压力。” 胡丽云女士同时表示，已经有国内和海外的同行向她表示，由于中国内地很多法律规定并不明晰，比如对于国家秘密的定义很模糊，因此很担心一不小心，程翔和陆建华的遭遇就会发生在自己或者为自己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身上。因此，程翔和陆建华的案件最终结果将会对香港，乃至海外媒体产生巨大影响。香港记者协会也将继续关注程翔和陆建华案件的进展，并根据法庭的判决结果和两名当事人家人的态度而决定如何采取下一步措施。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2144,2139005,00.html 德国之声:石涛

笔者8月17日22：15接到李劲松律师短信，三个冤民律师都已经平安回到沂南县东方宾馆，目前只能连夜加紧准备法庭辩护词。22:47分，李劲松律师又收到消息，才知道搞错了，又给笔者发来纠正短信，许志永博士依然被羁押在派出所，只有李方平律师、张立辉律师安全返回了宾馆。李劲松律师在傍晚六点和李方平律师、许志永博士、张立辉律师在沂南分手后，离开沂南来到临沂市买了八点半的车票，按原计划准备返回北京出席明天北京一中院的一个庭审。但是此事一来，他耽心明天又出状况，决定独自留在临沂，明天八点重返沂南出庭。

与此同时，已经赶到沂南的张鉴康律师和邓永亮等维权人士在获悉许志永博士竟被当地流氓诬赖指控为偷了其钱包的窃贼，与许志永同行的张立辉律师及李方平律师亦被其指控为偷包贼的同伙，三人均被沂南县警员带至沂南县公安局界湖派出所控制起来了后，立即准备拿着律师证到该派出所要人。未曾想，刚刚准备从交通宾馆出门，警察就来盘问了！22：11分，邓永亮发来短信，表示警察刚走，但是楼下已经有四辆警车严密看守着了。

据悉，除已经到达沂南的近十位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外，严正学、齐志勇等等维权人士也正在赶赴临沂的路途中。最先到达沂南的杨在新律师还在外围安全游击，联系各方。

紧急！23：08分，赵昕又收到邓永亮、张鉴康短信：“警察又来盘问了！”看来，临沂警察们今天晚上是不准备睡觉，殷勤加班了。请各界朋友们高度关注，沂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已经放话：敢来沂南，老子要发狠了!必须警惕强权者狗急跳墙。到凌晨24：30，警察依然未有丝毫走的迹象，还在胡搅蛮缠。

已在沂南同仁电话：李方平：13901360413，李劲松;13691124988,许志永：13693399478；杨在新：13517898996，邓永亮：13379009947，张鉴康：13384916864，请良知朋友们予以高度关注、积极声援。

《达芬奇密码》一书把作者丹·布朗推上史上收入最高的作家宝座的同时，也惹来种种麻烦，迈克尔·贝金特和理查德·雷何诉《达·芬奇密码》剽窃《圣血和圣杯》一案虽然在今年4月已经宣判，但是，由于两位原告的再次上诉，最近又将重新“回炉”，把公众的吸引力再度继续下去，看来这一场法庭之战将无休无止。

　　据称，调查庭同意在该案重新走上法庭之前给地区法院两天的时间“重新阅读”这两本书。之后，原告将有3天时间提供证据。

　　今年4月英国高等法院裁决清除了丹·布朗在他的《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利用”迈克尔·贝金特和理查德·雷何的创意之嫌。英国高等法院大法官彼得·史密斯法官在判决书中认为，《达芬奇密码》并没有抄袭《圣血和圣杯》，两书的主题创意均属“虚拟”，都是作者独自创造的产物。他的发现之论也将成为法庭战争的中心议题。

　　布朗反复强调，贝金特和雷何的指控完全是凭空想象。听证会上，作为出版方的兰顿书屋律师团宣称除非贝金特和雷何可以出示这两本书来自同一中心主题的确凿证据，否则他们不可能赢得官司。

　　但这几位原告也从此官司中获利不少，因为指控世界上最畅销的书有剽窃行为，他1982年出版的《圣血和圣杯》一跃而成畅销书，再度风靡。该书的出版商也是兰顿书屋。

Posted on December 8, 2008October 30, 2018

学问与黄色小说

今年1月10日，地处洛阳的最后一所南洋学校倒闭关门。南洋教育发展集团曾经号称中国民办教育第一品牌，有民办教育的航空母舰之称。从1993年以来，南洋教育集团先后投资建成10多所遍布全国各地的南洋学校。然而从2005年开始，南洋教育集团属下的这些学校，突然之间纷纷倒闭。一个号称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如何落到这种境地？南洋教育集团必须倒闭吗？家长必须蒙受损失，孩子必须转学失学吗？

    作为民办教育的旗帜，南洋集团的倒下，在社会中引起了不少关注。观察家们开动脑筋寻找各种导致倒闭原因的蛛丝马迹。大多数人把目光集中到南洋倒闭的各种内部原因上。其中许多分析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依我看，南洋集团的倒闭，有其必然性，而且其原因更在集团外部，而不是在内部。如果那些导致南洋倒闭的外部原因不存在，南洋会倒闭吗？

   我们知道，南洋集团的倒闭，不是其不具备办学条件，不是老师不合格教学设备落后或是招不到学生。相反，南洋学校，教师一流，软硬件设备先进。南洋学校出的问题不是在教学上，而是在资金上。南洋集团从创始人撤出到最后倒闭，都是因为现金出了问题。虽然集团的资产优良，但是，学校就是得不到现金。如果集团能够拿资产做抵押从银行贷款，那么，南洋就不会倒闭。但是，南洋没有得到贷款，因为政策和法律不允许国有银行向民办学校提供贷款，甚至拿资产作抵押也不给贷款。在中国又没有私人银行。国有银行向各地的各级国有学校提供了无数贷款供它们征地、建房、扩容，以致国有高校已经成为新的银行坏帐滋生地，而南洋集团从银行连一个子也得不到。如果南洋集团从银行能够得到贷款，南洋会倒闭吗？

   发达国家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教育发达。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为什么教育发达？因为在那里不仅有众多的公立学校，而且有大量的私立学校；不仅有私人学校，而且可以自由创办以营利为目的的私立学校。私立学校不仅可以自由地从银行和私人手里得到资金支持，而且可以通过上市从资本市场募集资金。南洋集团无法从银行得到贷款，而收取教育储备金又被指责为非法集资。如果政策和法律允许南洋集团通过教育营利，允许南洋集团在境内外上市融资，南洋集团会倒闭吗？

   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投资的事业。既然如此，就要从方方面面争取对教育的投入。当南洋集团从政府、银行和资本市场得不到资金时，其活路已经不多了。但是，据南洋集团创办人任靖玺先生透露，世界银行下设的国际金融公司为了支持中国的教育事业，主动表示愿意向南洋集团提供一笔四千四百万美元的资金。但是，当任先生到有关部门办理手续时，却被有关部门以民办学校接受海外资金关涉到中国的金融主权和金融安全为由拒绝了。世界上有那么多愿意支持教育的金融机构，如果南洋集团被允许从外部获得这样的资金支持，南洋集团会倒闭吗？民办学校从中国为其股东的世界银行获得资金支持也要政府批准吗？

    当自身的造血机制被摧毁，外部的输血渠道被卡断的时候，南洋集团的结局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至此，这个民办教育的航母无路可走，必须沉没。南洋集团的倒闭在某些省份给各方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给那些靠辛苦积攒多年凑齐储备金的学生家长，以及那些在南洋学校就读、后来被迫转学乃至失学的学生。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南洋集团不应该倒闭，即便倒闭也不应该造成这么大损失。根据有关审计结果，即使在倒闭之后，南洋集团的资产仍然大于负债。换句话说，家长们的储备金还在。只要有关部门处理得当，不会出现上述损失。在某些省份，正是由于执法机关的不当执法，尤其是公安机关的强行进入，南洋学校的资产没有及时得到保全，刑事审判掩盖了家长权益的不正常流失，使本来不该发生的损失，反而进一步扩大。由此产生的民怨又成功地转嫁到了南洋集团头上。南洋集团真是连好死也得不到。

    像南洋集团这样的民办教育机构倒闭这样的事件当前层出不穷。民办学校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个倒下，还活着的大多数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国有学校，红光满面，分钱分利真忙。这种反差表明，民办学校的成批倒下，不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而是目前的制度环境不提供民办学校生长所需要的氧气和养分。所以，南洋学校的关闭，不应该把帐算在像南洋集团这样的民办教育头上，而是应该算在民办教育的扼杀者头上。像南洋集团这样的民办学校的垮台，无疑造就了不少的输家，如民办学校的创办者，在那里就读的学生及其家长。但是，它也造就了一个大赢家：这就是为中央集权大一统服务的垄断的教育体制及其所支撑的鲸吞教育经费和家长钱袋、扼杀学生个性和创造力的应试教育。